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采趣文《中美關系將如何》

    中美兩國官員和專家都曾經正確地指出：中美關系是當今國際事務中最重要的關系。

　　中美關系也是最複雜的關系。不論在戰略、外交、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區域、國際、教育及其他許多方面，中美兩國都密不可分。中美在亞太區以至全球都是影響力巨大的國家，不但是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軍事預算和海軍規模也是全球之最。中美既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國和石油進口國，也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對氣候變化有重大影響，哲學博士生和專利申請也屬全球最多。今時今日，中美是國際舞台上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兩個國家。

　　中美互爲彼此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雙向貿易額接近6000億美元)，而中國更是美國的最大債權國，其對美直接投資也迅速增長(2014年超過120億美元，雇用8萬名美國人)。中國是全球最大出口國，美國則是全球最大進口國。每天往來兩國的旅客約有9千人。目前有接近30萬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留學，在中國留學的美國人則有2萬人。目前有38個省/州及169城市建立了友好關系，加強人民之間的聯系，並提供交流機會。目前有3億中國人學習英語，約20萬美國人學習中文。

　　以上述情況和許多其他標准來衡量，中美都是密不可分的，在國際關系方面産生的影響也最爲深遠。因此，理解中美關系的複雜性、構成和推動力是至關重要的。然而，影響中美關系的因素不斷在變，過去幾年和過去幾個月就出現了顯著的變化。

　　本人今天主要想說的，是中美關系雖然十分密切，而且兩國在許多方面都有合作，但在這段關系中，彼此競爭的情況卻不斷加劇。

　　這個現象的結果是：合作與競爭同時存在，即本人所謂的“競合”情況。但在這段關系中，競爭成份不斷增加，並成爲這段關系的主要成份，合作則退居次席，並且正在逐漸弱化。彼此合作的空間減少了，因此爲了建立合作關系而召開的政府間會議，就變得越來越形式化，並不時出現充滿火藥味的場面。

　　兩國之間普遍存在互不信任的情況。盡管雙方政府仍然十分希望兩國的90多個雙邊對話可以維持下去，也希望兩國高層官員繼續交流，但甚少再看到大力爭取兩國加強合作的官員。〔在幾個星期後舉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將會出現這個情況〕

　　兩國人民互不信任的情況也顯而易見。新近就這個問題而進行的《皮尤全球態度調查》(PewGlobalAttitudes)(2013)就發現，中美人民互不信任的程度正在增加。在美國，68%公衆人士及80%專家和學者都視中國爲美國的競爭對手，只有26%認爲可以“信任”中國。該調查也發現，共和黨比民主黨更關注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影響：6成共和黨人認爲，中國崛起成爲世界強國，將“嚴重威脅”美國，但民主黨人中就只有48%有這種想法。

　　《皮尤全球態度調查》也訪問了中國民衆，當中66%受訪者視美國爲“競爭者”，15%認爲美國是“敵人”。因此，中國民衆中約有三分之二認爲中美關系是一種“競爭”關系。相對于2010年時進行的調查，當時兩國大多數民衆對彼此看法仍然正面，從中可見現在情況已出現顯著改變(轉差了15-18%!)。一般相信，如再進行類似的民調，結果可能會更差。

　　我們可以感覺到，中美關系已出現重大變化。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美關系愈來愈難達致平衡──要令關系轉趨正面、並于未來朝積極方向發展，就更加困難。我和許多人都認爲，兩國關系多年來風波不斷，雙方也一直未能達致廣泛共識，無法締結真正可持續的夥伴關系。中美關系之所以仍能維系，只不過是出于對關系破裂的恐懼。但自從冷戰結束以來，兩國之間其實並沒有真正深厚的聯系。

　　至少在過去10年，兩國宏觀關系持續惡化，只有當雙方領導人出席高峰會議時才略有改善，暫時止住惡化趨勢，令外界定期希望：兩國關系正趨向穩定及得到改善。

　　例如2011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赴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2013年習近平與奧巴馬在“陽光之鄉”進行非正式會晤;2014年11月召開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前在北京的煙台出席峰會(我未有計入奧巴馬2009年11月對華的國事訪問，因爲該次訪問成果未如理想)。而兩國官員偶爾召開的雙邊會議，如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中美商貿聯委會會議等，也爲特定的政策領域帶來穩定因素和前進動力。但大家很快就發現，這些峰會和雙邊會議的重要性只屬昙花一現;短短幾個月後，中美之間就出現新的波折，兩國關系再度惡化。天安門事件之後，克林頓和江澤民在1997至1998年期間舉行了多次峰會，讓中美兩國重新建立關系，但此後雙方關系就一直處于上述模式，反覆不定。

　　中美最近的波折，發生的時間僅在習近平與奧巴馬在中南海漫步後幾個月。事源于中國在南海建造人工島的行動，令兩國針鋒相對，關系愈發緊張。在南海紛爭的背後，各方愈發關注中國的軍事力量、美國在中國附近的軍事活動，以及更廣泛的亞洲權力平衡問題。但同時也有許多較小但同樣重要的事務，例如執法(以盜取技術之名拘捕華人、僞造美國大學入學申請)、法律修訂(中國針對非政府組織及國家安全的法律草案)、人權問題(中國自2009年以來便遏制人權、將人權律師拘捕定罪)、網絡黑客行爲(近日美國人事管理局電腦網絡遭中國黑客攻擊)，以及中美雙方在貿易及投資方面的問題。關于兩國之間出現摩擦的新聞，幾乎無日無之。

　　我認爲這種“新常態”的確已持續一段時間。中美兩國最好習慣此常態，而非幼稚地笃信不可能實現的和諧關系。

　　合作和競爭之間的天秤已經傾側，競爭已成爲主導因素。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有幾個原因，其中之一是：對中美關系來說，安全的重要性已淩駕于經濟。軍事、國防、地緣政治領域的問題，現在已是兩國關系的最重要事務──而這幾乎是一則純粹的壞新聞(唯一的例外是過去兩年，雙方向來極爲有限的軍事交流頻繁起來)。在美國，這意味著以商界爲首、支持與中國交流的聯盟已不再是主導力量，而由幾個界別組成、倡議與中國競爭的聯盟，如今占了上風。

　　中美的競爭並不只限于戰略方面，而是一種全方位的競爭，包括商業、意識形態、政治及外交領域。即使在學術領域，中國當局都曾向多名美國學者下達禁令，並向國內的大學合資企業施壓，例如新頒布的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就令在中國運營的私人非政府組織心頭一涼。

　　近幾月以至近幾周，以上情況已令華盛頓多家智囊機構前所未有地發表大量評論和報告。我曾在華盛頓居住及工作了很長時間，期間從未見過如此海量、談及中美關系的文章──而且內容全部都是負面的，只有一個例外(即陸克文的亞洲協會報告)。這些評論和報告對中國及中美關系均持負面意見，而且均認爲(一)美國應檢討對華政策;(二)美國應全面對華采取強硬政策。

　　隨著美國總統競選活動白熱化，上述情況只會令中美關系及兩國的互動更趨負面。美國將有愈來愈多人呼籲當局“下定決心”、擔起“領袖”角色、“敢于與中國抗衡”等，尤其是共和黨人。

　　這的確是美國出現的巨變，或至少是一種“範式轉換”(paradigmaticchange)，但我個人不認爲這是昙花一現的短暫現象。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已出現本質上的變化。以下我將詳述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有何轉變。

　　以下這件事你可能覺得幼稚到了極點：雖然許多中國專家以至整個外交政策圈和美國政府，花了幾十年時間研究及預測中國的將來，但中國最後並沒有如他們所料般發展。尼克松以來，美國八屆政府都采用“接觸”戰略，這種戰略基于三個大前提：(1)隨著中國經濟現代化，政治自由化也會隨之實現;(2)隨著中國的全球地位提高，正如羅伯特?佐利克所說，它將成爲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擁護二戰之後西方創建的全球自由秩序(即“融合戰略”);(3)，中國不會挑戰美國主導的安全架構和東亞秩序。

　　第一個前提顯然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隨著中國經濟日益強大，政治壓迫的情況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嚴重。這方面的例子多不勝數。在中國，目前政治壓迫的情況是繼天安門事件之後25年來最嚴重的。至于前提二和前提三，我們還沒有看到中國對這些區域和國際制度架構作出嚴厲批評(僅是目前未發生而已)。實際上，若中國真的這樣做，將是極爲不智的，並且正面衝突並不是中國的行事方式(但美國則相反)。而我們現在看到，中國政府在目前國際組織以外正在建立另一批機構，清楚顯示中國對美國主導的戰後格局感到不安。

　　中國正有條不紊地試圖構建新的國際秩序──這一點毋庸置疑。無論是白邦瑞(MichaelPillsbury)的著作、阿什利?特利斯(AshleyTellis)和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Blackwill)所撰寫的報告《中國軍力審查》，還是許多其他研究，都不約而同地談到這個題目。這些評論、研究也一致認爲美國要遏制中國。

　　美國對中國的幻想破滅，或許更能反映美國的問題，而非中國的情況。2百年來，美國一直天真地希望影響中國的演進;美國的醒悟也許標志著這項任務掀開了新的篇章。美國之前的有關行動──尤其是在國民政府時期，最後都以悲劇告終。隨之而起的，是美國國內爆發了“是誰失去中國?”的爭論。

　　作爲研究中美關系的學者，我曾仔細研究並追蹤兩個世紀以來的中美關系，並發現了一個重複的規律：美國有一股如傳教士般的衝動，希望以自己的形象爲模板改變中國，但每次都以失敗收場。首先，美國不了解中國複雜的國情，而中國也執拗地拒絕遵從美國的意願。依我的見解，問題要歸咎于美國本身和其不切實際的期望，而非中國。但曆史可能會重演。

　　盡管這是中美關系整體上的宏觀環境，但兩國仍需共存，並需要和平共處。中美之間有業務往來──除了香港、內地和美國之間的商業活動外，還有兩國的外交事務。中美關系和平穩定，對整個亞太地區(甚至整個世界)都很重要。不論兩國人民是否察覺到這點，他們都受著中美關系影響。

　　也許，能大幅度推動雙方關系進展的最直接機會，就是落實雙邊投資協定(BIT)。預計兩國政府都會交換各行業的不准進口商品單草稿(不准進口商品單列明不允許其他國家投資的商品)。現在早已過了發布和交換這些名單的時間，而推遲的原因未明，但有可能是受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和貿易促進授權(TPA)的影響。奧巴馬政府正試圖先完成這兩個目標，但衆所周知，相關的程序(不論是美國政府方面或是TPP12國之間的雙邊談判)都仍在進行。一位美國前高級政府官員最近便指出，奧巴馬政府要獲得國會支持TPA和TPP有困難，如果現在硬要尋求通過，將會是死路一條。

　　就中國而言，中國政府認爲，美國提出的所謂“再平衡”戰略只是一個詭計，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便是這個詭計的經濟組成部份，目的是在各方面牽制中國。雖然我今天的演講主要和美國相關，但大家都感覺到中國政府對美國既憂慮、又猜疑。雙方目前都好像帶著有色眼鏡看對方，這些成見都會影響雙方關系今後的發展。

　　目前中美議程上的另一項重要事務，就是尋求務實合作的機會，處理一系列所謂“全球治理”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朝鮮、伊朗、伊斯蘭國(ISIS)、阿富汗、反恐、反海盜、氣候變化、海上安全、經濟穩定、能源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的問題，以及需要制定網絡活動的國際規則。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論是中美政府協同工作，還是兩國政府朝著同一方向各自努力，彼此合作都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

　　迄今爲止，在應對這些全球治理問題上，盡管10年來美國政府試圖爭取與中國政府合作，但中國卻一直不願意公開與美國合作。但現時由于習近平支持“積極外交”政策，希望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因此中美合作可能更加可行。中國作爲全球第二大強國，需要更加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事務，向世人展示其付出與能力相稱。這不會解決中美關系的問題，但將有所幫助。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即將舉行，習近平也將于9月下旬(聯合國成立70周年之前)赴華盛頓展開國事訪問。這是兩國討論上述問題的契機，彼此可以嘗試切實地合作，消除雙方關系之間的隔閡。以往的首腦會議，包括去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峰會，雙方都曾嘗試這樣做。但問題是：這些嘗試是否只是過眼雲煙，還是足以奠定中美關系的發展基礎?隨著美國總統選舉周期臨近，加上奧巴馬政府成了“跛腳鴨”，要做到這一點也許比較困難。但如果中美關系能夠穩定發展，彼此互相合作，這無疑會對下一屆總統有利。

　　但我擔心的是：在這個越來越消極和相互懷疑的氣氛之下，將越來越多“可信度測試”(對象主要是以國內民衆，但在美國，則包括區內的美國盟友)。我個人認爲，未來兩至三年內希望出現的理想情況是：中美兩國有技巧地處理雙方關系，並注意對方的“底線”和“核心利益”;並希望期間不會發生諸如中美撞機等無法預料的事件，中國也不會在南海劃出航空識別區，明年1月台灣大選時不會由支持台獨的民進黨領袖上台。不過現時的南海問題有可能令衝突一觸即發，因爲中國不可能停止建造人工島，因而無法達到美國的要求。那麽，美國會如何應對呢?軍事對抗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因此，展望未來，兩國有責任學習如何應對競爭、防止爆發衝突，同時要努力拓展真正的合作領域(但也要了解到：希望兩國完全同意對方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兩國也沒有任何劇本可以引導雙方關系發展(冷戰時期，中美相互依存的情況並不存在)。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既希望也預料兩國能“共同進化”，並認爲雙方需要有“智慧和耐性”，並須抱著務實﹑包容和忍讓的態度。但我目前尚未十分清楚：兩國的政治文化、目前的政治制度﹑民族身份﹑社會價值觀和世界觀均有所不同，雙方能否在戰略方面作出重大妥協。

因此，中美兩國可能會認爲彼此越來越難以共存。但不論共存如何複雜、如何問題重重，兩國都必須要這樣做。因爲它們只可選擇結婚，一旦離婚，戰爭就會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