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波士顿的笔架山小区（Beacon Hill Neighborhood),十来位老邻居聚在一起，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为一个急切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如何免搬去养老机构？如何才能在家里安度晚年，却又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添负担？

　　在此之前，美国有些中高龄老人，仅仅因为家里天花板上的一个灯泡坏了，而不得不选择搬进养老机构（比如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虽然大多数老人生活可以自理，但随着身体机能的慢慢衰退，外出开车办事或者完成一些简单的家务，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不小心还有可能危及生命，比如在爬楼梯换灯泡时，失去平衡而摔倒（摔倒是导致老人失能或者死亡的祸首）。再加上美国老人大多为空巢老人，如果邻居之间又交往不深，怕是在生活上完全没有照应。

　　笔架山的老人们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小区里打造一个虚拟养老“村”（village)。这个“村”其实是一个草根性质的非盈利机构，一个养老服务平台。村财政主要来自于小区的老人自愿缴纳的会费（个人600美元一年，夫妇890美元一年；收入较低的住户有相应的折扣）和来自外界的捐款。

　　首先，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老人的主观能动性。老人不是纯粹的被服务对象，也是服务管理者和提供者。成为会员的老人们形成各类委员会，比如财务委员会、矛盾调解、娱乐文化活动等等，通过民主的方式对村务进行管理，自己决定所需要的服务。

　　服务人员的主力军也是老人们自己，他们是会员也是志愿者，提供一些专业要求较低的服务，比如当司机、修理小家电、换灯泡、整理后院、组织社区活动等等。而更为专业的服务，比如贴身照护、法律援助、较繁重的家务，则由和村里签约的外部服务提供者来完成，其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全村只雇佣一位拿工资的全职工作人员来管理“前台”，接收老人的服务要求和调度志愿者和专业服务资源。

　　再者，“村”里的老人不仅仅是需要服务的个体，更是具有深厚社会关系的群体。他们多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互惠性规范和相互之间的信任，即社会学概念的社会资本，是具有极大社会价值的资源。将这些宝贵的资源收集起来，由专业的管理和资源调度平台对其进行整合，通过各类社会活动进行再培育来加强村民集体意识，是笔架山“乡村”成功的第二个秘笈。

　　如今，草根性质的笔架山模式，如同星星之火，已燎原于美国很多城市和小镇，形成了一场“村庄运动”（village movement）。截至2015年，已经和谐运转的村庄达到190个，另有185个村庄正在打造中。这些村庄不仅仅帮助老人原地养老，还将社区改造得更加老少融合，具可持续性。笔者所居住的城市，华盛顿州贝灵汉市正在打造的养老“村”，其口号为“老去是一个团体运动！”（Aging is ultimately a team sport! )，很精炼地体现了村庄运动的革命性理念：重新发现老人——还原老人的主体性、积极地认识老人和老化的价值、通过社会资本激发老人的内生活力。

　　中国很多大中城市借鉴了这种在社区里设立养老服务中心的形式，比如各地的“虚拟养老院”，以社区为依托设立一个信息服务平台，当老年人有服务需要时，拨一个电话给信息服务平台，信息服务平台就会按照老年人的要求，派服务企业员工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但中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一直没有预想中那么成功，我想一方面可能由于服务的全面性和专业化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原因主要来自于一种理念上的欠缺，欠缺一种充分认识老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的理念，而这正是美国“村庄运动”的精髓。同是做社区内的居家养老，中国的“虚拟养老院”和美国的虚拟“村”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将老年人视为被养起来的弱势对象，每一个老人被看成是机构式的服务个体；后者视老年人为“村庄”熟人社会的一员，村民是集体这个有机整体的一员，互帮互助，共同治理“村务”。

　　我认为，中国养老事业最大的障碍来自于政策、学术和媒体话语对老人这一年龄群体的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忽视和否定。在中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提得很多，但是对“老有所为”和“老有所用”提得非常之少。老年人作为一个整体被“绝对弱势化”了。以这种方式来看养老，是对老人这一年龄群体的异化（且不谈“能不能扶”的噱头报道对老年人的“妖魔化”），老年人被看成是异于“正常的社会成员”的附体，他们的存在被边缘化和隔离化。

　　在当前的语境下，所有60岁以上的人群都被归为一类，是需要被养起来的、只消耗资源的弱势群体，所以老年人常常被形容成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但是我们仔细推敲一下，为什么58、59岁的人就被界定为有价值的劳动力，而年长一两岁，60岁出头的就“一夜之间”变成了没有价值的负担？暂且不说很多70多岁的老人比40多岁50多岁的中年人还要健康有活力。

　　这两年，我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行走，通过观察和访谈了解到很多不失能不失智老人的生活状况。无一例外，积极性发挥出来了，价值得到实现的老人，生活满意度和精神面貌非常好，但这一人群比较少。举两个例子。

　　浙江丽水市遂昌县新路湾镇某村，几位一起长大一起变老的玩伴，看见村里以前的卫生所一直空置，于是他们向村委会提出，改建卫生所这个场地来做一个老年协会，村集体没钱没关系，没人来管理没关系，老人们自己来筹办和运作这个协会。这几位老人拉动其他玩伴一起凑份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加上村里的大力协助，将卫生所改造成一个很有规模的老年人活动场所，厨房、餐室、麻将室、乒乓室、休息室、电影室兼远程课堂一应俱全，成了村里老人们每天必须“报到”的地方。

　　杭州市劳动路社区的退休老党员们，在社区的支持下，办起了一个事务中心，做大量的邻里间的矛盾调解工作，组织各类娱乐活动。他们也协助社区工作，是社区内垃圾分类居民教育工作的主力军。

　　而好些老人，如果不用带（外）孙子的话，似乎过得比较空虚，尤其那些住在“单位大院”性质小区里的老人。那些进不了老干部活动中心和老年大学的老人，往往聚在一起整日整日地打麻将或者打牌，或者在家做沙发土豆，休闲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混日子。还有一部分老人，尤其是退休早的老人，深知“生命在于动”，如果不想返聘，浑身有劲更是无处使，大把时间不知如何消磨，非常苦恼。按被我访谈的一位老人的说法，“这样下去，有用也会变成没用，没病也会变得有病”。

　　美国和中国的老人都是“爱折腾”的一代，都是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的一代。换言之，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都非常强。美国的“村庄运动”的参与者大多为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他们是叛逆的一代，经历过民权运动、妇女解放和性解放；中国今后参与居家养老的老人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他们受过很多苦，上过山下过乡，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

　　基于中国特定的时代烙印和文化特性，中国老人表现主观能动性的方式会和美国的老人很不一样，所以，激励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会更需要基层政策和服务设计者敏锐的洞察力、独到的匠心、和细心的引导。举个很成功的例子，丽水市遂昌县的应村村委会，很有心地注意到“老娘舅”的威信地位和说理能力，于是给“老娘舅”办起工作证，给予适当培训后，帮助调解村民纠纷。“老娘舅”每天早上在村里转悠几圈，在闲聊之余，了解村里各类大大小小的矛盾。邻里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夫妻吵架闹离婚，土地纠纷，“老娘舅”一出马，很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村里风气也变得更为和谐。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养老事业足下的第一步应当是全方位地了解老人，认识他们的共性和个体差异，还原他们的主体性，为他们的积极性和社会性提供发挥的平台。

　　是时候重新发现中国的老人了。

　　（作者：罗宝珍，美国西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