安娜是個藝術家，寫過一部題爲《戰爭邊緣》的小說。她還是個理想主義者，五十年代初期在非洲參加過共産黨組織。但這個組織不去接近非洲的黑人群衆，卻抱著種族偏見空談民族的解放。回到歐洲後，她又在英國共産黨的某個外圍組織裏參加一些沒有實際意義的工作。這時候的她雖然信仰馬克思主義，但精神上已極度空虛。她不滿現存的社會制度與價值觀念，同時又從根本上懷疑斯大林主義。尤其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她對自己先前所信仰的一切徹底絕望了。她不能再做什麽事，作爲作家，她患上了寫作障礙症;作爲一個女人，她找不到能滿足自己感情需要的男人。她的精神到了崩潰的邊緣。爲了拯救自己，爲了使自己不至于發瘋，不至于自殺，她接受了心理治療，但收效甚微。倒是這四本筆記成了靈丹妙藥，通過它們，她可以把一個完整的人格分解成四部分，從而消弱死亡的意志，瓦解其強大的破壞力。黑紅黃藍四種顔色于是成了一個不安甯的靈魂的四道反光:黑色代表她的作家生活，紅色代表政治生活，黃色代表愛情生活，藍色代表精神生活。至此，四種筆記的外部的客觀象征完成了它向內部的主觀的象征的轉移。至于金色筆記，它與其他四種筆記不同，它的意義不在于折射外部的或內部的世界，而在于一種哲理的表述，一個生活的總結。金色筆記篇幅不長，寫的是女主人公邂逅美國作家索爾?格林後發生的一些事。他們兩人意氣相投，都是那種對人生有著深層思考的知識者。經過人生的風風雨雨，他們不情願，但又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人生是不完美的，世界是由各種混亂的因素組合而成的一個整體。人類曆史的進程就像一大群人向山上推一塊巨大的圓石，盡管他們使盡了全部氣力，用盡了全部才智，也只能往上推動那麽一小寸。在很多時候，戰爭或錯誤的革命運動還會使這個進程倒退下來。好在這種倒退並非一退到底，而是倒退到略高于起點的地方就止住了。推圓石的人于是繼續努力，雖然要把圓石推上山頂簡直遙遙無期（作者沒有說哪一天人們可以期望在山頂上見到這塊圓石），但他們還是堅持不懈地努力著。

    人生的價值在哪裏?恐怕就在于這堅持不懈的努力中。雖然成功甚微，但努力本身就是價值———這話萊辛沒有明說，但我們顯然可以這樣去理解。假如大家都放棄這種努力，這塊圓石會滾下山來，把所有的人都碾碎、壓扁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推圓石的人，盡管他們無法把圓石推上山頂，盡管他們所推的圓石甚至倒退了，但他們仍不是失敗者。他們用不著氣餒，用不著自暴自棄，因爲世界就是這麽個模樣，你不應該苛求它來適應你，而應該你調整好自己去適應它。你應該與這不完美的、混亂的世界達成妥協，與之和平共處。千萬不要與之怄氣，更不要像《自由女性》中那位血氣方剛的青年湯姆（主人公女友摩莉之子）那樣因容忍不了這種混亂就開槍自殺!

    可以說，金色筆記的“金色”，其象征意義就是“真理”。

    主人公安娜終于明白了這個真理。她的寫作障礙症也就不治而愈。最後她答應索爾重新開始寫作。索爾爲她未來的小說寫了開篇的第一句。她也爲索爾的小說寫了第一句。索爾的小說後來發表了，反響很好。

    安娜給索爾的小說寫的第一句是:“在阿爾及利亞一座幹燥的山坡上，一位士兵眼望著照射在他的步槍上的月光。”

    索爾的故事就寫在安娜的金色筆記裏，是一個短篇。但在萊辛的《金色筆記》中，只留下了一個故事梗概:一位阿爾及利亞士兵在戰場上被俘，受到法國人的嚴刑拷打。後來他從監獄逃出，重新進入軍隊，並負責看管法國的俘虜。受他看管的一位法國俘虜是位學哲學的學生，他跟他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並抱怨自己一生中只知道盲從祖師爺們的說教，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思想。兩人越談越投機，不幸被指揮官撞見。指揮官認定那位阿爾及利亞士兵是間諜，下令把兩人都槍決。

    這個故事要說明的是人生的荒謬:犯人與看守的角色是可以隨時轉換的，生與死也不是人們自己可以預見的。這層意思作者在前面藍色筆記中已有過更形象的描述:安娜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軍官被蒙上眼睛背靠著牆站著，他的對面是六個持槍的士兵，正等待他們的指揮官下達槍決的命令。那第七位（即行刑的軍官）只要把舉起的手放下，那六位士兵就會馬上開槍射擊。然而，就在這時，外面傳來一陣陣呐喊聲:“我們勝利了!”行刑的軍官聽見這聲音，便走過去給犯人松綁，自己站到剛才犯人站過的地方。犯人和行刑者親兄弟般對視一笑。指揮官的手終于放下，槍響了，犯人倒斃在牆腳下。 ①

     安娜本來無法容忍這種毫無是非標准的現實，但在領悟了人生的真谛後，她就能坦然地面對這種殘酷的、血淋淋的人生遊戲了。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索爾給安娜的小說寫的第一句:“兩個女人獨自住在倫敦一座公寓裏。”

    略微留點神我們就可以發現，這第?句也正是《自由女性》的第一句!這也就是說，《自由女性》這篇文字是安娜在與現實達成妥協以後寫的。

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是我們理清《自由女性》與黑紅黃藍四種筆記以及金色筆記之間關系的鑰匙。

    《自由女性》中的兩個女人（即主人公安娜和摩莉）都是離異後的獨身女子。兩人身邊都有一個孩子:安娜的女兒叫簡納特;摩莉的兒子叫湯姆。兩個女人雖然性格不同，但都標榜女性的自由。她們自覺地站在男人的對立面，總以爲自己的不幸是男人造成的。光從表面現象去判斷，我們很容易錯誤地把《自由女性》當做全書的總綱，從而將女權主義放到很不恰當的位置。英國女作家、文學批評家安妮塔?布魯克納 ① 在《倫敦書評》上撰文就稱萊辛是“原始形態中的女權主義自我意識的先驅。”由于她是萊辛同時代的女性作家，她的話似乎很有些分量。其實，她並沒有說到點子上。通過上述對四種筆記和金色筆記之間的關系的考察，我們已經知道，作者的視野遠比人們所能想像的要廣闊得多。她的雄心壯志是想描述五十年代整個世界的道德氣候和政治風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種族主義等等，都是她筆下的基本命題。不能說《自由女性》不談女權主義，但不是整部小說的主流。那導致女主人公精神分裂、患上寫作障礙症的一切才是小說的核心。說《金色筆記》是女權主義的作品，那就像瞎子摸象，只說出了其中的一點，而沒有把話說全。在我們僅限于《自由女性》（且不管那五本筆記）討論問題時，說萊辛是女權主義自我意識的先驅，也是不合適的。萊辛不是什麽先驅，更不是極力主張女權主義的鬥士，而是一個女權主義的悲觀論者。“自由女性”在她筆下只是一個反語。像塞萬提斯以模仿騎士文學來否定騎士文學那樣，萊辛也是想以標榜女性的自由爲幌子來證明女性自由的非現實乃至荒謬的。只不過她的行文不像塞萬提斯那樣辛辣、咄咄逼人，而是更溫和，更含蓄罷了。男女的世界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整體，男人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絕對自由的女性是不存在的。主人公安娜自己是一個不完美的人，她想尋找完美的男人來彌補自己的缺陷，這本身就是不現實的。最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抗爭以後，兩個女人都與現實妥協了:摩莉重新嫁了人;安娜雖然沒有再婚，但也已從封閉的自我走出。作者的描述顯然想給讀者留下這樣一個印象:女權主義並不能幫助婦女獲得真正的自由，離開了男人奢談女權，這種思潮本身就沒有多大意義。更何況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很多，而且也更重要，女權主義還遠遠排不上議事日程。

    五種筆記與《自由女性》的關系，實際上是大主題和小主題之間的關系。世界那麽混亂，你的力量又那麽渺小，你根本無法改變這個世界，無法把那塊大圓石推上山頂。你又不是站在山頂上向下觀望下面的人如何推動圓石的那種人（這種人爲數很少），而是在下面賣力氣的芸芸叢生，那麽，你就盡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吧。只要你盡了自己的責任，做了你應該做的事，這也就夠了。作爲一個作家，你就繼續寫你的書去，既然你理不清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團亂麻，就不要去理它。世界那麽混亂，你就應該在混亂中求生存，而決不應該因混亂而放棄自我生存的權利。

    這恐怕就是萊辛在讓女主人公解除寫作障礙症時想說而沒有明說的話，也是索爾在給安娜寫下“兩個女人獨自住在倫敦一座公寓裏”這句話時所期待的。

    還有，在寫作風格上，《自由女性》采用的完全是一種傳統的敘事文學的寫作方法;而四種筆記則有多種手法的混合:如心理分析的方法和新聞報道的方法就常常與紀實的方法並駕齊驅。這也是作者有意安排的。這樣做使四種筆記增加了層次感、混亂感（當然，作家自己是一點也不亂的），從而使《自由女性》的傳統回歸顯得更招人惹眼。作者在這裏再次給無言的形式賦予某種意義:主人公經曆了一段時間的迷惘以後，又回到了常規，回到了無奈的，表面上平平淡淡、骨子裏混亂無序的現實。

    《金色筆記》的翻譯是我和劉新民兄共同完成的。我譯至黃色筆記第三部分，余下的是劉兄的譯筆。

    本來我是打算一個人承擔到底的，只因受國家教委委派赴劍橋大學進修古英語和中古英語文學，不想在那塊文學和科學的風水寶地裏做在國內貧寒的書齋裏也可以做的工作，于是請了劉兄幫忙，完成余下的那一部分。好在劉兄是我多年的合作夥伴，我們曾十分愉快地在一起翻譯過《莎士比亞詩全集》。

    譯完這部書，對萊辛的作品有了一定的理解以後，我們更感到《金色筆記》確實是二十世紀英國文學的重頭戲。說它劃時代恐怕言之過重，但至少是一部經得起時間考驗、能夠流之久遠的書。

    陳才宇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