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克·劳埃 [英国]

目   录

简介

内容提要

总译序

引言

第一章　轻敌的代价

第二章　政治、自欺欺人与大屠杀

第三章　欺骗与人类的虚荣心

第四章　二战中的欺骗

第五章　伪装，一个强有力的苏联概念

第六章　心理作战

第七章　国内的谎言

简    介

　　 “兵不厌诈”，军事欺骗的历史如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历史上几乎每一位成功的军事家都运用过军事欺骗。

　　 本书列举的史例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历史上的军事家运用各种欺诈战术与谋略的技巧，作者把这些技巧上升到心理战的高度来分析，作为一种战争艺术来欣赏，赋予了军事欺骗艺术更高的层次和境界。

　　 军事欺骗艺术是战略谋划，是军事指挥官和军事战略家的必修课。

内 容 提 要

　　 毋庸置疑，军事欺骗的艺术其历史如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军事欺骗的艺术视为战争的利器，而军事历史上几乎每一位成功的军事家都运用过军事欺骗。可以说，运用军事欺骗的艺术误导敌人的军事意图是各级指挥官的目的所在。本书以历史为线索，从世界军事史的纵深入手，向人们展示了从古到今各类军事家充分运用军事艺术的成功史例，表现了军事欺骗艺术的极大魅力和巨大作用。尽管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军事欺骗所运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这门古老的艺术却因其具有不朽的生命力而延续至今。在本书中，作者为我们列举的史例有的是大家熟悉的，有的则是我们知之甚少的。但是，这些史例都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历史上各类军事家运用欺骗艺术的各种技巧，甚至把这些艺术和技巧上升到心理战的高度来分析和欣赏，赋予了军事欺骗艺术更高的层次和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欺骗艺术就是战略谋划，是军事指挥官和军事战略家的必修课。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孙子作为生活在2400多年前的中国战略家，就是由于充分运用了欺骗艺术才达成了辉煌的战果。这种评价无疑向人们揭示，现代战争更需要施展军事欺骗这种高超的谋略方式和艺术。

总  译  序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世界军事的发展极为令人瞩目。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导致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安宁。世界大战虽然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爆发，但局部战争却连绵不断。美伊矛盾引发了海湾战争，南斯拉夫问题引发了科索沃冲突。目前，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而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也未得到彻底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甚至面临着意外的核武器的威胁。世界范围内的安全问题令人忧心忡忡。鉴于此状，我国国际政治与军事研究领域内的仁人志士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上，以求在安全环境和战略指导上寻找突破口。国外的情况也不例外。《世界军事译丛》原书作者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向世人奉献出了他们独特而又新颖的观点和认识。译丛本身则旨在介绍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安全与战略等重大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从而尽可能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一幅世界军事的整体框架与宏伟画面。译丛所选内容既揭示了战争历史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和平的渴望与追求；而译丛书籍的选择既注重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又兼顾读者需求的客观趋向，因此可以说该译丛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可读性。

　　 但是，译丛的规划与组织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要从众多的书目中选出非常合适及完全理想的书籍并非一件易事。此外，翻译本身又是一件要求很高但又乏味的工作，要组织优秀的翻译力量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令人欣慰的是，我军各单位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军事科学研究人员和军事学术翻译人员，他们的学识令人钦佩，他们的外语水平令人刮目相看。参加本译丛翻译的人员大都工作在我军最高研究机构和我军最高学府，具有军事学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并在多年的军事科学研究实践中均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他们加入此项工作的翻译将使本译丛蓬荜增辉。我们相信，译丛的出版对于从事国际政治及外国军事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大有裨益，对于关注战争与和平、安全与战略的人士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广大的军事爱好者更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引  言

　　军事欺骗艺术的历史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军事欺骗艺术视为战争的利器，军事历史上几乎每一位成功的军事家都运用过军事欺骗。古代打算使用军事欺骗的将领难免要受到指挥、控制和通信手段的严格限制。不过，像孙子这样生活在2400多年前的中国战略家，却能够运用欺骗艺术达成辉煌的战果。

 

杰里科的军事欺骗

　　 《圣经·旧约》向世人展示了引人入胜的古代军事历史，书中的许多战例都运用了欺骗。公元前13世纪，约舒亚率领以色列人包围了杰里科，他祈求神的启示。神的指示实在稀奇(见约舒亚6：2－5)；

　　“主对约舒亚说‘瞧，我已将杰里科交到你的手上……。你的所有的战士们，必须把杰里科包围起来，并且每天绕城一次。你们就这样连续做7天。7名祭司须携带7只羊角号到方舟前面：到第7天你须围城7次，祭司须吹起号角……。最后会出现这种情况：祭司长时间吹响羊角号，你们听见号声，所有人都要大喊一声，城墙就会倒塌……。”

　　 约舒亚遵守了这不可思议的命令。第7天那些教士们吹响了号角，以色列人照着吩咐大喊起来，城墙真的开了一个大口子。谁也搞不清约舒亚的战术为什么会如此神奇。有人提出，围城的人用脚有节奏地跺地，向地面发出的冲击波传到了城墙，但冲击波即使再强烈也不大可能冲跨城墙。当时的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以色列人准备发起攻击的一霎那发生了地震，但这种假设也绝难成立。

　　 比较有可能的是，以色列人的行为麻痹了杰里科的市民，使他们自鸣得意，沾沾自喜。攻城者每天都绕着城墙行军，这种做法起初令人警惕，但过了几天就成了一件单调乏味的闹哄哄的事儿，杰里科人也就习以为常、大意起来。的确，很有可能到了第7天以色列人的行为让杰里科人觉得司空见惯，于是此刻这个平常一成不变的仪式突然在时间和强度上发生了变化，而守城的官兵毫无觉察。他们很可能没有防备，这样一来城墙边守卫的人可能寥寥无几。于是，以色列人逮着机会按照事先下达的命令，向城墙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他们蜂拥而上，当时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

　　 后来，随着战争场所变得比较固定，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防御者手里。由于攻城者没有威力强大的武器，无法打破当时坚固阵地的堡垒，只能猛攻堡垒的薄弱部位，希望通过血腥的消耗战拖泥带水拖跨对手，而且常常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而那些睿智的将帅却尽可能运用欺骗手段。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家喻户晓，本书第三章将详细加以叙述。这样的事并非绝无仅有。透特(Thot)是图特摩斯三世的一员高级将领，他占领了贾法(Jaffa)的要塞，办法是诈降，当守城士兵打开城门后，他拔剑而起，猛烈攻打。公元前1228年，在卡叠什战役中，赫梯人 [ 译者注：赫梯为公元前17世纪左右在小亚西亚及叙利亚建立的强大古国，后为亚述人征服。 ] 派了两个“变节者”投奔拉美西斯二世 [ 译者注：RamsesⅡ，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约前1304－前1237)。扩建阿蒙神庙，首都底比期，以塔尼斯(Tanis，在尼罗河三角洲)为陪都。入侵努比亚；长期与赫梯争夺叙利亚地区统治权，约公元前1284年双方缔结和约。 ] 并向他提供假情报，说对手士气低落。拉美西斯果真上当，把部队向北开进，结果中了敌人的圈套，所幸逃脱。

　　 尽管将军们不能牢记过去的经验教训，但历史必然会重演。时光匆匆过了2000年，1879年，由于敌军首领盖特怀奥(Catewayo)故意安排了3名“俘虏”，使英军上当受骗，误以为自己很安全，于是放松了警惕。在接下来的伊桑德尔瓦纳战役中，英军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羞辱。

 

孙子与《孙子兵法》

　　 孙子是撰写鸿篇巨著兵法的第一人。如今，人们认为《孙子兵法》对于现代战争来说过于简单。但是，毛泽东在发动反对民族主义者 [ 扫校者注：原文如此，可能指国民党。 ] 的运动过程中，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潜心研究，获益匪浅，而且《孙子兵法》对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孙子的早期生平人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可能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他大约出生在公元前500年，后来随他父亲一同参军。孙子认为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较量，而且认为战争是一项综合性斗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和外交，它使胜者生存，而败者灭亡。

　　 孙子把战争看成是对欺骗的运用，通过意外因素的作用，如动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使用特殊战术，使敌人陷入混乱境地。实施欺骗的部队必须伪装成常规部队，只有在发现敌人的弱点时才加以使用。

　　 突然性原则被田单运用得出神入化。田单是生活在公元前279年的一名地方军阀 [ 扫校者注：原文如此。 ] 。有一次他被围困在即墨城中，于是找来了1000头牛，在每头牛的身上披上一块彩色的布。然后他在牛角上绑上匕首，在牛尾上绑上浸了油的干芦苇。接着，他召集了5000名勇士，全部装扮成怪物的模样。夜幕降临的时候，他让人点着了牛尾上的芦苇。于是牛群发疯似地冲向敌营，后面跟着那5000名勇士。敌人被这突出其来的情况弄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最后全军覆没。

　　 公元前205年，韩信强渡黄河的一个渡口时，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战术原则。他在显眼的地方建了一个渡河点，大张旗鼓地做着渡河的准备，迫使敌人在那里建了一座桥头堡。敌人在附近投入重兵把守，于是他立刻悄悄地将主力带到另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渡口。部队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强渡成功，然后他又悄悄地将部队运动到敌人后方向敌人发起突击。1944年，同盟国采用了同样的欺骗手段。他们让德国人情报机构以为主攻法国的军队将从加来港而不是诺曼底发起进攻。

　　 孙子主张使用常设间谍机构，刺探敌国和邻国情报。他介绍了一种严格的间谍分类方法，将间谍分成因间、内间、反间和死间等。他把战争中间谍的重要性与军事欺骗相提并论，并且认为间谍和欺骗都是光荣的工作，间谍随时都可以接近军政首脑。

　　 他主张，对俘虏应当优待，“诱之以利，引而安室之”。他认识到如果间谍能够加以转化，就不会传播假信息。他们反而能够报告自己从前的主子的优势和弱点。而所谓“死间”就不那么幸运了。死间制造假情报，并受命把假情报传给敌方间谍，使敌军受骗，必要时会面临危险。他们被敌军抓住后会受到折磨，结果透露出来的是纯粹的假情报，从而使敌人做出错误的判断。当敌人知道自己上当后便会把死间处死，但这时候已太晚了。

 

石家庄之战

　　 古代的欺骗策略常常对新时代的战争具有现实意义，孙子的思想常常被共产党军队付诸实践。1948年10月，国民党的第94军企图大规模突袭石家庄，而当时守卫该城的人民解放军只有两支守备队和几个训练团。守卫的军队知道不能靠硬拼取胜，决定通过军事欺骗进行反击。于是当地电台广播说，他们预料到突袭会出现，同时竭力夸大解放军守卫兵力。

　　 国民党兵担心遭到埋伏，根本没有想到会受骗，于是放慢了进军速度，从而使守军赢得了时间，使他们能够沿着第94军预定进军路线建造假防御工事。同时，当时该地区所有的解放军部队转去攻打正在调动去增援第94军的国民党第49师。

　　 指挥国民党第94军的胡义(音译)将军得知援军覆灭的消息，同时接到空中侦察报告说解放军新建了许多防御工事。这位将军生来胆小，于是根本顾不上去检查防御工事的真假和敌军的真实兵力，而是匆匆取消了进攻。而这次进攻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大获全胜的。

 

战术撤退

　　 很久以前，军队就开始运用佯装撤退以夺取最后胜利的欺骗战术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1066年，诺曼人在黑斯廷斯之战中佯装撤退，诱使英国人离开位于高地上的安全阵地。有一种情况可以肯定，那就是1个多世纪以后，在第三次十字军东侵期间，穆斯林在英明的战略家萨拉丁的领导下，频频因地制宜地使用欺骗战术，引诱装备沉重的十字军士兵进入他们预定的歼敌区域。

　　 欧洲骑士身穿沉重的装甲，锐气来自重骑兵冲锋陷阵。而当时的穆斯林的战法却不同，他们装备比较轻便，骑的也是快马。他们的锐气主要来自骑马的射手。射手除了携带弓箭外，还带了一部圆形小盾牌，一柄大刀和一根长矛。他们的战术比较适用于松散的队形，始终呆在敌人攻击不到的地方，等待适当的时机。他们时不时地连续几天都佯装撤退，弄得十字军士兵精疲力竭，并且引他们进入不利的地形。

　　 1191年8月到9月期间，狮心王理查一世企图率领5万名十字军士兵沿着海岸线向阿什凯隆进军。这位英国国王的作战计划和后勤支援无懈可击，他的战术能力和战略水平无与伦比，然而萨拉丁一直不停地骚扰那支基督教大军，要么袭击其翼侧，激励骑兵拦截落伍的士兵，要么引诱一些士兵离开主力部队。

　　 1192年，萨拉丁率军向耶路撒冷撤退，行军过程中采取寸草不留、遍地焦野政策，毁掉沿途所有的农作物、牧场和水井，干得十分漂亮。理查一世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根本无力占领耶路撒冷，于是只好撤退到海边。这时萨拉丁继续采用欺骗战法，与敌进行小规模接触，后来理查一世被迫签订了和约，使耶路撒冷牢牢地掌握在穆斯林手中。

 

马尔伯勒进军多瑙河

　　 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是在一位军事欺骗艺术方面的造诣登峰造极的大师，他既精通战术欺骗，又擅长战略欺骗。他在1704年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1700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逝世，没有留下子嗣。1700年11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次孙、安茹的腓力被封为腓力五世，并且登上西班牙王位。当时的英国和荷兰担心法国和西班牙联盟势力会过于强大，便替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出面进行干预，因为利奥波德一世已经宣布自己的次子查理大公继承王位。

　　 1703年，马尔伯勒公爵指挥着部署到欧洲大陆的英国军队，这时他处境艰难，因为法国和西班牙联盟又加进了巴伐利亚。同盟被分割开来，荷兰人和英国人位于北方，而奥地利人却孤零零地在东方，受到敌军的威胁。于是马尔伯勒决定通过莱茵河重新建立与奥地利人的联系，但要这样做不仅要安慰紧张不安的荷兰人，请求他们同意自己的军队撤离该国的低地，而且必须公然违背英国人的政策——英国主张直接攻打西班牙。

　　 为了使敌人采取固守陆地的战略，而且也是作为大规模欺骗行动的一部分，马尔伯勒派乔治·布鲁克爵士到达地中海。布鲁克成功地袭击了土伦，占领了直布罗陀，并且派遣一支小部队去支援在法国南部进行反政府作战的胡格诺派教徒 [ 译者注：指16－17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多数属加尔文宗。 ] 。不过，这些行动只不过是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联盟军队的主力按照计划全力进军多瑙河谷。

　　 1704年5月，马尔伯勒留下6万人保卫荷兰，自己则率领大军向莱茵河谷进发，并且事先没有告诉荷兰人自己这样做的意图。他带了3.5万人，其中英国人不到三分之一，其余都是英国雇佣的德国人。马尔伯勒的大军迅速进发，这是为了让当地法军的统率维勒鲁来不及反应，并且来不及攻击自己十分危险地暴露着的翼侧。

　　 这样，马尔伯勒就把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里，然后他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欺骗行动，干得十分出色，让原本乱作一团的法军更加混乱。他在科布伦茨建起一座巨大的补给仓库，敌军将领满以为他会率军沿摩泽尔河向法国进军。可他却率军渡过莱茵河，沿着河的右岸前进。为了让法国人相信他只不过是在做侧敌运动，目的在于最后再次渡过莱茵河，他在菲利普斯堡丢下一座由船搭成的桥。这座桥位于科布伦茨上游大约195公里处。统率法国驻阿尔萨斯军队的塔拉尔将自己的军队排成整齐的队形，迎接即将到来的进攻。可马尔伯勒没有发动进攻，而是继续向南行军，到达多瑙河边，而荷兰人还在那里手忙脚乱、无计可施地守护在摩泽尔河一带呢。

　　 等到法军明白马尔伯勒意图的时候，要做出反应已经来不及了。1704年6月10日，马尔伯勒与自己的盟友、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和巴登的路易斯(Louis of Baden)在位于莱茵河和多瑙河中点的蒙代尔希姆(Mondelsheim)会晤，商讨作战计划。三天后，欧根亲王向西进军，去阻止法军的前进，使马尔伯勒(此时已得到巴登的增援)能够毫无阻碍地东进。

　　 马尔伯勒进军多瑙河的行动堪称英明统率远见卓识和运筹帷幄的典范。没有丝毫侥幸的举动。所有他要穿越其领地的君主，他都要事先得到他们的允许，供应都事先得到保障，贷款也事先与银行家安排妥当。路线都得到检查，桥梁和战略要地都得到勘察。如果再也无法保密，就实施大规模的军事欺骗行动。在菲普斯堡搭建船桥堪称杰作。

　　 7年后，马尔伯勒在突破法国的尼普鲁斯防线时，再次运用了欺骗战术。他当时意识到，只要他想要用最小的伤亡突破这条防线，就必须首先夺取一个要塞，这个要塞控制着维米山脉以东25千米的阿尔勒沼泽地里的一条堤道。马尔伯勒清楚，直接攻打阿尔勒就等于把自己的意图明明白白地告诉法国人。于是，他只是攻占了那座堡垒，然后只派少量的军队把守。随后他让法国人再次夺回堡垒，而他也牺牲了自己的守堡部队。接着，法国人立刻毁坏了那座堡垒——他们还以为它在马尔伯勒随后的计划中会产生某种重大作用呢。

　　 法国人得到“泄露出去”的密报，说阿尔勒的堡垒被毁使马尔伯勒的计划受到重挫。这时这支英德联军稍微后撤了一段距离，撤到维米河谷西面的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摆好阵势，做出要正面攻击法军的样子。当晚，维勒鲁踌躇满志地等待对方发起攻击，而马尔伯勒却悄悄地拔营，向东行军30多公里，毫不费力地夺取了阿尔勒和那条堤道，并突破了尼普鲁斯防线。天亮以后，法国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防守政策化为了泡影，而马尔伯勒的大军已经到了自己的身后，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前进。

　　 又过了几个月，英德联盟开始瓦解，1711年12月31日，马尔伯勒被解除了统率职务，从此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由于他当时能够调度的资源相当有限，因而事实证明马尔伯勒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而且是在古往今来的战争史上将军事欺骗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巨匠之一。

 

拿破仑时代的军事欺骗

　　 直到电报发明以前，由于大部队难以进行通信协调，因而战争始终受到制约。那时的命令是通过通信兵、旗语、手势信号或军号传达的，因而，除非内容十分简单而且明白无误，否则就很容易造成误解。1854年的一份书面命令虽然对指挥骑兵师的卢肯勋爵(Lord Locan)来说可能是一清二楚，可是指挥轻型旅的卡迪甘勋爵(Lord Cardigan)却完全误解了命令，导致那支轻型旅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的覆灭。

　　 那时，指挥官派遣分遣队离开大部队以后，就根本不能保证在紧急军情发生时自己能召回分遣队。1863年，驻扎在葛底斯堡的南部联盟军队的统率是罗伯特·李将军(General Robert E．Lee)，他派了不下8名传令兵去寻找并且召回杰布·斯图尔特(Jeb Stuart)指挥的骑兵分遣队。几天以后，传令兵找到了他们，这时他们已经自作主张地发动了一场突袭，而且离李将军命令他们到达的地点数百公里之遥。

　　 能够克服这种通信障碍的将军寥寥无几，而拿破仑·波拿巴就是其中之一。他把自己的军队分成5到6个军，每个军都处于半自主和自足状态，拥有自己的参谋人员、步兵、骑兵和炮兵，接受为他所信任的将军的领导。这样，拿破仑就使自己的控制范围大为扩展，也使自己摆脱了千篇一律的模式，能够根据每个战役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战术，这样就使对手难以知晓他的意图。

　　 尽管如此，拿破仑自己却承认，他的作战理论根据是一系列简单的原理和战略原则。拿破仑尽量做到在第一枪打响以前就赢得战役的胜利。他尽可能把急行军同巧妙的欺骗手段结合起来，从而比敌人更加灵活机动，使敌人处于不利地位。他运用这些简单的战术取得很多辉煌的战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马伦戈战役、乌尔姆战役和耶拿战役。

　　 拿破仑的对手每次都在数量上超过他。为了欺骗和迷惑敌人，他让兵力一直疏开配置，并且尽可能拖延到最后一刻。然后，他把兵力迅速集结起来，在要地以优势兵力压倒敌人。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他就设法集结兵力，并且把兵力插入敌军的两支部队中间，依次予以歼灭。他在滑铁卢也运用了这一战术，本来很可能会取得成功，只是由于他手下的一些将领表现欠佳，加上布卢彻(Blucher)坚决反对弃守惠灵顿，使之孤立无援，从而使拿破仑的计划功败垂成。

 

通信技术的发展

　　 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线电通信技术首次投入大规模使用。信息被打乱的现象不再发生，很可能当时双方都在截取对方的无线电情报。于是军队使用了复杂的密码，但偶尔也有密码被破解的。如果发现自己的密码被破解后，对方会立即更换密码，因而欺骗敌人，使之疏忽大意、高枕无忧就变得十分重要。

 

密码战

　　 很快，英国皇家海军就成了密码欺骗手段方面的专家。“眨眼”雷金纳德·霍尔上校(后来升为海军情报部长、海军上将)带领一群最优秀的绝密密码破译专家，开始截取德国海军和本土基地之间往来的无线电报，并且对它们进行破译。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德国主要使用3套密码，不到4个月英国海军部就把3套密码全部搞到了手。其中一套于1914年8月11日落到英国人之手，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德奥共用的“霍巴特”(Hobart)号轮船上的人还不知道已经宣战，就在墨尔本沿海被夺。第二套是在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爱沙尼亚(Estonia)沿海搁浅时被俄国人缴获的。第三套是在一只铅匣里找到的，当时S－119号驱逐舰在与“无畏”号(Undaunted)巡洋舰交战时被击沉，当时S－119号指挥官把铅匣扔进水里，后来被一艘英国的拖捞船打捞上来。

　　 起初，“40号房间”从事情报截获工作依靠的是英国邮电部、几座马可尼式无线电台和设在斯托克顿的监听站，外加3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过了几个月，情况有所改善，因为这时英国设在诺福克海岸汉斯坦通(Hunstanton)的海岸警卫站与斯托克顿监听站连接起来，形成“Y”(情报截听)机构的核心。英国的情报截听机构开头就是这样不起眼，逐渐发展起来，到1918年，它几乎能够截听德国当局拍发的每份海军情报和外交情报。

　　 得到了德国真正的情报密码之后，英国情报机构巧妙安排，把一份假密码放在一个送信员的行李中，那位送信员赶到当时中立的荷兰城市鹿特丹。德国特工搜出那份假密码并且抄送回国。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英国人用这些密码拍发了一些虽然真实、但密级很低的情报，从而使德国人对它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后来，到了1915年，英国人通过那份假密码发报，从而使德国人以为英国打算在靠近德国北部沿海的叙尔特岛登陆。再后来，在索姆河战役中，英国人又让德国人误以为对方打算从海上强行登陆比利时海岸。后来这一次，德国统率部调集数千军队到达北方的海岸进行防御，而这支军队在整个战役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在英国引起一场恐慌，以为德国人会发动入侵，因为英国军方事先没有得到“40号房间”关于此次欺骗行动的通报，因而完全误解了德军运动的意图(虽然英国军方发生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西线情况

　　 在欧洲的陆上战争发生的头3年，双方都没有打算就己方的意图欺骗对方。一方要发动进攻，就会大张旗鼓地将部队和补给品运送到某个地区，而且事先肯定会对将要进攻的地区进行连续几天的胡乱炮击。

　　 1916年7月1日，英国方面由罗林森率领的步兵4军和艾伦比率领的第3军向德国第2集团军的防御阵地发动猛烈的进攻。德军阵地组织高度严密，英军取得了微弱的进展，但到了晚上，英军已经伤亡了6万多人，其中死亡人数是1.9万人。这是英军历史上在一天之内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造成这种惊人的伤亡的有几个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德军事先已经完全预料到攻击会发生。而在南部发动攻击的法国人伤亡却比较少，而且取得的进展却要大得多。原因很简单：敌人没有料到法国人会参加早期支援行动，因而受到攻击时猝不及防。

　　 直到1917年，协约国才开始认识到需要运用欺骗战术。法国向黑格施加很大的压力，要他接管更长的战线，英国内阁也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压制英吉利海峡的德国潜艇基地。黑格受到双重压力，于是下决心突破伊普尔的突出阵地。他认为只有首先夺取高耸的梅西纳山脊，才能取得成功。他把夺取山脊的任务交给赫伯特·普卢默爵士。普卢默爵士是第2集团军司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

　　 普卢默最忌讳不必要的伤亡，往往尽一切力量伪装自己，使敌人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图。他能命人在几乎完全绝密的情况下在德军阵地下面连续挖掘21个矿井，如果遇到废弃的矿内巷道，就继续往前挖。从地底挖上来的蓝粘土与地表土完全不一样，于是他就派人连夜把土包起来运走，以免在矿井人口处留下痕迹。敌人也在这一地区到处挖地道。虽然他们知道英国人从事地下挖掘活动，但不知道挖掘的密度，也不知道他们挖掘的目的是什么。即使是在地面守卫那些矿道的英国步兵也只是在发动进攻前的几小时才知道地道的入口。

　　 为了达成突然性，增援第2集团军的部队尽可能在晚上运送到位，并且对援军新构筑的阵地进行伪装。那些坦克肯定要在进攻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于是直到最后一刻才运抵现场，坦克履带轧过的声音被低空飞行的飞机淹没了。

　　 梅西纳战役开始时采用的是常规打法：炮火拦阻轰击持续了17天。接着，在1917年6月7日上午3点10分——普卢默算好了这时天色刚亮——部队刚好能够看清100米以外的敌情，于是21座矿井中的19座被点燃。矿井中总共装了430920公斤高爆炸药，9个步兵师奉命从战壕中向敌人开枪。这次达成了绝对的突然性。英国和英联邦的军队达到了目的，伤亡人数为1.7万人，而德军的伤亡人数是2.5万人，其中7500名被俘。

　　 这次由于在梅西纳达成突然性，加上运用欺骗手段巧妙地夺取了主动权，却在不久以后葬送在伊普尔突出阵地附近的沼泽地带。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人们更多地称之为帕萨陈戴尔战役)，黑格想要让德军全军覆没而不大关心已方军队伤亡如何。于是，他放弃了运用战术的打算，转而采取消耗战。

　　 此时，美国也已经参战，后方的许多人都开始怀疑是否有必要在美军到达以前继续流血。黑格与首相劳合·乔治 [ 译者注：1863－1945，英国首相(1916－1922)、自由党领袖，任财政大臣(1908－1915)时，率先实施社会福利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成战时联合内阁，出席巴黎和会(1919)，承认爱尔兰独立(1921)。 ]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激烈的、而且常常是不知所云的辩论，最后得出结论：政府再也不会允许在得不到明显实惠的情况下遭受沉重伤亡了。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关于敌情和为了守住阵地并继续发动进攻而夺取的地盘情况，黑格想尽了一切办法蒙了劳合·乔治一把。

　　 又经过两个月的激战(此时协约国的伤亡人数为：死亡、失踪和受伤的人数为88700人)，劳合·乔治决定视察前线(他一直很少这么做)，被领着去看了一些德军战俘。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为了凸显德军已经遭到失败，几乎陷入绝境，当天早上有人下令把德军战俘中最难看、健康状况最糟的战俘分开，单独放进一个战俘营里，而劳合·乔治要被领去看的，恰恰就是那个战俘营。

 

“迈克尔行动”

　　 1917年与1918年间的冬天，德国意识到，它获胜的惟一希望在于在美军夺取重大战果之前在西线尽早取得胜利。

　　 美军宣战后不久，首批美军就开进战区。他们是一群英俊强壮的年轻人，行进在法国的城镇和乡村时雄赳赳、气昂昂，赢得路人掌声一片。他们的到来是为了展示大西洋对岸的力量，然而他们的存在仅仅是个幌子，只是为了鼓舞法军业已动摇的士气而已。美国是个海军国家，陆军勉强足够用来保卫自己的国家。美国当时必须从头开始，组建一支远征部队，这难免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事实的确如此，首批美军到达法国一年以后，美国军队才开始在地面战中发挥重大作用。

　　 1917年12月22日，俄德开始进行和谈。当时鲁登道夫 [ 译者注：1865－1937，德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创立“总体战”理论，因西线总攻失败辞职(1918)，后为纳粹党总统候选人(1925)、国会议员，著有《总体战》等。 ] 认为应当减少东线驻军数量，于是立即将尽可能多的师调往西线，以准备发动一场全面的春季攻势。他心里明白，法国人和英国人会预料到自己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因而对军队的西进毫不遮掩。不过，他还是尽一切力量不让协约国准确地知道春季攻势的样式、规模和时间。

　　 鲁登道夫意识到协约国的阵营中各怀心事(法国想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巴黎，而英国则想保持与英吉利海峡沿岸各港口的通讯联络)，于是决定将英军和法军隔开，然后通过一系列突击行动歼灭英军。

　　 战术突然性成了根本手段。突击师在夜幕的掩护下运动到前线，白天躲在树丛或村庄里，使协约国的侦察机不能发现。铁路开通后，不允许士兵在铁路尽头闲逛，而是在到达后几分钟内立即疏散。

　　 即将参加突袭的德军有80万军队和6500多门火炮，为其提供保障的库房和军需品供应站被隐藏起来，并在南方建起假阵地，用来使敌人误以为主攻发起后针对的将是法军。而1918年3月21日发起的首轮攻击却落到英军头上，打得英国人措手不及。黑格一直以为会受到攻击，发动攻击的可能是很少的军队，并且在较狭窄的正面展开。法国人以为北方受到的攻击不过是牵制行动，法军最终会成为主要目标(法军最后的确在舍曼代达姆岭一线遭到攻击，但那是在5月27日才开始的)，因而拒绝投入法军战略后备部队支援英军一周时间。

　　 突袭开始时德国人干得十分顺利。凌晨4点40分，突袭沿70英里宽的正面发起。5个小时后，德军火力网开始缓慢前移。德军精锐——突击队紧随其后，并且利用漫天大雾作为掩护。鲁登道夫没有限定德军前进的纵深，而是让每个师都尽可能迅速地向纵深推进。英国第5集团军在强大攻势下被击溃，德军仅用一天时间就夺取了英法联军在1916年的整个索姆河战役中收复的土地，俘获2.1万名英军俘虏，缴获500门英军的火炮，德军方面阵亡1.1万人，2.8万人受伤。

　　 从战术上讲，“迈克尔行动”(德军最后一次突袭行动的代号)大获全胜。像一年前的梅西纳战役一样，此次行动突出表明，任何大规模行动计划都必须将突然性和欺骗结合起来。但从战略上来，这次行动却是个大失败。它使德军后备役部队的人员和装备都消耗殆尽。协约国最后在7月发动意料之中的反攻时，德军已经不堪一击。

 

土耳其战役

　　 除了克里米亚战争 [ 译者注：1853－1856年俄国与英、法、土、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 ] 外，现代英国军事历史上组织得最糟糕、控制得最不当的行动要算1915－1916年的加利波利远征了。英国海军轰炸了达达尼尔海峡外围，使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注意到该地区出现了协约国军队，因而突然性付之东流。土军和德军加固了工事，到首场登陆开始时，敌阵地已经固若金汤。

　　 1915年4月25日和8月6－8日，协约国军队遂行了两次登陆。两次都出师不利。10月15日查尔斯·芒罗将军换下了汉密尔顿将军，芒罗爵士立即建议撤军。从滩头登陆场边打边退代价肯定很大。但这一次，由于计划周密，措置得当，终于取得了成功：到12月10号，所有补给品和大量军队都已撤出。剩下的3.5万名士兵由于土耳其人没有起疑，于是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最后一批在1916年1月8－9日悄悄撤离。至此，欺骗史上的一次杰出行动宣告完全结束，未伤一兵一卒。

　　 协约国军队在前线保持原样，直到最后一刻。篝火仍然在烧着，步枪上装了临时赶造的缓发装置，夜里不时地射击。土耳其人压根也没有想到对方会撤退。从总体上来看，芒罗充分利用了敌人的失误。整场战役效果十分拙劣，但最后的撤退却独树一帜，以其决策的果断、大胆和主动成为军事欺骗史上的典范。

　　 著名的第三次加沙战役有效地实现了英军对耶路撒冷的占领，这场战役实施的欺骗计划是整个战争中最为成功的。英军在1917年1月解除了西奈半岛上土军的抵抗，接着对加沙发动了两次进攻，均未成功。而加沙与贝尔谢巴是到达中东地区的两条天然通道。

　　 埃德蒙·艾伦比将军就任该战区的协约国军队司令后，便让手下杰出的情报官、南非中校理查德·迈纳茨哈根制定一项欺骗计划，使土耳其人相信协约国军队将要攻打加沙，而事实上真正的主攻目标是贝尔谢巴。

　　 理查德中校制定的欺骗计划的实施期限是两个月，需要增加它的真实性。起初迈纳哈根安排了一位有名的双重间谍给该地区的土军情报长官送了一封信。这封信里面夹着钱和感谢提供服务的短信，但这封信没有送给情报长官，而是交给了土耳其情报局。土耳其当局对这位情报头子匆匆进行了审理，然后枪决了，连证明他是清白的机会也没有给他。

　　 接着，他们在日常收音机广播中犯了一些违反保密规则的小错误，从而使德国情报分析人员破解了一套英军的密码。然后，他们用被破解的密码发送了一连串信息，透露说针对加沙的攻击将于11月4日开始，并且得到从贝尔谢巴登陆的小股海军部队支援。而真正的攻击计划(于10月31日开始，目标是贝尔谢巴)则通过未破解的密码进行发送。

　　 为了保证土耳其人上当，迈纳茨哈根亲自实施了一项十分危险的计策。他在一名向导的陪同下骑马走进沙漠，表面上是在贝尔谢巴附近进行侦察，直到遇到一队土军骑兵巡逻队。巡逻队向他开了火，于是他假装被打中，匆忙逃跑，并且丢下一些个人物件，其中包括一副望远镜、一只水壶、一支步枪和一只带血的干粮袋。干粮袋里装着一名捏造的军官的私人材料，包括一封妻子的来信，信中说她生了一个孩子。袋中还有一些作战命令，一幅作了标记的地图和一本笔记本，上面写有艾伦比将要于11月4日进攻加沙的情况。

　　 为了消除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怀疑，他又命人用明知已经被德军破译的密码通过无线电发布紧急指令，对象是所有旅和营级部队的各级官兵，要求他们留心一只干粮袋，并且指示他们一旦发现必须立即上交。他还煞有介事地派人到沙漠里丢了干粮袋的地方寻找。

　　 使他们更加放心的是两名英军士兵被俘，土耳其人对他们进行了审问，他俩供认说自己知道是有这么一只干粮袋，并且说英军司令部把干粮袋遗失一事看成是一起重大灾难。由于这两名上兵不知道内情，因而完全实话实说。

　　 10月27日，英军准备用军舰对加沙地带发起攻击。同时，艾伦比命令3个师进驻该地区，但私下里却悄悄地将其余的军队调往贝尔谢巴。此时已经完全达成了突然性，但还需要实施一项战术欺骗以确保全胜。步兵从正面猛攻土军守卫阵地的同时，“沙漠骑兵”在东面广大地域展开，然后向贝尔谢巴扑来。黄昏时分，一支澳大利亚骑兵旅越过土军铁丝网和战壕，绕到贝尔谢巴背后，夺取了该城的供水系统，这对后续进攻的胜利必不可少。

　　 接着，艾伦比率军西进，向海边进军，于是土军只好撤出加沙，以免被英军切断。1917年12月9日，艾伦比率军胜利进入耶路撒冷。9个月后，艾伦比开始实施这场战争中最后一部重大的欺骗计划。1918年9月，为了拉开突破海岸的序幕，他从约旦河谷和朱迪亚地山地区抽调3个旅，悄悄到达海岸。到达阵地后，这3个旅掩护好自己，而且一有可能就与早已进驻的部队在一起露营，以掩盖他们刚刚到达的事实。

　　 同时，英军在左侧翼采取措施，做出立即要在左侧发起进攻的样子。新近空出的军营依然留在那里，并且还扎起了一些新军营。军马线上安放了1.5万只用帆布做的假马，骡子拉着雪撬在附近来回跑，扬起的尘烟使敌军无法侦察。夜晚，篝火点了起来，火光照亮了空营，从外表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各营人马白天公开向即将冲击阵地进军，晚上又用卡车运回到原来的地方。第二天和以后几天都反复这样做。

　　 最后，当艾伦比发动攻击时，土耳其人被打得措手不及，英军取得了彻底胜利。先前英军沿海岸集结兵力的情况敌人一无所知，于是大批土耳其部队调往内陆，去应付那根本不存在的英军右翼的威胁。

第一章　轻敌的代价

　　将军们很少料到会打败仗。事实上，失利的原因很多，包括运气不佳、判断失误或指挥官的无能。但是，通常情况下，一场战役的胜负可能在战役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一定就是交战的一方完全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成功地发动一场战争，尤其是对非欧洲人的敌人的战争。这是欧洲人的传统观念，即使在欧洲诸国中，某些国家也认为他们的军队要比其他国家要强大。在法国人眼里，英国军队的战斗力要比法国军队差得多，但在1415年，法国人在阿让库尔被英国人引诱到英国人选择的沼泽地战场，被打得一败涂地，伤亡惨重。在沼泽地上，法国人无法展开部署，恶劣的地理环境使法国军队难以向前推进，法国人的骑兵精锐部队在战斗打响之前就被英国人与威尔士弓箭手打得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

　　450年后，法国人再一次为轻视敌人而付出了惨重代价。1870年，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但法军受到俾斯麦的愚弄，在宣战后的几个月内，法军在各条战线全面溃败。法国人不得不与普鲁士人签订耻辱的和平协定，法国被迫放弃了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大部分地区，还赔偿普鲁士50亿法郎，这使法军颜面尽失。普鲁士在1864年对丹麦与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中都赢得了胜利，向世人证明了普军的强大战斗力。但法国人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仍然沉迷于法军会东山再起的假象。

　　 1940年，法国人坚信他们的军队依旧强大，而其实当时的法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也远远落后于德国人的军队。他们这种沾沾自喜、夜郎自大使他们在对德国人的战争中遭到纳粹坦克部队的毁灭性打击。应该说，对英法联军来说，德国人运用的战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1937年，海因茨·古德里安在他的著作里就论述过这些战术，然而一些拒绝承认军事革命的保守势力人物却根本没有将这些战术放在眼里。

　　 后来，美国人也发现他们因自欺欺人而尝到了恶果。在越南战场，美国人未能认清技术与能力的关系，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必定能够击败越共领导的农民军。在越南的地理环境中，美国人的技术优势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单兵的战斗力与作战技巧。当美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已经受到了重创。

　　 在一些情况下，一方的失败并不是由于敌人的强大造成的，而是由于轻视敌人，自己将自己打败的。正因为如此，英国人由于低估了它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军队的力量而遭到挫败。18世纪晚期，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团结一致，为争取更大的财政自主权而爆发了一场反抗英国人的战争。

 

美洲的灾难

　　 随着1763年巴黎条约的签订与法国人的战争的结束，英国人及其殖民地都期待着一段时期的和平稳定。然而，事与愿违，伴随和平到来的是新的紧张局势。战争使英国几乎耗尽了所有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英国人发现它不得不在美洲的殖民地另外再驻扎1万名士兵以填补法国人留下的真空。英国人认为，这些驻军的费用应当由当地的殖民者担负。另一方面，殖民者对穿着红衣的英国士兵极为怨恨，认为他们并没有承担起保卫殖民者利益免遭印地安人的侵害的任务，反而成了殖民扩张的羁绊。更重要的是，殖民者固执地认为，既然他们在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民兵，并为此负担了巨额的军费开支，英国人就不应该再向殖民者征收高额的赋税。

　　 1773年，英国通过了《茶叶条例》，以立法手段向美洲倾销英国的茶叶，这一法案激起了美洲殖民者的反对，一些人将停靠在波士顿港口的英国运茶船上的茶叶倒入了大海。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人立即关闭了波士顿港，在马萨诸塞州实行军事管制，此时，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一触即发。为了抵制英国的军事管制，麻省议会开始在距波士顿32公里的康科德储备弹药与物资。率领英国卫戍部队的盖奇将军立刻作出强烈反应，派遣700名英军士兵前往康科德夺取这些弹药与物资仓库。

　　 但是，高度警觉的民兵提前收到了警报，在列克星顿的绿村进行了部署，以拦阻英军的推进。交战中，共有8人死亡。民兵随后撤退。英军继续向康科德推进，但当他们返回波士顿时受到了民兵狙击手的拦截。英军立即请求增援部队的援助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但当时他们已经有276人伤亡。而民兵则有95人伤亡，这是游击队战术的典型战例。几天之内，提康德罗加与克朗波因特的重要据点都被民兵占领。

　　 北美的民兵以他们的方式进行着战争，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英军的强大对手。但英军仍然以事先精心策划的大规模战场交战模式镇压暴乱。殖民者的大陆议会预见到他们需要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来保卫殖民地，抵抗英军的镇压，因此，议会将部署在波士顿附近的非正规军新英格兰陆军整编为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

　　 在大陆军创建伊始，它几乎是清一色的步兵，辅以少量的非正规骑兵与炮兵。但是，殖民者的民兵利用英军未能适应他们的战术，制定了一个具有高度专业水准的训练计划，该计划内容广泛，特别针对美洲的具体环境。民兵骨干返回他们的部队实施各自的训练计划，确保新战术能够全面应用于大陆军的各个分队。

　　 经过为期5年的零星战斗，再加上法国人的干涉，英军被迫投降。如果英军根据大陆军的战术调整自己的战术，他们可能凭借其后勤优势使战争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未能正确评估当地叛乱者的实力造成了致命的失败。这种错误还会出现。

 

非洲的冒险经历

　　 在19世纪晚期，英国卷入了南部非洲一系列的灾难性野蛮战争。在每场战争中，大英帝国有可能获胜。但直到彻底失败时，英国人才认识到忽视敌人实力所带来的致命后果。

　　 当祖鲁人开始威胁到布尔人在德兰士瓦的殖民定居点的安全时，布尔人毫不犹豫地向英军寻求保护。当时英国的高级专员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决定消灭祖鲁人的军队。他违背伦敦政府的意愿，按照自己的决定一意孤行。1879年1月，弗里尔命令切姆斯福德勋爵向祖鲁兰挺进。当时的祖鲁人在一任又一任的国王的苦心经营下，已经建立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军事组织。而切姆斯福德勋爵却自欺欺人地认为，消灭祖鲁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的目中无人使英军付出了损失1600人的代价，英军的兵力只剩下一半。

　　 切姆斯福德向敌人的纵深推进，企图找到祖鲁国王的大本营。根据军事常识，在军队推进之前应当先实施侦察，但英军却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却没有察觉一支两万人的祖鲁人军队。切姆斯福德收到一个令人困惑而又不准确的报告，报告称祖鲁人正在不远处集结。他将部队分为两路，以近一半的兵力迎战祖鲁人。其余的兵力，包括24团的6个连、两门大炮、一些殖民地志愿兵以及一些当地人组成的小分队，共有1800人，都奉命留守驻扎在伊桑德瓦纳的大本营。

　　 1879年1月22日，随着切姆斯福德率领的兵力越走越远，已不可能增援大本营，祖鲁人向没有防备的大本营发动了进攻。留守的英军指挥官仓促迎战，组织防御，但祖鲁人很快突破了英军的防线。当地人组成的小分队四处逃窜，但仍然被祖鲁人追上并杀死。英军24团的21名军官与534名士兵严格执行命令，坚守阵地，全部阵亡。只有不到50名欧洲人和300名非洲人突围。

　　 由于战斗前英军的军需官拒绝为英军提供弹药给养储备，英军的阵地的形势越来越恶化。而英军阵地上现有的存放弹药的木制箱子由于铆钉已经锈死，英军士兵很难取出弹药。另外，按照当时的规定，不允许两名军需官同时打开一个以上的弹药箱，从弹药箱中取出的每枚子弹都要经过点验。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当地人组成的小分队要求补给弹药，但英军24团的军需官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史密斯－多里恩中尉(后来成为一战英国军团司令)一边顽强抵抗，一边开始强行打开弹药箱，将子弹分发给士兵。团军需官发现后立即命令他停止打开弹药箱，但多里恩后来设法搞到了弹药领取申请单，军需官这才没有阻拦。

　　 两天后，驻守多克斯德里夫特的教堂的24团的一个连成功地击退了约4000名祖鲁士兵的进攻。当时他们的装备还不如伊桑德瓦纳大本营的英军。但是，驻守教堂的英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战斗中的弹药补给也很及时。在伊桑德尔瓦纳发生的大屠杀使祖鲁兰人的进攻暂时停止，随后，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率领10000名英军从英国赶来增援。在后来的战斗中，英军又犯下了一系列的大错，就连自愿参加英军的英国皇亲(拿破仑二世惟一的儿子)也在一次战斗中丧生。利用英军的失误，祖鲁人最终大获全胜。

　　 一年多以后，德兰士瓦人摆脱了祖鲁人的威胁。1880年12月至1881年2月间，他们揭竿而起，发动暴动，取得了对英国驻守部队的一系列的胜利。当时的英国驻纳塔尔总督乔治·科利将军是一位英明的军人。但是，由于他刚到任，所以只能依靠部下的建议来评估敌人的实力。在这场战争中，他的错误指挥酿成了悲剧。

　　 兰扬上校自1879年以来就一直担任德兰士瓦的行政官。在对布尔人军事实力的判断上，他向科利提供了完全错误的评估。他对总督说，布尔人根本无法实施一次统一的军事行动，布尔人是胆小鬼，只要英国正规军一出现，他们就会举起白旗，乞求和谈。兰扬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布尔人并没有常备军。但是，他们具有尚武的传统，曾经与当地的敌人进行过多次战斗，包括与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祖鲁人。更重要的是，英军的兵力只有1760人，在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

　　 英军与布尔人的第一次交锋是一场巨大的灾难。1880年12月20日，由英军94团264名士兵组成的分遣队在附近的山地遭到了敌军1000名强壮士兵的堵截。本来英军是有机会撤退的，但他们选择了战斗到底。结果，77名英军阵亡，100多名英军受伤。布尔人的枪法奇准，令英军大为震惊。科利本可以从此次战斗的失利中吸取教训，但遗憾的是，他仍然没有重视敌人的实力，相反，他还犯了兵家之大忌，在敌我兵力对比为2比1，敌军防守严密，而且对地形了如指掌的不利情况下，贸然决定“进攻”德兰士瓦。

　　 很快，在距离布尔大本营不远的莱恩斯耐克，英军遭到重创，一支由480名英军组成的部队伤亡了160人。直到此时，科利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犯下了低估对手实力的错误，但他仍然执迷不悟，拒绝放弃他的战术，还决定要对布尔人实施报复行动。从海拔2000米的马久巴山上可以俯视布尔人的阵地，布尔人在莱恩斯耐克的防御也将一览无余。科利认为，如果英军占领了这座山头，就可以迫使布尔人从莱恩斯耐克撤退，进而最终夺取他们的全部阵地。

　　 科利派出了490名陆军士兵与64名水兵连夜占领了山头。从山顶往下看，敌军的大营的位置还不到2公里远，敌军营地的情况暴露在英军面前，这使英军更加认为胜券在握，有些得意忘形。天亮之后，当布尔人发现英军占领了山头，趁英军立足未稳，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对布尔营地发动突袭之前，立即抢先发动了对英军的猛攻，给英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科利在部队占领了山头之后就大睡了一场，他坚信，只要占领了山头，就不怕布尔人不撤。但是，布尔人派出了180名狙击手向山顶攀登，其中大部分是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另外，还有1000名布尔士兵负责火力掩护，猛烈的火力迫使英军根本无法抬头。马久巴是一座山包，没有任何壕沟可以隐蔽，要想对正在攀登的布尔狙击手进行射击，他们只有将自己也暴露在山下敌人的火力面前。

　　 汉密尔顿中尉(后来担任1915年加利波利战役的英军指挥官)立即叫醒了科利，报告说有至少100名布尔士兵登上了马久巴山顶，但科利将军对严峻的形势不以为然，继续睡他的觉，妄想睡足了之后一举占领布尔人的阵地。最后，当科利意识到他的困境，准备展开战斗队形进行防御时，已经为时已晚，他的部队已经被布尔狙击手打得七零八落。

　　 在登上马久巴山头不到1小时之内，布尔人就彻底打垮了英军，英军有93人在战斗中丧生，133人受伤，还有58人沦为布尔人的俘虏，而布尔人仅阵亡1人，受伤5人。科利本人也在战斗中丧生，据说是一个只有12岁的布尔小孩将他打死的。此次战斗使英军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与失败，正是英国人所认为的“胆小鬼”将英军打得丢盔弃甲，英国人的溃败完全是由于未能正确评估敌人实力，轻敌所致。十几年后，面对同样的敌人，英国又重蹈覆辙，再次尝到了被打败而带来的耻辱的滋味。

　　 1899－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标志着大英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同时也暴露了英国战争机器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弱点。英国政府向民众宣称，正在进行的战争是为了保护德兰士瓦亲英的人口数量较少的英国侨民免遭布尔人暴政的迫害。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与奥兰泊自由邦都认为，白金汉宫推行的扩张政策就是要妄图阻碍他们的独立，迫使他们臣服大英帝国。

　　 对抗双方的实力悬殊显而易见。英国是当时公认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海军遍及世界各地，所向披靡，其海上贸易量极其庞大，它的影响无所不在，实力弱小的布尔人根本不是英国的对手。如果不是英军在敌我实力对比上自欺欺人，战争本是完全能够在圣诞节前结束的。

　　 此次战争，英国共投入了44.8万名兵力，而布尔人的现役兵力只有4万人，加上所有的后备力量也只有7万多人。而且，布尔人的军队几乎全部是一些拿枪的平民，只有少量的常备步兵和炮兵。而在英国人看来，敌人的炮兵根本未经过近距离炮战的训练。

　　 虽然英军在南非的驻军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但他们几乎没有从以前的布尔战争中吸取教训。英军没有总参谋部计划与协调战术与战略行动，每年在情报部门的投入也只有微不足道的11000英镑。在英军将领们看来，“理想的英国式战斗”就是与没有重型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正面交锋，就像1898年德尔维希人与英军在恩图曼的正面交战一样。基奇纳是当年恩图曼战斗的胜利者，他后来在南非抱怨说，布尔人从不与英军正面接触，进行一场公平的战斗。

　　 英国陆军忽视了骑兵部队。英军在南非的兵力中约有10％的骑兵，但这些骑兵几乎不会使用枪、刀和长矛。直到后来，英国的战争办公室才接受自治殖民地的请求，向殖民地派遣了经验丰富的骑兵。

　　 英军在训练与战术方面的缺陷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就暴露出来，3个纵队的英军遭到了布尔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如果指挥得当，加上正确地评估对手的实力，英军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些伤亡的。但是，遭受伤亡的英军仍在自欺欺人，始终认为布尔人的战斗力还不如德尔维希人。

　　 英军试图为莱迪史密斯、马弗京与金伯利解围，但却接连失败。英军的先头部队在马盖斯佛泰、斯托姆伯格和科伦索被阻截，尔后又被全歼。战争的头一个星期被称为“黑色星期”，英军付出了伤亡7000人的代价，只占领了一些没有价值的地方。英军的地图错误百出，罗盘也出了故障，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军的侦察几乎陷于瘫痪状态。

　　 英国人一直不能正确地认识布尔人的战斗力，英军的指挥官也常常忽视一些基本的作战法则。在科伦索战斗中，曾经在印度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的查尔斯·朗炮兵上校在巴顿旅长的步兵的支援下，决定用12门野战火炮与6门海炮向敌人发动进攻。当部队开进到距离敌人阵地5公里处时，他命令部队快速向前推进，远远地将巴顿的掩护火力抛在了后面。当距离敌军阵地1000米时，他命令将海炮部署在距敌600米处，步兵在炮兵后方750米处就位。当英军在开阔地上展开部署时遭到了布尔人的攻击，在1000名火枪手的合攻下，这支部队全军覆没。

　　 同时，有勇无谋的哈特少将犯了同朗一样愚蠢的错误。他命令他的爱尔兰旅在大白天肩并肩地向布尔人的阵地前进。布尔人的狙击手立即开火，爱尔兰士兵死伤无数，但哈特仍然不许士兵分散部署。到最后哈特不得不撤退时，他已经付出了伤亡532人的代价。此次战斗是整个战争中最失败的一次。

　　 直到后来，英军才承认敌人的战斗力不可小觑。英军采用了一系列的新战术。尽管英军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这些新战术也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当初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如果英军能够正确地评估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战争也不至于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

　　 1904－1905年间，俄罗斯帝国与日本为争夺满洲与朝鲜的控制权而爆发了一场战争。在一系列的战斗中，日本人的尚武与残酷暴露无疑。在围困阿瑟港的战斗中(1904年5月至1905年1月)，日军乃木将军命令士兵向俄罗斯军队的防御阵地实施正面进攻。日军的进攻没有成功，还伤亡16000余人。但日军对伤亡毫不在乎，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表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心甘情愿无条件地为天皇牺牲生命。

　　 日军最终占领了阿瑟港，随后在对马海峡击沉了俄罗斯的舰队。俄罗斯人被迫与日本进行和谈，这是俄罗斯的耻辱，引起了国内军队的哗变，最终导致了革命。当时的军事分析家自欺欺人地认为，俄罗斯的失败完全是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他们不承认日本人的强大的战斗力，不承认日本是东亚新崛起的军事强国。30多年以来，西方战略家们坚持认为日本无力发动一场战争，日本国土太小，力量太弱，日本人甚至举起枪也不知道如何瞄准，他们的子弹也无法伤及强壮的欧洲人的身体。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取得了对中国人的一系列的胜利，这本可以使西方国家对日本的野心有所警觉，但事实并非如此。到1941年末，日本与美国和英国之间战争的扩大化已经不可避免。即便如此，西方军事家们也不以为然。英国人幼稚地以为他们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固若金汤。这个基地从30年代就开始建造，但一直没有完工。基地部署有强大的岸基火炮，可以有效地保护基地的安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火炮也可以向内陆开火 [ cdhyy注：似乎是“不可以”向内陆开火。因此当日军从马来亚柔佛海峡方向攻过来时，这些岸基炮台形同虚设。 ] 。

　　 英国的战术家坚持认为，北部茂密的丛林就连欧洲国家的军队都不敢贸然行进，因此，纵使敌人是现代化军队，也攻不破这个基地。英国人低估了日本人的战斗力。当日本人在马来亚沿海登陆后，并开始向丛林迅速推进时，英国被搞糊涂了。当日本人出现在柔佛海峡时，英军顿时惊慌失措，士气全无。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岛的守军向日军投降，约16000名英军、14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和32000名印度士兵沦为战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投降的士兵的数量竟然比他们的对手还要多。实际上，日军并没有一心想攻占新加坡岛，如果岛上驻军进行一点抵抗，日军就会考虑撤退。英国首相丘吉尔无奈地称这次失败是“英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灾难与规模最大的投降”。但当初新加坡岛刚被包围时，如果岛上驻军进行一些抵抗，如果英军先前不是低估对手，后来又高估对手的话，这场灾难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

　　 1950年6月，北朝鲜与南朝鲜军队发生冲突，朝鲜战争爆发。17个国家卷入了这场战争，导致了500万人死亡。朝鲜被认为是西方国家推行民主的堡垒。

　　 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盟军同意苏联军队在朝鲜北纬38度以北的地区接受日军的投降，美国则在北纬38度线以南接受日军的投降。1949年，苏联与美国的军队同时撤出朝鲜，仅留下一小部分的顾问团，这就为朝鲜半岛两个羽翼未丰的敌对国家之间爆发直接冲突埋下了伏笔。

　　 1950年6月25日，在中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北朝鲜军队在苏联人的鼓动下突然越过38度线，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南朝鲜的战争。南朝鲜与西方国家毫无防备，措手不及。事实上，它们应该早该有所警惕了。在过去的3年内，北朝鲜一直加紧训练，扩军备战。然而，由于全球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许多国家都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根本无暇顾及北朝鲜的这些异常动向，而且，联合国还认为，北朝鲜不会冒巨大风险发动对南朝鲜的战争。1949年3月17日，苏联占领军刚撤回本国不到3个月，苏联就与北朝鲜签订了一项援助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向北朝鲜提供重型武器装备，包括一个坦克旅。早在1946年，苏联人就开始将数千名朝鲜军人送到苏联接受特殊训练，1949－1950年间，中国还从本国的军队中抽调12000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充实到北朝鲜军队中。

　　 为了威慑北朝鲜军队的南进，美国紧急从驻日本的军队抽调部分军队进驻朝鲜半岛，但为时已晚。紧急调到南朝鲜的美军兵力太少，作战经验极其缺乏，又没有重型武器装备，根本不是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又面对精于战术的北朝鲜军队的对手，很快被击溃。到1950年7月4日，北朝鲜军队已经占领了汉城和仁川，一直推进到汉江下游地区。到7月14日，北朝鲜军队已经进抵群山，9月初，又将南朝鲜军队与美军逼退到最东南的釜山半岛。

　　 随着北朝鲜军队势如破竹般地向南推进，北朝鲜开始麻痹大意起来。北朝鲜被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低估了美国参战的决心，以为美国不会以葬送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夺回失去的领土。9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开始进行反击，他在汉城以西的仁川实施了冒险的两栖登陆，攻击北朝鲜军队的侧翼。利德尔－哈特将麦克阿瑟描绘成一位“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强烈的战略意识、高超的战术技巧、作战灵活机动而又有远见”的高级将领。麦克阿瑟不愧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领，他以自己的战果来证明自己是最适合完成反击任务的理想人选。

　　 美军在仁川登陆使北朝鲜军队大吃一惊。北朝鲜军队被拦腰截断，12.5万多名北朝鲜军人成为美军的俘虏。到10月1日，美国已经联合了十几个国家的军队重新将北朝鲜军队打回了38度线。尽管中国一再警告，如果联合国军越过38度线，中国将不会坐视不管。10月7日，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联合国军越过北纬38度线，向北朝鲜开进，企图统一朝鲜半岛。尽管中国在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了150余万军队，联合国军还是继续向北推进。10月20日，联合国军占领了北朝鲜首都平壤，10月26日，又进抵中朝边境的鸭绿江。

　　 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动攻势，试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让士兵回国过圣诞节。第二天，18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又将联合国军打回38度线。此后，双方军队展开了长达两年的拉锯战。后来，经过数月的谈判，双方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曾犯过低估敌人的错误，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北朝鲜军队，后是美军，它们都曾自欺欺人地以为，敌人已经被击垮，以为赢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就赢得了整个战争的胜利。朝鲜战争中，美军阵亡33629人，南朝鲜军队阵亡47000人，联合国军其他国家的军队共阵亡3194人；估计中国军队损失90万人，北朝鲜军队损失52万人。而双方最后夺取的领土几乎微不足道。

　　 朝鲜战争开创了美国干涉共产主义国家的先例，这种行动结束于那场灾难性的越南战争。但是，西方阵营的真正威胁来自欧洲，西方国家花30年的时间苦心经营训练军队，其目的是对付在欧洲爆发的战争。

 

欧洲的威胁

　　 战后，苏联的武装力量依旧保持着战时的编制。1948年春，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签署了一份旨在反对苏联威胁的双边援助条约。随后，美国、加拿大、丹麦、意大利、冰岛、西班牙、法国等国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华盛顿成立。通过成立北约组织，西方国家重申了集体防御的原则，强化了与共产主义东方的对抗。1951年，北约又邀请希腊与土耳其加入，1955年，西德也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之一。东方集团随即作出强烈的反应，1955年5月14日，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从此，东西方两个集团拉开了长达35年的冷战的序幕。在这场冷战中，双方都曾经在评估对手实力上犯过许多自欺欺人的错误。

　　 苏联人认为它的周围到处是敌人，并对此深信不疑。苏联决心永不重蹈被侵略的覆辙，因此，在周边国家扶持了许多卫星国。但是，苏联并不完全信任这些卫星国，为了确保这些国家能够完全服从苏联的意志，苏联扶植了许多政府作为它的代理人，并在这些国家内派遣大量驻军。当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的做法提出质疑时，苏联就以暴力手段恢复其集团内部的秩序。

　　 在苏联的眼中，它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保卫它的领土，但在西方国家看来，苏联的做法只是在策划一场对西方国家的突然袭击。北约通过部署重型装甲师对苏联的做法作出反应，北约还采用了一系列旨在对付东方集团的大规模进攻的策略。“死亡地带”就是策略之一。北约军队挖了大量的壕沟以阻止苏联装甲部队的进攻，然后在华约集团讨论对策，采取行动之前以坦克、火炮和核武器将苏军消灭。北约成员国还各自或联合举行大规模演习，演习中，敌军总是以固定模式向北约国家推进，北约的地面部队投降，但北约迅速建立己方部队前沿，使用核武器或不使用核武器，将敌军击退。

　　 现在看来，北约当初举行的许多演习存在着许多严重漏洞。当时的北约认为，华约集团的军队战斗力很强，而实际上华约的战斗力水平被夸大了。北约的决策者很重视苏联的空降能力，但事实上苏联的运输机一次只能运送其空降部队的四分之一兵力。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足以证明苏联士兵的战斗力并不像宣扬的那样强，苏联直到投入精锐的特种部队，并大规模地投入空降部队后，才取得阿富汗战场上的主动权，占领了一些大城市。同样，在对付车臣非正规军时，现代化的俄罗斯陆军也暴露出训练不足，作战能力不强的问题。

　　 更危险的是，北约自以为很有效的策略如果应用在实战中，其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演习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时间的选择也对演习有很大的影响。要计划、组织与管理一次演习，需投入大量的经费，如果动用地面部队，会在士兵与平民中造成很大的混乱。

　　 按照计划，演习通常持续7天或8天。为了避免出现管理混乱，一旦制定了演习计划，演习就会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几乎从不提前或推迟结束演习。演习部队通常从英国和美国调往演习地区，往来于德国的飞行计划在数月前就提前确定，一般不会改变。如果有预备役部队参演(大型演习通常有预备役部队参加)，演习结束后，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既定日期返回本国。

　　 为了确保演习能够按照既定计划进行，在演习过程中，演习指挥部一直密切关注“蓝”军(己方军队)与“橙”军(敌方军队)的损失情况，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为了确保“战斗”的顺利进行而出现严重的弄虚作假的现象。如果蓝军要通过摧毁敌军防御力量强大的一座桥梁或一条补给线，蓝军通常会忽略或低估橙军的防空力量。而在现代战争中最复杂多变的通信系统却几乎从没有出现故障。每次演习中，北约也从不测试装备的性能，制造一种北约的装备性能优良、可靠性高的假象，而在和平时代演练的所谓战术也只不过是在纸上谈兵而已。

 

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很快使北约尝到了自欺欺人、自以为是的苦果。伊拉克空军是个杂牌军，大部分飞机是欠债购买的，只有少部分是自己的储备。伊拉克空军的飞机主要从21个主要基地与30个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小型基地起飞，其中一些基地的面积达到9000英亩(比希思罗机场的面积的两倍还大)。多国部队空军的目的是要在7到10天内完全夺取制空权，并在3周内压制伊拉克的地面部队。但是，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摧毁伊拉克的机场。

　　 当时，英国皇家空军在海湾地区部署了45架“旋风”GRI轰炸机。这些轰炸机飞行员接到命令，要求用专门轰炸机场的JP233炸弹对防空力量强大的伊拉克机场进行攻击。英国皇家空军制定了低空空扎的战术，也就是在白天对机场目标进行攻击时，为了躲避敌军雷达的侦测，轰炸机的飞行高度只有50英尺，这一战术在与伊拉克的空战的开始几天也经常使用。但是，英国空军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失败的战术，在几次夜间轰炸时，英国空军损失了4架轰炸机，随后，英国空军立即改变战术，转而实施高空轰炸战术。但是，英国空军还是损失了25％的飞机，仅完成了多国部队4％的作战任务。

　　 英国空军认为，如果伊拉克防空力量确实很强大，最好还是使用低空轰炸。但是，美国出动装备空射反雷达导弹的F－15战斗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致使英国空军的论断不攻自破。但多国部队的情报显示，伊拉克的机场不仅伪装得极为巧妙，而且面积太大，轰炸难以奏效。

　　 据说，英国国防部有人反对皇家空军采用高空轰炸战术，声称如果这样，将对空军未来的欧洲战略产生严重影响。是否真的有高级官员为高空轰炸而奔走呼吁也许永远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在平时的演习中能够真实地模拟战争，尽管一些现实不愿承认，但军事当局还是会不得不接受现实，并且必然会根据现实再制订切实可行的战术，也就不会出现海湾战争初期英国空军所面临被动局面。

第二章　政治、自欺欺人与大屠杀

　　如果客观上敌人并不存在的时候，人们有时会人为地制造一个敌人。发动战争的借口不会那么单纯，它们往往会被冠以“崇高”的光环，而不仅仅只是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借口。如果没有动机，职业军人与民兵部队是根本不会厮杀疆场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因此，必须为战争注入一种全面的观念体系。如果要全面发动普通老百姓去实践这些观念的话，就必须要编造谎言欺骗他们，激起他们的狂热的情绪。老百姓必须相信，政府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即使失败，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值得。

　　如果将敌人描绘成弱者，他们就更容易杀死，事实上，如果能够成功地将敌人描绘成上帝的敌人，民众在心理上就会认为，他们是在秉承上帝的旨意将敌人杀死的。敌人的死亡就意味着真理、正义与自由的胜利。正如折磨异教徒、逼迫他们承认错误的审讯官一样，在战场上奋勇厮杀的勇士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战争是消灭上帝之敌的正义战争，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看作是民众的救世主，而不是灾难的制造者。

 

克里米亚战争

　　 1854年，英国与法国联合发动了对俄罗斯的战争。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土耳其人拒绝接受俄罗斯人要求他们保护土耳其帝国内的基督教徒的命令。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更加复杂，可以追溯到俄罗斯干涉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沙皇试图肢解日益衰弱的土耳其帝国的企图。法国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占据中东的霸主地位，而英国则反对任何打破权力平衡的行为。同样，俄罗斯在亚洲的影响也是一股难以对付的力量，俄罗斯的触角已经开始伸向印度。

　　 英国一直认为俄罗斯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是欧洲专制政权的头号代表，英国政府抵制俄罗斯的意图非常明确。尽管表面上英国与俄罗斯并没有明显的冲突，但土耳其清楚，一旦爆发战争，英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它将会出兵干涉以保卫君士坦丁堡，阻止俄罗斯人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1853年6月，英国内阁命令英国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卡湾游弋，表现出支持土耳其的姿态。当时，战争还没有到全面爆发的地步。俄国沙皇由于收到英国可能会干预的警告，未敢贸然发动战争，他试图寻求妥协，但立即遭到了拒绝。

　　 10月4日，土耳其苏丹对俄罗斯宣战。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在黑海的新诺普袭击了土耳其舰队，土耳其海军伤亡惨重。消息传到英国，英国人被激怒了，因为俄罗斯的这次行动被指责为一场大屠杀。英国内阁的鹰派以这一事件为借口竭力煽动民众的反俄罗斯情绪，最后，英国向俄罗斯宣战已经发展到不可避免的地步。俄罗斯入侵土耳其，野蛮残杀无辜土耳其人的报道充斥着英国的各种报纸。极端爱国主义歌曲在许多音乐厅中彻夜不停，这反映在一些政客的煽动与欺骗下，英国民众的情绪已经开始高涨。

　　 英国首相阿伯丁是鹰派中的温和派，他竭尽全力压制要求发动战争的呼声，但此时他已经无法遏止形势的发展，他反战的呼声与强大的战争呼声相比几乎微不足道。1854年2月，阿伯丁写道：“我要说的是，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就是一心想要发动战争，据我所知，或许我们就是需要发动这场战争。”在一些内阁成员的煽风点火下，英国人已经被自己所欺骗，完全地沉陷于一种跃跃欲战的狂热之中。随后爆发的这场战争对英国军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英国人认识到在过去的40年里他们的军队已经衰败到何种地步，他们就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动用部队发动一场战争。自从滑铁卢一战大败拿破仑之后，英国军队就停滞不前。英国伟大的军队统领惠灵顿也于1852年去世。在他担任总司令的长时期内，英军没有得到任何发展。他死后，他的继任者也没有对军队进行任何改革。军队管理混乱，武器装备不足，指挥官平庸无能，军队战斗力已经严重衰弱。

　　 英国在50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一所军事院校，但院校的高级军官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战争是绅士们的一场体育运动，士兵只不过是受绅士们摆布的棋子罢了。军队职业化为人所不耻，有才华的军官都尽量避免显示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担任克里米亚的英军司令法戈兰更明确地表示，在他的部队中不允许有军队职业化的倾向，在他的眼里，军队职业化带有“谋杀的色彩”。

　　 战争是暴力的，对身体素质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士兵的身体条件至关重要，但是克里米亚的英军高级将领完全忽视了士兵的健康，英军的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影响。1854年底到1855年初，英国与法国在克里米亚的兵力仅有45000人，而且还有14000名病号，许多士兵甚至因为没有得到良好的医疗救护而死亡。英军的指挥官根本看不起自己手下的士兵，他们还自以为是地认为，目前的困境是正常的，没有任何办法改善这种现状。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过程中，英军没有帐篷，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可御寒的东西，士兵们被疾病所困扰，处于半饥饿状态。英军既没有运输工具，也没有救护车，数千名士兵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人考虑在巴拉克拉瓦港与前线之间铺设一条仅有5英里长的轻型铁路。

　　 《泰晤士报》编辑J·T·德莱恩派遣记者威廉·拉塞尔前往克里米亚。拉塞尔从前线发回的报道震惊了一直自以为是、洋洋自得的英国军事指挥当局，举国一片哗然，英国政府被迫采取措施。1855年3月，约翰·麦格奈尔爵士与亚历山大·塔洛克上校被派往克里米亚核实战场情况。他们的报告给目空一切的英国人以沉重的打击。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败血症的病因与危害，但前线的士兵仍然靠吃咸肉与饼干度日。军队给养供应几乎是杯水车薪，有时甚至断绝供应。部队的供应不足完全是军需官菲尔德将军的失职，他根本没有想为前线的军队提供新鲜的肉类或刚烤制的面包。由于军需部队的贪婪与冷漠，他们甚至认为，尽管前线士兵每天的食品供应比英国监狱里的囚犯要少，但也够吃了。

　　 法国为士兵建造了面包房，每天为法军供应新鲜的面包。如果有人愿意不辞辛劳地做这项工作，英国也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做到，但军需官宁可什么事情都不干也不愿做这些，他们甚至将因营养不良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归咎于恶劣的气候。

　　 1854年11月，当“哈宾格”号满载着新鲜水果抵达巴拉克拉瓦港时，由于没有携带相应的文件，这些水果迟迟不能卸载，结果全部腐烂，而那些军需官们却在为推卸责任而争得不可开交。一个月后，“艾斯克”号货船满载着柠檬汁抵达巴拉克拉瓦。结果，整整3个星期没有人来领取这些柠檬汁，拿菲尔德的话说，他没有责任通知部队前来领取给养。尽管英军随后改善了前线的给养状况，到1855年4月，英军至少可以吃上新鲜的面包，但为了维护形象，英军封锁了任何有关先前供应失误的情况。

　　 英国政府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英国取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事实上，是俄罗斯主动提出媾和，而不是英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英国人仍然以为自己的军队还很强大，在军事指挥上也没有任何错误。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15年里，英军企图进行改革的努力彻底失败，而这个时候，北美大陆的美国国内战争已经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理论与实践。

 

美丽的谎言

　　 直到近代，军队的将领才认识到，不仅仅只是在阅兵式上才为士兵配发统一的军服，战场上的士兵更需要统一的军服。优雅的男装款式被认为要比在取得战略上的有利态势更为重要。18世纪90年代，英国为步枪旅配发绿色的军服，但在以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里，英国一直不允许步兵放弃他们的红色军服，而红色军服上的白色带子在胸前交叉，交叉点恰恰是心脏的位置，如此醒目的标志为敌人的瞄准大开方便之门。第一次布尔战争后，英国用卡其布生产军服，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军才允许前线的军官在摘除相应的军衔标志后穿上他人的夹克。

　　 法国人同样也为自己欺骗自己的美丽的谎言而付出沉重代价。法国人一直自以为红色军帽、红色裤子、蓝色夹克和蓝色大衣是最完美的高卢款式，在这种军服明显不适应现实的要求的情况下，也不愿放弃这种军服。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当时的战争部长阿道夫·梅西米认为，颜色灰暗的军服更适合战场需要，因此开始着手引进灰色军服装备法军。梅西米认为，他的举措不仅适应战斗的需要，而且也更为人性化，但他的行为也让他差点丢掉了乌纱帽。

　　 法国国内也立即反对之声雀起，国家的主要报纸嘲讽了这个将使他们的军队着上“污泥般的、不体面的”颜色的建议。反过来，他们又宣扬法国步兵“勇往直前的气概”，其自诩的(从来没有在战争中试验过)用刺刀向敌人发起冲锋并打败敌人的能力，将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取得胜利。直到改革已经变得不可能和被最终放弃以前，前国防部长阿方索·埃蒂因纳(Alpflonse Etienne)所说的：“法国兵穿着红裤子”，将永远被用作反对这一改革的格言。

　　 公众舆论甚至还批评军队采用新式的防护性钢盔。法国人坚持认为还是应当沿用过去的软质军帽，并对德国人的钢盔大肆嘲弄，而事实上，德国人的钢盔在后来的战斗中挽救了数千名士兵的生命。绝望之余，梅西米写下了这样的预言：“那些花里胡哨的军服将导致灾难性后果。”

　　 在1914年的马恩河战役中，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在一个阳光普照的白天，法军第246团试图穿越一块暴露的平原地带，但他们的军服与黄色的土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即使在1500米的距离上，德军能够轻而易举地看见法军红蓝搭配的军服，而法军却很难看清对面的德军。在战斗开始后几小时，这个团就遭到了德军的全歼。到1914年8月，法军的伤亡已经高达206515人，其中许多人的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即使面临如此严重的伤亡，法军还是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在敌人机枪的火力与有倒刺的铁丝网的阻击之下，成千的法军士兵在对敌军阵地的无谓的冲锋中倒下，而在战斗开始之前，法军的战术家们从没有将德军的机枪与铁丝网放在眼里。

　　 一年之后，法国步兵才开始采用更加适应作战需要的军服。直到这个时候，法国的传统势力还占据上风，推广适应现实需要的军服仍然困难重重。法国的外籍军团继续穿着醒目的军服，戴着白色的头巾，而来自北非殖民地的精锐步兵团与骑兵团依然穿着颜色鲜艳的军服，但在法国北部的冬天里，这些好看不适用的军服难以抵御冬季的严寒。

　　 法军骑兵身着鲜亮的胸甲，希腊式头盔上插长长的羽毛。其他国家的军队同样也有类似的富有想象力的军服：1914年的比利时骑兵穿着宽大的绿色外袍与紫色的长短裤，澳大利亚骑兵穿着黄色的长短裤，奥匈帝国的军官则身披黄色绶带，挎着明晃晃的长剑。

　　 直到1915年，军事上愚昧无知的势力才宣告终结。追求战斗中优雅的男装款式的风潮也同时平息下去。但是，正是由于许多以艾蒂安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一直在自欺欺人地以为，战争只不过是绅士们的一场浪漫的比赛，无数的士兵因为这种美丽的欺骗而无谓地死去。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忽视了现代战争中新型武器系统与强大火力的现实，也没有从非洲、远东与巴尔干战争中吸取深刻教训。战争是残酷的，片面追求花哨的军服只是舍本求末的做法，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

 

施利芬计划

　　 当时的德国指挥官同样也犯过自以为是的错误。1914年，德国制定了进攻计划，施利芬计划是整个进攻计划的基础部分，这是一个既高明又大胆的计划。1905年，德军总参谋长康特·冯·施利芬开始秘密制定该计划，他每年还对计划进行修订。1913年，施利芬去世，他的继任者赫尔姆斯·冯·莫尔特克将军 [ cdhyy注：一般译为毛奇。 ] 继续对计划进行完善与缩减。

　　 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俄罗斯进行支援之前，在42天之内将法国打垮。德国人冒着俄罗斯军队提前西调、法国人有可能进攻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危险，调动德军5个军的兵力(占德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三)大举西进，穿过比利时与卢森堡，进入法国境内。

　　 德军在向法国挺进的途中接连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由于德军兵疲马乏，遂在马恩河停留休整。冯·施利芬将军在对形势的判断上犯了明显的错误：他低估了俄罗斯军队的实力，未能考虑到俄罗斯军队向德国的推进会给柏林造成如此大的惊慌，另外，还对比利时抵抗力量的强大、英国远征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法国铁路系统在动员预备役兵力方面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同样，这项计划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忍耐力这一现实。德军左翼由克卢克率领的第1军 [ cdhyy注：集团军 ] 每天要行军3040公里 [ cdhyy注：原书如此，可能为30－40公里。 ] ，由此导致德军供给线拉得过长，部队间的通信联络也变得不稳定。在部队行进过程中，克卢克无法对敌实施侦察。1914年8月23日，当他指挥的德军第4、第3和第9军团与英国第2军在蒙斯遭遇时，侦察情报的缺乏就成为导致战局失利的重要原因。

　　 在德国人看来，英军兵力比德军要少得多，而且缺乏在欧洲大陆作战的经验，而且在布尔战争中的表现又是如此的糟糕，因此，德军根本没有把英军放在眼里。但是，到1914年，英国的战争部长理查德·霍尔丹已经完成了对英国军队的改造。此时的英军已经今非昔比，士兵由志愿兵组成，服役期为7年，军官的素质有了明显地提高，后备力量也很充足，召之即来，因此，英军的士气高昂、纪律严明与战备状态良好，其作战能力堪称当时的世界之最。除少数士兵外，15万名英国远征部队的绝大多数士兵都装备0.303英寸口径的步枪，它每分钟能够向300码距离外的目标发射15发子弹。英军在向蒙斯运河以南前进时采用小股部队分散前进的战术，而德军则以密集队形前进，结果受到英军步兵集中火力的攻击，损失惨重。德军的生还者都不敢相信，每个营只有不到2挺机枪，而且甚至还不太懂如何部署的英军竟然将他们打得死伤累累。

　　 当法国第5军朗尔扎克将军率部撤退时，尚未打败仗的英军也被迫从蒙斯撤退，这样，英军的左翼就暴露出来。克卢克也因此能够重新集结兵力，他相信英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命令德国第1军继续向前开进，越过法国边境进入法国境内。3天后，当英国远征部队再次试图与德军达成停火协议以在莱卡托休整其疲惫不堪的第2军时，又一次遭到了克卢克的断然拒绝。此刻的德军在兵力上，尤其是火炮数量上，都要远远超过英军。双方终于爆发了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这次战斗是英国自滑铁卢战役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克卢克率领的德军将英军团团围住，构成两道包围圈，但英军还是成功地打破了德军的包围。傍晚时分，大部分英军成功地突围，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4万名士兵伤亡了7800人。德军的行进计划再次被拖延，施利芬计划遭受致命的打击。

　　 德军向南挺进的部队是比洛率领的德国第2军。在行军的过程中，第2军遭到了法军的袭击，比洛请求支援。克卢克考虑到如果继续实施施利芬计划，可能会与240公里外的卢森堡的指挥部失去联系，于是决定放弃该计划。此刻，法国的后备部队已经在巴黎集结，并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机动。但克卢克无视这些动向，改变部队行军方向，越过马恩河向东南部挺进，这样他的右翼便完全暴露在法国后备部队面前，为法军的反攻击提供了有利条件。

　　 1914年9月5日，法军发起对德军的攻势。尽管德军的兵力超过法军，但此时的德军已经完全疲惫不堪。在5天的恶战中，法军成功地阻止了德军的前进，迫使德军在马恩河北部重新集结。这场短暂而又激烈的机动战就这样结束了。

 

血统比智慧更重要

　　 史密斯－多里恩与德军在莱卡托的战斗挽救了英军远征部队，但他的这个决定违抗了当时负责全权指挥英国远征部队的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要求英军继续撤退的命令。指挥英军第1军的道格拉斯·黑格将军立即全速撤退，但撤退速度太快，完全失去了与敌人的接触，并使史密斯－多里恩的部队的侧翼暴露在敌人面前。黑格与弗伦奇非常不理智地对史密斯－多里恩大肆指责，指责他在行动中优柔寡断，很快，史密斯－多里恩就被解职。

　　 1915年12月，弗伦奇也同样被解职，道格拉斯·黑格取而代之。黑格的提升靠的是影响强大的上层背景，而非他本身的指挥才能。黑格既是国王的养子，也是国王的私人朋友，他于1905年与亚历山大皇后的宫女霍恩·多罗西·维维安结婚。黑格虽然是参谋学院的毕业生，但当年他并没有通过学院的入学考试，后来利用其姐姐亨里特的朋友坎布里奇公爵的关系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手续。在毕业考试中，黑格也考得很不理想，当时的主考官普卢默将军(后来成为他的部下)还给了他一个不利的评语。

　　 但黑格很快获得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阶层的青睐，在这些精英看来，血统比智慧更加重要。黑格经常阐述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应当提高骑兵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在对付装备简陋的敌人时，炮兵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不应夸大机枪的作用。所有的这些自欺欺人的理论都被当时的保守势力全盘采纳，最终导致英军的发展失衡，英军的缺陷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就暴露无疑。

 

骑兵的悲哀

　　 1918年11月11日，停火协议正式生效，世界各国的军队都长舒了一口气，期待着将战时征召的士兵全部复员，重新回到战前的“养兵”时期。战后各国军队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各军种的地位，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骑兵部队的地位。

　　 对于骑兵部队来说，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位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配角，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骑兵部队亲眼目睹了自己军中老大的地位一步一步地被其他军种夺去，他们一直期待能够重新恢复过去的地位，但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能如愿。战争刚刚结束，骑兵部队立即指出，法国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以后不可能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们坚持认为，巴勒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打败土耳其人后，艾伦比就说过，在平原地形的国家，用马进行战斗还是有许多优点的。在沙漠中使用的马匹中有许多并不是专门为骑兵而饲养的。实际上，骑兵部队的许多马匹都是一些过去用来拉马车的普通马匹，一些马匹的年龄甚至都超过了20年。这些马匹还是紧急从英国购买，然后立即投入战场，它们发挥的作用一点都不比那些优良品种马匹逊色。

　　 对骑兵部队的褒奖之辞铺天盖地，人们都认为骑兵部队会在战后有更大的发展。即使在战后军备缩减的情况下，骑兵部队的将领也胸有成竹地认为，骑兵团的建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骑兵部队的指挥官看来，坦克阻碍是骑兵部队发展的最大障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竭力地贬低坦克的作用。尽管英国元帅黑格被西线上钢铁对肉体的残酷搏杀心有余悸，但他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骑兵在未来战场上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他的态度严重阻碍了英军机械化的进程。黑格坚持认为，坦克和装甲车辆速度慢，而且不可靠，永远不可能替代骑兵，尤其是在实施侦察方面。更何况，那些笨重的铁家伙外形古怪丑陋，还发出刺耳的噪音，一点都不及骑兵浪漫，它们决不是适合绅士的运输方式。

　　 盟军中对坦克的偏见导致坦克作为战争的有效武器，其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1920年，美国根据国防法案的规定，将坦克军解散。美军装备的1200辆坦克中的大部分不是成为一堆废铁，就是被封存起来。还有一部分坦克则配属给步兵部队，以支援步兵行动。这样，坦克部队从独立的部队被瓦解成配属部队，每个步兵师配属1个装甲连，另外，在陆军预备役部队中保留5个坦克营和一个指挥部。

　　 战争结束前，法国的保守势力一直压制火炮进攻的作用。到1918年，火炮进攻也只是用于支援步兵行动。1920年，未被裁减的坦克所剩无几，而且其中大多数是两乘员小型坦克。这些坦克以独立营的方式配属给陆军步兵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强烈主张发展骑兵力量的英国居然一直完整地保留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坦克军。1924年，这个坦克军也进行了缩编，所装备的坦克数量削减到150辆左右。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早期，有关如何部署坦克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骑兵部队认为，坦克威胁到骑兵负责侦察与侧翼防护的传统作用，而且还自以为是地辩解说，坦克速度太慢，性能也非常不可靠，根本无法替代骑兵所发挥的作用。即使当富勒与古德里安等人驳斥了这种谬论后，这些自欺欺人的观念还在大行其道。步兵希望坦克就作为移动的掩体，利用坦克上的机枪的火力，紧跟着步兵在无人地带向前推进，然后将敌人的战壕摧毁。骑兵部队也认为坦克在战争中纯粹多余，突破敌人的防线还是要靠步兵。因此，在二战的早期阶段，尽管盟军在坦克数量上拥有对德军的优势(盟军共有3310辆坦克，而德军的坦克数量为2439辆)，但盟军却白白地浪费了这种优势。当德国人以坦克为主力实施闪电战时，盟军还是将坦克分散配置，完全没有发挥坦克的数量优势。只有在阿拉斯的战斗例外，当时也是巧合，与德军坦克数量大致相同的盟军与敌人硬碰硬地干了一仗。

　　 哈罗德·富兰克林率领的第1军坦克旅遭到德军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轰炸，被敌军打得溃不成军。德军坦克对突围的盟军部队穷追不舍，一直追到阿拉斯。当时，法国第3轻型机械化师正在阿拉斯等待英国远征部队的到来，结果意外地遭遇正追击的德军，法军立即用重机枪与装甲车向德军发动猛攻。德军被突其如来的猛烈炮火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这次战斗也是盟军利用坦克取得的惟一次胜利。

　　 如果不是骑兵部队自欺欺人地认为战争样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不是步兵仍然沿用过去的战术去打这场新的战争，盟军早就能将德军打败了。客观地说，如果有人认为，马匹在军事上的作用到1918年就彻底结束了话，那也是错误的。观念的改变也需要一个过程，那些坦克支持者们在宣传新作战理论时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失去一些朋友，而树立起更多的敌人，这样反而容易导致失败。尽管德军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但德军也并没有彻底否定马匹的作用，他们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马匹，也发挥很大作用。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利用马匹运送的武器弹药比其他运输工具还要多。

第三章　欺骗与人类的虚荣心

　　关于特洛伊的陷落，我们除了知道它是被希腊人在公元前11世纪攻陷的，其余一无所知。至于诸神参与攻城和木马计的说法则纯属虚构。然而，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对那些交战中的国家而言是一个有益的告诫，提醒他们不要因为渴望和平而放松警戒，从而被残忍的敌人欺骗。

　　征战十年之后，希腊盟军对特洛伊城的围攻陷入僵局。伊塔卡的国王奥德修斯，一位著名的勇士，便转而使用诡计。他命令士兵砍伐了大量树木并将这些木材运至希腊军队的营地。希腊军队建起了一座高墙，使特洛伊士兵无法看到希军的行动。然后，希军用木材做成了一个巨大的木马。木马腹内中空，足以容纳3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木马装有轮子底座，并且故意造得又高又宽，难以通过特洛伊城的任何一个城门。

　　 木马一经造好，希腊军方的统帅阿加门农就命令围城的士兵拔营，登上船只，驶向大海，留下了藏在马腹中的奥德修斯和30名最优秀的士兵。特洛伊人欢庆战争的结束和他们的好运。由于坚信木马会使他们的城市坚不可摧，特洛伊人拆掉了一段城墙，将木马拖至雅典娜神庙前的院子里。

　　 当天晚上，当全城都在狂欢时，希腊舰队偷偷地返回岸边，在发出一个既定的信号之后，奥德修斯和30名士兵爬下木马，潜行过静悄悄的街道，杀了几个站岗的士兵，为阿加门农和希腊军队打开了特洛伊的城门。接下来便是一夜的血腥屠杀，特洛伊人尚在睡梦中，未及反抗便已身首异处。

　　 3000年之后，另一个木马计在欺骗过于自满的敌军时同样取得了成功。1943年两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和一名陆军军官挖掘了一条狭窄的地道，通过这条地道他们逃离了德国纳粹的第三战俘集中营。比较奇特的是，这条地道并不是从他们居住房间的火炉下面坚硬的地板开始挖掘的，也不是从浴室或任何其他的永久性建筑的地面上开始的。相反，这条地道开始于露天，距离电网不到40米处。

　　 为了掩饰挖掘工作，这三个人制造了一只用于跳跃练习的木马。它有1.38米高，基座长1.5米，宽90厘米。基座四周是用60平方厘米的胶合板片做成，这些板片是红十字会为患者进行包裹时所用的。基座顶部用的是包着床单的木制床板，床单是用白色帆布做成的(这种帆布最起初是用于装来自英国的雪茄的)。在胶合板上刻出4个10厘米长，7.5厘米宽的窄缝以便于4个人能像抬轿子一样抬起这只木马。

　　 这只木马一经造好，就放在酒吧里，德国人时不时地会检查一下。在第一个星期里人们像使用其他普通的木马一样使用它。有些人每天自愿花上两个小时进行跳马练习，时时故意当着哨兵的面将木马撞倒以示无人藏在里面。几天之后，在练习区挖了两个跳坑，表面上是便于跳跃练习者易于着陆，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木马每天都固定在同一位置。

　　 一周后，当哨兵对木马已习以为常后，它便被用以真正的目的。每当要进行跳跃练习时，一开始是一个，后来是两个挖掘者藏在木马中被带出去。一旦木马就位，跳马练习开始，他们就开始挖掘。首先垂直向下挖1米，而后向着电网的方向水平挖掘直至最后抵达。在跳马练习结束，木马挪开之前，地道的入口用松软的木板盖上并覆以灰沙使其与周围的练习区相似。挖出的泥土用临时凑合的，将旧裤子扎住裤管做成的袋子运走。

　　 在逃跑前不久，木马跳跃者将他们的练习增加到每天两次，这对因饥饿而身体虚弱的人来说绝不是件容易事。经过4个月的挖掘后，到了10月底，这3个企图逃跑者被带到了地道入口处。一个在上午练习时带走，两个在下午带走。这3个人一就位就着手挖掘通往自由的最后几米。在黑暗降临之后，德军晨操之前将地表的出口打开。当德军发现3个人失踪时，他们已经安全地登上了火车，在前往汉挪威 [ cdhyy注：汉诺威? ] 的途中。这3个人都安全地回到了英国。

　　 在这里用仅仅几段话来叙述这次成功的逃亡是不可能的。无疑这3个人是非常幸运的。地道在挖掘过程中至少有两次局部塌陷，其中的一个挖掘者因过度疲劳而住院一周。然而，他们的行为是机智多谋和大胆尝试的一个典型例子，尤其是在敌人过于自满，很容易将欺骗的表面现象信以为真的情况下。

　　 虽然从被占领的欧洲逃亡的情况很少，从德国本土逃亡的情况更是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精神。战俘无一例外都是带着伪造或偷来的证件逃亡，他们所穿的服装很难经得住严格的检查。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目光犀利，很容易挑出异常者。而后他们总是会以一种其他欧洲国家的人认为莽撞的方式提问，直至他们满意为止。许多战俘因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与一名旅客交谈或在一个小村庄或小镇上被当地盘查而被拘押。当地部门因不满企图逃亡者所编出的谎言而向当局报告。调查与逮捕便会接踵而至。

 

赛克斯－皮科协定

　　 并不是每个政府所采用的欺骗都那么体面。1916年夏，麦加的行政长官侯赛因率领他的军队公开反对土耳其人。协约国感觉这是个大好时机，便向他提供顾问，包括机智雄辩的T·E·劳伦斯，但在物质上提供的帮助很少。侯赛因率领军队独力战胜了麦加的土耳其驻军并占领了吉达，但在麦地那的防御工事前遇到了阻挡。

　　 由于担心侯赛因会撤军或请求停战，英国和法国实施了可耻的欺骗。1915年外交官罗那德·斯托尔斯奉命向侯赛因提供了一个关于英国会支持其建立哈希姆阿拉伯王国的含糊保证。当侯赛因随后为他反对土耳其的冒险而要求一块巨大的领土作为回报时(这块领土包括在伊朗的边界，地中海岸和波斯湾之间几乎所有讲阿拉伯语的区域)，英法做出了他们同意的暗示。

　　 事实上，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接受了几乎所有的要求，只除了一点：叙利亚的大片土地将排除出去，在任何的最后协议中都必须考虑法国的利益。几乎是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签署了秘密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上述所有土地将被划分为欧洲协约国列强的势力范围。

　　 “蓝”区包括阿卡北部和大马士革西部，这部分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红”区包括沿着河谷从波斯湾直至巴哥达的大片土地，这部分属于英国。“A”区是一块包括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太巴列的三角区域，“B”区包括死海东岸和约旦河谷，这两区虽然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分别属于法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将沦为英、法、俄的共管区，而俄罗斯将据有包括君士坦丁堡的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甚至是较晚参战的意大利都可以得到士麦那和南安纳托利亚高原。

　　 在英法两国看来，向阿拉伯领导人(英法外交家们很难理解他们而且大都鄙视他们)所作的承诺毫不重要。侯赛因应该从协约国的胜利中得到一个王国根本未在考虑之列。有可能会成为他的臣民的人们也不愿这样。然而，英法保持着这个谎言目的就是让阿拉伯军队继续驻留该区域。在像劳伦斯这样的亲阿拉伯分子面前真相被隐瞒了。而那些没什么道德原则的人在早就知道这是个谎言之后，仍然积极散播该地区将独立的谎言。协约国从这次欺骗中所获甚多，因为这个诡计成功地导致在土耳其防线的后方新增了一个前沿。而阿拉伯人却没得到什么。土耳其人被驱逐出去，却又来了欧洲人，他们既不懂得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也不赞成他们的愿望。

 

继续向前推进

　　 在近现代史上有太多的军事指挥官犯下了自欺欺人的过失。他们因为一味地追求胜利而不能得出更准确的判断，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会改变真相来适应他们的理论。一战中几次大战役的损失惨重，但是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如果指挥官们当初听从下属的意见，以更加同情的态度来看待伤亡数字，不是那么盲目地追求“更进一步”的胜利，那么损失就会小得多。

　　 到了1914年，所有的大国都或多或少地全线采用参谋部体系。普鲁士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成功地使用了该体系。但是，当该体系的结果与德国的社会或政治偏见冲突时，即使是高级指挥官也不能充分地发挥该体系的效用。

　　 英军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遭受了许多可耻的失败。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经过霍尔丹的重建，到1914年时，英军已是一个尽管小却强有力的战争机器。而德国无视这些改善，依然轻视英军，认为其纪律涣散，装备恶劣，确信一经交战就可使其葬身大海。而事实却大大不同。英国远征部队有10万多人，个个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素质，由正在服役的士兵和重新回到现役的预备役士兵组成。在一战爆发的前几天，英国远征军偷偷地迅速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比利时。当英军于1914年8月23日在蒙斯遇上正在推进的德国第一集团军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已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当听说前进的道路为英军所阻时，冯·克拉克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不会有多大的阻力。他不顾部队机动的起码常识，没进行任何侦察，就命令德军以密集阵形快速前进。而英国士兵每人都能在300码的距离内，步枪瞄准后每分钟发射15发子弹。于是致命的子弹群发射入正在推进的、密集的德军阵形。尽管最终因为力量悬殊，英军被逼后退，但已经给了德军过于自满的参谋部一个有益的教训。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英国远征部队在压力重重，力量对比悬殊，几乎毫无重型火炮的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后卫战斗。8月27日英军在莱卡托参与了自滑铁卢以来最大的一场战斗。史密斯－多里恩将军带领已经精疲力尽的第二集团军打退了冯·克拉克率领的强悍之军实施的两面包抄。英军的损失巨大，但其坚强的战斗力使德军幻想破灭，不得不放慢推进速度，考虑改变战术。

　　 必须承认，西线随后出现残酷的僵持局面，与其说是由于领土限制和武器战斗力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指挥不利造成的。经常有高级指挥官不能判断出一次战役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以及当常识表明敌人太过强大，我方无法取得突破时，指挥官们不能牺牲后备部队的情况，正是这些情况导致了大屠杀。

　　 英军所遭受的最典型的一次屠杀是新沙佩勒战役。于1915年3月10日在新沙佩勒发动的第一次进攻计划周详，然而，该战役因为随后指挥不当，后续不足，于是德军便在仅三天的时间里重新建立了防线。

　　 计划制定者承认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却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已经改正了这个错误。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大致忽略了藏匿于前沿防线后800－1000米处的机关枪掩体的潜力。如此一来，当大量英军进入敌火力配置巧妙的阵地时，便难以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军由于意识到改变战术的必要性，采取了灵活的防御，设置了两到三条彼此相互独立的防线并配置了诸多的机关枪和炮火支援。在奥波斯山岭战役和1915年9月末的卢斯战役中，英军较为轻易地夺取了德军的防线，却被来自左翼的火力射杀了大片并遭到了英军枪支射程之外的德军重型火炮的猛轰。

　　 1915年12月17日陆军元帅弗伦奇被解职，由黑格将军代替。事情本来是可以好转的，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和他的前任一样，黑格觉得机关枪是被过于高估的武器，坚持认为每个营不应配备超过两架。由于出身于骑兵，他坚信只有密集型攻击才能取胜。

　　 黑格也相信突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有人提醒实施突袭的因素已经丧失时，他却总是忽视这些意见。卢斯战役的第一天，英军相对占优势，当时指挥第一军的黑格却命令当时还缺乏训练，没怎么上过战场的21师和24师去进攻德军前沿防线后大约8公里处的第二阵地。

　　 这个冒险不仅乐观得有些滑稽，而且违背当时所有的建议。事先准确预测出德军部署情况的情报部门警告他说，在进攻发动之前，德军可调往第二阵地最起码5个后备师的兵力。常识告诉我们应放弃第二次进攻。但是，如果这次进攻能够成功地打开一个突破口(黑格自以为这可以做到)的话，上述这些就将是此次进攻的成效。

　　 于是，这两个师就在大白天，在既无烟雾弹的掩蔽又无集中的炮火支援下向前挺进，去进攻比战役刚刚开始时德军的前沿阵地防御都强的第二阵地。结果便是，两个师有去无回。

 

吸取的教训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声枪响结束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一次战争。接近1000万人被炮弹炸死、毒气毒死、炸得血肉横飞、活埋或被机关枪射死；2200万人受伤或致残；500万平民死于饥饿、疾病和流离失所；另有1000万人死于战争导致的西班牙流感。二战的第一声枪响时，距离一战的结束尚不满21年。那次战火是人类史上夺取人们生命最多的一次。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科技与战术得到飞速的发展。1918年春，德军在“迈克尔”行动中成功运用的闪电战原则得到了发展并在海因茨·古德里安的磨练下趋于完善。闪电战的功效和德国想发动全面战争的野心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937年4月25日，德国纳粹飞行员在佛朗哥的支持下轰炸了西班牙北部的格尔尼卡镇，导致众多非战斗人员丧生。就在这一年，古德里安发表了他广为传播的用作教科书的《预备!坦克!》一书。在这本书里，他公开赞成创办在强大的空军和摩托化步兵支援下的独立装甲兵团。每个军都由精锐部队组成，经过严格训练，能以最小的损失渗透敌军防线。

　　 英国，其次还有法国，在本世纪30年代后期曾固定地监视德军的无线电通信业务，必定对其坦克编队的创建早已有所了解。但是两国都忽视了这一绝对战争的最新而可怕的样式。相反，他们的领导人自欺欺人地认为没有什么变化，而且1917年打败德军的法国军队将保护英法免遭德军的侵略。

　　 慕尼黑危机中英法政府被希特勒所欺骗的方式是可耻的，同样令人警觉的是当时两国的军方领导人被骗的方式，他们自欺欺人地在宣战前以及在宣战后的短暂时间里采取了几乎完全观望的政策。

　　 在1929－1934年间，法国沿着其东部边境从卢森堡边界的隆维直至瑞士修建了一系列的堡垒，以当时的总理安德烈·马奇诺加以命名。该防线并未延伸到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边境，一则因为比利时的反对，二则因为有些法国战略专家认为德军不可能穿过丛林密集的阿登高地。

　　 当战争在1939年9月爆发时，比利时与荷兰都坚决维持中立。这在政治上极不便利，因为它会阻碍英法军事策划者的任何一次合作行动。大约40万人的英国远征部队在经过英吉利海峡时被迫沿着法比边境修筑了一系列完全不能胜任的反坦克战壕。

　　 接下来是将近9个月的对峙战或假战。英法联军并没有采取主动去企图实施一次突破，(这本来是很可能成功的)相反，他们驻扎不动。他们指望通过封锁政策、经济扼杀和防御堡垒来使德军筋疲力尽。而事实上，德军一天比一天变得强大。

　　 联军的策划者只是争论着一次猛攻就可最终赢得战争，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有为这样一次猛攻制定方案。更实际一点说，他们继续自欺欺人地认为阿登高地对于大规模的现代军队而言是不可逾越的，从而拒绝在该地区部署更多的兵力。该地区只有9个师，其中仅有两个师算是兵力强大。希特勒和德军的最高指挥部充分认识到了联军的意图。德军被视为最高机密的方案制定了出来，从而对比利时和色当实施了一次闪电战攻击。事实证明，这次攻击非常成功。

　　 在联军看来固若金汤的防线在迅猛的闪电战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冯·伦斯泰特的A集团军穿过了阿登高地，席卷了毫无准备且数量较少的联军，将火力向联军的后方倾泻。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离开了侧翼，他们非常震惊地发现德军的坦克在他们背后，而不是在前线。

　　 英军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后退。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戈特勋爵率军向海边退却并开始实施早已制定好的大撤退计划。加来港因其长而坡度较缓的海滩而且最接近英国本土而成为理想基地。但德军正迅速推进，早在几天前就已开始的将人员运载上船的行动因德军的空袭而完全受阻，空袭导致许多人丧生。

 

“发电机”行动

　　 形势很快就变得明朗：只有在敦刻尔克才有可能实施撤退。“发电机”行动，即将338226英法士兵从敦刻尔克沙滩上撤离的故事早已是广为传诵。若不是英国政府对它的法国盟军实施了大规模欺骗而且由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亲自做出的一个滑稽的决定，这次大撤退将不可能发生。

　　 1940年5月26日，希特勒命令他的装甲部队停止进攻并撤退。据说他是被(空军元帅)戈林的请求打动。戈林要求由纳粹空军来独立实施对英法联军的最后一击，以使空军独享胜利的殊荣。还有的说法是，一直到了最后时刻，希特勒都希望能与英国讲和，他认为对盎格鲁－撒克逊兄弟的这种大规模侮辱会使讲和更难。

　　 不管希特勒的动机是什么，事实结果与他所料想的大不相同。戈林自欺欺人地高估了纳粹空军的潜力，他并非最后一次犯此类错误。德军在空中遭遇了来自英格兰南部基地的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的不懈进攻，并在一系列大规模的空中战役中暂时处于无效状态。与此同时，英国方面已下定决心要继续战斗下去，并在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鼓励下变得一天比一天强大。古德里安花了两天的时间才终于说服希特勒改变想法，恢复了坦克攻击。但为时已晚，英军已加强了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防御。

 

东线实施的欺骗

　　 1941年6月22日上午3点，希特勒入侵苏联。斯大林的的确确大吃一惊，但他早就应该知道希特勒会这样做。英国情报机关已经长达数月地监视德军在东线的行动并使用了一切可能的间接手段来警告苏联领导人。有关即将到来的进攻的细节通过设在瑞士的‘露西’间谍网提供给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理查德·佐尔格，一个驻扎在东京的可靠的苏联间谍，在进攻发生的几周前就对克里姆林宫提出了警告。驻莫斯科的德国官员早已将他们的财物装箱并将其家属送回国。但斯大林却依然忽视了这些警告，认为这不过是英国企图破坏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拙劣计谋。在一个表示异议即被认为是批评且往往被置于肃反之列的氛围中，斯大林身边的顾问们无人敢与他争辩。

　　 到了1941年夏斯大林确信与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但同时他也清楚苏联军队的现状无法抵抗进攻。他的高级军官中超过35000人在1937－1938年间被肃反，以确保剩下的人忠心无二。在红军的所有24000辆坦克中只有27％可以作战，而且除了1500辆之外其余的都已老旧了。

　　 斯大林计划在1941至1942年的冬季期间稳步建设他的军队，然而在那之前对比他强悍得多的邻国(德国)他必定是无力对付。他命令继续严谨地执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直到德军入侵的当天早上，苏联还继续用火车将粮食和油运往德意志帝国。

　　 在重要关头，斯大林还命令苏联侦察机不要向德军过于挑衅。因此，德国纳粹为发动进攻所做的最后准备也未被苏军注意，即使是部署在前沿的苏军也未曾注意到。因此，他们在德军入侵的短短几小时内即被消灭。他命令兵力强大或久经训练的军队连象征性的抵抗都不许实施。当明斯克的将军向莫斯科报告该地区的所有大城市都受到德军的炮轰时，斯大林最老的助手之一——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命令他不得采取报复性行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许他部署炮兵，也不许他派侦察机到德国边境60公里以后实施侦察任务。这种反应真是滑稽。绝大部分的苏联飞机在地面上就被摧毁。巴普洛夫的部队全线撤退。

　　 到1942年春斯大林从“巴巴罗萨”行动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又恢复了轻松的心情。他无视所有的证据，坚持认为莫斯科是纳粹的主要攻击目标，即使当纳粹“蓝色”行动计划(关于德军即将发动进攻从而深入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已落入他手时仍不改初衷。特大装甲集团军的指挥官格奥尔格·施图姆将军受命在进攻中发挥主要作用。在德军发动进攻的11天前，他向下辖三个师的指挥员下达简令时违背禁令，发布了详尽的书面计划。而当参与此次行动的23装甲师指挥官赖歇尔少校所搭乘的轻型飞机失事坠毁时，该计划的一个副本便落到了苏联人手中。

　　 该计划表明了德军作战的顺序及关于他们将首先进攻何处的细节。然而，当该计划呈交给斯大林时，他认为这份与他自己的观点(莫斯科在德军即将发动的进攻中是惟一的目标)完全相反的材料是“故意捏造出来的证据”，因而置之不理。施图姆被军事法庭判决入狱，尽管后来又恢复了职务，但不能发现自身存在缺点的斯大林当时无疑在他的将军队伍里找了个替罪羊。

　　 希特勒在“蓝色”行动开始之前，他在东线的兵力并不强大。在该地域的160个师中只有8个师完全胜任实施进攻，48个师可以进行有限行动，73个师只能进行防御，还有29个师装备过于陈旧甚至不能自保，剩下两个师则完全没有作战能力。东线的德国陆军不满50万，且正在遭受巨大损失，而与此同时苏军正日益加强。苏联红军的装备和士气都比德国预估的要强得多，人力和物力的后备也比预估的多得多。

　　 对于任何一个缺乏希特勒式自信心的领导人来说，上述因素会严重影响发动一个春季攻势。但是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夺取高加索的油田和乌克兰丰收在望的粮食。正是经济需求使希特勒对他的将军们的良苦告诫无动于衷。

　　 1941年12月，希特勒任命自己为德国陆军最高指挥官，他下定决心要通过实施他自己的作战计划来显示他的权威。他命令“蓝色”行动将发动钳形攻势，一支队伍从东线向斯大林格勒方向挺进(虽然不是以该城市本身为目标)，另一支队伍则从南线向高加索地区进攻。他的战略专家们争辩说这两支兵力相距太远，不能相互呼应。而希特勒全然不顾这一建议，相反他认为这样做可将苏军隔开，使苏军无法阻挡任何一路进攻。

　　 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目标，希特勒命令实施一个大规模的机动计划，该计划将使德国东部战线上超过一半的兵力投入此次作战。“蓝色”行动初期的胜利应主要归功于斯大林拒绝接受这次行动不是佯攻的事实。他不理所有的建议，认定莫斯科是纳粹的主要目标。一直到了7月的第二周，还是没有任何针对莫斯科的进攻，此时斯大林才开始采取防御行动。他命令南部的军队退回到顿河的防御阵地来避免被合围并坚守伏尔加河。推进中的德军很容易就攻城略地，战俘却所获不多，希特勒完全忽略了这一点，这使他后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希特勒坚信“蓝色”行动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导致他违背所有的军事经验面对原计划做了灾难性的变动。他将5个师从克里米亚调往列宁格勒并加派两个精锐师到法国。他的将军们不赞成他那样做，而他坚持认为那里正遭受联军的入侵，情势危急。与此同时，他将推进的范围向南扩大到高加索，命令原本与第6集团军一起向斯大林格勒快速推进的霍特的第4装甲军转向顿河方向。

　　 如果第6集团军照原定计划行动，则很可能在基本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占领斯大林格勒。等到希特勒再次改变命令，派霍特回攻斯大林格勒时，斯大林早已在该城周围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防线并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政策的愚蠢性在此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将军队部署得过于疏散，指定的目标之间又相隔几百公里，希特勒丧失了主动性，给了红军重新编组的时间。希特勒这样做实际上一手导致了德国的最后灭亡。

　　 1942年8月23日，德国第6集团军在南部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支援下发起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他们的目标并不像希特勒自欺欺人地所认为的那样容易达到。这个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于防御。它设在南部的众多的工厂企业被迅速地改装成堡垒，而位于市中心的100米高的马马耶夫·库尔干公墓则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向南更远一点的地方有60米深的查理查河大峡谷，该河是伏尔加河的支流。斯大林格勒所有的人口要么被疏散，要么被动员战斗至死。斯大林格勒可以通过伏尔加河得到供应(虽然有些困难)，而德军的供应只能通过一条铁路线勉强维持，完全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

　　 在杰奥尔吉·朱可夫(他在一年前曾策划莫斯科的防御)的全面指挥下，苏联人民开始采取长期抗战的战略，而斯大林格勒则是一场巨大的军事陷阱中的诱饵。瓦西里·崔可夫将军所率领的62军受命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为此他们将得到足够的人员与供应。与此同时，在不为希特勒所知的情况下，苏联在北部和东南部悄悄地进行大量的后备储备。

　　 短短两个月之内，朱可夫就有了100万人力，13500挺重机枪，900辆坦克和1100架飞机可供调遣，已经做好了关闭陷阱的准备。1942年11月19日到20日的晚上，苏联4个全副武装的集群对斯大林格勒的南部和北部发起了大规模的钳形攻势，切断了负责保护德国通信线路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部队。在48小时的时间里冯·保卢斯的部队就被完全包围了。德第4装甲集团军从南部勇敢地赶来企图救援保卢斯，却为苏军所阻。他们进行了一场血战，结果无法推进，而这逼使冯·保卢斯和第6集团军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突围，要么被歼。

　　 冯·保卢斯请求允许他撤退，希特勒拒绝了这一请求。相反，他接受了戈林的建议，即为第6集团军提供空中供应。11月24日希特勒通知冯·保卢斯：“我将在我的权限内尽一切可能来充分满足第6集团军的供应，并在方便的时候使之撤退。”

　　 空运投人了使用，但情况很快变得明朗：戈林的许诺只不过是个幻想。第6集团军每天需要165架飞机投送的燃料与弹药和75架飞机投送的食物才能维持下去。然而德国纳粹空军却已将其绝大部分运输机投往北非战场。只有在古姆拉克和皮托姆尼克的两个机场可用，然而它们位于距斯大林格勒市中心24公里的地方且极易受到苏军的攻击。纳粹空军在勇敢地企图供应其地面上的兄弟时吃了很多的苦头，然而地面上的冯·保卢斯所得到的供应从未超过每日需求的一半。而且有很多次因为大雾天气纳粹空军根本无法飞行。

　　 斯大林格勒之战德军的情况日渐恶劣。然而在德国本土，第6集团军的困境却无人关心甚至被否认。当希特勒的联络军官通过无线电报告第6集团军即将被摧毁时，戈林却对这份报告不屑一顾，认为这不过是苏军的宣传，是发报者被苏军俘虏所至。自欺欺人的最后一次放肆是德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圣诞节要斯大林格勒的驻军向他们的家人传递假信息，企图证明一切都还良好。

　　 苏军于1月8日向冯·保卢斯提出了投降条款，然而，出于对元首的信任，这位德国将军选择了继续战斗。但是直到机场都被苏军占领时，希特勒仍拒绝承认第6集团军的困境，坚决不许投降。1943年1月30日，他将冯·保卢斯晋升为陆军元帅。他的意图很明显：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位陆军元帅投降的。在希特勒的预料中，冯·保卢斯只有两个可能的选择：战死或自杀。然而，这位元帅并没有选择其一。2月2日，在弹尽粮绝而且绝大部分阵地已失守的情况下，冯·保卢斯命令第6集团军投降。

　　 由于希特勒的顽固，坚决不许冯·保卢斯撤退，这使他失去了30万士兵。冯·保卢斯和99000名幸存者被投入监狱。后来只有5000人活着回到了德国。希特勒指责冯·保卢斯是“一个没有血性的懦夫”，因为他宁愿被俘入狱也不愿自杀。这位陆军元帅在苏军的监狱里开始反对纳粹，组织了军队的反对派并通过广播号召他从前的战友们背叛。他在二战结束后又在苏联呆了几年，于1953年回到东德，成为东德军队的顾问。

 

蒙哥马利的分身术

　　 1939年9月，克利夫顿·詹姆斯自愿回到了军队。一战时他是步兵二等兵，在1916年的一次战斗中受伤，失去了一根手指。一战和二战期间他成了一名演员，虽然在西海岸的舞台上不是非常出名，却也参加了许多成功的保留剧目的演出。他理智地认为，陆军应该会用得着他的戏剧表演才能。然而，他被编入了英国皇家陆军财务队。

　　 詹姆斯没有抱怨而是认认真真地去从事一项工作，尽管他承认这项工作的确是令人枯燥的例行公事。1944年初，为了改善军队的单调生活，他志愿参加了皇家陆军财务队的戏剧组，为伦敦的部队进行周日演出。当他在喜剧剧院演出时，一个来自《新闻大事记》报的记者因为注意到他和蒙哥马利的相像而靠近他。詹姆斯同意头戴与这位将军所戴一样的，非常显眼的皇家坦克兵种贝雷帽，以敬礼的姿势让这位记者拍照。

　　 詹姆斯对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多想，直到3月14日，这张照片出现在这家报纸上并配以“令全场绝倒的人”的标题。詹姆斯为此坐卧不安，担心有人因他擅自模仿而狠加训斥。然而并没有人找上门来，他也就把此事忘了。他却不知这张照片被军情五局注意到并存了档。

　　 几周之后，詹姆斯被传召到伦敦去见负责陆军电影摄影的戴维·尼文中校和军情五局的莱斯特上校，谈到了他与蒙哥马利的相像以及他冒充这位将军，别人即使在近处也难以发现差异的可能性。而后他被调往执行“特别财务职责”的部门(该部门在皇家陆军财务队并不存在)，并遵命加人到蒙哥马利将军驻朴次茅斯的大军中。为了减少被人刨根问底的可能性，詹姆斯当时的身份是情报部队的中士。尽管他们允许詹姆斯将来可恢复他在伦敦时的军衔和徽章，这已埋下了混乱的伏笔，詹姆斯勇敢地克服了这一点。

　　 詹姆斯在蒙哥马利身边呆了两周左右的时间，无论是在他的司令部，还是当他在苏格兰北部休假的时候。在这段时期他学习模仿这位上司的言行举止，达到了几乎乱真的程度。后来，他那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失去的手指也被复制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詹姆斯身着将军制服经由直布罗陀飞往北非。他无论到哪里都没实施严格的保安措施以故意让人跟踪。他自皇家空军的诺斯伍德基地起飞的行程被故意泄露出去并让媒体大量拍照。他在直布罗陀短暂逗留，作为总督的客人(他是少数几个认识到这是个骗局)，被许多对纳粹持同情心的西班牙人亲眼目睹。他甚至被介绍给两个已知与纳粹的反间谍机关颇有关系的西班牙高级官员，他们亲耳听到他思虑不周地大谈“303计划”。

　　 这个计划完全是杜撰的，但这两名间谍对此却深信不疑，以致于德国情报机构此后花费大量资源企图得知该计划的秘密。(真相大白后，这两名间谍在被传讯去德国接受纳粹的惩罚前改变身份逃走了。)

　　 詹姆斯从直布罗陀去了阿尔及尔，在那里他的身份受到了至少两名意大利间谍和一名来自法国外籍军团(众所周知该军团为德国所用)的前少校的仔细检查。只有一次他觉得危险。在直布罗陀的时候，他被迫冷落一名曾经忠心耿耿服侍蒙哥马利将军多年的仆从。德国最高司令部被这个通过地中海实施入侵的观点所迷惑从而在巴尔干地区部署了大量精锐部队，而在很早以前他们就该明白盟军的利益关注点在北欧。

　　 詹姆斯在北非一直待到诺曼底登陆以后。他后来以皇家陆军财务队中尉身份返回故里。他的归程自然比他当初以将军的身份去非洲的旅程辛苦一些，也没有当初那么奢华。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詹姆斯回到了他原来驻莱斯特的皇家陆军财务队中的职务，回到了他挚爱的妻子身边。当初他有数月的时间被禁止与她联系。

 

“集市－花园”行动

　　 在二战中英国方面也同样存在自欺欺人的情况。到了1944年夏战争的结果已是无可辩驳，盟军方面取胜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已经很迫不及待了。当蒙哥马利建议将他的英军第21集群和布雷德利所率的美军第12集群合并为一个拥有40个师的大集群，向北部挺进，穿过敌军的防御阵地，直插德国的心脏部位时，艾森豪威尔否决了这一提议。

　　 蒙哥马利有些失望但并没有气馁。他制定了一个更加冒险的计划。他认为，通过夺取荷兰边境和莱茵河下游之间的一系列桥梁，英国第二集团军将可通过荷兰直冲德国北部平原。英军有能力完好无损地占领三条河流(马斯河、瓦尔河和莱茵河下游)和两条运河(据荷兰边境30公里的威廉敏娜运河和在它北面15公里处的南威廉斯运河)上的5座主要桥梁。

　　 命令一个空降师着陆在艾恩霍德芬和于登之间30公里的范围内来保护两条运河桥梁和它们之间的公路的安全。再将一个师部署到位于赫拉弗的马斯河桥和位于奈梅亨的瓦尔河桥。此外，英国第一空降师将担负最艰巨的任务，那便是在阿纳姆着陆来确保莱茵河渡口的安全。

　　 关于“集市－花园”行动的计划在仅仅6天内就完成了。“集市”指的是空降部队的行动，而“花园”则指英国第2集团军的跟进。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内英国情报机构开始了一系列的关键错误。他们根本忽视了起码的客观性，只看到他们想要的，并提交了一系列报告陈述敌人沿着既定路线的行动无足轻重。

　　 30军为给第2集团军的前进扫清道路而一路紧追的敌军，据报告仅包括6个步兵营，只装备了少量的轻型大炮和装甲车。来自荷兰抵抗部队的初期报告显示，有6个营的兵力驻扎在奈梅亨地区，缺医少药。另外有一些没什么战斗力的装甲部队驻扎在阿纳姆周围，正在修整和重组。

　　 第21集群的附带情报机构报告说，该地区的所有敌军都没什么战斗力，缺乏装备，士气低落。贯穿该行动的早期阶段，第21集群都坚持认为荷兰的南部和北部地区并无敌军的重兵把守。

　　 他们是如此乐观，以致于当荷兰的抵抗部队呈上更新的报告，表明配备装甲车的党卫军部队驻扎在阿纳姆附近时，无论是30军还是第21集群的情报人员都拒绝认为该报告可靠。就在着陆即将开始的两天前，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主管情报部门的肯尼斯·斯特朗(子爵)少将向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将军 [ cdhyy注：瞎扯，懒得改了。 ] 报告说，德军第9和第10党卫军装甲师在阿纳姆地区。他们都已从诺曼底撤退，正在修整。他们的战斗力的确是比较弱，但即便如此，轻型装备的伞兵部队也不是它的对手。

　　 史密斯将这一情报呈给艾森豪威尔并建议他再派遣一个空降师在阿纳姆地区着陆。艾森豪威尔在将这一决定下达给统率第21集群的蒙哥马利将军时进行了周密的思索。当史密斯到蒙哥马利驻布鲁塞尔的司令部与他进行面谈时，这位英国将军根本没把他的担忧当作一回事，断然拒绝对他的计划做任何改变。

　　 当“集市－花园”行动的规划达到最后阶段时，第21集群、第2集团军和盟军第1空降军的情报人员越来越确信，阿纳姆地区的敌军兵力只有一个旅左右。如果当初他们没有这样认为，则整个行动可能会推迟甚至会取消。

　　 第1空降师并未参加诺曼底登陆。它曾进行了精心的训练而有极强的战斗力，但因为受命不得行动有可能丧失战斗力。它已准备就绪，可接受任何行动，不会允许一些悲观主义者的“如果…”和“但是…”扰乱它的战斗决心。

　　 但是在第1空降军司令部中，有一个人不允许普遍所持的乐观看法冲垮他职业性的客观观点。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总参谋部的一名情报军官，认为阿纳姆地区正有大量的装甲车集结。他得到了荷兰抵抗部队的报告和航空侦察照片，证实了他的想法，他进一步命令在报告中所提及的装甲车集结区域飞一个低架次从较低的海拔拍摄侦察照片。

　　 结果，他得到了5张低倾斜度的、清晰显示出伪装后的坦克的照片。他将这些照片迅速送到‘少年中将’布朗宁手中。但这位军司令员并不重视这些照片，对厄克特的担忧不屑一顾。当这位少校进一步坚持时，他被调离工作岗位，并被诊断为神经焦虑，尔后返回了英国。

　　 阿纳姆战役是英国军事史上最著名的失败。几乎从一开始，“集市－花园”行动就是过于自满的行动。进攻奈梅亨桥的美国第82空降师遭遇了出乎意料的坚决抵抗，受阻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此后攻击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第30军的防护装甲师的坦克几乎是自杀性地沿着一条实施防御战非常理想的道路向前推进。

　　 盟军从阿纳姆战役的失败中学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训。过于信赖初期的航空侦察照片，再加上没有完全掌握体视技术，导致了对地面情况的估计不准及空投和着陆地点的选择错误。考虑到第6空降师在诺曼底登陆期间所吸取的教训，让跳伞部队在距离目标13公里处着陆简直就是神经错乱。该师内部通讯完全不足，各级指挥官与他们的部队都联系不上。直到行动的最后阶段几乎没有有力的空中支援，而为地对空无线电接收装置提供的错误元件则意味着空中再补给无法转到其他的空投区，因为规划者从一开始就将其规划超出了应有的范围。总而言之，行动计划者不能估计到敌人的真实兵力和部署是这次行动失败的关键。

　　 阿纳姆方面“集市－花园”行动的失败并不会有损于空降部队的出色表现。英国第1空降师和波兰第1空降旅当初受命对抗不足一个旅兵力的、战斗力不济的敌军部队并守住阿纳姆桥48个小时。而事实上他们对抗了两个久经沙场的装甲师并坚持了9天。所有在阿纳姆空投或着陆的10005名伞兵中有7578人牺牲、受伤或被俘。剩下的最后被迫撤过莱茵河，但桥梁被毁，阿纳姆落入敌人手中。

　　 敌军方面也犯了自欺欺人的错误。英军着陆完全出乎德国最高司令部的预料。陆军元帅莫德尔曾经设想过第2集团军渡过马斯河，插进鲁尔区，却完全没有料到对方会在莱茵河西岸使用空降部队。当伞兵开始在他的司令部所在的奥斯特比克地区着陆时，他以为这整个行动是为俘虏他而实施的。如果他和他的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不是反应迅速并急忙逃到阿纳姆安全地域的话，他们俩可能会成为布朗宁将军的首批俘虏。

　　 在阿纳姆战役进入最高潮时，一整套表明英军企图和作战命令的计划在一架失事的滑翔机上被发现并被立即呈送到德军司令部，然而那里的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他们争辩道，英国才不会愚蠢到将整套秘密计划带到战场上去!

 

阿登攻势

　　 尽管盟军方面在阿纳姆失利，到了1944年底战争的趋势已是不可逆转地对德军不利。在意大利盟军已准备向罗马－里米尼一线推进，而在西线盟军则已逼近莱茵河。

　　 就在此时，希特勒看到了一线生机。集结在欧洲西北部的盟军部队是通过安特卫普港来供应的。如果像1940年一样故伎重施，从阿登发动攻势，则装甲部队可以越过马斯河，到达安特卫普，从而将英美军队分割开来。这次冬季攻势由于布尔格战役而知名，投入了4个集团军和3个特别部队，其中包括由奥托·斯科尔兹内秘密征募的一支突击部队。

　　 这支突击部队将在行动实施的当天及以后迷惑敌军。行动实施的时间定在12月16日早上5点30分。在整个行动中速度是至关重要的。预估，装扮成美军的(其中有一部分人身着宪兵服饰)的突击队员们在渗入敌军后不仅会制造恐慌，而且还要确保装甲部队向前推进的道路通畅。

　　 为了实施此次欺骗，斯科尔兹内征募了两个营的人员。志愿者必须符合要求，即头脑机警，身体健壮。他们都经过了徒手格斗的训练，会讲英语并具有美语方言的工作知识。斯科尔兹内最终挑选了10名精通美语，包括方言的，30名英语掌握很好的，150名能听懂英语的和大约200名能听懂一些词组的志愿者。

　　 这些突击队员经过削减，最后组成了一支由160人组成的队伍。他们被分散到各个部门进行以下三种使命：破坏活动、侦察活动和渗透活动。他们的任务是通过改变道路标志、挪动地雷区指示物、散播谣言、假情报及发布扰乱性命令来在敌军中制造混乱。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将截取敌军的无线电信号，在网络中发布制造混乱的反命令。

　　 为使此次欺骗更加逼真，“150坦克旅”尽可能地配备了缴获和伪装的敌军装备，假装成因德军的推进而四散溃逃的美国装甲部队。

　　 然而，尽管这些突击队员的存在无疑使美军中一些缺乏经验的人员神经紧张。但他们在整个战役中却没起太大的作用。一个美国坦克营被骗走错了方向而一个步兵营则被骗从它已占领的村庄中撤退。电话线被切断，一个弹药库被炸。在被派出的9个分队中有7个分队成功地渗入敌军内部，其中有一支分队抵达默兹河。其中一个被俘虏的分队(由艾因哈特·斯泰劳带领)的突击队员经过军事法庭的审讯后被枪毙。

 

海上作战

　　 在二战的早期阶段，英国的海军密码和密码电报很容易被渗透。早在战事爆发之前，德军潜艇就已设立了“侦察部门”，该部门很小并与其他的德国密码破译部门没什么联系。但是它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与其本身的大小完全不成比例。

　　 当战争最终爆发时，“侦察部门”使德国海上武装快船可以避开英国的主力舰队，避免德国重型船与占优势的英国海军巧遇，对英军舰队实施突袭并于1940年6－8月间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帮助击沉了6艘英国舰艇。令人惊奇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完全不知道德军的侦察能力已达何种程度。相反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遭此损失只不过是他们运气不好。即使到了1940年7月，当德国商船“亚特兰蒂斯”号获得一份英国商船通用的对盟国商船广播密码和一系列的复式加密一览表时，皇家海军情报部门依然不能将此与越来越多的德国潜艇所取得的胜利联系起来，没对密码做任何的改变。

　　 德军越来越熟练地运用伪装猎潜艇或武装商用巡洋舰。英国的商用巡洋舰是在战争初期匆忙中投入现役使用以提供运输护航的巡航班轮。德军的商用巡洋舰则不同，它们是伪装成商船的武装快艇，专用来诱骗和击沉真正的商船。其中最具有迷惑力的(这一点存在争议)是被德军在1941年俘获的一艘前英国蒸汽船“斯佩班克”号。该船后改名为“多格班克”号，由保罗·施奈德温德担任船长。该船装备有布雷设施但从外表看来依然是一艘英国商船。它被挑选出来实施代号为“KO”的行动，在开普敦港秘密布雷。

　　 从外表的任何一个方面看来这都是一艘清白的商船，于是它被允许平平安安地驶入港口，在成功地布雷后离开时也未受到任何盘查。盟军的大意使他们此次有2条船被击沉，3艘严重受损，200人伤亡，供应线遭到严重破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修补好。

　　 接下来，在附近的厄加勒斯浅滩布雷时，施奈德温德又成功地骗过英国海军两次，一次是被轻型巡洋舰“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德班”号盘查，另一次则是被武装商用巡洋舰“英国皇家海军柴郡”号盘查。

　　 在晚上当“德班”号靠近时，施奈德温德一开始没认出来，就对加密询问做了回应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幸运地是，英国商船向来是以回应密码信息极为糟糕而恶名远播。于是德国战舰就用明语将信息重复了一遍。当施奈德温德用信号灯打出“莱沃恩班克”号自纽约至德班时，这艘在对抗日军的作战中受伤严重的英国巡洋舰已经不再有作战能力，它觉得没有理由怀疑这艘商船所编的故事，于是祝它夜航愉快就各自分道扬镳了。

　　 第二天，当面临“柴郡”号探询时，施奈德温德宣称是“印沃班克”号自蒙得维的亚至墨尔本。“柴郡”号当时正运载一大批军用物品去中东，觉得没有必要去怀疑什么，于是就挥手放行了。

　　 英国军舰如此容易受骗，不应该解释为船长的疏忽。较大的德国快艇非常有威胁性，靠近它们时必须非常小心。对于只有一门大炮可用的伤船“德班”号和装备既低劣又超载的“柴郡”号而言，它们绝对是强劲的对手。

　　 大约4个月之前，即1941年11月19日，一艘澳大利亚巡洋舰“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艇悉尼”号盘问一艘独行的商船，得到一个含糊的答复，于是就向它靠近到2公里以内想查问得更清楚明白。“悉尼”号为此次疏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这艘伪装商船其实是德国所有伪装的海洋快艇中最大的“科尔莫兰”号。它击沉了靠近的“悉尼”号。尽管“悉尼”号已遭受到致命的创伤，它的大炮依然发挥作用，在它爆炸之前，在近距离内击沉了“科尔莫兰”号。澳大利亚舰艇上的船员无一生还。本来皇家海军对此次战况毫无所知，直到“科尔莫兰”号上乘救生艇逃命的几名船员到达澳大利亚西部海岸被俘虏时，透露了这个消息。

　　 1942年3月3日，出于命运的嘲弄，施奈德温德的大胆终于撞上了煞星。“多格班克”号被德国U－43潜艇击沉。该潜艇严格遵守命令，没有企图去打捞幸存者。有许多人死于重伤或海上。船上近200人仅有一人活了下来可以向人们讲述这个可怕的经历。

　　 二战期间英国组成了相当数量的海军编队来实施常规海军作战范围之外的特种任务。这些编队由非常规作战副处长弗兰克·斯洛科姆上尉来指挥。他在1937年曾被调派到军情六局，但在1940年又“返回”海军情报部门。这些编队包括一个专门用来欺骗敌人关于在哪里登陆的小分队；一个稍大一些的分队，其队员的任务是渗入和偷偷离开敌军部队；还有另外一些出入敌占区的人员。

　　 然而，尽管这些出入敌占区的人员拥有巡逻快艇可供支配，他们仍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改装后的法国或比利时渔船，这些渔船有很多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为输送难民发挥了作用。第一艘被征用的民船是布列塔尼的一艘拖网渔船，此船随后在新港被用作巡逻艇，并被登记为N51号(新港51号)。该船被送往法尔茅斯进行改装，此后又被秘密地移往锡利群岛的锚地。在那里，N51号涂上了法国的船旗，并被登记为一艘捕捞金枪鱼的渔船，这是在布列塔尼的孔卡诺地区凭借德国执照沿海捕鱼的典型做法。船上的志愿者包括2名军官和6名士兵，他们都装扮成当地的法国渔夫。然而，为防被俘，他们又都携带了英国身份证。“N51”号上装有无线电设备，可以接收到秘密行动指挥部门的通信并备有一些手枪和一个反坦克武器装备，以便在必要时摧毁德国盘查巡逻艇的发动机。

　　 “N51”号的第一个使命是与一个小渔船联络并将吉尔贝·雷诺——一名法国间谍接上船。当时雷诺已乘飞机回到法国去疏散他的妻子和孩子。不仅此项使命得以成功完成——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都被安全地撤出，而且还证明了一件事，即在被占领的欧洲依然可以维持一条固定的通信线。在“N51”号停留法国水域期间曾经遇到许多真正的渔船(并不是所有的渔船都是同情盟军方面的)和许多德国巡逻艇，但从来无人怀疑它，从表面看，“N51”号在被允许的水域的打鱼，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它的动机。一旦精心策划的骗局和敌人的大意相结合，便可证明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后来，又有2只渔船和1只小型摩托鱼雷快艇(该快艇被改装成一艘布列塔尼渔船的样子)参加进来和“N51”号组成了一个小舰队，称为沿海巡逻舰队，尽管这几艘船在海军名单上只是摩托渔艇。这几艘船轮换使用，一直坚持到欧洲战争结束，通常是在无月的夜晚每月行动一次。

 

空中战争的谬误

　　 1917年5月，德军一个“哥达”轰炸机编队轰炸了福克斯通的海滨小镇肯特和附近位于肖思克利弗的军营，造成95人死亡，175人受伤。匆忙之间勉强拼凑起来的74架英国飞机使命实行拦截，仅仅击落了一架敌机。三周之后，在6月17日，21架“哥达”发起了第二次日间攻击。其中7架轰炸机进攻肯特和埃塞克斯小镇，其余14架则以钻石队形去进攻伦敦，造成162人死亡，432人受伤。在7月7日发起的第三次进攻则造成65人死亡，245人受伤。

　　 这宣布了战略性空中轰炸的开始，即使不是在英国全体国民中，最起码在政客和传媒中造成了恐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与斯马茨将军组成了一个二人委员会来研究英国空军的出路。结果由斯马茨单枪匹马，在陆军和皇家空军军官的帮助下进行了一次调查。他在1917年8月17日完成的报告成为皇家空军创建的理论基础并产生了一批“专家”。他们认为未来战争的胜利将依赖空中作战而不是地面作战。

　　 15年后，英国政治家斯坦利·鲍德温认为“轰炸机总是可以达成目标”。赞成这一观点的人以1917年“哥达”轰炸机造成的恐慌和1918年协约国大肆轰炸德国作为例子。随着轰炸机体积和使用范围的扩大，争论越来越激烈。一个经历过轰炸已经被吓坏了的民族会逼迫其政府在地面部队采取行动之前谋求讲和。以空军参谋长体·特伦查德爵士(后来成为勋爵)的话来说，“对空军而言，要打败一个敌对国家，没有必要先打败它的武装部队。”

　　 人们争论说，如果皇家空军当初对敌国也造成了如此大的损伤，则敌国便会在国内掀起浩劫。1937年英国政府一份秘密预告宣称英国在与德国开战的第一周内便会造成15万平民的伤亡，人们后来欣慰地发现这份预告实在是过于悲观了。从1936年到1937年12月，当英国将战斗机作为重中之重时，英德两国空军展开了疯狂的相互竞争，尽可能地生产大量的轰炸机，他们荒谬地认为单凭此一项便可决定战争的胜败。

　　 1939年9月，英国将608架战斗机投入一线，对抗纳粹空军的1215架战斗机，以536架轰炸机对抗敌军的2130架轰炸机。很快形势就变得很明显：这些飞机并不能冲过敌人的前线并严重破坏其后方经济。1939年12月18日，24架“威灵顿”轰炸机攻击了德国在威廉港的海军基地。敌人的防御系统反应太慢。德国“弗蕾雅”雷达早在这些飞机距离轰炸目标50公里处就已捕捉到信号，却被人们误认为是一群海鸥。纳粹战斗机在遭到袭击后匆忙起飞，尽管如此也有14架轰炸机被摧毁。

　　 到了1940年春，轰炸机司令部认识到在日间进行没有护卫的袭击的自杀性质，于是改为夜间作战。在5月11日至12日晚，英军又对莱茵河西岸门兴格拉德巴赫的铁道联轨点发起了一次进攻。4天后的夜晚英93架轰炸机又攻击了位于杜伊斯堡的炼油厂和高炉。1940年8月25日至26日的晚间，英国为了报复纳粹对伦敦的轰炸，对柏林展开了第一次空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对伦敦的进攻绝对是违反纳粹的标准作业程序的。

　　 空袭柏林的消息大大激励了英国人。国内报刊上充斥着对德军造成灾难性损失的报道。然而，事实上却大不相同。航空侦察照片反复显示此次空袭并未对预定目标造成什么损伤。1941年7月的巴特报告承认只有三分之一的飞机将炸弹投掷在距离命中点8公里以内，但对于防御森严的目标而言，此比例接近十分之一。幻想破灭的轰炸司令部在1942年初转而推行“摧毁平民，尤其是产业工人士气”的政策，实施猛烈的地区轰炸。

　　 对轰炸司令部至关重要的是，那时新型飞机已下了生产线。早在1936年航天部就确定了生产装备有4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的规范。到了1941年这种飞机早已大批量生产，先是“斯特灵”，紧接着是“哈利法克斯”、“曼彻斯特”及最新的改进型“兰开斯特”。

　　 而在另一方面，德国和法国在整个30年代都致力于轻型和中型轰炸机的生产，目的主要是为陆军提供援助。德国陆军和纳粹空军都深受机动战理论的影响，不看重对重型轰炸机的需求。希特勒尤其对战斗轰炸机感兴趣。从1939年的“斯图卡”型到1944年的“ME262”型，他尽一切努力来生产大量装备有4个发动机的远程轰炸机。他完全没有估算到这种用于空地联合的机型虽然非常适应闪电战战术，却不能用以实施战略轰炸。当纳粹空军在1940年尝试用大批“斯图卡”战斗轰炸机攻击英国时，这类飞机被皇家空军极其轻易地击落。

　　 空军元帅阿瑟·哈里斯在1942年2月22日被任命为轰炸司令部总司令。8天后，航天部定下了实施集中轰炸的政策。纳粹空军于1940年对英国城市实施地毯式轰炸并没能使英国屈服，事实上这种做法是为丘吉尔所欢迎的——这样可以使他的机场建得更快。然而在此后3年的战争中英军和美军却变本加厉地实施了这项政策。

　　 哈里斯在对德国的工业城市埃森实施了一系列的夜间攻击之后开始了他真正的开场戏——在3月28到29日摧毁了中等城市吕贝克，一个月之后，摧毁了罗斯托克，5月末动用1000架轰炸机袭击了科隆。急于报复的英国民众陶醉于诸多对德国造成灾难性打击的故事，其中绝大多数是被夸大了的。到1942年末，哈里斯为皇家空军赢得了工厂的优先生产权。他坚信，单凭他的司令部就可将德国打得投降。

　　 1943年是哈里斯实行地区轰炸的丰收年，有20万吨的炸弹投掷在德国的国土上，这个数目是1942年的5倍。在1943年11月3日呈给首相的一份记录中，哈里斯列举了据他本人宣称已“实质上摧毁了”的19个德国城市，还列举了19个据称“已受到严重损伤”的城市，并宣称29个被攻击的城镇的生产力已经丧失了36％。

　　 再也没有比这更脱离现实、更乐观过火的自欺欺人了。事实上德国的武器生产指数从1942年1月的100上升到1942年7月的153，到1943年7月上升到229，到1944年7月则上升到惊人的322。经过了1943年一年的轰炸后，德国的生产力仅丧失了9％，这个数字到1944年也不过才上升到17％。

　　 以纳粹的生产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话来说，“1943年的空中打击对德国的武器生产造成的损失并不大。”汉堡尽管被炸得不成样子，但仅仅丧失了1.8个月的生产力。在对埃森工厂的大轰炸中，克拉普斯从那时起到1944年春季期间所有的空中打击中仅仅丧失了3个月的生产力。

　　 战后，施佩尔承认他本人非常震惊盟军空中进攻的不持续性。“范围广大却无重点可寻的地区轰炸在对德国的战争中直到1944年初以前并未取得显著的成效。盟军有太多次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已经轰炸过这个目标而说服自己说这个目标很重要。早在1943年5月空袭丹布斯特斯之前，英国战争经济部就已准确地判断出默讷河和索尔韦河大坝对鲁尔区的供水至关重要。然而在摧毁默讷河大坝之后，617中队将它们剩余的炸弹全部倾泻在基本没什么关系的埃德尔河大坝。轰炸司令部仅仅只是因为它比索尔韦河大坝更容易炸毁，就将其指定为一个首要目标。

　　 当盟军发现一个重要目标时，总是由英国皇家空军，有时由美国第8空军部队单独实施进攻，而后又任其恢复。如果盟军当初采取更为严密的攻击计划，则他们早就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了。直到1944年春之前，盟军方面从来没有做出过特别的努力去轰炸纳粹的发电站，也没有攻击过合成炼油厂。即使到了1944年，也只有美军做过。如果当初哈里斯没有那么一门心思地想报复德国，更谨慎周到地挑选轰炸目标，那么轰炸司令部本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印度支那的教训

　　 1945年，英国、法国还有稍弱一点的荷兰开始了一场保持在非洲和远东拥有帝国特权的不平等的争斗。在东南亚，他们发现正面临着共产党民族主义队伍的日益强大，他们也发现西方国家的军队远非战无不胜，而他们自身在经过与日军4年艰苦不懈的游击战后更加坚强了。没有哪个地方比法国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对帝国的威胁更大。法国从来都没有绝对控制过近代越南的北部省份东京(Tonkin)。然而，在1946年法国当局仍然认为该地区(早在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之后就已在越盟的掌握之中)还可以回到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1946年3月，法国军队再次开入河内并立即开始了一系列旨在摧毁越盟势力和影响的挑衅活动。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他们大致是成功的，直到1949年4月越盟在卓越的领导人武元甲的率领下层开了进攻，成功地袭击了法国在河内北部营造的一系列的前哨所。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法军被逼从边境地区撤退，在此过程中丧失了6000人的兵力。

　　 然而，武元甲随后进行的将他的非正规部队进行整编从而进攻河内的企图却收效不大。迅速恢复元气并得到精锐部队支援的法军在河内周围营造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越盟在多次进攻后损失惨重，其中在一次持续五天的进攻中就有3000人的伤亡。

　　 1953年4月，武元甲率部进入老挝北部，逼使法军将其有限的后备兵力调到雅尔斯平原上来保护老挝首都。此后，由于担心他们早已全面展开的战线拉得太长，越盟在已经确保当年罂粟丰收的情况下退回到其北部的较为安全的大本营。

　　 法国由于一系列的自欺欺人的战略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在该地区的全面失败。令人费解地是，当武元甲要将其部队实施重新编组时，法军竟将此作为一次胜利，认为他不再有能力进攻其森严的防御阵地。因此，他们打算通过制造一个虚假的目标诱使武元甲出战，让他们自投罗网，从而导致全军覆灭。他们选择了靠近老挝边境的奠边府村庄作为一个理想的屠宰场。正是因为他们如此安排导致了大量法国殖民地军队的湮灭。

　　 奠边府有许多的优势，本来可以是个对抗常规敌军的理想防御阵地。它坐落在越盟的供应线上，因此不能忽视。它有一个简易机场，处在易于设防的群山环抱之中。然而，它却可被从高山上俯视，而且它的简易机场与河内完全隔绝在280公里以外。

　　 针对这种情况，武元甲在考虑之后最终决定接受法军的挑战，但却是以他的方式。他并没有派遣距离最近可用的常规部队首先去对抗法国的精锐伞兵和军团，事实上他采取了近代史上最富逻辑性的举动。他在法军完全不知的情况下命令两支部队实施机动。当他率领3个常规步兵师和1个炮兵师，大约5万人向奠边府急行军时，另外一支由2万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的队伍则开始在密林中开辟出一条新路来运送武器和供应。

　　 在几个月的准备时间里，在法军的空中侦察完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越盟的支援部队单纯利用人力挪动200架大炮通过密林——绝大多数是106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和高射炮。仅仅依赖血肉和汗水，这支队伍凭借超人的努力，用绳子将大炮一厘米一厘米地往前拉，以每天800米的速度穿过了800公里的丛林。就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将奠边府从堡垒变成了牢狱。

　　 法军当初希望诱使越盟发动进攻，但当这个进攻真的来临时，他们却因进攻之猛烈而吓得不知所措。法军不知道，武元甲集中了三倍于他们的兵力来进攻。越军的大炮都安全秘密地藏在山上的岩洞或壕沟里，自上而下俯视法军，使他们的日间行动无异于自杀。

　　 法军很快就变得绝望了。从空中提供供应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完全不能满足需要。而当机场被越盟占领后，这个企图也被打消了。奠边府外围的防御阵地一个接一个地因为越盟结合使用地雷、炮火瞄准发射和直接进攻而失守。1953年5月7日，即奠边府被围的第55天，当法国守军弹尽粮绝的时候，越盟的最后一次进攻攻陷了奠边府，饥肠辘辘的法军成了俘虏。

　　 守卫奠边府的15094名法军有9500名成了俘虏，后来存活下来的很少。这在法国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自欺欺人的表面强大而导致失败了。在将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移入泰国的群山中时，武元甲所做的在法军看来是绝不可能的。武元甲正是通过这样做，认识到了法军挑战的实质，发现了法军自身没有意识到的弱点并充分利用了这些弱点。

　　 无论在什么时候，西方列强都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的军队到了一支非正规部队占据的地域去与之为敌仍然可以获得成功。多年以后，还是在越南的丛林和水稻田里，美国通过惨重的代价才得到这个教训。

 

越战的惨痛教训

　　 越南战争是一次肮脏的，没有指望的，毫无章法的战争。那里的地形、敌人甚至那里的一切对年轻的美国士兵而言都是格格不人的。

　　 到了1965年，华盛顿已经私下里承认，若没有美国兵力的投入，南越军队已经难以对付越共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扩大征兵，平均年龄仅有19岁的年轻士兵被源源不绝地从海上运到越南。事实很快就证明，如果这些新兵不是阵亡太多的话，美国本土不会那么迅速地得到教训。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惟一的教室就是战场。结果就是在开战的两个月时间里在年轻的美国大兵还没有学会自我保护时，绝大多数就已或伤或

　　 具有讽刺意味地是，在越战期间，好运与教训一直伴随着美国的盟友。法军在相同的地区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伤亡惨重的战争，而英国则不久前打败了马来亚的共产党起义。尤其值得一提地是，英国人成了心理战专家，尤其是在赢得大多数非战斗人员的“民心”这项艺术上。英法两国都提供了表面上是偷偷摸摸的，实际上却很明显的帮助。但是，他们的主动帮忙却遭到了自高自大的美国的拒绝。后来，当美国逐渐认识到获取。民心”的真正价值并企图将这种做法引人战场时，却已经太晚了。

　　 许多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喜欢犯他们特有的错误，或者重新获得在朝鲜战争甚至远至二战时期就已得到的、完全相同的教训。他们甚至犯了这样一种最起码的错误，即在越南人和日本人之间得出一种并不存在的平行，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二者同为东方人，应该拥有相同的心理。

　　 美军在越战中失败，一是缺乏经验，二是当权者一意孤行地奉行全年制征兵政策。刚满18岁的男孩应征入伍，在基本训练中度过第二年，而后在他们退伍回家之前到越南战场上度过他们服役的第二年。在严格的训练中已经彼此信任的人们并不能继续在一起，像欧洲军队一样共同被运往一个地方。相反，他们被打散，分别被派往指定的单位去补足因伤亡或退役而造成的空缺。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和。已经经历了12个月战争的“老兵”(他们刚刚具备职业士兵的技能，知道了应该怎么做，)突然被新兵代替，这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士气。军官的处境也因此恶化。虽然他们也一样在越南服役12个月，但其中的一半时间担任参谋，只有6个月的时间是在战场上。经过实战的军官越来越少，导致严重的过早提升从而使连队里后来补缺的上尉作战经验还没有手下军官的一半多。

　　 五角大楼硬是不愿接受当时的现实：1965年的应征入伍者发现自己远没有做好在水稻田里作战的准备。士兵的缺乏训练，军官的缺乏经验以及大范围地缺乏强有力的高级军士长导致了不确定、残忍、甚至不经常的暴行。在所有的记录中最残忍的一次发生在1968年3月16日的马莱村。当时美军第一步兵师20团C连的美国大兵屠杀了300名老人、妇女和儿童，仅仅只是因为怀疑亲共党分子混迹其中。负责巡逻的卡利中尉以谋杀罪被审判并入狱4年。最高当局包庇其他的参与军官，使他们无人受到惩罚。

　　 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在1968年的泰特攻势和1969年美国宣布撤军之后，在越南的军队迅速减少。约翰逊总统拒绝再投入国民警卫队或陆军后备役，导致了士兵的疏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场战争的趋向和道义提出质疑。煞费苦心的反对者和逃避兵役者在校园里受到赞许。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征战而回的军队在街道上公然受到辱骂。滥用毒品、参与种族争斗甚至不时有士兵杀伤讨厌的上级军官的事，成了被留在越南的稻田和乡村里巡逻的美军的家常便饭。越南人被称作“gooks”(对亚洲人的贬称)，所有的“gooks”都是敌人。

　　 美国陆军在越南遭到了狠狠的打击。但是，多年来美国人基本忽视了战败的原因。陆军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作为一个军种都在走下坡路，不得不为这种境况寻找出路。五角大楼最终从它的错误中学到了知识，在随后的20年进行的作战中全面重建了陆军。然而，本来这种错误是不应该发生的。当初，如果美国政府和它的高级军事顾问能对敌人表示更多的敬意，愿意接受英法的建议，并且意识到在哪种作战环境中单凭科技并不能打败敌军，那么在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图劳无功的战争中美军的惨败就可能减半。

第四章　二战中的欺骗

　　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英国发现自己面临着被立即入侵的危险。虽然它已经尽可能地将英国远征军从法国抽回，但却被迫放弃了重型装备。被派往支援法国的主要由“飓风”战斗机组成的10个中队都被消灭，这使英国防御陷入极端危险的警界。

　　丘吉尔拒绝考虑投降，他决定向希特勒证明英国有能力面对并打败其对英国海岸的入侵。为此目的便需要实施欺骗，以及伪装部门(国内安全部下属的一个部门)付诸努力。设在萨里郡法纳姆的皇家工兵伪装与训练中心与国内一些独立的中心开始了研究工作。

　　 皇家工兵野战伪装连(后更名为皇家工兵特种野战连)在国内和沿着海岸线建起了许多假子弹箱、坦克、大炮和掩体。故意允许德国侦察机拍照，并在被策反的间谍的帮助下使德军信假为真，有关策反间谍在后文中有详细阐述。

　　 与此同时，皇家空军修建了许多假飞机场，希望藉此耗费德军的大量炸弹。早在战争之前就已修建的假照明跑道和灯光效果(与真飞机场上的近似)得到了进一步拓展。1940年6月，英国引进了电子打火的假照明装置来扰乱敌军侦察。此外又引进了假障碍物和汽车前灯来冒充飞机的灯光。后来，又在滑架上临时架起灯光，利用导线推进来冒充飞机着陆。

　　 需要做出很大努力来确保的一点是，这些假飞机场(它的正式称谓是“O”地段)不能太过明显。当知道敌机在附近时，便故意亮起灯光，而后故意假装意识到自己被发觉而将灯光熄灭。

　　 不可避免的地是，当纳粹空军意识到皇家空军的种种诡计时，他们便不再那么激烈地进攻。然而，在不列颠之战中的关键几个月，100个左右的“O”地段吸引了两倍于真机场的炸弹。英军也采取了在白天用假机场欺骗敌人的措施。他们建造了大约60个“K”地段，它们也在战争中发挥了作用，虽然远远没有“O”地段的功效显著。

　　 当“K”地段在1942年初停止使用后，400架假飞机(之所以批量生产是为了增加真实性)被库存起来，以便于在支援实施一次大型进攻时冒充飞机集结。

　　 英军修建了4个假飞机生产厂，其中有2个在1940年8月遭受炮轰，而真的工厂却安然无恙。在将飞机和工厂作为实施欺骗从而加以保护的首要目标时，要维持平民的士气还必须注意对城镇的保护。郊区外，在靠近可能的工业目标不远处准备好大篝火，将其点燃，会给敌人造成虚假目标，为了使之一直燃烧，英军用喷上了火油的木材或煤炭作燃料。

　　 这些造假的火焰在敌军飞机实施了第一轮轰炸返回后被点燃，代号为“星鱼”，仅仅取得了很小的胜利。然而其中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1941年3月15、16日的晚间，布里斯托尔的假目标在敌军6个小时的空袭中受到100枚爆炸弹和大量燃烧弹的攻击，敌军完全迷失了他们的真正目标。在同一个月的晚些时候，又有67枚炮弹将加的夫的假目标轰炸得无影无踪，只有5枚炸到了城市。

 

沙漠战争

　　 在西线的沙漠战场上，英军将欺骗学变成了一门艺术。1940年12月9日，驻埃及的英军总司令威尔逊将军对意军发起了一次大的进攻。意军虽然兵力占优势，但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在两天的战斗中意军被打得大败，俘获了3.8万名士兵，400辆大炮、50辆坦克。此次进攻完全是秘密发动的。士兵们在奉命到达集结位置时，意味只是要参加一次大型演习。事实上没有下达任何书面命令，知道这个秘密的仅限于几个他信任的参谋军官。英军建立了假司令部来冒充并不存在的单位，故意泄露假命令和实施佯攻来使故事显得更加真实。

　　 随后，中东战区总司令韦弗尔将军故意在开罗设立了一个专门实施欺骗的部门，由经验丰富的达德利·克拉克上校指挥。

　　 克拉克实施欺骗极为壮观的一次是在1941年初。在从意军手中夺取锡瓦绿洲的行动中，皇家空军在夜晚于绿洲上空发射照明弹、烟火和假的爆破伞兵部队，令意军以为受到了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进攻，大肆溃逃，从而使远程沙漠部队在第二天早上不费一枪一弹就开入锡瓦。

　　 1941年12月，已经取代韦弗尔担任中东战区总司令的奥金莱克将军发起了旨在将轴心国军队逐出埃及的“十字军”行动。正好位于既定推进路线南边的锡瓦已被改变成一个假的师司令部，增加了假膳宿供应和管理建筑、假弹药堆积处，并设置了标识物来显示一个高层决策机关的存在。在后来俘获的德军文件显示，敌军已然被骗。尽管事实上敌军并没有改变部署，但他们估计锡瓦有1个步兵旅，2到3个装备装甲车的团和一支不知数目的埃及军队。

　　 与此同时，在卡普佐和米什法之间修建了一条假铁路线，为了增加可信度，甚至将一辆假火车停靠在这条铁路线上。于是这个“目标”数次遭到纳粹空军的轰炸而真的铁路线却从未被攻击过。

　　 埃尔阿拉门之战开始于1942年10月25日，在为此战进行准备的过程中欺骗与隐蔽受到了空前的运用。前沿长达56公里，在北面与大海相接，南面则与盖塔拉洼地相接。尽管盟军在海上和空中都占有优势，也不能完全轻视敌军的侦察能力，而为进攻实施的准备行动也难以完全隐蔽。

　　 英军北部防线由30个军据守，南部则有13个军再加上10个后备摩托化军。他们在北方对抗一个德国师和5个意大利师，另有1个坦克师和1个意大利装甲师的后备兵力；在南方则对抗第21坦克师和“阿利特”装甲师。意军中有1个德国伞兵旅可为意军提供援助。

　　 指挥英国第8集团军的蒙哥马利将军决心在北面发动主要攻势，动用了4个步兵师实施突进，第10装甲军实施突围。与此同时他计划使用装甲和步兵在中部和南部实行牵制性攻击从而迫使敌军撤离。这个欺骗计划的代号为“伯特勒姆”，旨在使德军相信英军的进攻将在南部发动，并暗示发动攻击的时间是在11月中，是它真正准备发起时间的14天后。

　　 “伯特勒姆”行动采取了多种形式。鉴于德国设在开罗的间谍网会截取情报，英国大使馆和澳大利亚公使馆便故意泄露了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暗示了蒙哥马利大约将在11月6日无月的夜晚发动进攻，而不是在10月23日的满月之夜。许多盟军军官的社交活动都安排在10底，并散布了一些谣言，声称美国的新型“谢尔曼”中型坦克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几周的时间里不能发挥作用。

　　 同时还发布了一系列信息，假装将于10月在德黑兰召开会议，盟军方面中东和远东战区的所有高级军官都会参加。

　　 然而，欺骗计划的绝大部分还是可见的。第10装甲军受命在9、10月间实施一些公开的训练演习，旨在暗示敌军我方的装甲主力将从西南方发起进攻。而后，该军移往三个集结待命地域，在每个地域都留下了向南的痕迹。盟军方面直到10月20日至21日晚间装甲车秘密地撤向北部以后，才采取行动来伪装这三个地域。每移走一辆坦克就以一辆假的取代。

　　 从一开始，盟军就知道根本不可能隐瞒装甲车在北部地区的大量集结。于是当坦克移入宿营地时，利用“阳光盾牌”体系将其伪装得像是10吨的货车。“格兰特”、“谢尔曼”和“十字军战士”坦克的周围和顶部都被遮盖起来，无论是从远处还是空中看都像是大卡车。一旦这些坦克开始移动，操作者便会启动一个快速发射装置将镶板打出进行遮蔽。

　　 有400门发射25磅重炮弹的大炮及其牵引车和上架被杆子、金属丝和伪装网装扮成3吨卡车的模样，军需物品堆，尤其是那些工程装备和弹药被尽可能地藏在该地区的辎重之中。同时在南边修建假的供应仓库并且故意不进行任何伪装。另外还修建了一个假的管道，外加加油点和泵房。最后，又在南部修建了几个用作诱饵的大炮阵地。在战役的初期，当德军辨认出这些假阵地面不加注意时，盟军便用真炮取代了那些假炮，这是最后一着欺骗。

　　 实施“伯特勒姆”行动需要极大的人力。2275名盟军士兵伪装了北部5000吨的存储物品，在南部陈列了8000吨的假军需物品，移动及布置了4500辆假的或空的车辆，并使用700套伪装工具伪装了坦克，360套工具伪装了大炮。胜利是绝对的。后来俘获的敌军资料证实，德军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欺骗计划，为即将到来的盟军南部进攻而准备。他们对于盟军将从南部发起突击是如此确信，以致于他们在盟军从北部发起进攻后仍将两个装甲师作为后备放在南部长达4天。

 

芬洛事件

　　 纳粹德国在各个层面实施欺骗。1939年10月，战争刚刚爆发不久，德国的军事情报反间谍机关成功地实施了一个巧妙的计划。有两个自称是“德国总参谋部”代表的情报部门的高级军官宣称他们想与英国情报人员会面谈论颠覆希特勒的问题。于是，两名英国间谍，亨利·史蒂文斯上尉(特种情报处黑格分处的负责人)和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上尉受命去中立的阿纳姆与他们会面。

　　 这两名英国间谍会见了运输队的舍莫尔上尉和医疗队的豪斯曼上尉，进一步确定了他们的诚意，于是就陪同他们到了军情六局在阿姆斯特丹的司令部，给了这两个德国人一个袖珍的无线电收发装置以与伦敦保持联系，如果另有关于此次颠覆行动的进一步消息，就使用ON－4呼叫信号。

　　 大约一周以后，德国方面通过ON－4信号要求第二次会面，将会面地点选在荷德边境线上。英国间谍完全违背了他们的行动规则，贸然到较为安全的黑格或阿姆斯特丹以外的地区参加会面。而后德国方面又要求第三次会面，时间是11月9日下午4点，地点定在芬洛的巴克斯咖啡馆，距离德荷边界仅几步之遥。

　　 英国间谍在一个名叫迪尔克·克洛普的荷兰情报人员(陆军中尉)的陪同下，从黑格来到了芬洛。他们到达后，一辆德国小汽车带着刺耳的摩擦声突然停在他们面前。车上的人向荷兰卫兵开火，令克洛普受到致命的重伤。两名英国间谍被戴上手铐，推入车中，小汽车飞速地驰入德国境内。

　　 “豪斯曼”其实是柏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马克思·德·克里尼斯。更为关键地是，“舍莫尔”其实是特种任务国外情报部的头目。史蒂文斯和佩恩·贝斯特被带到了盖世太保在柏林的总部——阿尔布雷特亲王大街8号的地下室，被单独监禁起来。尽管他们受到了严格的盘问，他们却并没有受到酷刑的拷打。在此后几周的时间里，他们吐露了大量的详细情报，包括怎样认出间谍同伙以及英国秘密情报处在欧洲的部署。芬洛事件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导致黑格情报站点的被逼关闭。此次事件也使德国情报部门在被占领的欧洲很容易地摧毁英国秘密情报处的站点，使之无效。

黄色行动计划

　　 1940年法国的迅速陷落是德国精锐部队取得的一系列快速胜利的结果。黄色行动计划以进攻法国和欧洲低地国家为目标，发动于1940年5月10日，德军135个师越过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边境线去进攻拥有优势兵力的盟军部队。

　　 比利时和荷兰在当时是中立的。当英法于1939年9月对纳粹德国宣战时，比利时拒绝加入旧盟约，而倾向于与荷兰实施严格的中立政策。它虽然已进行了军队动员，并将绝大部分的兵力置于比－德边境上，但它却严格禁止英法军队进入比利时境内进行有效的防御准备。1939年英军被逼沿着法－比边境修建了一系列完全不适当的反坦克防御工事。人们认识到这样便在英军防线的南翼和近乎坚不可催的马奇诺防线最近的一端之间留有一个长达80公里的危险缺口，但他们却忽视了这一点。法军确信，处在这一地域的阿登山区对于大规模的、现代化装备的德国陆军而言是不可逾越的，因此法军在这一地域仅仅部署了9个师的兵力，其中只有2个师有较强的作战能力。

　　 冯·曼施泰因和德国最高司令部认识到了这种愚蠢的自满情绪。他们认为尽管阿登山区没有公路，但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又进一步认识到，取胜的关键在于让俯冲轰炸机发挥远程大炮的作用来掩护坦克编队快速行进到盟军的后方。

　　 冯·曼施泰因认识到他的第6集团军必须迅速穿过比利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便需确保一些关键桥梁的完好无损。由来自勃兰登堡的士兵组成的4个精锐连担当突击队员(其中不乏精通数国语言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夺取最重要的几座桥梁。他们将主要依靠欺骗而不是军事实力来达到目标。

　　 德军认为默兹河上长达400米的亨讷普铁路桥具有很大的价值。该桥在荷兰境内绵延3公里，德军必须在荷兰将其摧毁以前占领它，从而确保预定于零点时分穿过边境的火车向西进发，车上满载着携带重型装备军队，直奔荷兰的主要防线。5月9号晚上11点30分一小队勃兰登堡士兵装扮成荷兰宪兵，偷偷地潜过边境。领导这个小队的下士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荷兰语，他率领着队员抵达了位于铁路和尼尔斯河之间的修整点。

　　 黎明到来之前，这个小队来到了亨讷普桥东引桥处的荷兰哨兵身边，无需战斗便制服了他们。尔后他们向远远的另一端的哨兵打电话，告诉他们将有2名宪兵押送4个德国战俘过去。于是“战俘和押送者”出发了，留下的人员据守着东引桥。在桥中央，假冒的宪兵将战俘移交给荷兰人，尔后返回桥东端。惊恐的荷兰哨兵押送战俘去指挥所，只留下一个哨兵守着爆破器材。几分钟之后，当满载部队的第一辆火车靠近时，这个哨兵迟疑了一下，但这段时间已足够让德军跳下火车，将他制服。那4名德国战俘将被弄糊涂了的押送者制服，于是这座桥就完好无损地落到了德军手中，确保了火车向西进发。欺骗作为一种战争武器，它的价值再一次得到了证实。

 

入侵苏联

　　 德军旨在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早在1940年7月就已经筹划了，比1941年6月22日实施进攻早了11个月。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发布第21号元首指令，最后确定了实施进攻的“巴巴罗萨”计划。和以往一样，欺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斯大林坚信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神圣性，这帮了希特勒不小的忙。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尽管英国方面已经提出了警告，再加上苏联自身分散在军情六局和其他地方的间谍呈报的信息，斯大林拒绝相信德国会在入侵英国的同时又对苏作战。

　　 德国入侵英国海岸的“海狮”行动已被悄悄地搁置，但表面上似乎还在继续，以这个大骗局来避免苏联的警觉。当时德军正将主要兵力投入巴尔干半岛，便能做到在某种程度上停止在波兰的军事集结，暂缓对希腊和东地中海的进攻。尽管英国的情报系统非常缜密，英国方面也为此所骗，在1941年2月将6万名皇家士兵运至希腊。

　　 德国最高司令部在媒体宣传方面也采取了非常措施来欺骗德国和苏联民众。一切行动都暗示着德国将波兰作为休养地域而将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西线。大众广播节目中传播的信息则是希望那些并不存在的军队迅速复原。

　　 德国方面甚至假装计划邀请斯大林到巴登－巴登进行休养，同时计划为一名苏联高官进行“秘密”接待(这一点又不可避免地泄漏出去)。

　　 就在“巴巴罗萨”计划即将实施之前，所有向西行进的列车都被停运，同时军队进入警戒状态，准备入侵不列颠。德国军队直到发起进攻的前夜才知道是要进攻苏联。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个别指挥官暗中参与了希特勒的策划。当6月22日晚上3个同情共产主义的德国集团军越过苏军占领的波兰，提出警告时，红军对此表示怀疑，并没把它当回事而沿着指挥链条向上呈报。

　　 进攻部队在夜晚抵达他们的进攻位置，到了白天则停止前进，并将其阵地加以伪装。进攻对于苏军而言完全出乎意料。直到德军发起进攻的95分钟之前，即6月22日凌晨1点30分苏军最高司令部才得到警报，意识到敌人进攻在即。夜晚降临时，纳粹空军已摧毁了2000架苏军飞机(其中的绝大部分还未起飞便被摧毁)，德国陆军已入侵苏联领土80公里。

 

为登陆做准备

　　 到了1944年初，即使是美国也已意识到了实施欺骗的必要性。因此，盟军在为保护1944年6月入侵法国的“霸王”行动而实施的“保镖”行动中进行了充分的合作。那时盟军情报部门已经渗入德国无线电通讯业务的绝大部分，充分意识到希特勒希望侵入多佛尔海峡。这个设想虽然不对，但得出这个观点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该观点得到了该地区的指挥官陆军元帅冯·伦斯泰特、隆美尔和海军上将克兰克的十分赞同。据此，希特勒命令德军西线最强大的第15集团军驻防加来港。

　　 出于必需，“保镖”行动计划是头号机密。该任务被委托给伦敦控制部门(LCS)的2名海军军官、1名皇家空军军官和5名陆军军官。他们是在靠近皇家骑兵卫队的一个政府地下防空洞实施行动的。

　　 盟军方面决定使希特勒相信登陆行动将在1944年春季开始，登陆地点选在挪威。以后英、美、苏军将向瑞典进发，而后向南进入丹麦，穿过防守薄弱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平原进入德国境内。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巴尔干地区，盟军将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后经过卢布尔雅那隘口进入德国。与此同时，苏军将进攻普洛耶什蒂油田，捣毁希特勒的第三个燃料供应地。

　　 如果要实施入侵法国，则它将是辅助性的，并以加来港作首要目标。此外，盟军还必须要让希特勒相信，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是牵制性的。当美英军队建立滩头堡时，德军强大的第15集团军将不会参加初期作战，这一点至关重要。

　　 “保镖”行动的规模如此之大，使它不可能只有一个计划。事实上，该计划按照地理范围划分为几个部分，每一部分有一个分计划。

　　 “刚毅”行动是一个主要的分计划，它又分为两个部分。其目的是说服希特勒一个大规模的牵制性进攻将在加来港实施，而盟军将在挪威登陆。“刚毅”行动北部分队的任务便是制造英国第4集团军将司令部设在爱丁堡和在斯特灵和邓迪有两个军的假象。

　　 在麦克劳德上校的指挥下，设在这三个地区的一小队信号手开始逐步发出无线电讯息，假冒有增援部队进入阵地。同时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许多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开始报道驻在这三个地区的士兵和当地姑娘的许多订婚和结婚的消息。

　　 在苏格兰地区活动的双重间谍报告了苏联军官克莱门季·布琼尼的到达，共同协商红军的进攻和在爱丁堡设立一个美国联络参谋机构来代表北爱尔兰地区的美国第15集团军。和从前一样，没有哪一个单独的情报是结论性的。然而，当将犬牙交错的情报拼凑在一起时，德国反间谍机关就认真地以为盟军入侵挪威的极大可能性而将人员物资在该地区集结。

　　 即使是中立的瑞典也被无意中卷入了这场欺骗。空军副元帅桑顿在战前是驻斯德哥尔摩的空军武官，他被派遣去见他的老朋友，瑞典空军总司令努登舍尔德将军。桑顿身着便装，乘坐飞机抵达斯德哥尔摩，而后又乘坐小汽车(刻意垂下窗帘)出入了英国大使馆。当他去努登舍尔德的司令部拜访他时，由于知道自己会被德国间谍拍照并会被德国反间谍机关辨认出身份，桑顿小心翼翼地从后门出入于这个建筑。

　　 在与这位瑞典总司令会面时，桑顿承认英国入侵部队做不到足够迅速地征服德军的抵抗，从而无法避免成千上万名挪威游击队员的被杀和挪威许多基础设施的被毁。因此，他建议由瑞典军队作为邻居而不是入侵军队进入挪威来发挥保护平民的警察的作用。

　　 努登舍尔德作为一名忠实的亲英派，将此计划呈报给瑞典政府。然而，瑞典的警察头子却是亲德派，他在努登舍尔德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这两位空军高级官员的谈话被录了下来，并被一字不差地呈给德国人。希特勒充分地了解到这一情况，因此不久就另外派遣了3万德军到挪威，在那里德军并没有在战争中发挥进一步的有效作用。单单因为这一个原因，“刚毅”行动的北方部分就被公正地认为是一个绝对的胜利。

　　 “刚毅”行动的南方部分，即让德国人相信盟军也将进攻加来港的诡计也同样取得胜利。乔治·巴顿将军被任命为假设的美国第1集群的指挥官，“驻防”在肯特和东英吉利亚。和完全虚构的英国第4集团军不同，美国第1集团军群的确拥有一些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编队，出于巧合，他们的确驻守在这一地区为诺曼底登陆做准备。就在诺曼底登陆后的日子里，鉴于这些部队已投入滩头堡，他们的阵地被另外一些虚构的部队占据，一直到1944年8月，美国第1集群都仅仅是个假设。

　　 英军还在多佛尔海峡建了一个油料储存库，大量的橡皮坦克、大炮和车辆被运入肯特和埃塞克斯的树林和田野中，胶合板做的登陆艇沿着东南海岸被停泊在合适的港湾中。间谍们呈送上来众多的集结情报，无线电通讯也不可避免地增多，情报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加工的。

　　 该计划没敢冒任何险。就在登陆实施的一个月前，1944年5月，德国在非洲的部队的前指挥官，在不列颠之战中被俘的汉斯·克雷默将军因伤病而被释放回家。他被小汽车载着经过多塞特和汉普郡，却被告知是经过东萨塞克斯和肯特。他亲眼看到英军为入侵做着实实在在的准备，他甚至见到了作为第1美国集群司令的巴顿将军。

　　 “刚毅”行动南方部分中一个代号为“玫瑰芽”的次要部分在诺曼底登陆后仍然继续，就是为了让希特勒相信此次登陆只不过是个联合佯攻。巴顿的美国第1集群中被强化的无线电通讯似乎暗示，该集群不久将参与另外一次登陆。负责在法国的德军防线的冯·伦斯泰特确定巴顿将在索姆河和塞纳河之间登陆，目的是合围并占据港口。

　　 据守在加来港的德国第5集团军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敌军，而隆美尔的第7集团军却苦苦挣扎着独力抵抗日益增多的盟军。等到第5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终于参战时已经太晚了。盟军已经突出了防线，正穿越塞纳河。

　　 “齐柏林”行动的目的是阻止敌军从东地中海移往法国北部。苏联入侵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威胁是捏造出来的，再加上英国从希腊展开进攻，在奥地利的战争中进攻达到最高点，并突入德国南部和中欧。又虚构陆军师进入北非和东地中海以及既定的入侵时间，尽管这个时间随后又被推迟。

　　 事实证明，该计划非常成功。尽管在诺曼底登陆时，在整个地中海战区盟军其实只有38个师，其中绝大部分的兵力在意大利，德军却认为盟军有71个师，其中11个师较为薄弱。在1944年5月没有一个德国师从地中海移到北欧，随后也没有一个师在登陆开始后关键的几周里及时赶到从而对战斗造成影响。

　　 “文代塔”行动的作用是让尽可能多的德军参与法国北部作战。在该地区虚构威胁时，必要的一点是装出一种合理的平衡。盟军真正要入侵法国南部的“铁砧”行动计划已经制定，该行动如此紧迫使得德国无法将更多的军队投入该地区。

　　 法国第1集团军和美国第91步兵师(它驻守在奥兰)提供了这一威胁。具有讽刺意味地是，本来亟须再次部署到意大利的第91师为了进一步实施欺骗不得不推迟到6月中旬。

　　 还需在大使级做一些调查以发现西班牙是否愿意在巴塞罗那港为即将开始的行动中造成的伤员的处理和后撤提供便利。不可避免地是，询问的细节被泄露给德国人，为使希特勒相信盟军即将进攻南部法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德国的很多部队，包括久经战火的德意志帝国党卫军部队受命据守在南部。等到德国发现这是盟军的诡计而将这些部队向北调动时，盟军早已控制了局势。

　　 “保镖”行动的最后一部分是“勇敢者埃德蒙”，目的是在诺曼底登陆开始后3周的时间里让德国第1集团军呆在波尔多地区。然而，由于缺乏可用的飞机和人员，实施完全欺骗明显是不可能的，计划几乎完全依赖于德军对假无线电通讯的截取。这是“保镖”行动中惟一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部分，这一点确切地证明，战略性欺骗只有在实行尽可能多的边缘性投入的基础上广泛应用才可望取胜。

 

利用中立国

　　 一旦盟军发现他们向中立国提供的假情报最后总是可以落到德国情报部门的手中，盟军就会乐此不疲。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捏造假情报的例子发生在1940年10月，佛朗哥政府寻求英国方面同意西班牙青年运动的一名代表去英国参观，名义上是学习英国的童子军运动经验，实际上是仔细查看英国的防御现状和为即将到来的入侵做准备的情况。

　　 军情六局说服了外事办公室同意这一请求，尔后，在军情五局的合作下，为西班牙人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那个西班牙人在“雅典娜神殿”饭店的住房被装上了窃听器，当时伦敦仅有的三个可操作的高射炮之一被挪到了靠近饭店的海德公园。在每一次空袭中这门大炮都持续不断地开火。英国为这个西班牙人安排了一次到温莎堡的参观，他正在观看景点时，碰巧英国皇家的“仪仗兵”经过(他可不知道这支队伍是英国惟一装备齐全的坦克团)。后来，他乘坐飞机去苏格兰，在飞行途中，他看到有很多中队的“喷火”式战斗机飞过(确切一点说，就是那么几个编队的战斗机一遍又一遍地从他面前飞过)。

　　 因此，就不必惊讶于这名间谍后来呈给柏林的报告坚决建议不要入侵英国，警告说英国所显露的没做准备的状态只不过是个由情报部门策划的骗局，旨在将德国远征军引入陷阱。当时在德国反间谍机关看来，苏联比英国更像天敌。因此，这样一份估算尽管不合逻辑，仍然为反对政治统治集团迫不及待想入侵英国的企图起了很大的作用。

 

策反间谍

　　 二战中的秘密间谍毫无光彩可言。在万分危急时刻，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没有任何活动能力。一名间谍在第一次面对敌人的检察点时或与敌人近在咫尺胆战心惊地连续工作时，无人可以帮他。隔壁的敲门声给绝大多数的间谍带来的恐惧并不比传唤他们去安全司令部小多少。因此，有许多间谍一旦被捕，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会同意与敌人合作，这一点不足为奇。

　　 敌我双方都尽最大的努力来策反被俘间谍。毫无疑问，最成功的一次集体间谍策反行动是由德国人在荷兰实施的。

　　 和其他被德国在1940年征服的欧洲国家一样，荷兰当时也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当威廉明娜女王逃往伦敦后，在荷兰形成了政治真空，使该国几乎完全无人领导。荷兰情报部门没有为秘密组织准备任何供应，连秘密电台也没有，使爱国的人们空有抵抗热情却什么也做不了。荷兰缺乏秘密通讯，这使流亡中的女王和她的顾问们与荷兰完全隔绝。使事情更糟地是，当地的一名间谍逃跑时，丢下一个装有他所有荷兰联系人的姓名和地址的公文包。德国人发现后，便进行了血腥的屠杀。

　　 德国情报部门清楚地意识到荷兰并没有做好秘密战争的准备。德国反间谍机关在赫尔曼·吉斯克斯(他是个精力充沛，心思敏锐的人)的领导和一些V－人员的协助下，迅速建立起了荷兰地下抵抗运动成员的档案。V－人员指的是由德国当局招募来监视本国人民的荷兰人。他们中许多人充当双面间谍，混入尚未成熟的地下抵抗组织的目的便是让该组织向他们的德国主子妥协。尽管荷兰知道这些人的存在，它却似乎不想或无能与之对抗。

　　 1941年夏，德国人从一个名叫安东尼乌斯·范德瓦耳斯的V－人员处得知在比尔特霍芬镇附近有一个地下电台。于是一个德国无线电截听小分队秘密进入该地区，静静地守候着。当秘密发报机开始工作时，德国人将其搜获。一位名叫汉斯·佐莫尔，同时为秘密情报局和SOE(特别行动机构)工作的荷兰情报收发员被俘，同时被查获的还有一整套无线电设施，包括一卷从前的情报、代码和密码。佐莫尔即使是在受到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后也坚决拒绝向他的审问者泄露情报。

　　 然而，一位名叫恩斯特·迈的特种任务中士依靠自身的悟性成功地破解了秘密情报局的密码系统。迈并没有受过破译密码的训练，这使他取得的成就愈发惹人注目。他不仅破译了这些情报，而且发现了每位秘密无线电收发员的保密检查手段。如果没有这一保密检查，在实际操作中将难以发现假冒情况，而德方利用这一途径可策反情报传送者。

　　 几个月之后，又一个地下抵抗组织被V－人员渗透，而后在1942年2月13日又有两名秘密情报局间谍特尔·拉克和威廉姆·范德雷登(一名前荷兰皇家海军无线电收发员)被德国人俘虏，同时还俘获了又一套密码。被俘后的范德雷登在愤怒和混乱状态中，向温和而又富有同情心的迈提供了大量情报，从而使迈大大增加了对英国密码的了解。对英国而言灾难性地是，迈还知道了秘密情报局和SOE间谍为防止假冒而使用的保密检察和测试问题，这便为德方实施大规模的欺骗行动铺好了台阶。

　　 在另一个名叫乔治·里德霍夫的V－人员的帮助下，德国人又包围了一个SOE小组。一个受过训练的名叫蒂斯·塔科尼斯的破坏者和他的无线电收发员胡波尔特斯·洛沃尔斯在1941年11月6日到7日的晚上潜入荷兰。尽管他们伪造的身份证有些令人奇怪的、不合常规的地方，他们仍然成功地留下来开始工作，洛沃尔斯在黑格，塔科尼斯在阿纳姆。里德霍夫以公路货物承运人的伪装身份和塔科尼斯交朋友，帮他将物品供应从他的秘密藏匿点运输出去。里德霍夫还为这个间谍提供完全错误的情报，让他传送到伦敦。

　　 里德霍夫逐渐从塔科尼斯无意间泄露的零碎信息中得到了SOE情报网络的明确而关键的细节。而后，在1942年3月6日，正当洛沃尔斯准备给伦敦发送情报时被捕，几天之后，塔科尼斯也被逮捕。这两个人都被告知，如果他们愿意和“英格兰演说”行动(这是一个利用洛沃尔斯被俘获的无线电设备向英国发送假情报的行动)合作就可保住性命。塔科尼斯在饱受酷刑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合作，最后于1944年初冬在毛特豪森被害。

　　 一开始洛沃尔斯也是拒绝的，但当事实证明德国人早已破译了他的密码时，他同意合作，但他坚信伦敦方面能够从缺乏一些关键的保密检查中发现他是被迫发送的。但可悲哀的是英国人并未发现这一点，而且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根据洛沃尔斯的情报而采取行动，尽管这些情报总是缺少检查，而且总有网状信号和其他意在警告接收者的复杂程序。

　　 不光采地是，在一次战后调查中，SOE将它的惨败归咎于程序，它宣称，当初想当然地认为其间谍是在正常情况下传送情报，从而忘记了所受的训练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有一次洛沃尔斯成功地在标准传送情报时插入“被抓被抓被抓”明语示警，却没有任何作用。在布莱奇利的接听者仅仅选择了将其不愿听到的剔除。几周之后洛沃尔斯省略保密检察的事便不再向伦敦的SOE总部报告。

　　 重要的不是洛沃尔斯所传送过去的德国人精心设计的假信息，而是洛沃尔斯所接收到的。就在洛沃尔斯发送假信息后几天，伦敦方面告诉他，一个名叫阿诺德·巴森的中尉间谍将于3月27日晚上乘降落伞在阿森以北的一个空降点着陆。巴森是个专业摄影师，他那天夜晚如期着陆，随身携带了几箱的爆破器材和武器。许多冒充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的V－人员早等候他的到来。巴森被逮捕并被移交给德国反间谍机关。暴怒的巴森滔滔不绝地向他们提供情报，又大大增加厂德国对SOE密码和人员的了解。

　　 德国人命令洛沃尔斯通知SOE巴森已经安全着陆，尔后又有更多的间谍前来。皮特·杭伯格在1941年秋抵达，尔后伦纳德，安德林加于t942年3月10日抵达。3月29日亨德里希·约尔当和杰勒德·拉斯乘降落伞抵达。一周后亨德里希·塞斯和贝伦德·克洛斯到达。又过两周后亨德里希·范·哈斯中尉乘船抵达。

　　 6月23日SOE间谍约翰内斯·比扎尔和扬·范赖特斯科唐在靠近阿森的野外着陆，立即就被德国反间谍机关逮捕，至此，德国反间谍机关甚至都不想再掩盖自己的行动。与此同时，V－人员消灭了许多地下抵抗组织。到1942年底，德国方面已经控制了6名“策反”间谍，连同无线电收发员和保密检察。

　　 尽管洛沃尔斯发狂般地警告伦敦方面，却无济于事，SOE认为它有不少于10名间谍在荷兰安全地层开工作。伦敦方面几乎每天都发来指示，一位名叫杰勒德·赫默特的被俘间谍带来了炸毁德国海军在科特韦克的军事设施的指令。伦敦方面发给间谍们的摧毁其他军事设施的无线电指令使德国方面指示加强这些地方的防守。逐渐地，这些指示使德国情报部门了解到盟国在荷兰的企图，并因此能够挫败这些企图。

　　 德国反间谍机关痛切地意识到在荷兰还有一些自由间谍。然而，英国制定的“需要才知道”的政策阻止间谍们无论是在受训时还是在实地工作中相互联系，因此，如此众多的间谍的消失并没有引起怀疑。

　　 有一次，反间谍机关面临窘境：SOE要求得到关于一名不在德国人控制之下的间谍的进展情况。吉斯克斯没有推诿或忽视这个要求，而是选择了缓步回答。他首先小心翼翼地向伦敦方面要求得到更多有关的信息，尔后从SOE的被捕间谍中寻找与该间谍有过联系的，通过这个途径吉斯克斯得以编造出一个可信的剧本。

　　 在整个“英格兰演说”行动中共有51名SOE间谍被俘获，有9名来自军情六局，在这个团体中惟一的女间谍比阿特丽克斯·特尔温特则是来自军情九局。她逃过了拉芬斯堡和毛特豪森两次劫难，但几乎她所有的男同伴都被击毙了。洛沃尔斯本人被赦免，有5个间谍从蒂尔堡东北的哈伦集中营逃跑。这5个人中的杜兰中士和乌宾克中尉(他们的代号分别是“卷心莱”和“细香葱”)最终逃到了瑞士，和军情六局设在伯尔尼的分站头子取得了联系。

　　 当军情六局向在荷兰的间谍发送了一个令德国人诅咒的信息，警告说SOE已经不安全了并命令他们切断和敌方单位间谍的所有联系时，德国人最终意识到这个游戏已经不能再玩了。德国人截获了这个信息，便开始停止那个网络的运转。

　　 当杜兰和乌宾克最终抵达英国时，他们被逮捕并被投入布里克斯顿监狱。在他们从瑞士一路艰苦逃亡的过程中，德国反间谍机关利用被俘获的SOE无线电发送机宣布他们是盖世太保间谍。这是德国此次策反行动的最后一击。几个月之后，这两个人被释放并最终被荷兰当局授予勋章。

　　 当德国人意识到“英格兰演讲”该结束了，他们便向SOE荷兰分部的头子发了一份得意洋洋的信息：

　　“致布伦特·宾哈姆及其后继者阁下：

　　您总是企图在没有我们的帮助下在荷兰做事。我们作为您忠实的间谍认为，这对我们之间长期成功的合作很不公平。但是无论您何时到欧洲大陆造访，我们向您保证，您会得到和您从前所派来的间谍一样的待遇。”

　　 英国方面对此信息的反应无人知道，而且也是不宜付印的。毫无疑问，“英格兰演讲”是二战中最大的一次欺骗行动，也是间谍活动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如果当初SOE坚持它的行动规则，相信像洛沃尔斯这样有经验的间谍不会简单地在信息传送中犯那么多连续的错误，就不会有悲剧发生了。

　　 战争结束后，吉斯克斯被拘留，接受调查并被荷兰和盟国检察官审问。人们认为他的行为没什么不光彩，完全是在日内瓦条约的范围之内，于是他被无罪释放。

 

欺骗体系

　　 认为盟国在策反间谍和实施欺骗方面没有大获成功是个严重的错误。“欺骗体系”是最早和最持久的英国谍报胜事之一。被逮捕的德国间谍被秘密地关押在里士满公园的一个中心里，有的被策反，有的由英国无线电收发员取代。该体系由牛津大学学者约翰·马斯特曼爵士，他是“20(XX)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

　　 马斯特曼于1940年3月到英国情报部队服役，大致由于他能讲流利的德语，便被委任为战争办公室霍华德调查组的秘书，调查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的匆忙撤退。后来他又被调到保密局的反间谍部门。该部门一开始设在布莱尼姆宫，后来转移到不是那么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皇家监狱“苦艾丛林”。

　　 1940年12月，马斯特曼奉命执行盘问达斯科·波波夫底细的任务。波波夫是个南斯拉夫人，他在1940年被德国反间谍机关征募，但后来为设在贝尔格莱德英国情报部门服务。1940年11月，波波夫被德国反间谍机关派往葡萄牙，但在一个月后他成功地秘密飞到英国，受到军情六局，并通过马斯特曼受到军情五局的接见，并被征募为工作人员，代号分别为“三轮脚踏车”和“童子军”。正是此次成功的会面导致了成立“20委员会”，这是一个指导伦敦方面实施双面间谍欺骗行动的部门间的机构。

　　 值得一提地是，一次涉及波波夫的关键情况证实，“盟国”的假情报具有双刃剑的作用。这位南斯拉夫人返回里斯本后就开始为英国提供具有珍贵价值的情报。然而，有一次他提供的一个关键信息却没被处理好。他通过德国渠道得知了日本计划偷袭珍珠港的详细情报。令人费解地是，英国并没有将此情报通知白宫(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的对外情报部门)，而是留给了自己处理，军情五局的盖伊·利德尔(当时是一名苏联间谍)通知了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埃德加·胡佛并安排了他和波波夫的会面。由于事先被利德尔告知波波夫是一名双面间谍(事实上他不是)，再加上被波波夫的代号“三轮脚踏车”(胡佛完全错误地认为这个词有性的含义)，胡佛当时就不喜欢这个南斯拉夫人并对这个精确的情报置之不理。

　　 在1941年1月和马斯特曼在战争结束重返学术界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他主持了总共226个每周一次的欺骗委员会的会议。他后来写下了一份完整的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却被战后军情五局的局长罗杰·霍利斯爵士进行了删改。尽管整个故事不能公布，但已有了足够的情报可以使英国方面有效地控制德国的情报源并对其提供假情报。

　　 英国的第一名战时双面间谍(代号是“雪”)是由军情六局在1936年征募使用的。当时无人注意到他和德国情报部门的联系，直到几个月之后他给汉堡的一个知名的转递地址寄信被截获后，军情六局对他就此事进行仔细盘问，他和德国反间谍机关的交易才为人所知。英国方面允许他可以继续在不对英国造成什么妨碍的情况下和德国反间谍机关保持联系，而作为回报，随着战争阴影的逼近，他向英国提供大量有用的情报。

　　 1939年9月，一个拘押命令将“雪”移到了旺兹沃思监狱，在那里他立即同意利用德国反间谍机关在前一年1月提供给他的无线电设备向德国方面发送消息。随着“雪”发自旺兹沃思监狱的第一个情报，欺骗体系正式成功启动。“雪”很快得到了诸多的命令并要求得到更多的情报。德国情报部门尤其希望渗入威尔士民族主义党，它非常错误地认为该党正计划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英国同意让“雪”到荷兰去会见他毫不起疑的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操作者”，讨论用船运输武器和爆破器材去南威尔士以支持其暴动。他被此人告知该机关在美国的间谍的详细情况，并被安排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

　　 “雪”在马斯特曼的控制下工作了18个月，在此期间由于他的帮助英国方面得以发现另外3名德国间谍。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众多关于德国反间谍机关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方法的信息。他还帮助破坏德国酝酿中的阴谋计划，并为布莱奇利的密码破译者提供了德国密码和无线电程序。

　　 此后德国又多次企图派遣间谍渗入英国，但都失败了，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为间谍提供的指示和技术支持水平太低。在战争的早期阶段，绝大多数的间谍仅仅被提供了200英镑，只够他们自己支持一到两个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入侵不列颠。他们的被服、身份证件和此类的东西不够精细，总是显露出临时凑成或匆忙而就的痕迹。

　　 事实上，由于这些间谍们的身份证件是由英国人控制的“雪”组织提供的，故意留下一些漏洞，使这些间谍的处境很不容易。但这使得英方的情报人员很容易获得新来人的资料。

　　 所有被俘虏的间谍都受到“20委员会”的注意。那些几乎一到达就被俘，因而没有机会和德国方面联系的间谍，他们的被俘并没有被大众注意到，这些间谍便被策反，同意为马斯特曼工作。而那些不符合上述任何一项条件的则被移交给有关当局进行审讯并都被判刑。

　　 这些政策受到了保安部门的反对，他们认为一个活着的间谍即使对欺骗计划无用，也可以是必要的、有益的情报来源。然而，处死一批间谍是必须的，既可以让公众满意国家的安全正得以维护，又可以让德国相信那些未被逮捕的间谍还在正常工作而不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根据军情五局的记录，欺骗体系涉及的大约120名间谍中有39名(他们的代号都是类似“默特”、“杰夫”、“唇膏”、“薄荷”等等这样一些可笑的名宇 [ 注：默特和杰夫是美国动画片中一高一矮的一对愚蠢的主角。 ] )是在英国境内被抓并为其所控制。随着战争的进展，反馈给德国的假情报逐渐从以军队部署、工厂产出和地方性防御为主转为兵器集结和入侵可能选择的登陆地点。发送假情报是“刚强”行动的关键一部分，使德国情报部门关于盟军为登陆所做的准备得出的认识完全错误。

　　 事实证明，欺骗体系在北非和中东非常成功。该体系作为中东保密情报部的一部分，不仅成功地使土耳其保持中立而且迫使德国将其精锐部队驻留在巴尔干地区。中东保密情报部使德国情报部门相信英国在北非又增加了几个师，准备从地中海上发起进攻。事实上这几个师仅包括一些工作努力的无线电收发员，他们在中东较难到达的地方相互发送常规的无线电信息。在接到德国情报部门要求调查日益增多的通讯业务时，在中东保密情报部控制下的“策反”间谍便在发送区域内向它报告了完全虚构的军队集结。该地区的德国最高司令部完全不知道中东保密情报部的行动，从而被盟军将越过巴尔干实施入侵的观点扰得心神不安。

　　 当被俘的间谍不能向德国提供足够的假情报时，中东保密情报部又发明了假间谍。一个名叫“欢庆”的女色情间谍事实上被监禁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监狱里，但为了误导德国人，被说成在贝鲁特工作。她给德国方而发送的报告中提及一整串轻率的、完全虚构的情人，其中包括成分混杂的盟军军官和一个技术员，该技术员为盟军占领土耳其机场而进行秘密准备工作。

　　 并不是所有参与这场欺骗的间谍都是被“策反”或虚构的。埃米·伊丽莎白·布劳斯能力超群，非常具有女人味。她擅长于欺骗和恭维男人，是现代史上最成功的色情间谍之一。她生于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20岁时嫁给不苟言笑而又有些傲慢的阿瑟·帕克，他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商务秘书。这对夫妻年龄差距很大，性格也大不相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的婚姻很不和睦。但尽管如此，埃米还是陪伴着她的丈夫随着他工作的调动到了智利、西班牙，并最终到了波兰。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埃米帮助许多佛朗哥的支持者逃跑，1939年她开始效力于军情六局。在波兰期间她得到了外交大臣的年轻助手贝克上校的信任。从他那里她得到了相当多的情报，正是有了其中一些情报的帮助，英国才能得到一个头等机密的德国密码机。

　　 当二战爆发时，她被调派到纽约，在那里威廉·斯蒂芬森给了她一个“辛西娅”的代号。斯蒂芬森生于加拿大，是英国驻美国的情报部门头目。辛西娅在华盛顿舒服地住下来，并很快被外交界的社交圈子所接受。在军情六局的受命下她和从前的一个旧情人，阿尔韦托·莱斯海军上将重修旧好。莱斯是意大利驻美国使馆的海军武官。从他那里套出来的几份详细的密码在后来的地中海战争中被证明极有价值。在榨干这个意大利人的有用价值之后，辛西娅将他一脚踹开，她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他是间谍，以他不受欢迎为理由将他驱逐出境。

　　 尔后她将目标锁定查尔斯·布劳斯上尉，他是法国维希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的一名军官。辛西娅受命从他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维希政府和美国之间的联络的细节，最好是得到法国密码的副本。她对这个年轻人而言是如此的不可抵挡，辛西娅很快就发现根本没必要对他耍花招。他自愿告诉她马提尼岛上的一个秘密藏金库的细节并帮助她混入大使馆。他甚至安排她住到他和其第三个妻子所住的旅馆。

　　 后来，辛西娅被派往伦敦，依附于一个设在多塞特广场的SOE办公室。她自愿要求作为一名暗杀者实施野战勤务但未被批准。1945年她的丈夫自杀，而布劳斯也与妻子离婚。这对情人随后结了婚，定居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堡直至辛西娅于1963年去世。她从来没有表露过对她的早期生活有一丁点后悔。她认为她的幽会，无论是真心的还是故意安排的都是必须的。事实上，她非常地自豪，因为通过她的色情活动所得到的情报拯救了许多盟军战士的性命。

　　 可以说，如果没有设在瑞士的“露西”间谍网，苏联可能早就输掉了东线的作战。“露西”是该网络的头目鲁道夫·勒斯勒尔，一位反对纳粹的出版商的代号。他是巴伐利亚人，在希特勒上台后乘飞机逃亡到日内瓦。勒斯勒尔受雇于瑞士军事情报部门的布里格迪尔·马森，在“哈”办公室担当一叫名分析员。该办公室表面上是个剪报部门，实际上是个秘密的瑞士情报部门。

　　 勒斯勒尔受命对有关德国将进攻瑞士的情报进行评估。当时他开始给苏联人发送情报，因为那些情报非常有价值，苏联人每月都付给他很大一笔酬金。在一个名叫亚力山大·富特的英国人和一个名叫山多尔·拉多(是当时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设在瑞士的分点的负责人)的匈牙利人的帮助下，勒斯勒尔坚持在两年的时间里每天都提供给苏联人高精确度的情报，涉及对纳粹的评定和军队调动(详细到师的级别)。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勒斯勒尔是怎样得到这些高级情报，据称，他从德国司令部的10位反纳粹的巴伐利亚高级军官那里得到许多信息。然而，马森和军情六局有联系，因此更可能的是由英国人通过截取德国无线电通讯而为他提供情报。丘吉尔乐意在东线的战事中为斯大林提供任何援助，但并不想让他知道英国拥有密码机可以很容易地破译德国密码。他觉得斯大林不会相信由军情六局直接传过去的任何信息，他并没有意识到在英国情报部门中存在着剑桥间谍。直到后来他才发现斯大林已经俘获了几部密码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固定地接收到直接传自伯吉斯、费尔比和麦克莱思的情报。

　　 “露西”间谍网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43年末，在此期间瑞士当局对“红三”情报站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当事态变得很明了，希特勒要战败，已经不再有德国入侵瑞士的危险时，瑞士又恢复到了其传统的中立立场。“露西”被关闭，其中的3名间谍在被驱逐出境之前被判以短期监禁。

　　 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前两年的时间里罗斯福总统提供了秘密支援以反对纳粹德国。为了这样做，他不仅要欺骗国会，还要欺骗他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因为他们很多人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是鲜明的孤立主义者。

　　 在这个方面罗斯福得到了威廉·斯蒂芬森这个能力杰出的加拿大人的协助。斯蒂芬森生于1896年，在一战中加入皇家飞行大队，在作战中表现杰出，后来他的飞机被击中，他又设法逃回盟军战线，随同带回的还有他掌握的关于德国经济状况的详细情报。

　　 战后，斯蒂芬森成了广播界，尤其是在图片传递方面的先驱人物。他的商业活动迅速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拥有大量生产塑料和钢铁的大公司。当发现整个德国生产的钢铁都被用在武器制造方面时，他警惕起来，然而当时英国没人觉得这一点有多重要。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丘吉尔。他鼓励斯蒂芬森进行更深的探询。这两个人成了知己，丘吉尔邀请斯蒂芬森做他的私人顾问。

　　 就在丘吉尔于1940年6月成为首相后不久，他交给斯蒂芬森一项任务，让他在英国和美国间谍中间建立一种私人间的朋友关系。斯蒂芬森以一名护照管理军官的身份(这在当时是军情六局已经用滥了的伪装手段)被派往华盛顿，秘密肩负着招募间谍以实施舆论宣传和征集情报的双重使命。

　　 需要与美国情报部门进行的任何合作都必须保密，即使对国务院也要保密。鉴于美国国务院对英国的态度如此敌意，斯蒂芬森怀疑是亲纳粹分子挑起的。尤其可怕的是，罗斯福并不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存在和他们要和德国达成一项和平协定的企图。

　　 1949年5月20日，伦敦的特别兵种采取了一项从无前例的举动：冲入泰勒·盖特伍德·肯特，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密码职员的公寓，搜获了1500份通过无线电传送的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头等机密文件的抄本，其中包括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很私人的信件。审讯时，肯特承认这些信息已经被传送到柏林，他宣称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挫败美国总统和丘吉尔“企图将美国拖上战车的阴谋”。

　　 随后，在完全没有正式指令的情况下，一名英国间谍孤身一人前去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先生的家中破门盗窃。这本来可能是场灾难，事实上却是一次成功的行动，因为他发现德国要在美国水域阴谋破坏英国航运的计划正被美国国务院保密而未公开。这名间谍后来被迫逃往加拿大，但当美国参战后便被允许返回美国。

　　 斯蒂芬森的行动在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埃德加·胡佛所提供的心照不宣的支持后容易了一些。斯蒂芬森知道胡佛不会容忍对联邦调查局所处理的事情(他认为那是他的管辖范围)的任何干涉，因此斯蒂芬森总是小小心翼翼地从不将他的行动与美国的国内安全相冲突。

　　 很令人怀疑的是，当时是否还有斯蒂芬森这样的英国间谍能够如此巧妙地处理与胡佛的关系。后来也有其他人进行了尝试，但都遭到了惨败，尤其是在面临胡佛对共产主义抱有成见并以残酷手段打击这种感觉上的威胁时。

　　 斯蒂芬森和胡佛迅速建立起一种工作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有时蒙上阴影。胡佛给予斯蒂芬森“英国安全协调”部门负责人的头衔，而斯蒂芬森则更喜欢他的代号“无畏”，在他后来退休，住在百慕大时还用这个代号作电报地址。他与电影界的交往使他得以从这个圈子单招募许多人做间谍。亚历山大和佐尔坦·科达在加拿大建立了一个X营地，在那里训练间谍，并雇用好莱坞化妆专家给间谍们进行伪装。

　　 有许多名人为“无畏”工作，其中有莱斯利·霍华德，他在1941年执行一次秘密使命时，他乘坐的飞机在比斯开湾上空被击落，不幸死亡。

　　 1942年中，一项来自英国海军情报部的紧急要求令斯蒂芬森陷入窘境。伦敦要求立即破坏欧洲大陆和南美之间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正日益变得亲纳粹。斯蒂芬森在他的行动不会损害“英国安全协调”部门与华盛顿并不牢固的关系的前提下被授予全权。美国一直把南美纳入它经济和政治的绝对范围之内，英国任何干涉该地区的企图都不会令美国人高兴。

　　 斯蒂芬森决定实施一个旨在吓唬巴西政府，令其被迫保持中立状态的欺骗计划。一封来自意大利国家航空公司总裁奥雷利奥·廖塔将军办公室的信件被窃并被秘密送到“英国安全协调”部在加拿大的办公室。他们批量生产了与此信完全相同的信笺和信封，又伪造了信件的抬头。最后又制造了一台与打出被盗信件的意大利打字机(该机器有些缺陷)非常相似的打字机。

　　 9月，一封伪造的信件做好了，假设是由廖塔将军写给该航空公司在巴西的分公司经理维琴佐·科波拉司令。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的来信和附上的报告c我立即和我们的朋友讨论了你的报告。他们当着我的面将你的报告和他们早已从他处得到的确切情报相比较。两份报告几乎完全吻合……这让我很自豪……毫无疑问，那个‘矮胖男子’已经落入美国人的掌握之中，只有‘绿色绅士’的暴力行动才可拯救这个国家。我知道这项行动已经由我们尊敬的柏林的合作者们进行安排了……”

　　 这封信的微缩照片被偷偷地送至里约热内卢，放大后的照片被小心地泄露给巴西政府。他们几乎立即就将这件伪造品看作是纳粹企图让热图利奥·瓦尔加斯总统，那个“矮胖男子”下台而制造的阴谋的一部分。“绿色绅上”是指一群公开反对瓦尔加斯总统政权的有名的整体论者。

　　 作为最后的侮辱，这封信是这样结束的：“就像你所说的，巴西可能是猴子国家，但谁能牵得动绳子，这群猴子就能为谁舞蹈。”

　　 极端愤怒的巴西总统终止了意大利国家航空公司的着陆权并命令逮捕科波拉(他是在携带着100万美元意大利国家航空公司的资金去阿根廷的路上被捕的)。被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激怒的瓦尔加斯总统转到了美国的保护伞下。后来他自愿为新的保护者提供基地和港口以在非洲实施行动。

　　 这份伪造品制作得如此之好，以至于联邦调查局后来出于善意地宣称这是他们的功劳。这封伪造信的一个副本通过一个联邦调查局的间谍送到了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使馆人员把它当成真的。靳蒂芬森的做法没有引起胡佛的警觉。相反，他命令毁掉这份伪造品的原件并将他们所用的那台仿造的打字机拆开，沉到一个湖里。

 

从不存在的人

　　 在偶然情况下捏造一个人来增加欺骗的可信度是可行的。很少有间谍在重压下还能保持完全客观地分析情况。实践经验证明，一个情报不论它来自任何渠道，只要它有助于将假定变为可能，就很容易被接受。

　　 阿尔弗雷德·瓦林，“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间谍”的故事非常有趣。1939年10月，德国U－47潜艇的驾驶员，冈瑟·普里恩上尉潜入斯卡珀湾，击沉了英国战舰“保王栎枝”号，导致舰上人员的大量死亡，并使航母护卫舰“珀加索斯”号受创。当时人们认为普里恩这位杰出的海员，后来成为王牌潜艇驾驶员，是独立完成这项功劳的。

　　 后来在1942年，费城“星期六晚邮报”的柯特·赖斯出版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他在那本书中暗示，上文所述的整个行动是由一名间谍策划的。他宣称阿尔弗雷德·瓦林上尉是一名一战时期的老兵，他曾经亲眼目睹德意志帝国大舰队在斯卡珀湾被打得仓皇撤退，因而发誓要报复。他后来去了瑞士，并在那里以阿尔弗雷德·厄特尔的名字申请了一个护照。1927年他到了英国并取得了英国国籍。他在奥克尼群岛靠近珀卡斯湾的柯克沃尔开了一家铺子当钟表修理匠。战争爆发后他和德国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们斯卡珀湾的东部入口没有足够的反潜艇防御。当普里恩被派往执行这个任务时，瓦林利用汽车的前灯来引导U－47潜艇就位。

　　 德国情报部的头子瓦尔特·舍伦贝格将该故事加以利用并将其扩展。但这两个故事全都是骗人的，没一点真实性。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的记录中都没有瓦林上尉的任何一点线索，也没有一个姓厄特尔的钟表修理匠。普里恩后来死于战争，不能再去盘问他。然而，他的航行日志中根本没有提到过岸上的间谍，相反他暗示他是悄悄摸入斯卡珀湾的。他的确看到一辆汽车前灯的闪烁，但他认为那是汽车司机注意到潜艇的了望塔在水中留下的痕迹所致。

　　 瓦林的故事是由德国宣传者在美国精心散布的完全虚构的情节。这个故事编造得如此专业化，以致于多年后中央情报局的阿兰·杜勒斯还将阿尔弗雷德·瓦林的故事收入他的演讲集以纪念这位长眠者。

　　 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马丁少校可能是间谍史上最有名的虚构人物。他是由海军情报部的蒙塔古少校(来自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构想出来的。

　　 在制定“火炬行动”(入侵法属北非的行动)的计划期间，盟国方面希望做到的不仅仅是掩饰他们的企图，还要欺骗敌人他们进攻的真实目标。考虑到盟军在直布罗陀海峡战舰的逐渐集结很难避免被西班牙的纳粹间谍发现，从而令德国人认为盟军很快要发起进攻。但同时要让德军相信盟军的攻打目标在其他的地方，最理想的是让他们认为目标是东地中海。

　　 通过西班牙的纳粹同情者们向德国人泄漏假情报的计划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一架飞机失事，有一具尸体被冲到西班牙岸边，于是尸体上携带的一些表示毫不妥协的文件就落到了德国人手上。最终的决定就是，利用西班牙海岸上的死尸口袋中盟军将进攻希腊的假计划来达成欺骗的目的。

　　 因此，计划的第一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非常秘密地得到一具合适的尸体。蒙塔古求助于他的朋友威廉·本特利·珀切斯爵士，圣潘克勒斯的一位非常慎重的验尸官，向他解释自己有些令人恐怖的需求。这具尸体必须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子的，如果对他进行验尸，则死因必须与空难有关。

　　 到了1943年1月底珀切斯终于找到了一具合适的尸体，并将它放在冰上保存。这是一名年龄、身高和重量都符合要求的男子，死于长期的病痛。死者的父亲被征询意见，他带着可理解的体谅允许了他们的请求，只是希望他的儿子最后能有一个基督教的葬礼。

　　 死者现在葬在西班牙。尽管有一些研究学者付出了很多努力，却依然无人知道死者的真实身份。直到今天，这仍是一个保守森严的秘密。

　　 这位假定的军官被给予马丁少校的名字，是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军官，由皇家海军管辖。对他进行化妆，使他看起来经受过一次合情合理的夜晚空难。死者身着战斗服，因为没有哪个兵种的服饰令他穿着非常合适。厚厚的内衣是募自牛津大学新学院去世的院长的行头。在将靴子套上冰冻的肢体时遇上了麻烦。最后决定将死者的脚放在电热炉上解冻，靴子一套上立即又将之冰冻。

　　 利用许多来信和其他私人文件来充实马丁少校这个人。这包括一份银行声明，显示他透支了7英镑19先令2便士，两张去剧院的票根，一份宣布马丁少校订婚的剪报，来自他未婚妻的一封信和她的一张照片。信的署名是“爱你的帕姆”。这个女孩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她对死者的过往一无所知。事实上她是战争办公室的一名信得过的雇员。她只是受命(没有人告诉她为什么)给她未来的丈夫写一封信。

　　 马丁后来成为联合行动指挥官的一名参谋军官。他携带了蒙巴顿海军上将给地中海战区海军总司令坎宁安上将的一封私人信件，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进行这次旅途。他身上还携带了给亚历山大将军的一封非正式信件，其中暗示正计划在地中海实施两次行动。这封信显示参谋长委员会的意图，暗示希腊将是首选的入侵目标，虽然他们并不认为西西里是次要目标。

　　 为了确保即使发现尸体的人们不去搜罗马丁的口袋也能发现这些信件，他身上还携带了蒙巴顿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信，其中暗示将出一本联合行动的小册子，而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写前言。这就要求他需要携带一个政府公文包，里面还装了一些其他的信件。

　　 在仔细研究过加的斯海湾的潮汐和暖流之后，尸体在靠近韦尔瓦镇的地方被放入海水中，将公文包用链子拴在他的腰上。该镇的德国领事以工作非常有效率而著称。

　　 尸体被非常秘密地放在一个特制的容器里，里面塞满干冰来推迟尸体的腐烂。而后尸体被运往素以中转站闻明的克莱德。尔后尸体被移到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撒拉弗”号潜艇上。该潜艇于4月19日启航。

　　 4月30日马丁少校连同一个颠覆了的橡皮救生艇被放入海中。当尸体漂到海滩时，亲德的西班牙当局先让一名德国间谍靠近它，故意拖延了几天才正式宣布这个发现。在此期间，那名间谍打开了公文包里的文件，将其拍照，而后又将公文包关上。西班牙当局后来将该公文包交给了英国大使馆。“马丁少校”被给予军葬。与此同时，伦敦向北非发出急电查询马丁少校的踪影和他身上携带的头等机密文件，还详细说明了他所乘坐的那架飞机的情况。

　　 德国最高司令部和反间谍机关都被这个骗局完全蒙蔽了。他们确信了马丁少校的身份(这再很大程度上多亏了那两张戏票的存根)，对他携带的信件内容信以为真。希特勒本人希望盟军进攻伯罗奔尼撒人。他相信丘吉尔作为一战时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恶毒唆使者，还是希望回到相同的地方再次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于是德国方面就加强了希腊的防御，在地中海西部进行的防御工事工程就暂停了。

　　 德国人如此确信他们已经掌握了盟军的真实意图，以致于当美国海军部长弗兰克·福克斯因为疏忽不慎泄漏了他们的真实计划时，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仅将此当作虚张声势。

　　 秘密战争当然应确保头等机密。在整个战争中，那些工作中表露出极端个人主义的或参与这场战略欺骗的潜伏间谍都受到了固定的监视，以确保他们那一直敏锐的大脑不会造成过激的后果。

　　 而那些可能会饮酒过度或说话过于随便的人，为了避免冒泄密危险，则被调往那些遥远的、不重要的地方的工作岗位。较为典型的便是设在遥远的苏格兰农村——因弗莱尔的众多工厂。(据说这便是后来电视系列剧“囚犯”的原本)

第五章　伪装，一个强有力的苏联概念

　　战争考验民族。正如木乃伊一旦暴露于空气中就会碎成粉末一样，战争也给那些变得僵化的社会机构宣判了死刑。(卡尔·马克思，1855)

　　伪装，也即欺骗的艺术，构成了苏联军事实践的基石，而且仍然是俄罗斯战略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在西方没有对等词。事实上，伪装这个词本身也不好翻译。它包含了隐蔽的艺术、伪装物和诱饵的使用、假情报、甚至复杂佯动的实施。确实，任何能迷惑从而削弱敌人的东西都有可能被采用。

　　 伪装，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解释，是指用暗地掩护军事行动及部队的日常活动的方式和在部队的存在及位置、军事设施及位置、战备等级、活动以及指挥层的计划等方面迷惑敌军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战术。

　　 虽然沙皇们和布尔什维克们都认识到伪装的潜力，二者都没有把它发挥到极致。列宁时的秘密特工组织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在20年代采用了“假情报”这个名词，但随后就被斯大林废除了，因为他极不相信这个概念。

　　 20年代末期，乌克兰军区被允许组建一支特殊游击部队，它的任务是在遭受侵略时炸毁境内沿波兰和罗马尼亚边境的重要设施。这支特遣部队负责改进爆破技术、修建贮存炸药的地洞和训练特殊分队来执行秘密的爆炸任务。这些分队的首要目标是苏联铁路系统的重要站点和全部车辆，目的是使这个系统不为侵略军所用。

　　 这样的摧毁小组共有60多个，平均力量为23人一组(包括一些女性)。每个爆破专家同时又是一名伞兵、无线电报务员和伪装专家。1932年冬天，几支分队开进列宁格勒军区进行一次演习，以此来验证他们在敌后活动中的技能。他们的任务是侵占总部和破坏交通设施。这次行动是一个彻底的胜利，分队的位置被发现时他们已在绵延达10公里的路轨下面埋设了10个地雷(被发现的原因是：一个地雷未来得及拆除，在一列接送上下班的火车轮下爆炸了)。

　　 虽然一开始仅是一个工程方面的尝试，这个计划与格鲁乌培养特殊游击骨干的计划密切相关。这些骨干是针对受到侵略时如何在敌后进行活动而训练的。然而，由于受到侵略的威胁日益减小，这些游击队逐步并入了红军，计划随之被取消。许多与之有关的人在30年代后期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杀，这有可能是因为他担心这个计划对自己政权的稳定构成威胁。

 

伟大的卫国战争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伪装仅被军方有限地采用。在1942年援救莫斯科的反进攻战以及后来对进攻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进行的包围战中采用了伪装。它的大规模使用在某些方面仅限于后面所述的满洲里战役。

　　 但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几乎立即组成了一支由2万男女组成的特别分遣队，其中包括2000名外国人和140名前情报与安全军官。这140名军官在战前的清冼中被逮捕，现已被许可释放。(许多人在鸟尽弓藏之后又被重新逮捕)，1941年10月，这支部队得以扩张并被重新并入直接向贝利亚负责的人民内务委员部独立第二部。1942年2月成为专门分管特殊任务与游击战争的独立第四部。因此，它负责针对德国的大多数重要的情报活动，包括在占领区经营地下组织和在己方领域进行欺骗计划以及散布假情报。

　　 在战争中，这支部队有212支分遣队，共7316人渗透到敌人防线以内。它训练了1000多名军人和3500名非现役技术人员与破坏者，导致了87名德国高级官员的死亡，并清洗了2045名为德方服务的苏联内奸。它的23名军官(包括一些前囚犯)被授予“苏联英雄”的最高荣誉，另有8000多名成员得到了低级一些的奖章。

　　 战争中最成功的欺骗行动之一就是“修道院”行动，这是人民内务委员部在1941年7月与格鲁乌协同进行的。“修道院”行动一开始只是旨在对苏联境内的德国反间谍机关情报网进行渗透的一个反情报行动，但迅速扩展了。在斯大林20年代和30年代大清洗中幸存的一些前沙皇情报组织成员，被人民内务委员部重新招募组成一个假的亲德组织，以期成为德国反间谍机关的目标。

　　 掌握该组织控制权的是亚历山德尔·杰米亚诺夫，一个久经沙场的人民内务委员部间谍。他具有一个无懈可击的白俄罗斯背景，他的祖父是“库班河哥萨克”的奠基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帝国军官，在1915年的对德战争中阵亡。他的叔父是曾是北高加索的白军情报首领，被契卡人员俘虏之后，在押往莫斯科接受讯问的途中死于斑疹伤寒。杰米亚诺夫的母亲是一个社交名流，曾几次接到迁往法国的邀请，但她都拒绝了，最终还是回到了列宁格勒。杰米亚诺夫的背景使他未能接受正规教育，而且还导致了他1929年的被捕，他被虚假指控为非法拥有武器和进行反苏宣传。

　　 奇怪的是，杰米亚诺夫并没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却被人民内务委员部招募了。由于对暴力和政治阴谋感到厌倦，他同意致力于使返回苏联的白种移民中立的工作。后来他来到了莫斯科，并在这里有莫斯科“好莱坞”之称的中心影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智慧和随和的性格使他在演员、导演和作家当中拥有许多朋友并引起子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注意。

　　 在战争前夕，当德国反间谍机关第一次接触杰米亚诺夫时，他已在人民内务委员部中拥有了十年的反情报作战经验。在得到了德国的信任之后，杰米亚诺夫设法使德方知悉他领导了一个亲德的地下组织，这个组织愿意为德国提供情报，条件是在苏联被征服之后，德国提供在其领导的政府里的职位。

　　 这个欺骗行动起初只作为一种揭露俄方和纳粹勾结的一种方式，但迅速扩展为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与德国反间谍机关之间的远甚于此的致命的对抗。1941年12月，杰米亚诺夫化装为一名红军的叛逃者通过滑雪越过了前线。在此途中，他滑过一个刚布的雷场，对危险全然不知。他所投降的德国反间谍机关不信任他，并因他是一名叛逃者而对他充满了鄙视。

　　 然而，他们却对他跨越雷场的经历很感兴趣。他们不敢相信他竟然在事先对地雷的型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跨越了雷场。他们对他的秘密行动不感兴趣，只是有一次导演了一幕假处决的剧目，试图迫使他承认与苏联情报当局勾结。该剧目失败之后，他们把他转移到了斯摩棱斯克的德国反间谍机关司令部。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在那里，德国人对他的政治动机不感兴趣，相反，却招募他为一名专职反间谍机关的间谍，任务是从他在莫斯科的交际圈中建立一个间谍网。

　　 当反间谍机关查阅了自己的档案，发现他不仅血统毋庸置疑，而且还是他们自己一个间谍的目标之后，他们彻底相信了他的诚意。杰米亚诺夫被禁止与当时为纳粹服务的俄罗斯流亡者混在一起，这些人的组织已被人民内务委员部层层渗透，柏林决心不让他们的新发现被其感染。

　　 1942年2月，经过反间谍机关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之后，杰米亚诺夫与两名助手在莫斯科郊外伞降。降落很糟糕，三人在暴风雪中失去联系，不得不独自前往莫斯科。杰米亚诺夫迅速与他的人民内务委员部的上级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纳粹的落脚点，他的两个助手随后便被逮捕了。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反间谍机关向莫斯科派了50多名间谍。这些间谍全部被迅速而秘密地逮捕。在严峻的死亡威胁之下，其中一些人同意充当双面间谍。他们协助人民内务委员会编造了一个谎言，称杰米亚诺夫正从一些前沙皇军官那里获取相当数量的情报。

　　 一些铁路事故被编造了出来，并作为成功的破坏活动被汇报至德国反间谍机关。有时候纳粹破坏小组被给予了几天的自由，但还是被暗中跟踪，以与他们保持联系。有一回杰米亚诺夫的妻子在一组间谍的伏特加酒中下了蒙汗药而使他们全部昏迷。当他们昏睡之时，一组爆破专家进入她的公寓把间谍们的炸药全部破坏掉了。这组间谍在被有效地解除武装之后，直至他们被逮捕之前一直享有相当的行动自由。

　　 一些德国信使，其中许多人出身于波罗的海，被放回反间谍机关向其汇报间谍网运作很成功。“修道院”行动进行得很出色，它使德国高级领导层犯了好些致命的错误。由于杰米亚诺夫确保其所有发往反间谍机关的情报都含有一些真实成分，他们逐渐对这些情报毫无保留地全盘接收。

　　 有一个事例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前夕，“修道院”行动组预测到红军会在北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以北的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个进攻确有其事，但这仅是斯大林的一个绝密的声东击西的计划，目的是为了把德军调离斯大林格勒本身。甚至连指挥这次声东击西进攻战的朱可夫，也没被告知德方已预先得到警告，因而佯攻计划进行得十分凶猛和惨烈，苏方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成千上万的军人牺牲了生命。后来，在1943年4、5月间的库尔斯克战役中，“修道院”报告说苏联在战场的东部和南部部署了强大的后备军，但这些后备军缺乏机动能力。这个情报导致了德军把大部分后备力量调往北部去应付一场对方预期的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进攻，而当苏联真正从南方发动进攻时，德方已大露空门。

　　 不知在什么人的秘密帮助下，英方得以截获“修道院”发往柏林的许多情报，并把这些情报以过滤后的形式转发给苏方。1943年2月，伦敦警告斯大林，德国反间谍机关在莫斯科有情报来源。直到几年之后英方才明白这个情报来源其实就是“修道院”行动组。

　　 虽然“修道院”是苏联最大的欺骗计划，但它却远不是惟一的。莫斯科共计进行了40多个无线电欺骗计划，即使其中有些引起了纳粹的怀疑那也是为数极少。在理论上，反间谍机关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情报组织，但在实践中，它却缺乏多面性。它轻易不会犯错误，也不会轻易被渗透。苏联通过它提供给德国高级领导层并被其接受的假情报仅是有一些表面价值，所以在几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中这些假情报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从“满洲”作战中得出的经验

　　 苏军于1945年8月对“满洲”日军发起的进攻是二战中的最后一场大战役，也是苏军在二战中惟一的战略性突击的成功战例。在为期11天的激战中苏军战领了大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一个法国那么大。

　　 在此之前，苏军与日本关东军已经有过众多的边境冲突，其中较为有名的是1938年的喀山湖冲突，但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又使局势趋于缓和。然而，苏军仍然在苏“满”边境屯放了40到60个步兵师约130万人的重兵。

　　 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承诺在德国投降约三个月内帮助美英盟军对抗日军，但实际上他打算在1945年夏末秋初对日用兵，在冬季到来之前将日军逐出满洲。后来，当美国于8月6日对广岛投放原子弹后，斯大林被迫提前出手。8月9日，苏军越过满苏边境，对日军发起突然进攻。

　　 为此次作战进行的准备早在1944年末就开始了。尽管正式作战计划是到1945年2月才开始制定。自1944年12月到1945年3月底，苏联将4。1亿发轻武器弹药和320万发炮弹运往远东。在1945年4月到1945年7月25日之间，苏联将两个方面军，两个野战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和战争物资供应从欧洲经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运往满洲边境。运输中投入了13.6万辆机动有轨车，每天动用的火车多达30列。部署了30个师的兵力。整个机动被作为高度机密，不但日军不知，就连苏联的盟友美国和英国也被蒙在鼓里。

　　 苏军主要指挥官在前往“满”苏边境的旅途中化了装以免泄露秘密，而大部队在晚上行军，白天则加以伪装。与此同时，最靠近边境的苏军大规模地修建防御掩体以增强日军的安全感。到了8月，新组建的远东司令部辖下有160万全副武装的人员，2.7万大炮和迫击炮，1200个多管火箭发射筒，56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700架飞机，5000公里的战场正面有8.6万辆运载工具。

　　 日本关东军完全被打得措手不及。尽管他们占据着有利的防御地形，但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会与苏军开战，因此处处被动。关东军的精锐部队都已被抽调到其他战区，只有6个师的战斗力还算强大，有些老兵部队只有15％的战斗力。然而，若不是苏军事先伪装得好，日军就会进行一些准备，即使不能完全挫败苏军，最起码也能延缓苏军的推进。苏军在“满洲”之战中学到了很多知识，首要一点便是欺骗在战术规划中的绝对必要性。当斯大林在1953年逝世时，在“满洲”之战的胜利中发挥了极大作用的伪装艺术已被红军正式采纳。

 

冷战进程

　　 到了60年代后期，突然性已是实施军事行动中一个重要因素。《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是这样描述突然性的：“它是军事艺术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包括时间的选择、作战行动所需的技术和手段，在敌人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实施进攻从而挫败敌人并瓦解敌人组织抵抗的斗志。”

　　 在痛苦地认识到“巴巴罗萨”行动对红军造成的影响后，苏联人痛下决心绝不再被人突袭。与此同时，他们将突然性和欺骗升级为武器和人力上的首要因素，以此作为将来战胜西方的主要手段。从一开始，苏联人就知道达成完全突然性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又相信可以通过采取绝对保密的政策和在各级使用伪装来使绝大多数北约的早期预警和监视体系失效。

　　 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阻止美国的侦察机和侦察卫星侵入苏联的太空，苏联人就采取措施伪装飞行所经路上的军工厂和军事设施。同时又修建了许多假军工厂和武器堆放库，到了1960年5月(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U－2飞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被SA－2导弹击落)以后，苏联又修建了假地对空导弹发射点来慑止美军在敏感地区的飞行架次。苏联还在东德建了一个大型的兵器临时放置场，靠近英、法、美用以运输军队进入西柏林的铁路。苏联人在做出种种努力来伪装所储存的真武器的数量和类型之时，又定期在临时放置场周围部署了假大炮和坦克来蒙混每天乘坐火车进行情报分析的西方工作人员。

　　 散发假情报，作为实施伪装的一个中心环节，是国家安全委员会D部门，或者说是克格勃 (KGB)的职责。多年来KGB及其前身通过篡改照片来强化这个信念，即当初布尔什维克的夺取政权是由列宁单独领导的一切群众运动。托洛茨基从许多官方的照片中“消失”了，包括列宁于1920年在莫斯科黑压压的广场上向军队发表演说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到了60年代他们又开始对游行进行修正。为庆祝“五一”节和纪念十月革命而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游行开始“展示”新武器，却又故意将他们用帆布遮盖来引逗那些在人群中观看的西方间谍。当间谍们发现那些载重卡车的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与卡车所装载的物品不协调，它们只不过是木制模型时，才知道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精心策划的鬼把戏。

　　 后来，即使在戈尔巴乔夫引进开放之后，时事话题也总是被巧妙地加以歪曲。1987年3月，很有影响的国家级刊物《消息报》刊登了一幅漫画，暗示西方正在大量生产艾滋病毒。一个月之后，有国际影响的《莫斯科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暗示美国正在蒂特瑞克堡和马里兰进行实验来传播艾滋病。这种赤裸裸的做法，目的就在于施加压力，逼迫美国从海外基地撤军，从而增加苏联在海外的影响力。这种不加掩饰的宣传企图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而告失败。然而，苏联人宁肯一试的事实说明了，他们即使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存亡也会实施传播假信息的政策。

 

进行战略性突击的必要性

　　 在冷战的高峰期，苏联人深切地意识到他们不能指望在经济上和西方相匹敌，并充分认识到他们与北约的任何冲突都要在北约16个成员国有机会调动并部署军队之前迅速冷静地解决。西德将是首选目标，只需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就可将其拿下。取道德国北部平原从两德边境线到鲁尔区只有350公里，对于高机动性的苏联第三突击集团军而言，只要允许它利用自身的装甲兵优势、机械化炮兵和摩托步兵团，这段距离实在是很短的。

　　 苏联人充分认识到，如果他们有可能通过突袭占领西德，他们就必须在和平时期部署足够的武装部队，并在北约有机会动用他们的后备梯队之前，最起码要占领最近的战略目标。苏联人不会有时间召唤他们自己的后备队，也不能在宣战之前调动他们，以免被西方国家警觉到他们的意图。用苏联的瓦·丹·索科罗夫斯基的话来说，“从一开始就能将自己的军队尽可能地深入敌军领土的一方，将最能利用其核打击(或者是独占核选择权)并阻止敌军机动。”

　　 实践经验告诉苏联人，移动迅速的军队与移动速度较慢的军队相比，伤亡更小、所消耗的燃料和弹药更少。苏联的战略专家们认为，通过苏军的迅速移动可将他们的战争方式强加给北约。苏军可以用一系列的“会战”来击垮北约部队。“会战”是苏军久经训练而绝大部分的北约军队所不熟悉的。

　　 苏联人认为实施突袭是力量倍增器，最起码可使他们利用较小的兵力达到有限的战略目标而无需对抗有备之敌。军队移动迅速他们就可能利用北约错误部署的间隙和弱点，而且避免实施突破行动又无需勉强集结后备部队及调动强大的第二梯队。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显而易见的派生影响，使他们不会给北约提供足够的战场核打击目标，并使北约的政治家们没有理由动用核武器。

　　 在实施欺骗这一方面，苏联人展示了高水平的灵活性和组织能力，这两点是北约都无法掌握并与之竞争的。根据规定军官们在突击演习时被逼要借助于一些伪装形式，如果他们做不到就会受到责罚。仿造的假装备和真的装备不仅外表相像，而且具有某些相同的物理属性。在可能的情况下，假装备也能以真装备的方式发出光、热和电磁能量来混淆敌方使用红外线和着色塑像术的照片分析专家。

　　 苏联人尽最大的可能控制欺骗方案，来减少较低水平的欺骗方案的相互干扰并减少主要方案出现异常的情况。所有的方案都必须规定明确，坚定地服从于整个行动的目标。目标一般都是特定的，通常是敌方指挥官，事先通晓他对事物的偏见和可能采取的行动。苏联对北约的情报征集和传播进行了分析以确保有尽可能多的渠道和间谍来传递欺骗方案而没有意识到它的真正含义。

　　 苏联人认为，现代情报征集手段使得己方很难遮蔽为实施一次大型攻势而进行的准备。然而他们又相信，遮蔽行动的规模、尤其是主要行动的方向与时间却是可以达到的。苏联人从未在德国北部平原上验证过他们的伪装原则。然而，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后来入侵阿富汗时，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实施伪装时专业特种部队所起的作用

　　 北约总是认为华约方面的进攻会涉及到大规模使用苏联特种部队，由他们进攻战线后的主要目标，并几乎是必然地企图暗杀己方主要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但北约方面对苏联特种部队所知甚少。在苏联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支使用特别番号，非常适于实施伪装任务的部队，而不是以北约为目标的特种部队。

　　 苏联人对保密的热情达到了偏执狂的程度。直到1989年以前苏联媒体对这支部队所报道的甚少，即使偶有提及也总是使用历史性的措辞，将其描述成特种侦察或牵制性侦察部队而从不说是特种部队。苏军中存在的这支全能精锐部队屡被西方传媒夸大。

　　 到了1989年克里姆林宫部分地解除了保密的禁令，允许国内军方或民方媒体登载一些文章详细介绍特别番号部队的存在及其职能。然而，这些文章所泄露的信息只能是一些价值不高的情报。泄露的这些信息是早已为北约分析家们所知的，以新闻形式发布则几乎完全是为了混淆西方国家的视听，因为他们对特别番号部队的兴趣与日俱增。此外，媒体所讨论的部队，虽然的确是精锐部队，却和特别番号部队没什么联系，和日益改进的伪装艺术也没有直接联系。

 

布拉格之春

　　 伪装艺术在用于苏联镇压开始于1968年1月5日的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改革运动(号称“布拉格之春”)时带来了灾难性的效果。就在那一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正式结束了第一书记安东宁·诺沃提尼14年的统治。取代他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立即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而这些政策却让苏联觉得不能接受。苏联人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用政治威胁、恐吓和秘密行动企图破坏这场改革运动，在这些措施于事无补时，他们便借助于武力。

　　 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及周边发起了一系列的华约国演习，同时伴随着众多的军事和外交代表团的访问。在华约的“苏瓦玛”演习之后，有1.6万名苏军滞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长时间没有撤走。就在苏联发动入侵之前，他们玩了一个聪明的诡计，命令将相当一部分的捷克燃料和弹药储存运送到东德作为一次未特别指出的后勤演习的一部分。

　　 为在世人面前掩盖他们的企图，就在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苏联将遍布驻守在华约北部的军队都限制在军营里。因此，当一架未经事先安排的苏联民航飞机于深夜降落在布拉格的鲁济涅机场，滑行并最终停在跑道终点时，捷克人并没有过于着急。一个小时之后，又有一架苏联民航飞机并允许着陆。这一次，飞机上的“乘客”露面了，全是强壮的小伙子。他们顺利地办完了海关手续，奔往市中心。两个小时之后，这些“乘客”利用储存在苏联大使馆里的武器全副武装后，又返回并占领了主要的机场建筑。

　　 几乎是立刻有一架，也可能是两架飞机在跑道尽头着陆，身着制服的特别番号部队从飞机上跑下来。紧接着是许多运输机抵达，每架飞机上都带来了一队特别番号部队和来自第103空降警卫师的常规空降部队。就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第一批特别番号部队着陆，机场和其周围地带被苏军牢牢控制。苏军在捷克首都畅通无阻地推进。天明时，总统府、无线电台、电视台、发射台、主要火车站和伏尔塔瓦河上的桥梁都落在了苏军手中。

　　 即使是在今天，苏联人也保持着高度的机密。令西方的军事观察家们(他们公开承认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大为惊奇的是，苏联人在整个华约范围内实施增援竟然完全没有用无线电传送信息。苏联推进部队以军事宪兵队为先锋，静悄悄地穿越捷克边境。苏联宪兵队部署到各主要十字路口、市镇和较大的农村来护送后来的部队。当这些部队抵达时，他们在旗号的指示下继续前进而不需利用无线电传送信息。北约的电子战部队本来指望可以从苏军的大规模机动中获得大量情报，却被苏军的做法搞糊涂了，他们的企图也被挫败了。

　　 实施入侵之后，克格勃开始了恶毒的宣传运动，其影响之大已经开始影响其政治局中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据称，同情西方者所藏匿的武器在靠近西德边境被“发现”，假信件被制造出来以证明有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反革命行径的存在，自由主义者们被恐怖行动镇压下去，大量失实的、被大肆夸张的报告被呈递回莫斯科。

 

在阿富汗实施伪装

　　 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伪装所起的作用非常关键。入侵的目的是要在喀布尔新建一个需要苏联援助的傀儡政权从而来证明先前的入侵是合法的。为此，必须彻底摧毁目前现存的政府(尽管它本身也是亲共产党的)。由于当初入侵发生的时间是在圣诞节期间，因此西方很难立即做出谴责。

　　 在实施行动时充分利用了伪装，没留下任何冒险的余地。1979年4月，一个苏联伞兵营被部署到巴格拉梅机场，名义上是为了解脱那些对付山林中的反政府武装的阿富汗军队。到8月末，当初指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伊万·帕夫洛夫斯基率领着由60名将军级参谋组成的代表团抵达阿富汗进行仔细的现场侦察，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12月17日，在一次刺杀阿明总统的企图流产后，苏联顾问们建议他离开喀布尔的总统府，前往距离该市几公里以外的，设在达鲁拉曼的更为“安全”的府邸。

　　 事实上，在实施入侵之前，苏联顾问们就成功地说服两个阿富汗师的指挥员他们的反坦克武器和弹药需要检查和统计，他们的大量装甲车需要撤下去进行检修，从而使这两个师丧失了战斗力。

　　 1979年12月8日至10日，在发起入侵之前14天左右，苏联特别番号部队连同一个空降团被部署到喀布尔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镇巴格拉梅以确保萨朗公路及其重要隧道的安全。12月10日至24日，来自该空降团的一个营在特别番号部队的支援下，前进到距离喀布尔市中心不足3公里的国际机场。12月24日至27日，来自第105警卫空降师的部队再次在特别番号部队的支援下在喀布尔机场着陆并占领了喀布尔机场和阿富汗空军在巴格拉梅、信丹德和坎大哈的基地。

　　 就在接下来的那个夜晚全面进攻开始了。伞兵部队占领了阿富汗政府，接踵而来的便是苏联在喀布尔市无节制地发挥社会职能。与此同时特别番号部队的小分队破坏了军事通信中心，俘虏了尚在工作的内务部人员、喀布尔广播电台和一些其他主要部门。几乎是在同时，特别番号部队的两个连在克格勃和一个空降团的援助下，攻击了阿明总统在达鲁拉曼的总统府。阿明和他的家庭成员、警卫部队和随员都被杀害来为25名战死的苏联人偿命，其中包括克格勃的巴拉希卡上校，据说他死于“友军”的交叉火力发射。

 

国内战线

　　 在前苏联，对历史回忆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被一再宣扬，用词越来越渲染，直至事实和假设融为貌似可信的一体。许多苏联人意识到他们被告知的有很多是被大大地夸张了的，然而他们还是要每天面对这种夸大的重复。

　　 在60年代末苏联传媒开始改变以前的老套，到80年代中期时它已经可以在表述和老练方面与西方传媒相匹敌。在克格勃的支持下，莫斯科广播做出了改进。它开始明智地广播一些娱乐节目，中间穿插可靠的新闻播报。明显的谎言被细微的暗示所代替，尽管一般的苏联官员依然不能说实话或深入地讨论国家的防御问题。

　　 当时，苏联人一直顽固地认为他们有权以他们的方式表达观点，西方无权质疑。这仍然是一大障碍。苏联人不能相信他们的国家会做错事，他们的姿态会被看作是威胁。为了安全起见，在苏联地图很罕见，而能找得到的地图又总是不准确。这些地图显示苏联的大片国土并不是在世界的一边而是在世界的中央，它周围环绕着的都是潜在的敌人。

　　 很少苏联人听说过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他们并不知道当德军于1941年入侵时，自己的国家为什么那样猝不及防。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于是他们下定决心绝不允许自己的政府再犯此类错误。

　　 苏联人的恐外症使其左右国内舆论相对容易些，想在国外左右舆论则难得多，因为苏联政府自己无能解释西方对其政策的质疑。当西方国家通过广播公正的消息来进行反苏宣传时，苏联的反应简直是歇斯底里。由于害怕较有洞察力从而有影响的人听出西方传媒所发布的消息和国内宣传之间的不同，苏联对外国无线电传播实施了干扰。

 

对东方的无线电传播

　　 对莫斯科而言极为不幸的一点是，西方国家有大量的广播电台能够并愿意向华约国家以这些国家的语言或方言进行广播。其中为首的有盎格鲁－撒克逊广播网、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对外广播。VOA和BBC对外广播都是由政府提供资金但却是自主经营，(VOA由国会的国际广播委员会提供资金，而BBC对外广播则是由外事办公室提供资金)二者都能从他们的角度对事件进行报道并做出评论。

　　 由西德广播委员会开设的“德国之声”和“德国广播”、“法国国际广播”、“梵蒂冈广播”和东欧代言人——“自由广播”和“自由欧洲广播”都能发挥相似的作用。这些广播电台是如此地具有影响力，以致于在1986年10月的一次调查中显示，被调查的苏联公民中有36％是通过西方的广播第一次听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此后又有13％收听其进展情况。

　　 苏联人坚信，西方广播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在共产党政权的最后几年里总是谴责西方广播煽动暴乱。既然不能阻止他们进行广播，苏联人就尽其所能来破坏对广播的收听。

　　 苏联人早在1948年就对其意识形态敌人的无线电广播进行干扰，当时苏联对VOA和BBC的俄语广播开始实施干扰，后来又对“自由广播”和“自由欧洲广播”进行封锁，直至华约解体。波兰在1956年停止了对“自由欧洲广播”的干扰，苏联则在1963年停止干扰VOA和BBC。而匈牙利也在此后不久紧跟他们的榜样。

　　 干扰是项耗资巨大的行动，需要两个发射台和一台针对每一个信号的协调装置。当波兰于1956年停止干扰时，它所花费的代价和VOA的所有预算一样多。在冷战高峰期苏联大致有2000到3000个干扰站，投入了大约1.5万名工作人员。

　　 尽管为了实施干扰投入了极大的努力，克里姆林宫多年来所采取的政策便是对此视而不见。尽管实施干扰与诸多的明文规定的国际协定背道而驰，苏联争辩道，它有绝对的权力在它的领土范围之内控制信息的传播。

　　 1979年苏联寻求修正一个关于利用大众传媒来加强和平和国际了解的较早的声明。在这个企图失败后，苏联又转向被人们遗忘已久的1936年代国际联盟条约，他们在1982年批准了这项过时的条约。该条约当初拟订于一个较为单纯的时代，作为对付纳粹宣传的盾牌，允许在外国无线电传播的内容是否可以接受出现争论时可采取专制措施。1985年7月在英国的带领下签约国几乎是立即否定了这一条约，又恢复到现状，但到了那时，苏联国内已经出现了新气象。

 

米克哈伊·戈尔巴乔夫与西方传媒

　　 米克哈伊·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为苏共总书记，他几乎是立即就在开放的名义下实施了一系列的激进政策。开放的目的是要让苏联更有效率而不是为了满足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愿望。就在那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向联合国重提允许干扰无线电传播和政府控制媒体的“新信息秩序”议案。尽管该提议得到几个急于维持信息垄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它仍然被西方国家否决了。戈尔巴乔夫在此意识到将干扰传播合法化已经没有意义，就着手采取了一项激进的新政策。

　　 他并没有否定干扰的存在，相反他发起了攻势，争辩说这是为了对抗西方的“大规模心理战”所必需的，而西方这样做是违背了国际法。与此同时他暗示，那些对苏联并非毫无同情之心的国家的广播则可以在苏联畅通无阻。在1985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米克哈伊·戈尔巴乔夫成了第一个明确提出干扰是一项国策的苏联领导人。与此同时他暗示，西方国家和美国如果允许在其国内的苏联广播的畅通，他将有可能停止对一些不是那么“极端”的无线电台的波干扰。这使美国陷入两难境地。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它不能允许外国宣传在美国境内的公开传播。于是美国采取了这种做法：它允许美国现成的国内广播网对苏联事务以一种更广泛，更富有同情心的态度进行报道。在赢得了这场不算大的胜利后，苏联就允许VOA，稍晚一些是BBC在苏联境内的传播畅通无阻。

　　 到了1980年，苏联意识到弱小的西方共产党不是实施宣传的最好渠道。就在那一年，退役老兵、理论家的里斯·波诺马耶夫宣布了重心的改变。莫斯科开始寻求宗教和社会民主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事实上是寻求任何一个只要承认他有一个观点需要争论并愿意倾听的人的支持。这种做法的确是非常鼓舞人心，并已被融入俄罗斯的现行政策。

　　 苏联人偶尔通过在西方国家中传播分歧，还激起了自己阵营内的公众情绪。事实证明这很难处理，尤其是东德的情况，因为东德和西德的民众可收看到相同的电视节目。通过电视节目西德的和平运动对东德的民众有很大的影响，而在匈牙利，民众因苏联在那里部署短程导弹而对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

 

伪装和外交

　　 绝大多数的大使馆里都有武官。他们都被任命为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们的职责都是公开单纯的，涉及联络、武器销售和采购。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偶尔也会涉及低层次的间谍活动。他们会携带具有特殊用途的装备或器具的“清单”到他们的情报部门，而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善于在禁地拍摄到秘密的特写镜头。尽管他们通过一些相对简单的方法得到的零星情报较为低级，但大量的此类情报对于专门情报分析家们则有很大的价值。

　　 过去，苏联的武官和受克格勃命令行事的商务专员有密切合作。这些人有男有女，无一例外地都被任命为外交官，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少是在其明文规定的职责范围之内。根据70年代的一名中级苏联叛逃军官维克多·苏沃洛夫所言，在冷战的高峰期，平均一个苏联大使馆中有多达40％的工作人员是被克格勃直接雇用的，而另有20％则受命于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尽管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俄罗斯依然有秘密间谍在行动(尽管数目已有所减少)，也依然在西方国家保留有间谍活动。

　　 莫斯科充分认识到苏联也是外国武官进行间谍行动以获取情报的目标。克里姆林宫清楚它不能阻止这类小范围的，不受惩罚的领事级间谍活动。因此，它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泄露出去的情报是变质或没有什么特别用途的。

　　 苏联尽最大的努力来掩饰工厂的产出，大量生产特别产品的工厂所在的地区对外国人保密。外交官不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越过大城市的限定到其他地方旅游，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将受到严密的监视。

 

海湾战争中得出的教训

　　 海湾战争中包含着现代战争史上最成功的欺骗计划之一，该计划体现了伪装艺术的所有因素。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联军部队的几个精锐装甲师穿过沙特的沙漠，向西移动，从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角度进攻萨达姆·侯赛因。为支持这次联军行动所需的后勤工作非常复杂精细，也非常成功。

　　 就在联合国一味地搪塞而萨达姆·侯赛因气势汹汹的叫嚣时，联军中美国的两个空降师和几个装甲师、英国的第一装甲师和法国的“幼鹿”装甲师被调往新的训练区域并最终抵达靠近科威特边境的秘密进攻地点。与此同时他们又因有能力绝对控制前线的新闻发布而得益。

　　 后来，美国军方因为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不当而受到严厉批评(或许这有点不公平)。因为美国军方不理解记者们严格的时效性，于是一个互不信任的心理障碍便在媒体和军方的新闻发言人之间产生了。绝大多数的记者都聚集在受命室里以防错过每天的新闻发布会。只有一些精心挑选的(或者说是比较顺从的)记者被允许到达前线，而他们的报道，尤其是照片，则经过严格的审查。

　　 联军的公共信息部下定决心绝不能出现意外的信息泄露。1982年5月28日，在福克兰群岛战役进行期间，BBC很不恰当的泄露了英军在绿鹅村和达尔文的前沿阵地，导致阿根廷大力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部署。在海湾战争中当此类错误发生时，原因应归咎于官方渠道。举例而言，皇家军舰“加的夫号”的舰长有一次抱怨说，关于在海湾以北的一支小型扫雷舰队自南向北朝着海湾方向的秘密运动被国防部长一份简报中过早地披露出来，而当伊拉克的许多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的位置被泄露给媒体时，五角大楼也陷入了极大的尴尬境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拉克对媒体更加开放。驻巴格达的西方各国传媒的记者都被指定了“新闻发言人”。记者们所有的报道在发布之前都必须先由“新闻发言人”过目。记者们可以要求去除了科威特以外的任何地方并在实际上享有活动自由。记者们不允许在一件事情发生后的24小时内发布实事报道，但在24小时之后该禁令便可消除。

　　 不可避免的是，许多记者开始信任，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开始保护他们的“新闻发言人”，相信这些“新闻发言人”的表面之词。于是，当两架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将两枚制导炸弹掷入阿米里亚中产阶级居住区的核增强掩体，导致大约300名居民，其中大多是女人和孩子死亡时，西方记者们便被邀请去视察这次大屠杀，他们自然是做出了鲜明的谴责。

　　 根据联军指挥官们迅速做出的强调，该建筑就他们所知是一个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然而前往视察的记者们看不出有丝毫军用的痕迹，而他们似乎也没有再进行深入的刺探。平民死亡的人数之多，死状之惨，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五角大楼徒劳地想平息日益增长的怒潮，他们分辩说萨达姆故意将平民移到那里作为人体盾牌。然而，关于死亡平民的图片在各地激起了如此大的民愤，想找替罪羊也无济于事。当第一批葬礼在巴格达举行时，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爆发了反美的示威游行。也有对苏联的谴责，《消息报》声称莫斯科“站在谋杀者的一边”。沙特和埃及外交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华盛顿为了减少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被逼在政策上做出调整。据说，将来平民的存在足以把一个原本合法的攻打目标变得不合法。

　　 仅仅一天之后，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在原本想炸费卢杰镇的一座桥时，结果却偏离了目标，造成50名伊拉克平民死亡的惨剧。联军被逼承认被百般吹嘘的制导炸弹并不像他们一开始宣称的那样精确。许多人认为，正是这次的承认，再加上联军紧接着被逼做出的轰炸政策的调整，是导致地面战的重要原因。

　　 并不是单单伊拉克在企图利用传媒。当地面战开始时，联军方面并没有告诉媒体说，地面战争将不包括从海上进行强大的进攻。于是，在海湾的美国陆战远征队便被经常提及，而海军对抗伊拉克小型舰队的行动也被大肆报道。

　　 被瑙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描述为“大象背上的蚊子”的海夫吉战役，被许多媒体乱加报道。这些报道尽管在有些部分是消极的，但基本上未受到质疑并最终使萨达姆相信对他的地面部队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靠海平原一带。海夫吉本身是一个很小的，在战略上并不重要的市镇，靠近沙特－科威特边境。该市镇并没有设置长期驻防的部队，因此可想而知无论是哪一方发起大规模进攻都不能成为控制核心。

　　 然而，就在驻利雅得的各传媒收到进攻该市镇的消息的几分钟内，有诸多的“分析家”撰文报道说地面战争开始了。被巴格达广播电台混淆事实的报道和明显不实之词所影响，再加上必须达成电视和新闻的最后期限，记者们杜撰了完全失实的报道，丝毫没有想到这些报道对国内民众的观点和士气所带来的影响。

　　 当后来发现所谓的进攻只不过是个假象时，那些分析家们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个故事，他们继续将之描述为大规模战役，甚至将之报道成是敌人的胜利。

　　 事实上是一个没有作战经验的、装备陈旧的伊拉克机械化团，以一个营作先锋开进海夫吉。当时该市镇没有任何防线，联军部队并没有占据这里。该地区的友军是受海湾合作委员会指挥的沙特和卡塔尔国民警卫队和海关官员。他们受命在该市镇及周围巡逻，报告敌人的行动而不需与敌交战。

　　 当伊拉克的先头营开进海夫吉时，沙特和卡塔尔军队严格执行了命令，维持着良好的秩序。只有当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开始用武力强占该镇，并且媒体也开始报道这是伊拉克的一次胜利时，联军才觉得有必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炮和空军部队投入战斗。经过两天的艰苦作战之后，伊拉克有30名战士阵亡，42辆坦克被毁，另有500名战士被俘。然而，在某些“专家”的眼里看来，海夫吉之战最起码是伊拉克心理上的一次胜仗。

第六章　心 理 作 战

　 “一个国家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国家而采取的做法迟早要被心理战所取代。心理战根本不需要在战场上动用武器，但要利用一个国家的意志去破坏另一个国家的人的思想、降低他们的思维能力和瓦解他们的士气与道德精神。”

　　冲突中的心理要素与身体要素一样重要。是那些操纵着武器系统的人，而不是武器系统本身，控制着战斗的最终结局。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战斗人员，也适用于那些处理国内问题的人，从整体上看它还适用于军事行动地区内的普通百姓以及国际社会。

　　在传统的军事行动中，指挥官不仅必须激发自己部队的积极性，而且还必须不断地寻求破坏敌人士气的办法。不管怎样，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就会使指挥官无法利用心理因素使战斗有利于己方。最糟糕的是，如果指挥官不能发现自己部队中不断滋长的不稳定情绪，还可能会导致重大失败或全军覆没。

　　 内部安全稳定与反叛乱军事行动中的心理因素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叛乱者试图通过散布一种观念，以期对那些比较顺从的或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造成心理上的影响。经验告诉他们，一般的士兵特别是应征人伍的士兵，在内部安全稳定出现问题后会很快意识到是在为别人而战，士兵如果没有积极性很难想像他们能奋勇杀敌。实际上，如果士兵的家人或爱人对为什么要参加战争提出质疑，他们可能就会坚决地拒绝打仗。

 

春节攻势

　　 现在，人们对越南战争期间双方心理作战的应用的讨论越来越普遍。不管怎样，1969年的春节攻势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应用心理作战的案例，已经成为教科书中的典范战例。这个战例告诉人们，政府忽视人民敏感的感情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到1967年冬至1968年春，北越共产党政权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对南越的战争不可能按照计划进行了。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在越南军事力量的急剧膨胀使北越失去了主动权。对北越士兵的士气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的供给线已经被切断了，这使他们无法获得正常的食品与弹药补给，由此造成在战场上的伤亡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失去曾一度对他们报以同情的南越农民的信任与尊敬。如果不立即取得一场胜利的话，北越的前途一片渺茫。

　　 北越不得不承认，在正面战斗中，它不可能打败美国。因此，它试图要将战火引到美国国内。要想找到美国的弱点，在军事上不可能，只能从政府决策上下手。于是，河内决定发动舆论的力量反对这场战争。如果能使美国的声望下降，可以预见支持战争的力量就会顷刻瓦解，从而使华盛顿除撤军外别无选择。

　　 越南春节期间一般是非正式的停火期，但北越于1月31日发动了进攻。大批的南越军人正在休假，封锁线非常松懈，北越部队轻易地将武器偷运往目标地区。北越部队向南越特定的城市与政府机构所在地同时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北越的春节攻势开始实施。北越的正规部队与越共的游击队源源不断地穿过胡志明小道。在发动攻势前，北越使用了调虎离山计，对南越较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佯攻，将美国的军队调离他们真正想要进攻的目标地区，而北越即将发动的攻势华盛顿则全然不知。

　　 攻势的突然发动令南越及其盟国军队措手不及。在不到24小时内，84000名共产党军队对首都西贡、36个省会城市、5个自治城市与64个行政区中心城市发动了进攻。美国人第一次在家中通过电视看到战争的场面。当美国人从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亲人在战场上战死的时候，人们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干涉越南事务。

　　 美国海军陆战队打得非常辛苦，因为城市作战环境与他们平时的训练环境截然不同。他们重新占领了古城顺化，将越共自杀性小分队从美国在西贡的使馆区驱逐出去，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付出了沉重代价，得不偿失。美国当局同意将战斗的具体细节向美国国内本来对战争就表示怀疑与恐惧的公众披露。美国军队早已领教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畏与坚强决心，而此时，美国国内的战略家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战胜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是发动这场战争的惟一目的。但是，从心理上说北越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宣传艺术

　　 一场有效的心理作战战役必须以情报与深入的研究为基础，必须与政府、军队与政策相一致，必须对目标群体有深刻的理解，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对合适的群体发布合适的信息。宣传是心理作战的重要因素，它应当以使敌人觉得可信的信息为基础。在利用目标需要满足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的同时，以某种形式散布一些使敌人感兴趣的信息。这些信息既不能过于死板也不能过于教条，既不能引起不必要的敌意也不能引起争议。

　　 宣传材料必须是有所选择的。但是，只有在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下，宣传材料才可能是不真实的。如果宣传材料互相矛盾，这就会很快被敌人心理战分队所发现并加以利用。当年威廉·乔伊斯在纳粹德国广播谣言时，夸大其辞与真假参半的消息使伦敦的宣传部几乎毫不费力地抓住他的不实之辞予以还击。直到1946年以后，数以万计的伦敦听众才知道，其实乔伊斯所广播的消息，尤其是在战争的初期阶段所广播的消息，其中大部分是真实的。

　　 尽管宣传材料通常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但没有必要核实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有时为了迷惑敌人，还故意提供假的消息来源。宣传材料可能包括谣言，但只有在敌人缺少真实情报，而且谣言的主题又是敌人所感兴趣的或对他们很重要的情况下，才能宣传一些不真实的消息。

　　 谣言不能编造得太离奇，也不能破坏自己军队与民众的士气。在1982年英阿爆发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阿根廷政府毫无根据地编造了英军廓尔喀人的野蛮与凶暴，试图以此激励士兵英勇战斗。不料，这些宣传不仅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相反一些阿根廷士兵却因为这些宣传而向英军缴械投降，因为他们听信了政府的宣传，惧怕在正面战斗中与廓尔喀人交锋。

 

反宣传

　　 反宣传的目的是对抗或利用敌人的心理作战，它可以是防御性的，也可以是进攻性的。反宣传主要是抓住敌人容易批驳的漏洞进行反击，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敌人发布的令己方被动的真实情况的影响。虽然反宣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艺术，无论使用哪种方式，都有各自的缺陷，但反宣传也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尽管在驳斥敌人的宣传时往往需要重复敌人的消息，使敌人发布的可能是真实的消息扩大了影响，但还是要对敌人的宣传加以批驳。如果先公开承认宣传策略上有缺陷，或如果宣传可能会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精心策划的宣传策略的影响就会受到限制。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新闻报道中调查性的文章越来越多，这导致了欧洲与美国人心理上对任何宣传都存在着潜在的怀疑态度，宣传材料上的那些陈词滥调与半真半假的宣传恐怕很难奏效。

　　 为了完全消除外部世界的影响，我们或许应该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世隔绝，完全自给自足。如果要断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国家经济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成功的代价就是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极度衰退，各项事业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恢复。

　　 极权主义国家可能会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多年以来，北朝鲜市场上出售的收音机只安装了调谐器开关，却没有安装调谐指示器，政府用这种方法阻止国内民众收听国外电台的广播。然而，当今社会现代化的卫星系统的应用使散布假消息的宣传活动越来越困难，因为谎言会很快地被揭穿，还可能会大大地损害造谣者的声誉，将来没有人会再相信它的消息。

 

宣传材料的传播

　　 对特定目标可以采取大量的宣传手段，包括利用可视性材料、声音材料和声像系统进行宣传。这些手段可能会用来加强或替代直接传播手段，在目标国民众无法接近或对外部信息采取排斥的态度，或因为目标群体范围太广以至于无法通过机械手段达到目的的情况下，这些手段将发挥巨大作用。

　　 目前仍广泛使用的可视性材料传播是最古老而又最简单可行的手段。它不仅包括海报与传单，而且包括无声电影、卡通画、展览品和展示会。尽管这种手段的效果有限，但其简单易行与低廉的成本的特点使它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战术层次上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冲突中。

　　 传单与海报的效果非常明显，它们必须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利用目标国当前的形势与需求。但是，在大规模战役中，投入大量人力搞这些宣传材料的设计工作未必可行。尽管宣传材料的有效性很可能大打折扣，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可能会使用一些易于大量生产但缺乏时效性的必备的宣传材料。

　　 如果印刷品上出现拼错的单词与令人困惑的符号，这可能会对己方造成破坏性的反作用，因此，宣传材料的表达方式非常关键。同样，公众如果对版面设计有些陌生，他们就可能把宣传品视为外来干涉而产生排斥心理，这就会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敌人可能会对那些因阅读宣传材料而被捕的人进行惩罚。因此，传单应该充满趣味性，并且能够克服阅读传单的人自然产生的害怕心理。将传单的一面印成钞票的情况并不鲜见。虽然有人捡到传单后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张真币，但毕竟极少有人能够经受住钞票的诱惑而弃之不捡。除了强调可信度外，传单还应该能够揭示与满足目标国民众的明显的或潜在的心理需求，如果可能，还应该为他们提供满足这些需求的合理途径。安全许可证常常也会造成对己方不利的影响。

　　 传单的散发方式包括气球空投、炮弹散发、飞机空投等。散发方式的选择并没有特定的原则，往往是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但可能会受目标的规模与方位、方式的可靠性和盛行风向的影响。在二战中，当时英国没有专用的宣传品分发系统，一直主要依赖飞机空投，这种方式使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直到最近几年，德国还保留有两个气球营，专门负责对东方集团的宣传材料的准备与散发工作。当气球飞抵目标地域上空时，吊在气球下方、装有宣传材料的平台会适时地打开，并有控制地散发宣传品。由于时间的选择非常关键，完全取决于气压与盛行风向的风力等难以预测的变数，这种散发宣传材料的方式并不可靠。这种气球散发的方式可能从来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传单在反击德国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18年，情报部长比弗布鲁克勋爵任命诺思克利夫勋爵为对敌宣传处主任。由H．G·威尔士与拉迪亚德·基普林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写作班子，专门负责起草一些用于不断制造给德国人带来恐惧与敏感的宣传材料。

　　 这些传单充满着同情的语气，能够产生与真相接近的效果。传单宣扬盟国又夺取了哪些地区，同时还大肆渲染德国的伤亡数字。通过公布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盟军鼓动德国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为以停战来结束德国政府带来的这场灾难铺平了道路。盟国的胜利是必然的，但如果停战拖延的时间越长，用于宣传的费用也将随之上扬。

　　 当时盟军采用炮弹、气球和飞机在德国堑壕附近地区散发传单，同时还利用远程飞机深入德国纵深散发传单。在德国港口散发的传单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中包括了详细介绍150艘德国U型潜艇未能从北海与大西洋返航的报道。

　　 这个事件发生在德国于1918年发动的代号为“迈克尔行动”的春季攻势过程中。当筋疲力尽而又装备不佳的德国士兵冲进盟军防守前线时，他们发现盟军的食品与弹药都很充足，英法战俘的服装整齐而且精力也很充沛。但德国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取得的胜利是短暂的，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当德国人被迫放弃刚夺取的阵地上时，撤退中的德军开始溃不成军。在10月和11月份，德军的纪律十分松懈，士气也一落千丈，开小差的情况经常出现，直到最后，德国海军发生哗变事件。船坞和工厂的工人与哗变官兵、国内部队一起共同抵制这场战争，拒绝再为政府卖命。到1918年11月11日最后签订停战协定时，整个德国社会已经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危险状态，许多人都相信了盟军的宣传报道，对大举挺进的盟军充满恐惧。

　　 诺思克利夫使用了辅助的视觉效果的宣传方式，这是一种有趣的宣传形式。当得知许多有影响的德国人依靠中立国的报纸获得真实情况时，他便准备了许多信件，这些信写的是对德国的支持，因此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审查机关的审查，送到了编辑的手中。每封信都是通过中立国的大使馆邮寄以隐瞒发信地点。信的内容字里行间里都流露出德国人民正在承受的困难与痛苦，而英国与法国的人民正在享受美好生活。为了保障前线部队的供应，德国后方的供应十分匮乏。这些信发表后，对后方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快蔓延到普通民众。

　　 同时，德国的前线部队也受到了战地报纸的影响。德国士兵并不知道这些报纸都是盟军专门针对德国部队而精心设计的“杰作”。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每周要出版发行50万份假报纸空投到德国前线的后方。

 

声音材料的播放

　　 通过广播、扬声器和各种声音录制设备可以播放声音材料。与多数可视性材料相比，播放声音材料在技术上更加复杂，成本也更高，但这种方式的优势是对听众的吸引力与影响较大。利用电视和电影等声像手段是目前技术最为先进、但成本也最高的宣传方式，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的影响力很大。像伊朗这样较为先进的国家最近也禁止使用卫星接收天线，以防西方国家的电视节目(许多是有目的的宣传节目)暗中破坏这个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

　　 扬声器是世界各国政府在许多情况下经常使用的手段。扬声器很容易得到，技术上也不复杂，被认为是信息传输的必然手段。由于扬声器的传播距离短，它的使用场合主要局限于战术行动与巩固行动。但是，即使有这些限制条件，扬声器还是有许多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有选择地利用扬声器可以针对特定人群播放特定信息，而且，它携带方便，便于操作。尽管用扬声器播放受气候与地形等物理因素的限制较多，而且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尤其是利用机载装备播放的时候，但不管怎样，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极佳的宣传工具。

　　 不管用扬声器播放的材料是临场播放的还是事先录制的，播放的时间要短，尤其是利用机载设备的时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播放时间才能超过20秒。播放的信息必须简洁明了，关键的词语与段落要多重复几遍以增强其效果。

　　 信息的播放应使用目标地听众当地语言和方言。播放时语音语调的错误将突出播放者与当地文化的格格不入，这将可能增强敌人继续战斗的决心。因此，还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当地人为已方服务。叛变者是理想的宣传煽动者，但要采取一些措施确保叛变者的话的真实性，同时要保证叛变者的话既没有泄密也没有对敌人造成潜意识的支持。

　　 在某种情况下，扬声器还可以用于向敌军方向播放令人烦躁的噪音。如果敌人充满自信，这种方式可能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但如果敌人在即将发动的进攻前，内心里充满忧虑与恐惧，那么，噪音将使敌人无法入睡，无法放松他们已经很紧张的神经，从而削弱他们作战的意志与战斗力。1942－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中，日美两国军队都采用过这种方式，在日军与英国第14军的丛林战中，日军也用过此法对付英军。在朝鲜战争中，北朝鲜经常使用这种方式来扩大战果。

　　 在美国干涉巴拿马的“正义事业”的行动结束之后，美国陆军使用扬声器迫使诺利加将军脱离了教皇使馆的保护。美军将扬声器安装在使馆周围，不断播放嘈杂的音乐干扰附近不幸的居民。许多分析家嘲弄美军的做法只是业余水平。但是，扬声器是起作用的，几天后诺列加将军投降了，很大程度上可以断定他是被不愿再接受他的教皇使馆的主人“请”出来的。

　　 印刷品与扬声器由于其简单可行而成为军事心理作战的最主要的手段。但是，在国际范围内或从长远来看，无线电广播可能是值得推荐的手段。

　　 无线电广播尤其适合用于宣传工作。它具有广播距离远、及时和多用途的特点，能够影响其他媒介无法影响到的广大人群。根据拥有的频率和听众中拥有的接收器的情况，可以迅速地准备广播的材料，在远距离实施广播。

　　 为了获得最大的宣传效果，广播宣传可能会夹杂播放一些新闻、流行音乐和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引起目标听众兴趣与关注。如果广播员选择得当，而且当地新闻既准确又令人感兴趣的话，广播宣传就可能会给敌人士气造成破坏性影响，致使他们产生无法控制的想家的情绪。

　　 在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英国通过阿森松岛上的临时无线电广播站向福克兰群岛上的阿根廷军队不断地进行广播。广播站雇佣了南美当地的广播员，这些广播员不仅能用阿根廷语，还能用当地方言进行广播。马尔维纳斯广播电台是众所周知的一个电台，它并没有进行公开露骨的宣传煽动，因此，阿根廷军队也并没有将它视为一个敌人。它广播的对象是针对每个士兵，播送某某士兵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母子平安的消息，或播送某某的父亲亡故或某某的堂兄弟结婚的消息。这个电台还广播足球比赛的战况与足球评论，甚至当地的天气预报。总之，它会播放一切能够导致阿根廷军队感到不安或想家的信息。在那种闭塞的战场上，来自家乡的消息极其缺乏，可想而知，电台的广播对阿根廷军队的士气的破坏是极其强烈的。

　　 如何获得这些用于无线电广播的具体情报仍然是个秘密。在越南战争中，北越军队在对付美国战俘时也经常采用这种方式，尽管得到的情报不一定可靠。同情越南的美国人将他们所知道的有关各个战俘的情报透露给北越。北越的心理战部队利用这些情报编造一些真实的、半真实的和带有影射意义的消息提供给美国战俘。面对这些消息，美国战俘很难不受影响。

　　 尽管无线电广播宣传有许多优点，但它也存在不足。它比较容易受到干扰，也可能会因为大气状况或其他自然障碍的影响而导致声音失真。在某些特定的社群中，拥有收音机的听众可能会局限于收入丰厚的人群，而通常情况下这些人最不容易受宣传鼓动的影响。无线电广播所播报的消息是无法收视的材料，除非通过固定广播站经常重复播报，否则，这些信息很容易被人遗忘，或者容易被人曲解。

 

视觉宣传艺术

　　 在所有传播媒介中，电视的影响力最大。它拥有无线电广播的即时性，能够非常迅速地对新情况或正在变化的形势做出反应。通过电视进行宣传对电视观众的文化程度并没有要求，实际上，西方电视节目已经形成了为几乎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风格。但是，作为一种宣传媒介，电视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它的运作成本非常高，传播距离较短，容易受到干扰。而且，世界许多地方的电视接收者的花费也严重限制了他们可接收到的电视节目，接收电视节目还受到电力是否能够得到保障的影响。卫星转播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只有已缴纳收视费的家庭才能在家中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电影仍然是一种有影响力的媒介，尤其是在一些电视并不普及的地区。但是，电影的流通是可以控制的，很难进入一个敌对的环境发挥作用，而且制作成本也很高。现场表演，比如戏剧与舞蹈，也吸引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广大观众，但它也存在与电影同样的限制条件。

　　 在二战期间，心理作战的所有手段都使用过。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德国采取了冒充敌国进行宣传的手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后来盟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40年5月，德军突破了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之后，德国的无线电广播宣传开始散布一些有关敌人谍报人员、法国政府的垮台、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犹太人的两面派手法等等谣言。随着德军的战线的推进，新型的无线电发射台开始不断地向其实并不存在的谍报人员或潜伏在法国后方的破坏分子发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加密信息，给法国人造成一种法国后方有敌人进行破坏的假象。6月法国投降后，德国又对英国采取了同样的手段，致使英国的正规军与地方军队浪费了数千小时的宝贵时间去搜索那些并不存在的第五纵队和伪装的德国伞兵。

　　 不列颠之战获胜后，英国面临被入侵的威胁消除了，开始转入进攻。丘吉尔政府的情报大臣达夫·库珀招募了战前《每日快讯》报驻柏林的记者塞弗顿·戴尔莫。戴尔莫非常了解德国人的心理，建立了两个冒充敌国进行宣传的无线电台，一个由流亡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办，广播对象针对德国的左翼工人，另一个由居住在英国的前魏玛共和国政府人员开办。后一个电台后来发展成为“地下的”无线电站GS1，它冒充是德国某地的电台进行广播，播音员的语气也是亲纳粹的，充满着爱国主义与军国主义感情。但当普通士兵或公民对政府失望的时候，它便毫不客气地大肆对政府进行批评。

　　 戴尔莫招募了当地的一个柏林人保罗·桑德斯。1938年，当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高潮时，桑德斯离开了德国，然后进入军队从事炸弹拆除工作。他的代号是“上司”，于1941年5月开始进行广播。后来，德国的鲁道夫·赫斯乘梅塞施米特飞机前往英国试图劝说英国与希特勒媾和，但飞机飞越北海后在苏格兰境内被迫摔机着陆。桑德斯抓住这一消息大肆嘲笑德国的企图的流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GS1工作小组通过盘问德国难民、阅读德国报纸和监听德国广播定期地获得一些情报。他们悄悄开启一些途经中立国转运的德国的信件，从中筛选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他们甚至从德国战俘营中德国人的谈话的只言片语中搜集情报。小组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心理上对德国的战争努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在一次广播中，GS1小组散布了一些谣言，声称，德国人从波兰与俄罗斯战俘身体上抽取血液，然后不加检查地输给德军伤员，由此导致德军伤员感染性病。其实，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但GS1小组却能够有鼻子有眼地说出一些真实的输血中心的名字，还有中心工作人员的姓名，这些真实的姓名无疑增强了他们的消息的可信度，使德国人对他们的编造的谎言深信不疑。

　　 “上司”于1943年10月突然“死亡”。盖世太保发现了他的地下广播站并冲了进去，桑德斯的最后一次播音以机关枪声结束。当盟国军队准备挺进北部欧洲时，盟国又组建了一个新的电台“加莱军人之声”，继续广播。它的广播对象先是在法国作战的德国军队，后来又包括在德国境内的德军。它的广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到最后德国投降。纳粹当局曾试图对电台进行干扰，电台的许多忠实听众都以为那是笨拙的英国人在徒劳地干扰德国的电台。

　　 随着大西洋战役的形势逐渐对盟国有利，英国又组建了一个新的电台，名称为“德国大西洋短波电台”。它的广播对象是德国U潜艇的艇员。广播站的工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或是从瑞典的市场上购买，或是从美国录制、或是在伦敦的录音室中灌录)获得德国最新的舞曲，然后在电台上播放以吸引德国水兵的注意。

　　 电台的工作人员通过德国城市遭破坏的照片与原有的德国地图相对照，然后在广播中播报空袭后德国城市遭破坏的详细情况。可以想像，这样的广播对于远离家乡时刻处于危险中的德国U潜艇艇员的影响会有多么巨大。即使后来，德国人都知道这个电台其实是一个英国的宣传电台，大多数U潜艇的艇员还是继续收听它的广播，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获得一些可靠的消息了。

　　 盟军也曾试图尝试用可视性材料进行宣传，但并不很成功。谍报机构四处散发伪造的出版物、信件和传单，试图鼓动德国士兵开小差或投降，但最后都归于失败。

　　 在当时的德国军队中，有许多德国军官被灌输了“坚强”、“团结”等理念。只有当他们与同伴失散或在战斗中由于伤亡而失去领导时，他们才会开始考虑自己的生路，才会选择投降或开小差。

　　 据估计，在D日与德国最后投降的期间内，大约有70％在西线服役的德国士兵收听了盟军的无线电广播，或者阅读了盟军的宣传传单。许多传单在士兵中传阅，但他们很少讨论传单的内容。然而，随着战争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盟军声称，如果投降，他们将优待俘虏。许多德国士兵动摇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大量的德国军队选择向西方国家军队投降，而不是向苏联军队投降。

　　 事实证明，战术宣传，尤其是使用扬声器的宣传，更为成功。在1945年初，英国第4装甲师的心理战部队通过在坦克上安装扬声器在短短的4天内就俘虏了500多名德军战俘。后来，美国的心理战大队在越南战争期间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但不是特别成功。

 

国内的说服工作

　　 国内的宣传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七章将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的讨论。二战期间，交战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利用了各种声音材料与可视性材料的宣传手段，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在二战初期，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宣传机器为保证纳粹德国军队的高昂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公共广场上，经常展示着巨幅地图，市民可以随时了解德国的坦克挺进东欧的情况。

　　 纳粹冲锋队在前线每周都要播映新闻短片，将德国军队的辉煌战绩显示在电影屏幕上。戈培尔对新闻短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实际上，为了增强短片的影响力，戈培尔坚持在短片放映结束后留出5分钟的暂停时间，在正片播映之前让观众能够充分体验短片所带来的振奋。尽管当时有一些电影反映了德国人民的伟大美德，但大部分电影属于没有太大影响力的娱乐性影片。一些影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宣扬德国人的美德，攻击犹太人的卑鄙。

　　 戈培尔在纳粹党的所有42个区组织了许多场群情激昂的演讲与集会。如何进行发音控制，如何形成自己的演讲风格，所有的演讲者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只不过没有人敢模仿元首希特勒那别具一格的演讲风格。

　　 在英国，编辑可以自由出版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但如果出版可能对敌人有利的东西则要冒受罚的风险。《防务条例》规定了禁止出版的内容。战争一爆发，酝酿中的电视服务也胎死腹中。播映的新闻短片常常是数周以前的旧片，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反而显得有些滑稽可笑。

　　 后来情况才有些好转，英国BBC扩大了战时报道部门的规模，27个广播记者和录音与无线电发射工程师开始报道西北欧的战况。诸如理查德·丁布尔比、温福德·沃恩托马斯与切斯特·威尔莫特等记者赢得了英国人民的信任，他们舍生忘死，冒着枪林弹雨从前线发回真实的战斗情况，使国内的观众能够看到记录残酷的战斗场面的影片。

　　 战后，其他的战时记者离开德国，而丁布尔比却仍然继续着他的工作。他在广播中报道了他对苏联人的举动的困惑，而在过去的4年中，媒体对苏联一直是褒奖有加。苏联红军逮捕了他，但很快又重获自由。他继续对西方国家进行广播，质问斯大林的动机，警告听众要警惕即将出现的问题。很少有广播报道有如此准确的预见性。

 

马来亚的心理战

　　 战后，西方心理战专家发现他们面临两个威胁——欧洲华约组织的出现和远东地区共产主义势力的不断壮大。为了反击共产主义势力，英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小规模战争，二战中积累的心理战经验在这些小规模战争中应用得淋漓尽致。

　　 1941年底，日本人侵占了马来亚半岛，将马来亚共产党与其他政党都驱逐到丛林中。马来亚共产党与其他非共产党组织联合组建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对共同的敌人展开了游击战。由于缺乏作战经验、装备不足、没有严密的后勤计划，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打击日军的活动并没有给敌人造成什么破坏。但是，自136部队出现在马来亚后，形势立即发生扭转。为了有效地抗击日军的侵略，英国将流亡国外的警察、橡胶种植工人与锡矿工人召集起来，组成了一支136部队，开始进入马来亚开展游击战。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获得了充足的装备与良好的训练，到战争后期，它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作战能力很强的游击队。

　　 在和平到来之前，英国表示，如果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如果能够带着武器走出丛林，每个成员将获得250马来亚元的奖励。许多游击队员接受了这个条件，但一些坚定的马来亚共产党人拒绝了这一条件。在伦敦举行的庆祝胜利的游行活动中，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领导人钦鹏(音译)出现在136部队的队伍里，他因此而获得了英帝国的勋章，不过他从未接受这枚勋章。一回到马来亚，他就着手准备领导马来亚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要将马来亚变为共产主义共和国。

　　 钦鹏将他领导下的军队的名称改动了一个字母，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改为马来亚人民抗英军(MPABA)，从而改变了斗争矛头，不断地在边远地区制造恐怖事件，残酷地暗杀英国及其他的欧洲地产商人与矿业商人。当马来亚人民开始普遍抵制这种压制时，折磨与恐怖便接踵而来。随着原来只针对英国人的斗争性质发生了变化，马来亚人民抗英军的名称又改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MRLA)。

　　 1948年至1962年期间，英国政府将即将共产主义化的马来亚变成了民主国家。为了使马来亚的华人反对他们曾经支持过的共产党恐怖分子，英国政府煞费苦心地采取了许多措施。英国政府对食品的买卖与运输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以断绝共产党分子的粮食供应。英国对特种空勤团进行了改编，然后用于在丛林中追捕和破坏敌人的秘密藏身地。英国共投入了25000名英国士兵与15000名廓尔喀人执行搜捕与破坏任务。1957年，当马来亚人民最后赢得独立时，大约还剩下不到1500名共产党分子在坚持战斗，是年还有309名成员被打死，209名成员投降。1960年，暴动最后被镇压下去，残余的恐怖分子逃往泰国。

　　 毫无疑问，训练有素的情报与心理战分队的介入对夺取最后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特种空勤团与野战情报军士(NCO)在丛林中活动，与当地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保护，了解他们害怕什么，想要什么。依靠这些情报，心理战专家能够制定详细的心理战计划，综合运用声音材料与可视性材料进行宣传。

　　 一开始，实施心理战的主要动机是进行报复。英国人曾经看到他们的朋友、家庭和同事被敌人折磨与杀害，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看到犯下罪恶的敌人一命归西或束手就擒。早期的宣传品公布了被杀或被俘的共产党分子的名单，如果有照片的话，还会印上照片。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将死去的成员视为革命英雄，然后残杀更多的平民进行报复。

　　 但是，当1950年9月休斯·卡尔顿·格林(后被授予爵士，担任BBC的董事长)被任命为马来亚应急情报局局长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他劝服军事行动局局长哈罗德·布里格斯中将采取招安政策，不管恐怖分子以前犯过何种罪行，只要投降，一概既往不咎，而且还要进行奖励。尽管警察系统与民政部门强烈反对这项政策，但这项政策逐渐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筋疲力尽的恐怖分子放下了武器，举手投降。

 

卡通画武器

　　 尽管传单是最有效、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但大众传媒的各种形式都可以用来传播信息。每年散发的传单超过1亿张。仅在1953年，就导致了372名游击队员自愿投降。在一份最著名的传单上，为了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与其部下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用卡通人物虚构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

　　 传单上的卡通军官瞪大眼睛盯着群众的缺点，对群众的埋怨却充耳不闻。他有一张用于发号施令的大嘴，用于盛装美酒佳肴的硕大的胃，胸膛却很窄小，这样可以躲避子弹。他五指短小，屁股出奇的大，端坐在椅子上，而别人却在辛勤劳动。

　　 另一方面，传单上的卡通士兵是一个对上司的错误视而不见，对上司错误的言论与命令却言听计从的形象。他不会批评上司，但会用自己宽大的胸膛为上司挡御子弹。他的胃很小，以尽可能少地消耗粮食。这种比喻虽然有些牵强，但在当时怨声载道的充满不信任的环境中，这张传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空中的宣传活动

　　 在宣传战的早期阶段，一般使用车载扬声器，但由于它传播距离有限，而且必须要随卡车移动，所以到1953年年底，这种宣传方式基本停用。1952年，开始采用播音飞机进行空中宣传。经过艰难的初播阶段，这种方式被证明是成功的。一开始，广播员用马来语、泰米尔语和各种中国的方言进行广播。但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方言语言专家，最后只采用汉语普通话进行广播，而其他语种则停播。

　　 随着作战能力的不断提高，心理战分队能够在事件发生后2个或3个小时内就广播有关事件的新闻。如果在一次伏击中击毙一名重要的恐怖分子头目，在他手下的恐怖分子还没缓过神的时候，他们就会收到有关伏击详细情况的新闻广播。一些具体情况主要来自战斗中俘虏的恐怖分子，承诺他们如果肯合作，提供需要的情报就会得到优待。

　　 一次，广播中播报了在伏击中被击毙的恐怖分子的名单。报道说，警卫部队已经找到了一些恐怖分子的尸体，并按照宗教仪式将这些尸体埋葬。但另一些姓名已经得到确认的恐怖分子的尸体未能找到，等到找到时尸体已经被野猪啃噬殆尽。这则新闻的内容基本上是真实的，因此这对已经心惊胆战的穆斯林恐怖分子的士气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随着战役的继续进行，一些已投降的恐怖分子利用他们的声望去劝说当地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群众与政府并肩作战。后来，一些曾经是恐怖分子但已投降的人被组织成一个巡回演出团，深入到边远地区，以表演短剧的形式向人们宣传政府对投降的原恐怖分子的宽大政策。尽管短剧的主题并不成熟，演出也略现粗糙，但这些表演能被当地百姓所接受，在宣传宽大政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感情与思想

　　 在对游击队实施心理作战时，对大众发动一场“感情与思想”的战役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

　　 在马来亚，1954年建立了有重兵巡查而且没有共产主义影响的白人居住区。最初，由于当局采取宵禁、食品管制与搜身等措施，尚能控制局面。但是，很快白人居住区的一些显贵不再受到管制的限制，开始过上正常的生活。不久，附近一些和平村庄的居民包围了白人居住区，要求与白人居住区合并。最后，除了一些共产党势力较大的地区没有介入外，其他地区的村民都加人了这个行动。

　　 当时，军队正将权力移交给文职的高级专员，同时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扩大了居住区的范围以接纳更多的华人和印度少数民族。

　　 后来，这项“感情与思想”政策又被英国政府应用于婆罗洲与阿曼，为今后从这些地区实施不流血的撤退做准备。英国介入婆罗洲始于1962年，当时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宣布与临近的沙巴州与沙捞越州这两个州的关系进入冲突状态，他试图迫使这两个州并入印尼组成一个大印度尼西亚。

　　 一开始，印度尼西亚人雇佣当地游击队对邻州的一些孤立的警察与军队哨所发动了小规模的越境袭击。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苏加诺总统动用了正规军，包括擅长对敌人后方进行渗透的特种作战部队。这些部队还得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些支援。

　　 为了抗击印度尼西亚的入侵，英国政府出动了15000名士兵，主要是步兵。婆罗洲的战斗主要是小分队作战，英国部队在丛林中花费数周搜寻并消灭敌人。1964年，英军与廓尔喀雇佣军开始实施一项极其秘密的军事行动，他们越过边境向敌人的后方实施渗透，在不使战争升级或不导致联合国干涉的情况下，试图将印度尼西亚军队驱逐出他们的前沿阵地。

　　 与此同时，英国皇家空军的直升机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特种空勤团协同作战。通过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并对当地老百姓开展医疗服务，英军赢得了居住在丛林中的当地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搜集到大量的有关敌人活动的情报。尽管当地的一些百姓有些排斥外界影响，但多数当地人还是亲英国政府的。

　　 夜晚巡逻时，为了安全起见，英军总是躲到丛林里隐蔽起来。后来，英军终于来到了他们要找的村庄。他们在不改变村民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仅仅利用了简单的医疗与工程设备就帮助了村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英军还为村民开办了健康讲座，为他们治疗疾病，克服营养不良。先是向村民赠送食品，后来又教会村民更先进的种植方法。

　　 随着接触的增加，英军还向当地村民赠送了收音机、医疗包、啤酒甚至是装有丰盛礼品的礼物篮。对当地人来说，国家边界无关紧要，他们不关心政治，谁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观需要，他们就支持谁。英国人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利用了这一点，这就是“感情与思想”政策的价值所在。后来，英国人在阿曼也贯彻了这一政策，而且同样也取得了成功。但还有极少数西方国家尚未完全掌握这一政策。

　　 1970年，英国被卷入最后一场殖民战争，但此时的英国对战争已经开始产生一些恐惧。自从1962年以来，年老力衰的暴君赛义德·本·泰穆尔苏丹一直在南部的佐法尔省清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但接连遭到失败。利用刚独立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为基地，游击队对政府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战役，并且取得了胜利。1970年，苏丹泰穆尔完全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他的儿子卡布斯·本·赛义德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夺取了政权，这位曾在英国陆军军官学校受训过的亲英派人物成为阿曼的新苏丹。

　　 卡布斯要求英国派遣军队协助镇压叛乱，英国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特种空勤团小分队于几天内抵达阿曼，然后立即实施“风暴行动”，试图重新夺回南方地区的主动权。

　　 对特种空勤团的士兵来说，实施行动的地区是完全陌生的环境，大多数士兵只熟悉丛林战。阿曼的南部地区是一块60公里长10公里宽的狭长的沿海平原地带，省会塞拉莱位于平原的中心地区。该地区的内陆部分以山地地形为主，从南向西分布着一些干河床和无数的山洞，一直延伸到也门边境。在阿拉伯大沙漠与群山之间是一块变化莫测的沙洲。

　　 特种空勤团对佐法尔地区的居民也几乎一无所知。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带的主要是卡斯里族，他们勤劳精明，不同情游击队。相比之下，山区的居民充满着激情与智慧，独立性很强。沙洲地区的拜杜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独立性也较强。

　　 约翰尼·沃茨中校率领22名特种空勤团队员实施此次行动。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是如何赢得当地百姓的“感情与思想”。英军组建了一支心理战分队对“叛乱者”的宣传进行反击。刚开始，佐法尔地区的群众悄悄地为“叛乱者”提供一些支援，后来，英国人又蓄意挑拨“叛乱者”与群众的关系。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医生与特种空勤团的伞降医护人员走访了当地的村庄，为当地村民注射预防针，以防止以前流行的致命性疾病的再次发生。同时，兽医小组还为当地游牧部落的牲畜治疗疾病。

　　 沃茨将当地佐法尔人武装起来抗击“叛乱者”。特种空勤团负责为这些由当地人组成的队伍提供组织、训练、装备和供给，但从不直接指挥这些队伍。到1975年为止，特种空勤团已经武装了大约1600名当地人。在赢得佐法尔人“感情与思想”和收复失地的行动中，特种空勤团依靠他们娴熟的处理技巧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叛变

　　 如何使敌人叛变是心理战中的至关重要的部分。尽管叛变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30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造成敌人叛变还是存在一些共同规律的。安德鲁·莫尔纳是研究越共的专家，他坚持认为，尽管在城市环境中更容易叛变，但农村的叛变分子比城市要多。他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城市中的游击队员的生活并不是特别艰难，而在丛林与山沟里的部队常常要经历一些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某种形式的骨干分子更容易叛变：秘密的情报人员通常要装出一副亲政府的样子，有时候可能会转变成真正支持政府的人；联络谍报员在任何时候都有机会叛变，尤其是在以赦免相利诱的情况下，更容易叛变。另一方面，一些领导骨干，由于从其地位与权力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满足，因而不太可能叛变。同样，心理战专家一开始通常不愿意按需要的观点写宣传材料，但他们很快就会相信他们所写的一切，并且会坚信不移。

　　 对1369名越共叛徒的一份研究表明，非正规战争的艰苦性，特别是食品与医药的短缺，是造成叛变的主要原因。大约有五分之三的叛变分子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叛变的，其他的叛变分子叛变的原因则是因为对组织的缺点与失误极度失望。

　　 莫纳声称，大多数叛变分子在加入组织后的第一年根本没有考虑过叛变。但此后的6个月里，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个人前途，这段时期也是最容易发生叛变的阶段。组织里的成员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可能是与另一名成员发生矛盾，如果矛盾继续恶化，将可能导致整个集体中的内讧。性的缺乏常常导致成员身心疲惫。尽管大约有10％的越共成员为女性，但在丛林或其他边远地区，性生活通常是不允许的。

　　 在出现个人危机之后，常常会发生叛变的现象。一旦决定叛变，游击队员就开始想方设法地脱离组织。根据莫纳的研究，大多数叛变分子先是决定叛变，之后才开始受政府宣传的影响。尽管后来的研究对这一发现(实际上主要针对莫纳的研究报告)提出质疑，但在制定心理战计划时，尤其是针对头脑简单的对手开展心理战时，这一发现仍然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越南的经验教训

　　 在对付革命战争的威胁时，美国的做法与英国截然不同。可悲的是，五角大楼并没有将北越视为敌人。在武器装备上，美军拥有绝对优势，美军认为敌人的优势在于他们的隐蔽性与狡猾。美军主要通过公路运输与直升机进行机动，对顺畅的供给线的依赖性很高，而且都是在白天运动，而北越军则是四处出没。北越军队通常利用夜晚行动，后勤上的自我供给能力很强，尤其擅长夜战。

　　 北越与越共游击队根本不需要采取任何胁迫手段，就能轻易地赢得农民的民心。1964年3月至5月期间，越共向农民散发了418种不同的传单。其中，45％的传单是有关军事与准军事话题的，36％的传单是有关群众感兴趣的话题，还有8％的传单是关于被点名的政府官员或是针对美国读者的。尽管有7％的传单是针对特定的人群，比如学生、女性和小商小贩的，但只有1.3％的传单涉及宗教主题。

　　 另外，越共有时还特别设计一些传单，比如警告当地老百姓要警惕美国妄图把女人武装起来的阴谋。把被俘的越共俘虏寄回的信件印在传单上，控诉他们遭受的非人的待遇。在肯尼迪总统遇刺的24小时内，越共曾以极快的速度散发了一份非常成功的心理战传单，声称新总统林登·约翰逊在另一起事件中受了轻伤。

　　 许多美军地面部队士兵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心理战，尤其是欺骗行动。他们认为，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不是美国人的做事方式。当美军使用传单时，他们的手段并不高明，忽视了印度支那人的心理，只是一味地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心理上，有五个弱点容易被利用：困难、恐惧、对胜利没有信心、理想破灭和对家人的担心。

　　 在用B－52轰炸机进行狂轰滥炸后4个小时，美国人就向被轰炸地区空投了大量传单，告诉地面上的敌人，刚才是美军动用B－52轰炸机实施的轰炸，而且还将继续实施轰炸。美军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促使敌人叛变。空投这些传单的目的是想造成敌军士兵与军官之间的摩擦，但这种方式往往收效甚微。

　　 正如在二战后期盟军所发现的那样，轰炸只会使敌人产生仇恨，而不会投降。B－52轰炸机采取地毯式轰炸方式，不可能不伤及无辜，即使对被确认是敌方的目标进行有目的地轰炸时也会造成附带毁伤。不管投入B－52进行轰炸在军事上的价值如何，在心理上这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美军偶尔也会完全使用和平的心理战技巧。第7心理战大队发明一种将宣传口号印在肥皂包装纸上的方法，这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用肥皂的人都能看到肥皂上的宣传口号。另外，印有宣传口号的食品袋也四处发放。由于食品袋供应不足，而且主要是家用，因此，通过在人口流动性大的市场发放印有宣传口号的食品袋能够起到宣传的作用。为缺少玩具的儿童提供的纸偶与木偶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只需将这些玩具身上印上宣传口号就行了。

　　 1966年5月，美国的一家研究所试验用一种产生臭味的炸弹来对付越共，而不影响美军的作战能力。炸弹散发的气味极其难闻，将使越南士兵普遍感到恶心与惊恐。如果这种炸弹研制成功的话，美军将用它来对付丛林里的游击队。把令人作呕的气味装到常规炸弹中，这样，敌人就会把这种恶臭与炸弹联想在一起，从而引起他们的恐惧，破坏他们的正常生活。

　　 通常，美国在越南使用心理战的意图非常明确。“叮当行动”是一个典型的战例。这是由美军第10心理战营与空军第5特种飞行中队联合实施的军事行动。美军共使用了2架C－47飞机，其中一架的绰号叫“妖怪”，装备有几挺小口径航炮，另一架的绰号叫“罗嗦”，装备有扬声器。这两架飞机通常在夜间出动，在每次出动后的开头阶段，“罗嗦”在“妖怪”的护航下飞到敌人阵地上空，利用机载的扬声器制造的对人体心脏产生刺激的噪音来骚扰敌人。黎明到来的时候，噪音就被播放高层政治家规劝越共投降的录音所取代。尽管这次行动存在许多明显的拙劣之处，但有时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美军执行的任务中有24个比较成功，每个任务大约都持续2个小时，而目标地区的敌人叛变的数量从每月120人猛增到每月380人，增加了两倍多。

　　 1969年11月，美军第1步兵师开始同时使用几种心理战手段，他们白天用武装的宣传分队展开心理攻势，夜晚使用噪音干扰敌人，使敌人没有时间休息。每个训练有素的宣传小组由3个班组成，一个班负责宣传，另两个班负责警戒。负责警戒的班配备重型武器，而负责宣传的班带着一名已经“投诚”的叛乱分子，最好是当地人。在宣传班进入村庄之前，警戒班预先设置警戒线，占领有利地形，防止可能遭受的伏击。进入村庄之后，宣传班挨家挨户地发放印刷品，搜集当地的一些情报。

　　 夜幕降临，美军出动直升机对目标村庄用扬声器播放音乐。在午夜之后与黎明到来之前，美军播放两个小时的心理战磁带，假扮死去的叛乱分子的幽灵对敌人进行规劝，试图使越共产生怀旧想家或者恐惧的情绪。美军的这种战术被称为“徘徊的幽灵”，对那些担心死无葬身之地的越共成员特别有效，它与英国在婆罗洲采取的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处。据报道，尽管敌人意识到声音来自直升机，但许多缺乏作战经验的越共在半梦半醒之间还是被搞得晕头转向。

 

北爱尔兰

　　 争夺爱尔兰控制权的战争已经持续了800多年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是一场不流血的冲突，围绕着北爱尔兰的6个郡在新教教徒与民族主义分子之间展开，但很快这场不流血的冲突发展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在乌尔斯特警察部队介入之后，英国于1969年8月开始介入冲突，但事实证明，英国的介入并没有控制住当地的骚乱状况。

　　 到1972年，军队的兵力曾经高达22000人，由他们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

　　 但是，第1营在伦敦德里郡射杀了13名示威者。当年1月，伞兵团开始负责调查军队的行为及其长期作用。冲突双方的政治领导层与高级军官很快清楚地认识到，到了削弱军队权力的时候了。

　　 到1977年，军队的规模已经削减到只有14个营，每个营650人左右，另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保障分队。军队的大部分兵力部署于被称为“战术责任地域”的限定区域内。但是，有一些营任务较重，负责支援责任地域内的其他部队。

　　 尽管一直努力协调警察与军队的行动，但警察与军队之间仍然存在太深的积怨。在对付新教极端主义分子时，军队中极少有人信任新教警察。另一方面，乌尔斯特警察部队有更多的理由将军队视为外来者，认为军队并没有诚意认真地解决爱尔兰问题，他们很快就会撤到安全的大陆地区。

　　 在1977－1979年，军队与警察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非常激烈，开始威胁到情报搜集。当时，乌尔斯特警察部队的大部分情报由特种任务部——E部负责搜集。但E部将审讯权转交给C部——刑事侦察部。同时，军队的情报搜集主要依赖志愿的野战情报军士和一些相对缺乏训练的军官。军队的士兵与警察几乎互不说话，军队与警察的下属机构对自己掌握的情报也互有保留，互不通气。另外，军情五局与军情六局在北爱尔兰都有自己的谍报网，它们偶尔使用同样的情报来源，但极少共享情报。

　　 1970年，当时任驻贝尔法斯特第39旅旅长的弗兰克·基特森获准组建机动侦察部队。基特森是一个有丰富的反暴乱经验的军人，曾经在肯尼亚、马来亚、阿曼和塞浦路斯执行过多次反暴乱任务。他将一些已经“投诚”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绰号为“弗莱兹”的小组，然后派到英军的营区与英军共同生活。最初，这个秘密小组只有几个成员，由一名上尉指挥，直接对基特森负责。英军最初的任务并不复杂。一部分英军士兵乔装成平民，开着没有任何标志的汽车，在爱尔兰共和军可能埋放炸药的地方守株待兔。其他英军士兵在“弗莱兹”小组的配合下，在一些重要地区巡逻。

　　 但在数月内，英军的活动开始执行一些特殊而复杂的任务。英军开办了一家按摩院，一名英军女兵装扮成挨家挨户推销化妆品的推销员。英军还开设了一家洗衣店，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鲁莽的悲剧性错误。英军利用洗衣店的运货车进行监视。但后来由于“弗莱兹”小组成员的再次叛变，这次行动不得不放弃。当机动侦察部队的一名女兵与一名男兵驾驶运货车途经西贝尔法斯特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男兵被枪杀，而女兵却侥幸逃脱。而再次叛变的“弗莱兹”成员还是没有逃脱被爱尔兰共和军处死的命运。

　　 随着形势的发展，机动侦察部队的弱点越来越暴露无疑。它的情报几乎完全依赖于并不可靠的“弗莱兹”小组，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也无法得到训练有素的快速反应部队的支援。1973年，机动侦察部队被解散，由新组建的侦察大队接管它的责任地域，这支侦察大队就是后来著名的第14侦察连。

　　 一开始，英军想为这支侦察大队起一个名称来掩护其真正的军事行动的目的。起初，他们自称是北爱尔兰训练顾问组，但后来发现这么做会损害北爱尔兰训练顾问组的真正作用，于是，他们便放弃了这种称呼。

　　 后来，英军又想以情报与警戒大队的名义作掩护，但这又与在北爱尔兰执行任务的第12情报局与警戒大队的作用发生混淆，于是，英军还是放弃了这种称呼。

　　 尽管第14侦察连的作用目前仍然是个秘密，但马克·厄本在他写的书中以精辟的分析指出了这支部队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贡献。第14侦察连的大多数任务要么是设立秘密观察哨(与传统的车辆检查站相区别)，要么是在没有任何标志的车内对目标进行观察。

　　 但是，在诸如北爱尔兰这样的地区，使用秘密观察哨和没有任何标志的汽车进行侦察容易令人起疑，也充满着危险。1974年，第14侦察连的上尉安东尼·波尔仑在对伦敦德里的一处天主教住宅区试图进行拍照时被杀身亡。3年后，设在南阿马地区的秘密观察哨又遭到破坏。一支装备有从美国国民警卫队窃得的M60机关枪的现役部队袭击了这个观察哨，有3名士兵被打死。

　　 1977年12月12日，这个单位的一名一等兵成了一场蓄谋抢劫的受害者，当时两个爱尔兰民族解放军(INIA)的成员企图偷走他的轿车。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恐怖主义分子，科林·麦克纳特被打死。一天以后，在另一事件中，一等兵保尔·哈尔曼在西贝尔法斯特受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攻击者的阻击。他似乎是要说服对方而没有使用暴力。他被枪杀了，他的车子被放火烧掉，大量的通讯情报被爱尔兰共和军缴获。

　　 自1977年以来，相当数量的特种航空队(SAS)队员受命在北爱尔兰的秘密行动中执行任务。他们的存在为恐怖分子的宣传机器提供了明显的口实。许多偶然事件都被归咎于SAS人员，并且被有倾向性地报道了。这类事件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其中只有半数是真实的，也需要一个团的人员长期驻在这个省。

 

对未来的启示

　　 约翰·柯林斯是研究心理作战的专家，著有《绿色贝雷帽》、《海豹突击队》等书，他将观念操纵定义为：公开地或秘密地通过运用欺骗措施、有控制地暴露情况、显示军事力量、实施心理战、使用作用于人的精神的生化战剂和实施其他类型的特种作战，影响和利用目标国政府、团体和个人的感情、思想和动机以有利于己方达成目标。

　　 在反恐怖领域，各大国都承认，预防事件的发生重于对事件的处理。鉴于各国都认识到必须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干涉，在某种情况下，动用武力可能会导致相反的效果。要用照相机记录整个战场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利用电视报道一个武器装备先进的外国部队如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个装备落后的地方民兵组织对国内的选民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政治与经济压力对恐怖组织来说可能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如果制裁为恐怖组织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后果的破坏性将更大。经济制裁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如果以一场特殊的灾难(比如洛克比空难)为由对特定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可能对目标国的影响并不大，但不出几年，或一段时间甚至几个月，经济制裁将会导致目标国政权的不稳定。

　　 如果要使经济封锁产生满意的效果，国际合作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常常因为经济封锁而付出巨大代价，因为许多美国友邦由于担心失去贸易机会或害怕刺激恶霸式国家而在国际合作方面有所顾忌，采取消极的态度。美国对利比亚、尼加拉瓜和伊朗的单边制裁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满意效果。但是，联合国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却很快迫使塞尔维亚政府对其邻国波斯尼亚的扩张野心收敛了许多。

　　 尽管前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注定要栽跟头，但当时的前苏联在对付巴基斯坦人时，就成功地运用了胡萝卜与大棒政策。尽管巴基斯坦为穆斯林游击队提供庇护，还允许他们采购武器，但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并不十分明确。前苏联对巴基斯坦以经济援助相利诱，以越境轰炸巴基斯坦、颠覆巴政府相威胁，因此，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对巴基斯坦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巴基斯坦还是迫于苏联的种种压力，未敢太多地介入发生在邻国阿富汗的战争。

第七章　国 内 的 谎 言

　　人类本不应该自相残杀。在一个人介入战争或种族屠杀之前，他必须先要使欲摧毁的目标丧失人的特性。二战期间，日本人在拿人做医学实验之前，将被实验的人称为“马路大”(原木的意思)，这就是要摧毁任何同情这些牺牲品的倾向。

　　宣传往往采用欺骗的手段，长期以来一直用于麻痹人的思想、抑制人的辨别能力和增强人的团结协作性。敌人就是集邪恶于一身的集团。战争爆发的时候，由于整个国家都投入到以正义打败邪恶赢得胜利的斗争中，体现人性的仁爱将在一段时期内不复存在。

　　如果西方国家与亚洲国家爆发战争，西方国家常常把亚洲国家描绘成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游牧部落。成吉思汗及其蒙古部落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欧洲人心头，有关成吉思汗的书籍也经常出版。

　　英国与美国的战术家忽视了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在中国发起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他们完全错误地认为，日本士兵连枪都不会瞄准，根本不是欧洲士兵的对手，而且对此深信不疑。多年以后，联合国的部队在朝鲜战场被高深莫测的中国人打得一败涂地。十几年后，美国人在越南又尝到了被他们蔑称为“亚洲佬”“越南佬”的越南人的厉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上帝站在我这边

　　 在理论上，上帝与国家并没有任何联系，但在战争时期，一个国家的政府总是要祈求上帝的保佑。上帝规定了我们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国家的价值观。在正义战胜邪恶的正义战争中，困难与危险是必然要承受的代价。敌人常常是邪恶的化身；尤其是在宗教战争中，敌人常以“神的意志”为他们制造的可怕的大屠杀开脱。

　　 西方人信仰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源于对迦南的侵略，据说耶和华命令犹太人去屠杀或奴役当地人民并摧毁当地人所信仰的神。敌人的罪恶不仅只是对他国人民领土的占领，而且还包括对“错误”的神的崇拜。过去信仰的神和魔——阿斯塔蒂神、圣母和别西卜(基督教《圣经》中的鬼王)——都不再允许崇拜。

　　 清教徒及其后人继续着他们的圣战，他们相信，在美洲定居是上帝的安排，因此，他们认为，美洲土著人先前的社会发展与经济水平是落后的，他们将土著人视为“被撒旦奴役的奴隶”，应当被征服和消灭。

　　 在伊斯兰教中，圣战也是一种传统。从历史上看，每年发动一场战争以推广伊斯兰教教义是每一个穆斯林王子的神圣职责，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世界上没有上帝，只有真主阿拉。因此，在穆斯林与天主教徒之间爆发的十字军战争中，双方都绝对地相信，对方是惟一的真正的上帝的敌人。

　　 每个有天主教传统的国家都指责敌人是屠杀天主教徒的刽子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凯泽被描绘成恶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提出“上帝与我们在一起”的口号。在一些情况下，宗教也偶尔成为令那些谋求战争借口的政客们感到棘手的障碍。1854年，土耳其异教徒对天主教俄罗斯的战争得到了英法的包庇，许多预备修士对英法极为不满，于是这些修士便被英国扩张主义分子视为叛徒而加以迫害。一个世纪以后，当一些勇敢的德国牧师在布道坛上冒着生命危险谴责纳粹主义的邪恶时，他们也因质疑第三帝国的道德准则而受到迫害，被投入集中营。

　　 按照传统，敌人一直被视为野蛮人或文化的破坏者。敌人会被描绘成粗暴残忍的、未开化的形象。通常，拥有较发达文化的民族将拥有技术上不发达的民族视为野蛮人。对于希腊人来说，任何不讲希腊语、与他们制度不同的民族都是野蛮人，甚至连温和的亚里士多德也不反对屠杀非战斗人员与贩卖被征服地区儿童并迫使他们成为奴隶的做法。

　　 对于罗马人来说，凡是生活在帝国疆域之外的民族，尤其是好战的日尔曼民族，都是野蛮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由于奴役“低等”的黑人而变得繁荣富裕，19世纪，欧洲国家又发动了一系列对中国的战争保证了鸦片贸易的繁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野蛮人”这个称谓也被参战各国宣传机构广泛使用。纳粹的反犹太传单宣称，亚利安人是优秀民族，而犹太人、斯拉夫人和东方人都是血统不纯的劣等民族。盟国也不甘示弱，经常将德国人形容为无知的恶魔般的纳粹游牧部落。

　　 杜鲁门总统创建了冷战理论，用当时精通宣传的专家罗勃特·艾维的话说，杜鲁门总统“将敌人描绘成残暴的、野蛮的、专横的、无情的、毫无人情味的、嚣张的、驽钝的、邪恶的、强壮的和破坏性强的形象”。罗纳德·里根总统沿袭了杜鲁门总统的遗风。事实上，直到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的大多数新闻机构的措辞才开始有所缓和，不再把对东欧国家的赞美之辞视为不爱国的表现。

 

究竟什么才是事实真相?

　　 当尸袋大量地被运回国内的时候，正义战争的理论很难再继续贯彻下去。今天的战争可以通过血淋淋的画面出现在电视上。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电视还没有发明，无线电技术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使得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即使不能完全隐瞒，至少也比较容易部分地隐瞒。在1916年和1917年的大屠杀中，许多在1914年排队登记参加巴勒斯坦营的人都被无情地杀害了。仅仅一个早晨，一些小镇和村庄的年轻人通通被扼杀了。但是，为了不至于引起国内的震惊，当局封锁了伤亡数字，然后逐步地才公开具体数字以缓和国内的震惊情绪。

　　 信件、报纸等的保密检查制度也很严格。士兵既不允许保存日记，也不允许透露有关大屠杀的任何消息，寄往家中的信件也必须事先经过检查才能邮寄出去。在不透露太具体的地理特征的情况下，士兵可以写他们的生活环境，但不能轻易地抱怨生活条件或上级的领导。尽管保密检查非常严格，但士兵毕竟还是允许与外界有一定的联络。他们在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可能杳无音讯，几乎没有人希望他的爱人为他担惊受怕。

　　 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要避免新闻记者与政治家到前线去，当然除非他们的看法与总参谋部一致，否则他们在前线是不受欢迎的。

　　 我们可以以坦克的演变为例。坦克是由英国人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首次使用的。它对前线战事的影响并不大，但对国内的影响却非常巨大。当时，当地报纸乃至全国报纸的读者数量猛增，许多读者总是定期地去阅读公告栏以获得最详尽的报道。报纸迫切需要一些有关坦克的数据资料，但官方对坦克的报道极少，照片又属于保密检查严格控制的对象。当杂志开始以漫画形式刊登一些虚构的有关这种奇特武器的故事时，政府对这种虚构的作品还是持积极鼓励的态度的。

　　 1917年1月，第一部反映坦克的电影开始公映。人们像潮水般涌向伦敦的电影院，排着长队等候一睹坦克的风采。只要银幕上一出现坦克的镜头，观众就起立欢呼鼓掌。对于国内的民众来说，坦克被视为能够打破西线僵局赢得最后胜利的武器。然而，前线坦克部队的许多士兵对于国内民众的这种多少有点幼稚的态度有些愤怒，因为他们太了解当时坦克战的严酷性。但是，后来成为皇家坦克团上校指挥官的埃尔斯却故意尽其所能地为坦克造声势以推动坦克的发展。1917年，他还请乔治五世国王观看了他精心设计的坦克作战能力演示。

　　 在国王亲临演示现场时，一辆坦克被安排越过一个掩体。当国王询问乘员的健康状况时，3名坦克乘员被引见给国王。其实，国王和其他现场观看演示的人都不知道坦克中还有5名乘员，但他们都已经被震得不醒人事。早期的坦克对人体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真相是禁止宣传报道的，反正人们只是知道演示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康布雷战役中，400辆坦克沿着6英里长的战线向前推进。教堂的钟3年来第一次敲响，告诉人们，部队在这些装甲怪物的支援下已经向敌人后方突破了5英里。但坦克所取得的战绩并非如人们所愿，在交战的初期阶段，大量的坦克被大炮击毁。50多辆坦克被德军缴获，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向新闻界透露。几天后，德军发动反攻，收复了几乎所有的失地。

　　 在宣传中，坦克的种种缺陷总是被淡化处理，一笔带过，因此，当时的大多数民众对这种新式武器的作战能力还是充满信心。坦克还频频出现在英国各城市乡镇的街头，招揽民众购买战时债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也利用缴获的英国坦克用于同一目的，只不过将这种武器描绘成邪恶野蛮的东西，是对人类文明的侮辱。

　　 事实上，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坦克的意义要比作为用于战争的武器的意义要更加重大。英国人首先使用了坦克，但坦克所取得的实际作战能力远没有宣传的那样强大。战后20年，恰恰是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实现了所宣传的作战能力，取得了辉煌战果。

 

无辜的牺牲品

　　 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军方一直刻意隐瞒着战斗给士兵带来的疾病。当局拒绝承认因战斗受伤而带来的身体机能紊乱等疾病。当时，精神病学刚刚兴起，尚处在发展初期。因此，医生常把精神紊乱视为士气低落的一种表现。军队中的大多数军人都认为，战斗疲劳症有损士气，应该批判患有此种疾病的士兵，而不应该同情他们。

　　 许多患有战斗疲劳症的士兵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军法制裁，有的甚至被处死。对于这些士兵，当局坚决镇压。根据英国陆军公布的官方数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共有346名官兵被处死。无论是在一战中，还是在一战后，对这些官兵处以死刑的事实一直是军方的机密。从1922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军事行动数据》一书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些点滴的细节，但有关的具体个人情况仍然被当局封锁。安东尼·巴宾顿是一位巡回法院的法官，他获准有限制的查阅一些相关档案。直到1994年1月，研究人员在被限制了75年之后才以其他方式勉强获准查阅有关档案。

　　 档案查阅结果令研究人员震惊。战争期间，共有约3800名官兵被处以死刑，其中11％的人是被枪决的。约160个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中，87％的人被判定有罪。大多数被告无法找律师为其辩护。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从被告所在部队抽调士兵组成行刑队，在前线就地枪决。

　　 行刑队队长叫维克多·西尔韦斯特，参军时只有17岁，他是隐瞒了真实年龄才得以入伍。他因偷看了一份仅限军官阅读的文件而被捕。这份文件记录的是即将被枪决的士兵的名单。作为惩罚，西尔韦斯特被命令担任行刑队队长。他在死后出版的备忘录中回忆说，行刑前，行刑队的一些成员喝得烂醉，因为第一个即将被枪决的人来自他们原来所在的营。执行枪决的时候，西尔韦斯特内心充满了恐惧，双手不停地颤抖，枪响过后，竟然没有命中犯人。一名军官当即拔出手枪将犯人击毙。事后，西尔韦斯特的精神崩溃了。他的真实年龄败露后，军队将他遣送回家。如果他的年龄再大几个月的话，他恐怕就要被送到根本无需考虑精神状态的前线去了。只要到了前线，天知道是否还能活多长时间。

　　 由于前线军官普遍缺少必要的法律常识，而且前线发生的事情一般不为后方的公众所了解，因此，刚到前线的军官发现，在这里，军官的权力比高等法院的法官还要大。在指挥官下达处以极刑的命令后，本可以拖延执行以等待更高一级的上级部门做出减刑的判决。但大多数军官没有这么做。胆怯畏战会被处以死刑，不管犯人是否真的胆小还是精神有问题。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承认了战斗疲劳症的存在，但军医却对这种疾病置之不理，即使要被处决的犯人在被传讯之前就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哈利·法尔的案子是最典型的一例。哈利·法尔是西约克郡团的一名士兵，1910年参军，当时才16岁。1914年11月5月，他所在部队调防法国。第二年3月，该营的2名士兵由于开小差被枪决。2个月后，法尔由于患战争疲劳症而从前线擅自逃了回来。5个月后，他又参军并在普莱士前线服役，但当时堑壕里的条件较以前相比又更加恶化。1916年期间，法尔因神经衰弱两次接受治疗。第三次病发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医生的治疗，并拒绝执行返回前线的命令，因此，军事法庭认为他临阵逃脱，将他枪决。军事法庭的审判只用了不到30分钟，审判记录也只有7页纸。4名证人出席了审判。在法尔自己辩护时，他试图传唤他的军医。但是，为他治病的军医受了伤，无法到场，法尔就这样被认定身体健康，但法庭并没有提供他以前的病历和当时的精神状态情况。

　　 这个年轻人被判处死刑，并于1916年10月执行了枪决。法尔被枪决后不久，其遗孀格特鲁德收到了一份发自战争办公室的简短的电报，内容很简单：“我们遗憾地通知您，您的丈夫已经死亡。他由于胆怯畏战被判处死刑，并于10月16日执行了枪决。”

　　 此后，她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直到有一天，一封来信告诉她，由于其丈夫已经被处以死刑，她与女儿赖以生活的军队补助金将停止发放。

　　 一位44岁的已婚妇女由于无力抚养她的3个孩子，被迫将子女遗弃，但她因遗弃罪被枪决。在所有案件中，最令人同情的是一名犯人，他的母亲亡故，父亲是一个战犯，双目失明，他将弟弟妹妹托付给邻居抚养，只身逃往沿海地区，但在途中被捕，后被判处死刑。

 

苏阿因的军士

　　 法国同样面临着大规模军人哗变的问题，但被枪决的军人的数量远比英国少。然而，在1915年，法国发生了一件军事历史上最耻辱的公然践踏法律的事件。3月8日，第336步兵团的第22连接到向香槟地区敌人的据点苏阿因高地发动进攻的命令。但该连拒绝执行命令(该营的其他士兵在先前向该地区发动无谓的进攻中已经全部阵亡)。当时的旅长雷韦亚克将军命令炮兵炮击22连阵地。但他没有权力发布这样的命令，炮兵部队指挥官拒绝执行。

　　 雷韦亚克将军不敢以文字形式下达命令，但指示从该连的各排抽调1名军士与4名列兵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在白天前往无人地带剪断德军的电线。可在白天当他们一出现时，德军就向他们开火，迫使他们退回掩体，直到夜幕降临，行动小组也未能完成任务。雷韦亚克将军以此次执行任务失败为由，下令解除该连的武装，并逮捕了各排最年轻的2名士兵以及另外6名军士。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这36人被控“集体违抗命令”，投入当地看守所等候军事法庭的审判。

　　 军事法庭于3月16日开庭审理此案。尽管雷韦亚克将军对法庭施加了种种压力，但法庭还是顶住了压力，撤消了原有指控，但还是有4名军士被判处死刑，保留申诉的权利。行刑队接到命令，将于下午2点执行死刑。但雷韦亚克将军担心申诉可能引起很多人的同情，于是将执行死刑的时间提前到下午1点。

　　 麦帕斯是当年被枪决的4名军士之一。15年来，他的遗孀一直试图证明她的丈夫是无辜的，但当局置若罔闻。在人权联盟的帮助下，她最终于1933年5月27日赢得了这场官司。军事法庭赦免了她的丈夫及其他3名军士，但只支付1法郎的赔偿金。1935年，汉弗莱斯·科布以这一令人感到耻辱的事件为素材写了畅销小说《光辉道路》。斯坦利·库布里克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但这部电影在法国遭禁映达20年之久。

　　 客观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多数审判还是合法的。但从军事纪律上来说，这些审判是没有必要的。澳大利亚的军队在西方阵营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澳大利亚军队就没有死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中只有4名军人因违反军队纪律被处以死刑。

　　 迄今为止，很多人想为那些因违反军纪而被处死的士兵请求赦免，但都归于失败。希望有一天，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拥有足够的、更加明断、更加人道的法律顾问。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一届又一届政府还是会继续欺骗公众说，战争中对近350人处以死刑的做法都是合乎法律程序的，并没有违背法律的公正性，这真是天大的谎言。

 

制造集体疯狂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他在短短数月之内将德国从一个民主国家变为独裁国家。希特勒说服年老体衰的兴登堡总统在3月5日举行新一轮选举，并在选举之前的期间内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反对派报纸遭到压制，反对派的会议也遭到流氓的破坏，发言的反对派还惨遭殴打。

　　 在纳粹控制的普鲁士内政部中，赫尔曼·戈林对警察机构进行了无情的大清洗，并将大量纳粹分子安插进警察部门并委任以高级职务，另外还挑选了30000名冲锋队与党卫军队员进入辅助警察部队。2月27日国会大厦被焚后，希特勒公布了一项法令，借口保护人民，取消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人身、言论、新闻、集会自由等权利。纳粹认定年轻的荷兰共产党员马里纳斯·凡·德·卢贝制造了国会纵火案，逮捕了大批左翼领导人，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纳粹不仅制造了大量的街头恐怖事件，而且全力开动宣传机器扩大纳粹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终于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彻底结束了德国的民主制度，确立了其独裁统治。国会大厦烧毁后，国会改在闲置不用的科罗尔歌剧院开会。当新当选的内阁成员步入自己的席位就座时，受到了党卫军卫兵与冲锋队褐衫党党徒的欢迎。当希特勒提出不经国会审议通过赋予他独裁权力的国会授权法案时，几乎没有内阁成员敢提出异议。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纳粹取缔了所有可能反对纳粹的政党。5月，贸易联盟被取缔，工人被迫参加纳粹的劳工阵线。6月，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非法，7月，罗马天主教堂与纳粹达成了一项可耻的协定，梵蒂冈同意今后天主教团体将不在德国境内组织活动，同意任命主教时要与政府协商。

　　 数千名左翼运动领导人与犹太人遭到逮捕，所有其他的政治党派被解散。1933年7月14日，希特勒宣布，国家社会主义党是德国的惟一合法政党，12月，颁布了《保证党和国家统一法》，确立纳粹主义是“德国国家思想的支柱”。1934年8月，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集总统与总理职务于一身，责令武装部队向他个人宣誓效忠，打破了过去武装部队只对宪法宣誓的传统。

　　 如果没有人民的默许，希特勒是不可能上台的。他认为纳粹的宣传机器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在世界历史上，纳粹宣传机器的手段之狡猾、制造谎言之大量、宣传鼓动之狂热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大萧条时期，德国工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30％，这为纳粹主义的蔓延提供了理想的温床。纳粹的宣传将左翼政治力量、在凡尔赛出卖德国利益的“背叛者”、魏玛共和国软弱的政治领导人、犹太人列为国家的敌人，而犹太人列于首位。

　　 1931年，纳粹党联合了在工商界颇有影响的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党，利用它拉拢抚慰工商业巨头支持纳粹的暴力统治。两年后，纳粹看到民族主义党已经没有利用价值，随即将它取缔。

　　 为了缓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纳粹政府兴建了许多大型公共工程，包括总长超过3000公里的运河和高速公路网。同时，德国的经济经过复苏开始走向经济“繁荣”，逐步走向战争经济。纳粹所宣扬的经济“奇迹”开始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整个国家开始向扩军备战迈进。有远见的人都很清楚，德国一旦能够重整军备，它必然走向战争。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注意到这种危险，事实上，许多国家还对德国采取了纵容的绥靖政策。

　　 为了确保对经济繁荣的宣传，德国大批量地生产廉价的收音机。政府甚至为购买收音机的顾客提供补助。收音机的普及使戈培尔的宣传机器的宣传能够影响到大多数家庭与工厂。从纳粹政权受益的人们开始接受纳粹的谎言与欺骗，尤其是“官方”的德国广播电台的宣传。

　　 纳粹党小心翼翼地将它的触手深入到农村。纳粹发现，农民是一个庞大的听众群，而他们常常为过去的魏玛政权所忽视。农业的丰收被政治化，德国经济的复兴与繁荣被归功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作用。纳粹党通过开展大规模训练运动，发动希特勒的少年冲锋队深入农村，宣传拥有健康的身体、健美的体魄的重要性。

　　 在纳粹统治初期，德国被一种狂热的情绪所笼罩，形势对纳粹党非常有利。大多数中等阶层的德国人被推入“盲目信仰的眩晕”之中，几乎没有人反对纳粹。对左派组织的攻击像瘟疫一样蔓延。国会纵火案后，纳粹颁布了严重侵犯多项公民权利的《紧急事态法案》，该法案受到了多数人响应，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活动也越来越盛。甚至连大多数没有加人纳粹党的中等阶层的德国人，在经过沮丧、失望、困苦之后倒向了纳粹党，全然不顾纳粹暴虐的一面。

　　 从1934年起，来自于同业协会、商会和事业联合会方面或多或少的强制，职业阶级被置于纳粹的直接影响之下。现在，他们之中的所有人都处于纳粹分子的领导之下。当时，出现了一些不满的声音，这种不满很明显是针对日益增长的捐税、低生产率、高利率和许多地方党政官员的严重腐败而发的。在1934年SA纳粹褐衫队的领导权被解除的同时，人们所抱怨的情况大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重整军备的政策也造成了一个极其表面的生活标准的改善。那些无法改善的便被归咎于外部的影响和犹太商会的腐败，其实这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很严重。

　　 那些敢于质疑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的教会人士很少受到宽容。不过，在纳粹掌权之初，他们十分注意讨好教会。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许多牧师才意识到了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在观念上的巨大裂隙。

　　 1918年的战败与革命，在德国留下了新教教会，从而导致了其与原教旨主义之间在技术与观念方面的一系列的分歧，这一分歧恰好可以为纳粹所利用。自由主义理论受到了那些热衷于原教旨主义复兴新浪潮的人们的怀疑，这在一方而诱发了路德正统教派真理观的复苏，另一方面导致了国家主义的发展。在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初期，尽管许多新教牧师对于发展着的纳粹运动持怀疑态度，但他们毫不拒绝纳粹的主张，特别是那些以基督教教义和国家复兴为基础，实现精神与政治复兴的主张。

　　 在一些新教牧师看来，纳粹所宣传的自我奉献、理想主义以及反对自私自利和文化堕落，是那样的有吸引力，以至于他们公开宣称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就是自由的节日。许多人在为那一天而悲伤。1934年，新教教会内部的一些纳粹极端分子便开始指责《旧约》，说它“带有犹太人的酬报道德，以及牛贩子和姘妇的故事。”人们开始认为，“基督死于十字架”的全部观念是有问题的，在将来，教会要把基督描述为日耳曼人凌驾于整个世界之上的至尊地位的体现。这时候，那些几个月以前嘲讽纳粹统治的到来的牧师们，开始反对他们成为盖世太保迫害的追随者。

　　 1934年10月6日，符腾堡教区的武尔姆主教被送到斯图加特接受“保护性看管”。5天后，迈泽尔主教在慕尼黑的家中被捕。由此而爆发的大规模示威行动迫使纳粹政权不得不于1934年11月1日将两人释放，但此时德国的教会组织已经被纳粹所破坏。许多新教教徒开始意识到他们被纳粹的表面现象所蒙蔽。但即使这样，大多数新教教徒还是对纳粹的民族主义的目标与社会抱负深信不疑，几乎没有人在行动上反对纳粹的统治。

　　 天主教教会一开始拒绝与纳粹党联合，但在1933年，天主教教会发现与纳粹党联合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遂与纳粹达成妥协。即使这样，纳粹政府还是逐步地对天主教的传统、风俗和制度，尤其是教育体制进行了无情的打击。1936－1937年间，纳粹精心制造了一系列的对神职人员的所谓“不道德行为”的审判，这些审判遭到了许多牧师的反击，他们不仅向教徒揭露纳粹的“莫须有”的指控，而且还列举纳粹党内盛行的道德沦丧与腐败等种种事实。

　　 神职人员还公开指责亲政府的舆论宣传，成功地发动了对一些报纸的抵制活动。被纳粹禁止悬挂的宗教旗帜继续在一些挂着万字旗的地方高高飘扬，宗教仪式成为团结宗教力量，反抗纳粹统治的方式。纳粹采取各种手段逮捕并惩罚了大量的牧师，但这只能使形势更加恶化。

　　 希特勒少年冲锋队的无业流氓、冲锋队和党卫军对教会犯下的暴力行径和对神灵的亵渎激起了公愤，连纳粹党内的温和派也指责这种暴力行为。十字架既是教会的象征，也是纳粹党的象征，纳粹极力要拆除所有公共场所中的十字架，而教会则竭力反对。在德国北部的奥尔登堡，纳粹分子试图拆除学校中的十字架，但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纳粹分子的态度不得不有所缓和，甚至还将过去已经拆除的十字架又安放在原处。但是，纳粹通过限制教会财产和取消一些重要的宗教节日继续推行其脱离宗教影响的政策。

　　 1936年，纳粹政府强行推广不受教会控制的学校。修道院的学校被解散，教学的修士被遣散，没有任何补偿。一开始，这导致了一片强烈的抗议怒潮，尤其是在对宗教极为虔诚的南部地区。但是，随着德国加紧扩军备战，纳粹党与国家宣传机构的广泛宣传鼓动，民愤才渐渐平息下去，这样，德国政府就完全地控制了教育系统。

 

犹太人问题

　　 纳粹的亚利安人种族优越论是对现代社会学历史的危险的错误认识为基础的。亚利安这个词梵语的意思是“高贵的”，最初是用来指定居在伊朗和北部印度的史前居民的。在19世纪早期，由孔德·德·戈比诺创造了现代的“亚利安民族”的说法，用来指说印欧语的民族，而且认为，人类的所有文明与进步都是由“亚利安民族”创造的。亚利安人比“犹太人”、“黄种人”和“黑人”都要优越，亚利安人可以随意地奴役这些劣等民族。

　　 戈比诺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外交官和行为学家，但他有关种族的理论使他平时的悉心研究带有严重的种族优越论的偏见。1853－1855年间，他出版了《论人种的不平等性》一书，坚持认为，人类的文明程度是受其人种构成所决定的，只要没有黑人与黄种人的血统，亚利安社会将得到繁荣发展，通过种族间的通婚导致了文明民族的血统越来越不纯正，因此，这个民族也将越来越失去其活力和创造力，最终将坠入衰退的深渊。

　　 戈比诺的理论在19世纪期间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不过，它引起了一些人对德意志民族的思考，这些人包括理查德·瓦格纳、弗雷德里希·尼采以及后来的阿道夫·希特勒。有关北欧日尔曼民族(或日尔曼民族)是优越民族的种族优越论开始成为纳粹政府推行消灭犹太民族、吉普赛民族与其他“非亚利安”民族的政策的理论基础。

　　 希特勒反犹太人的最严重的暴行一直不为德国人民所知。尽管德国的报纸偶尔会刊登一些提及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办法”，但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知道用于消灭犹太人的集中营的存在。不过，从1933年开始，在纳粹反犹太人的宣传机器疯狂煽动下，整个德国盛行一种偏执狂般的狂热。在前20年，德国人内心里一直存在着一种焦虑和犯罪感，尽管德国人并不愿意承认，但此时，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只局限于忠诚勤恳的少数人。

　　 从生理特征上看，德籍犹太人与他们的基督教邻居们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籍犹太人就已经把自己变得与德国人一样了，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德国社会所同化。不过，纳粹的宣传机器通过威胁、散布谎言和进行含沙射影地攻击逐步地在普通德国人心中播下反犹太主义的种子。

　　 德国政府禁止学校吸收犹太学生入学，禁止各行业与政府机关招收犹太工作人员，1933年又禁止犹太人与其他宗教信仰的人通婚。犹太人到处受到亲纳粹牧师的攻击，被污蔑为“基督徒杀手”，在各所学校中也被视为二等公民。在一些儿童读物中，犹太人被描写成危害亚利安人庄稼的毒蘑菇，许多攻击犹太人的书籍受到吹捧，而且还成为畅销书。

　　 一个世纪前的种族论重新大行其道。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一些“劣等”民族的人的头颅被拿来与亚利安人的头颅相对比，以此证明前者在智力上天生就要比后者驽钝。如果有人敢指出这种破绽百出的理论并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马上就会遭到反犹太分子的攻击，他们声称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以谎言与欺骗才在商业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德国加快备战步伐，大多数德国公民不敢质疑这些种族论，只有少数最勇敢的人才敢于与当局辩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投入了纳粹的集中营，神秘地消失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妄图联合各派力量共同反对犹太人的图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33年4月，纳粹试图号召全国抵制犹太商店与企业，但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在许多地区，人们根本不响应纳粹分子的号召。同样，在农村地区，纳粹试图强迫当地农民只将农产品卖给亚利安商人，但还是失败了，这并不是因为务实而极端保守的农民想故意与政府对抗，而是因为犹太收购商有着良好的信誉，而且通常是立即以现金支付货款。

　　 1934年，反犹太人的浪潮稍稍平息了一点，只在个别局部地区发生了一些反犹太的暴行，同时，纳粹党也在试图消除抵制犹太人的运动而产生的不利的国际影响。但到了1934年底，主导舆论的纳粹报纸又开始长篇累牍地刊登捏造事实攻击犹太人的文章，这为1935年席卷整个德国的新一轮反犹太暴行定了基调。

　　 新一轮反犹太浪潮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纳粹党感到乡村的反犹太运动不得力，与政府在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上的步调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在广大农村发动反犹太运动。此时的德国民众已经被舆论宣传所控制，他们基本上没有阻止疯狂的反犹太暴行。写着“这里不欢迎犹太人”的标语开始在各乡镇的郊区出现，原来曾经温顺的村民开始起来反对犹太人，将犹太人驱赶到大城市的安全区。

　　 纳粹发动的反犹太暴行逐步升级。到1938年11月，在克里斯多纳什发生的暴行标志着反犹太暴行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当时，一名德国驻巴黎使馆的官员被一名17岁的波兰犹太人枪杀。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正处心积虑地为他实施蓄谋已久的消灭犹太人的计划寻找借口，此事的发生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当晚，全德国的党卫军与冲锋队都同时行动起来，开始了没收犹太人财产，抓捕犹太人的暴行。

　　 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共有7000多家犹太企业被彻底破坏，近200座犹太教堂被焚，76座犹太教堂被夷为平地。近100名犹太人被杀，36名犹太人受重伤。30000多犹太人被捕并被送往集中营。克里斯多纳什事件发生两天以后，德国政府对犹太人征收了10亿德国马克(合2.5亿美元)的罚金，以补偿暴力事件中造成的损失。德国政府扣押了每个犹太人20％的财产以支付罚金。

　　 1939年4月，纳粹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共同居住在同一住宅区，这就导致了大城市中犹太人聚居的“隔都”的出现，同时进一步将没有逃到国外的犹太人与德国居民隔离开来。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大多数德国人都已经忘记了还有曾经与他们为邻的犹太人的存在。

　　 纳粹宣传机器的作用的确非同小可，在它的宣传下，在二战的早期阶段，大多数德国人认为犹太人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与日俱增的战争压力下，大多数德国公民变得非常挂念前线亲人的安全，担心空袭和越来越紧张的局势，至于那些曾经被他们隔离的犹太人，他们根本无暇顾及。

　　 大多数德国人已经不再把犹太人当作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认为，犹太人没有思想、没有需要，也不受法律保护。1941年9月，许多犹太人居住区迁移一空，所有居民都开始被迫迁往新定居点，而对于这些情况德国人却很少知道。

 

广播欺骗

　　 纳粹宣传机器是第一次充分利用无线电波的机构。在促成萨尔地区进行全民投票的事件中，无线电广播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这是第一次使用无线电广播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国际政治事件。1935年，萨尔地区的居民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接受国际联盟的管理，要么划归法国或重新并入德国。

　　 在欧洲，萨尔地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区，该地区没有自己的无线电转播站。因此，萨尔的居民只能收听临近地区制作的广播节目。由于该地区的大多数居民说德语，因此他们很自然地经常收听德国的娱乐节目。每当娱乐节目开始的时候，新闻和当前形势分析也开始广播。法国广播对萨尔地区的居民并没有施加太大的影响，而戈培尔却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操纵的宣传机器整天向萨尔居民灌输爱国主义和其他的谬论，目的就是要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命运与德国纳粹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与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全民投票不同，萨尔地区的全民投票非常地公正与严格。选举要在国际社会的严密监督之下进行，选举过程是保密的，而且为选民提供了三种备选结果。萨尔地区的德国人出于政治与宗教上的考虑认为应维持现状，而萨尔地区的大多数居民在戈培尔鼓动下，决定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控制的德国，而此时的德国，其极权本质日益明显。

　　 在某种意义上，德国人取得了胜利，德国当局为了扩大影响，给予国际新闻界充分的权利对此次投票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当时的美国的广播机构与英国的BBC广播电台一起对此次投票进行了积极的报道。8年后，当英、美两国与德国爆发战争时，它们才发现当初的报道无异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这场宣传的较量中，德国取得了胜利，而且德国的无线电宣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戈培尔利用宣传机构的另一个杰作是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的奥运会还是非常纯洁的，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只是一个盛大的体育赛事。但是，戈培尔却把它当作在政治上进行宣传的机会，通过无线电广播宣传纳粹的种族优越论。在加米施－帕滕基兴冬奥会举行之前，纳粹扩大了柏林附近的短波转播站的规模，目的是确保为各国记者提供最先进的设备。

　　 纳粹德国的措施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洋溢着兴奋之情的广播报道从这里源源不断地传到世界各地。与家庭关系密切的收音机不仅起到了传播新闻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了管理群众的作用。纳粹德国极有策略地在各地，尤其是在加米施地区安装了大量的扬声器，用它们来转播每日的详细新闻报道，特别是有关德国队获胜的报道。

　　 在冬奥会的成功使德国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德国人经历了一场兴奋之后，希特勒开始了冒险行动。他决定以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占领莱茵河以西的地区，尽管他清楚，如果法国军队进行抵抗的话，他的军队还没有实力对抗法军。希特勒采纳了他的将军们的意见，如果法军稍微抵抗一下，他就将部队撤回。但是，希特勒根本不需要担心。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居然平安无事地阔步进入莱茵河以西的地区，而且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德国的广播电台转播了当时的盛况。

　　 纳粹利用无线电广播又打了一场漂亮的宣传战，加速了纳粹对莱茵河以西地区的占领。1936年3月，德国进行选举。在选举之前，纳粹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广播希特勒在克虏伯军工厂的演讲，全力为希特勒制造声势。报纸刊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要求所有工厂主、百货公司、机构、商店、饭店和住宅区都要在广播前一小时架起扬声器，以确保尽可能多的听众能够听到元首的演讲。

　　 结果，希特勒赢得了98.79％的选民的支持，但与不到一年前的萨尔全民投票不同，此次选举完全被纳粹党所操纵。选票只能填一个候选人，而且由纳粹党分子监视投票。

　　 无线电广播在后来一系列的事件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些事件最终导致吞并奥地利，成立大德意志国。德国的吞并图谋由来已久。在凡尔塞会议上，德国就提出要合并奥地利，尽管当时大多数的奥地利人民与德国人民都希望统一为一个国家，但当时与会的战胜国拒绝了德国的提议。希特勒上台之后，奥地利国内对合并问题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意见。左翼政党希望维持独立状态，而右翼政党则积极支持合并。大批的奥地利的纳粹分子被投人监狱后被驱逐出境。1934年7月，德国暗中策动奥地利纳粹党在维也纳举行暴动，杀害了奥总理陶尔斐斯，但暴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无线电广播在奥地利纳粹分子的计划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他们计划先占领维也纳的无线电广播站，进而进行节目广播，这是发动奥地利境内所有纳粹分子举行暴动的信号。然而，纳粹分子并不知道，无线电广播站虽然在维也纳，但站里的转播设备却在城外。当纳粹分子占领了无线电广播站时，负责转播设备的忠于政府的工作人员立即关闭了所有的转播设备。

　　 当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发动暴动的时候，德国的广播电台不断地广播同情奥地利纳粹分子的内容，而当暴动失败后，广播也中止了，接替陶尔斐斯的奥地利新总理许士尼格试图稳定局势。但是，戈培尔却利用奥地利国内的不稳定局面不仅大肆宣传纳粹的思想与制度，而且还对那些反对纳粹的人进行公开的威胁。

　　 这场发生在维也纳的危机最终流产了，这一结果不仅出乎奥地利政府的意料，而且连纳粹德国自己也没有料到。1938年初，许士尼格发觉纳粹分子的又一个秘密的阴谋。他立即赶往德国进行抗议，不但没有得到同情，还遭到希特勒的严厉指责。希特勒强迫他任命亲德的纳粹分子塞斯－英夸特担任内政部长和公安部长。许士尼格屈服于希特勒的压力，对内阁进行了改组。

　　 2月23日，塞斯－英夸特对奥地利人民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广播演讲。演讲中，他使用了“我的德国同胞们”这个称呼，而且此后他一直沿用了这个称呼。他下令取消禁止悬挂纳粹党党徽和万字旗的禁令，这明显是与总理许士尼格相对抗。几天后，许士尼格突然宣布，准备举行全民投票，表决奥地利是否同德国合并。

　　 接下来，双方爆发了一场广播战，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从1934年开始，许士尼格第一次同左翼政党联合，允许他们利用媒体进行宣传。3月11日晚上，电台播放了两个广播演讲，一个基督教社会贸易联盟运动领导人、政府内阁成员的罗特部长的讲话，另一个是年轻的工人领袖塞勒的演讲。

　　 在3月11日之前，德国电台就开始连续广播一些亲德国的言论与假消息，声称全民投票只不过是共产党夺权的一个借口。德国电台还说捷克斯洛伐克为维也纳的左翼分子提供包括火炮在内的武器装备，指责许士尼格与共产党人建立联合阵线。当时的奥地利人民还没有发觉纳粹宣传机构的险恶用心，开始相信纳粹的舆论宣传。

　　 希特勒得知许士尼格要举行全民投票的消息后暴跳如雷，当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投票，指令许士尼格立即下台，让位给塞斯－英夸特，如不执行，德军将立即向奥地利进军。

　　 许士尼格被迫在广播中宣布辞职。电台随即播放了塞斯－英夸特的广播演讲。

　　 第二天，希特勒回到了他的家乡林茨，在那里他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广播演讲，宣布德国要合并奥地利。此时，全国的奥地利人都陷入一种极度兴奋之中。就在席卷全国的狂热之中，奥地利人热烈地迎接希特勒的军队，此举令经验丰富的外国评论家也目瞪口呆。

　　 奥地利支持民主的派别与支持极权主义的派别在广播中展开了公开而激烈的交锋。双方通过广播宣传力陈己见，各执一词，争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狂热的宣传已经没有任何理智的分析可言。全面操纵媒体将导致危险而悲剧性的结局，但媒体被操纵的这一天却离现实越来越近了。

 

有关战争的必要的谎言

　　 任何国家，不管它是如何民主，都不会透露发动战争的真实时间。一个国家是发布一些公开的谎言还是有限制地透露一些真实情况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尽管对军事失利消息的封锁能够避免士气的降低，但这种消息常常不可能隐瞒。有时，巧妙地利用事实，再通过享有声望、值得信任的人物的慷慨激昂的演讲，往往能够使军事上的失败转化为士气上的胜利，敦克尔刻之后丘吉尔的演讲就是例证。

　　 整个二战期间，英国新闻机构都要接受检查。但是，BBC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它并没有滥用特权。如果政府明确表态要封锁某则报道，BBC定会遵照执行，尤其是在战争初期胜负难料的时期。

　　 政府要求新闻机构封锁消息往往都是有针对性的。1940年6月17日，德国飞机在圣纳泽尔附近海域将英国排水量为20000吨、由客轮改装的“兰开斯特”号部队运输船炸沉，死亡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具体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估计在4000人到7000人之间。事发的当天下午，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下令禁止公布消息，理由是“报纸还有足够的其他灾难可以报道”。他在其著作《二次大战史》中写到：“原本想推迟几天再公布消息，但事务繁忙，许多事情需要迅速做出处理，所以我忘记了取消封锁这则消息的禁令，事隔几年之后，我们才将这——惨剧公布于众。”

　　 事实上，1940年7月26日，《每日镜报》在头版的位置报道了此次悲剧，而且称死亡人数为2823人。至于封锁消息的禁令为何迟迟没有撤消，还有为何《每日镜报》明明违反了禁令却又没有受到控告，恐怕永远都不得而知了。

　　 1940年4月，德国人以极快的速度研制了一种新型英语无线电广播电台，这标志着无线电宣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戈培尔建立了3个假冒敌方进行宣传的秘密宣传电台，声称每个宣传电台都是在英国境内进行转播的。这些广播电台就是“新英国广播电台”(NBBS)、冒充由英国社会主义革命分子开办的“工人的挑战”广播电台以及冒充由消极分子开办的“基督教和平运动”广播电台。

　　 英国当局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有时会采取措施干扰NBBS与“工人的挑战”的广播。英国当局严令禁止任何新闻机构或BBC报道一切有关这两个电台的任何情况。

　　 英国政府对德国公开的“豪－豪勋爵”广播电台却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战争的初期阶段，英国的新闻广播都要接受本国的新闻检查。因此，很自然地，英国的民众总是通过搜索其他英语短波广播来获取“真实”的情况。他们很快发现德国的广播都是由专门的报道小组发自前线，内容生动而且详细，准确性也较高。英国当局意识到如果要对这些德国广播进行干扰可能会引起内部的分裂，于是便开始发动一场最巧妙的反宣传战。

　　 大多数人都认为“豪－豪勋爵”广播电台是由英国人的败类威廉·乔伊斯创办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乔伊斯是在“豪－豪勋爵”广播电台开始广播之后才去柏林的。事实上，在电台的广播过程中，许多人担任过播音员，其中包括P·P·埃克斯利夫人。令BBC尴尬的是，她竟然是BBC的一位工程师的妻子。但乔伊斯确实也动笔写了一些报道。在战争的后期，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决定利用英国对“豪－豪勋爵”广播电台反宣传的胜利，自己建立了一个电台，假冒自己是“真正”的“豪－豪勋爵”广播电台。战后，他的伎俩被揭穿，被判处叛国罪而处以绞刑。

　　 乔伊斯的报道极有说服力，总能使听众相信他的广播，因而也给英国宣传部“反谎局”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个局本来是为以事实真相为依据反击德国秘密电台而设立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战争的初期，这个局是用政府炮制的谎言来反击“豪－豪勋爵”广播电台的广播宣传。

　　 乔伊斯并没有依靠间谍获取大量的情报，但是他能够在英国的报纸出版后的不到24小时之内搞到这些报纸，然后利用这些报纸获取大量情报。尽管报纸是经过审查后才发行的，但乔伊斯还是能够从中找出大量的可以充分利用的情报。在敦克尔刻大撤退后不久，一些德国间谍伞降到英国，为入侵英国做准备。这些间谍渗入英国后不久，谣言很快就传开了，用德语与英语广播的电台也利用此事散布了大量的谣言。“反谎局”立即进行了反击，以嘲讽的口吻对德国的报道进行驳斥，说那些伞降的间谍化装成修女，但却穿着沉重的长靴，一看就知道是用降落伞降落的。在此次交锋中，英国的宣传部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大量有关修女的报道被认为有辱修女的尊严，英国的广播电台因此而受到调查。当电台表明自己的报道并没有恶意时，麻烦才结束。

　　 如果没有采取德国人的办法，即对谣言制造者进行起诉，英国“反谎局”的对德国的谎言进行反驳的所有活动只不过是隔靴搔痒。但是，如果要起诉一个为“豪－豪勋爵”广播电台提供谣言的人，就必须要掌握足够的证据，而搜集证据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在谣言制造者的“谣言”恰恰就是事实的情况下，或者在仅仅以影响国家安全或士气为由进行起诉的情况下。例如，如果一个人由于散布从“豪－豪勋爵”广播电台听来的谣言而被捕，那么BBC就立即同各地的监听站联系以确定是否确实监听过这些谣言。如果要对这个人进行起诉，BBC就必须出示证据。通常情况下，大多数谣言只播发一次，而BBC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监听到所有的德国广播。因此，许多被宣判有罪的人后来都因没有证据而撤消原来的宣判。

　　 BBC还依靠更加常规的方法反击“豪－豪勋爵”广播电台的广播。英国宣传部指示诺曼·伯肯特每周以匿名评论员的名义写一片广播稿，对过去7天来德国广播中恶意毁谤英国的内容进行反击。伯肯特很快被J·B·普里斯特利所取代，后者的报道不取悦于统治当局，因而受到了公众的普遍欢迎。

　　 有时普里斯特利的广播稿带有一些左翼观点，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引起了英国内政部的干预。然而，他的威望极高，而且被赋予了自主处理权，干预并没有影响他的广播。可悲的是，普里斯特利在个人生活中并没有贯彻他的政治信仰。随着声望的提高，他开始向BBC索取高昂的报酬，其数额远远超过了BBC所能支付给他的酬劳。最终，怒不可遏的BBC不再与他续签合同。

 

地毯式轰炸

　　 人们普遍以为，阿瑟·哈里斯爵士是在取得进攻指挥权之后才做出对德国实施轰炸的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战争的早期阶段，英国决策者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飞机虽然所投炸弹不多，但都击中了预定目标。还有人认为，英国的炸弹的威力与德国的炸弹一样大。其实，这两种看法都不对。到1941年初，英国皇家空军摄影侦察部队所提供的轰炸后的图片报告清楚地显示，皇家空军投下的绝大多数炸弹都落在了目标5公里外的地区。而且，英国皇家空军投下的100磅的通用炸弹的威力都不到德国同磅炸弹的一半。而这两件事实真相都成为机密，公众根本无法知道。

　　 1942年2月14日，即在阿瑟·哈里斯爵士取得指挥权的前6天，轰炸司令部发布了一项新命令，宣布将空袭特定的重点目标改为空袭普通的民用目标(通常是居民区)。英国认为，通过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德国人民的住房与基础设施来打击德国人的士气是至关重要的。1943年5月29－30日，英国发动了对德国伍珀塔尔的空袭。在空袭过程中，英国轰炸机飞行员并没有使用常规的军用地图，而是使用了1941年版的地图，这些地图只标出了重要的工业中心的位置。但是，与1941年的轰炸不同的是，英国轰炸机并没有轰炸地图上标出的工业中心，而是对城东的居民区实施了密集轰炸。

　　 英国的许多新飞行员在实施轰炸时总是过早地扔下炸弹，然后仓促逃离目标地区，这些新手被称为“兔子”。英国空军恰恰利用了“兔子”的这种缺点，故意将飞行路线安排于途经人口密集地区上空。只要在目标地区的另一端投下照明弹，即使“兔子”过早地投下炸弹，也总能炸到目标城市的其他地区。对于这种战术上的变化，英国公众还是被蒙在鼓里。

　　 空袭破坏了伍珀塔尔的工业生产，52大以后才恢复生产，相比之下，在纳粹德国空军轰炸考文垂之后，考文垂恢复工业生产只用了32天。但对伍珀塔尔的轰炸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2450人在轰炸中丧生，而在空袭考文垂过程中，只有380人被炸死。空袭造成如此多的平民丧生，这还是第一次，这也引起了德国宣传部的关注。当记录伍珀塔尔被炸后情况的画册出版后，炸后惨状令伦敦的公众也有所震动。

　　 英国宣传部开始转入进攻。当时的公众认为，《泰晤士报》的报道准确可信。5月31日，《泰晤士报》发表的社论称，“我们非常遗憾地不得不承认，不管盟军对目标的轰炸如何精确(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精度是非常高的)，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是不可避免的。”《泰晤士报》又提醒人们不要忘记1940年纳粹德国对鹿特丹的轰炸，“当时的鹿特丹根本没有防空力量，轰炸造成了数千平民死亡，其中包括许多妇女与儿童。”其实，真正的死亡人数是980人。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英国的宣传机构不止一次地在数字上做文章以反击敌人的宣传。

　　 英国当局明确表示，所有的轰炸机飞行员都有明确的轰炸目标，保证不轰炸医院。1943年末，英国皇家空军执行地毯式轰炸的飞行员都不允许在公共场合讨论轰炸目标。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当人们看到轰炸造成的破坏情况后才有人对这种轰炸方式提出了质疑。

　　 1945年下半年，盟军对日本东京和其他城市的轰炸而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但是，由于盟国战俘在日军战俘营中遭遇的非人待遇激起了西方国家的极度愤怒，因此几乎没有人对轰炸日本城市造成的人员巨大伤亡提出异议。

 

新闻检查与今日的新闻工作

　　 “秘密性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要素，而公开性是赢得新闻工作胜利的根本要素。”这句最早出现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后来又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被经常引用。如今，这句话一样有效。

　　 媒体是否能够报道军事方面的信息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国家仍然采用新闻检查制度，或者对报纸进行极其严格的控制。另一些国家通常是依靠媒体的业主的爱国心确保不出版一些对政府或国家的战争准备不利的内容。

　　 在英国，尽管媒体坚持报道一些有关政府官员和皇室成员的耸人听闻的新闻，但别指望媒体会故意泄露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英国媒体是不会报道一些威胁英军生命安全的新闻的。在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政府控制了通讯工具，因此，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新闻媒体的报道。

　　 当时，由英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伊恩·麦当劳发布每日公告，他发言的语速很慢，而且用词谨慎，不过公众还是相信他发布的新闻的。麦当劳后来说，他对自己发布的一切消息都深信不疑，而且他决不会对公众撒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英国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情况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公众公布真实的战况。

　　 有时，如实公布战况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当英国“加拉哈德爵士”号登陆舰在菲茨罗伊被击沉后，英国政府意识到这场悲剧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所以国防部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立即公布了这一消息。国防部承认，被炸沉的登陆舰上搭载有大量的英军士兵，但拒绝透露具体细节。在前线服役的官兵的亲友一直提心吊胆，直到最后政府又公布了威尔士卫队第1营已经找回了大部分尸体的消息。又过了一段时间，军方才通知了遇难官兵的家属。

　　 在这一事件中，不管政府的出发点是多么的善意，立即公布这一悲剧总是弊大于利。英国国防部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类似的错误，以后将及时地公布有关情况，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战场上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还是有可能无法及时公布某些消息。在西方国家，新闻检查制度极不受欢迎。不过，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的国家，如实的报道有时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就在英国空降团2营即将对驻守绿鹅村阿根廷军队发动具有历史意义的攻击之前，一名BBC的代表由于疏忽大意不慎泄露了英军的作战意图。英军指挥官勃然大怒，威胁要起诉BBC。幸运的是，BBC的错误并没有给英军造成重大伤亡，英军最终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这些例子证明，如果在没有经过认真审查是否可能会对国家长期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就广播了形势报告，那么广播稿中看似无关紧要的内容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

　　 海湾战争中，政府对大众传媒的直接影响之大是以往任何一场战争(包括越南战争)所无法比拟的。在不激起新闻界的强烈抗议的前提下，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都对新闻媒体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尤其是伊拉克、约旦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总是试图操纵媒体。海湾战争中，约旦的媒体的报道一直宣称，伊拉克军队赢得了胜利。直到联军的胜利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后，约旦的媒体才不得不承认伊拉克的军队遭到了重创。

　　 以色列对新闻的严格检查在“飞毛腿”导弹袭击事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飞毛腿”导弹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当局立即将现场封锁，记者只有在政府作出明确决定后方可进入现场采访。之后的新闻报道一直强调以色列人要求进行报复的呼声，但同时又报道了政府在民众要求采取军事措施的压力下的困难处境。这些报道有力地配合了以色列政府要求装备更多的防空导弹的要求，导致美国公开表态要为以色列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架，而且，促使联军的特种部队加大了对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发射架的打击力度。

　　 被政府控制的伊拉克媒体报道了许多不真实的新闻报道，以此使公众相信伊拉克正在走向胜利，向伊拉克民众隐瞒已经战败的真相。尽管伊拉克也鼓励外国记者进行报道，但他们的报道完全被伊拉克政府所操纵。伊拉克政府通过控制外国记者的行动来确保他们的报道与政府的意图一致。伊拉克当局利用语言障碍和限制汽油供应使外国记者只能在政府希望被报道的地方进行采访。连老牌的CNN(美国有线新闻网)也受到了影响，发布了一些对伊拉克政府有利的报道。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CNN资深记者彼得·阿尔内特对阿米里亚地下掩体遭联军精确轰炸后的情况的报道。

　　 联军之所以要对阿米里亚地下掩体实施打击，是因为联军认为这是一处军事设施，但却不知道这个地下掩体的上面是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的住所。CNN的全体记者被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震动了，他们一致强调平民的生命重于军事设施的军事价值。CNN驻巴格达记者的言行使伊拉克在宣传上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迫使联军重新考虑轰炸方案。之后的轰炸计划必须要经过政治领导人的批准才能执行，军方不允许擅自实施轰炸。

　　 事后，当记者戴维·弗里斯特对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进行采访时，这位将军把CNN对此次事件的报道称为“对敌人的支持与帮助”。施瓦茨科普夫说，记者的报道的言外之意就是他“向美国人民隐瞒了将平民确定为轰炸目标的事实”。他的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这位诚实正直的将军并没有向美国人民撒谎，但如果有人因此而否认谎言与欺骗是战争的必然组成部分，那他必定是一个幼稚到近乎愚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