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湘江北去——根据相关影像资料整理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

这里是清代皇家园林颐和园，北京西郊机场，坐落于它的侧畔，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一个载入中国历史的伟大时刻在这里呈现，中国共产党，是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一起，结束了在农村广大地区长达近22年的转战生活，进入北平在这里检阅部队，历史记录下，一支伟大人民军队的坎坷和壮大，也见证了一位，伟大军事统帅杰出军事才能和高超指挥艺术，辉煌一旦成为过去，容易显得沉寂，毛泽东创造的战争伟业和军事思想，却始终闪烁光芒，永垂史册，而这一切最初却开始于一位年轻书生的，思索探寻与实践。

（一）出自书生  成于统帅

     20世纪初期，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经是湖南近代教育的重要基地，1914年春，刚满20岁的毛泽东走入学校大门，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活，橘子洲头，岳麓山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对社会，对政治，对历史，对哲学，对时局兴趣盎然，而对军事仅仅是聊有兴趣。那时的毛泽东，崇尚的是教育救国，最大的志愿是做一名教师。辛亥革命爆发，像众多热血男儿一样，欲为民主共和而浴血疆场的毛泽东，投身湖南新军，当了一名列兵。虽然背上了步枪，但没有得到机会参战，只受到了军人的队列操练。半年后，南北议和，毛泽东认为革命结束，就即出军队回到学堂。

毛泽东军事天赋，第一次显露是在1917年11月。当时三湘大地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一队溃兵窜入长沙近郊，毛泽东毛遂自荐，率领一群学生，加上20多名警察和工人农民，用鞭炮军号和排枪，将溃兵缴械。20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赤潮澎湃，毛泽东没有留恋城市，而是深入工厂，农村去研究，他写出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文章，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成为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农运领袖。

军事科学院原部长姚有志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解剖，对农民运动的实践，使他有了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自然就有了更深刻的结论。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不行，只有民众运动而没有枪定要垮台。”这种认识没有能够被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层所接受，中国共产党由于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武装、由于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当国民党反动派最终叛变革命，而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的时候，却毫无还手之力。大革命的烈焰，在殷红的鲜血中熄灭了！烟雨苍苍，心绪悲凉，中国革命路在何方？不少人感到迷茫，少数人则颓唐变节……在血的教训中，在反动派屠刀的逼迫下，中国共产党人拿起了枪。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毛泽东大声疾呼：“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不掌握武装，甚至看不起枪杆子的错误，枪杆子里面出农会，枪杆子里面出工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点燃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熊熊火焰。从此，毛泽东开始走上了武装救国之路。这一年，毛泽东34岁。军事科学院傅立群说：“毛泽东投身革命武装斗争，后来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统帅，指挥数百万大军纵横驰骋，完全是被国内反动统治势力的屠刀，逼上梁山的。晚年他会见外国朋友的时候，曾经谈到：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想当一个小学教员，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毛泽东的统帅才能，来源于中国革命的战争实践，他说：“战争就是学校，要善于读无字书，读无字天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总结战争，在战争中掌握战争，打赢战争。军事科学院副部长齐德学说：“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和果敢的决断力，同时具有一种超凡的吸纳能力。他非常善于总结，总是能在耳熟能详的事物中，发现蕴含于其深层的规律，在科学吸收总结，提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战略战术。这使他很快就把握了战争的脉搏，在战争指导上，总是能够高人一筹。”

井冈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被革命火种点燃的山！毛泽东在此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基本的战略战术。进而将红军游击战争，基本战略战术系统化，理论化，并在实战之中发扬光大，这标志着他已经开始读懂战争这部“无字天书”。军事统帅的地位，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在战争初期总结的红军作战原则，远远高出那些依据作战条令与理论典籍所形成的作战方案。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诱敌深入灵活机动，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全军上下对毛泽东的指挥心悦诚服，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兴奋地说：“到底还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到了第三次反“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认识，已经统一到毛泽东的军事理念上。说东打东，指西打西，3万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打败了蒋介石指挥的30万大军。军事科学院支绍曾说：“在战争的舞台上，毛泽东是最讲科学最讲兵法的人，也是最不受兵法条文束缚的人。他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有什么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彼知已，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他的作战指导，从来都是不拘一格，毫无成规，追求‘活打’反对‘死打’。总是一切从战争战场敌我攻防的实际出发，来确定战争指导方略。”

这种灵活多样的战术，不仅令他的对手茫然失措，也令他的同志相当费解，“左”倾教条主义者，则视之为异端，当作山沟里的“游击主义”。1931年11月，在瑞金举行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党权和军权。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失去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完全把持在教条主义者手中，因而丧失了红军游击战争特有的机动灵活的作战风格。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的军事路线，葬送了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不得不走上漫漫的长征路。长征路上，关山重重。红军连番苦战，却始终无法摆脱被动，湘江之战，几万红军血洒江岸，红军濒临绝境。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红军将士的呼唤之中，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新起点。在毛泽东指挥下，衣衫褴褛的数万红军，周旋于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四渡赤水，兵逼贵阳、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夺回了战争主动权。毛泽东在人民军队中的统帅地位日益稳固，成为全军拥戴的最高统帅。他的作战指挥艺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的全部制胜要诀，只有一个字“变”！所谓法无定法、由变求通、由变制胜，融汇百家之长，却不拘于书本纲目教条，因而他能够较快地冲破战争迷雾，成为破解战争这部“无字天书”的伟大统帅。军事学院赵一平说：“‘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党内一些领导人，称毛泽东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术，把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把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当作兵法之宝。毛泽东对此付之一笑，他后来说：《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记了。”

 

毛泽东真正系统研究中外军事典籍，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系统研究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中外军事著作、以及苏联日本的军事典籍与作战条令。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全国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先后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伟大军事理论家的历史地位。

 “战地黄花分外香”。毛泽东一生最丰富多彩的乐章，是在战争中奏响的，他缔造和领导了人民军队，他在中国革命战争史册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诞生出一些让人费解的插曲。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却很少真正拿过枪。1928年4月，朱德 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上，毛泽东破天荒地挎上了驳壳枪，还随口说出两句打油诗：“身背盒子枪，师长见军长。”军事科学院周继强说：“还有一次，毛泽东也拿起了枪，那是1929年的大年初一，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紧追不舍，毛泽东在大柏地布下口袋与敌决一死战。在战斗中，毛泽东挥枪，亲率警卫排冲锋，大败追敌。这次战斗是毛泽东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挥枪冲锋。他后来写诗为志：‘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不爱弄枪，却胆大如天，进入战场，就似驰骋于自由天地。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身边只有4个警卫连却偏要与国民党军数十万部队，周旋在陕北的群山万壑。他胜似闲庭信步，山下几万国民党军，篝火连营，一望无尽，毛泽东在山上唱罢一段《空城计》，然后酣然入睡。毛泽东用兵如神，文韬武略，施展自由，他手下几行字，也可顶数万兵。1948年10月，蒋介石密令傅作义，偷袭西柏坡，傅作义秘密调集5个师，外加数百辆汽车，从保定出发，企图闪电般速战速决。西柏坡周围，只有少量警卫部队，情况已经异常严重，毛泽东却不慌乱，他连续写了三篇新闻稿，新华社一播，直戳蒋介石傅作义的要害。“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0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如果解放军攻北平，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傅作义大惊失色，慌乱下令招回部队，死守北平。一篇新闻稿，退却数万兵！国民党的几万大军，被毛泽东“调”回了北平。一代统帅用兵至此，让人高山仰止！

在对手眼中，毛泽东的文章处处蕴含玄机；但对红军解放军官兵来说，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则如春风拂面，细雨润物。1928年5月，湘南起义队伍到达井冈山，在一块平地上，毛泽东席地而坐。一席讲话，一下就抓住了所有官兵的心。毛泽东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我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二’就是两种战争，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三’是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四’就是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还要做好四件工作：一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二是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三是建立苏维埃政府；四是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一个二三四，红军的宗旨、任务，被毛泽东阐述得一清二楚。这些刚加入队伍不久的“泥腿杆子”，听得懂、记得住，就连才高八斗的大文人柳亚子，在后来追忆与毛泽东的交往时，也由衷赞叹“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从书生到统帅，毛泽东集政治家的胆识圆通，哲学家的深邃智慧，军事家的气魄机敏，诗人的浪漫想象于一身，谱写出一部部气势恢弘的战争史诗。导演出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战争活剧，无论是崇拜他、敬仰他的人，还是研究他、分析他的人，甚至于他的对手、敌人，当面对他卓越的指挥艺术，精辟的军事思想和他创造的战争伟业时，都不能不由衷地感叹：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二）

   

    黄鹤楼这座长江岸边的古楼，被称作中国四大名楼之一，曾引得无数名人骚客发无尽之感慨，抒千古之遐思。1927年春天，大革命面临失败，毛泽东独步徘徊于黄鹤楼前，吟出了一阙《菩萨蛮》：“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此时的毛泽东“心情苍凉”。他意识到只有拿起刀枪，建立军队才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惟一选择。在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他坚定地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此一去，天高地远，道路崎岖；此一去，他离开城市22年；此一去，他在农村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缔造了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创造了一整套中国革命战争独特的战略战术。

（二） 探索道路  驾驭战争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破晓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随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爆发，翻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遥看俄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先占城市，再占农村，的确是基本原理，是前人的成功经验。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弱小革命武装，攻打国民党强大武装占据的中心城市，直接的结果是，三大起义和其他许多武装起义遭到了失败！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胜利的曙光又在何方？当一些人在上海的石库门里，埋头忙于制定新的城市暴动计划时，毛泽东已经率先迈出了第一步，成为探索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一位先行者。1927年9月中旬，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各路部队，都遭受失败，部队由最初的5000余人，锐减到1500余人。19日晚，在文家市的这所里仁学校里，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以后的行动方向。军事科学院陈仗成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师长余洒度提出来的，他主张坚决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继续进攻长沙，另外一种意见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他主张起义军转移到农民革命基础雄厚的地区，和农民斗争相结合，取得生存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以弱小的起义军去进攻长沙，无疑是以卵击石，那是自取灭亡；而转移到农民革命基础雄厚的农村，和农民斗争相结合，那么恰恰就是扬我之长，克敌之短，这样就一定能够取得生存发展。后来人们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概括为从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攻，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方针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惟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把武装斗争的方向，由城市转向农村，由进攻城市转向进军农村，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为弱小的红色武装找到了一条生存与发展道路，从而确立了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被毛泽东带上了井冈山，带上了新的希望之路。他们似星星火种，开始探索红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开始摸索中国红色力量生存发展的方式，开始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毛泽东正确阐明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如何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此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今军事科学院周继强针对这个问题说：“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包括三大基本内容：一、土地革命， 二、根据地（政权）建设， 三、武装斗争。”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方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土地革命必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根据地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胜利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是革命力量的战略基地，武装斗争是主要斗争形式，红军和红军战争的胜利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保障，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汇成了燎原之势。井冈山的艰难探索，也使毛泽东胸中的中国革命战争路线图更加清晰，指导中国革命的总战略，也逐步成型，这就是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军事科学院陈力说：“当时党的领导集团中，教条主义盛行，毛泽东遭到了中央政治局的点名批评，称毛泽东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必须要根本解决。并说毛泽东的路线，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没有退缩，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外国经验，中国革命必须走中国人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浏阳永和这座小城，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总兵力达到3万余人，红军不再是几百人几千人的游击武装，而是有着几万人的正规军队，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红色区域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令蒋介石坐立不安。从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苏区展开大规模的“围剿”。怎样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如何在反“围剿”作战中，完成红军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军事科学院褚银说：“毛泽东说：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他为红军反”围剿“作战制定的战略方针，只有四个字诱敌深入。”

    在这一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潇洒自如地，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尽管国民党的“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却败得一次比一次惨！中央苏区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越“剿”越大、越“剿”越巩固！在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核心作用。人多就打运动战，人少就打游击战。他创造了一整套红军作战的指导原则，这就是：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三项原则，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三种作战要求，三项原则，三种要求灵活运用，即使在他被迫离开红军的统帅岗位时，仍然是红军以弱胜强的法宝。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的怒潮席卷全国，国共两党也由内战中刀兵相见，变成了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人民军队再次面临转折。在全国抗战中，只有4万多人的八路军采取何种作战样式，才既能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又能在战火中生存发展？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前面对的重大问题。军事科学院支绍曾说：“这次会议争论很大，一些同志认为，红军应该集中力量，配合国民党军多打大仗扩大影响，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必须保持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红军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为基本任务。”

    洛川小河口的这栋旧房子，似乎还回荡着毛泽东那斩钉截铁的声音。毛泽东为八路军确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 集中以消灭敌人。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生蛋，既能消灭敌人，又能立足自己，吃饱了再说。军事科学院岳思平说：“这就为全党全军指明了航向，确保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作战的胜利和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实现了人民军队的又一次历史性军事战略转变，就是由正规军的正规战，变为游击军的游击战，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概括为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高瞻远瞩无比正确。”

抗日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不再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员直接指挥红军麈兵沙场，而是成为全军统帅，坐镇中枢，把握全局，运筹帷幄、决战千里。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争，掀起了人民战争的狂涛巨浪，造成了日本侵略者葬身的汪洋大海。中国共产党成为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与人民休戚与共，人民军队在战火中壮大成长。当抗战胜利的锣鼓响起，它再也不是在黄土高原求生存求发展的弱旅，而是拥有132万部队和260万民兵的雄师。毛泽东的领袖与统帅才能，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他全局在胸细部在目，从容不迫的指挥人民解放军向着夺取中国革命战争最终胜利的目标迈进。1947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制定了指导我军作战的著名十大军事原则。无比深奥的战争哲理，被他言简意赅地，用区区几百字，就无比清晰地表达出来。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并力求全歼敌人；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八、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待条件成熟时夺取之；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但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这些军事指导原则，寓深奥于浅显。他的各级指挥员，都能灵活掌握，得心应手地，将之运用于各个战场，将敌军打得魂飞胆寒。军事科学院姚有志说：“这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规律、经验的科学总结与升华，它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思想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其中又包容了作战方针、作战目标、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斗作风、休整补充等内容。十大军事原则表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把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对作战指导与实践，达到了艺术的境界。”

更为奇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十大军事原则，视为兵法秘籍深藏不露。而是将它公之于众，昭示天下！公开告诉自己的对手，他非常明白，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精通哲学的毛泽东，把战争变成了一种可以驾驭的艺术，他的战争指导，体现出一种天人合一，博大精深的气象。他曾经精辟地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他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探索的全部奥秘也使得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准确把握战争的脉搏，驾驭战争，指导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三）

 

1954年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对我军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否过时，一度在军队中曾有不同认识。毛泽东得知此事明确表态，军队还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不能丢，军政双首长制不能变！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恢复了一句被删掉的话，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被称作“生命线”的政治工作，既非攻守之道，也非谋略之策，而是人民军队独有的治军方略。毛泽东用兵如神，不仅在于他的他的战争指导艺术出类拔萃，更在于他统帅的军队是与其他军队迥然不同的人民军队。党的宗旨注入了这支军队，赋予了这支军队的军魂，这支军队拥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因而能够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压倒一切强大敌人，一往无前，无敌天下。

（三）党指挥枪  枪服从党

翻开中国近代史，有枪就有势，枪多就势大，几乎成了一个不变的定律。各种各样的军队，曾蜂拥登场，各领风骚。谈笑风生的毛泽东，挥斥方遒。他曾经将中国近代军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的清末新军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完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任务，却沦为军阀割据鱼肉民众的武装；第二代是国民党建立的国民革命军，也曾经是一支革命的军队，后来又变成了蒋介石屠杀工农镇压革命的工具；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为标志建立的人民军队，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增添了一支崭新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第三代军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成员多来自农民，思想意识依旧没有摆脱其固有的局限性。如何领导与改造这支军队，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人民军队”当然成了最大问题。深谙中国历史与国情的毛泽东对自己统帅的这支军队，有着透彻的理解。要改造好这支军队就必须让其彻底摆脱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革命目标。毛泽东悟透了这番道理，湘赣边那棵大榕树见证了那段历史。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刚刚遭受到挫折，急盼革命成功的官兵灰心丧气，部队中逃跑成风。5000人的队伍，到永新县三湾村时，剩下不足千人，军心涣散几乎已不战自溃。著名的“三湾改编”就发生在这间普通的“泰和祥”杂货铺里。毛泽东将部队缩编成一个团，并创造性地，在部队中建立起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基本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党委，“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部队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铁律。从此，仍是这支破衣烂枪的队伍，却列队整齐，目光炯炯。官兵知道了为谁打仗，懂得了为谁扛枪，党的战斗堡垒筑在了最基层，筑在了斗争的最前沿。井冈山斗争形势异常艰苦，红军数度濒临绝境但始终军心不散，队伍不垮，反而日益壮大。“支部建在连上”正是最根本的原因。一支军队的改造，绝非朝夕之功。1929年在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时，又起争论。军事科学院周继强针对这个问题说：“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到红4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到任后不久，在红四军内部，就挑起了关于建军思想的争论。一些同志对重大决策由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非常不习惯，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甚至把党委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部队中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也很严重。”

1929年6月22日，福建龙岩小城，红4军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前委书记改选中落选，他离开了红4军，到了闽西特委。随后召开的红4军“八大”仍未正确地解决问题。由于红4军中思想不统一，军事上也吃了败仗，许多同志这才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军事科学院褚银对此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看到红4军的有关报告，并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肯定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明确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红4军恢复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

这年12月28日，在上杭古田这个院里，红4军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军事科学院陈力对此说：“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是：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二、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必须健全连以上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在党内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指出在组织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宣称所谓“司令部对外”是错误的。规定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所担负的工作，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必须加强对官兵的思想工作政治教育，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四、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原则，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制度，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澄清了红军建设中一系列错误认识，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从而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界限，铸就了人民军队独有的政治品格，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基石，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被毛泽东视为立军之本、建军之魂。1935年6月四川懋功，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国焘将军权看得高于党权，依恃兵多枪多，公然伸手向党要权，没有达到目的后，他公然围抗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擅自率领右路军南下，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走上了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最终在屡遭失败，无法生存和全党全军的反对下，不得不撤销其另立的中央，重新北上。毛泽东在总结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容许其他势插手人民军队。军事科学院刘庭华对此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方面要派特务头子康泽，到八路军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一口回绝，为了抗战我们可以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但决不容许康泽之类的特务插手人民军队。”

全国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飞到延安，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实行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纪律，一句话要取消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国民政府的武装！！！为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落实，毛泽东逐步确立了一整套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三大环节。军事科学院王幸生对此说：“一是政治领导，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军的思想与行动，使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二是思想领导，就是坚持不懈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先进思想武装官兵，引导官兵确立革命的理想和信念，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是组织领导，就是在军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形成与部队建制体系相适应相吻合的组织系统，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从而实现党的领导，与军事指挥高度统一。”

军队政治工作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毛泽东为政治工作，确立了三项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官兵一致，就是要彻底废除旧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建立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新型官兵关系。他首先要废除官兵生活上的不平等待遇。军事科学院陈力针对这问题阐发道：“罗荣桓回忆说，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菜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后，官兵艰苦与共，待遇完全一样。干部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就连毛泽东也和普通战士一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

如果说生活待遇，还仅是一种形式；那么毛泽东要求建立健全各级士兵委员会，则具有深刻的内涵。他把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视为在红军中确立民主制度，彻底废除旧军队陋习，建立新型官兵关系的有力武器。红军初建时，来自于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军阀习气严重，官欺兵、兵欺民早成惯例。毛泽东就是要打破这个陈规！士兵委员会委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兵对官有监督权，可以提出批评，甚至有制裁权。这是亘古以来中国军队，从未有过的新制度。正是这项制度，消除了官兵之间的隔阂，消除了士兵的雇佣兵心理，开创出人民军队独有的民主制度。1948年1月毛泽东亲笔起草了题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赋予军队中的民主生活以新的内涵。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民主”的概念。军事科学院王幸生对此说：“军队中的三大民主，就是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其宗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

三大民主中，军事民主令人耳一新。练兵中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互教互学。作战时，群策群力，召开诸葛亮会，研究破敌之策。作战后，讲评讨论，共同提高。千万不要小瞧这种看似简单的工作方法，一旦士兵们的智慧融入了部队的作战行动，任何奇迹都可能发生！许多卓有成效的制胜战法，就是诞生于这种军事民主之中。民主制度使得人民军队内部关系焕然一新，而严格的群众纪律，则使得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亲密无间。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就为红军立下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军事科学院褚银对此说：“在他率部上井冈山之前，就宣布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款子要归公。后来毛泽东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博学多才，可尊为大师。可他制定的这些纪律的语言，再朴实不过了，就连不识字的士兵也能记住。”此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变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不断调整。1947年10月，毛泽东重新修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全军，一直沿用至今，始终是人民解放军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毛泽东以最简明的规定，将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变为便于执行的行为准则。人民军队之秋毫无犯、之与人民同甘共苦、之与人民血肉相连，就在于它永远视人民为父母。因而得到了人民如同对待子女般的呵护！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曾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于，军队腐化堕落、纪律废弛、官兵“忘了革命，忘了主义”，成了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但他却不肯承认，自己分而治之，亲疏有别的治军方略，正是导致他军队惨败的重要原因。他的嫡系恃宠而骄，狂妄无比，杂牌部队则各怀心思，临阵自保，在战场上总是演出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丑剧。他的得意门生杜聿明被俘后讲得倒是一针见血：国民党军是战事毁于人事，战术毁于权术。

毛泽东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建立的卓有成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依靠的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使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脱胎换骨，成为在任何情况下都红旗不倒、军心凝聚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在战争中上下同心、士气高昂的无敌雄师。毛泽东之用兵如神，首先在于他治军如神，两相比较，国民党军焉能不败？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他对毛泽东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看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毛泽东听到此事后笑了，他答道：“肯尼迪看我写的军事著作，这有可能是真的。”这的确是真的，肯尼迪到乡间度周末，也不忘了带上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名言，“游击队必须活动于人民之中，犹如鱼游于水中一样”更成为他的口头禅。毛泽东，这位崛起于东方的军事伟人，不仅翻天覆地般改变了中国历史，也用自己独创的游击战争理论，为世界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闪光的一章。他的理论，诞生在中国，却冲破了时空限制，影响着世界。

（四）、游击战争 出奇出新

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高山密林，地势险要。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剩余部队来到罗霄山脉中段的这个地方。初上井冈山，这支队伍只有几百人，这就是最初的“星星之火”，教科书上正规的战略战术，显然用不上。毛泽东独辟蹊径，采取以宁冈为中心的“打圈子”战术。今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力说：“毛泽东的打圈子战术，就是以根据地为中心，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圈，等他转晕了，暴露出弱点，就抓住狠打。转圈是手段，消灭敌人是目的。用毛主席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每战必有俘获。以此逐步扩大红军。”

   “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是当地山林武装的统军经验。毛泽东却说，我们不仅会打圈，更要会打仗。毛泽东指挥部队，以宁冈为中心，四处游击，平均九天一战，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1928年1月，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在遂川的这个会场，毛泽东再将“打圈子”战术深化一步，提出了“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在随后的战斗中，毛泽东将这12个字化作具体的作战行动，指挥部队避实击虚，连续粉碎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进剿”和“会剿”，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游击战，锤炼出红军独特的战略战术，也让初掌帅印的毛泽东，参透了游击战的奥秘，并形成了迥异于任何军队的兵法要髓。在总结红军游击战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朱德将游击战的作战原则进一步概括为著名的“十六字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今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寿晓松说：“毛泽东自己说，十六字袂是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它把进与退、走和打，防御和进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有效方法。尔后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乃至于人民军队的全部作战原则，都是由此发展起来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都是走州过府，流动作战，最终难成气候。对此，精通历史的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他要创立红军游击战争的新内涵，这就是发展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将游击战争与根据地建设合二为一。将游击战争的基石，奠定在红色根据地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以此扩大苏区，壮大军队。

刚上井冈山，毛泽东就着力恢复遭到破坏的地区性党组织，强调红军有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三、做群众工作。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主任周继强说：“自古以来，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当兵吃粮，天经地义，而毛泽东的部队，不但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这是开天辟地第一遭。毛泽东强调：游击战争一刻不能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毛泽东套用唐人名句，来比喻根据地建设与红军发展的关系。他说，人不能老是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他将根据地比作红军的靠山，比作红军坐下来依靠的屁股。后来毛泽东把根据地与游击战争的关系定义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

井冈山根据地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规模，工农革命军有了展开游击战争深厚的群众基础，如同鱼儿畅游于水中，不仅能灵活自如地打击敌人，更能壮大自己，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地位，为了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和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毛泽东做出了“攻势的防御”的方针。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出击，部队刚到达赣南的东固，国民党军就跟踪而来，这里没有同井冈山一样的根据地，红军没有依靠，怎么打游击？

毛泽东还是采取了打圈子的战术，但这次不是以固定根据地为中心的“打圈子”，而是盘旋式的“打圈子”，指挥红四军两入闽西，三打龙岩，在赣南、闽西广阔的地域中，实施变定不居的游击战。红军既可机动打仗，又能经常开展群众工作。军事科学院陈力说：“盘旋式打圈子战术，就是在强敌跟踪，而根据地还没有完全巩固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身轻便、灵活的优长，在一定区域内与敌人盘旋，同时又能反复做固定区域的群众工作，这种变定不居的游击战，既能拖散、拉跨敌军，同时，又能组织发动群众，最终消灭敌人。”

在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将红军的三大任务具体化，提出了不得“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他诙谐地用渔民撒网来形容这一原则：“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聚分结合，循环往复，游击作战与发动群众融为一体，在赣南、闽西的苍山沃土上，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基本形成，总的指导原则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避免硬仗，以孤立分散之敌和战斗较弱的地方部队为主要作战对象；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方式，速战速决；在强敌跟追下，采取盘旋式打圈子方法。”

毛泽东自豪地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蒋介石哀叹道：“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民众之协同，避实就虚，随心所欲。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矣！”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外战争史上，首次将游击战争，提升到了战略地位，领导全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游击战争。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毛泽东指出，弱小的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正面战场国民党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八路军则依托山西境内的山岳地带，以游击战打出了神威。随后，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敌进我进，在华北华中开辟敌后战场，实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军事科学院黄迎旭说：“一般的游击战，主要是作为正规战的辅助方式，在战役战斗中，直接配合正规军作战。但毛泽东把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地位，使游击战，不再从属于正规战，而是在敌后战场，实施大规模的独立作战，在战略上与正面战场的正规军进行配合，这既是抗日游击战的一大特点，也是毛泽东对游击战理论的一大创新。”

于是在中国战场上，出现了一幕战争奇观，在正面战场上，战略上处于内线作战的国民党军，在防御作战中节节失利；而在敌后战场上，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在进攻作战中迅速推进，放手开辟抗日根据地，开辟出广阔的敌后战场！

这一时期，毛泽东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著作，成为世界军事理论宝库中的经典，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连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年代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经典军事著作，首次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并构建了游击战争的完整理论体系，谈到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最突出的就是防御战争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要求游击战一定要具备进攻性，计划性、主动性、灵活性、速决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毛泽东不仅是大战略家，也是精于战术研究的大家，他对游击战的战术，他对游击战争的战术，更是深入总结，自成一家。1938年1月，毛泽东把他在中央苏区写成的小册子《游击战争》抽出部分内容进行修改，题为《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他对游击队的任务编成和发展，游击战的基本战术，作了详细论述，毛泽东把自己的游击战制胜秘诀，毫无保留地全都抖落出来，我军和国民党部队才能看到，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游击战术指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傅立群说：“一些西方人，把毛泽东的军事成就，仅仅说成是游击战大师，那显然是只窥一斑，不知其余，不过，毛泽东最初是靠打游击战起家的，则属千真万确。他把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归纳为袭击，总结出袭击战术的十二条要则，袭击行动之敌的十八条方法，他强调，游击战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机，是袭击行动中的敌人，这种袭击又可以分作伏击和奇袭两种，伏击是打预期遭遇之敌，奇袭是打不预期遭遇之敌，虽然仅仅是一篇文章，却说明毛泽东用兵打仗没几年，就成了常规战争的行家里手。”

动员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就形成了广泛地、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是毛泽东克敌制胜的法宝。敌人学不来，也防不住，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平原地区的村乡联防战，河湖港汊的水上游击战，铁道沿线的铁道游击战，沿海地区的海上游击战，还有专门破坏敌军交通、通信设施的破袭战，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军陷入了常规战争的火阵之中，如一头蛮牛，四处乱撞，最终无法逃脱被烈火吞噬的命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文绍曾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史上，人民群众抵御侵略者的英勇行动层出不穷，但基本都是一种自发的行为，统治者不敢动员群众，也不会组织群众，生怕群众的动员，最终将动摇其统治，因而这些抵抗，尽管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却对战争的结局，难以产生重大影响，而抗日战争则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但放手发动群众，而且将群众的抵抗行动变为有组织的常规战争，形成规模空前的人民战争。敢于动员群众，又善于组织群众，这是毛泽东常规战争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

全国抗战八年，毛泽东领导敌后军民与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解放国土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解放区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常规战争显示了空前的威力，毛泽东称之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所指挥的常规战争如疾风流水、似狂涛巨浪，中国革命战争在他亲自指挥的常规战争中扬帆起航，又在他运筹调度的常规战争中破浪前进，常规战争点燃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也汇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因此被举世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游击战大师。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五）

 

延安，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古塞小城，自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到这里开始，毛泽东一直住在这里。1947年春，蒋介石调集25万部队，对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力图夺取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大军压境，延安是守是弃，毛泽东成竹在胸。他说：“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很多人对此难以接受。毛泽东却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可以打到延安，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诱敌深入，克敌制敌，毛泽东将中国古典战法，赋予了崭新的内涵，进而变为他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经典战法，成了毛泽东用兵屡试不爽的克敌制胜妙策。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在撤离延安时的英明预见。仅仅过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就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又过了两年，人民解放军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

（五）  诱敌深入 后发制人

毛泽东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但没有人能够准确估量出，它对毛泽东用兵的启迪究竟有多大。有一点是肯定的，幼时读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籍，对于毛泽东后来的作战指挥思维的形成，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诱敌深入战法的运用。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形象地刻画了诱敌深入的基本内涵，“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生发开去，从中外战史的验证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军事科学院袁德金说：“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家眼中，诱敌深入仅仅是看成一种具体的战略战术的一种计谋；但是在毛泽东的眼中，（诱敌深入）他是把它看成一种有目的的战略方针，一种有战略计划的战略步骤。在井冈山斗争初期，诱敌深入这种战法主要体现在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后来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接连发动了进剿和会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把诱敌深入上升为，一种反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战略方针。”

1929年7月，当赣闽粤三省国民党军对红4军，和闽西苏区展开“会剿”时，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由于敌情变化，这一方针没有实现。1930年2月，在打破闽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的战斗中，毛泽东第一次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法，并且立竿见影，大获全胜。当红4军已经准备进攻吉水时，江西国民党军却向赣南苏区发动了进攻，毛泽东立即放弃进攻吉水的计划，果断改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率领红4军向富田退却，诱使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孤军冒进，然后，毛泽东集中兵力，在水南将其大部歼灭。诱敌深入初显威力，然而，中央苏区的一些领导者，对这个方针并没有形成共识。1930年秋，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兵分八路，由北向南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10月3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共江西行动委员会，在罗坊召开会议，讨论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方针。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激烈。军事科学院周继强说：“毛泽东主张要充分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并强调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但一部分同志，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进攻南昌和九江，以外线进攻，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围剿。认为诱敌深入将丧失根据地的土地。”毛泽东条理分明，入情入理，反复说明诱敌深入的好处，终于确定了以诱敌深入作为反“围剿”的基本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采取“求心退却”的方法，派出红12军第35师执行佯动诱敌任务，而将主力退至根据地中心区域隐蔽集结。

在宁都小布举行的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毛泽东挥毫泼墨，亲笔题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真是文韬与武略兼备，诗情与剑气相融！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主力在龙冈设下天罗地网，号称“铁军师”的国民党军王牌第18师张辉瓒部，趾高气扬，一路冒进，闯入了红军的伏击圈。12月30日拂晓，龙冈地区细雨浓雾，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红军，突然发起进攻。激战一天，全歼第18师师部和2个旅，活捉张辉瓒！毛泽东诗情大发，挥笔填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而南京的蒋介石，却情绪全无，过年时他仰天长叹：“呜呼石候，魂兮归来！”

接下来蒋介石先后调集20万、30万兵力，使出浑身解数，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进合击、互相策应和“长驱直入”等各种战法，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围剿”！毛泽东则把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法，运用得淋漓尽致。敌变我亦变，万变不离其宗，舒卷自如，打得国民党军铩羽而归，不仅保住了红色根据地，而且扩大和巩固了中央苏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力说：“为什么毛泽东会如此“偏爱”诱敌深入的战法？从本质上讲它是劣势军队迎击优势军队进攻的一种战略，也是一种以弱胜强的谋略。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敌强我弱，弱小的红军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从实际出发，确定适合自身情况的有效战略和战法。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军必须加上根据地群众的力量，才能压倒敌人的优势。”

毛泽东说：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我们一打仗，群众到处登山助战，使敌人从来不晓得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心中发慌。由于群众坚壁清野，敌人来到红色区域，柴米油盐样样无，所以敌人一定要败，我们一定要胜。诱敌深入的最终目的是保存军力，后发制人。要做到这一点，须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毛主席将其概括为六条：“一是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二是有利作战的阵地；三是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四是发现敌人的薄弱环节；五是使敌人疲劳沮丧；六是使敌人发生过失。”诱敌只是手段，制敌才是目的，这就是毛泽东诱敌深入战法的精髓。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决不是消极避战，而是有顶有放，该顶的时候坚决地顶，该放的时候坚决地放，没有坚决地顶，就不可能实现巧妙的“诱”，以顶缠敌，牵敌出动，巧布疑兵，假戏真做，故意示弱，引敌上钩。散敌疲敌，掌握主动，反戈一击，各个歼敌，这是一个筹划完备、环环相扣的战略战役指导过程。毛泽东熟练地掌握了战争的辩证法，因而才把诱敌深入战法的效力，发挥到了极致。

解放战争时期，在毛主席的统一高度指挥下，我军创造了战争史上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在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中，这一战法成为扭转战局的杀手锏。敌我兵力对比是十比一。西北野战军，不仅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装备也很差，弹药奇缺。毛泽东为西北战场确定了基本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实行蘑菇战术。与敌人在陕北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逐一加以歼灭。胡宗南指挥国民党军占领了延安，旌报四传，以为胜利了，但却未发现西北野战军的踪影。几十万大军四处乱撞，如无头苍蝇。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抓住战机，在青化砭布下口袋，仅用一个半小时，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旅！胡宗南自认为发现了西北野战军主力，马上指挥部队全速北进，企图进行决战。毛泽东立即指示彭德怀，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主力避免与其作战，隐蔽待机。彭德怀派出精锐的小部队，牵着胡宗南的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的山峦沟壑中整整转了12天，行程400里，搞得国民党军人困马乏。胡宗南采取“滚筒”战术，数路并列，以10个旅构成纵横四五十里的方阵，齐头并进，不留缝隙，如碾子般压来压去，使得西北野战军难寻各个击破的战机。毛泽东再次指示彭德怀，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差困难，……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军事科学院温瑞茂说：“毛泽东把这种战法，称为“蘑菇战术”这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将敌磨得筋疲力尽，然后歼灭之。这是诱敌深入战术，在新的战争重要条件下的一个发展。不但在西北战场，在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也曾普遍采用了这种战法，迎击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在很大情况下是被解放军“磨”垮的！

蘑菇战术成了滚筒战术的克星，彭德怀指挥部队，耐心与敌周旋，终于觅得战机，在羊马河歼灭胡宗南部1个旅，随后又攻占蟠龙再次歼灭胡宗南部1个旅！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不仅扭转了陕北战局，而且将胡宗南部，这支国民党军的战略预备队，牢牢牵制在西北战场，有力策应了其他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放弃延安诱敌深入，毛泽东以一座城市，换取了战局的改变此等战略，令任何人都难以置信，但却变成活生生的事实！两年之后，美国政府在白皮书中，作了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占领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蒋介石和他那些指挥官，曾反复琢磨过个中奥秘却始终摸不着头脑。懊恼地说：“和共军接战，有人主张要实施突击战和伏兵战，但无一成功。而我们的每一次大兵团行动，可以说无一不遭遇他们的伏兵和出击，以致受到很大的损失。”

蒋介石琢磨了几十年，都没有搞清的东西，外国人琢磨起来，就更如读天书一般困难。抗战胜利后，驻青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克里门问陈毅：“如果国共之间发生战争怎么办”时，陈毅回答：“放开两手，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听得克里门目瞪口呆说：“我不懂，你们既要丢地方，又要消灭敌人，中国的问题真复杂！”

礼炮轰鸣，烟花满天，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怎样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国家比较大，仅大陆海岸线就有一万多公里，敌人要侵略你，完全不让敌人进来不可能。他这里不能进来，那里则有可能进来。面对这么长的防线，到处修工事，到处设防不可靠；平均使用兵力，没有重点，形不成拳头，敌人到处可以进攻，我们只能被动挨打，这不是高明的办法。诱敌深入当然不是敌人一来，我们就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阐述得非常深刻，毛泽东对诱敌深入的必要性与意义、对时机的选择，对退却终点的选择，对反攻时机及条件的选择，以及反攻胜利具备的条件等等，都系统地加以了论述，并发展成毛泽东所独创的军事理论。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戴维逊有过这样的总结，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住，那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一生与书为伴，一张大木床书占去一半。在毛泽东读过的书中，往往留有密密麻麻的批注与评价，他研究历史，却从不简单地因循历史，他吸收历史经验，却从不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借鉴历史，总结历史，再根据现实情况创造历史，这就是善读史书的毛泽东。走进战场，以诱投敌，然后聚而歼敌，毛泽东一生，对诱敌深入的战法情有独钟，运用自如屡战屡胜，毛泽东到了晚年，在一次讨论战略方针的谈话中，他谈古论今，娓娓道来，更是不无自豪地得出一个结论：“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他似乎言犹未尽，又补充了一句：“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不到味道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研究才好！”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六）

 

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这样描述过舞场中的中共领袖，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学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像是长征，而毛泽东的舞步则常常出人意料，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跳舞。当毛泽东旋转到战争这个舞台时，他更是强调主动权，要依照自己的节奏进退，要迫使敌人按照自己的节奏行动。从容地驾驭战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指导战争夺取胜利。份自信，这份潇洒，令许多人着迷，令许多人赞叹，建国后当他谈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诀窍时说：打仗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战术，无非就是这四句话。简单的四句话，揭示了战争中的主动与机动，打与走的辩证关系，它几乎可以诠释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所有的战役战斗，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

（六）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任何军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力避被动、力争主动。主动权是胜利之母，掌握了主动权，常能“高屋建翎、势如破竹”；失去了主动权，就要受制于人、兵临险境。军事科学院齐德学说：“中国革命战争最基本特点之一是敌强我弱，人民军队基本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掌握主动权对于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来说尤为重要，要生存、要发展就只有以战役战斗的绝对主动，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如何掌握战役战斗中的主动权，这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解决的问题。”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答案过程中，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秉承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先打红旗再以堂堂之阵迎击敌军，虽然英勇悲壮却无一不遭受极大损失。毛泽东是党内最早觉醒的军事指挥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在起义部队前委会议上，他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被动中赢得了主动。在古城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向井冈山进军的决策，在竹海苍茫云雾缭绕的井冈山，毛泽东寻找着后续的答案。军事科学院周继强说：“一个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山大王的朱孔阳，外号叫朱聋子，不管官府如何去清剿，他总有办法逃脱。他的生存秘诀是：不求会打仗，只要会打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毛泽东从中得到启发说：‘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的多少，要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

最深奥的战术原则，就是这样被毛泽东用异常通俗的语言一语道破，这一作战原则在教条主义者看来，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它却实用有效。军事科学院袁德金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它主要阐明了作战中“打”和“走”这种辩证关系，也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是对战争最根本目的的一种最好的诠释。‘打得赢就打’主要体现为战争的进攻性。就是在战役战斗中，不放弃任何歼敌时机，主动进攻，速战速决；‘打不赢就走’则主要体现为战争的流动性，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哪儿好打就到哪儿打。”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还特别带上了英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发誓要在三个月内肃清红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红军只有3万人，敌强我弱。毛泽东 朱德命令正在分散开展群众工作的红军向兴国西北的高兴圩集中，以待机破敌。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行踪立刻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毛泽东避实击虚，确定了“避敌主力 打其虚弱”的方针，决定主力秘密北进，首先夺取富田、新安，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人后方联络线，迫敌主力回头，再乘其疲劳“打其可打者”。但国民党军两个主力师却抢先一步到达富田，毛泽东立即改变计划，率领主力悄然返回高兴圩，继续待机。此时，各路国民党军已将红军压缩在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域，形势异常严峻。毛泽东依然以走求主动，以走调战机，指挥红军主力穿越山区，神出鬼没地从两路敌军之间约20公里的空隙跳出包围圈，突然对实力较弱的国民党军第三路进击军发起进攻，歼灭其1个旅又一个多营，随后疾速脱离战场，奔向良村，再歼敌1个师大部，良村战斗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占龙冈，当发现国民党军，已经在龙冈凭险固守时，毛泽东再次改变决心，以一部兵力佯攻龙冈，造成假象，自己则率领主力继续东进，在大雨滂沱中，突然对黄陂发起了猛烈进攻，再歼敌4个团。红军三战三捷，大煞国民党军的威风，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各路部队迅速东进，以密集大包围态势压向红军，并下令以东固为中心，纵横25里一律平毁，格杀无余。红军再次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毛泽东再次施展了走的战术，以红12军扮主力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牵向东北方向。红军主力2万余人，则秘密向西疾行，又从两支国民党军部队间约10公里的间隙中跳出了合围圈，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国民党军在红12军后面，翻山越岭，整整转了近半个月，方知红军主力在兴国，只好掉头西进，此时红军主力已经休整完毕，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走了之，国民党军又扑了一个空，油盐告绝，粮食困难，人困马乏，“肥的拖瘦 瘦的拖死”，国民党军再也无法追击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兵。毛泽东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他立即要求红军主力展开追歼作战，连打三仗，大量歼灭了敌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三个月过去了，蒋介石当然不能自刎首级，但他却气得口吐鲜血，黯然返回了南京。军事科学院黄迎旭说：“有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走出来的，这句话很有道理，毛泽东曾下很大的功夫，来研究走的问题，他归纳出四种情况下，不能打必须走，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时，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临近敌人十分密接，也不好打时，三是遭遇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不好打时，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不好再继续打时。”

无须讳言，毛泽东也打过败仗，但他从“不二过”，总是能从败仗中汲取经验，更多的时候则是因势利导，巧妙地将败仗转化为胜势，形成令人惊叹的战争转换。而走，则是完成这种转换的基本方法，长征路上的土城战役就是一例。毛泽东本来打算在土城歼灭川军，打开北渡长江的通道。但激战一天，却未能歼灭川军，红军反而陷入危险境地。毛泽东果断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指挥红军甩开双腿驰骋于川 滇黔的高山峻岭之间。毛泽东的走，走出了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走，走出了红军行动的主动权；毛泽东的走，走出了急流险滩，走向了光明的前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开，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发展。在毛泽东的调度指挥下，各大战区指挥员，在“走”字上大做文章。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针对国民党军重兵集结分进合击的特点，在苏中苏北鲁南战场，打一仗歼一部退一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的指挥下，抓住国民党军部署分散后方空虚的特点，在陇海铁路南北地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充分利用东北平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条件，长途奔袭，抓一把就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逐步扭转战局，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军事科学院袁德金说：“光走不打是战争中的逃跑主义，光打不走是战争中的拼命主义。毛泽东强调，光善于‘走’，还不能完全掌握战争主动权，只有会‘打’才能消灭敌人，最终达成战役战斗的目的。打是目的，走是手段，一切走都是为了打，以走创造战机，以打达到目的。”

当人民军队转入大规模的运动作战后，毛泽东便将注意力放到了如何“打”，如何“大打”上面，1947年4月晋察冀军区决定发起正太战役，首先歼灭石家庄外围的国民党军，然后沿正太铁路向西，求歼由太原出援的国民党军，就在战役即将发起时，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集中7个团的兵力，对冀中解放区重镇胜芳镇发起进攻，是回师援冀，还是继续发起战役，聂荣臻等指挥员决定不为敌人攻势所动，按预定计划发起战役，晋察冀军区部队顺利完成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主力置攻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援军于不顾，迅速西进山西，发起了第二阶段进攻作战，毛泽东接到前方报告，极为欣慰，电示聂荣臻等人：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这份电文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作战原则，晋察冀军区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横扫晋西南，围攻阳泉，诱出太原国民党军事2个师来援，将其包围于测石驿地区彻底歼灭，整个战役共歼敌3.5万人。军事科学院姜铁军说：“正太战役的规模本身并不大，但毛泽东在战役过程中，所提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原则的重要发展，诚如中国古代兵法所说：‘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毛泽东的作战指导，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也就是说，进行着完全掌握主动权的作战。”

确立了这一作战原则，毛泽东马上将之付诸战争实践。两个多月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还在持续，毛泽东即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方针，指挥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挺进中原，发起战略进攻，搅得中原大地地覆天翻。国民党军手忙脚乱，转瞬间就由重点进攻的主动，变成了四处堵击的被动。军事科学院付立群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别看就是这么八个字，却是毛泽东对自己一生用兵艺术最经典的概括，大家都知道，战场上的成败胜负从来取决于主动被动一字之别，毛泽东指出：‘主动的地位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可以能动创造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战争实力总体不如敌的革命军队在战场上创造一个又一个局部优势，赢得战争主动权的方法论要则。’就是说每打一仗，都务必力求在几方预期的时间和地点，以有利于已的节奏和方式与敌交战，做到制敌而不受制于敌，把战争完全导入扬我之长，击敌之短的轨道，毛泽东把这称作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中国革命战争所以能以小击大，以弱胜强，很关键的一条就在于创造出了我的一套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建立“我的”一套，目的是要掌握主动权。“我的”一套决不是不管对方的自我表现，而是既要知道自己，更要了解对方，知己知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是以游击战为主的“我的”一套，后转变为运动战为主，赢得了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我的”一套。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审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再次转换了“我的”一套将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紧密结合，灵活运用。你有你的一套，我有我的一套，我的一套包括着战略战术作战中，一整套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它不仅具有机动的灵活性，更有严密的科学性。“各打各的”自然被兵家所乐道，但却很难实现，毛泽东却总能赋予它神奇的“功效”，人发现毛泽东最善于因敌用兵，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地用兵，在什么地点打什么仗；最善于因时用兵，在什么时间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已用兵，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并最善于择军选将，总之，最终他总是打胜仗。有了“我的”一套，就可以制约敌人的一套，你打阵地战，我打运动战，你打速决战，我打持久战，你打分进合击，我打诱敌深入，你打到这边，我打到那边，你要打，我不打，我要打，你不得不打，你打我时，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因此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回味无穷的战争奇观。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七）

 

晚年的毛泽东依旧对诗文、史籍有着不泯的情怀，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别具一格的评点古今人物的文字。诸葛亮被民间神化得满腹锦囊、呼风唤雨，毛泽东却对他的分兵持有异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两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对集中兵力的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的用兵都对才能，毛泽东则评价甚高。称：“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褒奖有加，甚至把它称作“惟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更是娴熟运用这一古老原则的大师，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方针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七）集中兵力 各个歼敌

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古今中外，军事家大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战争中具体贯彻这一原则，则是一件难事。特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更是难上加难。初涉战事的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虽有朦胧的认识，但并无深入的领悟。“八七”会议后，在长沙郊区的沈家大屋里，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在会上坚持要缩小起义的范围，反对遍地开花，主张集中力量在湘中暴动，他的理由是：各县暴动，力量分散，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然而，起义的范围虽然缩小，力量却没有集中。分散进攻的起义军最终遭到了失败。集中兵力的奥秘，直到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才真正掌握。军事科学院陈力说：“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接踵而来。少则八九个团，多则18个团，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而红4军只有4个团，装备差，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红28团和红31团。为了保证红4军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确定：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依靠集中兵力的战法，毛泽东指挥红军屡战屡胜，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毛泽东得出结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语言质朴无华，内涵却非常深刻，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战法。1928年8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和红4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军利用湘赣两省敌军之间的矛盾，采用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战法，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但由于湖南省委和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的形势，忽视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在战略上分兵冒进，结果不仅丧失了对赣敌实施反攻的战机，反而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和第29团的失败，这就是史称的“八月失败”！毛泽东感慨地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将集中兵力，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认识，认为这是红军战胜敌人、改变敌我形势、夺取战争主动权的惟一选择，他说：“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毛泽东把集中兵力的必要性概括得非常透彻，一是集中兵力可一战而胜，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二是转入反攻，改变攻守形势；三是能将战略防御中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是的强者地位。集中兵力成为红军扭转战局转危为安的法宝。何时集中，如何集中，集中多少，毛泽东胸有成竹，从容调度。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红军面对的是趾高气扬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王牌第18师，毛泽东集中了红一方面军全部主力共3万人，攻击其9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的建宁战斗，红军面对屡遭打击惊魂未定，战斗力不强的国民党军第56师7000人。毛泽东只以红3军团在红12军主力配合下攻城，以1万多人的相对优势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军事科学院赵一平说：“毛泽东对集中兵力之所以运用得灵活自如，不但是由于他悟出了集中兵力的原则的精要所在，而且因为他明确了集中兵力的目的是打歼灭战，集中兵力与打歼灭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时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战场上“尸横遍野”“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这次战役红军击溃粤军15个团，但毛泽东却说：“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毛泽东要的是歼灭敌人全部，或大部的歼灭战，是解除敌人武装，剥夺其抵抗能力，摧毁或缴获其全部或大部武器装备的歼灭战！他的名言是：“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军事科学院付立群说：“毛泽东用兵打仗，一贯强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每打一仗，他都首先通过指挥我军实行巧妙的分遣行动，来打散扯散对方的布势，然后实现我军兵力在决定性时间和地点的优势集中。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我之必要的有计划的分遣行动，迫使敌军陷入被动地，也就是更大的分散，从而为达成我之集中创造条件。”

蒋介石也非常推崇分进合击战法，在中央苏区的前几次“围剿”中，他几乎都采取了分进合击的部署，力图抓住红军主力而聚歼之，但他却屡屡失算，反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各个击破。同样是分进合击，结果却截然不同。军事科学院黄迎旭说：“分进合击，关键在于合的战机把握。蒋介石的分进合击，表面上咄咄逼人，实际上各路缺乏协同，是分而难合；毛泽东的分进合击，则是密切协同，能分能合，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如他自己所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

蒋介石手握重兵，在“围剿”作战中，以几十万对红军几万，但每每都被毛泽东打得大败，他叹气道：“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赤匪实在是太厉害了！”军事科学院袁德金说：“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但是并不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集中兵力。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在运动战中集中兵力，在具体工作战役战斗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但是在战略指导上，他不仅不反对分散兵力，而且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游击战争中，必须分散兵力，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实质上也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分散为无数小分队、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争。这种兵力分散，不但没有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反而在游击战争中，迅速壮大发展。解放战争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迅速集中，编成强大的野战兵团，投入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此刻，毛泽东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转变，确定的用兵原则是：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军事科学院江英说：“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美式装备，且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重兵集团，究竟应该怎样集中兵力、集中多少、兵力集中以后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法，才能稳操胜券，毛泽东对此尚在观察和思考中。”1946年7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等5万余人，大举进攻太岳解放区，陈赓指挥第4纵队和地方部队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的方针，发起闻夏战役，以每战三倍四倍于敌的优势连续攻击，先后歼灭国民党军2个团又3个营，整个战役步骤清晰，干净利落，被攻击的敌军全部就歼。毛泽东接到战报，非常兴奋，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陈赓部队的作战经验通报全军：“我各地部队亦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全胜，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毛泽东对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作战时，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一部，再及其余，各个歼灭敌人。在陈赓部队大战晋南的同时，南线的冀鲁豫地区也硝烟四起，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向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犯。毛泽东电示刘邓待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继再歼其一个旅，刘伯承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突然发起进攻。首先歼灭该师第20旅，然后歼灭该师师部和第3旅，生擒师长赵锡田，最后转兵卷击整编第47师，又歼敌2个旅，取得了定陶战役的全胜，再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毛泽东对定陶战役的进程和战果非常满意。军事科学院华国富说：“从闻夏战役到定陶战役，毛泽东从全面内战爆发的三个月的作战行动中，不断地总结作战经验，不断深化对集中兵力原则的认识，很快就形成了一整套对国民党军作战的新方法，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蒋介石也重视集中兵力，在每个战区均投入绝对优势的进攻兵力，但一到具体战役战斗，他则常常是兵力捉襟见肘，结果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军事科学院温瑞早说：“战争进行到一年时，蒋介石得到了一本解放军的战斗手册。于是废寝忘食、昼夜钻研，逐字逐句地细心玩味，觉得悟出一二。他说：‘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进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敌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

蒋介石立即改变战法，1947年6月间，他在山东战场集中6个整编师，组成突击集团，密集靠拢，在不到50公里的正面向前推进，进攻华东野战军。蒋介石的这种集中进攻，在毛泽东看来不仅不是取胜的战法，反而是“毫无出路”的表现。毛泽东一语中的，“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毛泽东电示陈毅、粟裕等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对国民党军进攻正面‘无须控制，空费兵力’，用4个纵队监视即可。主力立即兵分两路，扫荡国民党军主力的两翼和后方。‘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这就是毛泽东，气定神闲，胸怀大度，举重若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以4个纵队在鲁中与国民党军周旋，用5个纵队两路出击鲁南、鲁西，放手发动攻势，大量歼灭分散的敌人，将国民党军的后方搅得地覆天翻，直接威胁兖州、徐州国民党军的后方基地。蒋介石不得不从鲁中战场抽调数个整编师增援，还是陷入了被动。集中兵力，在毛泽东手中是伸缩自如的利刃，到了蒋介石手中，却变成了沉重难负的包袱。国民党军的集中兵力是动则集中，战则分散，而解放军的集中兵力，则恰恰相反，是动则分散，战则集中。运动中完成集中，集中时实现歼敌。刘伯承元帅，曾将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总结为两句话：“外线作战以分进合击为原则，内线作战以各个击破为原则。”军事科学院姜铁军说：“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是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上下统一，将帅同心；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优良素质，协同精神；植根于人民军队勇猛顽强，同仇敌忾。相反国民党军内部矛盾重重，所以蒋介石根本无法真正做到集中兵力。即使集中了兵力，也无法做到协同作战。毛泽东把集中兵力这一教科书的原则神奇般地转化为制敌韬略，他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怎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要保密的。”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八）

 

在延安变通的窑洞中，毛泽东居住了多年，他的许多经典军事著作，都诞生于此。在窑洞前的这张石桌旁，他的许多重要谈话也发表于此。1947年春，毛泽东与几位部队指挥员围着这张石桌有一次谈话，毛泽东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基本点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这是毛泽东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指挥作战，指导战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八）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1928年初，刚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对根据地建设和红军作战原则，有过一番深入的思考，他用老百姓的小话题，道出了红军行动的大道理。俗话说，没有江西人在成买卖，没有湖南人不成军队。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兵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较弱。所以，我们就来一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去。军事科学院周继强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是从实际情况做了深入调查，而得出来的。在井冈山的西面是湖南，当时湖南有国民党军20个师2个教导团，基本都是本省军队，战斗力较强，而在它的东面是江西，江西当时有国民党的军队3个师，又都不是本省军队，战斗力较弱，曾屡屡败于红军手下，红军与赣军作战，稳操胜券。”

“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在井冈山斗争的初期，成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1928年6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开始对井冈山发动“会剿”，毛泽东把“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的作战原则发展一步，提出了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的作战方针，确定以小部兵力箝制湘军，集中力量打击来犯的赣军。红军主力在龙源口迎击赣军3个团，下面进攻，结合侧后迂回，将其全部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长杨如轩、杨池生率余部狼狈逃窜。根据地人民兴高采烈唱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力说：“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关注的是如何即消灭敌人，又保存自己，决不能做赔本的买卖，弱小的红军势单力薄，又必须多打胜仗，才能发展壮大。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避开敌人的主力，拣弱的打。”

敌强我弱的形势，到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时更显突出。面对国民党正规军重后集团，毛泽东将“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的战法再发展一步，形成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原则，要打弱敌，关键在于善于找到弱敌，确定正确作战方向和作战对象，毛泽东说：“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到此目的。战略退却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因此，先打弱敌，又与诱敌深入等战法的密切运用相关。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面对的是国民党军20万大军，在青塘、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多次开会，最终采纳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意见，可究竟先打哪路敌人，意见分歧很大。一种意见主张先打第19路军，理由是第19路军只有两个师，位置孤立。但毛泽东认为，第19路军战斗力较强，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虽有五个师，但初到江西，水土不服，人情地形不熟，毛泽东主张先打第五路军。军事科学院寿晓松说：“反对者搬出了军事教科书的条文作为依据，说只有战略进攻者，可以自由选择进攻的时间，和目标或者地域，而战略防御者，则必须以主力对敌之主力，说不打败敌人的主力，即不能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而毛泽东则以《管子》中的一段话拒之：‘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他说，我们现在的力量不强，本钱不够，只能择弱敌打。”毛泽东最终说服了众人，最终一战而胜，死敌王金钰部一个整师，和一个旅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军事科学院褚银研究员说：“在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作战指挥的基本方针是，‘避敌主力，先打虚弱’，但并不是绝对的，他强调，先打弱敌，更强调先打好打之敌，并具体给出了衡量好打之敌的三个标准：一是敌人疲劳了，二是敌人发生过失了，三是比较缺乏战斗力。因此，先打弱敌是相对的，先打好打之敌，才是这一原则的最高境界。”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继续运用这一原则，确定了打分散孤立和运动中的日军的方针，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黄土岭等战斗中，贯彻这一方针，给予分散孤立和运动的日军学生打击。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原则又有了新的发展。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正规部队，有86个整编师，其中有22个整编师是美式装备或半美式装备，火力、机动力远远强于解放军，因而解放军对国民党军主力作战时，往往能够打到敌人、包围敌人、却难以消灭敌人。军事科学院华园富研究员说：“但是，国民党军部队的战斗力参差不齐，进攻中又常常以杂牌军打头阵，这就给予了解放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战机。”1947年1月，蒋介石集结重兵23个整编师60个旅计45万余人，组成三个突击集团，从南北两线，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宣称：“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金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华东野战军被压缩在沂蒙山区的狭窄地域，腹背受敌，处境艰难。毛泽东最初设想，是集中主力迎击南线国民党军进攻主力欧震集团，他给华东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算了一笔细帐：在欧震集团中，可能进攻的有22个旅，战力较强者约8个旅，较弱者约14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14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灭较强之8个旅，便宜很从容。毛泽东要华东野战军每次死敌三至四个旅，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国民党军也汲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将战斗力较强的整编第11师，整编第74师等部队，与战斗力较弱的部队混合编组，缓缓挤进，华东野战军数次无法剔出弱敌予以歼灭，南线战事陷入僵持时，北线却出现了绝妙的战机。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趁华东野战军主力聚集南线，而孤军冒进，深入到了莱芜地区。李仙洲集团由2个军和1个整编师组成，兵力不及欧震集团的一半，而且均不是国民党军的精锐，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是一个分散且较弱好打之敌。华东野战军果断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以一部兵力钳制南线之敌，主力迅速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并电授机宜：“一个星期到十天内，主力原地休整，对外摆出准备打击南线敌人的模样，待北线敌人深入，全军再秘密北上，首先解决李仙洲集团，然后全军回头南下，大批歼灭已经进入沂蒙山区的敌人。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华东野战军主力沿山区小路昼伏夜行，秘密进入莱芜地区，当国民党军觉察到解放军的行动时，华东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李仙洲集团的分割包围，激战三天，华东野战军以16比5的绝对兵力优势，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李仙洲集团5.6万人，被俘的国民党军一个团长沮丧地说：“就是捉5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工作夫啊！”先打弱敌，不但有效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不断增强解放军的作战能力。

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或数路进攻，各路相距不远，或数路防堵，各路相距很近，解放军一度打不了仗，或打不好仗，较为被动。此时毛泽东将先打弱敌的原则，予以变更，形成两种情况，两种打法，“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并重”新的作战原则。军事科学院江英研究员说：“给敌以歼灭，就是将敌军整旅整师的全部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毛泽东指出，‘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采取的正确作战方针。’而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是不以全部歼灭敌人为作战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外一部为作战目标，一定要速战速决，将敌打残，使敌人在短期内难以恢复战斗力，同时减少我方之战斗伤亡，这是在敌军分数路向我进攻，而各路敌军距离较远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

在这种作战原则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灵活选择歼敌对象，灵活选择歼敌方式，死敌的力量越来越强，歼灭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被毛泽东收入“十大军事原则”，并将文字规范为“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对国民党军作战如此，对美国军队作战也是如此。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定的基本作战原则，同样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依据这一作战原则，志愿军在运动作战中，连续取得了五个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朝鲜战局，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一直打到三八线，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与中朝方面进行焦点谈判。军事科学院博士生导师齐德学说：“战争的进程也表明，志愿军对战斗力较弱的敌人作战，胜利是有把握的。几次战役都是由此打开了战局。但对美英军作战，有时显得很困难。常常是对其完成了分割包围，但是，由于装备与技术上的差距，无法彻底歼灭其重兵集团。”在中南海彻夜通明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认真思考着破敌之策，他的答案是打小歼灭战。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衽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为了打落敌人的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之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战斗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时将这一作战原则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毛主席提出的“零敲牛皮糖”，这是一句带有湖南特色的比喻。牛皮糖是湖南的一促糖块，它由稻米精制而成，一块重几斤或十多斤，卖回来要吃的时候，必须用锤子一块一块敲下来。毛泽东是湖南人，被传达对象彭德怀、以及当时向毛主席汇报的陈赓都是湖南人，一点就通。所以讲“零敲牛皮糖”，那是对美国军队作战时，要零敲碎打，打小歼灭战，这就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一种新的战法。

志愿军贯彻“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1952年秋季，在统一计划下，全线发动战术性反击作战，同时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进攻77次，死敌2.7万余人，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和军委贺电，予以高度赞扬，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衽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方法结束朝鲜战争。”

兵法之道，变则通，通则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道理简单，运用困难。但毛泽东，却将它发挥至极致，运用至化境，并上升到改变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高度。战法决定进程，时间决定结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局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转换中，被牢牢掌控在毛泽东的手中，直至夺取战争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对这一过程有过一次很好的描述，战争初期要小打，集中十倍八倍的兵力，先消灭敌人两个营、两个团、两个师，有了经验，有了把握之后，再逐步扩大。逼着敌人逐步增兵，一个一个吃掉它！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九）

 

中国现代史的大幕一经拉开，乱云飞渡的庐山，曾见过多少人间风雨。1933年夏天，蒋介石在此主持军官训练班研究剿共战术，他概括国民党军的作战原则：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而把红军的作战原则称为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取攻势。他还自信地总结道：“凡战略上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他的概括没有问题，但他的结论却大错特错了！毫无夸张地说，在战争指导能力上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因而最终的失败者就变成了他自己。毛泽东的战略守势，可以称作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攻势则称作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毛泽东绝妙地勾画出战争中，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中，防御与进攻在时间上的矛盾难题，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积极防御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成为转换敌我优劣形势的基本手段。

（九）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

1930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动荡不已，在南京建立中央政权的国民党陷入激烈的内部权力争斗。各派势力勾心斗角，进而兵戎相见，新军阀混战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人，则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力量积蓄与发展，重新走向兴旺。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燎原烈焰。红色根据地星罗棋布，主力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对这种形势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作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前夜。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因此确定了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组织全国总暴动的军事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对这个热血沸腾的军事计划，在赣南、闽西率军苦战的毛泽东却难以激动，他后来评价此事时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军事科学院姚有志说：“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集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战。毛泽东当然知道：‘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但他斩钉截铁地说：‘惟独中国的革命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

左倾冒险主义者，当然听不进这番话，称毛泽东有着“区域的保守观念”和“狭隘的游击战略”，妨害红军的发展，“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指责毛泽东等人，是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派出专人倒红4军督战，严令部队进攻南昌。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新组建的红1军团向南昌推进。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当看到南昌城防坚固敌军力量强大，红军根本不具备硬攻的条件时，毛泽东派部队隔江鸣枪，以示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尔后迅速北上，在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安义、奉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使部队避免了一次可能的损失。毛泽东不打南昌，决不是消极避战，一旦战机出现，他是从来都不会放过的。在红1军团休整期间，湘军4个团冒进至文家市，立足未稳，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部昼夜兼程，直扑敌军，速战速决，仅用3个多小时就将其全歼。军事科学院周继强说：“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敌人一般总是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而红军则是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敌人在战略上总是期望速战速决，而红军则要求逐步地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必须实行战略上持久战。要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必须抓住一切战机，实施战役战斗的速战速决，毛泽东把战略上的‘稳’和战役战斗中的‘拼’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在反“围剿”作战中，这一原则运用得淋漓尽致。毛泽东不急不躁，诱敌深入，以一个“磨”字贯穿战略指导，而以一个“快”字，指导具体战役战斗。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历时8天。而关键之战消灭国民党军第18师仅用9个小时！第二次反“围剿”历时2个月，而红军反攻五次作战，每次都仅用数个小时，就解决战斗。最短的只用了两小时！第三次反“围剿”历时3个月，而红军反攻作战，每次也只用几个小时！国民党军在总结“围剿”作战失利原因时，不得不赞叹毛泽东指挥机敏，始终把握战术速决之原则，称红军指挥官对目标之选择及攻击目标之变换均能把握实际，绝不胶着恋战，只求胜不求全，故能胜易胜。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总结作战经验，归纳了速决战的几个具体条件：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他说：“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军事科学院陈伙成说：“毛泽东特别强调，红军的作战过程中要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所以要速决战，是由这样三个条件所决定的：首先是武器问题，特别是弹药问题；如果不速决战，红军经不起弹药的消耗。第二，是敌人进攻的时候，他多路；而红军只有一支部队，如果不是速决战，红军就不能连续作战。第三，是因为敌人多路进攻。如果红军不能实行速决战，那么其他各路敌军都会蜂拥而来，这样就会使红军处于被动状态。”

毛泽东真正从理论上，阐明持久战战略，是在全国抗战爆发10个月后的1938年5月。当时，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在连续失败之后，终于取得了台儿庄会战大捷。抗战初期弥漫的“亡国”言论尚未消失，“速胜论”观点又甚嚣尘上。中国抗战前途到底如何，究竟怎样才能取得战争最后胜利，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意见分岐。军事科学院岳思平说：“全国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要求八路军投入正面战场打大仗。他的意见在当时影响了党内相当一些人，在1937年召开的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孤立的’！但是毛泽东坚持三条原则，这就是持久战、游击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了澄清国内和党内的错误认识，坚定全国、全党和全军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夜以继日、奋笔疾书，连续写下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作出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速胜吗？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庭华说：“毛泽东指出，日本是东方一流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他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中国虽然国力比较弱，但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军力虽强，但他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军力虽弱，但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队的侵略战争必定遭到国际上的反对，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必定得到国际上的广泛援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蒋介石也看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将战争的进程划分为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但他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持久抗战战略。因而对战争的指导是只顾眼前，难出远谋。他的全部战争指导，都建立在一个“拖”字上。毛泽东则把抗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突出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指出：这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支绍曾说：“毛泽东为战略相持阶段给出的战略指导方针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就是‘熬’，不是被动地熬时间，而是在非固定的作战线上，对敌实行有后方，或无后方的运动作战，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发展游击战争，以频繁而持续的作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熬干敌人实力，熬出敌强我弱形势的转变，熬出最终的战略反攻，夺取战争的胜利。”傅立群说：“毛泽东的‘熬’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把最后的胜利建立在中国自身抗战的基础上，而蒋介石的‘拖’则是一种被动的战略，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的参战之上。一字之差，可以说，千差万别。”

毛泽东的“熬”字，抵得上千篇大论，他指导敌后军民，熬过了敌人最疯狂的“扫荡”、“蚕食”，指导中国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熬垮了日本侵略者，熬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战略指导上是个“熬”字，而具体战役战斗依旧是速决战，毛泽东为中国军队设计了一整套具体的速决战战术，并被八路军、新四军广泛运用于对日作战之中，是平型关等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指导原则。并被证明是战胜优势装备的日本军队的有效战法。可惜，国民党军队依旧恪守西方正规作战的原则，与日军大打会战、决战和阵地战，结果伤亡惨重，却无法扭转战局。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指导方针，淋漓尽致地展现到战争舞台上。军事科学院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黄迎旭说：“毛泽东在这一个时期战争指导上，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歼敌计划抓得非常紧！对每一个战略区在一个时期内，应该歼敌多少，有非常具体要求的量化指标规定。同时不断地通过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预测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和最后胜利的时限。这与抗日战争时期，只确定各战略区的部队发展谋划和根据地的发展步骤，而从来不确定歼敌指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6年10月，战争进行了三个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5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每个月歼敌8个旅。在三个月内，再消灭国民党军25个旅，然后再用三个月歼敌25个旅，使双方军力对比产生重大变化。到1947年2月，战争进行了半年多，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59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在今后数月中，歼灭国民党军40——50个旅，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1947年7月，战争进行了一年，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军正规军97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二年的作战中，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改变敌我在数量上的优劣形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1948年7月份，战争进行了两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78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三年作战中，应歼敌115个旅（师）左右，并举行带有决战性质的大会战。争取在5年时间内，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员江英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分派歼敌任务，一次又一次地调快战争进程表，驱动着解放战争胜利的车轮快速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抗日战争要慢，我们打的是持久战；解放战争要快！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指挥着人民解放军向着新中国迈进！”

人民解放军各大战略区坚决执行毛泽东确定的战争方略，超额完成毛泽东确定的歼敌任务，1948年8——11月，仅4个月，人民解放军即歼敌83个整师100余万人！使得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毛泽东欣然修改自己的计划，发出了气势磅礴的预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五年计划，三年完成，毛泽东的科学预言，化作了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轰鸣礼炮、璀璨礼花。军事科学院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袁德金说：“持久中的速决，速决中孕育着持久。战役战斗中的速决战，是达成战略上持久战的根本途径；战略上的持久战，则是进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前提条件。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达到转化。精通哲学的毛泽东，就是把战略和战役战斗两个不同层面的持久性和速决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战争指导方略，”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非常认真地说：“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仿佛是言犹未尽，他又补充一句，“这一原则；‘也可以适应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

 

谈到国民党军的各部将领，毛泽东曾把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军桂系军阀白崇禧称为“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就是这位白崇禧，听完周恩来介绍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基本内容大为叹服，认为这是中国抗战唯一的制胜之道。他把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战争的舞台上，毛泽东所看重的从来才是生存的空间，作战的空间，以空间换生存，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发展，以空间换战机，以空间换胜利，创造战场，克敌制胜。毛泽东娴熟地掌控着战争的时空，挥洒自如地指挥着人民军队，夺取战争的胜利。

（十）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

1927年9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踏上了湘赣边界崎岖的山路。征程漫漫，疾病蔓延，敌军袭扰，部队疲惫不堪。此时的毛泽东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为这支队伍找到一个落脚之地，如何保存微弱的革命火种？在宁岗古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做革命的“山大王”。

他说，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消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也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了，那么敌人怎么能够消灭我们呢？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赵一平说：“在战争中，毛泽东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切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自身的力量出发，在我们力量相对弱小的时候，他考虑的是生存的空间的问题，力量壮大以后呢？他考虑的是发展空间问题。”

要做革命的“山大王”，首先需要获取生存空间，井冈山有一支由王佐、袁文才领导的农军。毛泽东以诚相见，以理服人，成功地收编改造了这支武装。在崇山峻岭呵护下休养生息，红色革命力量终于有了一个宝贵的生存空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对这座山充满了感情，他说：“这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

军事科学院袁德金说：“红军要发展不仅需要生存空间，更需要发展空间。落脚井冈山暂时解决了红军的生存问题，但发展的空间是不够的。毛主席说：‘没有回旋余地，三十五计用完，第三十六计就用不上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三十六计用不上，无处可走之谓也。’”

红4军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挥手指向了赣南、闽西，那里是红4军“前进的基础”。他指出：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相接。

军事科学院黄迎旭说：“要创建根据地，更要巩固发展根据地。在扩大苏区时，不是急风暴雨式地推进，而是循序渐进地巩固一块，发展一块。当根据地推进某一地区，就暂时停止推进，待新区巩固并可以作为依托后，再继续向前推进。”

按照这个部署，红4军在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配合下，首先在兴国、宁都、瑞金、雩都四县，建立起赣南苏区，巩固后挥师入闽，三打龙岩，将红色苏区，逐步推进到闽西地区。随后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不断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并逐步向外扩张战略区。红军不仅力量迅速壮大，而且获取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作战空间，为采取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战略，迎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基础。

军事科学院寿晓松说：“一部红军反“围剿”作战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作战史，红军以部分根据地‘空间’的丧失，争取到集中兵力，选择战场，和疲惫敌人的‘时间’，获得了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从而赢得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这些胜利，他已感到红军如果局限于固定区域，将便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困和“围剿”，会影响红军拓展空间。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之后，1932年3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州江口圩这个地方开会，毛泽东又提出了，“出击求巩固”的新的发展方略，建议红军主力，立即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和空虚的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皖南、苏南等地区发展，以“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求得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

军事科学院陈力说：“这是一个务实的外线出击方案，反映了毛泽东一贯的避强击弱思想，如果按照这个方案实行，中央红军可以和赣东北、闽北的红军会合，在当地有利的群众条件配合下，依托武夷山、仙霞岭和天台山，等有利的地形条件稳固地向外发展，开阔更广阔的发展和作战空间。同时还可以直接促进自‘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以来上海以及全国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可惜这个方案被苏区中央局否决了。几十年后，朱德元帅旧地重游，回顾往事，十分感慨地写下了，‘不听仙人指’的诗句。”

战略性出击的方案被否决，毛泽东只得退求其次，寻求首先向东，然后再向东北发展。仔细研究国民党军的部署后，毛泽东建议，红军以一部主力出敌不意，兵出闽南，直下漳州、泉州，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立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毛泽东率红1、红5军团远征闽南。

闽南只有国民党杂牌军张贞部一个师，且战斗力不强。红军所向披靡，顺利打下了漳州，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大部，缴获大批装备，物资，还捎上两架飞机。这一仗柬但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物资困难，并且打开了战局。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艰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与红15军团会师，开始创建西北革命大本营。完成长征的红军，并没有摆脱危险。蒋介石调集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和西北地方军阀，从四面八方压向陕甘苏区。

当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红军主力大举东渡黄河，不是“以巩固中求发展”而是“以发展求巩固”。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周继强说：“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在党内引起一场争论。一些同志主张，红军应该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地区发展，但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面对优势的敌人，只有1万多兵力的红军，很难巩固陕甘苏区，只有以攻为守、以发展求巩固，方能稳固陕甘苏区，发展陕甘苏区。”

1936年2月，黄河岸边，漫天飞雪。毛泽东呤诵了豪迈的词章《沁园春?雪》，率部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魄，迈上了东征之路。历时75天的东征作战，战果辉煌，红军消灭敌人七个团，扩大新兵8000多人，筹款30余万元，并且迫使“进剿”陕甘苏区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甘苏区。

东征回师，毛泽东又将目光投向了西面。1936年5月，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西征作战，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出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褚银说：“无论是东征还是西征，毛泽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争取空间、积蓄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他圆满达到了这一目的，经过东征、西征，红军建立起拥有200万人口，约13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苏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稳固地奠基西北，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一个起承转合点。”

全国抗战爆发后，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成为持久抗战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在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根本避免进行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而“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

这一战略，指导中国抗战渡过了漫长岁月，迎来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史上第一次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国民党军就大举运兵北上。而山东解放区地处中原、华北之间，津浦铁路穿境而过，是国民党军北上平津的必经之路。毛泽东高度重视山东战场，特别看中津浦铁路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指示山东野战军，立即截断徐州至济南段交通，“必须将占领区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打运动战的战场。”

山东野战军以争取先机，开辟战场、待机歼敌为方针，发起津浦路（徐济段）战役。向南北猛烈扩张，控制了铁路沿线大片土地，进而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及所属3个师。国民党军的北进遭到阻滞，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大举增兵津浦路沿线地区。毛泽东洞察秋毫，再次指示山东野战军，为准备战胜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解放区，拔除敌人据点，发动群众，把“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山东野战军继续进攻，包围临城，攻克滕县，猛烈反击进攻鲁南解放区之敌，不但迟滞了国民党军运兵北上的计划，而且为以后进行运动作战，开辟出广阔战场。

对毛泽东来说，战场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主观能动的因敌而变的可以发挥创造的作战空间。

1948年1月，当国共两军在中原战场往复拉锯，处于僵持状态时，为打破僵局，毛泽东决定，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3个主力纵队，渡江南进，直下闽浙赣，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军的深远后方。他要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进一步扩展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空间，创造新的战场，调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回援，夺取胜利。

粟裕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部进入濮阳整训。他知道大量消灭敌人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目的。他认为，分兵渡江南进，开辟新的战场，不如集中全部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较量，打大的歼灭战较有把握。粟裕以对革命事业的坦诚之心将自己的意见，“斗胆直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与陈毅亲赴河北阜平城南庄，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作当面陈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研究，重新作出决定：粟裕部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打大仗，尽可能多地将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铁军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它直接影响到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曾导演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惊世之举，而此刻，则果断放弃渡江南进计划，决定与国民党军决战中原。一进一收虽然方式各异，而最终目的则完全相同，那就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创造最有利的战场，最大限度地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粟裕直接已见，毛泽东从善如流。将帅协谋，在这一决策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战争的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所设想的轨迹发展，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在中原战场联手作战，纵横驰骋在江淮河汉之间，取得了豫东战役的胜利，打破了中原战场的僵局，为最终彻底消灭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因此定下决心，集中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决战，待歼灭国民党军中原主力后，再渡江南下，华东、中原野战军再接再厉，连续取得襄樊战役、济南战役等胜利，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继而两军协同，发起淮海战役，取得了中原决战的最后胜利。

精通哲学的毛泽东，又洞悉战争。他以哲学入军事，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军事辩证法；他以哲学入战争，构建了战争指导中博大的时空观。“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毛泽东超越局部战场，狭小的地域时空，以中国辽阔疆域作为求生存、谋发展的空间，指导人民军队走出困境，赢得胜利，赢得辉煌，最终赢得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一）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与书为伴。马背上吟，担架上读，一张大床，书占一半。他曾经戏称，我是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明人冯梦龙所著《智囊》一书，晚年毛泽东时常阅读，对孙膑褒奖有加。有段记述孙膑“围魏救赵”的文字，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评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围魏救赵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运用最熟练的战法之一。如果只是仿照古人，毛泽东当然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统帅，他的伟大，在于他基于古典战法，而不囿于古典战法。从人们熟知的围魏救赵战法中，升华构思出一整套内线与外线相结合，防御与进攻相融汇的新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在世界战争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战争指导理论。

（十一）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

 

毛泽东第一次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法，是在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军队，共6个旅约3万兵力，分五路进攻井冈山根据地。在一个小村庄，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法，以彭德怀率红5军和红4军一部内线防御，保卫井冈山，他和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外线进攻。内线与外线相配合，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军事科学院陈力说：“进军赣南闽西的红4军主力有效调动了国民党军，但是由于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人兵力较强，根据地最终失守，围魏救赵，打破敌人‘会剿’的目的没有实现，然而在毛泽东指挥下，红4军主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同年5月，红4军主力来到赣南，国民党军立即发动“进剿”，毛泽东以地方武装内线作战，率领主力出击闽西。三打龙岩城，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赣南的“进剿”，而且初步开辟出了闽西苏区。此后，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围魏救赵战法，并上升一步，创造出了红军以内线防御与外线进攻相结合，打破敌人“进剿”的作战指导理论。军事科学院寿晓松说：“所谓内线与外线，这是一个军语，是对军队作战的一种界定。内线是指处于防御或者被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一般它都比较小；外线是指处于进攻或者实施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毛泽东认为：红军作战，能在内线消灭敌人打破‘进剿’最好，否则就必须坚决地‘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以主力的外线进攻，结合一部的内线防御来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进剿’，这就是毛泽东对围魏救赵战法作出的新的解释。毛泽东反围剿的一个基本东西是诱敌深入，但是也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的敌进我进。”

到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作战时，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再进一步，形成了独特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理论。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都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指导，执行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作战原则，从作战空间上讲，红军都是在根据地内作战，属于内线作战，但毛泽东却赋予这种内线作战与众不同的涵义：这就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互转化。毛泽东对于这种转化，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或战斗上的强者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军事科学院周继强说：“古今中外，两军对垒作战线历来都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毛泽东发明的，这种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作战方式，却打破了对作战线的传统认识，他明确指出：红军作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

在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战场上，毛泽东指挥部队，在内线作战中，灵活游动于多路敌军之间。在具体战役战斗中，对孤立之敌切割包围，加以聚歼。将战略上的内线防御变成了战役战斗中的外线进攻。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军事科学院黄迎旭说：“无论是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所实施的外线进攻还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恰当地选择跳出的时机。外线作战的方向，与所要进攻敌人，这是把握外线作战主动权的关键。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独具慧眼，具有高人一筹的精准判断力。但是，这种判断力也曾受到怀疑，甚至否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掌握党和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分兵把口。他们以笨拙消极的阵地防御，对抗国民党军优势兵力以堡垒线为依托的步步推进，使得红军处于内线防御的极端被动地位。时值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第19路军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被解除兵权的毛泽东，立即提出一个气势恢宏的“进攻的外线作战”方案。红军主力跳出国民党军的堡垒线，兵分四路，出击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部队。遗憾的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有此上策不用，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步履艰难。到了1934年6月下旬，红军在广昌会战中失利，战局岌岌可危。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中策，依旧是外线出击的战略。他建议红军主力立即转到外线作战，向湖南中部前进，以战略进攻调动进入江西苏区的敌军，至湖南消灭之。但这一建议，又一次遭到了否决。后来毛泽东曾非常感慨地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全国抗战时期，已是八路军、新四军统帅的毛泽东，开始将自己的内外线作战理论，有效付诸实施，并依据形势的变化，赋予它新的内涵。军事科学院刘庭华说：“抗日战争，日本侵略军处于外线的战略进攻地位，中国军队则处于战略内线的防御地位。而日军后方，却是大有可为的天地。毛泽东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主要特点，为八路军、新四军确定了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全民游击战争的总任务。”

挺进敌后，形成了敌我力量在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状态，也形成了正面抗战与敌后抗战，在战略上两面夹击日军相互配合的态势。八路军、新四军等在敌后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巨大威胁。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其在关内侵华兵力的58%至75%和伪军的几乎全部，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扫荡”、“蚕食”和“清乡”。毛泽东又在指导抗日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中施展“围魏救赵”的方略。军事科学院岳思平说：“此时的‘围魏救赵’，就是在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时候，抗日根据地以一部分军队带领地方武装，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坚持内线作战，疲惫消耗日伪军；主力则跳出日伪军合围圈，到日伪军后方去，向日伪军‘来的一带地方’，展开积极进攻，内外线结合夹击日伪军，迫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回援。”

毛泽东的围魏救赵方针，为他的将领所深刻领悟，并翻新出了不同的战术方法，导演出了一幕幕现代战争史上游击战争的奇观。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刘伯承的方法是：敌进我进，打磨盘、摸敌人的屁股。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的方法是：“翻边战术”，敌从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的方法是：“到敌后之敌后”，主力转入日军深远后方作战。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粟裕的方法是：“以进为进”，主力撤至敌军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弱点，机动地予以打击。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内外线作战理论，更加丰富多彩，大气磅礴。何时内，何时外，为何内，怎样外，灵活变化，因势而用。当内线能多消灭敌军，就暂时在内线多打胜仗；当外线能创造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他一定出奇制胜。毛泽东从不因循机械的定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方式。在毛泽东指导下，苏中战役，粟裕巧妙调度，指挥华中野战军充分发挥在解放区内作战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以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七战七捷，共歼敌5.3万余人。军事科学院江英说：“苏中战役以及其他战役都证明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一般都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重大的胜利，凡是脱离解放区，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作战的，那么代价就比较大，取得胜利的把握比较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根据战争前四个月的作战经验和敌我力量对比，确定了新的作战原则，就是：选择作战地域，应以便利歼敌为前提，外线作战的时机，应与如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相联系。”

全面内战开始后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实施内线作战共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为370万人，正规军由200万人减为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敌我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使毛泽东得以将早已成竹在胸的外线战略，进攻计划提前付诸实施。他不待国民党军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不待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和装备超过国民党军，立即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用陈毅元帅的话说就是：“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汤！”

1947年6月30日夜，月明星稀。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然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蒋介石手忙脚乱，急调部队封堵。毛泽东看上的是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地带。挺进大别山，可直接威胁上海、南京。军事科学院华国富说：“毛泽东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的两大集团称作两个拳头，而将中原称为国民党军的胸膛。他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狠狠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毛泽东指示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石破天惊的一刻。刘伯承指挥部队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夺路抢隘、千里跃进，终于到达大别山，并以顽强的战斗粉碎敌人的围攻，站稳了脚跟。毛泽东要求刘邓大军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孤军深入敌深远后方，刘伯承对此感叹说：这一行动“史无前例”。时任美国军事记者的贝尔登则惊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高明出色。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上堪称大师！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部署，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陈庚，谢富治集团进军豫西，全力配合刘邓大军行动。三路大军逐鹿中原，在江、淮、河、汉之间，构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一下把国民党的部署扯得七零八落！而在内线，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紧紧拖住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三路大军中央突破，两路大军两翼拉开的战略格局，外线出击与内线作战相互配合，战争的天平，由此彻底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倾斜！毛泽东因此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如此壮丽的战争画卷令人不能不热血沸腾，浮想联翩！

从井冈山的围魏救赵，到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从抗日战争的敌进我进，最终到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在实践中成熟、在实战中发展，引导着中国革命战争闯过激流险滩，不断走向胜利！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十二）

毛泽东既是杰出的军事统帅，又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将深奥的战争哲理，用最浅显的语言和最生动的实例，解剖得一清二楚。阅读他的军事著作和听他的讲话，往往在精神享受中获得理论的升华。1947年3月，毛泽东曾这样解释保守地盘与歼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番谈话，充满了军事辩证法，与毛泽东并肩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一语概之：“毛主席用兵，是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十二）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

1930年1月，江西、福建的国民党军，对闽西这块根据地发动“会剿”。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退敌之策，决定避敌锋芒，部队转进赣南。红军主力不战而退，中共闽西特委感到难以理解，写信要求红四军留下，巩固刚刚建立起的红色政权。毛泽东给闽西特委回信一封，只有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员陈力说：“‘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听起来似乎非常矛盾，但是毛泽东说，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充分利用红军机动作战的特长，以我动带敌动、进而歼灭敌人、巩固苏区，这是毛泽东早期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围剿’的重要作战原则。”果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江西“会剿”部队很快退出闽西，跟着红军进入赣南。离开苏区，就意味着暂时放弃苏区，必然带来苏区政权建设和人民财产的损失。这种代价，毛泽东也非常痛惜。但为了夺取最后胜利，又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牺牲。

到1930年10月，红军已经在赣南闽西站稳脚跟，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当时全国红军最大的战略区。红一方面军此刻也发展到9个军3万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家业大了，东西多了，力量强了，自然使得许多干部产生了新的想法。当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毛泽东刚刚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褚银说：“在党内和军内，一部分人只想进攻，把暂时的退却称作‘保守路线’；地方干部则对红军已经拥有四万雄兵，在敌人进攻时却不战而退，使苏区遭受损失议论纷纷；而苏区的群众却担心红军走后，敌人疯狂报复，对红军退却怨气很大。

毛泽东后来感慨地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群众还没有经验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为统一认识，他做了大量“深入艰苦”的说服工作。军事科学院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黄迎旭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这样总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毛泽东暂时说服了大家，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毛泽东精心导演的反“围剿”作战结果。红军暂时放弃了部分土地，却赢得了行动的高度自由，创造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有利战机。红军最终不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乘胜反攻，恢复失地，还扩大了苏区。苏区干部笑逐颜开，苏区群众怨气顿消。在此后进行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再也没有出现干部群众反对红军诱敌深入的情况。

但到迎击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指挥红军“分兵把守”，死顶硬挡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结果不仅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丢失了中央苏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支绍曾说：“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分时间地点一味反对坚守，或者是夺取地方。”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徐焰说：“在必要的时候，从政治上、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考虑，他很重视争取那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方，例如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能提出我们党要集中力量夺取东北，这就体现了他很重视争夺战略要地。”

东北地区，白山黑水，背靠苏联，西南与华北接壤，南与山东隔海相望，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高度重视。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期间，他指出，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抗战胜利后，为经营东北，在短短的四个月中，中共中央派出四名政治局委员20名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到东北工作，中央军委先后抽调11万主力部队和可以组建100个团的干部昼夜兼程挺进东北。蒋介石同样非常看重东北，在驻华美军帮助下，国民党军25万多精锐部队开进东北，抛开“停战协议”，不顾一切沿铁路线向北猛烈攻击。蒋介石要用军事进攻的胜利，逼中共在政治上屈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作华国富说：“毛泽东看到，如果不给东北的国民党军以最有力的打击，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争取到有利态势下的停战。更不可能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他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四平一战的意义，决不在于一城一地，它牵动影响着全局。”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东北战场的国共精锐部队悉数上阵，在四平地区进行了一个月的激烈争夺战，东北民主联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坦克支援下的轮番进攻。歼其一万余人，挫败了蒋介石独占东北的企图。蒋介石的气焰不再那样嚣张，他被迫回到谈判桌上。四平苦战，尽管被毛泽东称为“一时特殊条件”下的作战，不能作为“一般的战略方针”，但正如毛泽东战前估计的一样，四平保卫战在政治上换来了东北战场从6月到10月四个月的实际停战局面。

如何处理好歼敌与攻地的关系，1946年9月16日，在这个窑洞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党内指示，明确指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温瑞茂说“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从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原则。毛泽东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来解释这一作战原则，例如一个人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赶路时，遇到了强盗，如果他背着包袱与强盗对打，不但打不赢，甚至会被打死，财宝也会丢掉。如果他扔到包袱，就会动作灵活，打败了强盗，也保住了包袱。毛泽东确定的作战原则，就是把包袱扔给蒋介石，让解放军痛打对手。”

毛泽东扔掉了包袱，蒋介石却接过了包袱，而且洋洋得意地背到了身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解放军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无论如何集中兵力，负隅顽抗，始终不能掌握任何重要据点，不能占据任何重要的城市。’”因此 ，他把打通交通线和占领城市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指挥国民党军疯狂地争夺城市，炫耀战果，尽管这种“战果”水分太大。军事科学院江英说：“要稳固地占领城市，就必须有充足的完备兵力，刘伯承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的军事学说都强调，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少于机动兵力，但是蒋介石他要独裁，要压迫人民，就一定会去加强完备兵力，这样就必须他顾此失彼，这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的弱点。他的包袱背得越多，那么就越重，他就越走不动。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气焰极为嚣张，企图一举荡平华北，然而，随着需要守备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不断增多，其本来拥有的绝对兵力优势，在逐步分散中不断减弱，到了1946年底，可用以机动作战的部队，已经不足其总兵力的一半。而晋察冀军区部队则经过动员新兵和整编部队，总兵力达到24万人，虽然丢失县市40多个，但部队开始确立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轻装上阵，因而能够放手作战，歼灭敌人。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晋察冀部队连续发动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定以南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战局。

毛泽东充分肯定晋察冀部队的战绩，同时指示，要进一步确立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据此，晋察冀军区集中野战军主力，灵活自如地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分散孤立之敌，连续发动了正太战役，青仓战役，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敌4.2万余人，彻底扭转战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铁军说：“毛泽东所强调的‘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他强调：‘放弃城市和地盘时，要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无代价的放弃；要边打边撤，而不是一泻千里；要有选择的放弃，在放弃中保持野战军机动作战所必需的回旋余地，创造战场。’有打有放，打放自如，毛泽东精确的把握了其中的尺度。”于是，战局在毛泽东的有效掌控下，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4个月（1946.7——1946.11），国民党军占领城市153座，解放军歼敌32个旅，平均丧失1.7座城市歼灭敌人一个旅，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209个旅，其中一线进攻兵力最多时117个旅。虽然总体兵力仍占优势，但随着其深入解放区，机动兵力与解放军比较，正逐步丧失优势。战争的第二个4个月（1946.12——1947.3），国民党军占领城市87座，而解放军也收复城市87座，双方得失相当，但解放军歼敌34个旅。已经不必丧失城市，就能消灭敌人。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增加到219个旅，但用于一线进攻的兵力，则下降到85个旅，不得不从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战争的第三个4个月（1947.4——1947.7），国民党军占领城市95座，而解放军歼敌31.5个旅，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净得城市58座，已经既能歼灭敌人，又能恢复部分城市，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达到227个旅，但能够担负战略机动作战的部队，南线只有40个旅左右，北线则数目寥寥。国民党军的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综合战争第一年的作战（1946.7——1947.7），国民党军共占领城市335座，解放军收复解放城市288座，国民党军虽多占城市47座，但却付出了112万人伤亡的代价，平均每占一城，就要损失兵力3300余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徐焰说：“更重要的是，由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人民解放军就有了高度行动自由权，能够避敌锐气。国民党眼睛死盯着城市，这样，他占一个城市，就多背一个包袱，把战线拉得很长。例如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最大的失策，就是把有限的兵力从山海关一直伸到黑龙江，处处分散兵力，处处守点，处处暴露，那么解放军就可以集中兵力，打一个一个的据点和城市，各个歼灭敌人。这样毛泽东就用放弃部分城市，换来了敌人的兵力分散，换来了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战机，从而能够最后改变敌我作战力量的对比。”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增加到195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则由430万人下降到370万人，而在机动作战力量的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有明显优势，这就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直到此刻，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在战略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不得不承认：“国军过去攻下一地，不论其有无军事价值，都分兵据守。如此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可惜，这种检讨来得太晚了，因为一旦赖以发动内战的力量优势丧失，他反动统治的末日，也就指日可待了。

毛泽东用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历程，演绎出一出充满军事辩证法色彩的经典战争史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用部分城市和地方，换取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主动权，战胜了力量绝对优势的敌人，渡过了解放战争最艰难的第一年。毛泽东因此而颠覆了传统的战略防御法则，确立起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战争指导原则。他的这种统帅气度，这种战略思维，让他的对手无计可施，但却心服口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由衷地承认：“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三）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直接对话，始见于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而毛泽东则指挥3万多红军反“围剿”，结果让蒋介石吐血而归。后因毛泽东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排斥，被解除兵权，两人暂时失去了在战场上直接对话的机会。到1935年1月，毛泽东承担起统帅3万多红军走出险境的艰巨使命，而蒋介石则亲自指挥40多万国民党军再次对红军展开了空前的围追堵截。于是，毛泽东指挥的红军，与蒋介石统领的国民党军在川、黔、滇、康的崇山峻岭中，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毛泽东再次以一当十，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导演出一部“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写下了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十三）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

遵义，这座黔北古城，北靠峻岭娄山，南临湍流乌江，西面就是名扬四海的赤水河。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遵义会议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惨痛失败和长征途中的艰苦转战，红军官兵对毛泽东的“出山”欢欣鼓舞。会议采纳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后，所打的第一仗，竟然很不顺利。1月19日，中央红军预定在四川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大惊失色，派出模范师打头阵，再调集主力大举入黔，前堵后追，挡住了红军北上通道，28日，毛泽东在土城青杠坡设下伏击圈，对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祺旅发起进攻，原判断川军为4个团，实际有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继续恋战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果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齐德学说：“毛泽东所以成为伟大的统帅，就在于他的军事指挥，从来都不墨守成规，从来都不恪守固定的计划，敢于并且能够修正被实战证明是不可行的计划，在极度不利的情况下，变被动为主动。”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扎西为苦寒之地，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处境极为困难。蒋介石笑了，判断红军“已入死地”，必向南北两路逃窜，立即督令北路川军和南路滇军南北夹击，务求将红军在扎西地区一网打尽，但他没有料到，毛泽东竟会声东击西，来了一个回马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褚银说：“声东击西，是毛泽东作战指挥中，运用娴熟的一种谋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他将这种谋略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转兵扎西，是要充分利用敌人常规思维判断上的失误，以自投绝地的行动，吸引国民党追兵进入滇东北，在黔北地区的防务空虚后，再回师东进，重入黔北。”一渡赤水进扎西，国民党军重兵跟来，毛泽东泰然自若，一直等到各路敌军逼近，方率领红军兵分三路，由扎西掉头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再入黔北。红军一路夺关抢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勇夺娄山关，并以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再占遵义城，面对满天晚霞和如血残阳，毛泽东登上号称天险的娄山关，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千古绝唱！

蒋介石暴跳如雷，他特别训令嫡系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立即北上，夺回遵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陈伙成说：“蒋介石当然不懂得，毛泽东运用了走是为了打这个原则。毛泽东将二渡赤水，回师转战黔北，他的目的并不在重占遵义，而在于寻找战机，打怕敌人。特别是当他发现，蒋介石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指挥所在忠庄铺的时候，他命令一军团袭击忠庄铺，这一仗差点活捉了吴奇伟。而从此以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再也不敢紧紧地尾追中央红军了。红军在遵义城南重创吴奇伟纵队，吴奇伟带着残兵狂逃几十里，砍断乌江上的浮桥，方才侥幸逃脱。红军再入黔北，5天内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另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部队士气空前高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周继强说：“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再现了运动作战的特长，飘忽不定，出其不意，调动和歼灭了大量敌人，这与红军长征前期被动挨打、步履艰难的形势形成了鲜明对照。红军的胜利，使得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军事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蒋介石对红军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搞得晕头转向，实在搞不清红军的战略意图。他决定采取堡垒与挤压并举战术，令遵义以南的部队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封锁线，又令遵义以北的部队沿川黔大道加紧进攻。南守北攻，四面防堵，步步推进，首先压迫红军于遵义地区的狭小地域，然后“一鼓荡平”！蒋介石从南昌飞抵重庆，亲自执掌作战指挥权。蒋介石吸取了以往的教训，特别采取了稳健推进的进攻战略，红军多次寻战，均未达到目的。毛泽东将红军分布到鸭溪地区，上下要以耐心的机动，来制造国民党军的错觉，寻找战机。蒋介石判定红军在黔北地区徘徊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召令各路纵队对红军实施决战。周浑元纵队放胆前进，集结鲁班场，态势突出。毛泽东决定先打周浑元纵队。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周浑元三个师龟缩固守，双方形成对峙。蒋介石大喜过望，认定抓住了红军主力，要求周浑元固守待援，急令各部迅速向鲁班场推进，务必聚歼红军于一役。然而就在蒋介石各路援军蜂拥而至的时候，毛泽东却突然指挥红军连夜秘密西进，来到了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喝上了纯正甘洌的茅台酒。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陈力说：“一渡赤水，毛泽东‘调’国民党军离开黔北，前往扎西；二渡赤水，毛泽东再‘调’国民党军回到黔北。蒋介石在精明中却总是办着糊涂事，毛泽东是以动制静，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和敌人周旋，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意图。诱使蒋介石犯了致命的错误，把主力全部调到黔北地区，从而给红军留出了机动作战的充分空间。”

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毛泽东用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大造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假象，主力却隐蔽在山沟密林中。蒋介石断定红军定要北渡长江，他再次命令川军前堵，中央军后追，又从黔北追到四川古蔺，要在川南构成新的包围圈。毛泽东又把国民党追兵从黔北“调”到了川南。3月22日，红军四渡赤水，重入黔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红军与国民党追军相向而过，向着遵义、仁怀之间地区疾速前进！军事科学院陈力说，“三渡赤水以后，中央红军以一个团佯动，公开地向西北前进，意在调动国民党军入川南，而四渡赤水后，则是秘密的。意在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广阔的空间中寻求机动。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活动。红军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一个‘调’字，被毛泽东用神了！”

坐镇重庆指挥“追剿”行动的蒋介石苦思冥想，认为再也不能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打圈子了，他再次调集各路部队在黔北地区布下重重防线，要以不变应万变，用铁壁合围对付佯动机动，准备将红军“一网打尽”。他认定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遂带上宋美龄和数名大员飞抵贵阳设立行营，亲自指挥“最后决战”，并宣称：共匪已是强弩之末，已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然而，蒋介石还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这次毛泽东放出红9军团伪装主力，在马鬃岭地区大造声势，示形于东北，造红军主力再入川南，北渡长江的错觉，红军主力则秘密穿越遵义、仁怀大道，向南疾进！突然渡过乌江，再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军事科学院褚银说：“红军四渡赤水，南进乌江，行动飘忽不定，不仅蒋介石被搞得晕头转向，红军的许多高级指挥员也迷惑难解。红2师师长刘亚楼等人向毛泽东询问，红军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毛泽东微笑不语，拿了一张军用地图，用红色铅笔在上面画了一道大弧线。”

这条线由贵阳向西，向西南，入云南，逼昆明再折转直指金沙江，构成了一条迂回行进路线。目标指向千里之外川滇交界的金沙江，而起点竟是蒋介石的行营所在地——贵阳。军事科学院袁德金说：“在同蒋介石打交道之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本质是看得很透的。所以他就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让蒋介石在惊慌失措之中方寸大乱。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的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四渡赤水后，毛泽东连续三次声东击西，极尽虚实奇正之能事，蒋介石真变成了瞎子、聋子！红军渡过乌江后，毛泽东使出了第一招声东击西，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地区，而前锋直指贵阳，距贵阳城只有一步之遥！贵阳城内风声鹤唳，蒋介石一夕数惊，一面令守军死守城池，一面严令各部火速增援，并连发数道“万万火急”电报，要滇军主力孙渡纵队，火速赶赴贵阳“救驾”。军事科学院陈力说：“这又是毛泽东的调兵韬略，兵逼贵阳是虚，调出金沙江沿岸的滇军是实，孙渡纵队是滇军的主力，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毛泽东兵逼贵阳，终于借蒋介石之手，调出了孙渡纵队。”

毛泽东却不急于挥兵入滇，而使出了第二招声东击西，继续给敌主造成更大错觉。4月5日他让部队架桥，摆出了大军东向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模样。毛泽东此刻的一招声东击西，就是要进一步加重蒋介石的错觉，把云集贵阳的各路国民党军引向东方，彻底闪开红军的西进通道。蒋介石彻底被毛泽东搞昏了头，依然按照毛泽东给他的错觉调动部队。几十万“追剿”大军，又向黔东地区涌去，毛泽东则从容挥师入滇，蒋介石这才搞清毛泽东的目的，大呼“上当”，疯狂下令各路部队全力追击。毛泽东使出了第三招声东击西，指挥红军主力快速西进，直捣云南军阀龙云的老巢——昆明。毛泽东要迫使蒋介石、龙云调动军队驰援，为红军北渡金沙江扫清障碍。4月27日，红军前锋威逼昆明。龙云大惊失色，急电蒋介石救援蒋介石令中央军等部驰援昆明。军事科学院周继强说：“敌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昆明，而忽略了对金沙江的防御。毛泽东对此并不满足，他知道在金沙江沿岸，还有一部分国民党的滇军。如被其纠缠，将会影响红军迅速渡江。毛泽东在龙云的胸口再猛插上一刀，以一部兵力迅速逼近昆明附近15公里的大板桥，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

昆明城内一片惊乱，云南全境剧烈震动。龙云急令各地部队，迅速向昆明集结，云南北部各县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因此被进一步削弱。北渡金沙江机会终于出现！毛泽东令红军兵分三路北上抢渡金沙江。并特别指示先头部队必须在5月3日以前抢占金沙江渡口！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先遣部队军委干部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金沙江皎平渡渡口。2万多红军利用6只木船，摆渡7天7夜，顺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三次声东击西，换得了宝贵的7天7夜，待到“追剿”军两天后赶到江边时，渡口已空无一人！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是红军长征史中最辉煌的一页！在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毛泽东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指挥红军大小40余战，驰骋数千里，走中有打、打中有走、退中有进、进中有退，奇正圆合、虚实融汇、如入无人之境，创造出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懊恼之余，讲出了一段痛心疾首的话：“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蒋介石”。

既能指挥自己的部队，又能“指挥”敌人的部队，四渡赤水中的毛泽东，作战指挥如行云流水，将一番惊心动魄的战场较量，变为一部激动人心 的战争诗篇，他因此赢得了“用兵如神”的声誉。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四）

 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与蒋介石两位老对手坐到了一起，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住了43天，谈判过程艰难曲折，双方唇枪舌剑，屡屡陷入僵局。蒋介石曾以最后通牒般的语气，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我的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毛泽东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点”指城市，“线”指交通线，而“面”则是广阔的农村，和远离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方，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中，从来都是以面作为人民军队作战行动的基石，不占“点”、“线”广控“面”，毛泽东将中国革命战争视为一个大棋局，从容地投子抢先，控“面”造势，最终以“面”制“点线”，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十四）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统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随即由陕北进入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此刻的华北战局，如同一盘复杂多变的棋局。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后，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战略进攻，随后，以太原为目标，大举进攻山西。而山西军阀阎锡山，则拼出老本，会同中央军死守要地、固守地盘，结果陷入被动，山西成了华北抗战的主战场。

面对这个大棋局，八路军如何布局，怎样作战至关重要。毛泽东洞察全局，他改集中配置为分部署，将八路军三个师分布在山西的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个角，即可独立作战，又能相互策应，互为犄角。第115师、第120师各一部依托晋东北的恒山、五台山区。第120师主力，依托晋西北的管涔山区。第115师主力，依托晋西南吕梁山区。而第129师和第115师另一部依托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山区。毛泽东的布局很讲究，部队集中可消灭敌人，分散可开展群众工作，依托山区，着眼持久抗战，三位一体，互为联系。

毛泽东所布下的棋子，很快就展现出了威力。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上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下面抗战结束。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则热火朝天地展开。11月13日，毛泽东前言将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农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八路军各部迅速在山西境内完成战略展开，创造了解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形成了相互策应的战略格局，奠定了山西抗战及至华北抗战的基础。在山西山区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又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平原地区。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刘少奇联名向前方的八路军将领发出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扩大发展济南战争的方针。”并要求立即在平原地区划分军区，广泛组织自卫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计划地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支绍曾说：“如果把经营山西的战略部署称为围棋的布局，那么向平原地区进军，则是大举经力中腹，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发展始终是依托山区，根据地基本上也没有离开过山区。但要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八路军必须走出山区，推向平原，才可能真正创造出全民抗战的局面，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力军。因此，向平原地区进军，意义重大。”

从1938年4月开始，八路军依托山地，一部挺进河北山东，和河南的平原地区，开辟出冀南、冀鲁边、冀鲁豫，冀中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整个华北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将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在角逐华北的同时，毛泽东对华中的敌后抗战，也作出部署。他指示新四军，以茅山地区为中心，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工区创建根据地，同时准备挺进苏南，进军苏北。据此，新四军主力，挺进苏南、皖南、皖中和豫皖苏，于大江南北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这样，在整个中国战场上，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战争奇观，表面上看，日军处于战略进攻，中国军队牌战略防御，日军对中国军队构成战略包围；但在每一个作战方向上，中国军队对各个分进的日军部队，构成了战役战斗包围。毛泽东把这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中的“做眼”。他说，这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通过“做眼”，八路军、新四军掏空了日军占领区的中腹，将日军的后方变成了抗日根据地发展的空间，变成了敌后抗战的战场。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失陷，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由积极抗战开始转为消极抗战。而中国共产党体育场的敌后战场，则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及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方针。毛泽东发出号召，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挺进！

 

从1938年12月起，八路军主力大举向平原地区挺进，刘、邓率第129师主力挺进冀南平原；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罗荣桓率第115师主力挺进鲁西平原。八路军要“做眼”求活，不断扩大根据地，日军则要“吃子”提棋，根除控制区内的威胁。于是从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始，“做眼”与“吃子”的斗争，就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和抗日军民反“扫荡”反“蚕食”的形式激烈地进行。1939年至1940年，日军对华北各大抗日根据地先后发动千人以上的“扫荡”近100次，共计出去兵力50多万，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构成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岳思平说：“毛泽东的‘做眼造势’，有仅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扭转了因正面国民党军作战失利造成的颓势，并且使敌后战场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敌后抗战的巨大声势，使得日本侵略者胆寒，也使其更为疯狂。从1940年起，日军在华北地区推出了“肃正建设计划”，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碉堡为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被日军的交通线和封锁沟等设施切割得支离破碎，八路军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形容这种情况说：“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刘庭华说：“毛泽东对这种点、线、面的格局早有预料，通过‘做眼造势’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已经实现了面的扩张，现在，他要以面制点，以面破线，展开一场面对点线的较量。”

较量首先从破线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交通线破袭战在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展开。扒铁路、破公路、毁桥梁、砍电杆、平路沟，根据地男女老少齐上阵，常常是一夜之间，就将日军的交通线变得面目全非。这一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战法，却成了八路军的拿手好戏。然而，正是这种战法，让日军胆战心惊。1940年8月开始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沿线，在长城内外全面出击，前三个半月即作战1800多次，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拔除据点290多个，歼敌4.3万余人，正太、同蒲、白晋、平汉等铁路彻底瘫痪，日军的“囚笼”一时间被毁得七零八落。名不见经传的交通破袭战，被八路军做成了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破了敌人的线，面与点的较量就更加激烈地展开，日军以重要城镇为据点，力图以“铁壁合围”、“梳蓖清剿”、“拉网扫荡”等行动，占领抗日根据地，以“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等形式控制抗日游击区，持续封锁、挤压根据地。毛泽东的方略是针锋相对，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人展开了“挤地方”的较量，他幽默地说，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我们在敌后已经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下。“把敌人挤出去”，成为敌后抗战新的任务。在这场“挤地方”的较量中，面的威力尽显无遗。1942年11月，日军在山西太岳抗日根据地腹地沁源县建立了据点。太岳根据地军民，将沁源县城四面包围，用地雷战，狙击战，麻雀战和伏击战迫使日军不敢轻易离开城池一步，困守县城两年半，最后日军在饥寒交迫中狼狈逃窜。“挤地方”的较量，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也在日军控制区内展开，八路军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神出鬼没，四处打击敌人，将日军控制区搅得地覆天翻，同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不断扩大与恢复抗日根据地。敌后军民就是在这种面与点线的较量中，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1944年，日军不昨不承认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战”失败，称对面的控制也不可能，只能考虑确保点线。八年全国抗战，毛泽东由做眼造势，到面制点线，演绎出一部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敌后抗战壮丽史诗。这部史诗不仅奠定了中国持久抗战胜利的基石，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军事力量分布的局面，

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尽，蒋介石要打内战，他为国民党军制定的也是“先占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作战方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军‘不能自由调动，不能集中主力，则他们以大吃小，以多吃少的策略，就无法实现。而我们正反其道而行之’。”这番高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到了毛泽东面前，他却屡屡失败，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指挥多路大军齐头并进，分别沿平绥路，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津浦路，北宁路大举北犯，大中城市成为其抢夺的主要目标。毛泽东的对策依旧是对付日本人的方法，让出大城市，让开交通干线，占领广大乡村，猎取广阔作战空间，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而以面对点，以面制线，以面取胜。

东北战场，是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蒋介石调动大批精锐部队凭借机械化装备，沿铁路线北进，进攻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1945年12月，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是在距国民党军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中共中央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八个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放弃了中长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以主力部队投入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当1946年6月，东北战场烽火再起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发展到36万多人，并拥有了稳定的战略后方，在一系列“面”对“点线”的作战中，由防御逐渐转入进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赵一平说：“蒋介石也必得‘面’的重要性，但要控制面，就必须得到中国最广大的人口——农民的支持，要进行人民战争，这是他绝对无法做到的。因为蒋介石的政权的反人民的性质，决定了他只能依恃武力，只能进行‘点’与‘线’的作战。而毛泽东指挥的人民军队，则是来自于人民，为了人民，因而能够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援。人民军队的‘面’，就是人民战争。因而能够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优长，以‘面’制点，以‘面’控线，最终以‘面’的优势取得对‘点’、‘线’的胜利。”人民军队将“面”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使得国民党军所占据的“点”处于孤立，“线”陷于瘫痪，进而以“面”的发展与扩大形成了对国民党军占领的“点”“线”的淹没之势，夺取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与军师刘伯温弈棋，雅兴所致，信口出了一联：“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刘伯温反映敏捷，脱口应道：“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在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大棋局上，毛泽东全局在胸，目炬如电，投下的每一粒棋子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雷霆万钧之力，在对手不知不觉之中中，就将棋局的发展导入了他所设计的进程。古今中外，善弈者无数，以棋道入兵略者，亦不乏其人，但能运用到出神入化之境者，毛泽东真是杰出代表人物！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五）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军事上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在现代战争中，城市的得失，不仅关乎地区控制权的易手，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城市，蒋介石的信条是：“现代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而毛泽东则依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战略，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蒋介石是“占市为王”，我们是“占山为王”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不以攻城为作战重点，却围绕城市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常常围城打援，攻城阻援，而当他最终将围城打援变成攻城歼援，将作战重点指向大中城市时，蒋介石王朝的末日就来临了。

（十五）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

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第一次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就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法，1928年初，井冈山寒气未消，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实施“进剿”其中的1个营，进占到了宁冈县城新城，毛泽东决定首先将其逼出城，然后歼其于运动之中，2月18日清晨，国民党军架枪出操，工农革命军在晨雾掩护下突然出击，歼其1个排，然后猛力攻城，国民党军不明对手虚实，仓皇出城撤退，结果落入了毛泽东布下的伏击圈，全部被歼。军事科学院陈力说：“新城战斗，是毛泽东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胜仗。他使用的围三阙一的战法，这也成了红军初战时期在作战中攻击城镇的时候，经常采用的战法，还有一种战法，毛泽东也经常使用，就是先围城诱使敌人出城反击，然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对于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毛泽东从来不主张冒险进攻，理由很简单，红军不具备打这种城市攻坚战的能力。”

1930年8月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则认为红军并不具备攻打长沙的实力，反对贸然进攻，但上有中央命令，下有多数委员的支持，毛泽东只得勉强同意进攻长沙，红一方面军投入13个团，而长沙守军则有31个团，且工事坚固，双方强弱悬殊，尽管红军官兵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仍无法突破敌军防线，红军在坚城之下苦战16天，国民党军援军逼近红军被迫撤围，这次攻坚战，红军也有不小的损失。军事科学院褚银说：“攻打长沙的教训，对毛泽东后来的作战指挥影响很大，在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对城市攻坚，特别是进攻中心城市，一直是非常谨慎。”

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与红军时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具备了一定的攻坚能力，毛泽东也曾指示部队，进行过几次城市攻坚战的尝试，1946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发起大同、集宁战役，包围大同，展开攻坚作战，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固守大同，而傅作义部则重兵增援，解放军攻城打援同时展开，重点不明结果平分兵力，导致了战役失利。军事科学院华国富说：“这表明，解放军的战斗力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要攻取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还显力量不够，毛泽东因此将作战重点转为野战，而尽可能地避免攻坚战和阵地战，但如何调动敌人脱离坚城，创造打运动战的机会，毛泽东还在观察之中。”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为配合南满地区“四保临江”，发起了“三下江南”作战，一下江南采取“攻点打援”战法，长途奔袭战略要点其塔木，同时在敌援军必经的公路要隘设下了伏击圈，国民党军三路增加援，结果由九台出援的1个团，稀里糊涂地被解放军全歼，其他两路伤亡惨重，其塔木守敌也被歼灭，其塔木战斗规模很小，却是一个典型的围城打援战例，毛泽东接到战报，立即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军事科学院江英说：“攻点打援，就是围城打援，也就是攻击敌人必救的战略要点，调动敌人来援，在运动中加以歼灭，这是在人民解放军暂时不具备攻击敌人重点设防城市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过渡性战法，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围城打援就越来越成为人民解放军创造战机，开辟战场，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的有效战法，仗越打越大，而作战的重点是放在打援上。”

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保北战役，围攻徐水，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派兵增援，与解放军主力在保定以北地区展开激战，孙连仲再调石家庄的第3军主力北上，企图南北夹击，与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遵照上级指示部队急速南下，按时或提前到达指定位置，随后发起进攻，消灭第3军主力，活捉军长罗历戎。军事科学院温瑞茂说：“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围城打援，攻点打援的战术，打得心惊胆战，再也不敢像战争初期那样，一点被围，四面驰援，常常是上峰命令急如星火，各路援军则犹豫观望，谁也不愿冒险突前。”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和中原野战军陈庚、谢富治兵团联合发起洛阳战役。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指出：“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国民党军“决不会不增援”。因此部队在扫清外围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正如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发现解放军有进攻洛阳的企图后，果然令胡琏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增援，但胡琏兵团距离较远，赶到洛阳尚需时日，孙元良兵团则按兵不动，国民党军援兵迟迟未至，解放军前线指挥员遂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攻城为主，打援为辅，抢在国民党军援兵到达前攻占了洛阳，全歼守敌第206师2万余人。军事科学院姜铁军说：“洛阳是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在南线夺取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这次战役解放军不但积累了攻坚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了攻城阻援的战法，毛泽东立即肯定了这一创造，敌不真援，我就真攻城，从围城打援，到攻城阻援，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更加丰富多彩。”

1948年6月中原战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粟裕向毛泽东立下军令状，决心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而国民党军则集中了9至11个整编军或整编师，准备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粟裕周密分析敌情，确定了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发起豫东战役，攻城打援相结合调动敌人，消灭敌人。为抓住战机，粟裕先斩后奏，边指挥部队向开封开进，边向中央军委报告部署，毛泽东立即回电，完全同意粟裕的部署，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要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并电令中原野战军阻击国民党军援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攻击兖州，牵制敌人，全力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开封是当时河南省省会，工事坚固，守军达4万余人。蒋介石命令开封守军固守城池，同时令各路军加速前进，准备与解放军决战开封。6月17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发起开封战役，激战五昼夜，全歼守军。这是解放军攻占的第一个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标志着解放军城市攻坚能力又前进了一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赵一平说：“当时正值伪‘国民大会’粉墨登场，丢了开封以后，河南籍的‘国大代表’大闹南京，蒋介石被搞得狼狈不堪，严令各路援军猛烈进攻，夺回开封。各路国民党军蜂拥而至。粟裕遵照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决定放弃开封，转而求歼国民党各路援军中实力最弱的区寿年兵团。

毛泽东立即指示，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中间的40公里空隙楔入，一部进攻，一部阻援，生生剜出区寿年兵团，在睢杞地区予以歼灭。随即转兵围攻黄百韬兵团，在予其重创后，迅速撤出战斗结束战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温瑞茂说：“豫东战役是战略决战前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会战，双方直接投入的兵力多达45万人，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全力配合下，攻城则克，打点则歼，阻援则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它表明解放军在进攻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中等以下城市时，已经由打援阻援为主，变为攻城与阻援并重。蒋介石也在总结教训，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就是加强大中城市的守备力量，“筑塞联防”，使解放军“啃不动”；集中精锐编组机动兵团，往来策应，使解放军“吃不掉”。国民党军在重要的大城市往往集中了10万人以上的守备兵力，而增援部队则动辄数个兵团数十万人。这就使解放军的作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敢不敢进攻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大城市，第二，敢不敢在国民党军重兵增援时有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两至三个兵团。毛泽东将这一挑战，称作“闯关”。他毅然决定，全力解决大城市攻坚问题，发展战略进攻，为战略决战奠定基础，人民解放军开始了“闯关”之战，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毛泽东把济南战役称为“一次严重作战”，并亲自筹划部署指示粟裕等人，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足够的兵力进攻济南，集中野战军主力用于打援和阻援，既取济南，又歼灭国民党军援军一部或大部。蒋介石也制定了济南会战计划，以10万余人固守济南，另以3个兵团27万余人北上增援，准备与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华东野战军决定，以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攻击济南；以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准备迎击国民党军援兵。9月16日，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攻城部队奋勇前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堡垒防线，经过8昼夜激战，攻克济南。国民党军援兵3个兵团觉察到解放军阻援、打援集团兵力雄厚，且严阵以待，遂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始终未敢靠近解放军既设阵地。济南战役“闯关”成功，毛泽东兴奋异常，他亲自修改新华社社论，写道：“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外国人也看清楚了这一点，美联社发表评论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姜铁军说：“济南战役的胜利，不但标志着解放军，已经彻底解决了大城市的攻坚作战问题，而且标志着蒋介石‘守点必援，争面固点’战略的彻底破产。失去了最后的据点——大城市，他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根基已经彻底地动摇，他在军事上再也拿不出任何新的招数来挽救蒋家王朝覆没的命运了。”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庄重地宣布：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人民解放军展开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大进军，这时毛泽东的作战指导，不再是围城打援，攻城歼援，而是直接把作战的矛头指向了大城市，“先占城市，后占乡村，”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到来。中国革命战争从争夺城市的武装起义发端，又以最终夺取城市而告终，城市的争夺浓缩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画卷，也折射出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中国历史地覆天翻的巨变。从围三阙一到围城打援，从攻城阻援到攻城歼援，虎视城市，却不进攻城市，围攻城市，却意在打援，也许套用一句古老的成语，可以说明毛泽东的这种战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泽东以城市为轴心，做出了一篇篇大文章，写就了一部璀璨夺目的军事谋略史，也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史。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六）

西柏坡，太行山麓的一个小山村。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来到这里，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8年9月，毛泽东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蒋介石为挽救败局，也在南京宣布了他的新战略：“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置作战重心于中原地区，扩军150万，使总兵力达到500万。”两种决策，两个建军500万，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从此开始。

（十六）审时度势 决战决胜

决战是战争双方集中全部力量进行决定胜负的交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原则是：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毛泽东反对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行战略决战，却坚决主张进行有利条件下的战役决战，不容许有丝毫的消极。他认为：“只有通过无数战役上的有利决战，方能逐步改变力量对比上敌强我弱的状况，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条件。”解放战争开始后，这些原则被毛泽东全部运用到战争指导之中。内战爆发之初，蒋介石握有几百万大军，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美式装备，夸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军队。毛泽东则以柔克刚，指挥解放军避开与国民党军在重要城市和交通线上进行战略决战，而是在精心选择的战场上与之进行战役战斗的决战。内战过去近两年，到1948年4月，蒋介石再次夸口，要在6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的解放军。毛泽东依旧从容不迫指挥解放军连续取得了豫东战役、津浦路中段战役、晋中战役、襄樊战役、和保北、冀东战役的胜利，使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变。军事科学院赵一平说：“五路大捷以后，毛泽东想起了蒋介石三个月前的狂语，因此在新华社的社论中，特意加了这样一段话：“三个月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这是在20多年的又方交战中，毛泽东第一次向蒋介石发出的进行战略决战的战书。”

此刻，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总兵力由127万人发展到280多万人，且装备改善，士气高昂。不但能打大规模运动战，而且能打大规模攻坚战。国民党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在长江以北地区，还有174万部队，但内部已经空虚，士气低落。毛泽东以惊人的胆略抓住时机，毫不犹豫地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气势磅礴的战略决战。首战方向指向了东北，在长江以北地区，有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国民党军五大集团，如首战华北，则可能遭到东北、华东国民党军两面夹击，如果首战华东，则可能促使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迅速收缩南撤，加强华中。而东北战场解放军总兵力已达100万，国民党军只有55万，又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首先将东北国民党军歼灭，就使东北成为解放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因此，毛泽东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军事科学院黄迎旭说：“毛泽东要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将首战目标确定为连接东北、华北的咽喉要地——锦州，取得锦州就关上了东北的南大门；同时，他指示华北野战军在平绥铁路沿线发起攻势，牵制国民党军支援和配合东北野战军进行决战。”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野战军主力秘密南下，迅速切断北宁铁路，包围锦州，蒋介石惊恐不已，急忙拼凑兵力，组成东进集团和西进集团，从锦西和沈阳同时增援锦州。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对同时迎战数路国民党军重兵集团感到把握不大，建议放弃北宁路作战，回师进攻长春。在此决战决胜时刻，毛泽东的决心如钢似铁，坚决否定了回师打长春的建议，指示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定不移地攻占锦州，掌握战役主动权。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仅用31个小时，就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军范汉杰集团约10万人，彻底封闭了东北的南大门，将东北和华北的国民党军彻底分割开来。范汉杰被俘后，感叹道：“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锦州攻克，东北的国民党军就从心理上被摧垮了，被困于长春的国民党军10万部队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得不下令从东北总撤退，可惜这个决定太晚了！在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夺路突围时，东北野战军迅速将其合围在辽西平原。激战2天，包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新1军新6军在内的10余万精锐就地被歼，指挥官廖耀湘束手就擒。随后，东北野战军兵分两路，猛扑沈阳、营口，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7.2万余人。当辽沈战役激战犹酣时，毛泽东已在思考与部署着决定中国命运的另一场大决战，另一战略决战在中原战场拉开了帷幕。辽沈战役后，蒋介石精心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决定集中徐州、华中两大战区主力，以徐州为中心，西起砀山，东至连云港，北起临城，南至蚌埠，依托陇海，津浦两条铁路，与解放军进行孤注一掷的决战。与辽沈战役不同，在中原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兵力不占任何优势，徐州国民党军刘峙集团，拥有60余万兵力，加上战役发起后的增援部队，投入作战的兵力达80多万人，而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地方部队总兵力为60多万人，装备更是差距很大，60万对80万，在这种情况下决战，毛泽东确定战役的方针是，首先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吃掉位于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以此调动牵制国民党军，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之势。同时以中原野战军攻占徐州、蚌埠间的战略枢纽宿县，封闭徐州国民党军陆上通道，将刘峙集团分割成几块，再各个予以歼灭。11月6日，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三路南下，将黄百韬兵团包围于碾庄地区，激战至22日全歼其10余万人，黄百韬被击毙，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时，毛泽东指示中原野战军攻克了宿县，还将来援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10万多人，合围于双堆集地区，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被分割在徐州、蚌埠双堆集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域。蒋介石已失去了在徐蚌地区与解放军决战的勇气，命令徐州的国民党军弃城西进，同黄维兵团共同护身淮河以南。徐州的国民党军3个兵团27万人马，在杜聿明指挥下，蜂拥西逃。华东野战军多路追击，迂回拦击，将之合围于陈官庄地区。军事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袁德金说：“至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各包围了国民党军一个战斗力较强的重兵集团，而蒋介石从各个战场，紧急这几年来增援，其中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距黄给兵团只有70公里，解放军不具备同时歼灭各部敌人的力量，如果拖延时间，也将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淮海战役总前委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围住杜聿明集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刘伯承将这一方针称为“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12月12日，解放军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激战三日，将其全歼，生俘黄维。

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见状，仓皇退回淮河以南，至此，中原战场只剩下了被围于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而杜聿明集团此刻已是饥寒交迫，四面楚歌，官兵大批投诚，部队士气全无！但此刻毛泽东却下令，部队转入休整，对杜聿明集团，暂不做最后的攻击。战略决战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已经发起，毛泽东要利用杜聿明集团拖住房华北傅作义集团再做一篇大文章。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没，中原国民党军则陷入重围。傅作义已失去南北依托，是南撤江南，还是西去绥远老家，左右彷徨，他将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准备能守则守，不能守则迅速撤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华园富说：“傅作主义集团共有50多万部队，单靠华北解放军，难以独自歼灭敌人，毛泽东决定调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会同华北野战军，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消灭，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稳住傅作义集团，为东北野战军入关，完成战役展开争取时间。”

为此，毛泽东做起了瞒天过海的大文章，他命令华北第1兵团停攻太原，第3兵团撤围归绥，不给傅作义施加更多压力，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迅速秘密入关，并指示新华社不断播发东北野战军庆功，祝捷活动消息，制造东北野战军正在休整的假象。在完成这一切后，毛泽东犹嫌不足，又下出了一招引蛇出洞的好棋，令华北第三兵团向张家口发起进攻，威胁其西撤的主要通道，吸引北平之敌出援。傅作义果然派出了其嫡系第35军乘车驰援。毛泽东立即走出第二招狠棋，命令华北第二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双箭齐发，截断平绥路，威胁北平。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大惊失色，急令其第35军返回北平，但当该军回返到新保安时，被神速赶到的华北第2兵团重重包围。与此同时，华北第3兵团包围张家口，东北先遣兵团攻占密云，康庄和怀来，从而将平绥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斩断了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军事科学院温瑞茂说：“战役刚刚发起，解放军就赢得了主动权，但这种主动权尚不稳固，东北野战军主力，这时仍在入关开进之中，距平津地区尚有数天的路程，而国民党军依旧控制着塘沽，仍有从海上逃跑的可能。”

战局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毛泽东在命令淮海战场暂停进攻杜聿明的同时，指示平津战场两个星期之内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通县之敌隔而不围。只做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完成战役展开，再各个歼敌。军事科学院姚有志说：“这就是战争指导中的胸有成竹，料敌如神。‘兵贵神速’和‘出其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运用之妙，却异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谇，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是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超艺术。”

战役的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设计的轨道发展，东北野战军加速开进，到12月20日，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北平、天津的战略包围，当傅作义清醒过来时，他的部队已经从惊弓之鸟变为笼中之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欲逃无路。

华北战场的大局已定，毛泽东这才指示华东战场，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经过四天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生俘杜聿明，击毙兵团司令邱清泉，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55.5万余人。在华北战场上，根据毛泽东先打两头，后打中间的指示，解放军开始从容不迫地各个歼敌。1948年12月24——26日，华北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步兵、炮兵、坦克协同作战，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守敌。北平成了一座孤城，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毛泽东指导前线指挥员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耐心谈判。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傅作义最终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古都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三大战役，规模空前，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为罕见。国民党军近160万主力部队，谈笑间灰飞烟灭。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因此根本动摇，人民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战略决战，只是指出战略决战，是战略进攻的高潮，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但他以战略决战的伟大实践，导演出一部中国气派战略决战的壮丽史诗，其时机选择之果断，决战意志之坚定，方向确定之正确，方针制定之科学，阶段区分之清晰，均在战争史上难得一见。从而将中国革命战争的高潮，化为新中国诞生前的绚丽朝霞。书写出他军事生涯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七）

北京郊区的香山，是毛泽东进入中南海前，最后一个落脚点。在这座被称作双清别墅的幽静小院，毛泽东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尾声作战。落脚香山几天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宴请了第四野战军师以上指挥员。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很高，不善饮酒的他破例端起酒杯，发表了一番豪气冲天的祝酒词：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这是胜利的宣言书，也是进军的动员令，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追击。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解放战争的一个圆满句号，他要用胜利，迎接中国历史新纪元的灿烂时日。

（十七）因敌施策 横扫残敌

此时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兴致截然相反，因决战失败，他黯然下野，在浙江奉化雪窦山中闭门深思。两年零九个月的战场较量，蒋介石不但输掉了495万军队，更是彻底输掉了民心。但他还不想彻底认输，他手中还有204万军队，还有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他还要与毛泽东作一次最后的较量。军事科学院傅立群说：“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依旧实际操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想凭借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军南下，同时着力巩固西南、西北地区，作为在大陆最后的立足点，他又打出”和谈“牌，企图赢得喘息，以便卷土重来。”

毛泽东很了解这个老对手，在1949年的新年献辞中，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号令。毛泽东说，和谈成功，人民解放军就以文的方式下江南，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就以武的手段下江南，总之，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军江南，而且时间决不允许无限期拖延，更不允许划江而治，国土分裂的状况出现。军事科学院赵一平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损失，争取和平建国，毛泽东给了国民党最后的机会，在两党进行的北平谈判中，他亲自会晤和宴请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做说服疏导工作，国民党代表刘斐，曾在宴席上试探毛泽东的态度，他就问毛泽东，说打麻将是喜欢打清一色，还是喜欢打平和（h蠖⒓椿卮鹚担骸胶停胶停灰土司托辛恕！?/span>

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最终拒绝在双方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彻底关闭了和平之门。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共100万人，万船齐发，在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在人民解放军实施渡江战役的时候，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侵入长江的解放军防区，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252人。解放军坚决还击，击伤“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在野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言，要求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到中国，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也公然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一时间，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战的阴云密布，毛泽东看穿了帝国主义色厉内荏的本质，他亲自起草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声明，义正辞严地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军事科学院华国富说：“为了防范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渡江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调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沿线集结休整，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向南京、上海进犯的帝国主义军队，同时以华北第20兵团在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护卫京津地区。这样，就把大进军的战略行动建立在了应付最困难最复杂情况的万无一失的基础之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展开了气势磅礴的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人民军队曾经有过无数成功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但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战略追击作战。毛泽东对进军部署进行了精心筹划：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沿海，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根据不同战区的不同特点，毛泽东制定了战略追击的不同方针，提出了不同的作战要求。在华东战场上，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联手突击采取穷追猛打辅以小迂回，小包围，多路前进，快速分割包围的对策，将从长江防线败退后尚未来得及重新部署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扯得支离破碎，各个就歼。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在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面对的是国民党军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两大集团。太原解放后，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但总体兵力，解放军只占相对优势，尚不具备同时与国民党军两大集团进行决战的条件，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人，钳制两马，先打胡宗南集团，第一野战军发起扶眉战役，歼敌4.4万余人，解放了八百里秦川的大部分地区。由此，胡宗南集团只能龟缩汉中，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则向宁夏、甘肃退却。毛泽东立即将“钳马打胡”改为“钳胡打马”，指示第一野战军以一部兵力钳制胡宗南集团，配合第二野战军即将发起的进军西南作战，主力穷追猛打二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红旗漫卷西风，第一野战军发起大规模追击作战，迫使马步芳集团在兰州决战，聚歼其主力。随后横扫大西北，解放宁夏、甘肃，并和平解放新疆，把红旗插到了祖国的西北边陲。军事科学院江英说：“西北地区与苏联蒙古相毗邻，人稀地贫，交通不便。敌人无处可逃，只有利用当地复杂的宗教民族因素和各种复杂地形，他们死守老巢，负隅顽抗。对此，毛泽东在指挥我军进军西北的作战中，采取了穷追猛打，加上小迂回包围，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法。首先打残胡宗南集团，然后猛追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将敌逼入绝境加以歼灭。这种战法，同样运用到了第三野战军，进军浙江、福建的作战。而对于进军中南、西南的作战，毛泽东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战指导方针。”

南京、上海解放后，盘踞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宋希濂集团，胡宗南集团和余汉谋集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解放军进行决战的勇气，各自盘踞一方，静观待变。解放军进攻后，则迅速收缩向后撤退，并准备撤逃海岛或境外。军事科学院温瑞茂说：“解放军的追击作战，因此遇到了一个新的情况，不怕敌人顽抗，不怕敌人决战，就怕敌人逃跑，如果采取正面突击，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很难抓住敌人，而如果让大部敌军逃到海岛或境外，势必增加尔后作战的困难，毛泽东的考虑是将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歼灭在大陆。”

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一部，在与宋希濂集团余汉谋划集团作战时进展顺利。但在与白崇禧集团作战时遇到了麻烦，白崇禧集团的主力是桂系军队，惯于轻装奔袭，擅长山地作战，行动诡诈，动作迅速。白崇禧用兵狡猾阴险，工于心计，第四野战军刚刚大军逼迫，白崇禧就以一部佯动，主力迅速后撤，解放军攻入湖北，他率部退入湖南，解放军逼近湘北，他又退往湘南，几次逃脱了解放军的包围。毛泽东的战法更高明，他电示林彪等人，对付白崇禧集团“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这样，任凭桂系军队，和白崇禧如泥鳅般滑溜最终也摆脱不了人民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第四野战军立即调整部署，在第二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兵分三路，展开规模庞大的追歼战。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组成的东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雷州半岛的海路，第13兵团组成的西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云南、贵州的退路，并与东路军合钳，构成了对白崇禧集团的合围。第12兵团组成中路军发起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4个师，然后穷追猛打，协同东西两路部队发起了聚歼白崇禧集团的最后作战。在解放军的大迂回、大包围之下，白崇禧集团最终在粤桂边界地区被彻底歼灭。中南地区解放后，西南成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基地。蒋介石亲自飞抵重庆，召集各路将领开会，确定了确保四川，建立反共基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方针。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的基本防御部署是以胡宗南集团固守秦岭、大巴山防线，阻止解放军从北面入川，以宁希濂集团守备川东长江沿岸地区，阻止解放军从东面入川，另以西南军阀各部把守各重要通道，构成纵深防御。军事科学院姜铁军说：“国民党军的防御重点，在四川的北面，而东面鄂川黔边方向的防御力量，则比较薄弱，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胡宗南集团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非从南面进军断其后路不可。他要求部队，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割据西南梦，坚决不许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

毛泽东勾画出了解放大西南作战的蓝图，以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贺龙指挥下，佯攻汉中、秦岭摆出由秦岭古道入川的姿态，抓住胡宗南集团，以第二野战军主力以突然动作由湘黔边地区直插川南、贵州，采取远距离迂回，封闭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南撤云南道路，然后两军协同，南北夹击，将国民党军主力各个歼灭。军事科学院赵一平说：“这又是一次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这次作战，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不同的是，进军大西南作战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北线第18兵团进攻的时间。如果进攻过早，这样会暴露总的企图，使胡宗南集团迅速后撤，会同其他国民党军部队退往云南。所以，毛泽东明确规定：贺龙部队进攻胡宗南集团的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待二野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一线再发起进攻，具体时间由他亲自掌握。”

为了保证聚歼国民党军主力，于四川的作战计划实现，毛泽东巧妙制造战略假象。毛泽东命令贺龙，率第18兵团，在第二野战军主力西进时，向秦岭地区发动局部攻势，把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川北。第二野战军机关，在西进过程中，刘伯承根据毛泽东指示，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大张旗鼓地宣布要从陕甘入川。第二野战军途经华中时，正值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期间，使国民党军误认为第二野战军主力也参加中南地区作战。国民党军被毛泽东的战略假象搞得眼花缭乱，犹豫彷徨，就在其决心难下的时候，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数百公里战线上，突然发起进攻作战。第3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密切协同，解放鄂西、川东，突破国民党军川湘鄂防线，第5兵团疾进贵州，突破国民党军黔东防线，随即两军并肩突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川南。蒋介石如梦方醒，急令各路部队收缩后撤，同时令胡宗南集团南撤成都地区，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刘伯承指挥各路部队迅速前进，抢占要点，堵住逃敌，在南川以北地区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随后抢渡长江，解放重庆。贺龙指挥第18兵团，对胡宗南集团紧追不舍，并与第二野战军主力协同，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聚歼于成都地区。军事科学院袁德金说：“战略追击作战气势如虹，但它不是唯一的一种手段。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中，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从来都是融为一体的。在力量处于劣势的时候是这样，在力量占据压倒优势时也是如此。在战略追击作战中，共有126万国民党军放下武器，起义、投城，或接受解放军改编的部队，超过解放军在战场上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大批的城市和地区，因此兵不血刃地获得了新生。”

从穷追猛打辅以近距离迂回包围，到大迂回，大包围，辅以远距离奔袭追击，再加上政治争取的解决方法，毛泽东确定的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作战方针，汇成了一股摧枯拉朽的狂飙，席卷千军！蒋介石划江而治，和偏安一隅的最后梦想彻底破灭，在成都解放的前夕，匆忙登上飞机，凄凄然地离开了大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礼炮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历史记录下这一过程。沙场较量22年，曾经占尽优势的蒋介石，彻底地输了，几乎输得一干二净，而毛泽东赢了，赢得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赢得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八）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毛泽东亲自颁发命令，向朱德等人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这个礼轻人意重是准备授予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毛泽东的，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可毛泽东坚决地拒绝了，他诚恳地说，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呀！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这套精心制作的大元帅服，也就永远躺在了博物馆的展柜中。毛泽东没有军衔，但他的战争功绩彪炳史册，他的用兵如神声震千秋，军事家毛泽东，已经化为历史的永恒。

（十八）彪炳史册 泽被千秋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说要学我们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此外，还有一点小文章，都是应时的。现在又要打原子战争，洲际导弹，我就不懂了，不像“小米加步枪”，小米吃过，步枪看过，也背过几天。毛泽东指挥一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却在与飞机大炮装备起来的国内外敌人较量中，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迹。探究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原因，解读毛泽东战争韬略的内涵，不能不成为军事学方面重要的研究课题与谈论话题。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齐德学说：“毛泽东用兵如神的重要前提，是他对事业，对胜利的坚定信念。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的时候，已经是深秋10月，部队下山找粮，遭到反动武装的袭击，退到黄坳时只剩下40多人，人心涣散。危急关头，毛泽东双足并拢，身体笔挺，大喊一声：‘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情绪低落和战士们陆续起身，站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就是这支重新站好的小小队伍，最终延伸出人民军队的千军万马。发展成为无坚不摧的铁甲雄师。而毛泽东始终领导和引领着这支队伍，任凭浊浪排空，他的胜利信念始终没有动摇。挑战越是严峻，他的情绪越是高亢。他的信条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在对敌战争过程中，出神入化的指挥，使他总能从战争的特点和情势出发，以科学方法观察分析事物，找出规律，得出结论。因而他对战争的指导，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1947年7月，还在陕北靖县小河村时，毛泽东就对解放战争进程，作了一个预测，从1946年算起，以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军事科学院华国富说：“毛泽东的预测，是基于解放战争一年多来，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而作出来的。一是解放军共歼敌150万人，据此推算，5年可歼灭国民党军750万余人，二是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补充了100万，损失与补充为三比二，依此推算，至第五年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将下降到200万左右，三是解放军的总兵力，平均每年增加80万人，不到五年就可以达到500万，500万对200万，解放军就稳操胜券。”

毛泽东强调预见，但他从来不迷信预见，而是一再强调战争的预见只能说出进程的大致趋势和方向，必须根据战争实践不断予以校正，方能更加贴近战争实际。1948年11月，辽沈决战胜利，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首次超过国民党军达到300余万人，毛泽东欣然修正了早先的预见，宣布：“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五年设想，三年实现。

科学的战争预见，使得毛泽东的战争指导，总是从容不迫，成竹在胸，把握全局，抓住枢纽。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国民党军紧追不舍，聚集5个师沿葫芦河，洛河构筑封锁线，企图南进北堵，将红军消灭在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分析敌情勘察地形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粉碎敌人的进攻，关键在于抓住葫芦河这一战略枢纽。而要实现战役意图，则要抓住葫芦河畔的直罗镇这个战役枢纽。他在直罗镇布下战场，一举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109师，击毙师长牛元峰，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军事科学院姚有志说：“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是毛泽东用兵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所谓枢纽就是对指导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节。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抓枢纽的本领无人能及。西安事变后，他抓国共合作；七七事变后，他抓游击战争；解放战争初期进军东北；战略进攻挺进大别山，这是从战略指导上抓枢纽。辽沈战役打锦州，淮海战役打宿县，和围歼黄百韬兵团，平津战役围攻新保安和天津，则是抓住战役枢纽的范例。正因为善于抓住枢纽，毛泽东走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这盘大棋，始终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准确地抓住枢纽，既需要穿透战争迷雾，鉴别事物真伪的敏锐洞察力，更需要宽广的全局观念，作为战场指挥员，毛泽东的全局观使得他能够有机整合各种作战力量，衔接不同作战阶段，将战役战斗演绎得顺畅自然。而作为全军统帅，他的全局观则引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走向胜利。军事科学院姚有志说：“毛泽东说：‘指挥战争全局的人，最紧要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要吃亏了’。他要求各级指挥员，都要树立全局观念，他说，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有些小的东西，是要占大的东西的地位的，如同鼻子，你能把它安在背上吗？”

这种全局观运用到战争指导中，使毛泽东总能审时度势，准确确定作战的中心，将主要战略方向，与次要战略方向，内线与外线，进攻与防御，突击与牵制等相互关联的作战行动有机融为一体。解放军的作战，因此变成了全局一盘棋，一军出击，三军配合，一方行动，四方策应。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姜铁军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山西的解放军部队就发起晋南攻势；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晋冀鲁豫解放军就发起豫北攻势；战略进攻作战，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西北野战军和山东兵团，就在内线将国民党军主力，两翼拉开，死死缠住。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是各自为战，而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是相互协同，所以国民党军，虽然占有兵力优势，但却处处受制，难抵解放军的整体作战。”

毛泽东的统帅素质，的确高人一筹，但他用兵传奇传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周围集中了一大批军事家。将帅协谋，使得他的用兵方略，不但能够得到创造性的发挥，而且可以不断地丰富发展。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与毛泽东并肩统帅红军，朱毛一体，德高望重的朱德，既是三军总司令，也是毛泽东所倚重的搭档；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早期的军事领导人，后来成了毛泽东得力的助手，毛泽东确立的大政方略，周恩来问题能够心领神会，创造性地部署实施，风雨同舟，心心相印，共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还有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粟裕、陈赓等等，毛泽东的麾下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将领。毛泽东的统将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同，将能而君不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姜铁军说：“战略决战期间，蒋介石是东奔西走，飞来飞去，亲自确定每一个作战方案，直接指挥到了师团一级的行动，而毛泽东在确定战役方针之后，只要求下级每日或每两三日将前线情况报告一次，作战指挥放手交给前线指挥员。在淮海战役最紧要的关头，他竟然能够好整以暇，抽出时间给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复信，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毛泽东的气定神闲，与蒋介石的手忙脚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闲一忙，战役的胜负已然决定了。”

毛泽东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神话，他的用兵如神，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军的敬仰，而且也折服了他的对手。曾与毛泽东沙场较量二十几年的蒋介石，败退台湾岛后，曾经对国共两党的作战思想，作了一番绝妙的对比，他说：“共匪自江西以来，因为兵员缺乏，武器寡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求奇正虚实，讲求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较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故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的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我军则以军事科学的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主观，门户各不相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的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

蒋介石的话有些道理，但他没有搞清的是，毛泽东指导战争，最坚实的基础是人民战争。所有用兵韬略，都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毛泽东最关注的是人心所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向来鄙视英雄史观，因而把中国革命战争定性为人民战争。更准确地说，基本上或者说主要是农民的战争。他说，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割掉四个，用一个指头去打帝国主义，无产阶级就会孤立，变成无军司令。毛泽东把红军和革命战争的根，扎到了农村，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之路。农村成为滋养中国革命战争的沃土，农民的支持，也支撑起人民军队的脊梁。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王幸生说：“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利益要求，发动农民投身革命战争，则是毛泽东须臾都不放松的事情。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是如此，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土改运动在解放区轰轰烈烈展开，砸碎了千百年来束缚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分得土地的农民，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参战兵力60万，在其身后，是来自山东解放区和其他解放区的数百万人民群众。陈毅元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就是毛泽东所绘就的人民战争壮丽画卷！毛泽东悟出了战争制胜最深刻的因素，也找到了动员人民，支持战争的最有效的手段，有了人民作为靠山，毛泽东不惧怕任何敌人，也有信心战胜任何敌人！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正义，不畏强暴，从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就是他所领导的军队无往而不胜、他所指导的战争无敌而不克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所指导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毛泽东的用兵韬略，已经成为经典。岁月流逝，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36年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变得样式全新，信息化战争正向我们扑面而来，各种各样新奇的战争理论竞相出台，让人目不暇接。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这样评价他所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

植根历史，又超越历史，继承经典，又创新经典。在当今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中，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全面抛弃的形势下，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弄通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极其重大意义。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兵韬略，依旧适用于现代作战；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将越来越闪耀它固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