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总姓朱,名狗儿。那年大通湖发大水,他爹赶着他沿路乞讨流落到我们村(那时叫生产队)。光条条的,胯里一个小鸡鸡露出尖尖嘴,象个医学标本。两只眼睛偶尔骨碌一下,才觉得是个动物。那年他8岁。
白天两人挨家挨户乞讨。晚上就蜷在队上守红薯的窝棚里。-
乡邻乡亲看他俩可怜,常施舍些衣物、饭菜。
但这父子天生是个贱命,他们收了人家的衣物却上街换油粑粑吃。狗儿爹偶尔还用碗端回来二两谷酒,在棚里咋嘴咋舌,末了,还唱两句渔鼓。
好吃懒做,乡里的大忌,他俩就少了施舍。
冬天,棚外风雪鬼哭狼嚎,这两人抱在一团,瑟瑟发抖。捱了今日,熬不过明日,爹打发狗儿到外面寻吃的,狗儿只好穿双草鞋、披件蓑衣、腰里扎根稻草索,出了窝棚。
他望着白茫茫的一片,眼泪情不自禁地流……
不几年,狗儿爹死了。
孩子是无辜的,善良的乡亲接纳了他。李家接狗儿住几天,张家接狗儿住几天。
狗儿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小伙子,再到别人家住,实在不太方便。
队长将队上的一间仓库让给了狗儿。狗儿成了队上的一名壮劳力。
队长养了两个丫头。其中小的是个哑巴。十七八岁了,也还水秀。
嘴上长了茸茸毛的狗儿常往队长家里跑。帮他家挑水、剁柴、喂猪。队长的堂客也喜欢狗儿,常留他吃饭,偶尔还帮他洗洗衣。
有几天,狗儿未上队长家。队长堂客打发哑巴去找他。
哑巴比划着告诉娘:狗儿生病了,躺在床上没起来。
队长堂客找了些生姜、胡菽冲了碗开水叫哑巴送去。
一连好些天。
狗儿又在田间地头抓犁举锄了。
狗儿一字不识,连钟表都不会看。有人经常拿他开玩笑:“狗儿,什么时候了?”
狗儿笑道:“长针和短针差不好远了!”他用手比划着,然后看看太阳,“6点了,可以收工了!”其实,离收工还有两个小时。
那时,兴种“农垦五八”,这种稻米糯,不发饭。每个月分给狗儿的口粮,他半月不到就吃光了。有时饿得发慌,他就站在田梗上发泄情绪,大喊道:“农垦五八,煮饭不发,一餐要吃升把,种它搞x巴!”
栽种“农垦五八”是新生事物,狗儿却明目张胆反对,吓得队长对他破口大骂,不是堂客护着狗儿,几次要把他从仓库里赶出去。
时光飞逝。队长家出了件丑事。哑巴的肚子渐渐膨胀起来。队长逼问哑巴,她才吐出真情。原来狗儿玩了她。仓库里、菜地、种红薯的坡上……俩人经常苟欢。
队长持着扁担要砍狗儿,追了几里路。
生米煮成熟饭。
队长叫社员帮工,给狗儿盖了两间瓦房。狗儿做了队长的乘龙快婿。
好运接踵而来。狗儿做爸爸的时候,队上的地被一个外商看中。市里下文件征收。队上成立了征收拆迁指挥部。狗儿任指挥长。
几千万元的补偿金打在狗儿的账上。
狗儿每天陪领导酒店里进酒店里出。那几个领导都是天天在市里的报纸、电视上露过脸的角色。
狗儿挟的公文包是“金利来”。
衣服都是一朵红花,三匹叶子(梦特娇)的那种。
皮鞋是一个“老人头”。
都是到省城专卖店买的。
更神气的是他那辆“座骑”,有几个大干部的儿子娶亲,都借过他的这辆车。
村民们与狗儿见面,都得点头哈腰:“狗总,能不能将我的补偿标准提高一点?”
狗儿斜视一下,然后抬头望天,答道:“你们要相信政府。”
征收拆迁完了,狗儿成立了一个“经济开发公司”。外商的厂房基建、政府其他的开发项目都归他管。
狗儿投资在本地建了座“敬老院”,他岳丈,不,老队长一行人都被安置在这里。哑巴堂客在这里负责。
开业那天,市里领导、报纸、电视台记者都来捧场。
有记者问狗儿:“狗总,请问您下一步打算是什么?”
狗儿梭了记者一眼,象是对记者说,又象是自言自语:“我想入D,我想当‘代表’,我想赚更多的钱……”
记者忙掐灭了话筒的声音。
(2000年 于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