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严厉的，严厉得不讲人情，不讲人性。天底下哪个儿童不顽皮？为何他独独跟我过不去？毎当我出现任何他不满意的时候，就是他不动手，拿两只眼朝我身上一扫，也如无数把利刀，割得我浑身上下生疼。

        父亲是个裁缝，一台老式缝纫机陪伴他日夜。手头有把量布裁衣的篾尺。竹篾片做的，有十寸针孔刻度，针孔里注满水银。他打人就用这把泛着寒光的篾尺。我从小到大，挨了多少篾尺，记不清了。如果用尺量的话，可能要绕学校操场一个圈。早上读书起来迟了，尺就响在屁股上。放学不按时回家也挨打。作业不认真、考试成绩差、老师上门告状，挨打。不尊敬长辈、与大人顶嘴、随便摘人家瓜果、说谎话、夏天偷偷下河游泳、。。。篾尺伺候。打一尺决不缩短一寸，常常是屁股的红印未消又添新痕。好多次母亲看不下去，跑过来用身体护我。过后，她的手肘上烙下几条深深的红印。

         我恨那把罪恶的尺，有一次我趁父亲出门把尺想偷偷藏在床铺草里，被母亲发现了，对我说，怎么能这样呢，这是我们一家讨吃的行头啊！然后，母亲双手毕恭毕敬地捧着尺将它放回原处。于是我将对尺的畏惧转发为对父亲的仇恨。且这仇恨的种子一天天在发芽。挨打后我躲在被窝里暗自流泪，心想，等我长大了，一定得报这个仇．．．

       但有一次，我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那是小学6年级上学期，春季开学没多久，新书发下来包好的封皮后还没卷角。班里插班来了个新生。虎虎蹾蹾，是校长亲自送进教室来的。班主任有点受宠若惊，带头要我们全班同学鼓掌欢迎。他姓杨，父亲是老红军。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当时我肃然起敬。我们县不大，是个山城。原来就有几位老红军在这里定居。他们给这座山城带来荣光。在离我家不远处，政府专门给这几位老红军盖了红砖房。那是我们非常羡慕的地方。逢年过节，这里好热闹，舞龙玩狮踩高跷．．．张灯结彩放鞭炮，县里的大小干部都来给他们贺禧拜节。我知道有四家，他们分別姓朱、徐、周、康。当地人尊称他们为“老”。有时候，我们放学后故意绕到这几家门口看看。他们的孩子常换新衣穿，女孩子打扮得像花一样。嘴里时时含着令我们流口水的棒棒糖。周老与康老家里有狼狗，他们家的大孩子常牵出来在山坡上溜达，撒饼干给狼狗吃。狼狗有时没吃完的饼干，就被邻近农家的孩子争着捡了吃。但我从不捡。新来的杨老被安置在他们一起。也是一栋红砖房。

​       新来的插班生杨兴权是杨老的幺儿。个头比我高，胖、白净。刚开始几天还算老实，一周后开始恶作剧，欺负起同学来了。他用两个棒棒糖收买了两个个头大一点的同学做他的狗腿子。一个周六的下午，放学后他带两个狗腿子拦住了我们回家的路。杨兴权叉开双腿，要我们十几个男同学一边学狗叫一边从他胯里爬过去。有几个乐意地主动爬了，还有几个慑于他的势力不情愿地也爬了。轮到我，死活不肯。两个狗腿子强按住我的头想拖过去。我反抗，与他俩扭打起来。终敌不过，被他们打倒在地，正要往杨兴权胯里拖的时候，我顺手摸起一颗石子朝杨的头部砸去。

       这下，闯大祸了。血，顿时从杨的头部流出来，糊了他半边脸。其他同学懵了一下后，一哄而散。杨用一只手掌捂住头嚎淘大哭起来。我当时脑袋哄的一声就觉得天没了，是怎么离开的现场，搞不清。

       上次，有​个收狗粪的人只是对着周老家门口的狼狗骂了几句，就被派出所的人抓去关了几天，何况我打了杨老的幺儿呢？“幺儿幺女命肝心”啊！

       ​闯了大祸，家是不敢回了。但我不敢远走，家像一块磁铁石，吸引我在它的周围游荡。天黑了，终于找了个地方藏起来了。我的家对面不远处有个小水库，蓄住山泉水后供县城人饮用。水库坝中间下方有个一人高的涵洞，那是毎年夏天泄洪用的。有一次，我犯了事，为逃避父亲惩罚，在这里躲过一次。涵洞地上积水，头顶渗水。一双布鞋早已湿透，水正慢慢浸湿我的衣裤。

       人躲​在洞里，眼睛痴痴地盯着家门口。天黑后，望见家门口吵吵闹闹，似乎来了几拨人。事后得知，最先来的一拨是班主任领着头上包着纱布的杨兴权和他的妈。他们是来问罪的。后来，教导主任、校长也来了。生产队、大队干部也来了．．．那半夜，我的父母是怎么应对与接受指责或羞辱的我不得而知。随着夜的加深，门口攒动的人影渐渐没了。从我两间倾斜的木板房缝隙里透出来的斑驳光亮，也渐渐昏暗起来。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夜里很冷。吞噬我的还有饥饿。几次想走出去跪在父母跟前接受惩罚，但我没这个勇气。我逐渐绝望，涵洞如一口棺材，将我深闷在钢筋水泥的深渊里，令人绝望，几乎窒息而去。

       ​突然，一点光亮向我幽幽而来。我憋住气，眼看光亮越来越近，有惊喜也有恐慌。到了涵洞口了，我以为是姐姐或是母亲来了，一认，吓我半死，竟是父亲！看清了，他手上竟没拿篾尺！父亲提了盏马灯，在我眼前晃了一下，然后一句不吭地转身，破开黑夜踉跄前行，将马灯反扣在后背，让一团温柔的光照亮我回家的路。

      进得屋后，不见母亲，我准备接受父亲的暴风骤雨。奇怪，父亲始终不吭一声，只是黑着脸，本来瘦削的脸，正如他那把裁布的大剪。他放下马灯，揭开锅盖，捧出一碗热乎乎的饭。上面盖着青菜，我狼吞虎咽后，发现碗底还有个煎蛋。顿时快意与感激全活过来了。我感觉这是我来到这世界后最美的一顿饭。我想，吃饱了这顿饭再怎么挨训挨打都值了，但父亲一直未动手。上床的时候，母亲提了盏四方油灯回来了，她看到了我，满面的倦容舒展开来。她一直在外寻我。

      ​那后半夜，我躲在被窝里，还担心父亲掀开被窝就汤下面。一直到天亮，未见篾尺在我眼前挥舞。我反而不安。一直到天亮未曾合眼。

       事后，班主任代表校方来到我家里，提出处理意见：赔偿医药费并要我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后来听同学说，就点皮外伤。父亲只答应赔偿医药费，不同意我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父亲坚持对方先欺负了我，说处理我的同时也要处理对方。父亲很倔，他坚持的事从不会轻易更改。学校说，不作检讨就给记大过或开除学籍留校查看一学期的处分。父亲仍不理。

       ​那个学期，父亲准备将我转学，转到乡下老家去，我有个姨妈在那里教书。从那以后，杨兴权老实多了。最后，我没转学，杨兴权到是转学了，杨老嫌县城条件差，转到市里军干所养老去了。我的处分由于杨老的住所变动而不了了之。

       ​长大后我逐渐明白，那晚父亲为什么不教训我的原因。

       ​父亲家里穷，“男儿学艺才养身”，他9岁拜人学裁缝。他聪敏好学，吃得苦，渐渐炼得一手好功夫。他给人做衣服，一般不量尺，瞟一眼就知道来人尺寸，腰围多大，裤脚多长，衣领多高袖边多宽，很精准。且做工精细，交货守时，整个县城大街小巷都知道我父亲的手艺，不少角色都找父亲做衣。父亲日夜辛劳地缝补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但父亲毕竟是个外乡来的单门独户的个体户，生活中常常遭遇不幸。有同行疾妒，故意扮成客户对做好的衣裤进行百般挑剔，吵闹，辱骂，还有砸场子的。父亲几次捏紧拳头要冲上去，但看到嗷嗷待哺的我们，攥紧的拳头又松开了。贼也来捣乱，家里夜里曾被盗过几次，贼专拣贵重面料下手。父亲为了赔偿客人的衣服，曾步行往返一百多公里到常德购买，还带着干粮下汉口折腾十几天才寻找回客人原面料。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种诚信，一种责任。

       ​那时代，不允许私人开店，革委会来人搬走了我父亲的缝纫机头。他偷偷地又买来机头，等世界都睡了，他用黑布遮住灯光又干起活来。抓他去开了批斗会。他不肯下跪不肯低头。伤好了又偷偷地接活。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那年月，生活十分艰难，周围有些村民没有挺过来，父亲靠他那剪刀，却给我们剪开了一道希望的口子，让我们一家趟过了苦难的河流。我有姐弟3人，姐姐小学毕业后就跟父亲学了裁缝。但父亲坚决反对我与弟弟学这个手艺。后来知道，他是希望我们有更大的出息。

       ​父亲经常说，人，穷要穷得有志气；饿，饿要饿得硬扎。做人，品行是第一的。那时候，母亲嫌父亲对我太严厉，父亲说，自己养儿，自己不教不打，难道让人家去教？去打？后来，我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父亲要我规矩做人，不要叫人家指着你脊梁骨骂你爹妈骂你祖宗，被社会唾弃。

       ​父亲说，做人，特别是做男人，得有气概，要有骨气、尊严。得知我打杨同学事情真相后，他坚定地站在了他儿子这一边。我在杨兴权面前不肯低头，不受他的胯下之辱，打了杨兴权，惹了谁都不敢惹的人，他看出了我身上的胆气与骨气。这一点正是父亲所欣赏的。

       还有一点，是我长大后​才揣摩出来；父亲几十年的生活重压，我给他释放了一次；父亲曾经的屈辱，我帮他洗刷了一次。我给他带来麻烦，也给他增添了希望。

      从​那以后，我似乎长大了，再也没有挨过父亲的篾尺。再不觉得父亲严厉、恐惧，而是感觉到父亲很温和，很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