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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採趣文《同治陝甘回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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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採趣文《同治陝甘回變》
同治陝甘回亂，另稱是同治陝甘回變（鬥爭時代說法是“陝甘回民起義”）等，是同治回亂裏最重要的部分。1862年爆發，持續12年（若考慮陝回白彥虎部隊在新疆的活動則是16年），前期主要領導是普洱馬，後期主要領導是于彥祿、禹得彥，知名領導還有赫明堂、任武。同治元年三月，太平軍西征部隊進入陝西，多地回民響應。十九日，伊斯蘭教阿訇任武聚衆起事于渭南，與洪興同被推舉爲元帥。任武曾參加過鹹豐七年至八年（1857－1858）雲南回民起義，回陝西後，藏匿于渭南倉渡鎮清真寺，秘密發動群衆，制造軍機旗幟，准備武裝起事，買竹事件暴露後，正式暴亂，殺盡八女井數千漢人，接著殺安撫者、清帝老師、陝西團練大臣張芾，升級暴亂，廣泛屠殺。其時，甘肅（當時包括甯夏）、青海回民也紛紛起事，並逐漸形成四支主要力量：馬化龍（伊斯蘭新教哲合忍耶派第五代教主）回軍活動于甯夏南部；馬占鳌回軍活動于甘肅南部；馬文義回軍活動于青海東部；馬文祿回軍活動于甘肅西部，其中以馬化龍部力量最強，成爲整個西北回軍的中堅。“一任四馬”裏，任武及其幹將白彥虎屠殺最瘋狂。陝西回軍先期打敗勝保統領的清軍，也多次打敗多隆阿清軍，後被多隆阿打敗得退入甘肅。左宗棠率湘軍最後平定了回軍，由于馬占鳌所據河州曆史上是回民老教主要基地，有某種自保性質，左宗棠保留了馬占鳌勢力，一馬獨大使得其後人馬步芳等橫行甘肅青海。
左宗棠曾在給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稱：“陝回之禍，由于漢回構怨已久”。在這場回民暴亂中，關中漢民幾乎被屠殺殆盡（涉及到的各縣縣志對此有詳細敘述，是不是“關中漢民幾乎屠殺殆盡”，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故意不確定）。先有多隆阿帶兵平亂，後來多隆阿在陝西省周至縣戰死，後來朝廷命左宗棠派兵平亂，所向披靡（具體情況見各地縣志和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等曆史書），最終平息了這場暴亂。回族被安置在甘肅等地。之後的陝西關內，幾十年未曾修複，殃及河南洛陽等地，後來的建國選都中，陝豫地區因爲經濟凋敝而落選，很大程度上正是緣于此次回民暴亂。
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民在現實生活中有許多所謂宗教禁忌（具體應爲禁忌引發的不愉快情況見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等）。同治以前，在回、漢矛盾比較尖銳的關中地區，因爲未能很好的處理爭執往往導致嚴重的流血事件。禁止女子天妝，導致回族男青年壓抑的欲望在漢女看戲場過分表現。（這個觀點前面編輯者沒說明出處。但是有因爲說回族有些男青年看戲往後看鬧過糾紛。見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裏記載。）
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裏記載：漢族同胞觸到回族的衣服，回族同胞割去衣服，打官司，縣官不理睬（有幾種說法見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導致回族同胞大憤。回族女同胞帶頭巾，有的漢族同胞的孩子去當怪物看，導致一些回人反感。（關于這些事在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裏有幾種說法。）
陝甘地區在曆史上是華夏文明發祥地之一，也是漢族的傳統聚集區。但由于氣候變遷（主要是幹旱），陝甘地區的自然生存環境已日趨不佳。到明清時期，幹旱、水土流失以及黃河改道等自然災害頻發，而與此同時陝甘地區的人口卻在持續增加。爲爭奪有限的自然資源，鄉村之間的械鬥不斷發生，往往形成世仇。通常這類械鬥主要以宗族或宗氏劃分陣營，但在陝甘地區逐漸發展爲以民族和宗教劃分陣營，這爲陝甘回亂增添了伏筆。[3]（並不止是由于爭奪鄉村自然資源此類事引發的）。
伊斯蘭教在傳入中國後，爲求得社會認可和進一步發展，曾主動尋求本土化（前面編輯者沒有給出出處。）例如寺廟建築風格等方面，在明朝甚至出現了以儒家學說解釋其經文的現象。但隨著明朝滅亡，清朝建立，這一發展曆程被中斷。例如新疆地域本來有力的漢佛文化被統治者強行自上而下地推行伊斯蘭化。隨後，一些無知神職人員轉而從中東地區引入了一些較爲激進和保守教義。在18世紀，甘肅籍的穆斯林神職人員通過研究外國伊斯蘭教重要分枝——蘇菲派（該分支源自麥加和也門），在中國西北回民中創立了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派，稱爲“新教”。
清朝鹹豐時期，由于東南方戰事巨大，陝西負擔嚴重加大，實收的田賦增加到了正規田賦一倍半。陝西地區，在回民起事之前就爆發過兩次農民運動。第一次是鹹豐六年（1856年），渭南縣渭河以北的農民，在刀客馮元佐率領農民到縣裏抵抗（據《陝西回民起義資料》第一篇介紹），反抗鹽課攤派而“交卸農具”（即把種地的農具交上去，表示不再種田），它是類似工人罷工的消極反抗辦法，後來很快就被官府瓦解。第二次是在鹹豐十一年（1861年），臨潼縣李橋人楊生華號召村民起義，渭河以北幾個大鎮都參加了，與官兵相持數月後失敗，楊生華全家被殺。（可見于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
同治元年，渭南的回民武裝與太平天國扶王陳得才結爲聯盟。同治五年，張宗禹、張禹爵率領撚軍進入陝西。雲南杜文秀領導的回民運動以及隴東董福祥領導的農民運動，都與陝甘地區有著密切聯系（見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縣志等曆史資料）。
由回民地主階級和宗教上層人物領導的民族起義。回族的地主階級，如代表地主階級的陝西大荔青池村的溫氏家族（另外根據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裏記載溫氏當年也不願離開，把銀子埋入地下），代表工商業資産階級的大荔禹家莊的禹氏家族和鹹陽茶商木士元等，還有宗教領袖阿訇這一階層，都在回民起義中起到重要作用。地主壓迫回民的另一種方式，就是每遇訴訟，必然賄賂官府。在渭南，有一位訟棍，爲打官司的回民農夫和漢民地主同時寫了兩個狀詞，給回民寫的是“十冬臘月天，地凍如同磚，镢鍁鏟不下，羊蹄怎能搬？”。但同時又給漢民地主寫的卻是“一凍一消，松得像馬勃，羊蹄一撥，連根帶稍。”因此回民是打不贏官司的（關于羊吃麥苗官司的問題和其他官司讀者，可參考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以及相關的曆史材料）。在藍田發現有“漢人從前衙進，從後衙出”的行賄，在渭南孝義鎮發現汙民爲賊的碑文。各地回民到處暴動，很大程度上是想侵吞漢民地産，把物産豐富的沙苑地區徹底壟斷起來。
注：回民亦是如此作爲，回漢你來我往的爭鬥，不斷使矛盾趨向激化。
團練的肆意妄爲、搶劫殺人，是激起回民暴亂的重要原因。（沒有嚴格論證，不可一概而論，各地團練不同見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陝西的團練，是地主武裝，其頭目張芾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慘敗，被革職回鄉，此人以儒士自尊，愛護回民。同治元年，“聖山砍竹”事件後，團練無賴到秦家村放火搶劫殺人。導致當時華陰縣紳士李啓讷所記華州、華陰兩縣回民暴亂，足以供我們參考：“四月十九日，撚匪至渭南赤水鎮，華州團練約集華陰鄉團合力堵賊。迨華陰鄉團齊集華州，詢及華州回漢砍竹跶架之事，因而團練中有無賴者，忽起搶劫回民之念，然難以爲辭。遂聲言回民將作撚匪內應，必先除內患，然後再堵匪賊。二華團衆，即尋至華州之秦家村。秦家村者，系華州回民居住之一所也。團衆直至秦家村，聲言‘回民造反，必先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無罪，苦口哀求，團衆堅執不允，登時將秦家村放火燒毀，任意搶劫。團衆此時，心滿意足，飽載而歸。恐回民之鳴于官而治其最也，又于各處飛遞傳單雲‘陝西不留回民，天意滅回！必將回民殲除淨盡，回房燒毀不留！’各處見傳單後，助糧助兵。有不從者，仍以燒房殺戮爲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無處，絕無生理，拼命相爭。”[7-8]【關于這個秦家村的事有兩種說法：有一種說殺人了並且放了火，這篇引用的文章說燒了村子，殺沒殺人沒說。見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裏記載】（根據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裏采訪記載有提到雙方發傳帖的事情。但不是在每個地方的采訪裏都提到了雙方發傳帖，是從整本書裏記載有雙方發傳帖。）
李松茂先生說過“宗教和農民起義有密切關系。伊斯蘭教和回民起義有密切關系（伊斯蘭教和回民起義，甯夏人民出版社，1982）。門宦來源于漢族的“宦門”“門閥”一詞，是中國穆斯林的特有組織。它上有教主，道堂，下有清真寺，形成一個嚴密的組織。教主一呼百應，教徒唯命是從。門宦之間，各自獨立，相互排斥，矛盾和衝突經常發生。
明末清初，隨著甘肅回族聚居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和回族內部矛盾的激化，甘肅伊斯蘭教內部産生了三大教派（格底目，依黑瓦尼，西道堂）和四大著名門宦（虎夫耶門宦，哲赫忍耶門宦，嘎的林耶門宦和庫不忍耶門宦）。清朝乾隆時代起首先在甘肅河州一帶回民中出現了政教合一的門宦組織，是維系整個回民的一種宗教組織系統。門宦制度作爲新的政治力量的興起，改變了原來的政治格局和民族關系，派生出十分複雜的內外矛盾。清政府對門宦勢力采取了嚴厲打擊和極力壓制的政策，這不僅表現在清政府自乾隆以後竭力企圖取締回民的門宦組織，而且這一政策直接演化爲清王朝對整個回回民族的歧視和排斥。這種專制統治在民族問題上的野蠻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激烈反抗，這樣很自然將鬥爭的矛頭指向清政府，使回民有了一個共同的反抗目標。
隨著伊斯蘭教的發展和蘇非主義在西北回族社會中的進一步傳播，甘、甯、青地區的一些回族在遠赴麥加朝觐期間接受並學習了新的伊斯蘭教理論，回國後便積極傳播，並得到廣大穆斯林群衆的熱烈歡迎與支持，使得具有較高組織程度的各種門宦開始出現在回族社會中。隨著門宦的形成和門宦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回族社會內部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回族社會內部組織化程度的加強與提高。而這個變化過程所引發的社會整合使原有的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這種社會關系的改變在西北地區穆斯林民族的內部與外部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無論哪一種形式的改變，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對于清王朝腐敗的統治都是一種比較嚴重的威脅和挑戰。同時，回族門宦制度的發展是以回族社會組織化的方式來完成的，而這個方式是從宗教領域發展起來並以宗教形式來進行的。在這個過程中，回族社會內部的競爭導致了回族內部教派與門宦之間的矛盾鬥爭日趨激烈，從爭奪教徒到爭奪清真寺及其他各個方面，最終導致一系列大規模的械鬥與仇殺事件。因此，清王朝對西北回族教派門宦矛盾鬥爭的利用、分化與打擊，使西北回族社會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壓迫，導致了西北回族與清王朝之間嚴重的矛盾對立與慘烈的流血衝突。從清乾隆十三年開始，門宦之間的權力鬥爭共爆發了五次，清王朝在西北地區的各級官員並沒有真正地認識和了解回族社會的實際情況，因此對于教爭問題的嚴重性與危險性的估計不足，所以在處理教爭問題上采取了錯誤的方式，直接促成了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起義。教爭問題所暴露出來的本質問題是門宦勢力與官府統治的矛盾問題。一方面，門宦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加強了回族社會內部的凝聚力與實力，增加了清王朝的統治難度。另一方面，教爭的矛盾與回族和清王朝統治的矛盾密切相關，教爭的升級終于導致回族、撒拉族與官府矛盾的尖銳對立並以起義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種模式幾乎成爲清朝後期幾次回民起義的一般規律。
1781年，哲赫忍耶創始人馬明心的弟子蘇四十三領導了反清起義，但其教派爭權的錯誤思想導致了起義迅速被清廷瓦解。1784年田五、張文慶等爲首的石峰堡反清起義；1862年以馬化龍爲首的甯靈反清滅漢暴亂。
頭年就屠殺漢人一千一百多萬（占死者五分之四多），死亡二千萬，占當時陝甘總人口的三分之二。這是人類史上登峰造極的對異教徒的大屠殺運動，任何借口或理由都不能庇護其爲正道。
主要根源是漢回之間有過群體衝突（主要是回民群體與漢人裏的強橫群體有過衝突）而受屈回民得不到公道處理，積怨已久（參看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曆史調查記錄》），當然這種積怨不能說是各處的情況，關鍵問題是回民裏某種極端文化如宗教組織把廣大個人編組爲部件、及某種無限報複文化，才使得濫殺無阻（其實漢人內部也有弱勢群體與強橫群體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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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芾冤死，回民的聖戰正式爆發，首領任五爲了表示自己“再無退路，再不回頭”的決心，竟手刃了自己的家屬，何其恐怖！他們號召穆斯林起來“聖戰”，殺光關中的“卡菲爾”，建立一個獨立的伊斯蘭國家，于是回民迅速組織了30萬穆斯林民兵，在關中諸地的漢族地區展開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我可以毫不留情的告訴大家，這次屠殺的結果一點也不亞于日本鬼子在南京制造的那場屠殺——沙苑地區“人類幾滅”（據《同州府志》），臨潼縣竟被殺30萬人有奇，大家想象一下一座縣城和它的轄區被殺30萬人的景象吧！
在回民軍的塗炭下，三原、富平、華縣、興平等地漢人均遭到嚴重屠殺，死亡總數約有100萬余人。其余的漢人結寨自保，由于陝西回民不會攻打城寨，所以損失很大，爲了建立“伊斯蘭國家”，他們被迫保存力量，以中心城市爲攻擊重點。
中線穆斯林民兵約16萬，于1862年7月初攻克了六村堡，據正史載，幾乎全殲陝西中部團練武裝。不過據後人了解，被殺的大多是逃到這裏求生的平民。
1862年11月，回民軍將領穆生華率部在秦安酸茨坡擊敗清軍，斬秦州知府托克清阿；馬化龍率部于1863年4月攻克靖遠，殺10萬人；1863年7月，馬化龍詐降清軍，騙開城門克甯夏府、靈州，人口損失140萬。
這次戰爭帶來的大屠殺使甯夏的人口損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直到今天，甯夏還有一百多處當年遺留下來的廢棄村莊，全是被當年的回民軍屠戮一空的村子。甯夏地區清政府的官員對回民軍的報複性屠殺顯然沒有任何思想准備，固原知府爲了安撫回民，不許漢人組織團練，要求回漢雙方缙紳都來官府起誓，雙方當時發誓永不相殺。可十天後城內回民就起事，殺了清朝官員以外，“城內官民男婦共死者二十余萬人”。
正月初，陝回入境，殺戮極慘，焦爛隳殄……四鄉堡寨攻陷無遺……回民軍入城……，全城糜爛，死者不知其數。”事例太多了。如華亭縣“從此丘墟”，“平安後召回遺民，僅得男婦老幼70余人”。
陝回結土回爲內應，……人民殺斃餓死十有八九，逃出者十之一二。”靖遠縣內“漢人死者男婦約十余萬”。 總之，隴東被回民軍攻陷5年，人民喪失90%以上是沒有問題的，基本是漢人，
1865年河州回民攻狄道州，殺10余萬人。請大家記住這支回民軍後來的結局，這可以非常恰當地證明，所謂“清軍報複性屠殺”這種定論式說法的荒謬性。
1869年，白彥虎再度派人燒黃帝陵，被北路清軍擊退。
還有一個事例，穆斯林民兵在各處摧毀佛教寺院，殺戮佛教徒和道教徒，並計劃摧毀華山的建築群，這樣的做法無異于徹底毀掉漢族的佛道文化，轉而強迫漢族人信奉伊斯蘭教。
西部的回亂已經漫布陝西、青海、甘肅、新疆等地，境外勢力也開始插手，並在新疆建立了阿古柏汗國，意圖分裂西北，清政府看到回亂難以控制，便派朝廷重臣左宗棠率軍平叛，
同治元年（1862）的陝西，陝西回民趁清軍到南方鎮壓太平軍，一些回民首領發動了“傳帖殺人”，准備屠殺漢人。目的是將陝西的漢人殺光，在中國的西北建立一個純粹的伊斯蘭教的國家。同治回亂前，他們密請鐵匠打刀，刀打好後將鐵匠殺掉，以防泄密.爲准備殺人的竹竿，將街上的竹竿全部買光，驚奇的官府稱爲“買竹”事件。大荔縣有個大村八女井，同治回亂第一次殺人就是將此村的漢人全部殺光，有一天一上午殺了一萬多人，緊接著，挨村殺，不分男女老幼，很快大荔，渭南，華縣的農村被回民殺光，殺完農村再進攻縣城，一些縣城的老百姓進行了頑強的抵抗。臨潼縣的一個回民教師接到殺人傳帖後的第二天，緊急報告縣長。然後回家，知道回民不會饒他殺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兒女，自殺[後人爲之立祠]。臨潼知縣通報情況後，緊急關城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兩岸的全縣村莊，30萬漢人全被殺光。當時西安城裏的陝西巡撫提出的政策是安撫回民，對城裏回民未殺一人；緊閉城門以防城外回民進城殺人，也阻城內回民出城殺人。
幾個月內在關中平原殺人五百萬，80%的漢人。一年時間關中２６個縣長被回民殺害。只有一些縣城內和逃入骊山的人口幸免。1863年甘肅回民受到動員開始起事，不過覺得難以下手痛殺漢人鄉鄰。于是，不抵清軍進攻的陝西回民，轉入甘肅一路走一路殺，一次１０萬以上漢人的大屠殺有很多次，許多縣的漢人被殺光，共約600萬，全省人口減少70%。一年之內，陝甘兩省共有1100多萬漢人被殺。時稱“同治回亂”。
華夏文明的發祥地陝西遭受如此浩劫。根據當時的經濟軍事情況來看，回民的動機既不是反抗壓迫的“自衛”，也不是“反清”。他們不爲謀財，不爲占地，沒有計劃侵入西安或者北京，就是在當地進攻縣城，圍獵村莊，對漢民不分男女老幼，挨村挨戶，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燒死，單純爲殺人而殺人，種族滅絕。當時甘肅的靖遠民謠： “同治五年三月間，殺氣彌漫天。十余萬人一朝盡，問誰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帶煙，萬裏黃流寒。阖邑子弟淚潸潸，染成紅杜鵑。清歌一曲信史傳，千秋壽名山。碧血灑地白骨撐天，哭聲達烏蘭。”
據《中國人口史》的統計，戰前（1861）鹹豐十一年的甘肅人口1946萬，戰後（1880）光緒六年僅存496萬，人口損失比例爲75%。穆斯林針對“異教徒”屠殺，遍及時空，不足爲奇。奇怪的是，1949之後的中國史書，把屠殺漢人的白彥虎說成民族英雄，把拯救漢人的左宗棠說成劊子手；卻把純粹屠殺兩千萬漢人同胞的浩劫稱作“大起義”，義在何處？
馬化龍也是時降時叛.跟清政府玩貓與老鼠的遊戲.但他屠殺起漢人可絕不含糊的.在他初起時.攻占靖遠縣.該縣23萬漢人不分男女老幼被殺得只剩下五千人.張承志在<<心靈史>>也曾提到過.當回民攻占陝西某縣城後.殺光包括出生沒幾天的嬰兒在內所有漢族男子.輪奸所有漢族女子.稱之爲給漢人換換種.最後馬化龍被擒後.淩遲處死.全家被滅族.實在也談不上什麽冤枉.而且有一點必須要說明的是回民對漢人的屠殺主要是集中在回民初起之時.占有很大優勢.幾乎控制了陝西大部與甘肅除蘭州之外的全部.在這個區域內對漢人進行大屠殺.
當年的回民，對渭南兩岸的漢人進行了瘋狂的種族大屠殺。想一想，當年這裏的人口總數不過七八百萬,被殺了五百多萬，這是一種怎樣的惺風血雨的景象。據路偉東研究，臨潼縣1861年的人口是26萬。臨潼縣志載, “1862--1869七年，臨潼縣死亡人口30余萬.。渭河南北燒殺之災無一村一人而幸免.。”也就是說，不僅殺光了原來的人口，也殺光了這七年新生的孩子。
據三原縣志記載，鹹豐十一年（１８６１）三原縣人口１６萬人，由于回民起義加之光緒年間兩次瘟疫和大旱，三原人口銳減至４萬人。回民起義兩年間（１８６２—１８６３），“縣舊隸五百余村俱殘破，僅存東裏、蔡王二堡”
高陵縣，據路偉東資料，回民起義前的１８６１年，高陵縣人口６.９萬人。高陵縣志記載，“同治三年（１８６４），縣內人口銳減至３２１９２人。”兩年時間減少６０％。
回民在甘肅殺了六百萬人，大約占全省人人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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