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義20天後，清廷壹天之內連下四道上谕，做出大幅度讓步、妥協，企望漸成燎原之勢的“亂事”能因此迅速平息。 

這四道上谕是： 

——《俟簡賢得人組織完全內閣不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谕》（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彙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97-598頁）。此谕終于承認，半年前惹衆怒的“皇族內閣與立憲政體不能相容”，而“本年設立內閣，仍令王公等充國務大臣，原屬壹時權宜之計，朝廷本無所容心”。宣布解散皇族內閣，許諾“壹俟事機稍定，簡賢得人，即令組織完全內閣，不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並將內閣辦事暫行章程撤銷，以符憲政而立國本”。 

——《准開黨禁頒布特赦谕》（同上，第95－96頁）。此谕先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黨禁”：“黨禁之禍，自古垂爲炯戒，不獨戕賊人材，抑且消沮士氣”，但是“況時事日有變遷，政治隨之遞嬗，往往所持政見，在昔日爲罪言，而在今日則爲谠論者。雖或埔亡海外，放言肆論，不無微瑕，究因熱心政治，以致逾越範圍，其情不無可原。茲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綸，與民更始，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齒齊民。嗣後大清帝國臣民，苟不越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當深自祓濯，抒發忠愛，同觀憲政之成，以示朝廷鹹與維新之意。”不僅戊戌以來的政治犯全部赦免，而且准其組黨。 

——《實行憲政谕》（《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第96-97頁）。朝廷再次承認自己“用人無方，施治寡術”，“皇族內閣”多用親貴，破壞了立憲原則；鐵路收回國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騙，“動違輿論”。雖行新政多年，但“官紳或借爲網利之圖”，“權豪或只爲自便之計”，結果是“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壹利民之事”。而且，“司法之诏屢下，而實無壹守法之人。馴致怨積于下而朕不知，禍迫于前而朕不覺”，結果導致“川亂首發，鄂亂繼之。今則陝、湘警報叠聞，廣、贛變端又見，區夏騰沸”，生靈塗炭。但是，“此皆朕壹人之咎也”。對這次“鄂、湘亂事”，此谕認爲雖由新軍發動，但強調應由湖廣總督、奉旨會辦川漢、粵漢鐵路事宜，積極推行“幹路國有”的政策，揚言對倡議爭路者“格殺勿論”，並于10月初在武漢大肆搜捕殺害革命黨人的瑞澂負全責。凡法制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采輿論，定其從違。以前舊制舊法有不合于憲法者，悉皆除罷。 

——《著溥倫等迅擬憲法條文交資政院審議谕》（《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第97頁）。愛新覺羅·溥倫是道光帝嗣曾孫，襲封“貝子”爵位，任資政院總裁、農工商大臣，是宣統年間皇族內閣重要成員之壹。此谕承認“憲法爲君民共守之信條”，谕令資政院總裁溥倫等“敬遵欽定憲法大綱，迅將憲法條文擬齊，交資政院詳慎審議，候朕欽定頒布，用示朝廷開誠布公，與民更始之至意”。 

壹天之內，連發如此四谕，且讓步妥協之大，出人意外，足見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當然是出于無奈。這20天中，湖南于22日宣布獨立；陝西于23日宣布獨立；江西九江的革命黨人和新軍于23日起義，占領九江後繼而乘勝攻占了馬當、湖口兩個要塞，成立九江軍政分府。給清政府打擊、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這壹天之內發生兩件大事。壹是太原革命黨和新軍發動起義，擊斃山西巡撫陸鍾琦和四十三混成協統領譚振德，成立山西軍政府；壹是駐河北灤州新軍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統領藍天尉等人發動“灤州兵谏”，電奏朝廷，提出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皇族永遠不得充任總理和國務大臣、特赦國犯等十二條要求。太原、灤州離北京都不算遠，滿朝震動，隆裕太後和攝政王載沣驚懼異常，准備攜溥儀逃往熱河。雖因袁世凱急電阻止而未“北狩”，但爲解燃眉之急，載沣還是頒此四道上谕。 

然而，革命的扳機壹旦扣動，就很難停下來，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嚴複認爲，如果壹個月前做到其中任何壹條，效果就會大不壹樣。但是“曆史現象往往重演。這和十八世紀末路易十六所作所爲如出壹轍。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 

（[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喬·尼·莫理循書信集》上冊，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頁） 

（二） 

這“急于星火”的四道上谕，對大清王朝生死存亡來說，究竟是壹個月前抑或更早壹些頒布效果才會大不壹樣，很難精確“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錯失，或者說浪費了壹些曆史的節點。不必從鴉片戰爭細往後數，僅盤點壹下這四道上谕的內容，就知其最近浪費了哪些至關重要的曆史節點： 

——此時清廷許諾“速行憲政”、“速定憲法”，然而就在壹年多以前，從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壹年的時間裏，以地方士紳爲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盡管“開國會”的呼聲壹浪高過壹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拒不立憲，反而采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結果必然是立憲派的激進化、革命化。如果說立憲派、紳商仍是“民”，其要求不足爲意,那麽朝廷對壹些親貴、多數封疆大吏的類似要求，竟也不以爲意！ 

對是否組織內閣、開國會，清政府內壹直有不同意見。載旬、載濤是攝政王載沣的兩位親弟弟，他們掌握海陸軍大權，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對開明，支持立憲。載濤曾以貝勒名義連上密奏，條陳軍政大計，主張“速設責任內閣”和“縮短國會年限”，宣稱：“如以臣言爲是，則請迅速舉行；如以臣言爲非，即負欺君之罪，請立予罷斥。”密折雖然留中未公開，但載沣傳谕載濤到府邸會商。(《濤貝勒兩陳軍國大計》，《申報》1910年9月14日)載濤在接見國會請願代表時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國會，嘗細心考察各國國會利害，實無絲毫流弊。”(《國會問題之大警告》，《申報》1910年10月20日)在地方大員中，雲貴總督李經羲、東三省總督錫良等壹大批高官明確支持立憲。 

但權傾壹時，掌控軍機處大權的親慶王奕劻卻表反對。對成立責任內閣，他消極抵制，當無法抵制時，就主張先成立內閣，後開國會，確保自己的權力。兩江總督張人駿、陝甘總督長庚、陝西巡撫恩壽、直隸總督陳夔龍也反對立憲。1910年秋，張人駿得知李經羲、錫良等人商議奏請設立內閣與開國會時，立即通電各省督撫表示反對。他以古今中外之民情風俗不同、中國民間“久無政治思想”爲由，對李經羲等人開設內閣與國會的主張提出質疑，認爲既不能開國會，也不能設責任內閣。如果“操切急進，仆蹶堪虞”，勢必激成“舉國騷然”的大動亂。所以籌備憲政應當避緩就急，不能開國會，也不能成立責任內閣。當前急務就是“饬吏治，興實業”，所謂“吏治修，則民志安；實業興，則民生厚。內讧不起，外患可弭。及時修明刑政，整饬戎務，未嘗不可爲善國。”（“各省督撫聯會商要政電”，《東方雜志》第7年第10期）他的主張，仍是在傳統政治框架內整頓綱紀。長庚也明確反對內閣與國會，曾電奏阻開國會內閣，強調“謂祖宗成法，萬不可廢。”（《專電·北京》，《申報》1910年11月2日）恩壽、陳夔龍則主張先設內閣後開國會，這種先設內閣而緩開國會的主張，雖與張人駿、長庚等觀點不完全壹樣，但主要還是針對李經羲、錫良等責任閣國會同時並進的主張。 

對張人駿等人的主張和觀點，錫良等壹大批官員起來反駁。1910年10月25日，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袁樹勳、雲貴總督李經羲、伊黎將軍廣福、察哈爾都統溥良、吉林巡撫陳昭常、黑龍江巡撫周樹模、江蘇巡撫程德全、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铨、河南巡撫寶棻、新疆巡撫聯魁、浙江巡撫增韫、江西巡撫馮汝骙、湖南巡撫楊文鼎、廣西巡撫張鳴岐、貴族巡撫龐鴻書等，幾經商議，認爲時機緊迫，聯名致電軍機處代奏，批駁那些反對設立內閣、開國會官員的觀點。針對中國民間“久無政治思想”，程度不足，立憲會導致動亂的觀點，他們反駁說：“程度不足，官與民共之，不相磨砺，雖百年亦無所進。法律難定，情與俗礙之，互爲參考，曆數載可望實行”。他們特別強調，現在“時局危險”，“緩無可緩，待無可待”，此時內閣、國會同時並舉才能“上下合力”，而且已有過晚之嫌，不能再遲。要求立即組織內閣、翌年開國會。（《各督撫請設內閣國會之章奏》，《申報》1910年11月2日） 

但幾天後，錫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決定三年後再開國會的消息，焦急萬分，于11月1日又上壹折，再次強調速開國會、建立內閣的緊迫性。他們對即將發生大變感受深切，所以提醒朝廷可能已無三年時間了：“若又遲以三年，則三年之內風潮萬狀”，官員“皆欲趁此三年寅緣援結，以據要津；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貨營私，以肥囊橐。失敗之政仍歸咎于君上，監督之力終難及于當權。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氣。”（“龐鴻書討論立憲電文”，《近代史資料》總59號）這次電奏，比上次少了張鳴岐、寶棻、廣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閩浙總督松壽和四川總督趙爾巽。此奏不長，但對形勢的分析非常透徹，尤其提出朝廷應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氣”，壹針見血。 

究竟是同時成立內閣開國會，還是先成立內閣後開國會，或者是幹脆根本不成立內閣也不開國會、完全承繼“祖宗成法”，朝廷內部各種政治力量壹直在激烈博弈。不必細述具體過程，總之，載旬、載濤二位皇叔的意見，錫良等壹幹大臣的奏折，全都未發生作用，最終獲選的是先成立內閣、後開國會這種相當保守的主張，朝廷于1910年11月4日發谕公布。此決定使積極參與立憲的地方督撫大員大有挫敗之感，連清政府壹縱高官都備感挫敗，那些紳商、立憲派的挫敗感則更加強烈，其中許多人對清王朝大爲失望，産生了強烈的離心力，以“釜水將沸，而遊魚不知”形容清廷的麻木。紳商、立憲派是清政權能否穩定、甚至存亡的重要基礎，他們的這種心理叛離，寓示著清王朝其實已危在旦夕。 

如果清廷壹年前能接受、采納載旬、載濤和錫良等人的建議，結果或許不壹樣。 

——此時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來”的政治犯，從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孫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風聞梁啓超有可能回國領導立憲，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領導的政聞社：“近聞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設有政聞社名目，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托名研究時務，陰圖煽亂，擾害治安，若不嚴行查禁，恐將敗壞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嚴密查訪，認真禁止，遇有此項社夥，即行嚴拿懲辦，勿稍疏縱，致釀巨患。”（《光緒朝東華錄》，第5967頁）由于清廷嚴禁，梁啓超不得不解散政聞社。 

近十年來，梁啓超壹直與革命黨論戰，堅決反對推翻清王朝、極力爲清王朝辯護，壹直主張合法、體制內變革，《政聞社宣言書》明確表示：“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爲正當之要求。其對于皇室，絕無幹犯尊嚴之心；其對于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此今世立憲國國民所常履之迹，匪有異也。”（《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8－29頁）然而，他此時仍被清王朝當作“悖逆要犯”而“嚴拿懲辦”。清廷如此嚴厲鎮壓政聞社、追拿梁啓超，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論的說服力大大減弱，信服“革命”的人越來越多。 

清廷對壹心護衛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權內最高統治者壹直對十年前內部“權爭”之事耿耿于懷，不僅不想法設法撫平創傷，不安撫當年因主張體制維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讓影響巨大的梁啓超爲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寬容當年的政敵，仍把他們當作體制的敵人，終于失去了領導“預備立憲”的能力與機會。

清廷此舉無疑“爲淵驅魚、爲叢驅雀”，愚蠢之極，壹些高官也大爲擔憂、不滿。1909年，新授山東巡撫孫寶琦就上書朝廷，要求開放黨禁：“當此預備立憲之時代，貴上下相示以誠，破除猜嫌之見。伏原皇上明降谕旨，去堂廉之阻隔，除防禁之瑣屑，有以安億兆之心。固今日之急務矣，至戊戌之案已成往事，是以光緒三十年曾奉恩谕，分別開複原免，有司奉行未盡，用者寥寥，擬呼特予恩施，”同時主張赦免戊戌黨人：“戊戌黨人平日著書立說，似皆效忠本朝，倘獲昭雪，未始不可壯正氣而消邪氣也。” 

（“新授山東巡撫孫寶琦條陳新政折”，《東方雜志》1909年第6卷第9期）對此，朝廷置之不理。 

到1910年底，立憲派要求開放黨禁、赦免康、梁的呼聲越來越高。資政院議員羅傑提出開放黨禁議案，連禦使趙熙、溫肅都奏請赦免戊戌黨人，甚至載旬、載濤兩位皇叔都多次向其兄載沣陳說，載濤爲此專門上了壹個密奏。對此，朝廷還是置之不理。 

1911年1月初，羅傑的議案正式付資政院表決。議員在表決時頗有不同意見，因爲此議要求赦免的不僅是“戊戌黨人”，還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壹切“國事犯罪者”。有議員認爲，應將戊戌黨人與革命黨人區別對待，現在應只赦免戊戌黨人，因爲革命黨不承認立憲，是否赦免今後再說。但大多數議員進壹步要求壹並赦免革命黨人。羅傑發言爲自己的議案辯護說革命黨人壹日不赦，人心壹日不能安，滿漢終不能融洽。如果赦免革命黨人，“就可以化除滿漢，安定人心”。他提此議“無非激起他們的忠愛之心，不使爲外國人利用”。故“本員主張請求皇上天恩，壹體特赦。對內就可以調和滿漢，對外就可以免受外人運動。”（“資政院第壹次常年會第三十四號議場速記錄”，《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527－528頁）表決時，多數議員同意通過此案。對此，朝廷依然置之不理。 

無論是資政院議員，還是封疆大吏，甚至兩位“皇叔”，他們的有關建議全被否定。如果朝廷在十個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采納他們的建議，結果或許不壹樣。 

——此時清廷取消皇族內閣，承認其“與立憲政體不能相容”，但就在五個多月前的5月8日，皇族內閣甫壹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責，使真正決定王朝存亡的士紳階層憤怒異常，對其抱有壹線希望者也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而且，立憲派最上層少數領導仍不放棄最後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協的改革之路。6月6日，各省咨議局聯合會代表決定妥協讓步，認可皇族成員違反規定任內閣閣員，但反對皇族充當內閣總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讓壹步，將此議呈請都察院代奏，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然而，當時朝廷卻置之不理，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責聯合會議論漸進囂張，幹預君上大權。如果三個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協，結果或許不壹樣。 

——此時清廷承認鐵路收回國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騙，“動違輿論”。但就在五個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內閣成立第二天頒谕宣布“鐵路國有”時就知道會遇到激烈抨擊、反對，尤其是立憲派、紳商的激烈抨擊、反對，所以谕旨中強調“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制論”。此舉必然激起民衆強烈反對，清廷卻下嚴旨曉谕商民“如再不服約束，格殺勿論”。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順應民情，不僅代川民上奏，並且自上密折請朝廷改變決定，將始作俑者、郵傳大臣盛宣懷治以欺君誤國之罪，同時請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謝盛宣懷。然而，清廷大怒，將盡職盡忠的王人文調離，並令其進京候訊，准備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到任，深感解決川民“保路”風潮只能府順輿情，也上奏朝廷請求改變決定，甚至在9月1日聯合成都將軍玉昆及各司道奏核盛宣懷與民爭路釀變，也要求將盛治罪。但第二天清廷卻傳旨命令趙爾豐嚴厲鎮壓保路民衆，如果養癰贻患，定將其治罪。同時，朝廷已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入川查辦。在這種情勢下，趙爾豐轉爾血腥鎮壓保路民衆，最終直接引發武昌起義。結果，爲平息事，朝廷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將壹切責任完全推給盛宣懷：“鐵路國有本系朝廷體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懷不能仰承德意，辦理諸多不善，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贻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郵傳大臣盛宣懷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此時在《實行憲政谕》中，不得不再次承認自己“路事蒙于佥壬，則動違輿論”，不得不承認自己“用人無方，施治寡術”。其實，王人文、趙爾豐、玉昆都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對朝廷忠心耿耿，對四川民怨沸騰有真切體會，然而連他們的建議朝廷不僅完全聽不進去，還要將其治罪，結果就不必多說了。如果清廷早幾個月聽從王人文的建議改變決策、將盛宣懷治罪；或者壹個多月前，僅僅壹個多月，聽從趙爾豐的建議改變決策，將盛宣懷治罪，結果或許不壹樣。 

（三） 

正如嚴複所說，“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此四道谕旨頒下後，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30日當天，革命黨和新軍在昆明發動起義，成立軍政府。11月3日，貴州、浙江、上海的革命黨和立憲派發動起義；這壹天，清廷急忙公布《擇期頒布君主立憲重要信條折》，即所謂“十九信條”，完全接受了當初立憲派提出的條件，體現了英國式“虛君共和”內閣制。但這種局面下，“十九信條”沒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繼續。11月5日，江蘇宣布“反正”，四川革命黨起義；這壹天，清廷急忙頒布《准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谕》，（《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104頁）許諾“所有此次黨人均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藉以養成人才，收作國家之用”。其實，此谕完全多余，此前頒布的《准開黨禁頒布特赦谕》已含此內容，此時頒布此谕，只是向革命黨人做出最大妥協的壹種姿態、甚至可說是壹種體面投降，企盼能平息事態。但是，革命還在繼續。11月7日，廣西、安徽宣布獨立。8日，福州革命黨與新軍起義。9日，廣州宣布獨立；同壹天，清廷萬般無奈答應袁世凱提出的種種條件，頒布《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谕》，（《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601頁）授命袁世凱組閣。此時，清王朝只能任人擺布、由袁世凱與革命者來決定其命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