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把臨時刑法制定出來了。這就是後來的《公安六條》－－壹個臭名昭著的比世

界上任何政教合壹的制度還要黑暗壹百倍的毫無人權可言的極端專制的法律。

網采趣文《文革大揭秘（17）》

“公安六條”，即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

因其內容分爲六條，所以簡稱“公安六條”。這是爲了保證文革全面奪權的順利實現而制定的。這壹臨時性規定沒有通過任何立法程序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依此規定，1968—69年“清理階級隊伍”揪出各類階級敵人3000萬；1970年“壹打三反”有15萬人因言因思獲罪被槍決；1970—74年“清查516分子”數以百萬計的普通群衆蒙冤遭難。 

中共中央   國務院 

關于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

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

中發（67）19號 

       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統帥下的、無産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運動，它把廣大群衆的革命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形勢大好。沒有無産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行人民群衆的大民主。公安機關是無産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之壹。必須適應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采取恰當的方式，加強對敵人的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正常進行，保障無産階級的革命秩序。爲此，特規定： （壹）對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制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沖擊監獄和管制犯人機關、裏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爲，應當依法懲辦。

     （三）保護革命群衆和革命群衆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凡襲擊革命群衆組織、毆打和拘留革命群衆的，都是違法行爲。壹般的，由黨政領導和革命群衆組織進行批判教育。對那些打死人民群衆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

     （四）地、富、反、壞、右分子，勞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僞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壹律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僞造曆史，混入革命群衆組織，不准背後操縱煽動，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爲，要依法嚴辦。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壹般的，由革命群衆同他們進行鬥爭。嚴重的，公安部門要和革命群衆相結合，及時進行調查，必要時，酌情處理。 

     （六）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以上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衆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以上規定，要向廣大群衆宣傳，號召革命群衆協助和監督公安機關執行職務，維護革命秩序，保證公安機關人員能正常執行職務。 

       這個規定可在城鄉廣泛張貼。 

       中共中央       國務院 

       壹九六七年壹月十三日 壹、概覽

它的第壹、第三至六條規定，依法懲辦“殺人、放火、放毒、搶劫……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的正常進行”；保護革命群衆組織，保護左派……依法懲辦“那些打死人民群衆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的操縱者”；地富反壞右“不准串連，不得混入革命群衆組織，更不准自己建立組織”；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以上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衆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其中第二條特別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革命標語，喊反革命口號，以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爲，應當依法懲辦。”在實際執行中，這壹條又被擴展到適用于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無産階級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甚至擴展到適用于各級當權者。不僅適用對象壹擴再擴，適用情節也壹擴再擴，成爲類似《第二十二條軍規》無所不包的，能夠有效鎮壓抗拒現實、持異見者的東西。該條是爲公安六條的核心。

二、扭曲曆史

第四條首次提出了壹個21種人的名單[注1]，紅衛兵、造反派早已開始大規模地把這類人被趕出城市，送農村監督改造，得到了來自政府“法律”的肯定。1969年10月根據“林副主席第壹號命令”在極短的時間內又實施了遣返。僅據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統計材料，當時至少有33,6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搶掠，有85,196人被驅趕出城。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都市蔓延，多達40萬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或邊遠地區。不少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無法進行統計。這壹政策支持了此前紅衛兵的任意撲殺行爲。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會議上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壹邊……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份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並說：“群衆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衆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才有後來湖南、廣西慘劇的發生。1968年湖南道縣（邵陽）發生的壹連串集體屠殺，爲了防止階級敵人趁機作亂，群衆組織將這“21種人”及其家屬定名爲“黑殺隊”（意指他們想屠殺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壹律殺無赦。

這壹法規性文件，沒有通過規範的立法程序，僅僅用壹個臨時性規定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成爲打擊異己勢力的方便法門。“合法”擴大了法律打擊對象的範圍，並規定“革命群衆協助和監督公安機關執行職務”，爲執法權的流失、濫用（群衆專政）提供了根據。是政治權力非程序更叠時維系脆弱的政治合法性的極端手段。文革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錯案，依據的就是這壹文件規定。其條例的有效性壹直延伸到了它被取消的時候。

 注1：21種人：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僞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

三、“公安六條”造成的惡果　“公安六條”雖然文字不長，連標題帶落款也不足1000字。但是，由于第二條明確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爲，應當依法懲辦。”在實際執行中，不僅對毛澤東、林彪稍有微詞都會被認定爲“惡毒攻擊”的“反革命行爲”，而且除毛澤東、林彪兩人外，又擴展到了凡對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成員稍有不滿的，也以“惡毒攻擊汙蔑無産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行爲”嚴加懲處。

　　“公安六條”第四條規定，除“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外、又將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就業人員和曆史上有過汙點的人員及其家屬等21種人，都列爲專政對象，規定他們“如有破壞行爲，要依法嚴辦。”這樣就把“專政”的範圍無限擴大了。紅衛兵、造反派據此大規模地把這類人趕出城市，送農村監督改造。據官方不完全的統計材料，當時至少有33,6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搶掠，有85,196人被驅趕出城。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多萬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或邊遠地區。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被折磨致死的不計其數。

對信件、傳單、標語、口號等是否反動，什麽是“破壞行爲”，如何“嚴辦”等都是由“文革”極左分子認定和操作的，在當時極左思潮極度泛濫的情況下，“公安六條”的出台爲不受任何約束地亂打、亂鬥、亂殺，大開了方便之門。所以，這個規定的打擊面很寬，殺傷力極大，造成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 

　　“公安六條”支持了紅衛兵的任意撲殺行爲。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會議上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壹邊……，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份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並說：“群衆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衆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這實際上是對亂捕、亂殺行爲的縱容。從而導致後來湖南、廣西等地公開濫殺無辜的慘劇發生。

“文革”期間，“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的內容，在口語中被簡化爲“惡攻罪”。此類案件被通稱爲“惡攻案”。在日常生活中，因稍不注意就會成爲“惡攻”偉大領袖或“無産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如有人無意中損壞了壹張領袖畫像，弄壞了壹枚像章，說了壹句牢騷話，喊錯了壹句口號，或寫錯了標語的壹個字，就會立即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輕則批判鬥爭，重則逮捕判刑。誰對林彪、“四人幫”破壞造成的嚴重局勢表示不滿，或是對當政領導者違法亂紀行爲提出批評，都會被無限上綱爲“惡毒攻擊”，處以刑罰。還有人不經意中用壹張報紙墊在凳子上坐下來，或用壹張報紙包食品、擦桌面等，如果有人發現並檢舉說這張報紙上有毛主席的頭像，那就要倒大黴了。那時候家家戶戶都要供主席像，設“寶書台”，有人從街上請（當時不准說“買”，必須說“請”）壹尊毛主席石膏塑像，放在籃子裏覺得不恭敬，用手拿著又怕滑落下來摔碎了，于是用壹根小繩子拴在塑像的脖子上拎著。自認爲保險，但卻不知道犯了“惡攻”的“反革命”大罪。 　壹些電影和文藝作品中也被“過濾”出“惡攻”的問題，如電影《鐵道遊擊隊》的插曲《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作詞蘆芒，作曲呂其明，劉歌群領唱，本是歌頌抗日根據地遊擊隊員英勇抗戰的事迹。但是在“文革”中造反派揪鬥呂其明，要他解釋爲什麽是“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因爲當時天天高唱的是“東方紅，太陽升”，都把毛主席比作“永遠不落的紅太陽”，而妳卻說““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是何居心？于是給他安了個利用“低俗歌曲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 

　　最荒唐、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1966年“8.25陝西日報事件”： 

　　1966年8月25日，《陝西日報》第三版以《帝國主義和壹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爲題，刊登了紀念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發表20周年的有關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檢閱首都百萬革命大軍”的圖片。按說，兩版都是緊跟形勢，“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版面”，然而，在極左的狂潮中，人們動辄得咎，隨時隨地都會莫名其妙地被“犯罪”。當天下午，陝西日報就禍從天降。西安交大、公路學院等院校2萬多名“革命師生”聚集並包圍了陝西日報社，憤怒聲討陝西日報“對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進行惡毒侮辱”的罪行。 

　　罪從何來呢？原來，這天報紙第三版標題《帝國主義和壹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中的“帝國主義”和“紙老虎”幾個字正好與第四版毛澤東像的頭部中央重疊。“反動派”幾個字正好對准了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頭和脖子。于是，警惕性特高的造反派便認爲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是階級敵人“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對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進行的惡毒侮辱”，“是對我們無産階級的猖狂進攻”，“是壹個精心策劃的反革命事件”。接著便高呼口號，沖擊報社，到處抓人，有些人還要強行摘掉報社軍代表李壹松的紅星帽徽和紅領章，讓李戴高帽子遊街，將李批鬥長達7個多小時，並將此事與西北局和陝西省委聯系起來，大街上貼出“立即改組陝西省委，立即改組陝西日報社”的大幅標語。其余如《陝西日報有鬼》、《陝西日報站在什麽立場》、《赤膊上陣的陝西日報》、《戳穿陝西日報社的大陰謀》、《陝西日報是文化革命的絆腳石》等大字報更是滿街都是，形成轟動壹時的“八·二五陝報事件”。 

　　8月26日，陝西日報社向“全省以及全國大量印發題爲《這是在幹什麽?》的傳單，辯稱“本月二十五日本報四版印有毛主席像和背面第三版印有‘帝國主義和壹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新聞標題，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當天報紙、版樣由四人分工，四版畫刊是使用《人民日報》原版，三版新聞系新華社電稿，按版編排。審大樣時是壹版壹版打出清樣審查，第四版因用《人民日報》原版，不作審查。毛主席的像我們經常要刊登，關于‘帝國主義和壹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語句，也要經常刊登，因而有時很難完全避免出現類似，別的報紙也有這樣現象。再說，人們看報總是壹個版壹個版地看，不可能透過壹版看二版”，表示“要繼續努力，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陝西日報》辦得更好。”8月31日，又以“陝西日報社全體革命職工”的名義，向全國發出《關于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公開信》，再次重申前面的辯詞，同時進壹步提出例證，說“我們翻閱了近壹個時期全國的許多報紙，都有類似本報八月二十五日的版面的情況，說明出現這種情況是難免的，這怎麽能說成是‘反革命’事件呢?” 

　　造反派不依不饒，繼續按照其奇怪荒唐的邏輯對《陝西日報》進行地毯式搜索與過濾，指責該報不僅8月25日壹天，從1966年3月31日往後多日的報紙，都存在著同壹性質的“問題”。比如，1、3月31日第壹版《西區首府百萬人熱烈歡迎劉(少奇)主席》的副標題上的“沈重打擊”中的“重打擊”三字，正對著第二版的毛澤東頭像。2、4月17日第三版的通欄標題《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正對著第四版的《十足的法西斯暴徒》標題。3、4月22日第壹版《毛主席語錄》“凡是錯誤的思想……絕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中的“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正對第二版的“偉大的革命導師——列甯”等等。結果，“8·25事件”成了陝西日報社、陝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麽也擺脫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惡”。　1966年12月31日，陝西日報社終于被“紅色造反者”查封。  

　　　　據有關資料披露，“公安六條”公布後，在全國制造大量冤假錯案，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經1981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檢察廳調查證實，僅僅由于對林彪、江青壹夥有口頭損害，被定爲“惡毒攻擊”罪而被逮捕判刑的，全國就有10萬多人。四人幫嚴密控制下的上海，因“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而制造的冤假錯案，竟達24．9萬多起，受到株連的無辜群衆在100萬以上。 四、撤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