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四边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一节 河东都会，用武之地——山西

一 山川形势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居枢纽性地位。顾祖禹在论山西形势时称：“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泊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方舆纪要序 ]

　　山西的这种地位得益于它在关中、河南与河北三者之间俯瞰三面的高峻地势。山西外有太行山、吕梁山及王屋、析城、中条等山构成其外围屏障，西面还有黄河环绕；内有恒山、五台山、管涔山、系舟山、太岳山、云中山、霍山、稷王山等山交错分布，构成其内圈险要；汾河、漳河、滹沱河、桑干河等河流呈放射状流向不同的方向。河流在山地之间冲积，形成了一系列珠状盆地。

　　在山西的东、南面，太行山延绵千里。由于河流的穿切，形成了一些交通孔道，最重要的即历史上所称的太行八陉。太行八陉分别是：第一轵关陉（在今济源县西北）、第二太行陉（即天井关）、第三白陉（在今辉县西北）、第四滏陉（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在今河北蔚县南）、第七蒲阴陉（即紫荆关，在河北易县西北）、第八军都陉（即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太行八陉为山西与河北、河南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山西的西部则有管涔山、吕梁山等层峦叠嶂，西南方有黄河渡口蒲津，是山西与关中之间往来必经之路。

　　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得山西形成了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形势有利，可以三面出击，不利则可凭险而守。(见图3—1—1)

山西山河形势图（图3－1－1）

　　在山西腹地，山河错综分布，形成了几个珠状盆地，构成了几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每个小区域都有交通孔道通往外部，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面向不同的方向，从而使这些区域具有不同的战略意义。

(一)大同与飞狐口

　　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位于管涔山、恒山与蒙古高原南侧之间。盆地北面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桑干河源自管涔山，经大同盆地，流入河北。这样，塞外游牧民族的铁骑一旦进入大同盆地，便可沿桑干河河谷低地向东进入河北，直叩居庸关前；还可由飞狐口逾太行山，迂回至幽、蓟的西南侧。北京作为都城时，由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西汉初，冒顿单于即曾率匈奴大军由此涌入，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北采掠山)。汉初实行休养生息，在北方对匈奴实行战略防御，曾在此地屯兵，东连渔阳、上谷，西接云中、五原，屏护北方。

　　东汉衰微，代北之地渐成荒塞。塞外游牧民族次第涌入大同盆地，透入山西。“永嘉之乱”时，西晋并州牧刘琨为讨匈奴刘渊，请兵于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拓跋猗卢以功被封为代王。拓跋猗卢后更向刘琨求得代北之地，并建都于平城(今大同)。拓跋部以此日渐强盛。十六国时，拓跋部所建代国虽一度被前秦所灭，但前秦瓦解后，拓跋珪很快复国，建立北魏。北魏立都平城，以代北为基础，东灭河北的后燕、辽东的北燕，西平关中的赫连夏、河西的北凉，北扫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统一了北方。

　　此后，称雄塞北的是突厥。突厥亦屡屡由此地入侵。北齐、北周、隋及唐初都深受其患，北方国防压力很大。唐末，代北又为沙陀贵族李克用所据，李克用后更据有整个河东。朱温称雄北方，面对河东却无可奈何。

　　在五代频繁的嬗代中，对中国北部国防造成深远影响的却是石敬塘以幽云十六州为代价引契丹入援，大同盆地与幽燕之地一并归于契丹，中国北方国防险要丧失。由于丧失了地理上的险要，后周、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努力都未获成功。北宋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北阻雁门险要。

　　辽和金先后入据幽燕，以幽州为南京，而以大同为西京。他们都崛起于塞外，南迁之后，又为塞外新兴的游牧民族所逼。蒙古攻金，先下其西京大同府，尽收山北诸州。是后，蒙古兵两度突破居庸关、紫荆关，大掠河北，围攻金中都。金受蒙古侵逼，被迫南迁汴京。

　　明初，蒙古残余势力活动在塞北，明朝除在北方长城沿线屯戍重兵外，另以亲王典兵，镇御重地。朱元璋以其子朱桂为代王，镇守大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大同更成京师肩背之地。明中期经营“九边”，以大同、宣府与蓟镇东西夹辅，拱卫京师。瓦刺、鞑靼入侵，大同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先所率瓦剌军便是由大同盆地涌入，再沿桑干河谷东进，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末李自成进军北京，主力亦自大同东出，经宣府入居庸关而逼北京。

　　从大同进入河北，还可由飞狐口向东南逾太行山，迂回北京的西南侧翼。大同与河北之间交通孔道的争夺在东、西方之间的角逐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郦食其为刘邦策划重整东西对峙的战略态势，建议：“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 其意图是堵塞太行山诸关隘及黄河、嵩山一带诸通道，以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飞狐口与其它几处关隘一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两汉时期，飞狐口已成山西、河北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两汉都曾遣将屯兵，治飞狐道，以防匈奴对河北的透入。北魏拓跋珪伐后燕，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即居庸关)，袭后燕幽州。北魏末，葛荣在河北起义时，山西尔朱荣曾吁请朝廷准其发兵出飞狐口，打击义军的侧背。唐末，朱温攻河东李克用，六路进兵，分进合击，飞狐口是其进兵方向之一。后来，河东诸将欲兼并割据幽州的刘守光，议曰：“云、代与燕接境，彼若扰我城戍，动摇人情，吾千里出征，缓急难应，此亦腹心之患也，不如先取之，然后可以专意南讨。”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晋王李存勖遂命大将周德威率军伐燕。周德威率军出飞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刘守光，略定幽燕。

(二)忻、代与雁门关

　　忻州盆地可谓对大同的一种补充。忻、代二州分峙盆地的南北部。忻州“翼蔽晋阳，控带云朔。”[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代州“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柢三关(雁门、宁武、偏头)，咽喉全晋。”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特别是代州，扼雁门关，阻勾注之险，地位尤其重要。

　　勾注险要在《吕氏春秋》中被称为“天下九塞”之一，晋《地道记》则将其列为“分别内外”的北方险要之首。这种评价可代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用以分别“华夷”的一个决定性的界线。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而经常被少数民族占领，此时，勾注山险要的屏障作用便显得很重要；少数民族若再透过勾注险要，便很容易深入中原文化区的腹地。

　　自平城白登山之围后，西汉在政治上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在军事上则以防御为主。文帝、武帝都曾遣将发兵，屯勾注，治雁门之险，以阻匈奴南侵。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前夕，也曾经营雁门，将这里建成出击匈奴的一个前进基地。东汉末，代北之地渐成荒外，曹魏、西晋均以勾注为山西北部国防险阻。从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北，每每发兵逾勾注南侵，北齐、隋、唐都深受其患。

　　五代石敬塘据太原叛后唐，引契丹兵入援，后唐发兵进剿，却未重视雁门险要，扼险阻截，契丹兵遂得长驱直入，击破后唐兵。是后，契丹主耶律德光对石敬塘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觇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

　　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之地在中古史上影响极其深远。从此，大同盆地成为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南侵的一个策源地，忻、代盆地也就成了他们进逼中原的主要方向之一，这里也因此成了中原政权在北方的国防重地。北宋未能收复幽云之地，在山西方向的防务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以忻、代为据点，北阻雁门。在北宋对契丹的战争中，名将杨业的英名与雁门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明代京师西北的防务，以雁门、宁武、偏头为外三关，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其中紫荆、倒马与飞狐内外夹峙，忻、代与雁门为唇齿之势。

(三)蒲州与蒲津关

　　蒲州位于运城盆地，濒临黄河。蒲津关就在蒲州西门外黄河西岸，扼蒲津渡口，为关中与山西之间的重要通道。从山西方向来说，它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一个跳板；从关中方面来说，它又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一个桥头堡；另外，经由蒲津和轵关，蒲坂在关中与河内、河北之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往来通道。

　　战国时，这一带为魏国所有，魏国最早置关于蒲津。魏国建都安邑，跨有河西，南控崤函之险，成为秦向东方扩张的最大障碍。商鞅所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 注：《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 指的就是这种态势。秦经过长期的战争，夺占魏国河西及晋西南之地，迫魏东迁大梁，为以后秦的东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秦昭襄王时期，秦在东方沿黄河、太行山脊岭一线发动一系列大规模攻势。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在蒲津置河桥，以利人力物力的通行。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

　　楚汉之际，蒲州一带为魏王豹所据。刘邦还定三秦，然后率兵东进，东向以争天下。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亲率曹参、灌婴等自临晋关(即蒲津关)渡河，迫降魏王豹，兼并其军队，又进兵河内，击虏殷王卬，再南下洛阳，组织对彭城的进攻。刘邦自彭城败归后，魏王豹叛汉，刘邦又遣韩信率军击魏。时魏王豹盛兵蒲坂，以阻塞蒲津渡口；韩信在蒲津上游偷渡黄河，奔袭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南)，俘魏王豹，悉定河东。

　　西晋末，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建立刘汉政权，进据平阳(今临汾)，不断遣兵东下河北，南略河南。此时，蒲坂尚为西晋所守，所以关中还未受侵扰。晋永嘉五年(3l1年)，西晋蒲坂守将赵染率众降汉，汉主刘聪遂遣大将刘曜等与赵染由蒲坂攻关中，镇守关中的晋南阳王司马模投降，关中遂为匈奴刘汉所据。刘曜代刘汉而建前赵政权，迁都长安。刘曜一直致力于肃清陇西，屡率大军征战于陇上，而以蒲坂为重镇，镇御东方。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后赵石虎率军自轵关西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刘曜闻讯，发中外精锐水陆诸军，亲自率领，驰援蒲坂。石虎大怯，率军引退。刘曜不惜倾国出动，增援蒲坂，可见蒲坂对于关中的重要性。

　　后赵崩溃后，被迁河北枋头的氐族人兵分两路，西行入关，一路经由潼关，一路经由轵关、蒲津。氐人在关中建立前秦政权，蒲坂、陕城并为东方重镇，俱遣宗室亲王坐镇。苻坚发动政变，废秦主苻生自立。苻生弟苻柳等心怀疑惧，遂于晋太和二年(367年)分据蒲坂、陕城、安定、上邽等地起兵。苻坚急遣兵分讨，以王猛、邓羌率军攻蒲坂，杨安、张蚝攻陕城。这期间，前燕国内有援蒲坂、陕城并乘势取关中之议，燕主未用，前秦遂得以迅速平定叛乱，稳定局势。

　　继前秦之后，先后又有后秦和赫连夏割据关中。后秦和赫连夏均以重兵屯蒲坂，与潼关配合，戍守东方。刘裕伐后秦，部将沈林子、檀道济引军攻蒲坂，欲以迂回出潼关之后，但后秦在蒲坂经营已久，城垣坚固，兵多粮足，不可猝拔，沈、檀二人只得又引兵南下，与王镇恶合力强攻潼关。

　　北魏太武帝西伐赫连夏，遣大将奚斤攻蒲坂，夏蒲坂守将风闻夏都统万已破，乃弃城西奔，奚斤遂克蒲坂，并乘势进克长安。次年，夏人复据长安，太武帝又遣将急戌蒲坂以拒之。北魏神麚三年(430年)，魏主遣将南镇蒲坂，以逼长安，自率军大军从北翼奔袭平凉、安定。夏长安孤悬，其守将驱众西奔，关中遂入于北魏。

　　东、西魏对峙时，高欢两度率大军攻西魏关中，主力均自蒲坂而入，还在浦津架设浮桥，以利大军通行。西魏大统三年(537年)，高欢大败干沙苑，退回东方。东魏秦州(治蒲坂)别驾薛善斩关献城，投降西魏，宇文泰遣军迎降，遂据蒲坂。此后蒲坂便成了宇文泰攻略东魏山西纷、绛地区的—个前进基地。自此以后，西魏屡屡东出，攻略河南、山西，变战略守势为攻势。

　　隋代在蒲津架河桥以通河中，河北诸州租调转输关中的线路即取道蒲津。隋仁寿四年(604年)，汉王杨谅在太原起兵时，部下裴文安自请为前锋，直入蒲津，并建议“王以大军继后，风行电击，顿于灞上，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隋纪四 ] 后来杨谅改变主意，只断河桥，遣军守蒲州。杨素潜军渡河，遂拔蒲州，进讨杨谅。

　　唐初李渊自太原西行入关，也自蒲津渡河。唐代也在浦津架河桥，以通河东。“安史之乱”时，叛军占领河北、河南、关中，山西却始终在唐军的控制之下，监控着叛军从范阳至长安的漫长战线。在李泌谋划的战略反攻计划中即充分利用了这一态势：“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人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具四将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 河东郡治就在蒲州，自长安至洛阳经由崤函之险的狭长通道即处在河东的监控之下；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 于唐至德二年(756年)率军攻占河东，并一度袭占潼关，威胁叛军长安与洛阳、范阳之间的交通线。唐大历年间，在宰相元载等人的提议下，唐廷一度将蒲州建为中都。

　　唐末朱温崛起，纵横于中原，有取唐而代之之势，惟河东李克用是其最大劲敌，也是他代唐的最大障碍。朱温屡兴大兵强攻河东。唐光化四年(901年)，朱温发兵攻李克用，欲先攻取河中（治蒲坂)，截断河东与长安之间的联络，以困弊河东，乃召诸将谋曰：“我今断长蛇之腰，诸将为我以一绳缚之。”[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 ] 朱温一面遣军围攻河中，一面亲自率军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今闻喜县)，袭取晋、绛，派兵扼守，阻断李克用自太原派来的援兵。河中遂陷，河东势力被大大削弱。

　　金和蒙古攻关中，也都依托河中。金攻关中时，金将完颜讹可说：“河中背负关陕，南阻大河，此战守之要资也。” [ 注：《金史》完颜讹可传 ]

　　蒙古攻金时，大将石天应说：“(河中)实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晋，西连同、华，地五千余里，户数十万，若起漕运以通馈饷，则关中可克期而定；关中既定，长河以南，在吾目中矣。” [ 注：《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石天应传 ]

　　若从中原方向来看，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可说是关中的侧门。潼关依托崤函，地形险要，易于固守；蒲州与关中却是隔河相望，除非平素经营已久，否则不易固守。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方的势力便可从蒲坂找到机会。从蒲坂渡河，已出潼关之西，而使潼关的地位大为降低。东汉末曹操击马超、韩遂之战和北魏长孙稚讨萧宝寅之战中，便采取了这种策略(详见关中部分)。所以，欲固关中之险，亦必加强对蒲坂的控制。

(四)长治与滏口、天井关

　　长治地势高峻，犹如一个堡垒，俯临河北、河南。其上有长治、壶关等重镇。从长治东下太行进入河北的通道主要是浊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关隘有太行第四陉滏口；由下河内之路有太行第二陉天井关，秦汉时期也称太行道。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极为险要。

　　河北恃太行山为其西部屏障，河北南部便处在长治盆地的俯瞰之下，当河北政权的重心处于河北南部时，长治盆地的战略地位尤为突出。

　　前秦王猛伐前燕，即按苻坚的指示“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克壶关、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然后，出潞川，击破前燕军主力，乘势东下太行，进围燕都邺城。此前，前燕大臣皇甫真、申绍提醒燕主加强壶关的守备(详见河北部分)，但燕主未从。

　　北魏尔朱荣自晋阳前往河北镇压葛荣起义军，率军东出滏口，下太行山，进攻在邺城外的葛荣起义军，葛荣猝不及防，准备不足，被尔朱荣击破。北周攻北齐，先破平阳(今临汾)，继克晋阳，然后自滏口东下太行，攻破齐都邺城，北齐灭亡。

　　在山西与河南之间的争夺中，太行道是必争之地，也是攻守的要点。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韩之南阳(今河南修武)、野王(今河南沁阳)，断太行道，截断了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联系通道，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白起歼灭赵军四十余万，又分兵略定太原、上党，尽占山西全境。秦占领河内、上党地区，遂“折天下脊” [ 注：《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传 ] 。

　　楚汉战争时，郦食其为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让“天下知所归”，建议刘邦扼守太行山诸往来通道，——“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其中，“太行之道”即天井关。

　　东汉初，刘秀南定河内，遣寇恂、冯异同守河内。冯异与更始帝所遣洛阳守将李轶通书，轶不复与异争锋。冯异遂得以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更始政权覆灭后，更始所置上党太守田邑以上党降东汉。刘秀藉以争雄天下的根据地——河内地区遂得稳固。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刘渊攻西晋洛阳、北魏尔朱荣、高欢先后据晋阳而制北魏洛阳，遣兵南攻之时，大军每自太行道而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率军救援王世亢，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窦建德：“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则郑围自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其用意在于取河内、入天井关、攻上党，以略李唐河东地区。建德不用，结果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朱温与李克用角逐时，天井关是双方出入的重要通道。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李克用趁朱温围攻沧州之机，袭占潞州(今山西长治)，大破梁军的反扑，牢牢控制上党地区。潞州(今长治)的攻占遂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转折点。此前，晋(后唐)的势力基本上被遏制在山西以内，而自此以后，晋(后唐)完全控制了太行山，从而可以根据形势随时东出以攻后梁，东向而争河北。

　　赵匡胤代后周而建北宋，后周昭仪节度使李筠在潞州(今长治)举兵反赵匡胤，其部下邱仲卿建议李筠：“南下太行，自抵怀(沁阳)、孟(孟县)，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李筠未采纳，赵匡胤遣石守信等进击李筠，并敕石守信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赵匡胤的部署可谓洞见双方攻守的要点。石守信遂引兵疾趋太行，先扼天井关之险，阻李筠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泽州(今晋城)而败。

(五)太原与井陉关

　　太原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个山西的重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太原的西侧是吕梁山的层峦叠嶂，吕梁山外侧更有黄河环绕，外部势力从这个方向入侵的可能性不大；东面是太行山，有井陉关连通河北中部，却极尽险峻，由河北仰攻殊为不易。在太原的其它方向则有其它区域及其重镇作为屏蔽：北面是大同和忻、代，中隔雁门险要；西南是临汾(古平阳之地)和蒲州，外有龙门和蒲津险要；东南有上党，外有天井关和滏口等重要关隘。

　　太原盆地居山西之中，四面均有屏护，同时又足以应接四面，控扼四方。太原城址地势形胜，依山临水，攻之不易。历史上，智伯攻赵襄子于此，引汾水灌城，不能破城。前秦王猛攻前燕，遣杨安攻前燕晋阳(即太原)，强攻之下，也未能破城，后王猛引兵来援，掘地道潜入城中，才得以破城。宋太祖赵匡胤攻北汉，三次率军强攻太原，也采用了包括引水灌城之类的强攻手段，仍不能破城。所以，经营好太原，可以坐制山西，进而控制北方形势。诚如顾祖禹所论：“太原为河东都会，有事关、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资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战国初，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据有太原。赵立都邯郸，南阻漳水，西恃太原而守太行。这种态势在后来对抗秦的侵逼时尤具意义。后来，秦夺韩之上党、赵之太原，夺太行屏障，尽占山西之地，赵之战略形势才渐趋不利；到秦发起统一战争时，秦之攻赵，常起两军：一路出河内而逼漳水，攻邯郸之南；一路出井陉而下太行，攻邯郸之北。

　　楚汉相争，刘邦能够改变双方战略态势，亦赖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控制河东、太原，而后东下井陉，破赵、降燕、下齐，从北面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最早藉太原而坐制整个北方形势的却是北魏末年的秀容酋长尔朱荣。尔朱荣趁北魏末年的衰乱局面，崛起于开州，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燕蓟，西面平定关陇。他在晋阳(即太原)建大丞相府，先后以柱国大将军、大丞相的身份，坐镇晋阳，遥制洛阳政局。

　　尔朱荣死后，代尔朱荣而起的是高欢。高欢消灭尔朱集团后，也以晋阳四塞之地，山川险固，乃效尔朱荣故智，在晋阳建大丞相府，亲自坐镇，遥控朝廷。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以邺城为国都，与西魏、北周对峙，但是从高欢到高澄、高洋，都以晋阳为军事重心，亲自坐镇。晋阳的地位不啻为陪都。

　　隋朝仁寿年间，汉王杨谅在晋阳起兵，遣兵四略，给隋的政局造成很大影响。隋末，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起兵，西入关中，开建大唐基业。李渊入关不久，刘武周即引突厥兵南下，攻占太原，占据山西大部。李渊欲弃河东，李世民反对。他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 唐纪三 ] 李渊遂遣李世民率军入山西，击败刘武周，收复河东。后来唐行五都之制．以太原为北都。

　　太原“国之根本”的意义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叛军初起，连陷河北、河南，但对山西的进攻却被郭子仪、李光弼挫败。郭、李二人以太原为根据地，屡屡率军东出井陉，袭扰叛军后路，使叛军疲于奔命。

　　唐末，李克用以剿黄巢之功，得以专制河东，割据山西，成为朱温代唐的最大障碍：李克用以太原为根本，充分发挥山西内线作战的地位，对抗朱温的优势兵力。朱温屡兴大兵围攻河东，但终不能一举击灭河东。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续凭藉山西而与朱温所建后梁争霸，并终于灭掉后梁，建立后唐。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建太原为陪都，号为北京。

　　后唐末年，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塘据太原起兵，并以许割幽云十六州之地为代价，乞援于契丹。在契丹兵的帮助下，石敬塘自太原南下，击破后唐兵，进入洛阳，代后唐而建后晋。

　　后晋失和于契丹，很快便为契丹所灭。后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见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称帝，南下收拾中原局面，建立后汉。

　　后汉很快又为郭威所代。时后汉宗室、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位刘崇镇守太原。郭威代后汉，刘崇遂在太原称帝，建立北汉。后周周世宗和北宋宋太祖都曾屡兴军旅，进攻北汉，却未能成功。直到宋太宗时，宋军才攻破太原，平定北汉。

　　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太原与真定、中山、河间并称四镇，成为北宋在北方的国防重镇。金人以武力威胁要求割让三镇，李纲、张所等人以太原“国之屏蔽”、“国之根本”，坚决反对。

　　元末，元将扩廓帖木尔与元室不和，盘据太原，拥兵自重，割据山西，元廷不能制。明朝北伐，也是在攻占大都之后，才攻打太原，驱逐扩廓。

　　自太原藉井陉通道可出河北中部，执河北之中枢。井陉为太行八陉之一，《吕氏春秋》称“天下九塞，井陉其一”。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形势至关重要。相比较而言，山西地势高峻，河北地处平原，自河北逆井陉而仰攻山西较难，而自山西穿越井陉东下太行却较易。历史上，自山西出井陉攻河北的成功战例居多。王翦、韩信攻赵、拓跋珪伐后燕，主力均自井陉东出；“安史之乱”时，郭、李之军亦屡东出井陉，打击叛军后路。而在那些从河北攻山西的成功战例如慕容垂伐西燕、高欢攻尔朱兆，主力均自滏口进兵，只从井陉发起牵制性进攻。

二 山西在北方的枢纽地位

　　山西的几个盆地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在山西面向外部的几个主要方向都有重要军事据点。由于地势的原因，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又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自山西向任何方向出关进取都有高屋建瓴之势，而由外部入攻山西则属仰攻，易被阻扼，这都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得以形成的基础。

　　历史上，据山西起兵者大多能利用山西的这种地理形势而充分发挥其内线作战的优势。其中，以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的兴亡和五代的迭兴比较典型。

　　西晋时，匈奴人刘渊在山西离石起兵反晋，建立刘汉政权。其侍中刘殷、王育建议说：“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 [ 注：《晋书》卷一百零一 刘元海载记 ] 刘汉打败西晋派来镇压的军队，然后遣将四略，东出井陉以略河北，南下太行以攻河南，西经蒲津以攻关中，扫荡河南洛阳外围，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直至最后灭亡西晋。刘汉攻西晋的战略，正是充分利用了山西俯瞰三面的地理形势。

　　北魏前期以山西为根本，纵横四出，东平后燕和北燕，西灭赫连夏和北凉，北创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并在与南朝的对峙中始终占据优势。北魏末年，尔朱荣以山西为根据地，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河北，西面平定关陇，然后，以晋阳(即太原)为根本，遥控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继尔朱荣之后，又有高欢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高欢与北魏朝廷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北魏的分裂。

　　在唐末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李克用割据山西，与朱温争雄于北方。李克用采取典型的内线作战的方式，朱温则采取典型的外线作战的方式。山西与其外部联系的几个主要方向，都曾是双力角逐的战场。朱温攻河北，李克用遣兵东下太行，与朱温大战于邢、洛、磁一带；朱温攻关中，李克用则南下汾、绛，胁其归路。朱温多次发大兵进攻山西，其中最大的一次发兵六路，分别自天井关(今晋城南)、滏口、井陉、飞狐口、马岭关(今山西昔阳东南百里与邢台接界处)、阴地关(今灵石西南)等山西四境的主要交通孔道进兵，分进合击，会攻晋阳，试图一举消灭李克用。朱温大军一度合围了晋阳，但以补给不继而退兵，显示出面对山西地理形势时外线作战的不利。直到朱温代唐自立，也未能制服李克用。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称晋王。晋转入战略攻势后，凭借河东的地理优势，根据形势变化随时东出以攻后梁。晋大将周德威或东出井陉，以攻赵州(今赵县)，或北出飞狐口攻取幽州。李存勖所建后唐政权最终灭掉了后梁，大体统一北方。

　　后唐凭藉山西而崛起，也因山西而灭亡。后唐灭后梁后，迁都洛阳。后唐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以疑惧而反，据太原起兵，建立后晋，并引契丹入援。后唐军进讨不利，兵败国亡。

　　继后唐、后晋之后据山西而崛起的还有后汉。后晋亡于契丹后，后晋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见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号令四方，率军南下，收拾中原残局。

　　后汉很快又为郭威所代。郭威代后汉时，镇守太原的原后汉宗室、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刘崇在太原称帝，建守北汉。北汉割据山西，抗衡后周、北宋数十年。

　　纵观五代迭兴，竟有三代起自山西。他们兴起的基础都得益于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也显示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最能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地位。下面，我们以北魏的兴亡为例，简述其兴亡的全过程，进一步考察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的枢纽性地位。

　　东汉南匈奴内迁后，鲜卑拓跋部自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南徙至匈奴故地。西晋末，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时，鲜卑首领拓跋猗卢应东晋并州刺史刘琨之请，出兵相助。刘琨遂表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并向刘琨求陉北之地(今山西宁武、代州一线以北)。刘琨欲倚之为援，遂将陉北之民内迁，将代北之地尽与猗卢，拓跋部遂入居代北，日渐繁盛。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晋廷进封拓跋猗卢为代王。十六国时，代国为前秦所灭。

　　前秦瓦解后的北方局势更加混乱，姚苌在关中建立后秦，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后燕，山西一度为鲜卑慕容部的慕容永所据。拓跋珪在塞北复国，重建代国，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在塞北复国的拓跋珪雄心勃勃，意欲进图中原。慕容垂消灭了慕容永在山西建立的西燕。北魏因支持西燕而与后燕交恶。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后燕远征北魏。北魏在参合陂(今内蒙古丰镇北)大破后燕军主力。次年，拓跋珪大举伐后燕，遣军一路由东道出军都(今居庸关)，以袭后燕幽州一带，自率主力南下太原，然后东出井陉，攻后燕都城中山。经过近两年的围攻，中山、邺城、信都等后燕重镇被攻破，后燕残余势力一部分北逃辽东建立北燕，一部分南逃山东建立南燕。后燕灭亡，河北纳入北魏版图。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明元帝拓跋嗣时，北魏趁南朝刘裕新丧之机，发兵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

　　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一面西攻关中的赫连夏，一面与刘宋在河南相持，并多次远征漠北，重创柔然。拓跋焘四次发军攻夏，先后攻破夏长安、统万、安定、平凉。夏残余势力逃往陇西，亡于吐谷浑，关中俱入于北魏。后来，北魏还消灭了辽东的北燕、河西的北凉等割据政权。刘宋为争夺河南之地，曾两度大规模北伐，但都被北魏击败，北魏在反击刘宋的第二次北伐时，还乘势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威震江南。在与刘宋的对峙中，北魏始终占据着优势。(见图3—1—2)

北魏统一北方诸战示意图（图3－1－2）

　　这样，起自代北的北魏，以山西为基础，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东征西讨，东灭后燕、北燕，西平赫连夏、北凉，南夺刘宋之河南，北创柔然，终于扫平北方群雄，统一了北方。北魏的兴起可谓山西在北方枢纽性地位的显示。我们从曾辅佐过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一代奇才崔浩在北魏不同时期战略决策时的议论中可见其一斑。

　　明元帝时，代北遭遇灾荒，有大臣建议魏主迁都河北邺城，崔浩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迁都之后)旧都守兵既少，屈丐(赫连夏)、柔然将有窥窬之心，举国而来，云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布护林薄之间，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七 晋纪三十九 ] 他反对迁都邺城，实际上是反对以一时的灾荒放弃代北根本之地，而使北魏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刘裕北伐后秦，北魏群臣担心刘裕名为西进，实欲北上，建议发兵阻击。崔浩又反对。他判断刘裕志在灭后秦，发兵阻击只会交恶于刘裕，对北魏诸多不利。最后，他针对群臣们的担心，断言：“且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 ]

　　元嘉七年刘宋北伐前夕，北魏太武帝正谋划远征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北进，不同意攻柔然。崔浩判断刘宋的意图只不过是想保住淮北。他针对群臣们的顾虑，又断言：“况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 宋纪三 ]

　　崔浩的判断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之所以每次都敢作那样的断言，所恃者仍是北魏所据的地理形势。北魏立足山西，建都平城，左据河北，右拥关中，虎视中原，居高临下，威制四方。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统一北方半个多世纪之后，到孝文帝时，迁都洛阳。迁都洛阳之举本是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的一部分，对鲜卑拓跋部迅速完成封建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孝文帝在推行汉化的过程中也留下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到孝文帝死后，由这些问题演变出的动荡遂构成北魏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六镇的问题。

　　还是在立都平城的时代，北魏为防备柔然，在沿北方边境一线设守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座军镇，恃为藩卫，镇御北方。那时六镇的地位很重要，镇守者皆近宗勋臣贵戚，待遇优厚。迁都洛阳后，国家的重心改变，偃武修文，对外战争减少，并且主要是针对南方，六镇地位渐渐下降。到胡太后秉政时，六镇已形同流放之地，镇民的地位更是悲惨。

　　北魏是以消灭北方的其它少数民族政权而统一北方的，国中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关系本来就比较复杂。北魏后期，政治腐败，境内的民族矛盾遂渐趋尖锐。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终于由破六韩拔陵首倡，引发了六镇军民起义，进而引发了河北和关陇地区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北魏政局由此而混乱不堪。这种混乱的局势却给山西秀容酋长尔朱荣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尔朱荣的先祖尔朱羽健曾率部族助拓跋珪攻后燕有功，拓跋珪遂以秀容川(今山西忻州西北百余里)周围三百里地封之。尔朱氏世居秀容川，畜牧为业。到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时，秀容川牲畜兴旺，马匹以色别分群，漫山遍野，不可胜数。大量的马匹在那个时代无疑是重要战略资源。尔朱荣继承他父亲的位置时，也继承了这笔雄厚的资源。这时，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已经爆发，尔朱荣见四方兵起，遂利用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阴图大事。

　　北魏镇压北方各族人民起义不利，尔朱荣却趁机在山西迅速扩充其势力，兵势强盛，令朝廷惮之。尔朱荣上表朝廷，自请率兵赴河北镇压起义，被朝廷抑制。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胡太后鸩杀魏主元诩，先诈立一女子为帝，又改立一名三岁的小孩，图谋继续控制朝政。尔朱荣闻讯大怒，遂与其从弟尔朱世隆、并州刺史元天穆等密谋兴兵入洛。这年二月，尔朱荣率铁骑南下洛阳，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并在黄河南岸聚杀北魏宗室及文武大臣二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其后，尔朱荣将自己的心腹亲信安置在洛阳朝中，自回晋阳，以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遥控朝廷。

　　这时，河北的葛荣兼并其他义军，声势浩大，正围攻邺城。尔朱荣亲率精骑七千前往镇压。他倍道兼行，迅速东出滏口以下太行，直趋邺城。在邺城外，葛荣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被尔朱荣击破。尔朱荣生擒葛荣，槛送洛阳。自己复以大丞相的身份回晋阳坐镇，继续遥控朝廷。

　　“河阴之变”后，北魏宗室幸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萧衍欲以魏图魏，遂于梁大通元年(529年)派陈庆之率兵拥北魏北海王元颢转战北上，进入洛阳。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颢在洛阳登位。尔朱荣闻洛阳有变，当即火速南下，边行边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结，拥魏主进兵洛阳。尔朱荣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及陈庆之军溃败，元颢被杀，陈庆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阳，加尔朱荣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仍回晋阳，遥制朝廷。

　　其间，尔朱荣还派大都督侯渊率兵平定蓟城的河北起义军余部韩楼；派尔朱天光、贺拔岳等平定关中万俟丑奴、萧宝寅。河北、关陇悉定。这样，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尔朱荣在晋阳，一面遥制朝廷，一面以围猎训练士卒。尔朱荣控制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从他在晋阳练兵时谈其志向来看，大有澄清海内、统一天下之意。魏主不甘心受尔朱荣控制，设计诱尔朱荣入洛。尔朱荣在缺乏戒备的情况下被杀死。

　　尔朱荣帐下汇集了当时北力最优秀的将才，如高欢、贺拔岳、宇文泰之属。尔朱荣死后，这些人遂从其翼下脱颖而出。

　　尔朱荣曾称高欢是惟一可代他统领其众的人。尔朱荣死后，尔朱家族与北魏遂成水火不容之势。尔朱集团叛魏，合兵攻洛阳，高欢遂谋脱离尔朱集团。他先取得尔朱荣之子尔朱兆的信任，统领流入山西的原葛荣所部二十万六镇降民，然后，以就食为名，东出滏口，来到河北信都。在当地大族的支持下，高欢举起了反尔朱氏的大旗，奉立北魏宗室元朗为帝。韩陵一战，高欢以少胜多，击破尔朱集团主力，并乘胜进兵洛阳，改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在朝中安置亲信，控制朝政。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欢由滏口、井陉两道进兵，会攻晋阳。尔朱兆大掠晋阳后，北走秀容川，不久被高欢袭破。

　　高欢见晋阳四塞之地，尔朱荣凭此而控制北魏朝政，乃效尔朱荣故智，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亲自坐镇，遥控朝廷。

　　贺拔岳、宇文泰等则控制了关陇地区。贺拔岳初随尔朱天光征讨关陇，高欢反尔朱集团，尔朱天光出关会攻高欢，贺拔岳在宇文泰的建议下，安抚关陇。贺拔岳死后，部下共推宇文泰为首，宇文泰遂据关陇。

　　孝武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对高欢不满，联络朝中斛斯椿、关中贺拔岳及荆州贺拔胜等文武大臣，欲图高欢。永熙三年(534年)五月，孝武帝以伐南朝为名，征集河南诸州兵马，准备讨高欢；高欢将计就计，兴兵二十余万分道南下，向洛阳挺进。孝武帝见势不妙，率诸王西奔关中。高欢进入洛阳，另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北魏自此分为东魏与西魏。北魏灭亡。

　　从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看，其兴、其亡均与山西息息相关。北魏在前秦瓦解后北方群雄割据、南与东晋南朝对峙的纷乱局面中，以山西为基础，东灭河北的后燕、辽西的北燕，西平关中的赫连夏、河西的北凉，南夺刘宋河南之地，北创塞外的柔然，扫平北方群雄，统一了北方，开创了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最兴盛的局面，显示出了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的枢纽性地位。

　　在北魏末年的衰乱局面中，由六镇起义引发的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狂澜席卷了河北、关陇，迁都河南后的北魏朝廷风雨飘摇。尔朱荣以山西为根据地，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河北，西面平定关陇，然后，以晋阳(即太原)为根本，遥控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继尔朱荣之后，又有高欢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并逼北魏孝武帝西奔关中，从而最终导致了北魏的灭亡，再次显示出了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三 北方统一进程中的山西

　　历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统一北方外，其它全国性政权都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一个政权能否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统一北方。在北方的统一进程中，居枢纽地位的是山西。

　　在北方分裂的混乱局面中，关中和河北二地易于建立起局部的秩序。争雄北方的势力大多起于这两个地区。山西高原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面向中原。无论是哪一方，要想兼并对方，统一北方，进而统一天下，都必须首先取得对山西的控制权，否则不可能打开局面。能否取得对山西高原山地险要的控制对于双方都是存亡攸关的事。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侧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侧翼的安全。

　　山西东西两侧的山脉分别构成河北和关中的屏障。东侧太行山脉为河北的西部屏障；西侧吕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自关中东出之路不外三条：蒲津、潼关和武关。其中，经由潼关、蒲津的路线处在山西的监控之下。因此，对于关中来说，无论是出关进取，还是闭关自守，都须加强对山西的控制。河北的三个层次与山西的三个主要盆地之间平行对应，藉太行通道而相联系，这样，山西的这几个盆地连同太行山共同构成河北西部屏障，翼蔽河北右侧翼的安全。

　　关中险要和河北形胜都须以对山西高原山地的控制为前提。当河北与关中对峙之际，双方极易在山西陷入争持的僵局。双方决定性的争夺往往发生在山西。在山西角逐的胜败也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秦、西汉均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其统一进程都是从山西打开局面的。战国前期，山西为三晋诸侯所控制。魏据安邑，控制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秦欲出关争利，归路处在魏的监控之下。这一态势早在春秋时的秦、晋崤之战中已表现得很明显。在那决战役中，秦军以在崤山险地中遭晋军伏击而全军覆没。商鞅在策划秦的霸业时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魏……必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秦孝公遂采商鞅之议，令商鞅主持对魏的战争。秦经过长期的战争，终于迫使魏国迁都大梁。到秦惠王时，秦已尽夺魏河西之地。到秦昭襄王时，又在沿黄河及太行山脊岭一线发起猛烈攻势，夺魏之安邑、韩之上党、赵之太原，尽占山西之地，为以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创造了极有利的战略态势。

　　西汉统一天下的进程差不多是循秦之故辙。刘邦还定三秦，率诸侯联军袭楚之彭城。自彭城败归后，刘邦在成皋、荥阳一带与项羽相持，却另派韩信率军渡黄河入山西，灭魏、平代，然后东下太行，破赵、降燕、下齐，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使楚汉对峙形势彻底改变，为西汉在楚汉最后决战中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十六国初期，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北方对峙。后赵石虎因争前赵在河东的重镇蒲坂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刘曜一战被擒而兵败国亡。立足河北的后赵遂完成北方的第一次统一。

　　后赵的统一瓦解后，前秦据关中，前燕据河北，双方在北方对峙。决定双方国运的战役发生在山西。前秦在苻坚统治时国势日盛。面对前秦的军事压力，前燕朝中有识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强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备。大臣皇甫真建议：“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大臣申绍也建议：“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燕主未从。苻坚利用前燕朝政日坏的有利时机，派王猛率兵攻前燕。东晋太和四年(369年)，王猛攻拔洛阳。次年，王猛再次率军伐前燕，大军临发，苻坚面授机宜说：“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 王猛向山西长驱直入，一战而克壶关，再战而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后又在潞川击破前燕太傅慕容评所率燕军主力，乘势进围燕都邺城，燕主出逃被擒，前燕灭亡。前秦又次第扫平其它割据势力，统一北方。

　　在前秦瓦解后的混乱局面中，鲜卑拓跋部在代北建立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收拾十六国纷乱的局面，统—北方。北魏在北方的统一维持了半个世纪。北魏后因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等一系列的冲击而分裂。高欢拥东魏据河北，宇文泰拥西魏据关山，东、西魏再次在北方形成对峙之局。高欢有鉴于自尔朱荣以来山西在北方局势中的地位，遂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亲自坐镇，指挥对西魏的战争。在高欢执政的年代，东魏拥有战略上优势。高欢死后，长子高澄、次子高洋先后执政，二人亦以晋阳为重镇，亲自坐守。

　　随着东魏被高洋建立的北齐所代、西魏被宇文觉建立的北周所代，北齐和北周继续在北方对峙。北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国势日盛；而北齐主高洋在其统治后期沉溺于酒色之中，搞得朝政紊乱，自此以后，政局一官不稳，国势日渐衰落。

　　北周武帝时，北周开始兴兵伐北齐，多次在河南鏖战，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大臣赵爽、鲍宏建议周主改变攻北齐的战略方向。赵爽说：“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鲍宏也说：“往日屡出洛阳，彼既有备，每有不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似为上策。”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次年，北周再度兴兵攻北齐。这一次，北周将战略进攻的重点选在山西。出兵前，周主对群臣说：“前出河外，直(只)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

　　山西素为高齐根本，经营已久。平阳在高欢的时代便是东魏与西魏对峙的前沿重要据点，后更建为北齐在晋西南的重镇。北齐大臣卢叔虎曾建议齐主经营平阳以逼北周。他说：“宜守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积甲，彼闭关不出，则稍蚕食其河东之地，日使穷蹙：彼若出兵，非十万以上不足为我敌，所资粮食，咸出关中；我军士年别—代，谷食丰饶，彼来求战，我则不应，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往来，实自艰难，与我相持，农业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 ] 这的确是以山西逼促关中的一项良策。齐主颇采纳之。

　　这次北周将进攻重点选在山西，平阳是其第一个需要克服的据点。北周军进攻平阳，经过了相当激烈的争夺战，才攻占平阳。是后，北齐帝高纬试图夺回平阳，被北周军击败，只得退回晋阳。北周军又乘势攻破晋阳，然后，挥师东出滏口，下太行，包围齐都邺城。高纬及幼主高恒出逃被擒，北齐灭亡。北周统一北方。(见图3—1—3)

北周灭北齐之战示意图（图3－1－3）

　　从以上几场战争中可看出山西在北方统一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几起战争都是以关中的势力在山西的角逐中战胜河北的势力，进而兼并河北，统一北方。

　　这几场战争，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步骤：河北地区的政权先是丢失了他们在太行西侧的军事据点，从而导致经太行山下河北的几座关隘的防守失去依据，然后，关中势力或自晋阳出井陉，或自上党出滏口，东下太行山，至此，河北西部屏障尽失，可谓大势已去。

　　当关中的势力与河北势力在山西对峙之时，以关中图河北易，而以河北图关中则较难。关中和河北都须藉山西以屏护侧翼。但河北藉以屏护右侧翼的太行山河流穿切的谷道较多，由此造成穿越太行山的通行孔道较多。可以由上党下滏口而出河北南部，可以由太原下井陉而出河北中部，还可以由大同出飞狐口、经桑干河谷趋居庸关而临幽燕。而关中的东面，南有崤函之险，北有吕梁山和黄河双重蔽护，通行不易，不利于大规模进兵，只有蒲坂至龙门一段利于进兵。

　　这样，关中、河北虽是每每分享山西地利，但关中藉山西为屏障，所备者一，其势较专，对来犯者的战略意图容易判断；而河北藉山西为屏障，所备者多，其势较分，不易判断来犯者的战略意图。

　　前、后赵在北方对峙时，后赵大将石虎自轵关入攻前赵在山西的重镇蒲坂，前赵主刘曜当即亲率大军，倾国出动，驰援蒲坂，击败石虎。此战在当时实已造成乘胜追击并直捣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的态势。只是刘曜在此战之后决策失误，未能利用此战对后赵所造成的震荡性效果，直捣襄国，而转锋南攻洛阳，致使贻误战机，才铸就了自己的失败。前秦与前燕对峙时，前秦宗室苻柳等据蒲坂、陕城反苻坚，并向前燕请兵，前燕朝臣中有援苻柳并乘势攻前秦的建议，前燕主未能抓住此时机加以利用，符坚却迅速部署平定叛乱，稳定了东部局势。东、西魏对峙时，高欢三次亲统大军入攻关中，都是受挫而还；后来，又攻西魏在晋西南的军事据点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顿兵坚城之下，苦战五十余日，不能破城，最后高欢智、力皆困，以致发病，不久死去。此后西魏即转入战略攻势。

　　另外，山西对于河北的屏障作用与对关中的屏障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换言之，河北与关中对山西屏障作用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

　　太行山对于河北的屏障意义可谓存亡攸关。以河北地势之低，要仰争太行，殊为不易。因此，要保障太行屏障的稳固，必须保障对太行山特别是穿越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而要保障对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却又有赖于对太行山以西几处军事据点的控制，尤其是上党、太原；上党、太原地势较高，均居高临下，俯临河北中、南部。它们若为河北所守，可巩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临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势。所以，对于河北来说，若失去在山西的军事据点，则太行山的形势便迅速转入西方：自上党东下滏口足以夺其门户，自太原东出井陉足以执其中枢，自大同出居庸、飞狐足以倾幽蓟根本。

　　而对关中来说，山西只是其外围屏障，即使丢失了在山西的据点，犹有大河可以凭恃，还可作第二阶段的守御。山西对于关中的屏障作用固然重要，但关中对它的依赖程度远不及河北。

　　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河北的势力欲图关中，比较困难，而关中的势力欲图河北则比较容易。因此，历史上关中与河北的政权在山西的对峙，以关中兼并河北的居多，而以河北兼并关中的居少。

　　以上所谈主要是山西在起自关中或河北的政权在统一北方的进程中的地位。至于本身就是建立于山西的政权，则更能利用山西内线作战的地理条件，纵横四出，威制北方。如起自代北的北魏，东灭后燕、北燕，西灭赫连夏、北凉，北扫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北魏末年尔朱荣也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五代时，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是起自山西，大体统一北方，它们兴起的基础都得益于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第二节 依山凭河，战守之冲——山东

一 山川形势

　　在中国地势第三级阶梯上，自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以东，幽燕以南，江淮以北，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是为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在这片大平原的东部，分布着一片低山丘陵地带，是为鲁中南低山丘陵。这片低山丘陵的北，西、南三面都是平原，东面是山东半岛，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鲁中南低山丘陵由泰山、鲁山、沂山、蒙山组成，构成山东地形的主体。黄河从这片低山丘陵的北侧东流入海(黄河改道时则从其南侧东流入海)，泗水则从这片低山丘陵的西侧南流入淮。

　　山东的一些战略要点，大多位于这片低山丘陵的四侧，依山临水，其形成即以这种山河形势为基础。(见图3—2—1)

山东山河形势图（图3－2－1）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西北侧有济南。济南南依泰山，北阻黄河。前人论济南地位，称“齐州当四达之冲。南不得齐州，则无以问河济；北不得齐州，则不敢窥淮泗；西不得齐州，则无从得志于临淄；东不得齐州，则无争衡于阿鄄。是故山东有难，齐州常为战守之冲。” [ 注：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 山东二 ] 历史上著名的历下城即在济南城西。战国时，诸侯攻齐，每每战于历下。秦灭魏之后，挥师东进，屯兵历下，兵压齐境，齐王不战而降。楚汉战争时，辩士郦食其游说齐王田广附汉，使齐罢历下之戍，韩信遂得以透入齐境，略定三齐。南朝刘宋孝建年间，刘宋将青、冀二州州治移镇历城，垣护之为此解释说：“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历城)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主威。安边上计也。”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刘宋泰始年间，宋室内乱，北魏乘机南下攻宋，大将慕容白曜率军攻山东，刘宋青州刺史沈文秀以东阳诈降。魏军司马郦范说：“东阳未可轻也，不若先取历城，克般阳(今淄川)，下梁邹、平乐陵。然后按兵徐进，不患其不服也。”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 宋纪十四 ] 慕容白曜从其汁，渐次攻破历城、东阳(今青州)，略取刘宋山东青、冀二州。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西南侧有兖州、济宁，依山临河，控守一方。济宁城南即古之所谓亢父之险，苏秦曾称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古代南北水运交通动脉大运河即处在其监控之下。自此外出四略，地势便利。“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屯昌邑(今金乡)，遣轻骑扰略，绝叛军淮泗水道。明初，徐达统军北伐元朝，攻略山东，先以偏师攻下济宁，切断元军自河南方向入援之路。“靖难之役”时，南北军在山东形成对峙，朱棣一度派奇兵袭破济宁，切断屯驻德州的南军运河饷道。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东南侧是沂河和沭河二水冲积形成的河谷低地，夹在沂山、蒙山与琅琊山、五莲山之间。这片河谷低地为山东腹地与江淮之间往来通道。春秋时，吴曾由此以侵齐、伐鲁。越灭吴之后，称雄中原，也曾由此出琅邪以觊觎山东。刘裕和徐达北伐，都由此路入攻山东。沂州位于这片河谷低地的南部，南连淮泗，北接三齐，为山东南面门户。南北相争，沂州为必争之地。穆陵关在临朐县东南百里的沂山主岭上，山势高峻，路径险恶，为齐南天险。穆陵关立关极早，管仲伐楚时即有“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 [ 注：《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 ] 之语。刘裕伐南燕，南燕公孙五楼建议燕主慕容超：“宜据大岘，使不得入。”南燕太尉幕容镇也强调“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慕容超都不听。大岘关隘即穆陵关。刘裕军过大岘，见燕兵不出，大喜道：“虏已入吾掌中矣。”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 刘宋初，北魏大将叔孙建攻刘宋青州刺史竺夔于东阳，部下刁雍知刘宋檀道济自彭城驰援东阳，建议叔孙建扼守穆陵关，阻檀道济入援之路：“大岘以南，处处狭隘，车不得方轨，请据险邀之，破之必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宋纪一 ] 叔孙建不听；檀道济越险进至临朐，叔孙建烧营而遁。唐末藩镇割据，李道古以淄、青拒命，屡屡引兵出穆陵关扰掠淮北。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东北侧有青州，附近即古临淄，齐之国都。在山东诸要地中．论防护之固，无如临淄。顾祖禹称：“自太公建国以来，齐往往称雄于天下，历汉及晋，未始不以临淄为三齐根本。”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五 山东六 ] 临淄东北对海，西北阻河，背靠山地，濒临淄水，有山川之险，有鱼盐之利。苏秦组织合纵时，在临淄对齐宣王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漳水)，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司马迁也称“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十六国后期，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残军一部南走，谋取一地作根据地，尚书潘聪建议：“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余万，左有负海之饶，右有山河之固。广固城曹嶷所筑，地形阻峻，足为帝王之都。既得其地，然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乃陛下之关中、河内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 ] 慕容德采其策，遂据有山东，建立南燕。

　　山东低山丘陵以泰山为最高，其下有泰安。《读史方舆纪要》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 山东二 ] 泰安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均成高屋建瓴之势。

　　以山东为交点，有两条河道，分别呈东西和南北向流过。它们在古代分别是东西部之间和南北方之间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山东地位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渭河自陇山下流，流经关中，汇入黄河；黄河向东，穿越河南，经山东低山丘陵的边缘东流入海。渭河-黄河在古代起着沟通东西的作用。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转输关中的漕运系统必须凭借这条线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大动脉。山东和关中分处这条大动脉的东西两端。关中山川环抱，诚为形胜之地；自关中东出，历崤函、嵩山之险，便可下临东部平原地带，无关山之阻；若再往东，便是山东低山丘陵，这是东部平原地带少有的可以凭恃的地利。古代称关中为“百二之地”，山东为“十二之地”，当有这方面的原因。

　　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连接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为南北交通的一条大动脉。在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本来就发挥着沟通南北的作用。泗水在黄河改道以前自山东南流，汇入淮河，稍加开凿，便能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西晋时，杜预曾鼓励王濬直捣建康，一举灭吴，然后率大军“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武帝太康元年 ] 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应该是比较早的事。桓温、刘裕北伐，都曾开通泗水水道。山东所处的位置，正好监控南北水运交通的大动脉。

　　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三国时，孙吴联络辽东的公孙渊，便经由此地。刘宋时，被北魏俘虏的朱修之取道辽东，泛海经东莱而逃回扛南。隋、唐伐高丽，从海路发起的进攻都是以这里为前进基地。元代经营海运，转输东南财赋供给京师，这里又是其一大中转地。明代统制东北的辽东都指挥使司隶属于山东布政司，海路是其往来的重要通道。

　　关于山东地形的战略意义，顾祖禹曾作过中肯的评价：“山东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 [ 注：《读史方舆纪要》 山东方舆纪要序 ] 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山东地形的封闭性不如其它边角之地，三面均可能受敌，不易固守；且山东低山丘陵方圆不过几百里，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

　　天下纷乱之际，山东易成割据之地。如秦末的田儋、楚汉之际的田荣、田横、王莽以后的张步、董宪、东汉末的刘岱、西晋末的曹嶷、段龛、十六国时期的幕容德、唐末的李道古、元末的田丰等，均曾割据山东。但上述诸人割据山东，都未能有所作为。一旦山东周围局势底定，这些割据势力很快便灰飞烟灭。

　　战国时，乐毅率五国联军攻齐之战尤能典型地反映出山东地形的这种弱点。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乐毅率燕、秦、魏、韩、赵五国之师以伐齐。齐悉发国中之众以拒之，与联军战于济西。齐师大败。是后，乐毅分遣魏国之师南略宋地，遣赵国之师北收河间，自率燕军深入山东腹地，齐人大乱。燕军乘胜长驱，齐城皆望风奔溃。乐毅攻克齐都临淄。占领临淄之后，乐毅分兵五路，攻取全齐：遣左军渡胶水(今胶莱河)攻略胶东、东莱(胶东半岛地区)；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取琅邪；右军循黄河、济水，进屯阿(今阳谷东北)、鄄(今鄄城北)与魏军配合作战；后军沿北海攻取千乘(今高青东北)；中军镇守齐都临淄。这种部署可谓切中山东地形的要点。燕军势如破竹，六月之间，连下齐城七十余座，皆置为郡县。齐仅剩即墨、莒城，齐国危在旦夕。(见图3—2—2)

乐毅伐齐之战形势图（图3－2－2）

　　山东的地位只能放在东部大平原的背景上才能体现出来。山东低山丘陵的四周都是平原，不利于守，却利于四出以攻人。以此为根据地，纵横四出，足以有所作为。东汉末，曹操便是以充州为根据地，崛起于群雄之中，最终扫平群雄，统一北方。

　　山东既然处在监控南北之间的水路运输线上，其地形地势在东部大平原上又足以作为凭恃，因而在南北之间具有枢纽性地位。河北南面门户须依托山东，东南淮泗上游也须藉山东为屏蔽。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

　　这种形势在魏晋南北朝时比较典型。东晋末，刘裕灭南燕，收复山东，既屏护了南方江淮防御体系，又保障了由江入淮、由淮入泗、由泗入河这样一条连通南北的运输线路的畅通，为他以后经略中原、北伐后秦打下基础。刘宋与北魏对峙，刘宋置四镇以守黄河，其中山东境内有碻磝(今荏平)。南北交兵，必在四镇展开激烈的争夺。山东若为北方所据，则南方江淮防线将承受很大压力。南燕据山东时，便经常扰掠东晋淮北诸州。刘宋泰始年间，北魏趁刘宋内乱，攻取山东，后更进逼淮泗，南方形势遂渐趋不利。

　　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南北关系变得更加重要。政治、军事重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在南方。山东处在监控连通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动脉大运河的位置上，所以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明初朱元璋从金陵北伐攻大都，山东为大都的南面屏障；“靖难之役”中，朱棣从北平南下攻金陵，山东为金陵的北面屏障。朱元璋以攻占山东打开大都门户；朱棣则以越过山东而直趋金陵。这两次战争，一次以南图北，一次以北图南，山东都是其关键之地，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二 山东在东西关系中的地位

　　战国秦汉时期，东西关系问题比较突出。自战国中期始，秦的东进成为东方诸侯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从那时起，历秦的兼并战争、诸侯反秦战争、楚汉战争及汉初中央政权处理与东方诸侯王国的关系，数百年间，东西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著的一幕。在东西关系中，山东地位举足轻重。

(一)春秋战国时齐的霸业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那些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变法自强的诸侯国常能称霸诸侯。

　　那些能从诸侯之中脱颖而出的强国，除政治上变法自强外，还须有地理上条件。“春秋五霸”中，齐据山东，晋据山西，秦据关中，楚据江汉，都有地利上的凭恃。“战国七雄”中，东齐西秦，南楚北燕，分立四方。山东低山丘陵东部的大平原上足以作为凭恃，所以，历春秋、战国之世，齐一直是东方强国。

　　山东在春秋时为齐、鲁之地。大抵泰山、沂山以北属齐，西南属鲁。召陵之盟上，管仲对楚国代表说：“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 [ 注：《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 ] 指出了齐国四境，也暗示出了齐国的地利。齐桓公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戎夷蛮狄侵入中原。齐桓公任用管仲实行改革。齐国兵强卒练，国威大振。齐桓公遂以实力为后盾，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会盟诸侯，北服戎狄，南威荆楚，尊奉周室，称霸渚侯。齐桓公的霸业开“春秋五霸”之先，也奠定了齐作为一个大国的基础。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更趋激烈。田氏篡齐后，也积极谋求向外发展。周显王十二年(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以邹忌为相，改革政治，加强武备，齐渐成东方强国。差不多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进行深刻的变革，渐成西方强国。

　　战国初，魏为中原霸主。齐秦两强崛起，对魏国的霸业构成挑战。齐国迫使原来向魏国朝贡的泗上小诸侯向齐朝贡；秦则争魏河西之地。魏国在齐秦两强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下，自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将注意力转向东方，又与齐发生矛盾。魏因攻赵、攻韩而两度与齐发生战争。齐军在田忌、孙膑的率领下，先后于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午)的桂陵(今河南长垣南)之战和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的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之战中大败魏军。西方的秦国也连年对魏展开进攻，魏军连连败绩。魏的霸业从此衰落。

　　魏国衰落后，齐、秦两强东西对峙。齐国滨诲，有鱼盐之利，故其经济实力雄厚；其山川形势足可为其军事上的凭恃。苏秦策划合纵时对齐王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漳水)，北有渤海，所谓四塞之国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道出了齐作为一个强国的地理基础。

　　这时期，中原局势更加复杂，各国之间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斗争。地处中原的韩、赵、魏夹在齐、秦两强之间，有地缘上的弱点，只好采取合纵的策略，北连燕、南联楚，而后，或东联齐而西抗秦，或西联秦而东抗齐。

　　秦在兼并义渠、巴蜀之后，东进意图已非常明显。但齐的地利和实力却使秦的东进不能不有所顾忌。秦先是为攻楚而设法拆散齐、楚联盟；又为攻韩、魏而拆散齐与韩、魏的合纵；后又为图赵而试图加强齐的联盟，派人赴齐尊立齐湣王为东帝，自立为西帝，显示出对齐国实力的顾忌。

　　但是，当齐因灭宋而成为众矢之的时，秦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出面组织合纵以攻齐。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乐毅率燕、赵、秦、韩、魏五国之师攻齐，半年之内，下齐七十余城。齐国只剩即墨和莒两地。后虽有田单破燕复国，齐国却从此元气大伤，在战国末年仅能靠恭谨奉秦以图幸存。

　　齐的衰落使秦兼并六园的进程为之加快。当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时代，六国合纵抗秦，强大的齐国实为其他五国坚强的后盾，所以秦攻楚、攻韩魏、攻赵时，每次都以拆散齐与这些国家的联盟关系来创造条件。但齐在它强大的时候，缺乏明确、长远的战略目标，且齐不与秦接壤，对秦的威胁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齐在复杂的外交斗争中一再让秦国得逞。前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有这样的评价：“韩、魏、楚、赵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专心一志以逆秦，三国与秦壤界而患急，齐不与秦壤界而患缓。是以天下之势不得不事齐。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故秦、楚、赵、魏得齐者重，失齐者轻。齐有此势，不能以重于天下者，何也?其用之者过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 历代州域形势一 ]

　　换个角度来看，山东的地理形势虽然提供了齐作为一个大国的基础，但反过来也构成了齐发展的限度。作为当时的东、西两强，秦据关中四塞之地，能进能退，可攻可守，每一次军事胜利之后，都能夺地或威胁诸侯割地，故能愈胜愈强；齐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周围都是平原，缺乏天然的屏障来巩固其略地，自身也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而且齐地近中原，与其他诸侯国的利害关系过于胶着，任何鲸吞蚕食的意图都容易遭到其他诸侯国的反对，故齐强盛之时，虽有战胜之名，却未能略地拓境，后来灭一宋国，还遭到诸侯联军的围攻，差点亡国。

(二)楚汉战争时期的齐地

　　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却以统治暴虐而很快败亡。项羽以西楚霸王的名义主持分封。他将战国时的齐和秦这东、西两强都予以分割，分齐地为三齐：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田都为齐王，都临淄；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博平)。分关中为三秦，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徙刘邦为汉王，王汉中；项羽自都彭城(今江苏徐州)。项羽分封堵侯，留下了许多矛盾。分封刚定，齐地即首先发难。

　　最先在山东起兵反秦的齐王田儋之弟田荣因未得封地，起兵反楚。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田荣发兵击走齐王田都，又追杀胶东王田市于即墨，自立为齐王，占有三齐之地；他还指使彭越袭扰楚地，帮助陈馀逼走常山王张耳。

　　田荣在齐地反楚，打破了项羽的分封秩序，且齐地邻近楚都彭城，对项羽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项羽遂率军北击田荣。

　　项羽北征齐地，给了刘邦以东出的机会。这年八月，刘邦出陈仓，还定三秦。次年春，项羽在阳城(今山东鄄城北)大破齐军，田荣败死。但楚军烧杀掳掠，引起齐民群起反抗。田荣之弟田横乘机收集散兵数万人，立田荣之子田广为王，占据城阳(今山东莒县)一带，继续与楚军相抗。(见图3-2—3)

楚汉战争前期示意图（图3－2－3）

　　项羽陷入齐人长期抗战不能自拔之际，刘邦又乘机自关中杀出，扩张势力。这年四月，刘邦率诸侯联军五十六万袭据彭城。项羽获悉彭城失陷，亲率三万精锐骑兵疾驰南下。联军措不及防，大败。但此时项羽主力尚被牵制在齐地，未能将这次战役性胜利扩展成战略性胜利。刘邦突出重围后，沿途收集散卒。双方战事转入相持阶段，两军在荥阳、成皋一带对峙。经彭城一战，项羽亦谋自齐地脱身。田横进攻项羽所立齐王田假，田假亡走楚。项羽杀田假而与田横达成停战。

　　彭城之战后，彭越退兵河上，活动于定陶、阳城一带为游兵，袭扰楚军后方，截楚军辎重。彭越的游击战使项羽面临两线作战，来回奔走，减轻了汉军在荥阳、成皋一带的压力，使相持之局得以维持，亦使汉军得以腾出手来，谋求从南北两面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汉王刘邦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韩信率军北上，灭魏、平代、破赵、降燕；南方的九江王英布则在随何的劝诱下，背楚归汉。

　　这时，谋士郦食其对刘邦说：“方今燕、赵已定，惟齐未下。诸田宗强，负海、岱，阻河、济，南近于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 刘邦遂遣郦食其往齐地游说。齐王田广听信郦食其之言，遣使与汉连和，放松守备。韩信本已兵临齐境，闻郦食其已说齐归汉，打算停止进兵。辩士蒯彻对韩信说，将军身经百战才下赵地五十城，郦食其只是摇摇舌头便下齐七十余城，为将数年，功劳不及一儒生。韩信遂引兵渡河，袭破齐历下(今济南历城)之军，进至临淄；齐向楚求援，项羽派龙且率军援齐。韩信在潍水(今潍坊)击破齐楚联军，乘胜追击残敌，虏齐王田广，尽定齐地。

　　韩信定齐后，派人对刘邦说：“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请为假王以镇之。”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 在张良、陈平的建议下，刘邦遂立韩信为齐王。

　　此时的韩信已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形势，东有齐，西有汉，楚居中间，三方大致势均力敌，所以韩信的去就完全可以左右天下局势。项羽派人游说韩信与楚连和，三分天下，韩信以刘邦对自己信重而婉辞之；辩士蒯彻也对韩信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赵、燕，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四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愿足下熟虑之。”这一次，韩信不能说没有一点动心，但终以刘邦对自己的信重和“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接受蒯彻之计 [ 注：《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 ] 。

　　楚汉相约以鸿沟为界后，项羽引兵东归，刘邦则从张良、陈平之计，引兵东击楚。韩信、彭越等都引军合击项羽，围项羽于垓下。项羽兵败自杀。

　　楚汉相争之际，山东的局势刘楚汉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山东靠近楚都城彭城，那里的任何变故都可能影响西楚，所以项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对山东用兵，而这为刘邦还定三秦、出关东向以争天下创造了机会。项羽击田荣，刘邦乘机还定三秦；项羽击田横，刘邦得以出关中袭彭城；楚汉相持阶段，彭越背靠山东，袭扰楚军后方；决战前夕，韩信定齐地，从北翼完成对项羽战略包围。项羽面对关中和齐地，一直处于两线作战，来回奔走，渐至困弱，终至灭亡。

(三)汉初政局中的齐地

　　项羽败亡后，刘邦马上夺了齐王韩信手中的兵权，并将韩信徒为楚王；次年十月，又用陈平之计擒执韩信。田肯对刘邦庆贺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王齐者。”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时天下初定，刘邦惩秦孤立而亡的教训，遂大封同姓诸侯王以镇抚天下，同时设法铲除战争期间所封异姓诸侯王。关中和山东均为形胜之地，项羽分封时曾将此二地分割，都一分为三。现在关中已成汉室政治重心，对于“十二之地”的山东自然也不能授之于人。所以，刘邦击灭项羽之后，马上夺韩信之兵，将其徙为楚王，将齐地七十二县封于其子刘肥为齐王，并规定：“诸民能齐言者皆以与齐。”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擒韩信之后，刘邦又降韩信为淮阴侯，将其封地分为两国，以淮东五十三县封从兄刘贾为荆王，以淮北三十六县封弟刘交为楚王。

　　在当时的诸侯国中，以齐为最大。齐在西汉初期的政局中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齐王刘肥入朝，与惠帝亲密无间。吕后不满，有杀齐王之意。齐王割让城阳郡，才脱身归国。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违背刘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三 汉纪五 ] 的规定，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诸吕用事，权倾一时。

　　齐王刘肥死后，其子刘襄继立，襄弟朱虚侯刘章宿卫京师。吕后死后，吕产、吕禄专兵秉政，阴谋作乱。刘章获知后，暗中派人告其兄齐王刘襄，约齐起兵西向长安，自己作内应，诛灭诸吕，事成之后立齐王为帝，刘襄遂尽起齐国之兵攻吕国济南，同时遣使致书其它诸侯王，宣讨诸吕之罪。诸吕闻齐起兵，遣灌婴将兵击之。灌婴率兵至荥阳，反与齐王及诸侯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诛之。此时，长安城中，周勃、陈平设计捕杀诸吕，吕氏之乱遂定，齐亦罢兵。刘汉政权转危为安。

　　西汉前期，大国诸侯已构成对西汉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文帝、景帝之世，刘邦当年所封同姓诸侯王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削藩之议由此而起。贾谊上《治安策》，将诸侯王强悍难制置为内忧之首；晁错亦上书请求削藩。

　　齐国在诸侯国中是最大的，而且，在讨诸吕时，刘章曾有立齐王刘襄之议，这也很使文帝心存忌惮。文帝遂采削藩之议，将齐地分为六国：齐、济北、甾川、胶东、胶西和济南。文帝还按贾谊的建议，增强自己两个儿子的封地，将淮南之地尽封淮阳王刘参、将淮北至于泰山之地尽封梁王刘武，以制东方诸侯。根据贾谊的设想，这样可使“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文帝的这些举措只是权宜之计。齐被分割以后，吴成了东方大诸侯国。吴王刘濞“铸山煮海，国用富饶。”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招致天下亡命之徒；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汉廷谋削吴，吴王刘濞遂发兵反汉。齐地的六国马上响应吴王刘濞。后来齐王悔约，济北王被部下劫持，不得发兵，齐地实际发兵的有胶东、胶西、甾川、济南四国，并吴、赵、楚而为七国，史称“七国之乱”。

　　吴王刘濞为这次起兵首领，他未采田禄伯出奇兵入武关之策，也未用青年将领桓将军建议的“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 [ 注：《汉书》卷三十五 荆燕吴列传 ] 之计，自统大军攻城略地而进。汉廷令大将军窦婴率重兵屯于荥阳，另遣周亚夫率军击吴、楚。周亚夫临行时请示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六 汉纪八 ] 景帝同意，这一点遂成周亚夫攻叛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周亚夫率兵出武关，而后北走昌邑（今山东金乡），坚壁不出。吴军西进，攻梁都雎阳（今河南商丘）不下，遂留军围攻之，大军滞留不进。梁王一再告急，周亚夫仍坚壁不出，只遣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断其粮道。吴楚军粮绝退兵，周亚夫这才遣精兵追击，大破叛军。（见图3-2-4）

汉廷平“七国之乱”示意图（图3－2－4）

　　齐地叛乱的四国，合兵围攻悔约的齐王，顿兵临淄坚城之下达数月之久，汉军击破吴、楚军后，进击齐地，四王兵败。汉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平定了叛乱。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廷继续推行削藩，武帝时，又实行“推恩令”。同姓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才告解除。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之后，隋唐重新统一后，仍都关中。隋唐两代的农民大起义都是首先爆发于山东地区，而且都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这也与山东在整个东部地区的地位有很大关系。

三 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

　　山东在南北之间具有枢纽性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山东低山丘陵在中国东部大平原上可以作为凭恃，另一方面是山东处在监控南北之间水路运输线的位置上，因而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如能占据山东，便取得了很有利的态势。对于南方而言，得山东，进可以问鼎中原，北临幽燕，退可以翼蔽淮泗，巩固江淮；对于北方而言，得山东，进可以南逼江淮，退可以翼蔽河北。

(一)刘裕北伐与宋魏对峙

　　山东和湖北犹如东南的两翼。以南方而进取北方，出江淮正面，不如出两翼。从江淮正面北出，出淮河一线太远，其攻守便失去依托：而出两翼则有比较有利的山河形势可以凭恃。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荆襄上游对于东南的意义，自孙吴时起便为建康方面所重视，而经营山东以固东南、并藉以进取中原，则自刘裕始。

　　东晋末年，山东为后燕灭亡后慕容鲜卑残余势力建立的南燕所占据。南燕建都广固(今山东青州)。桓玄篡晋之时，南燕国中有乘乱南进之议，谓纵不能廓清吴会，亦可尽占江北之地。南燕虽未大举南卜，却也频频侵扰淮北之地。

　　刘裕在消灭桓玄之后，崛起于东晋。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以南燕频频侵扰东晋兖、徐二州，上表北伐南燕。这年四月，刘裕率军北伐，大军自淮入泗，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后，留舰船、辎重，率军徒步取道琅琊(今临沂北)北进。

　　南燕主慕容超闻晋军来攻，召群臣计议。南燕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提出御敌三策：“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帅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求战不得，旬日之间，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纵敌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

　　公孙五楼的意见的确很有见地。他提出的上、中二策，晋军方面已有人考虑到了，并深感忧虑。晋军进军途中，有人对刘裕说：“燕人若塞大岘之险，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惟无功，将不能自归，奈何?”刘裕料定燕军“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正如刘裕所断言的，慕容超未听取公孙五楼的建议。南燕太尉慕容镇也对慕容超说：“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就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慕容超仍不听。刘裕军过大岘，大喜道：“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虞，虏已入吾掌中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

　　刘裕取道琅琊进军广固的捷径须越大岘山险。大岘山即沂山。山势险要，为齐南天险；大岘以南，处处狭隘，车不得并轨。因此，对于刘裕而言，突破大岘是其关键。对于南燕而言，抵御晋军之策，实不出公孙五楼上、中二策，尤其是上策，深得山东地形的要点：正面坚守大岘险要，阻击晋军；派轻骑循海南下，从东侧翼袭击晋军粮道；以兖州(南燕兖州治梁父，在今泰安南六十里)之军沿蒙山东出，袭击晋军之西侧背。此策的关键也是扼守大岘。慕容超却没有听取公孙五楼等人的意见，放弃大岘险要，洞开门户，纵敌入门。南燕覆亡的种子也就由此而埋下。

　　刘裕率晋军越过大岘以后，在临朐击破南燕主力，占领临朐，乘胜进围广固，尽锐攻城。次年二月，广固城破，南燕灭亡。山东遂纳入东晋版图。(见图3—2—5)

刘裕伐南燕之战示意图（图3－2－5）

　　刘裕灭南燕后，欲留镇下邳，筹备西击后秦，却因国内局势变化而推迟了几年。此后，他先后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灭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讨平了割据益州的谯纵。东晋政局相对稳定，事权归一，刘裕遂谋进一步北伐。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阳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路线，是为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补给的运输线路；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得以顺利展开。

　　刘裕从北伐南燕到灭后秦，收复了整个黄河以南地区，是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历次北伐中最成功的一次。刘裕一战而平南燕，收山东之地，改变了江南政权面向中原的态势。攻取山东，开创了恢复中原、进取关中、河北的有利局面。开山东巨野泽，将泗水与黄河连结起来，使江南的人力、物力能够便利地投送到北方地区，故山东一路对于此次北伐的意义尤其重大。

　　刘裕灭后秦后，急回南方，代晋建宋。刘裕南归后不久，关中便被赫连勃勃夺占。这样，刘宋与北魏在东部大致以黄河为界形成对峙之局。刘裕死后，北魏乘丧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并频频扰掠刘宋在山东的青、兖二州。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有恢复河南之志。刘宋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大举北伐，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经过洋见前面有关章节)元嘉北伐，声势浩大，却以惨败告终，每令后人扼腕长叹。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特别是他的北伐目标很成问题。

　　刘义隆北伐只图河南，却不知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元嘉七年，北魏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代北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实际上，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三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刺身亡，刘义隆又谋北伐。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言进兵之策：“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固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只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当时北魏太武帝刚死，国内不安定，宋军进兵时机也有利。此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这次北伐又告失败。

　　随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宋文帝刘义隆的相继去世，宋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刘宋孝武帝时期对山东的防御作了一定的调整。孝建三年(456年)，刘宋将青、冀二州州治由东阳(今青州)移往历城。开始大家不同意，垣护之为此解释说；“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敌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历城)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主威。安边上计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东阳和历城地形都很险要，但在宋魏对峙的形势下，东阳位置相对较偏，并非双方对峙的正面；移镇历城，可直接抵御魏军来犯；北魏攻山东，每次必由碻磝一带渡河；渡河而攻山东，必趋历城；且历城靠近河北，便于招附河北士民。移二州镇历城，是取能攻能守、可进可退的态势。

　　孝武帝以后，刘宋内乱频频。泰始二年(466年)，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起兵，由此引发以宋明帝为首的孝武系诸王和以刘子勋为首的文帝系诸王之间的一次大火并。宋明帝虽平定了这次内乱，但善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乘机大举南进。北魏大将慕容白曜率军攻山东，连破历城、东阳等重镇。刘宋在山东的青、冀二州遂连同徐州、充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尽失于北魏。

　　泰始年间的这次内乱及其引发的北魏南进之战，在刘宋乃至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都是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均势。山东及淮北之地的丢失，不仅使南朝国力锐减，而且使淮河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北方的冲击之下。从此，北魏南下，与南方直接战于淮河一线。是后，南朝境况愈下，到陈代时，仅能守长江一线。随着北方的再次统一，长江天堑以限南北的局面已经难以维持。隋灭陈，南北对峙的局面遂告结束。

(二)朱元璋北伐与“靖难之役”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暴虐，爆发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大起义。元的统治在起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朱元璋从起义军中脱颖而出。他以集庆(今南京)为中心，崛起于东南，东平张士诚，西灭陈友谅，在扫平南方群雄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河南、山东经过刘福通起义军的打击，社会秩序混乱，武备不振。元朝的地方将领们却各谋保境割据，不服元室调遣。扩廓帖木尔盘据山西，李思济、张良弼诸将拥兵关中，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乘虚直捣大都的机会。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广大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面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河北的南面屏障，屏护大都。对于元朝而言，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自金陵北攻大都，战线很长，直趋大都，有孤军深入的危险，故宜先取山东、河南，以“撒其屏蔽”。

　　明军北伐的序幕遂自山东拉开。元至正二十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部署好淮河及荆襄方面的防御之后，即令徐达、常遇春率军由运河北进，进攻山东。

　　进军途中，朱元璋曾写信给徐达，讨论具体进军路线问题。徐达占领沂州后，朱元璋遣使谕徐达曰：“将军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当遣精锐将士于黄河扼其要冲，断其援兵，使彼外不得近，内无所望，我军势重力专，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郡既下，则益都以东势穷力竭，如探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克矣。” [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益都(今青州)是徐达攻山东之战的重心，元朝在那里设有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掌理山东各路军政。从南面攻益都，进军路线不外两途：一是取道沂山与琅琊山之间的河谷低地，越沂山而北进，是为刘裕攻广固(今青州)之战的故辙；一是沿泗水经鲁西南北上，绕道泰山北麓再东进，是为朱元璋所说的进军路线。因元朝沂州守将王宣先已对明军输诚，故徐达采取了第一条进军路线。

　　徐达虽未取朱元璋以主力取济宁、济南之策，但对自己左侧翼的攻防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在率军抵达下邳(今邳县)后，即命部将张兴祖率兵一部由徐州北上攻取济宁、东平；占领沂州后，又派部将韩政分兵扼黄河(元末黄河决口，在开封以东向南流经苏北注入东海)，韩政又分兵北略攻占滕县(今滕州)。这样，徐达以两路偏师切断了元朝鲁西及河南方向的援军，掩护明军的左侧翼，确保了大军后路及粮草补给上的安全，同时消灭鲁西之敌，为日后进军河南作准备。徐达主力遂得以向益都顺利直进。

　　十一月底，明军攻占益都，又乘胜连下寿光、临淄、昌乐等地。十二月初，徐达遣使招降乐安(今惠民)守将俞胜，以保大军北侧翼的安全，自率主力西进。沿途各县皆望风款附。与此同时，张兴祖在鲁西连下东平、东阿、济宁等地。十二月八日，徐达引兵至济南，元守将以城降，附近各县亦纷纷降附。是后，徐达遣军略定胶东半岛。山东各地遂为明军所有。其间，元廷诏陕西张良弼、李思济等东援，但张、李等都拒不奉命。

　　以后的进军大都之战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方略展开。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明军自山东临清起程，循运河北进，顺流长驱，元朝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十几天的时间内，明军便攻陷了大都。其后，明军又平定了山西、甘陕、四川，北征塞外。明朝统一天下。

　　朱元璋北伐，创下了由南到北统一天下的先例。明朝成为历史上惟一的起自东南而统一天下的政权。但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便上演胃了由北向南夺取政权的一幕，这就是“靖难之役”。

　　明初定都金陵，但强敌在北，朱元璋遂在北方屯戍重兵，命诸子以亲王典兵，镇守太原、大同、北平、大宁(今内蒙古宁城)等战略要地。其中燕王朱棣统兵驻北平(今北京)。诸王权重势大，朱元璋在世时尚能控制，但出于朱元璋算度之外的是太子朱标早死，引发一系列问题，致使明初政治重蹈乐历史上藩王称兵的覆辙。

　　朱标死后，朱元璋以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引起诸王暗中不满。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时年仅二十三岁，正是主少国疑之时。诸王相互煽动，一时流言四起。在兵部尚书齐泰、翰林院修撰黄子澄的建议下，建文帝遂谋削藩。建文帝元年(1399年)，朝廷即削黜了一批诸王。建文帝以燕王朱棣“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擅长用兵，又居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恐难猝图，而未急于削燕，但在北平外围的开平、山海关、临清、彰德(今安阳)、顺德(今邢台)等地部署兵力，以备燕王。朱棣见削藩已起，且朝廷对自己多方戒备，遂谋起兵。他招罗人才，秘密训练士卒。这年七月，朱棣在北平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帜，称这次起兵为“靖难”。历史上将这次战争称为“靖难之役”。(见图3—2—6)

靖难之役示意图（图3－2－6）

　　“靖难之役”初起时，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小力弱，朝廷则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所以战争初期，朝廷拟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将燕军围歼于北平。朱棣采取内线作战，迅速击降北平外围的通州、密云、蓟州、怀来、永平(今卢龙)等地。在真定之战中，朱棣大败南军统帅老将耿炳文。建文帝又任命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统兵攻燕。在北平城下及白沟河两战中，朱棣又大败李景隆，并乘胜南追，攻陷德州，围攻济南。济南城中军民在都指挥盛庸、山东参政铁铉等督率下坚持固守，燕军围攻三月，未能破城。朱棣恐粮道被断，解围北去，盛庸收复德州。

　　南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连连败绩，损兵数十万。建文帝遂采黄子澄之谋，遣使议和以求缓攻；又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代李景隆统兵。盛庸屯兵德州，以遏燕军南下。此后，双方在山东一带陷入相持。彼此攻伐，相互扰掠，互有得失。

　　到建文帝三年(1401年)底，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的时间，南北交战主要在河北、山东。燕军虽屡战屡胜，但南军兵多势盛，攻不胜攻，燕军所克城邑旋得旋失，能始终据守者，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燕军基本上被挡在山东以北。

　　战争照这样打下去，燕军只会愈耗愈弱。燕王朱棣遂谋另辟途径，以求打开局面。这时，金陵有—被贬中官投奔朱棣，极言金陵空虚，可袭而取。朱棣手下谋士也劝朱棣勿攻城邑，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金陵，金陵势弱无备，必可成功。于是朱棣决定跃过山东，直捣金陵。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督师南下，连破东河、汶上、兖州、沛县，绕过徐州，向南直进。燕军已过徐州，山东之军才南下追截。燕军经宿州、灵壁、泗州几战，突破淮河防线，然后疾趋扬州，扬州城降。这时，朱棣之子朱高煦引番骑赶到，燕军军势大振。六月初，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以城降。朱棣率军直趋金陵。十三日，朱棣进入金陵。建文帝自杀。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前期作战南军连连败藉。但自济南保卫战后，南军主力屯驻德州，相机出击，以遏燕军。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虽以朱棣之善用兵，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的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朱棣未克山东，故虽屡战屡胜，激战两年半，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等到他越过山东，直趋金陵，半年时间便夺取了政权。

　　不过，朱棣撇下山东，径直南下，实属铤而走险。南北朝时，以北魏的国力和太武帝之雄才大略，在击破刘宋黄河一线之军后，长驱江淮，兵临瓜步，饮马长江，也未敢渡江以争江南。朱棣的这种战术也只能在那时特殊的形势下才有可能成功。自明初朱元璋杀功臣后，明廷已无堪与朱棣相匹敌的将才，所以朱棣南下才有恃无恐。其次，“靖难之役”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纯属一家一姓内部之争，所以建文帝虽一再下诏“勤王”，但真正勤王者少，而归顺燕军者多。不然，朱棣孤军南下，建文帝只需坚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师会合，山东方面则截断燕军的补给线和退路，那样的话，朱棣处境势必极其危险。因此，换上另一人，换上另一种背景，则断不敢冒险采取这种战术，置山东于不顾。

　　“靖难之役”虽以朱棣成功、建文帝失败而收场，但从战争的进程看，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却显示出来。

第三节 枢纽江汉，砥柱江南——湖北

一 山川形势

　　在整个南方地区，主要的联系纽带是长江。湖北居长江中游上通巴蜀，下达东南，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图3-3-1)                              

湖北山河形势图（图3－3－1）

　　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入川的两大通道之一。东汉岑彭攻公孙述、刘备据益州、东晋桓温灭成汉李势、朱龄石平谯纵、北宋刘光义攻后蜀盂昶、明初汤和攻明升等战役，都曾由此进兵。南方政权要控制四川，确保整个江南地区的完整，湖北是一大关键。

　　若是上、下游之间对立，则湖北还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四川据湖北上游，自四川东出是为顺流之势，在湖北境内尚有险可扼，若其越湖北而东，则江面渐宽，其势难与争锋。在四川与湖北之间出现对峙时，据上游者往往扼守夔州江关(亦称捍关)，据下游者往往扼守西陵险要。历代战争中，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做得最成功的当数陆逊、陆抗父子。陆逊在夷陵(今宜昌东)击败刘备，其后置立重镇，以备蜀汉。陆逊曾上疏孙权说：“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其任。在陆氏父子镇守荆州的年代，孙吴西境的安全得到保障。

　　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相对而言，东南无四川尚可立国，若无湖北，则东南不可以立国。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保障上游。明末顾炎武在详考了立足于东南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八代政权的成败兴亡之后，指出了“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 [ 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形势论》] 孙吴、东晋南朝均以荆、扬二州为江南重镇，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历代州域形势四 ] 成为六代在江南立国的模式。南宋与金、蒙古对峙，也倚重荆襄，屏护上游。从军事上讲，刑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两淮。对于东南政权来说，“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 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镇压太平大国起义，—改此前清廷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在下游围困金陵的作法，而从上游的武昌、安庆着手，拔太平天国之根本。

　　抗衡北方，东南政权要恃荆襄上游为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下游建康方面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如东晋时期的王敦、桓玄、刘毅、司马休之，刘宋时期的谢晦、刘义宣、沈攸之、萧齐时期的萧衍，梁末的王琳等等。这使得江南政权对荆襄上游的政策往往表现出矛盾和复杂的倾向。

　　在湖北境内，就与北方的关系而言，汉水的战略意义并不亚于长江。南北对峙，南方联系的纽带是长江，其防守也主要是依托长江，但长江防线的稳固却有赖于江北的一系列山河为其屏障。东段有淮河，西段有秦巴山地，中部湖北地段则主要是以大别山、桐柏山至鄂西山地一线的山脉为其屏障。在大别山和桐柏山的连接带有武胜关、平靖关和黄岘关(三关在湖北广水和河南信阳交界处)可为往来通道。但三关两侧地形险恶，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历史上，南北对峙时争三关最激烈的是北魏与南朝的齐、梁。但这一时期对三关的争夺对双方都未产生决定性影响。

　　为历代南北往来要冲的是汉水河谷低地，其枢纽即为南阳盆地。这里，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沿汉水主干下行，由襄阳经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河谷低地可至江汉平原，并可进入长江；沿汉水主干向西上行可至汉中，直抵甘肃东南边缘；汉水支流丹江穿切秦岭，成为关中与南阳盆地之间的通道，“关中四塞”中的武关即设在此通道上；循淅川等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进入伊洛河谷；其它支流如唐河、白河则伸向河南腹地。这样，由汉水及其支流形成的南阳盆地，成了关中、汉中、中原与湖北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任何一方势力到达这里后均可纵横四出。

　　汉水和长江把东西三、四千里长的地域连缀起来，南北对峙之际，南方对抗北方的军事防御线通常从东南的长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肃的东南部。位于盆地南部的襄阳便处于这条漫长防御线的衔接枢纽的地位。襄阳和南阳这两座重镇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便一再亲自统兵来争南阳，以保障新都的安全。但是，当孝文帝取得南阳后继续向南深入，来争襄阳时，便遭到了南方最激烈的抵抗和反击，因为这已触及到了南朝在荆襄上游的整个防御体系。

　　讲湖北的地理形势，不能不讲湖南。从地形上讲，湖北与湖南天然地连为一体。湖北的东、北、西三面是山地，南面敞开，湖南的东、南、西三面是山地，北面敞开，两省地形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盆地。两省境内的大小河流，均成向心状汇入长江。但在历史上，湖南的地位只能是对湖北地位的一种补充。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湖南的开发相对较晚；二是湖南的位置相对较偏。

　　战国、秦汉时期，湖南为贬黜放逐之地。西汉初年，刘邦所封异姓诸侯王除长沙王外，其他的都被削除。长沙王得以保存的原因主要是“地小力弱”，不足以对汉王朝构成威胁。英布起兵反汉时，故楚令尹薛公在回答刘邦问策时将英布“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 [ 注：《史记》卷九十一 鲸布列传 ] 归入下策。后来英布果因取下策而败。

　　就其与其它战略要地的关系而言，湖南的位置相对较偏，其周围的山川形势亦妨碍其纵横四出，左右伸缩。南朝刘宋初年，朝廷为解除荆州上游强藩巨镇对建康的威胁，曾分割荆州置立湘州，治长沙，欲以制衡荆州。但首任湘州刺史张邵上任之初即对湘州能否发挥这样的作用表示过怀疑，他认为“长沙内地，非用武之国，置署妨人，乖为政要。” [ 注：《宋书》卷四十六 张邵传 ] 东晋南朝置立湘州的另一个目的是加强对岭南的控制。这一目的也未见得能达到。东晋末年，卢循、徐道覆自广东进攻建康，分遣一军攻长沙，主力则取道江西，沿赣江、入长江，顺流而下，前锋直抵建康附近的淮口。由岭南进军建康，取道江西更为便捷，那么藉湘州控制岭南的作用便要大打折扣了。

　　直到五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湖南才逐渐发展起来。但以湖南的位置，在南北关系中，地位仍不如湖北。南宋吕祉曾说过：“守长沙不足以固江陵，守江陵则足以蔽长沙。”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欲以湖南介入全局，无论是北出，还是东下，其便捷的通道都须经山湖北，其出入咽喉如岳阳等处都易被阻扼。蒙古攻南宋时，曾试图自四川、云贵迂回湖南，欲以出南宋荆襄防线之后。但蒙古兵经此迂回，兵势已成强弩之末，未能产生决定性效果，最后撤兵北返还是忽必烈从湖北遣兵至岳州接应。清初，吴三桂起兵反清，自云贵进兵湖南，但自始至终吴军未能北出湖南一步，未能对清朝的统治造成致命的威胁。

　　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说湖南的地位就无足轻重。湖南对湖北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有了湖南，湖北的形势才是完整的。湘东、湘西山地将江西、四川与两湖隔开，湖北在长江上游与下游之间的枢纽地位才突显出来。另外，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湖南对于控制两广、云贵等地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湘江、资水上游穿越五岭，沅江等河流上溯云贵高原，是两广和云贵地区与内地之间的重要交通线路。近代以后，中国国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湖南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湖北的三个重心

　　顾祖禹在论湖北形势时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 指出了湖北地区的三个重心和各自的战略意义。

　　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缘于历代的经营，而历代的经营是以地理形势为基础的。湖北主要是通过东、北、西三个方向与其它战略要地发生关系的。这三个方向均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将湖北相对完整地围起来，长江和汉水向这三个方向延伸至境外，成为它与外部的往来孔道，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这三个重心分别面向三个主要的方向。对于进取来说，存在一个前进基地的问题；对于退守来说，存在一个门户的问题，以进以退，都应经营好这几大要地。

　　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在中国地理格局的大形势中，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无论是对于南方还是对于北方，襄阳的归属与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南方如欲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襄阳战区可在东、西战区之间左右伸缩，配合呼应，协同作战。桓温、刘裕、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对于北方来说、控制襄阳则可获得两个决定性的效果：一举截断南方漫长的防线；控制长江上游之势。西晋灭吴、隋灭陈、蒙古灭南宋都是大大地得益于对襄阳的控制和经营；曹操、苻坚、拓跋宏也都曾试图争襄阳而图江南。

　　就湖北与东南的关系而言，则武昌是一大关键。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是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长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大多在这一带注入长江，武昌遂成为长江中游的一个水运交通中心。

　　由于长江两侧地形地势的缘故，长江上下游之间，除长江一水可通外，并无其它畅通大道；长江出湖北以后，江面渐宽，无险可扼。这种客观的自然情况遂使上下游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东南地区必须倚荆襄上游为屏障，荆襄地区对东南却具有一种天然的离心力。在对抗北方时，荆襄地区常常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战区，具有相对独立性，形成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而一旦形势变化，这种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便往往容易构成对下游地区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萧衍甚至自襄阳举兵东下，取南齐而代之。荆襄地区地位的这种双重的特性遂决定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力图在对荆襄地区的政策上体现出双重的意图：既要使其发挥可靠的屏障作用，又要将其威胁下游的消极意义降至最低。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是其最终宗旨。

　　在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以实现这一双重意图上，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作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无疑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东南的势力能否延伸到湖北，或者延伸到湖北后能否保持持久的控制，取决于它对武昌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孙策击败黄祖于沙羡(今武汉市西南)，势力才延伸到湖北东南部，才有了日后的赤壁之战和袭关羽、据荆州。孙吴为巩固上游，两度迁都武昌(今鄂州)。刘宋元嘉年间，荆、湘二州时分时合，便是试图在这二个意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刘宋孝建年间，干脆分割上游的荆、湘、江、豫诸州，另置郢州，治夏口(今武汉市汉口)，确保对上游的监控。

　　若就两湖盆地的内部形势而论，其重心则在江陵。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交通便利，经由长江可以连通东西万里。以江陵为中心，北据襄阳，南控湖湘，东连武昌，西守西陵，足以撑开两湖形势，足以应接四方。

　　东汉初，公孙述据益州，部下荆邯建议公孙述发国中精兵，遣将东出，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刘表初到荆州，荆州名士蒯越也建议他“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 注：《后汉书》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 ]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对刘备分析荆州的地位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四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这种分析在一千年后的南宋仍得到回应。吕祉在上宋廷《东南防守利便》书中说：“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历代兵家看重江陵，正是看重江陵在两湖地区的中心地位。

　　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跟湖北自身的地理形势也有关。湖北地域形状呈三角形，大洪山屹立于湖北腹地，将湖北分隔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襄阳、武昌、江陵分处这三个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之间的往来通道上分布着几处军事要点。从襄阳向南，沿汉水河谷穿越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空隙，可趋江陵；钟祥、荆门扼其咽喉。从襄阳向东，穿越大洪山与桐柏山余脉之间的空隙可通武昌，随州处其襟要。武昌与江陵之间则以长江为往来通道，巴陵(今湖南岳阳)是其咽喉，另可沿汉水一线往来，则天门、沔阳(今湖北仙桃)处于俯瞰这条线路的位置。

　　西晋羊祜经营襄阳，智取石城(今钟祥)，控制汉水河谷两侧的山地险要，也就控制了襄阳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孙吴屡屡北攻以争襄阳，却未能获利。“侯景之乱”时，侯景军占领郢州后，逆江西上，欲攻荆州，萧绎急派王僧辨率军戍守巴陵，扼守武昌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侯景攻巴陵不下，只得引军东还，梁军则乘势东下以平侯景。显示出这三条通道上诸军事要点的地位。

　　在经营湖北时，对这三个区域及控扼其往来通道的军事要点予以全盘考虑的典刑例证是刘宋孝建年间郢州的设立。刘宋孝武帝为控制荆湘上游，分割上游诸州，置立郢州，治夏门(今汉口)。孝建初年的郢州八郡包括原荆州的江夏、竟陵(即钟祥)、随(即随州)、武陵、天门，原湘州的巴陵(即岳阳)，原州的武昌，原豫州的西阳。其中，竟陵、随、天门、巴陵即处于监控这几条通道的位置。襄阳、武昌、江陵在湖北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所以顾祖禹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南宋吕祉在《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中说：“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之都会。故诸葛亮以谓荆南‘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沔之上，则襄阳为之都会。故庾翼以谓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险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转输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游者也。沅、湘众水合洞庭之波而输之于江，则武昌为之都会。故吴大帝常都于此，而东晋、宋、齐、梁、陈之际号称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与鄱阳之浸浩瀚吞纳，而汇于溢口，则九江为之都会。晋之所谓寻阳北抚群蛮，西连荆、郢，亦藩任之要者也。

　　今守江陵则可以开蜀道，守襄阳则可以援川、陕，守武昌、九江则可以蔽全吴，夫蜀、汉、吴、楚并而为一，则东南之守亦固矣。”

　　吕祉所言，是着眼于南宋与金对峙的形势。他建议宋廷经营江陵、襄阳、武昌和江西九江，以固长江上游之势，而后，“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资于蜀，调兵于陕，以天下之半而与敌争，庶乎可以得志矣。”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其经营规划可谓充分认识到了湖北的这几大重心在上游的战略地位。

　　不同历史时期，天下大势不同，控制湖北的势力在湖北经营的重点也不一样，致使这三个重心的轻重关系亦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

三 历代在湖北的经营

　　最早藉湖北而有所作为的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楚立足鄢郢，北恃汉水、方城山等山川险要，抗衡北方诸侯，参与中原争霸战争。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盟上，楚大夫屈完在答齐桓公的武力威胁时说：“君若以德绥堵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 注：《左传》僖公四年 ] 显示出楚国对自己国力和所凭地利的自信。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楚军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楚的霸业达到顶峰，楚庄王因此得列“春秋五霸”之一。

　　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楚又得列“战国七雄”之一。苏秦策划合纵时对楚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此霸业之资也。”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楚拥有的实力和地利的确可为“霸业之资”，无论是在“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中，楚国一直是面积最辽阔的国家。但战国后期的楚国政治却再也没有显示出早期的那种蓬勃向上的势头，致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中一再受挫。自张仪以连横破合纵之策、秦两诳楚怀王并乘势取楚汉水上游及黔中、巫郡之地后，楚国赖以立国的国防险要丧失，最终为秦所灭。

(一)三国鼎立与荆州的争夺

　　东汉王朝经历了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后，皇权旁落，中国大地纷乱再起，逐渐演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割据的群雄中，刘表据有荆州。

　　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后，在南郡名士蒯良、蒯越等人协助下，迅速平定当地宗贼，然后将荆州治所移往襄阳，镇抚郡县，悉定荆州八郡。蒯越曾建议刘表说：“袁术骄而无谋，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众来。使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威德，必襁负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刘表本是汉末“党锢之祸”期间的“八俊”之一，很有清誉，加之北方纷乱而荆州相对稳定，因此北方流民及学士归之者甚众。但刘表只是清议政治中的名士，并无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不见事变，多疑少决。” [ 注：《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刘表传 ] 袁绍与曹操在北方对峙，刘表与袁绍结盟，但袁、曹大战，刘表却未能趁机有所作为。刘备在北方战败，投奔刘表，刘表有利用刘备之意，却又心怀猜忌。故刘表虽拥荆襄形胜之地，但其志望不过是“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 [ 注：《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刘表传 ] 刘表既无用荆州之志，又无用荆州之才，觊觎荆州者却大有人在。

　　在司马徽、徐庶的推荐下，刘备三顾茅庐，延请诸葛亮于襄阳隆中。诸葛亮感念刘备的谦逊和诚意，遂向刘备阐述了当时天下形势和今后的立国大计。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非惟天时，亦抑人谋也。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 注：《三国志》卷三十五 诸葛亮传 ]

　　诸葛亮建议刘备先取“用武之国”的荆州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为日后进取天下的基础。等到时机成熟，以荆州之军趋宛、洛，益州之军趋关中，进图中原，统一天下。刘备后来的发展基本上循着这条思路展开。

　　差不多与此同时，巴郡人甘宁投奔孙权，建议孙权夺取荆州：“今汉祚日微，曹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诚国之西势也。宁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也。至尊当早图之，不可后操(晚于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行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 甘宁之议，是欲趁刘表懦弱，先取荆州，屏护江东上游，然后进图巴、蜀。鲁肃初辅孙权之时，就对孙权说过：“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若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 于是孙权在初定江东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西面的荆州。

　　这时，曹操已初步扫平北方群雄，也把眼光投向了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邺城凿玄武池训练水军，为进军江南作准备。

　　这年五月，孙权率军西上，击斩刘表所置江夏太守黄祖，占据沔口(今武汉市汉口)。曹操闻讯，即率大军南伐，直取荆州。这时，刘表病死，次子刘琮继位。刘琮幼弱，僚属们慑于曹军声势，皆言降曹。于是刘琮举襄阳迎降曹操。曹操在当阳击败刘备，乘胜占领江陵，打算顺江而下，席卷江东。在鲁肃、诸葛亮等人的谋划下，孙权与刘备结成联盟。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用火攻大破曹军。曹操留兵一部戍守襄阳、樊城，自己退回北方。（图3-3-2）

孙刘曹三家荆州争夺示意图（图3－3－2）

　　赤壁之战后，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原荆州八郡为三家所分据：曹操据有襄阳、南阳，孙权占有南郡、江夏，刘备则据有江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孙、刘两家在有关荆州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差点兵戎相见。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孙权把南郡（治江陵）交给了刘备，刘备则将湘水以东的长沙、桂阳二郡交给孙权。

　　这样，在天下三分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地区形成了一个小三足鼎立的局面：曹操占据荆州北部，孙权占据荆州东南部，刘备占据荆州西南部。曹操籍襄阳、南阳以屏护中原许、洛之地；孙权欲以荆州翼蔽东南；刘备则按隆中对策时的既定方针，打算把荆州作为日后北伐中原的一个策源地。

　　三家中以孙权方面对这种现状最不满意。周瑜、吕蒙等人认为镇守荆州的关羽“居国上游，其势难久。”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主张攻取荆州，全据长江上游。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利用孙、曹两家在淮南发生冲突、曹操诸州兵马东调之机，留部分兵马守江陵、公安，自率主力北攻襄阳、樊城。关羽擒于禁、斩庞德，水淹曹军，乘胜围攻樊城、襄阳。声势浩大，威震华夏。曹操感其威逼，打算迁都以避其锋。司马懿谏阻道：“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孙、曹开始暗中勾通，荆州局势亦由此出现转折。(见图3—3—2)

　　关羽主力北进，吕蒙即认为这是袭取荆州的有利时机。他推荐当时并不知名的陆逊代他镇守上游，以麻痹关羽，自己却在暗中做好了袭取江陵的准备。这年十月，吕蒙率军西上，袭占公安、江陵。关羽闻江陵失陷，即撤军南走。十二月，关羽在西归益州的途中被吴军擒杀。

　　这样，原来刘备占据的荆州各郡遂为孙权所有，荆州由原来三家分据的局面遂改为孙、曹两家所分据。刘备试图武力夺回荆州，发大军东进，被陆逊击败于夷陵。其后，陆逊、陆抗父子先后镇守荆州，与曹魏对峙，直至三国末期。

　　对孙权袭荆州之战，历来评说很多。我认为孙权袭据荆州的做法是符合孙吴的实际情况的。孙刘两家虽曰联盟，但联盟通常都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时势变易，各方的利害关系和战略意图都会随之而变。从双方的战略意图看，刘备至少是声称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孙吴的意图则是保据江东，因此，要想孙、刘双方长期共享荆州相安无事是很困难的。关羽北攻襄、樊时的形势也不同于两家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时的形势。关羽若攻取襄阳、樊城，蜀汉大举击吴的可能性固然很小，但日后蜀汉打一场有限战争、据有荆州全境的可能性却不能说没有。若蜀汉据有荆州全境，则孙吴在江东立国的基础便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孙吴将处于东面受制于曹魏，西面受制于蜀汉的被动境地。荆州对于孙、刘双方的意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荆州对于蜀汉今后的发展固然很重要，但还不是存亡攸关，对于孙吴则可以说是存亡攸关了。无荆州，孙吴几不可以立国。袭关羽、据荆州，这样可以“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这对于孙吴保据江东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孙吴此后屡争襄阳而未得，致使荆州上游形势仍不完整，留下了日后羊祜、杜预经营襄阳图吴下游的机会。

　　对于刘备集团来说，失荆州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究其根源，则不得不归咎于关羽擅启兵衅。刘备初入川时，诸葛壳及关、张、赵诸将都留守荆州，对荆州的守备不可谓不重视。后来，形势变化，诸葛亮和张飞、赵云等也统兵入川，只留关羽镇守荆州。以当时形势，在三足鼎立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维持一种小三足鼎立的静态对峙的局面，谁先打破这种静态的对峙，谁就会陷于不利境地。曹操南进只会加固孙刘联盟，曹操本人深谙“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 的谋略，不会再轻易南进；孙权所据荆州部分在地势上相对不利，不足特别有利的时机也不敢轻易打破僵局；刘备势力最弱且最不稳定，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势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这可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安定益州和汉中，待益州和汉中安定好了之后，再才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在荆州作其它打算。关羽本当慎之又慎，并处理好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守住荆州，为蜀汉以后的北伐保留一个重要的基地。而他处理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如同敌国关系，让孙吴感到了下游的威胁，从而汲汲以袭荆州全据长江为念；他擅启兵衅，也不符合诸葛亮隆中对时所说的条件。关羽北攻，既不是“天下有变”，也不是西线战场的需要，完全只是见利而动。这一动轻率地大破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面，从而置刘备集团于不利境地，致使刘备集团丢失了荆州。丢失荆州，使蜀汉政治打上了偏处一隅的底色，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时的既定规划，使蜀汉后来的北伐变得更加艰难。

　　孙权袭取荆州后，当然重视对荆州的经营，恃为上游屏障，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孙权正式称帝后，定都建业(今南京)，但派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蜀汉灭亡后，上游形势严峻，孙吴又一度迁都武昌。吴、魏在荆州一带互有攻伐，但彼此得失都不大。直到西晋初年，羊祜、杜预经营襄阳。

　　西晋泰始五年(269年)二月，晋武帝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为攻吴作准备。羊祜至襄阳后，抚怀百姓，很得人心；对吴人布以信义；他减省巡守边境的士兵，用以屯田，垦田八百余顷。他刚上任时，军无百日之粮，经过几年的经营，军中已有十年之积。与此同时，王濬在益州造舟舰器杖，训练水师。

　　西晋泰始八年(272年)八月，吴西陵督步阐以疑惧降晋。晋军马上策应迎降。吴镇军人将军陆抗急令西陵诸军筑垒围攻西陵，并自率大军亲赴西陵。他的顾虑是：“若晋据西陵，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其患不可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九 晋纪一 ] 在陆抗的指挥下，吴军攻拔四陵，平定了步阐之叛。

　　步阐西陵之叛给了陆抗很大刺激，他对荆州上游的防御形势忧心忡忡。两年后，陆抗病逝。他在病逝的前夕上疏吴主说：“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前乞屯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敝日久，难以待变。……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陆抗在上疏中着意强调了荆州上游的重要性和当前的弱点，建议吴主加强那里的守备，但并未引起吴主的重视。吴建平太守吾彦侦知晋有攻吴之计，也请求吴主增兵防备，吴主仍未从，吾彦乃造铁锁横断江路。

　　果然，陆抗死后两年，羊枯即上疏晋武帝，言伐吴方略，建议：“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秣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羊祜伐吴方略，是以巴蜀、荆襄、淮南三路齐举，而以上游的突破为重点。

　　羊祜之议，深得晋武帝赞许。但朝中重臣支持伐吴者惟杜预和张华二人。晋咸宁四年(278年)正月，羊祜因病还朝，再次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十一月，羊枯病死。根据羊祜举荐，晋武帝以足智多谋、有“杜武库”之称的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继续经营襄阳。次年四月，杜预上书晋武帝，吁请即刻伐吴。他说：“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皓或怖而生计，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晋武帝遂决计伐吴。(见图2—4—2)

　　晋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晋军开始部署伐吴，基本上按照羊祜生前所建议的战略展开，东西齐举，上下呼应。其中晋军在湖北境内的行动是：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州治在今河南汝南)出武昌(今湖北鄂州)；平安将军胡奋自荆州(州治在今河南新野)出夏口(今汉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和巴东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而下。以贾充为大都督，驻节襄阳节度诸军。

　　次年正月，伐吴之战拉开序幕。二月，王濬的水师自益州东出，顺流而下，破坏了吴人在长江要害位置所设置的拦江铁锁和铁锥，连下西陵、荆门、夷道等城。与此同时，杜预派兵奇袭乐乡(今松滋县东)，乘胜攻克江陵；胡奋部则攻占公安。于是，沅、湘以南各郡县望风降附。杜预杖节称诏，绥抚新附。此后，晋军调整部署。杜预、王戎、胡备分军配合王濬攻克夏口(今汉门)、武昌(今鄂州)。至此，晋军略定荆州。是后，王濬率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顺流长驱而下，直抵建业，吴主孙皓面缚舆榇，赴王濬军门请降。吴国灭亡，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

　　吴国的灭亡，首先应归结于它政治上的腐败。孙吴末年，吴王孙皓统治暴虐，穷奢极欲，又兼嫡庶争立，宗室、大臣也是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吴国上下离心离德，所以，吴虽有长江天堑，却再也不能如孙权时那样，令北方“武骑千群，无所用之。”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这也是前人立国明训“在德不在险” [ 注：《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 的又一例证。

　　若从军事上看，孙吴决定性的失败是在荆州上游。客观地讲，孙吴荆州上游的形势本身就有不完整之处。孙吴的荆州基本上只是荆州的江南部分。在湖北境内，由于地势的原因，以襄阳图江陵容易，以江陵图襄阳则难。孙吴前期荆州上游防御之所以稳固，一是有蜀汉与之为盟，上游的压力较小；二是有堪称名将的陆逊、陆抗等无形的长城作为支柱。随着蜀汉的灭亡和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荆州上游的弱点马上就暴露出来了。陆抗此前曾提醒孙皓加强上游的防御，孙皓却未听取。西晋巴蜀之军东出、襄阳之师南下，孙吴荆州上游的防御顷刻为之崩溃。而一旦上游失守，下游便再无险可扼。

(二)东晋南朝在荆襄地区的经营

　　西晋统一不久，即遭“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灭亡。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分裂时期，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期对峙。

　　这段时期，南方面临的矛盾比较复杂。一方面是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南北对峙，另一方面是中央政权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大背景下，居建康上游的荆州地区无论是在南北关系还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北方军事压力比较大时，建康方面要倚重荆襄上游，对抗北方，防止“王濬楼船下益州”的局面重演；而一旦南北关系缓和，南方内部矛盾上升时，荆襄上游又每每给建康方面造成很大压力，甚至举兵东下，直压建康。

　　因此，对于江南政权来说，荆襄地区在不同矛盾关系中的意义可能不一样，但其地位之重要却自始自终不容忽视。

东晋

　　东晋时期，荆襄上游抗击过北方大的入侵一次，即前秦苻坚伐晋之战。苻坚伐东晋的设想借鉴了西晋灭吴的经验，计划东自淮河、中自荆襄、西自巴蜀，三路齐举。作为前奏，苻坚遣其子苻丕率军攻占襄阳。此前东晋方面感到了前秦统一北方后给南方造成的压力，开始调整部署，防备前秦进攻。晋太元元年(376年)，晋孝武帝任命谢安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负责长江下游及淮水前线的防御；任命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负责长江中游及汉水方面的防御。晋太元八年(383年)五月苻坚大举伐晋前夕，桓冲率众十万攻襄阳，企图收复襄阳，重建襄汉上游防御体系。苻坚遣兵援救。桓冲怯于秦军声势，只得退还。这年八月，前秦大举伐晋。荆襄方面，慕容垂率军自襄阳东下攻郧城(今安陆)。十月，攻拔郧城。这时，局势突变，苻坚在淝水大败，诸军溃散。慕容垂只得率军北返。东晋乘机收复失地。东晋荆襄上游防线遂重新得以完整。

　　北方只有在实现统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大举南侵。但在那个时代，统一的条件尚未成熟，北方通常在一次短暂的统一之后陷入更加混乱的分裂状态。当时的东晋尚以恢复中原为号召，北方统一崩溃后的混乱局面给东晋以北伐的大好时机。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北伐是在桓温和刘裕主持下进行的。

　　桓温于晋永和，七年(345年)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那年，前任荆州刺史庾翼病死。庾翼死前上表朝廷请以其子继其位。朝议中，中书监何充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地势险阻，周旋万里，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陆抗所谓‘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者也，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器干，西夏之任，无出温者。”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晋纪十九 ] 虽然有人担心桓温难制，桓温还是得以出镇荆州。

　　桓温果然不负所望。在他出镇荆州的第二年十一月便自江陵率兵入川，消灭了割据四川的成汉政权，使益州回到东晋的版图，也使荆州地区的上游获得屏护。晋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温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出发，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关中震恐，三辅郡县纷纷来降。后晋军以乏食而退兵。晋永和十二年(356年)八月，桓温又率军自江陵北进，在伊水北岸击败羌人姚襄，迫降割据洛阳的叛将周成，收复旧都洛阳。(见图3—3—3)

晋桓温“北伐”示意图（图3－3－3）

　　杭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只是桓温北伐的用意，似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等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东晋自荆襄发起的另两次北伐是刘裕主持的。刘裕在晋义熙八年(412午)消灭荆州刘毅后，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益州回到东晋的版图。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采取三路进攻的部署：山东、淮河和荆襄。其中，自荆襄北上之军分两路：朱超石、胡藩率部从南面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部入武关牵制关中秦军。沈田子、傅弘之的行动后来被证明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率先攻人关中，牵制了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刘裕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东晋政治是为典型的门阀政治。门阀士族把持朝政，他们或入主中枢，或出为外藩，或内外呼应，保持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在这种背景之下，据建康上游的荆州(晋初荆州所辖范围很大，包括整个两湖及河南南阳盆地。)势必为他们所瞩目。东晋时，出镇荆州上游者常被誉为居“分陕之任”，由此可见建康方面对荆州上游的倚重和荆州地区在东晋政治中的影响力。

　　东晋时期，荆州治所屡屡迁移，从此中似可一窥历任荆州刺史据荆州时的意图。荆州治所本在江陵，晋室南迁后，治所迁徙不定。“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阳，后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进襄阳，后还夏口，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忱还江陵，此后遂治江陵。” [ 注：《宋书》卷三十七 州郡志 ] 王敦意在控制建康，故治武昌，王敦后来还举兵东下；陶侃意图微妙，故先治沔阳(今湖北仙桃)，后治武昌；庾亮出任荆州刺史时，正值庾、王两家相争，庾亮图制下游的王导，故移治武昌。

　　在门阀士族谋求家族权力的过程中，荆、扬二州形成对峙格局。一般情况下，这种对峙并不体现为刀光剑影。但矛盾如果发展到不可调和，则仍不免诉诸武力。晋永昌元年(322年)的王敦之乱便属这种情况。桓玄起兵则干脆取司马氏而代之。

　　桓玄自江陵举兵东下建康，逼晋安帝禅位于己。刘裕、刘毅等人在京口起兵，平定了桓玄之乱。刘裕以此开建大功，他又北灭南燕，南平卢循起义，威权日重。与刘裕同举义兵的刘毅对刘裕不满。晋义熙八年(412年)，刘毅出任荆州刺史，欲藉荆州上游以图刘裕。这年九月，刘裕先发制人，率军西上，击灭刘毅。此后，刘裕分割荆州十郡，置立湘州，以分荆州之势，防止他人再藉荆州对抗下游。

　　尽管刘裕在荆州采取了此类措施，但继刘毅之后出任荆州刺史的东晋宗室司马休之颇得荆州民心，又为刘裕所忌。晋义熙十一年(415年)二月，司马休之起兵拒刘裕。雍州刺史(寄治襄阳)鲁宗之与其子竟陵(今湖北钟祥)太守鲁轨起兵响应休之。刘裕发兵西上，攻占江陵，休之兵败，逃奔后秦。刘裕驱除司马休之后，以其弟刘道怜为都督荆、湘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荆州刺史，控制荆州上游。至此，刘裕已基本扫清代晋道路上的障碍。宋永初元年(420年)六月，刘裕逼晋恭帝禅位于己，东晋灭亡，刘宋建立。

宋

　　刘宋建立后，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但刘宋在荆州问题上面临的矛盾处境并没有多少改观。刘宋时期，上游建置几度变迁，便是这种矛盾在政策上的具体体现。

　　刘裕有鉴于东晋时期荆、扬对立的格局，遂采取措施，削弱荆州上游。刘裕代晋前就已分割荆州，置立湘州；宋永初二年(421年)三月，他下诏“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 [ 注：《宋书》卷三 武帝下 ] 刘裕死前，又“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 [ 注：《宋书》卷六十八 武二王传 ]

　　刘裕的这些措施并没起多少实际的作用。刘裕死后，奉遗诏辅政的徐羡之、谢晦等人废黜少主，另立刘义隆为帝，即宋文帝。为保住自身，徐羡之违背刘裕遗诏，以谢晦为荆州刺史，“令居外为援。”[ 注：《宋书》卷四十四 谢晦传 ] 宋文帝为巩固皇权，杀徐羡之等权臣，并发兵西征荆州，讨灭谢晦。上、下游之间再次兵戎相见。

　　元嘉七年(430年)，刘义隆因北伐失败，北方压力大增，于是，将刘裕分立的湘州撤除，合并入荆州，以加强荆州上游力量；元嘉中期，发生刘义隆与刘义康之间的“主相之争”，于是刘义隆于元嘉十七年(440午)再次分割荆州，复置湘州，并以其次子刘濬出任刺史。加强对荆州上游的控制。

　　刘宋孝武帝时，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在江州刺史臧质的煽动下起兵反孝武帝。孝武帝在平定这次起兵之后，对荆州上游采取了大的措施。他“分荆、湘、江、豫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今武汉市汉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置立郢州，主要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是为制衡荆州，控制上游。孝武帝为制衡荆州采取的另一措施表现在上游方镇的安排上是轻荆州而重雍州(元嘉后期，刘宋授雍州以实土，治襄阳)。孝武帝一改此前以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的惯例，而以雍州刺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以雍、郢二州联合制衡荆州。此后十年之中，荆州刺史再未兼过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之职。刘宋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安排对于制衡荆州确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宋升明元年(477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为反对秉政的萧道成，在江陵起兵。此前，萧道成已安排其子萧赜为郢州长史，行郢州事，暗中防备沈攸之；另以亲信张敬儿出任雍州刺史，制荆州之后。沈攸之率大军东下，没有听从部下“顺流长驱、直指建康” [ 注：《宋书》卷七十四 沈攸之传 ]的建议，而尽锐攻郢城，顿兵坚城之下，三十余日不拔，致令大军溃败；雍州方向，张敬儿乘虚南下，袭据江陵城，攸之败无所归，自杀身亡。自设郢州，荆州的地位便大大降低了。后来，上游的雍、荆、江等州均为萧道成的势力所控制，成为他代宋的一个步骤。

　　刘宋政治的另一个主题是北伐。刘裕死后，北魏乘丧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宋文帝为收复河南，搞了几次北伐。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时，采取东西齐举的战略，东路由淮、泗北进，西路由雍州刺史随王刘诞率领，由襄阳进攻弘农(今河南灵宝)。此前，宋文帝为筹备这次北伐，采取措施加强襄阳方面的实力。史载：“(刘义隆)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人台租税，悉给襄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 这次北伐，东路军大败，西路军却进展顺利。柳元景等将攻占了弘农、陕城、潼关，关中豪杰纷纷响应。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又将湘州并入荆州，以加强上游。这年，北魏太武帝被刺身亡，宋文帝遂谋乘丧北伐。这次北伐，西路仍由襄阳北上以趋潼关。只是这次北伐准备仓促，又值新败之余，故未能成功。次年，宋文帝被太子所杀。随着北魏太武帝和宋文帝的相继去世，南北战事暂时告以段落，双方内部矛盾上升，刘宋再未举行过北伐。

齐

　　南齐统治时间较短，但这期间，正值北魏迁都洛阳，北魏为保障新都的安全，遂致力于肃清与中原比较接近的淮、汉上游地区的南方势力，南进势头很猛。双方在汉水上游和淮河流域展开过激烈的争夺。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义帝刚刚迁都洛阳，便以南齐萧鸾废海陵王自立为借口，率大军南进，攻南齐襄阳、义阳(今河南信阳)、钟离(今安徽蚌埠)、南郑(今陕西汉中)等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孝文帝又亲率二十万大军南攻。这次南攻的重点是襄阳方向。北魏军强攻南齐赭阳(今河南叶县)、宛(今河南南阳)、新野等城。次年正月，北魏军攻占新野，于是沔北动摇。南齐湖阳、赭阳、舞阳、南乡等地守将相继南逃。二月，攻克宛城。三月，又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今河南邓县)，乘胜围攻樊城。这时，齐将裴叔业在东线发起进攻，北魏不得不将大批军队东调。南齐在襄阳方向的压力才稍有缓解。七月，齐明帝病死，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下令退兵。

　　齐永元元年(499年)正月，齐试图收复雍州诸郡，恢复襄汉上游防线，遣太尉陈显达督崔慧景等军击北魏。齐军屡破北魏军，并北上攻北魏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三月，北魏孝文帝亲自率军救援。他一面遣骑兵五千往救顺阳，一面遣军南下断均门(丹江与汉水的交汇口)，截齐军归路。齐军败退，北魏军追至汉水而还。

　　这年四月，孝文帝病死，北魏南进步伐暂停。双方在襄汉上游仍维持对峙状态，南方则因内部矛盾演至改朝换代。

　　南齐在齐明帝死后，善后不当，留下很多矛盾。在南齐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先后有会稽太守王敬则、平西将军崔慧景起兵反齐，豫州刺史裴叔业降北魏。这时，萧衍在襄阳崛起。萧衍见南齐政局动荡，遂萌异志。

　　时萧衍为雍州刺史，其兄萧懿掌郢州。萧衍派张弘策往郢州对萧懿说：“郢州控带荆、湘，雍州,士马精强，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足以匡济；与时进退，此万全之策也。”张宏策进一步对萧懿说： “以卿兄弟英武，天下无敌，据郢、雍二州为百姓请命，废昏立明，易为反掌，此桓、文之业也。”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 齐纪八 ] 萧懿不从。后齐帝萧宝卷以疑忌而杀萧懿，并遣军西上，拟合荆州之军以袭萧衍。萧衍遂与荆州长史萧颖胄合谋，举兵讨萧宝卷。齐中兴元年(501年)三月，萧衍拥荆州刺史萧宝融为帝，歼灭萧宝卷所派齐军，击降郢城，乘胜东下建康。次年，萧衍在建康自立为帝，改国号梁。

　　值得一提的是，萧衍举兵东下时，北魏将帅有乘虚南下之议。北魏镇军将军元英上书魏主：“萧宝卷荒纵日甚，虐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扫土兴兵，顺流而下；惟有孤城，更无重卫，此乃皇天授我之口，旷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将欲何待!臣乞躬帅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又命扬、徐二州(北魏扬州治寿阳，徐州治彭城)声言俱举，建邺穷蹙，鱼游釜中，可以齐文轨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 齐纪十 ] 自请率军攻占襄阳，进拔江陵，然后东下建康，平定江南。车骑大将军源怀也上书建议：“东西齐举，廓清江表。”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 齐纪十 ] 只是北魏正处于孝文帝死后政局不稳的状态之中，二将之议未被采纳，北魏失去了一个南进的大好时机。

梁

　　萧衍在稳定内部局势之后，也举行过北伐。双方在淮河南北展开激烈的争夺，互有得失。其后，北魏发生内乱，分裂为东、西魏，后来，东、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北方的动荡给南方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北齐代东魏的前夕，东魏大将侯景叛魏附梁。梁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起兵叛梁，史称“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期间，坐镇上游荆、雍、湘、郢诸州的梁室诸王却各怀异心，相互火并。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借口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不从讨侯景，发军击湘州，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则自襄阳率军攻江陵以救湘州。萧绎一面急攻长沙，一面派大将柳仲礼进逼襄阳。萧詧退还襄阳，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西魏，请为附庸。西魏宇文泰正欲经略江、汉，遂以杨忠率军援萧詧。杨忠攻拔义阳、随郡(今湖北随州)，进围安陆，并击败柳仲礼军，于是汉水以东之地落入西魏之手。萧绎被迫送子为质，向西魏求和。大宝元年(550年)四月，萧绎攻克长沙，执斩萧誉，又逼走郢州的邵陵王萧纶，阻止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出兵东援建康，欲以专平乱之功。

　　梁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萧绎即位于江陵，是为梁元帝。这年，萧绎平定“侯景之乱”，梁朝经此—乱，元气大伤。侯景乱梁期间，西魏攻占汉中及湖北境内汉水以东之地，北齐则尽略长江以北之地。

　　“侯景之乱”刚平，萧绎、萧纪兄弟之争又起。萧纪已于这年四月在成都称帝，并遣兵东下，欲图萧绎。萧绎军主力尚在下游，闻萧纪东下，甚怯，又请兵于西魏，西魏宇文泰认为：“取蜀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入蜀。萧纪两面受敌，兵败被乐，西魏占领益州。

　　梁元帝萧绎坐稳了皇位，决定留都江陵，不还建康，只遣大将王僧辩、陈霸先分镇下游的建康、京口。议都之初，武昌太守朱买臣对萧绎说：“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但萧绎群臣多荆州人，眷念本土，萧绎本人也认为“建康凋残，江陵全盛”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遂决定定都江陵。

　　萧绎此时都江陵而不还建康实为失策。西魏已先据汉北之地，又夺占汉中、益州，且襄阳还有附庸于西魏的萧詧，江陵两面受敌，如何能为一国之都？承圣三年(554年)五月，散骑郎庾季才还提醒萧绎说：“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整旆还都(建康)以避其患。假令魏虏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犹得无虑。”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萧绎也已意识到了江陵所处形势不利，却未采取行动。

　　西魏宇文泰久有图梁之意，并为攻梁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年十月，宇文泰遣于谨、宇文护、杨忠率兵五万攻梁。长孙俭问于谨：“为萧绎之计，将如之何?”于谨说：“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 杨(东还建康)，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中策也；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下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于谨推断萧绎只会采取下策。

　　西魏军渡汉水后，于谨派精骑先据江津，断梁朝东面援军来路及萧绎东归之路，然后合围江陵。梁朝能征善战之将如王僧辩、陈霸先已出镇下游，王琳被迁于广州。萧绎下诏征兵勤王，但勤王之兵未至，西魏军便急攻江陵。江陵城不支，梁元帝萧绎在绝望之中出降。西魏杀萧绎，而立萧詧为梁帝，以荆州三百里地给萧詧，并以助防的名义，驻兵江陵，控制萧詧。次年，萧詧称帝于江陵，为西魏藩属，史称后梁。下游方面则有北齐介入，王僧辩与陈霸先为立新帝发生矛盾，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击退北齐兵。梁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废梁帝自立，梁朝灭亡。

　　梁朝灭亡，在地理经营上应归因于萧绎一手造成的两大失误。第一个失误是为争权而失上游险要。萧绎与萧誉、萧詧相争，失襄阳及汉北之地；萧绎与萧纪相争，又失益州。襄阳居江陵的陆路上游，益州居江陵的水路上游。失此二地，荆州形势实已残破，由此而生产了萧绎造就的第二个失误。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后，不图深根固本，谋国家之长治久安，却怀苟安之心，定都江陵。在江陵外围险要俱失的形势下定都江陵，无异于委身虎口，西魏发兵南下，萧绎便束手无策，坐取灭亡。而下游地区经过“侯景之乱”的破坏后，民生凋弊，又无宗室重镇，所以一旦萧绎败亡，梁室便不能振，陈霸先所为不过是收拾残局而已。

陈

　　陈的实力和版图处于东晋南朝以来的最低点。尽管这一时期北方变故频仍，陈亦积极谋求北进，但到杨坚建立隋朝时为止，陈的疆域北境仍不得不以长江为界。陈以长江为界，缘江戍守，战略上极其不利。昔日南方与北方抗衡，大体上虽说是依托长江，但那时长江下游有淮河作为屏障，上游有荆襄作为屏障。现在江北屏障尽失，数千里长江随处可渡，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尤为致命的是，巴蜀、荆襄一失，则长江之势已归于北方。北方据有巴蜀、荆襄，也可建立水师，且资上游之势，沿江顺流直驱。这样，长江之势反倒是有利于北方而不利于南方了。

　　隋代北周的当年，杨坚便有吞并江南之志，群臣亦争相进献平陈方略，隋遂为灭陈积极准备。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和益州三个方向同时进攻。(见图3—3—4)

隋灭陈示意图（图3－3－4）

　　隋军在湖北境内的行动部署是这样的：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地的陈军；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上游陈军与建康之间的联系；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南趋豫章(今江西南昌)。杨素、杨俊将下游陈军悉数牵制，贺若弼、韩擒虎率军分别自瓜洲渡、采石渡强渡长江，击破京口、姑熟(今安徽当涂)，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自晋室南迁以来，南北双方经历了二百七十余年的对峙。其间，南北双方力量消长不一，彼此攻伐，互有得失。隋灭陈成为南北对峙的终结。大致说来，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这次内乱使南方失去了山东、淮北及淮西豫州之地，打破了南北双方的力量平衡。在此之前，南方尚有实力和机会问鼎中原，而在此之后，南方便再无问鼎中原的实力和机会了。第二个转折点是“侯景之乱”及其带来的梁室内乱。这次动乱使南方失去了巴蜀、襄汉上游及淮南之地。在此之前，南方尚能凭借地利维持偏安之局，而在此之后，南方连偏安之局都难以维持了。南方之所以又维持了三十多年的偏安局面，主要是北方受制于自身内部的矛盾，故未谋求进一步南进。北方经历了北周代西魏、北周与北齐激战、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等一系列巨变。陈的偏安局面是在这种背景下才维持住的。一旦北方统一，兵锋南指，南方便既无对抗的实力，又无凭恃的地利，其败亡之迅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三)荆襄地区在南宋国防中的地位

　　南宋淳熙戊戌(1178年)正月，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 [ 注：《陈亮集》增订本 中华书局1987年版 卷一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

　　陈亮上此书时，南宋建立已有五十余年，金兵大举南侵的势头已过，宋金之间的军事对抗在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这一线稳定下来。时南宋君臣大都习于偏安之局，而陈亮慨然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志存恢复。他建议经营荆襄以图中原。

　　在另一篇上书中，他详论了具体经营之道。从南宋的角度看，齐、秦二地犹如南宋之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后，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后；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 [ 注：《陈亮集》增订本 中华书局1987年版 卷二 中兴论 ]

　　陈亮本人一直没有北伐中原的机会，但他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却是至为透彻，对荆襄地区地位的分析和经营荆襄的建议，亦可谓独具慧眼。

　　南宋社稷重建之初，有识之士们便根据当时形势对南宋国防的重建提出过积极合理的建议。李纲建议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使金人难于选择战略目标；张浚也言“中兴当自关陕始，如金人先入陕、寇蜀，则东南不可保。”汪若海则言：“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张浚经略关陕 ]

　　这些建议都是针对当时军事形势而提出的比较积极的方案。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么，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陈亮《中兴论》中所言进取之策即是充分利用襄阳的这种势能。在宋金对峙中，利用这种势能经营襄阳较善者有二人，一为岳飞，一为吴拱。

　　岳飞于宋绍兴四年(1134年)击败叛将李成，收复襄阳及邓州、唐州、信阳等地，遂将襄阳经营为上游重镇。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自襄阳大举北进，相继收复颍昌(今许吕)、淮宁(今淮阳)、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与金军对垒，准备渡河收复失地，河东、河北人民大受鼓舞，纷纷响应，袭扰金军后路。这时，宋高宗与秦桧正谋弃淮河以北之地以向金人求和，急诏岳飞班师。岳飞被迫退兵，所复诸州再次丧失。宋高宗杀岳飞，自毁长城，也毁掉了岳飞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辱的代价换得了暂时的和平，这就“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之后，宋金之间相安尤事近二十年。金皇统九年(1149年)，金完颜亮弑金熙宗自立，是为金海陵帝。海陵帝自立后不久，便谋大举南侵。

　　宋廷闻金人有意败盟南侵，亦谋战守之策。归朝官李宗闵上书建议三策，其中第一条曰“严守备”，建议加强襄阳的防御：“方今天下根本在吴、蜀，其势若手足之相应，荆州据其中，为心腹之地，襄阳扼荆州之冲，又足以为荆州重轻。今重兵皆驻武昌，而荆襄之间，所以自卫者未固。且襄阳在今为极边，去荆州四百五十里，无重山峻岭长江大河之险，敌人驰轻骑，不两日至城下。万一荆州为其所据，吴、蜀首尾不能救。朝廷虽以刘琦镇荆州，然无兵以自固。至襄阳之兵，不过干余人，又皆疲懦，不能以备缓急。宜令刘琦将二万人，分屯荆州要害，使久历战阵之田晟以副之。更令不断召募，日夜训习，张声势，严斥堠。襄阳则遣一智勇兼备之将，分武昌之兵万人，比岁更其戍守。襄既有备，吴、蜀乃可安枕。”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 ] 宋高宗颇采其议，从四川调吴拱戍守襄阳。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兵在江淮、荆襄、川陕三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向荆襄方向进攻的金兵连陷蒋州(今河南潢川)、信阳、罗山。宋廷传令：如襄阳不可保则退守长江。吴拱急上书朝廷：“荆南为吴蜀之门户，襄阳为荆州之藩篱，屏翰上流，号为重地，若弃之不守，是自撤具藩篱电。况襄阳依山阻汉，沃壤千里。设若侵略，据山以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门户，则荆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荆州，自合以襄阳为捍守之计。”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四 ] 朝廷遂准吴拱固守襄阳之计。十月，金兵攻樊城不下，引兵它去。此间，金海陵帝亲自率领的东路军已经渡过淮河。宋廷遂急命湖北诸军亟取攻势，以牵制渡淮之金兵。宋军发动反攻，连复荆州、新蔡、蔡州、邓州。十一月中，金兵实施反牵制作战，向襄阳趋进，亦被宋军挫败。这时，金海陵帝被杀，主事者与宋议和退兵。两年后，和议达成，史称“隆兴和议”。此后，宋金之间未再发生大的战事。

　　在宋、金之间时和时战的相持中，蒙古在塞北崛起，并连年对金展开用兵。金受蒙古促逼，国势日趋衰微，先是齐燕京而迁都于汴梁，后又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绍定六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蒙古遣使联宋攻金。次年正月，联军攻破蔡州，金灭亡。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一线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一线西北之地属蒙古。宋金对峙遂一变而为宋蒙对峙。

　　南宋这次联蒙古攻金，跟上次北宋联金攻辽已有所不同，整个军事行动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撤还，增戍江汉地区，防备蒙古南侵。不过，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由宋君臣的初衷。那年盛夏到来之前，蒙古大军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宋军败退而归。南宋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

　　次年六月，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战区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

　　进攻荆襄的蒙古军山窝阔台三子阔出统率。蒙古军在钟祥、京山、安陆一线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端平三年(1236年)三月，宋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宋左司谏李宗勉上书言：“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恃。江陵或不守，则事迫势蹙，必有危亡之忧。”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 ] 这年，蒙古军连陷随州、郢州(今钟祥)、枣阳、德安(今安陆)，并围攻江陵，大有席卷江汉之势。

　　这时，孟珙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回，在黄州得到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援江陵之令，乃驰赴江陵。他命令部队不断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间则沿江列炬，以示宋军声势之盛。尔后，遣军出战，连破蒙古二十四砦，夺还被俘人口二万，江陵之围遂解。次年，蒙古东路军之一部自光州(今河南潢川)下复州(今湖北沔阳)，又转攻黄州、蕲州、安庆府，当地守臣皆弃城走。孟珙率军还救，击退蒙军。

　　由于孟珙智勇善战，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得到扭转。宋廷遂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命其恢复郢州、荆门，以固江陵北面屏障。宋嘉熙三年(1239年)三月，孟珙率军反攻，三战皆捷，遂复信阳、樊城、襄阳。

　　是后，孟珙上书朝廷，建议加强襄阳地区的守备力量：“取襄阳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系于事力之不给耳!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 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事也。”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 ] 在盂珙的主持下，襄樊地区的守备得到了加强。他派兵焚烧了蒙古军在顺阳(今河南淅川)、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的造船木材和屯粮，破坏蒙古军的攻势准备。他还在京湖地区大兴屯田：选壮士杂于官军教之，百姓无事则植戈而耕，敌至则悉出以战。由于盂珙经营有方，南宋荆襄战区遂得巩固，还能不断抽调兵力配合四川和江淮方面的作战。盂珙经营荆襄的成就不仅显示于当时，在此后，荆襄地区几乎成了南宋延续国脉的支柱。

　　蒙古蒙哥汗时，鉴于南宋长江防线不易突破，乃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迂回战略，命兀良哈台进军云贵，征服大理，欲以迂回由宋长江防线之后。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三路大军攻宋：西路由蒙哥汗亲率蒙军主力，计划先攻占四川，然后出夔门；中路由忽必烈率领，南下襄、鄂；南路命兀良哈台从广西引兵北上。三路大军合击荆襄，会师鄂州，再东下攻取临安。这次蒙古大军南攻，在宋廷引起极大恐慌。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死后，西路军北撤，中路军攻鄂州、下东南的计划也因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而受阻。忽必烈顾虑北方的形势和蒙古汗位的争夺，引兵北还，遣兵一部南下岳州接应兀良哈台军北撤。

　　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移都燕京，积极谋求南进。忽必烈有鉴于蒙军前几次南下都是分兵过广而未能一举灭宋，且双方交战的三大战区中四川地势险远、江淮河道纵横，均不利于蒙古骑兵优势的发挥，决心改变进攻南宋的战略。

　　忽必烈的谋士们多主张从荆襄寻求突破。杜瑛认为：“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 [ 注：《元史》卷一百九十九 杜瑛传 ] 郭侃建议：“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 注：《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郭侃传 ] 忽必烈所信重的南宋降将刘整献伐宋方略曰：“襄阳吾故物，弃而勿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若复襄阳，由汉入江，再取荆楚，定江淮而迫临安，以亡宋室，掩有华夏。” [ 注：《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刘整传 ] 于是，忽必烈将进攻重点选在襄阳方面。作为准备,忽必烈遣使于宋，开榷场于樊城，并筑土城于襄阳南，外通互市，内筑堡垒，置军戍守，遏宋军南北之援。

　　蒙古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督率诸路兵马，攻略襄阳；另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阻四川宋军东援。蒙、宋双方遂在襄阳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对于双方都可谓艰昔卓绝的攻守战。(见图3—3—5)

元灭南宋战略企图示意图（图3－3－5）

　　战争的前四年，蒙古军主要致力于对襄阳的围困和阻截宋军对襄阳的援救。蒙古军截断了进入襄阳的所有水陆通道。襄阳被围，宋廷方面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宋廷本应从宋金、蒙宋之间的前几次交兵中认识到襄刚在南宋国防中的地位。然而，襄阳被围三年，宋廷方面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反应，仅进行过规模不大的救援。当权的贾似道一直向宋度宗隐瞒实情，谎称“北兵已退”。新任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左丞相江万里、起居郎王应麟都屡请增兵援襄阳，但都为贾似道所阻。贾似道一方面欺瞒朝廷，另一方面为私心所使，只让其婿范文虎统兵援襄。范文虎两度率军援襄阳，但都大败而归。其间，李庭芝募民兵自襄阳西北的青泥河下舟援襄阳，转战一百二十里，冲破重围，进入襄阳；但自襄阳接应郢州(今湖北钟祥)方向援军的计划则被蒙军挫败。至此，襄阳待援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忽必烈下令加紧对襄阳的围攻。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军攻破樊城。二月，元军将攻城战具移往襄阳城下，将攻襄阳。襄阳久困援绝，又慑于元军巨炮的威力，人情汹汹。元将阿里海牙至襄阳城下，宣元主招降诏，并折矢与盟，于是襄阳守将吕文焕率众出降。

　　元军攻下襄阳后，阿术、阿里海牙向忽必烈建议乘胜灭宋。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 [ 注：《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阿里海牙传 ] 忽必烈遂令大举伐宋：以丞相伯颜与阿术率主力沿汉水攻鄂州，再顺长江东下以趋临安；以左丞相合答与刘整率兵一部由淮西进取扬州，牵制两淮方面的宋军；另以少数兵力牵制四川的宋军。元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宋廷沿福建、广东沿海一路奔逃。至元十三年(1279年)二月，元军攻破南宋最后的据点厓山，大臣陆秀夫抱幼主投海，南宋灭亡。

　　若单从军事上检讨南宋的灭亡，则襄阳的陷落实具决定性意义。襄阳的陷落使南宋的整个国防体系受到动摇。南宋国防主要是依靠江淮、荆襄和川陕二大战区形成“常山蛇势”，相耳配合，东西呼应。三大战区中，荆襄居中，尤其能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左右伸缩，积极配合。荆襄战区中，襄阳是其北面门户，依山傍水，控扼经汉水河谷南下两湖的通道。襄阳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救援的情况下，抗击蒙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达五年之久，显示出了一方重镇在南宋国防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一旦襄阳陷落，荆襄上游门户大开，上游防线即失去支柱。

　　蒙古不惜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来围攻襄阳，正是认识到了襄阳的这种地位。那些向忽必烈进献攻襄阳建议的降将们可谓深知南宋国防的要点。如向忽必烈首建取襄阳之策的刘整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 [ 注：《癸辛杂识》别集下 ] 攻取襄阳，可一举斩断南宋国防的常山蛇势，切断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取得对东南的上游之势。蒙军攻占襄阳后，取得的正是这种效果。

第四节 南北胶着，东西伸展——汉中

一 山川形势

　　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在西部地区，则是汉水上游。通常是，当汉中地区为南方所控制时，双方以秦岭为界；当汉中地区为北方所控制时，南方只能凭大巴山险要以作抵抗。

　　汉中作为南北双方的一个中间地带，它夹在关中与四川之间。关中为北方地区的上游，秦岭为关中的南面屏障；四川为南方地区的上游，大巴山脉为四川的北面屏障。汉中就夹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

　　这样，处在两个上游地区之间的汉中所体现着的南北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汉中地区则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淮河一线一时的得失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即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见图3—4—1)

汉中山河形势图（图3－4－1）

　　形成汉中地位的地形主要是秦岭和大巴山脉。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横亘，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截断成差异明显的南北两部分。秦岭西抵陇山，东连熊耳山、伏牛山；大巴山延绵于川、陕、鄂边境，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一般称任河以西为米仓山，以东为大山。秦岭高峻险拔，足以为关中南面屏障；大巴山浑厚绵长，足以为四川北面屏障。几条谷道穿越山岭，成为南北通行的孔道。

　　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两关详细情况见关中部分)，另有三条谷道穿越秦岭中部，可为汉中与关中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

　　褒斜道南口曰褒谷，在今陕西褒城北十里，北口曰斜谷，在今陕西郿县西南三十里，谷道全长四百七十里。战国时，司马错攻蜀，即由此道进兵。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夺占汉中，曹操统兵来争，即由斜谷进临汉中，与刘备相持数月，后以补给困难而退兵。蜀魏在关陇一带对峙，双方都曾由褒斜道进兵。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出兵陇西，而以赵云率偏师，扬言出斜谷取郿，牵制曹魏关中之军；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统大军出斜谷，屯兵渭南。曹魏太和四年(230年)，曹真攻蜀，也曾由斜谷进兵；景元四年(263年)，钟会统兵伐蜀，大军由褒斜、傥骆、子午诸道并进。后来，北魏攻南齐、唐平四川之叛、后梁攻前蜀，均曾由斜谷进兵。五代以后，斜谷作为一条军事通道渐被废弃，南北往来均以散关为要冲。

　　褒斜道主要是沿褒水和斜水河谷而行。河谷深险，悬崖壁立，通行不易。故历代多治栈道于褒斜道。秦治栈道于褒斜，以通汉中、巴蜀。刘邦就封南郑时曾烧毁；后又予以修复。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退兵时，赵云又烧毁一段；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兵出斜谷，又曾修复；诸葛亮死后，又被魏延烧断。此后或修或毁，增损不定。

　　傥骆道南口曰傥谷，在今陕西洋县北三十里，北口曰骆谷，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谷道全长四百二十里。其中越秦岭主峰一段，盘山路曲折回旋八十余里，共八十四盘，行军不易，易受阻塞。三国后期，魏蜀双方都曾试图由骆谷道进兵，但均为对方守险所扼止。钟会伐蜀时，骆谷是其进兵路线之一。唐武德年间,复开傥骆道，以通汉中、巴蜀。唐后期，关中变故频仍，唐帝每幸汉中、巴蜀以避难，骆谷道是其往来通道之一。五代后，骆谷亦渐荒废。

　　子午道南口曰午谷，在今陕西洋县东一百六十里，北口曰子谷，在长安南百里处，谷道全长六百六十里。王莽时修通子午道，东汉时废子午道而通褒斜道。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延自请率奇兵五千出子午谷以袭长安，诸葛亮未准。后来钟会攻蜀，子午谷是其进兵路线之一。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入武关伐前秦，另遣司马勋出子午道袭长安。宋金对峙时，南宋除了在散关屯戍重兵外，还在子午谷口置立堡塞，以备金人进袭。

　　三条谷道连通关中与汉中。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曹操在争汉中而未得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利用这些谷道出奇兵还可以，大规模进兵则不利。南北交争之际，多以散关为要冲。

　　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南端咽喉。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尉迟迥取梁益州、郭崇韬攻前蜀、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

　　米仓道以越米仓山而得名。自南郑向南循山岭经喜神坝、渡巴峪关，越山岭之后沿南江河谷至巴中，是为米仓道。由汉中入三巴，此为捷径。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讨张鲁，张鲁即由米仓道南逃巴中。曹操击降张鲁后，留夏侯渊督张邰、徐晃等将屯汉中。夏侯渊曾遣张郃率军由米仓道入争巴中，进军至宕渠(今四川渠县)，被张飞击还。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亲自率军攻南宋四川上游，主力由金牛道趋剑阁，另遣宗王木哥率偏师由米仓道趋巴中。

　　就汉中与四川的关系而言，因四川的重心在成都，故自金牛道进军要比米仓道捷近；若是南北对峙之际，四川与东南相连，则由米仓道进军，入三巴，趋重庆，可威胁四川与东南的交通线。

二 汉中在南北之间的地位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及其影响，可比较典型地看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刘备初定益州，曹操即率大军入汉中讨张鲁。刘备部属黄权恐曹操趁势侵蜀，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曹操击降张鲁，略定汉中。司马懿建议曹操乘势取蜀，曹操未从，留兵屯守汉中，自回北方。蜀汉法正建议刘备攻取汉中，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也；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按黄权、法正的看法，取汉中是一举数利的事。若能取得汉中，今后无论是进取天下，还是退保益州，都是一种有利的形势。刘备遂引军北争汉中。其间，刘备驰书留守成都的诸葛亮请兵增援。诸葛亮问从事杨洪，杨洪回答说：“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 注：《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 建议火速发兵增援。刘备击斩夏侯渊，夺占汉中；曹操引军来援，不利而退，刘备遂据有汉中。

　　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蜀汉重戍汉中，以保益州。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魏将曹真、曹爽等先后引兵来攻，均为蜀汉扼险所拒。诸葛亮矢志北伐，亲自坐镇汉中，把汉中建为北伐的前进基地。

　　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蒋琬屯汉中，一度设想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上庸(今湖北竹溪)，以规中原。蒋琬后来徙屯涪城。其间，曹爽、夏侯玄率军自骆谷入攻汉中。时蜀汉汉中守兵不足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城援兵，赖蜀将王平全力主张，据守兴势城，扼险以拒之。汉主也遣费祎率军驰救，魏军失利而退。是后，费祎复屯汉中。

　　姜维主持蜀汉军事时，对汉中的防务作了变动。此前，蜀汉对于汉中的防御方略主要是靠置立军事据点，扼守险要，控制秦岭诸谷道，拒其出口，使敌不得出险。姜维改变防御战略，撤去诸围守兵，聚屯汉、乐二城，坚壁清野，试图纵敌入平地，待敌兵疲粮乏之际，再击其惰归。这一变动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失策。若姜维专守汉中，那么，以姜维的战术才能，此策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案，它实际上是将蜀汉攻关中时“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的不利形势交给魏军来承受。但姜维对魏用兵的重点却远在陇西，这样，撤掉扼秦岭谷口的诸围守兵便实在是一种失策。后来，姜维避祸，屯田沓中(今甘肃临潭西南)，汉中方面的防御仍未调整过来，这便铸成了致命的错误。(见图3—4—2)

曹魏灭蜀之战示意图（图3－4－2）

　　司马昭灭蜀的战略布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维的这些错误。司马昭的伐蜀方略是：“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闇，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魏纪十 ] 曹魏伐蜀之战基本上是按这一构想展开的。邓艾、诸葛绪等将在陇西牵制姜维，断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直趋汉中。钟会大军能够顺利穿越秦岭诸谷道，坦行至汉中，便得益于姜维自弃险要。钟会至汉中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他杰出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钟会大军被拒剑阁险要之外，一时无计可施；邓艾却出其不意，偷渡阴平道，出姜维军后，直趋成都。姜维回救不及，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汉中经营的得失可看出汉中地区对于南方的重要程度。汉中对于蜀汉来说可谓存亡攸关。蜀汉立国四川，军事重心却尽在汉中。以守而言，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汉中；以攻而言，汉中又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若汉中不守，则四川门户洞开，蜀汉几不可以立国。所以黄权把曹操取汉中比作“割蜀人股臂”、杨洪强调“若失汉中，则无蜀矣!”自姜维改变北伐的战略重点，又改变汉中的防御方略，蜀汉的国防遂出现严重缺陷；曹魏灭蜀则及时地利用了这种缺陷。

　　姜维在汉中防御的失策还影响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蜀失汉中开启蜀汉灭亡之机，而蜀的灭亡又开启了王濬在四川经营水师图孙吴上游机会。

　　南北朝对峙的结束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顺序。尽管北朝经历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的嬗代，但北方进取南方的战略是连贯的。西魏宇文泰乘梁之弊，遣达奚武入南郑，夺南朝汉中之地；后又趁萧纪内乱，遣尉迟迥入川，夺南朝益州之地。这样，在隋灭陈之战中，才有了杨素率益州水师东下图陈上游的局面。

　　蒙古蒙哥汗时期，蒙古攻宋，亦将用兵重点放在上游，试图由汉中入蜀，然后出三峡顺江而下。只是此战略因蒙哥之死中断。

　　汉中的得失对南北分合的影响之所以这么深远，主要还是在于它在南北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南方真正的上游当在汉中地区。

　　南北对峙之时，南方政治重心常在东南。四川地区据长江上游，荆襄地区据其次。东南政权常藉四川以屏护上游，但由于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加上三峡地区地形之险，四川地区常脱离东南，这时荆襄地区的上游之势便显得格外重要。东南无四川犹可立国，无荆襄则断不可立国。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川和荆襄在江南都居上游之势，而汉中则对四川和荆襄同时拥有上游之势。汉中对四川的上游之势缘于地势，汉中对荆襄的上游之势则缘于汉水。汉水连贯汉中与湖北，汉中居其上游。苏代在策划合纵时，曾谈到秦自汉中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便利：“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东南政权无论是恃四川还是恃荆襄作为上游屏障，都须藉汉中以作进一步的巩固。所以说南方真正的上游是在汉中地区。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从全局的角度认识到汉中的地位并加以经营的，当数南宋张浚。南宋初，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宋高宗赵构“巡幸”之所的选择。当时，金兵攻势正盛。金兵南下，常起三路：东越山东而趋江淮，西越山西而攻关中，中路越中原而趋荆襄。汉中、陇西尚处二线，四川则是大后方。南宋君臣们所要做的是既能暂避金兵之锋锐，又能保持一种不失时机地进行反攻的态势。大臣们建议巡幸建康、武昌、四川、关中的都有。张浚建议巡幸汉中。他上疏宋高宗说：“汉中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南宋在关中之军)，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积粟理财，以待巡幸。”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 陕西四 ]

　　张浚对汉中的经营规划充分利用了汉中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汉中的地理位置，既背靠四川大后方，又能左右伸缩，联络陇西、荆襄，流通战争资源，呼应关中、中原等前线地区的战事。这样，汉中在南方的上游地区实居枢纽性的地位。张浚之议虽未被采纳，不过，由于张浚对汉中的经营，南宋以川陕、荆襄、江淮呼应作战的一字长蛇之势却得以形成。

三 汉中地区东西伸展的特点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汉水与长江连通，使得汉中与整个长江流域都联系起来了。立都建康的刘宋能与北魏远争陇西，靠的便是汉水的这种连通作用。西汉水河谷低地则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这样，汉中地区东四伸展的限度是东起吴越，西达陇西。

　　陇西地势较高，渭水、西汉水和白龙江等河流发源于这里。渭水东流，经关中注入黄河；白龙江南流入川，注入长江；西汉水东下经汉中，汇入嘉陵江。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陇西通向关中、四川和汉中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二地。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自汉中穿越秦岭谷道较艰险，而自汉中溯西汉水河谷低地以趋陇西却相对较为平易。这就给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提供了一个布势上的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

　　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魏纪三 ] 诸葛亮北伐多出陇西实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战略。诸葛亮出陇西，从策略上讲，是避难就易，越秦岭谷道较难而趋陇上却较易。出兵攻陇西，顺利的话，可占据陇西，取得陇西的地理优势。陇西对关中的地理优势，可用以进取，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有利条件；陇西对四川的地理优势，则可用于防守，翼蔽自陇入蜀之道，确保蜀汉国防上的完整稳固。这是诸葛亮北伐多出兵陇西的现实目的，也是自汉中向陇西伸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利用汉中与陇西的这种伸展关系以期在川、陕之间取得一种有利的态势，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宋和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有时甚至是争夺)。

　　南北朝初期，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氐人成为陇西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北双方都试图争取这支势力。当时，北魏已灭赫连夏，势力深入关中；刘宋则恃梁(今汉中地区)、益二州为上游屏障。仇池就这样夹在南北双方之间。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鼓励氐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以期打开南北双方在秦岭—带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刘宋时，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持；攻北魏时，往往得到刘宋的支持。仇池攻刘宋，或自阴平袭扰益州，或下汉中以扰梁州；攻北魏则袭上邽(今甘肃大水)。这都涉及到了南北双方利害攸关的地区。刘宋失益州，则失上游之势；北魏失上邽，则关中形势将趋不利。

　　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终于将刘宋和北魏卷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2年)，刘宋发荆、雍(侨立于襄阳)二州之兵，会合梁、秦二州之军，山汉中进攻仇池。氐王杨难当不敌，逃奔上邽，宋军占领仇池。

　　北魏迎杨难当至平城。同年七月，北魏宣称为杨难当报仇，发军会攻仇池。次年二月，宋军被魏军击败，余众退还汉中。北魏占领仇池。此后数年间，刘宋还试图夺回仇池，但都未能成功。北魏据仇池，完整控制陇西，南朝西部形势渐趋不利。

　　若由汉中地区向东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及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成为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换句话说，东部势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险要阻击川、陕势力的东出。战国初，魏立都安邑，控崤函之险，秦即被遏关中，不得东出。金迁汴京后，扼潼关、守黄河，蒙古亦不得规中原。三峡方面，孙吴和陈都曾扼西陵峡险要以阻击益州之师的东出。

　　大巴山脉和秦岭分别向南、北包转，形成三峡和崤函险要，而在大巴山和秦岭巴之间，汉水东流，出秦、巴山地之后，到达南阳盆地。这里却是一片可以纵横四出的开阔地：可以北上三川河谷，可以东出中原，可以南下两湖。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潼关或三峡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

　　自汉中东出、从侧翼打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灭金之战。

　　金迁都汴梁后，遣重兵扼潼关，守黄河，企图作最后的顽抗。金人恃险筑边堡城池以御蒙古；蒙古军的优势在其骑兵野战，而视攻城为畏途。成吉思汗此前曾指示伐金方略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 注：《元史》卷一 太祖本纪 ]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灭掉西夏，兵锋直指金国。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蒙古开始筹划灭金。拖雷献计，述成吉思汗遗意：“金主迁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宝鸡，道汉中，不一月，可抵唐、邓。余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 [ 注：《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三 拖雷传 ] 窝阔台大喜，遂定下假道于宋以袭金侧背之策。(见图3—4—3)

蒙古攻金之战示意图（图3－4－3）

　　这年六月，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连破凤州(今陕西凤县)、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汉中市)，然后，浮汉水而下，取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将出南阳。果如成吉思汗所料，金主闻蒙古兵自汉中东出，急调潼关守兵步骑十五万南下，屯唐、邓之间。这年十二月底，蒙古军在邓州附近的禹山击败金军。拖雷留军一部牵制退守邓州的金军，自率主力北进，直趋汴京。金军闻拖雷军主力北上，亦悉数往汴京靠拢。潼关一带的金兵南调，蒙古军主力趁机自河中渡过黄河，与拖雷军会合，在禹州西南之三峰山围歼这支金军。次年三月，蒙古军围攻汴京。金被迫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亡。

　　南方三峡方面的形势也是一样。自汉中下汉水可以配合自四川东出，打开三峡正面僵局。战国时秦胁楚、攻楚便利用了这一态势。楚立都于郢，西守江关以扼秦军自三峡东出之路。秦已先击灭蜀国，占有四川，又攻取楚汉中六百里地，置为汉中郡。这两个地区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代策划合纵时，曾向楚王指出过秦由此二地击楚郢鄢重心的便利：“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这是自汉中下汉水与自四川出长江配合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种态势。

第一节 合天下之全势

　　自古兴衰更替，天下之全势必取决于中原。进取天下，中原为必争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天下统—，形势集中于中原；天下分裂，形势分散于四方。从治到乱，形势由中原分散四方；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治乱兴衰固然不全由地理因素决定，但在地理上体现出的轨迹却是这样的。

　　中原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处四方之中，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中原有事，必影响四方；四方有事，必波及中原。

　　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问鼎天下；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谋天下之长治久安。

　　但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天下纷乱之时，中原每成群雄逐鹿的局面。然而，逐鹿虽在中原，但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多不起于中原，而起于四角。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因天时，据地利，得人和，从容经营，积累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业。不过，这只是在完成积累阶段，若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积累阶段完成之后进取中原决于对中原的经营。

　　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而在从乱趋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

　　秦、西汉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进取天下。秦自商鞅变法之后，经数世的积累，到昭襄王时，已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但秦屡攻齐、楚，而获利不大。范睢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范睢认为：“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睢传 ] 秦用范睢之谋，大大加快了东进的步伐。杜牧作《罪言》，以秦得韩为“折天下脊” [注：《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传 ] 。西汉统一天下，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而决战在中原。唐起于河东，先入据关巾，抚定关陇之后，即出关攻王世充，争河南。李世民攻洛阳之战，一举歼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两支势力，北方粗定。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以为都。然后，遣将四略，东平张步、董宪，南定秦丰、田戎，西灭隗嚣、公孙述，北扫彭宠、卢芳，统一天下。

　　西晋和隋都是以北方平定南方而统一天下，他们所凭的基业却都因袭了前代的成资。西晋灭吴而统一天下，其基业因袭了曹魏时期积累下来的成资。曹操据中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统一北方，为西晋日后统一天下打下基础。隋灭陈而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却可由北周一直追溯到西魏。西魏宇文泰在东魏高欢两攻关中不利之后，即反守为攻，出关争河南，双方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后又趁侯景叛东魏之机，夺占河南大部土地；至北周时，双方又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进取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东灭张士诚，平定江南，然后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包卷河南，直抵潼关，控制中原之后，再才北上攻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

　　进取天下之日，中原为必争之地。天下既定，控御四方，安定四方也取决于对中原的经营。我们可从历代都城的建置来看它们对于中原的重视。

　　西汉立都关中，却以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与弘农俱属司隶校尉部。司马迁说：“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汉文帝时，又按贾谊的策划，增强地处中原的梁和淮阳两大封国，以备东方同姓诸侯王。按贾谊之议，“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东汉定都洛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南阳为南都。三京成鼎足之势。

　　曹魏也定都洛阳，但立五都之制，以谯(今亳县)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遗迹、邺为王业本基，均建为陪都，与洛阳一道，号为五都。实则谯、许昌、长安和邺城分峙洛阳四面，足以控御四方。曹魏还根据三国鼎立的形势，营合肥、襄阳、祁山为重镇，对抗吴、蜀。魏明帝曾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必破之三城之下。”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二 魏纪四 ]

　　隋、唐都立都关中，但都以洛阳为东都。隋炀帝时，还环绕中原腹地挖长堑以备御东方，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今新乡东北)，渡河，至俊仪(今开封)、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 注：《隋书》卷三 炀帝纪 ] 唐代陪都之制变易颇多，大抵前期以长安、洛阳为东西二京，后期又曾以长安为上都，洛阳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五代、北宋立都中原，也都设陪都之制。后梁以开封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后唐以洛阳为洛京，长安为西都，太原为北京；后晋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后汉和后周也都设两京之制，同于后晋；北宋建都前期同于后周，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宋真宗时又建宋州(今商丘)为南京，宋仁宗时又建大名府为北京，号为四京。

　　明初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凤阳府为中都。迁都北京后，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中都仍不变。

　　大抵立都关中时，必资河南以控御东方；立都河南则本身就是一种“中天下而立”的气势。洛阳和开封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秦观曾经说过，“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足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矣。”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 河南一 ]

　　经营中原以维系四方，控御四方，这只是一个帝国体系的经营中枢，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在由中枢向四境的层层辐射中，对于那些潜在着不安定因素的地域仍当作重点的防备。如秦、西汉立都关中，匈奴已成北方最大隐患，秦、西汉遂致力于肃清陇西、河西，重戍河套、渔阳、上谷；立都河南，对于关陇、幽燕这些形胜之地则必严加控制。如曹魏定都洛阳，立五都之制，还根据三国鼎立的形势，置合肥、襄阳和祁山为重镇。

　　如果是分裂的潜在因素并未完全消弥，真正的统一并未完全实现，四境之患依然存在，那么，中原四面受敌的隐患便也一直存在。此时，问题便已超出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如五代、北宋均立足于中原，但这几代政权并未完全统一天下，政权频繁更迭，很不稳定，因而先受制于山西，后受制于河北。

　　还是在唐末，割据山西的李克用便一直是朱温在北方的最大劲敌，朱温直到建立后梁政权也未能平定山西。后梁立足河南，一直为山西所扰，并最终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政权所覆灭。后唐末，石敬塘又据山西起兵，并引契丹兵入援，后唐遂重蹈了后梁的覆辙，也亡于起自山西的势力。自后晋失幽云十六州之后，河北国防险要丧失，河北形势实已残破，立足中原的政权便一直受到自河北而来的塞外游牧民族的侵逼。后晋与契丹交恶，契丹铁骑南下，后晋很快灭亡。北宋时，河北受辽侵扰，关陇受西夏侵扰，西南还有大理政权，四境之患并未根本消弭，北宋的积贫积弱与之有很大关系。像上述的这几种情况，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只能是稍挽其颓势，而不能作根本的解决。

第二节 中原山川形势

　　中原处四方之中，就中原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这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面对四个不同的方向，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见图4—2—1）                      

中原山河形势图（图4－2－1）

一 三川河谷

　　三川河谷低地在河南西北部，处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间，由黄河、伊河和洛河三条主要的河流冲积形成。洛阳城即位于其中。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只有北面稍嫌敞开，不过，黄河横亘，作了一定的弥补，也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

　　三川河谷所凭借的地利既有上述诸山脉的环绕形成险阻，又有河流上下周流，作为与外部联系的途径。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这些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由汝河方向来的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这些关隘营建于不同时期，历代废置不一，时有变迁，但它们控扼之处却足三川河谷周围的险阻。

　　利用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在洛阳周围众建关隘、置兵戍守，以东汉末年的八关校尉为最典型。八关为：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平津。（见图4—2—2）

　　周人经营洛邑，即是看重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周武王对周公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伊洛。” [ 注：《史记》卷四 周本纪 ] 成王时，周公复营洛邑，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 注：《史记》卷四 周本纪 ]

东汉末洛阳外围设防八关概要图（图4－2－2）

　　战国时，张仪相秦，一直有向河南三川河谷方向扩展的观念。他曾建议秦惠王伐韩，说：“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秦武王即位后，他又建议秦武王伐韩：“……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这一观念对秦武王的影响很大。张仪死后，秦武王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 [ 注：《史记》卷五 秦本纪 ] 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则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三川河谷处长安与开封之间，洛阳位于其中，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籍三川河谷为控制东方的前沿；立都河南，则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故秦观言“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

　　利用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以歼强敌的典型战例是刘秀击降赤眉军之战。时东汉已定都洛阳，并已先后遣邓禹、冯异入争关中；赤眉军先已入据关中，有众二十余万，邓、冯二人历经苦战，亦不能定；但赤眉无粮，刘秀料其必将东出，遂在三川地区作好将其歼灭的部署，并戒邓禹等勿与赤眉争锋。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刘秀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以截击赤眉东出之路。刘秀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 [ 注：《资治通鉴》卷四十 汉纪三十二 ] 关中的冯异领悟刘秀这一部署的要点，他对邓禹说：“上今使诸将屯渑池，要（邀）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 [ 注：《后汉书》卷十七 冯异传 ] 冯异在崤山底下挫败赤眉军，驱其东走。赤眉军东走宜阳，忽见汉军严阵以待，惊震不知所措，遂降。

二 南阳盆地

　　南阳盆地处于秦岭西麓、伏牛山、方城山、桐柏山、大洪山和鄂西北山地之间，由汉水支流丹江、淅川、唐河、白河等河流冲积形成。

　　南阳盆地象是关中、汉中、中原与湖北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以盆地腹地为中心，向西沿汉水干流上溯，可以进入汉中地区；西北入武关可进入关中；由襄阳下汉水则可进入两湖地区；由淅川河谷上溯可入伊洛河谷；其东面山地罅漏甚多，可以透入中原腹地。

　　对于南阳的这种地理形势，李纲曾有很好的论述。他说：“南阳，光武之所兴，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宽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财货；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 李纲辅政 ] 李纲所论是着眼于南宋抗金作战的形势所需，但对南阳盆地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位置关系透析甚深。

　　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地域的地位会有所变化，但南阳地区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南阳盆地的方城山、汉水本是楚国赖以对抗北方诸侯的国防险要。战国时期，秦据武关，攻取南阳盆地之后，这里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前进基地。秦末，刘邦下南阳、入武关，率先入关。楚汉战争时，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汉军形势吃紧，刘邦也曾由武关出宛、叶，吸引楚军南下，减轻成皋一带的压力。七国之乱时，也有人提议由江汉趋武关，入攻关中。王莽时，刘伯升、刘秀兄弟起于南阳，昆阳一战，击破王莽主力。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曹操提议袁术率南阳之军，屯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曹操平定北方后，略取荆州，即由南阳下襄阳。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后，关羽则曾试图攻襄阳以趋宛、洛。东晋时，桓温北伐，先自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关中；后又自襄阳北进，在伊水北岸击败羌人姚襄，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自荆襄北上之军入南阳后兵分两路：一路趋伊洛从南面进攻洛阳，一路入武关牵制关中秦军，配合潼关正面的进攻。刘宋元嘉北伐，也曾循刘裕旧辙，遣军由襄阳经南阳北上，入三川河谷，攻弘农、潼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便一再亲自统兵攻取南阳、进趋襄阳。东西魏对峙时，东魏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遣高敖曹率军山南阳入攻武关。唐初，朱粲割据南阳，唐击破的朱粲，并由此南下平定了割据荆州的萧铣。宋金对峙时，岳飞自襄阳北出，收复颍昌、郑州、洛阳等地。金海陵帝南侵时，吴拱先是固守襄阳，后又由襄阳北出，向河南发动反攻，连复新蔡、蔡州、邓州等地，以牵制从淮河方向南侵的金兵。蒙古攻金，拖雷率军从南宋借道，由汉中出南阳以趋汴京。蒙古攻南宋，中路军往往自南阳而下荆襄，后更不惜以五年的时间攻襄阳，以动摇南宋国防根本。

　　前面章节中也已说过，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在南北之争还是在东西之争中，南阳都处在其对抗的前沿。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对抗北方的军事防御线通常从东南的长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肃的东南部，南阳盆地南部的襄阳便处于这条漫长防御线的衔接枢纽的地位。襄阳和南阳这两座重镇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北魏与南朝在南阳与襄阳之间的角逐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南阳盆地在南北关系中的地位。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

　　在东西之争中，南阳盆地又是关中与东部地区之间的交争之地。潼关地势险要，犹如关中的正门，武关之险不及潼关，且距长安路途偏远，犹如关中的侧门，山三川河谷入攻潼关较难，而由南阳盆地入攻武关较易，故东部势力入攻关中，多不忽视由南阳入武关这条途径。由关中东出，出潼关即进入三川河谷，出武关即进入南阳盆地，三川河谷空间较小，易于陷入胶着的对峙，而南阳盆地空间较大，可以纵横四出，而鲜有陷入僵局者。因此，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三 淮河上游

　　河南东南部地区为平地地形，比较松散，其所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上游及其支流。大别山以北，黄河以南，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等淮河支流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又经邗沟而通长江，因而起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战守之资，双方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

　　南方在这些河流下游与淮河主流的交汇处如颍口、涡口、清口等地形成了寿阳、钟离、泗州、淮安等重镇，这些重镇既是南方赖以抗击北方的据点，又是进图北方的前进基地。北方在这些河流的上游也形成了一些重镇。自北向南，依次有开封、商丘，分据汴水之上下游；亳州，据涡河上游；项城、淮阳，分据颍河南北；汝南，据汝河上游；信阳，既据淮河上游，又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

　　古代汴水河道变迁颇多，但在南宋以前，其南通淮河这一个方向是不成问题的。西晋时，王濬率楼船自益州东下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邺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武帝太康元年 ] 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邺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北宋大体统一南北，立都开封，对开封周围包括汴水在内的河渠运输系统的经营尤其重视。宋室南迁之后，汴河水道才渐渐荒废。黄河改道南流后，汴河水道遂不复存其旧貌。

　　开封在战国时为魏都，张仪说魏哀王曰：“魏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势，固战场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楚汉间，郦食其说汉王曰：“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开封成为定都之地，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它便利的河渠运输系统。开封地近黄河、汴水，周围又多人工河渠，建都于开封的王朝，又都很重视开封周围河渠的疏浚，南宋以前，开封一直是南北水运系统的中心。

　　商丘在战国时为宋国，两汉时为梁之封国，唐以后，又称归德府或宋州。汉文帝时增强梁和淮阳二国，广其封地，使“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七国之乱，梁王坚守睢阳（即商丘），牵制叛军西行，使周亚夫得以袭其后路，击破叛军。“安史之乱”时，唐张巡、许远守睢阳之战也显示出睢阳在南北大局中的地位。叛军南下河南后，主力西进，另遣一部围攻睢阳。张巡、许远力战死守，守城极为艰难，左右谋弃城而去。二人谋曰：“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 时北方残破，唐廷及平叛诸军的补给都依赖江南地区，张巡、许远守睢阳，阻遏了叛军向江淮方向深入，保证了江南的完整。

　　自汴、泗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自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在涡水、颍水上游，有亳州、睢阳、项城等军事重镇、曹魏黄初五年（224年）八月，魏主曹丕亲御龙舟，率水军自许昌循蔡水、颍水，入淮水至寿春，九月，至广陵，临长江，将以伐吴；次年，曹丕又亲率大军自涡水入淮而至广陵。曹魏正始四年（243年），司马懿为巩固江淮防线，以为攻守之资，欲广田蓄谷杨、豫间，使邓艾行视淮河南北。邓艾巡视陈（淮阳）、项（项城）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曰：“昔太祖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出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今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司马懿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还根据邓艾的建议，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且每逢东南有战事，大军泛船达江淮，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前秦苻坚伐东晋，苻坚亲至项城以督军，苻融率前锋径抵颖口而临寿阳。唐建中二年（781年），魏博节度使田悦、成德节度使李惟岳、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拒命，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邓，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次年，淮西帅李希烈叛，又绝汴渠饷道，于是东南转输之路皆不敢由汴渠而改道蔡水西上。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唐廷为讨伐割据淮西的吴元济，设淮颍水运使，运载东南米粟自淮阴溯淮水入颖水，至项城入殷水，输于郾城，以供馈讨伐淮西的诸路大军。五代时，后周攻南唐，遣水军自闵水沿颍水入淮河，唐人震恐；后又导汴水入蔡水，以通颍水漕运。北宋对于大梁附近的汴、蔡、闵、颍等河道运输的经营也非常重视。

　　南方北伐，也可藉这些河道而北进。东晋时，殷浩、谢万北伐，皆资涡水、颍水水道。桓温北伐前燕，开巨野泽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即泗水），连通黄河。刘裕北伐割据山东的南燕，率大军自淮人泗，以临燕境；北伐后秦时，遣王镇恶、檀道济自淮水、淝水以趋许、洛，沈林子、刘遵考自汴水入黄河，主力则自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宋元嘉北伐，均自淮河由泗水入黄河。陈代吴明彻北伐，进取淮北，大军亦自泗水北进。

　　南北交兵都可藉这些河道，却各有重点。北方南进，多自涡、颍二水；而南方北进，多自泗水。东南与中原，各自重心不同，战争准备和防御重点也不一样。且北方出涡、颍，为顺流长驱；东南出涡、颍，属逆流而上。南方出淮泗，可争山东，取得山东之后，可以改变双方态势。

　　在颍河与淮河主干之间有汝水，汝南城据其上游，为淮河上游一大重镇。汝南在淮水、颍水之间，足以左右应接，在河南的大平原上纵横四出。南北朝时，汝南曾为司州寄治之地，城名悬瓠。北魏南下，多次激战于悬瓠城下。刘宋大明年间，悬瓠没于北魏，南朝淮西之地遂不可复问。唐中后期，汝南为蔡州，李希烈．吴元济秦宗权先后割据于此，以蔡州为根据地，扰掠河南大部，江淮漕运几度中断，唐廷征天下之兵，历时数十年，才予以平定。金人受蒙古之逼，迁都于此，欲倚蔡州城垣险固，负隅顽抗。

　　最南面的信阳据淮河上游，南依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地处南北冲要。顾祖禹称“义阳（即信阳）南可以制全楚，北可以争许、洛，西可以出宛、邓，东可以障淮西。”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 信阳州 ] 北魏迁都洛阳后，对南方的用兵集中在淮、汉上游，每次南下，悬瓠、义阳都是必攻之地。北魏在义阳、三关一带与南方展开过激烈、反复的争夺。齐末萧衍自襄阳东下建康，北魏元英、源怀、田益宗等上书请乘虚南进。田益宗上表言：“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涨，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足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其时。” [ 注：《魏书》卷六十一 田益宗传 ] 北魏遂兴军南攻，取义阳及三关。其后，梁人来争，一度收复义阳及三关，侯景之乱时又失于东魏。

四 河内地区

　　河南东北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地域，在汉代届河内郡，河内这一称法概括了这一地区的地理特点，所以，我们不妨仍称它为河内地区。

　　河内北倚山，南阻河，太行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门为南北津要。河内在山西与河南、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要冲。

　　太行八陉中有两处重要关隘位于这一带。太行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东出太行之路；太行第二陉太行陉，亦称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极为险要，为山西上党地区南下所必经。河内与三川河谷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

　　范雎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欲攻韩、魏以执天下之枢，乃建议秦王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传 ]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断太行道；次年，又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而引发秦、赵之间长平之战。

　　楚汉战争时，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数困于荥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逃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门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天下知所归矣。”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郦食其建议中说到的“太行之道”即是太行第二陉天井关，“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实即扼守太行山诸往来通道，促成一种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让“天下知所归”。

　　东汉初，刘秀南定河内，而河南洛阳有更始帝所遣大军屯守，山西也不安定，刘秀想择一良将使守河内。邓禹推荐寇恂，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刘秀遂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并对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励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更始帝所置洛阳守将朱鲔闻刘秀北征，遣军渡河攻温（今温县），寇恂说：“温，邢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遂驰赴迎敌，大破之。同守河内的还有大将冯异。冯异与洛阳另一守将李轶通书，轶不复与异争锋。冯异遂得以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后来更始兵败，更始帝所置上党太守田邑以上党降汉。冯异还率军自河内南下河南，攻取成皋以东十三县，降者十余万；为以后刘秀攻取洛阳打下了基础。

　　东汉安帝时，羌人反汉，朝歌贼宁季乘机作乱，州郡不能制。时为朝歌长的虞诩谒河内太守马稜曰：“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时关陇已被羌人残破，宁季若能按虞诩所说的，“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则河北与河南的联系也被截断，若河北阻断，则大局必致糜烂，故虞诩谓之为“断天下右臂”，这也显示出河内地区在当时局势中的地位。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纷乱，河内地区在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每为往来通道。西晋“永嘉之乱”时，匈奴刘汉攻洛阳，大军每由太行道南下。后赵大将石虎率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取道河内越轵关而进。后赵瓦解后，被迁河北的氐人入关中建前秦，兵分两路，其中一部由河内、经轵关自蒲津而入；后来苻坚攻前燕，除以王猛自河东进军外，又亲率主力自河内从南翼趋前燕国都邺城。后燕慕容垂攻西燕慕容永，慕容永盛兵屯轵关、天井关以备之，而慕齐垂自滏口入灭之。北魏尔朱荣、高欢先后据晋阳遥制洛阳，专擅朝政，其由下洛阳，每自太行道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救援王世充，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窦建德妻曹氏也建议说：“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二人都主张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自河内北上略河东、逼关中，迫使李唐退兵。窦建德不用，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五代朱温与李克用相攻，天井关是其出入通道。北宋初，李筠在潞州（今长治）举兵反赵匡胤。其从事阊邱仲卿建议李筠说：“公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依河东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争锋，不如南下太行，直抵怀（沁阳）、孟（孟县），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计至上也！”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李筠未能用。赵匡胤遣石守信等将率军攻之，并敕石守信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 石守信遂自孟津渡河，经怀州而疾趋太行，先扼天井关之险，阻断李筠南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泽州（今晋城）而败。

　　河内与河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孟津即周武王会盟天下诸侯之处。史载：“（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 [ 注：《史记》卷四 周本纪 ]自黄河以北图河南、趋洛阳，孟津是其必由之路。

　　东汉初，冯异协同寇恂守河内，刘秀拜冯异为孟津将军，南备洛阳；东汉立都洛阳，在羌乱、宦官之乱等历次内乱中，孟津皆备御所急；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以黄巾起义爆发，汉廷置八关都尉官，戍守洛阳四周要点。其中，孟津和小平津守备孟津渡口来路（孟津关在旧孟津县，而小平津关在今孟津县）。

　　四晋也立都洛阳，根据杜预的建议，西晋在孟津渡门架设河桥。“八王之乱”时，孟津河桥尤为邺城（今河北临漳）与洛阳之间往来孔道。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在孟津渡口架设河桥，并在黄河北岸筑两城夹守河桥，谓之中北城。中北城为洛阳北面防守重地，扼河桥而屏护洛阳。尔朱荣自晋阳南下，胡太后遣将守河桥及中北城以拒之，都督李神轨弃河桥遁还，尔朱荣遂长驱入洛。“河阴之变”后，南朝萧衍遣陈庆之拥北魏宗室元颢入洛，魏主北走。尔朱荣闻讯自晋阳南下；元颢遣陈庆之守中北城，自据南岸，以拒尔朱朵。尔朱朵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遂败。后来，尔朱氏叛魏，周旋于洛阳一带，河桥的得失攸关洛阳之安危。东魏时又在河中间的渚地上筑中弹城，在桥南筑南城，三城呼应，共守河桥。西魏宇文泰争洛阳，屡攻河桥，东魏均扼守河桥以待援军之至。后来，河桥为北周烧断。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于洛阳，先遣军袭占孟津河桥，断敌军入援之路。“安史之乱”时，九节度使之师会攻史思明，败于邺城。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众议洛阳不可守，请留兵于陕（今陕县），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潞泽，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 唐肃宗乾元二年 ] 乃率军退守河阳（今孟县），扼河桥以拒叛军。叛军攻河桥不克，虽据洛阳城，但惮于光弼兵威，不敢远出掳掠。

　　五代立足于中原，其兴衰均取决于河南与山西、河北之间的角逐。在河南与山西、河北的角逐中，河阳孟津为双方所必争。

第三节 对中原局势的判断与经营的得失

　　高明的战略家，其战略眼光无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审时，一为度势。审时而知历史的发展阶段，度势而知天下大势。

　　治乱交替之际，中原总是一个独特的舞台，一批批英雄在这里崛起，一批批英雄在这里败亡。其成败兴衰均与其在中原经营措置的得失相关，而经营中原的得失又与他们对中原局势的判断密切相关。

　　中原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原的地理形势造成的。中原四战之地，四面均能受敌，所以纷乱之初，中原注定是一个四方交争之地，也是混乱、动荡和种种不稳定因素的汇聚之地。从治到乱，形势由中原分散四方，此时，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此时，则须走出四角，摆脱偏霸局面，进取中原，以争天下。

　　这是逐鹿中原的一条规律。

　　对于历代在中原逐鹿的那些或成或败的英雄，我们都可在这条规律下检讨其成败得失之由。下面，我将从不同历史时期在中原逐鹿中或成或败的英雄们中间选取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分析他们在中原经营的成败得失与他们对中原局势的判断，以使我们对中原地理形势及其战略地位能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在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之后，西汉再度统一天下，汉高祖刘邦欲定都洛阳，手下群臣多山东人，主张立都洛阳，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倍(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这时，齐人娄敬谒见刘邦，说，陛下欲都洛阳而与周室比隆，但是，陛下取天下与周室不同，周积善累德十有余世，国人争随之，诸侯自归之，遂以灭商，“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天下和洽，诸侯四夷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势弱也。”而汉取天下，是靠武力征战，天下伤痍至今未复，不能与周室相比，因此，不如入都关中。“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张良认为“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支持娄敬立都关中的建议。刘邦遂未都洛阳而入都关中。此时天下实已粗定，娄敬、张良等人对中原洛阳的看法尚且如此，若天下纷乱，则中原更不足恃。

　　西汉的统一后来果然受到前期异姓诸侯王、中期同姓诸侯王的挑战，西汉政权均能转危为安。从西汉几次平叛的情况来看，西汉都关中，的确收到了“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的效果。

　　东汉末，四方群雄割据，曹操据中原。曹操立足中原，东有吕布、陶谦，西有马超、韩遂，北有袁绍、公孙瓒，南有张绣、袁术、刘表、孙权。实赖曹操纵横捭阖之才，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历尽艰险，苦心经营，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曹操据中原以经略四方，着实不易，与他同时代的诸葛亮就曾经说过：“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 [ 注：《三国志》卷三十五 诸葛亮传引注 ]

　　自西晋的统一瓦解后，历史经历了几百年的动荡，其间，英雄迭起，逐鹿中原，每一方的力量消长、政权更迭或彼此征伐攻战，都会波及中原地区。这期间，北方地区也完成过几次短暂的统一，但每一次的统一瓦解之后，局势都会变得更加复杂，中原地区的局势也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动荡。

　　灭亡西晋的是匈奴刘汉。晋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刘汉攻克洛阳。刘汉大将王弥率先进入洛阳，他对后到的始安王刘曜说：“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宫室，不假修营，宜白主上自平阳徙都之。” [ 注：《晋书》卷一百 王弥传 ] 刘曜认为天下未定，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守，遂不用王弥之策，焚洛阳宫室而去。刘曜不赞成王弥徙都洛阳的建议，固然有他与王弥矛盾的因素，但也的确出于他对中原形势的判断，后来他代刘汉而建前赵，即徙都关中。王弥不知此，骂刘曜：“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邪?” [ 注：《晋书》卷一百 王弥传 ] 他本人屯兵项关(今河南项城附近)，盘桓中原，欲以“徐观天下之势”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晋纪九 ] 不多久便被石勒兼并。

　　石勒所建立的后赵政权完成了十六国时期北方的第一次统一。后赵的统一不久就瓦解了，北方地区又发生动荡。后赵强盛时曾将陇西的氐、羌十余万户迁至河北，其中，氐人苻洪率其族人据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羌人姚弋仲率其族人据滠头(今河北枣强东)。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苻、姚等人均有自立之志。晋永和六年(350年)苻洪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姚襄，乃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他对博士胡文说：“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俊，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 [ 注：《晋书》卷一百一十二 苻洪传 ] 苻洪军师将军、原后赵降将麻秋对苻洪说：“冉闵、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乱，未可平也，不如先取关中，基业已固，然后东争天下，谁敢敌之?”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洪深然之。麻秋欲兼并其众，趁饮宴之机鸩杀苻洪。苻洪中毒将死，对其子苻健说：“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州可定，今不幸为竖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我死，汝急入关。”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苻洪死前对于中原局势的判断对于以后前秦的发展很有意义。当时，在后赵纷乱的残局上，冉闵和石祗正殊死拼杀；在北方，鲜卑人所建立的前燕已透入河北北部，正积极谋求南进；南方的东晋也正谋北伐，收复中原；西部关陇地区也有脱离后赵后图谋割据一方的势力。所以苻洪得出“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的判断，叮嘱苻健“我死，汝急入关”，抢先占据相对薄弱的关中。苻健遵父所嘱，西行入关，击败割据长安的杜洪，据有关中，建立前秦。前秦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北方。

　　同样被迁于河北的羌人则错失时机和地利。姚弋仲死前嘱其子姚襄归附东晋，姚襄附晋后却为东晋主政的殷浩所忌。姚襄袭败殷浩，屯兵淮南，后进占许昌，欲以经略中原。姚襄率军围攻洛阳，攻城数月，未能破城；其长史王亮谏襄曰：“不可损威劳众，守此孤城。宜还河北，以弘远略。”姚襄却说：“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据洛阳，然后开建大业。” [ 注：《晋书》卷一百一十六 姚襄载记 ] 未采王亮之议，继续围攻洛阳。不久，桓温北伐；与姚襄战于伊水北，姚襄大败，洛阳被东晋收复。此时，前燕已在河北站稳足跟，前秦已在关中站稳足跟，南方的东晋正值枭雄桓温主政，屡屡北伐。姚襄既已无法立足于中原，环顾四周，这才决定趁秦主苻健新死之机西争关中。姚襄入关中后，在三原兵败被杀，其弟姚苌率余众降于前秦。

　　氐人和羌人一成一败，均与其对中原地区的局势判断有关，苻洪及早地得出了“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的判断，叮嘱苻健抢先入据关中；而姚襄却在中原盘桓数年，以至坐失时机，一无所成。

　　从后赵统一瓦解到前秦统一前夕的十余年时间内，洛阳城数易其主。后赵瓦解后，洛阳先是被周成所据；晋永和十二年(356年)，洛阳被东晋桓温收复；晋兴宁三年(365年)，洛阳又被前燕慕容恪攻占；晋太和五年(370年)，洛阳又被前秦王猛攻占。从这段时间内洛阳归属的频繁更易，我们也可窥见中原局势之一斑。

　　前秦完成了十六同时期北方的第二次统一，但统一时间也不长。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又分裂，姚苌据关中建后秦，慕容垂据河北建后燕。

　　慕容垂正式脱离前秦，是在他受苻丕之命进援洛阳之时。时丁零人翟斌正聚众欲攻洛阳的苻晖，慕容垂受命自邺城前往救援。路上，他杀掉了监视他的苻飞龙，正式自立。翟斌见慕容垂来攻，即率众降垂，并劝垂称帝。慕容垂考虑到苻晖仍据守洛阳，且“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三 慕容垂载记 ] 乃欲取邺城而据之，于是引兵而东。他在荥阳称燕王，建立后燕，然后渡河长驱向邺。经过几年征战，后燕终于在河北站稳足跟，恢复了前燕旧疆。

　　慕容垂能够复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对中原局势的判断。前秦虽然瓦解，但残余势力犹存，关中还有鲜卑人、羌人也背秦自立，鲜卑拓跋部也正谋复国，东晋则乘势北上，谋求收复中原；力量相对薄弱的只有河北。所以他认为“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的判断和进兵河北的决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前秦统一瓦解到北魏统一前夕的几十年时间内，洛阳城又是数易其主。前秦瓦解后，苻晖弃洛阳西归，东晋乘胜北上，收复洛阳(384年)；其间，西燕、后秦曾争洛阳而未果；后秦在姚兴时向东扩展，夺占洛阳(399年)；刘裕北伐，又收复洛阳(416年)；刘裕死后，北魏趁丧南侵，夺洛阳及河南之地(423年)；刘宋元嘉七年北伐中，曾攻占洛阳及河南之地(430年)；不久又被北魏夺回。

　　隋统一时间不长，即因农民起义而崩溃，中原又成群雄逐鹿之势。杨玄感起兵于黎阳，问计于李密，李密示上、中、下三策，以上策长驱入蓟，中策西行入关，至于“随近逐便，先向东都，唐祎告之，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 [ 注：《隋书》卷七十 李密传 ]将攻洛阳列为下策。杨玄感却说：“不然，公之下计，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 [ 注：《隋书》卷七十 李密传 ] 玄感未用李密之计，而尽锐攻东都洛阳，但久攻不克，而隋救兵益至，玄感见攻洛阳之策不能奏效，这才寻思入关，却为追兵所及，遂败。

　　李密后又依翟让起兵，击败张须陀，取兴洛仓，在中原又兴起燎原之势。隋将王世充、宇文化及先后自江都来攻，与李密战于洛阳一带。王世充后来在洛阳自立，称郑王，与李密相持。李密在中原奋战多年，但迟迟未能打开局面。部下柴孝和建议李密先取关中作为基础，再东向以争天下，李密说：“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但昏主尚在，纵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 [ 注：《隋书》卷七十 李密传 ] 李密后期兵势屡败，遂率余众入关降唐。

　　杨玄感、李密二人均兴于中原，也败于中原。二人之兴与败皆与所据之地为中原有关。隋都关中，但隋炀帝亲率大兵远征高丽，中原空虚，故杨玄感起事于中原，易于造成影响，招附士众；但他所利用的只是一时的特定形势，天下虽然怨隋，但隋力量依然强大。因此，在造成一定的声势之后，获取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是当务之急。杨玄感有勇无谋，视李密下计为上策，尽锐攻隋经营已久的东都洛阳，经久不拔，使隋远在辽东的大军得以回撤，形势遂由有利转为不利；形势不利之后，再求入关中已不可得。李密在杨玄感起事时，能看清形势，但到他自己起事时，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处境。虽然他所凭藉的力量与杨玄感有所不同，有所顾虑；但这是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的。他与王世充相持于中原，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也消耗了隋的力量，使李渊得以入关，从容经营关陇，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再东出以争中原。

第四节 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

　　中原地理形势决定着中原的攻守形势。中原的不利之处在于其四战之地，最易受到来自周围地域的侵扰和挑战。不利既来自外围，经营中原时，亦当从其外围着手。我们可以洛阳城的攻取为角度，来看中原地区攻守的要点。

　　历史上，有不少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其中，以匈奴刘汉攻西晋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比较典型，其成功之处也颇有相通的地方。

　　西晋末年，刘渊在离石起兵反晋，建立刘汉政权，然后遣将四略。晋永嘉三年(309年)十月，刘渊遣刘聪、刘曜、王弥等率精骑五万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卒继之。汉军强攻月余，未能破城。刘渊遂改变战略，召刘聪还平阳，而以王弥侵掠兖、豫二州，收其兵谷，以图再举；使石勒攻略冀州，藉以扫荡洛阳外围，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

　　次年，刘聪继立汉主之位，十月，刘聪再遣刘粲、刘曜及王弥、石勒等将率众四万攻洛阳。攻城不利，遂又采取前次的战略，命刘粲出轘辕，掠梁、陈、汝、颍间；石勒出成皋关攻陈留太守于仓垣，后更攻陷宛、襄阳，横行江汉间；王弥侵掠襄城诸县。中原经此扰掠，洛阳饥困日甚。

　　时西晋军队的主力为东海王司马越所部。司马越见洛阳困弊，欲自保实力，乃率部出许昌而转项城。司马越后以忧疾而卒，所部为石勒所歼。

　　晋永嘉五年(311年)五月，刘聪再遣大将军呼延晏率军攻洛阳，并令刘曜、王弥、石勒俱引兵会之，围攻洛阳。六月，汉军攻破洛阳，俘晋怀帝。(见图4—4—1)

刘汉攻西晋洛阳之战示意图（图4－4－1）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比较成功。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均能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司马越所率西晋主力也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实已成孤城一座，既无力戍守，外援又绝，犹如瓜熟蒂落，其攻取易于反掌。

　　唐初，北方主要有三支势力：唐据关中，王世充所建立的郑政权据中原，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据河北。

　　唐武德三年(620年)，唐准备进取中原，攻洛阳。王世充闻之，也开始准备洛阳的防守，遣宗室诸王分镇洛阳外围各重要据点。他遣魏王王弘烈镇襄阳；荆王王行本镇虎牢；宋王王泰镇怀州；另以太子与其它诸王共守洛阳诸城，并选诸州镇骁勇者皆集洛阳，置四镇将军，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将战兵总三万人以备唐。

　　这年七月，李渊诏令李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李世民率军至新安，即部署对洛阳的围困。他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将军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断其饷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自率大军屯于北邙，连营以逼洛阳。郑军出战，均被击还，洛阳与外部的联系遂被切断。

　　这年九月，郑尉州刺史时德睿率所部杞、夏、陈、随、许、颖、尉七州降唐；十二月，许、亳等十一州皆请降唐；次年正月，梁州总管程嘉会以所部来降；二月，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洛阳形势更趋不利。唐军加紧了对洛阳的围困。

　　围困洛阳的行动耗时较长，唐军将士俱感疲弊，有思归之意，刘弘基等请求还师，唐廷亦有班师之议。李世民说：“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惟洛阳城孤，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 唐纪四 ] 决计围攻洛阳。

　　王世充被困洛阳，遂请援于窦建德。武德四年(621年)初，窦建德率大军西进援王世充。唐诸将皆请避其锋锐。郭孝恪建议“宜据武(虎)牢之险以拒之，伺机而动，破之必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薛收也建议“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率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 李世民遂分麾下精兵。使屈突通等将与齐王李元吉继续围攻洛阳，自率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趋武牢，以拒窦建德。这年四月，窦建德战败被擒，世充无计可施，遂降。(见图4—4—2)

唐击王世充、窦建德洛阳之战示意图（图4－4－2）

　　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后两阶段的布势，都可谓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前期围困洛阳城的同时，分兵扼洛阳外围诸险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求战不得，外援无望，所据州郡遂纷纷降唐，洛阳顿成孤城一座。后期有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建德军入洛阳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战败被擒，洛阳更是势孤。李世民攻洛阳之战，用兵布势，蔚然可观，为历代攻洛阳之战中不可多得的典范。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有共通的地方。其攻取的目标虽在洛阳，但其着手却自洛阳的外围起。

　　洛阳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重却在其外围。从对洛阳与其外围关系的认识中，已足可蠡清攻取洛阳的时机与地理要点。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上讲。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如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洛阳城本身所在的三川河谷西北陕城、潼关一带，这些地域的一些战略要点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四方之中的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

　　所谓从外围着手，有一种自外向内层层递进的意味。对于最外圈的经营，实已涉及对于中原大的局势的判断，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即为经略中原、攻取洛刚的时机。前面第三节中已作专门论述，大体以纷乱之际，先据中原外围四角山川险固之地，积累力量，待时势有利，再相机进取中原。

　　时机成熟，进取中原之时，要控制中原局势，其要点却又在于河南四境形势的控制。河南四境为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控制四境可以控制中原与其它地域的联系，即已大体控制中原局势。

　　中原局势大体控制，则洛阳自然落入掌握之中。但从万全计，对于洛阳城所在的三川河谷周围险要，仍当于以控制，以防困兽犹斗；此时，洛阳便如瓜熟蒂落，其攻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都是先从洛阳的外围着手。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也困弊洛阳，西晋主力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变成孤城一座；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期围困洛阳时，分兵扼洛阳外围三川河谷诸险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所据州郡遍及河南大部，因为失去与中枢的联系，纷纷降唐，洛阳遂成孤城一座，后期针对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其入洛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败则洛阳势孤，望断援绝，不战自降。这两场战例的成功都在于其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故虽以洛阳历代营建之都，而不必费力强攻，顿兵坚城之下。

第五节 中原地区东西之争与南北之争

　　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的现象。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这是中国地理的基本形势所决定的。

　　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同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一 东西之争

　　从地理上看，东、西之争主要是在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之间进行的，其争夺的关键是两级阶梯之间的边缘地带。

　　在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

　　在这一线上有一些重要隘口，为东西方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争夺的急所。沿太行山一线，有飞狐口、井陉关、天井关，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轘辕、广成、鲁阳等关，在洛阳附近还有黄河重要渡口孟津，扼东西方往来通道。

　　东、西关系问题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突出。春秋末期礼乐崩坏，兼并战争兴起。秦自陇西徙居关中，经过历次改革，发展成一个以耕战为本的强国。秦自商鞅变法之后，东进意图日益明显，当时秦国以关中、汉中、巴蜀为基础，东逼六国。合纵连横遂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内容。但所谓合纵，主要是东方诸侯因感西方强秦的威胁而试图进行一场纵贯南北的大联合，西拒强秦；连横则是作为合纵的对应物产生的。秦经过几代的努力，其东进已取得重大进展。到昭襄王时，秦已侵占南阳、三川及山西西南部，正处于积极东进的良好态势之中，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楚国有贤人与楚王谈当时天下形势，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战略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翮，方三千里。” [ 注：《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 ] 这可说是对于当时东、西对抗形势的一种很好的概括。秦灭六国，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所表现出的势能进一步发展，后世的东、西对抗也基本上不出这种态势。

　　秦亡后，楚汉相争，楚据彭城，汉据关中，双方在荥阳、成皋之间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困于荥阳、成皋间，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以拒楚。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郦食其的建议旨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他说到的几处关隘所扼守的一线，基本上就是前面说到的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澄清东西对峙的态势对于以后刘邦的战略决策很有帮助。如果说郦食其的建议在当时主要是维持一种守势的话，那么，韩信略定山西后东下太行、刘邦自武关南出宛叶以分楚军之势、促英布背楚归汉等重大举措都可谓以郦食其所描画的东、西对峙态势为基础的，是这种态势的延伸。

　　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其统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其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生大水，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 注：《汉书》卷十 成帝纪 ] 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大部分时候是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都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有说了。故秦汉的统一中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弥过。一有机会，这种隔阂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布反，汉廷大惊。故楚令尹薛公对刘邦分析说：“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 [ 注：《史记》卷九十一 鲸布列传 ]

　　英布起兵于淮南，薛公所说的上、中二策，实际上是以兼并东部平原地带而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的态势。英布乃骁勇之将，自韩信、彭越被诛后，汉军中已无堪与匹敌的将领。统兵打仗、冲锋陷阵，无人能敌，而长算远略则非其所长。因此，对于英布来说，或许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适些。采取中策，略取吴、楚，然后“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以决胜负于中原，是将再现原楚汉战争的局面。此时，东部形势比原项羽时有利，而刘邦所处形势则较从前不利。因此，单纯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英布采取中策，或许有一线的取胜希望。英布终因取下策而败。

　　英布并未采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却是对西汉时期东、西方形势的一种很具代表性的判断。后来“七国之乱”时，吴王麾下桓将军建议吴王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 [ 注：《史记》卷一百零六 吴王濞列传 ]

　　桓将军所言除了出于步兵与车骑二者利弊的战术性考虑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战略眼光。他所说的“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可谓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态势的形成。形成这种态势的关键却在于抢占成皋一带的山川之险，据有洛阳一带的粮仓和武库。吴王未从桓将军之议，而尽锐攻梁之睢阳(今河南商丘)，终为周亚夫所败。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进行过一场未遂的谋反。史载刘安日夜与属下研究天下形势，“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他问计于伍被，叙述其起兵的打算，并说到吴王的失误。他说：“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缓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通谷数行。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之兵，公以为如何?” [ 注：《汉书》卷四十五 伍被列传 ]

　　看来刘安是看到了吴王刘濞的失策的关键。“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是言汉廷平叛大军顺利通过成皋之口东出，迅速展开，足见成皋在当时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计划先“邀成皋之口”，然后“塞轘辕、伊阙之道”、“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控扼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以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之势。刘安以谋泄而败，其计划未及施行。

　　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董卓一面徙汉献帝于长安，一面遣兵戍守洛阳。时关东诸将屯河内、酸枣、南阳等地。曹操建议诸将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袁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讨逆，可立定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

　　当时董卓所率乃凉州精兵，而讨董卓诸将皆关东人，从人事组成上来看，这种对抗已带有东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据洛阳，虏掠财物俱运关中，隐然已有西归之意。董卓西迁，司空荀爽便说过：“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 双方都认识到了当时东西对峙的态势，曹操之议更是深知东、西对峙的形势和争夺的关键。但诸将不听，终至食尽兵散，汉末局势遂不可收拾。

　　十六国时，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山西、河南对抗。后赵大将石虎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从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主刘曜尽率国中精锐驰援蒲坂，击败石虎，然后挥兵南下，围攻后赵洛阳。后赵主石勒亲自率兵自襄国(今河北邢台)驰援洛阳。进军途中，石勒侦知刘曜仍在围困洛阳，大喜道：“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四 晋纪十六 ] 刘曜若能扼守成皋关，或阻洛水而守，拒敌于险要之外，石勒纵有千军万马也无可奈何，洛阳自可不战而下；成皋、洛水弃而不守，纵敌入险，实为刘曜的重大失策，这种失策铸就了刘曜的失败。

　　后来前秦、前燕在北方对峙时，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阳之战的形势与前、后赵洛阳之战有些类似。但王猛攻洛阳，先派军扼成皋之险，以断前燕援军入援之路，洛阳遂成瓮中之鳖，不战而下。

　　东西方对峙，大体上以太行山诸关隘、黄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带诸关隘为对抗的前沿地带，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于东西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当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看法。

　　从中国地理大势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据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故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二 南北之争

　　南北之争也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又一个突出的现象。东汉末年政治秩序的崩溃导致了统一帝国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经西晋短暂的统—，又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演成南北对峙之局。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对峙，并持续了近三百年。十二世纪起，随着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南下，金、蒙古(元)与由宋之间再度形成南北对峙之局。

　　南北对峙之际，双方的角逐本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若单考察在中原这片地域内的争夺，则不能不先考察这片地域的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有所摆动。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别山、桐柏山屏护长江上游，东部江淮之间，水道纵横，屏护长江下游；在黄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环绕着的山西高原，东部是河北平原。

　　在前面章节已经说到，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北方之人，长于骑兵野战，性习温凉，不耐暑热，利在秋冬时节；而南方之人，长于水战与守城战，利在春夏雨季。中原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特点使得南北双方各享一半的利弊。南方之人多趁雨季而北进，但若是越过了黄河而向北继续深入，便会面临很大的不利；北方之人多趁秋冬时节而南进，但若是越过了淮河而向南继续深入，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无论哪方主动用兵，其结果都只不过是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来回拉锯。

　　在漫长的南北对峙史上，南北交兵非常频繁。其中，以刘宋元嘉北伐和南宋端平年间收复三京之战最能反映出南北双方在中原的攻守形势。(详见东南部分)

　　实际上，以攻而言，南北双方还可说是平分秋色。南方攻河南，可以趁雨季利用泗水、汴水等淮河支流作为交通线，迅速北上。到彦之、王玄谟、陈庆之等人在最初的攻势作战中都是迅速地打到了黄河南岸；北方攻河南，则可利用冬季河冰坚合或河水潦缩的时机，发铁骑迅速南下。

　　但说到防守，则南方比北方被动。北方之人由于自己的特性，不宜于久处南方，北方的统治者也多能认清自己在南方作战的时间上的利弊，而能于不利的季节主动北撤，等到有利于发挥自己骑兵优势的时节，再大举南下；再说，北方铁骑本来就宜于远程奔袭，能给北方势力造成困难的只是时间季节，而不是空间距离。所以，北方极少在河南作硬性的防守，守河南从未成为北方的负担。对于南方则不然，守城战虽是南方之所长，但南方守河南势必沿千里黄河全线置守，兵力难免单薄，与南方策源地之间的交通线也是迂回而漫长。因此，对于南方来说，攻河南不难，而守河南难。对于北方来说，只要撇开守河南的包袱，便能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中原地区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也是北方比南方有利。自河南图黄河以北，比较困难。黄河以北，战略枢纽在山西。山西地势高峻，仰攻不易。倒是黄河以北足以制黄河以南。北魏开始立都平城(今大同)，据山西之险，俯瞰三面，威制北方，所以面对刘宋在河南的军事行动崔浩能有“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的自信。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反为山西所制。尔朱荣和高欢先后据山西控制北魏朝政。至于五代时期，后唐代后梁、后晋代后唐、后汉代后晋，都足以山西制河南。即使是像金这样本身是起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迁都河南之后，也是被蒙古这样后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制。

　　自河南图南方则比较容易。取山东足以制泗水上游，攻南阳足以制汉水上游，争汝南足以制淮河上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终结即是循着这条逻辑。在南朝刘宋时期，北魏即已夺占山东；南齐时期，则一再争南方南阳、义阳(今信阳)等淮汉上游之地；到梁末，南方东失淮南之地，西失襄汉上游，南方遂再无问鼎中原的机会，而只能恃长江作被动的防守。

　　不过，南方在中原地区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在中原地区，南北形势虽是南不如北，但东西形势却是西足以制东。河南地形的特点是东部为平原，西部为山地。东部平原地带利于北方骑兵而不利于南方步兵，但在西部山地地带却是有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骑兵。西部山地地区又可分为南北两部，都具有枢纽性地位，北部三川河谷在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南部南阳盆地则在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

　　这样，由南阳盆地北出遂成为南方进图中原的一个机会。位于南阳盆地南端的襄阳本是南方恃以屏护江汉上游的一大重镇。自襄阳北上，循淅川等汉水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进入伊洛河谷，而后，或东取洛阳，或西攻关中，都可扬长避短而有所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的几次比较成功的北伐都是利用这一地理形势。桓温北伐，由襄阳北上，出伊川，败姚襄，执周成，收复洛阳；刘裕北伐后秦，攻洛阳之战，也曾派兵从襄阳经南阳盆地北上，攻洛阳的南翼；刘宋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东路军溃败，西路军却取得很大进展，柳元景、薛安都等将连克弘农、陕城、潼关，并取得关中豪杰和百姓的响应与支持。

　　在南北之争中，南方争河南若只是想以黄河作为南北之间的分界线，则终难改其劣势地位。南方可以取河南作为进一步经营天下的凭资。明初朱元璋北伐可以作为南方经营河南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详见东南部分)毕竟中原四战之地，不利于防守，却利于作为进取的凭资。

第一节 统一与分裂：政治与地理

　　治则合，乱则分。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

　　历史治乱分合的演变有其自身的逻辑，地理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统—首先必须以社会政治方面的凝聚力、向心力为基础，其次才是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分裂也首先是社会政治方面出现离心力，然后地理上的离心力才显现出来。

　　若单从地理因素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局部的独立性并存，既存在有利于统一的因素，也存在着离心的因素。 [ 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 导论 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

　　中国现有版图所包括的这片地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这片地域的东、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险峻的山脉，北面是大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自成一统。秦和西汉相继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帝国，并为确保帝国的安全而进行了积极的拓边，帝国的疆域基本上达于这片地域的天然极限。统一的观念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而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天下纷乱之际，逐鹿的群雄也大多怀着重新统一天下的抱负。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统一的大局基本上得以维系，这种跟中国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泛深入人心的统一的观念乃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另一方面，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必须对上述各方面进行一种深度的整合，否则，上述诸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的条件下便可能表现为潜在的离心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诱发出来。

　　在中国版图内的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如长江和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在东、西部之间就是一种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南、北方之间却是一种天然的限隔。像太行山、秦岭、大别山等大的山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的确就是一种天然的限隔；但这些山脉的断层地带或河流穿切而形成的河谷低地却又提供了可供穿行的交通孔道。

　　至于地理因素究竟是发挥出促进联系的积极作用，还是发挥出离心的消极作用，则视当时社会、政治的整合程度和中央政权经营措置上的得当与否而定。

　　当一个王朝强盛的时候，它的统治者往往能够以一种王者包容天下的宽广胸怀，推行比较积极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和文化政策，而且，所推行的政策也往往能收到比较积极的效果，从而将中国地理中有利于统一的积极因素发挥出来，将潜在的离心力降至最低，使其并不发挥实际的消极作用，统一的局面因此得以维系。

　　而王朝衰弱，往往积弊太深。它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积累下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在积弊中酝酿着广泛的矛盾，在积弊中滋长着各方面的离心力。随着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离心力的滋长，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出来。这种离心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破坏统一，形成分裂的局面。

　　在治与乱的更迭、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过程中，地理因素是在社会、政治等其它更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发挥出来的。

第二节 统一与分裂：问题的转换

　　治乱更替，统一和分裂也随着交替变迁。王朝衰弱，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通常普遍而且广泛；当其积弊难返之时，矛盾和问题往往就集中在某几个主要的尖锐的问题上。这时候，稍有契机，矛盾便迅速地激化，而形成燎原之势。这种契机在历史上通常表现为周期性出现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穷兵黩武不能自拔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等。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统治秩序便随之迅速崩溃，统一的局面也迅速解体，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在旧的统治秩序和统一局面解体之后，历史常常藉分裂和动荡而酝酿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比较长时期的分裂。三次长时期的分裂是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及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时期。在这三次长时期的分裂之后，分别完成了三次大一统的局面。这三次大一统分别为秦汉、隋唐、元明清。在每次大一统期间，又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从秦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换代的过程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每一次大分裂之后的统一都比以前的统—更深刻、更广泛，社会的整合程度也更高。

　　旧的统治秩序解体通常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离心力滋长，统一的中央集权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独立性突出出来，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山来，从而使天下呈现出分裂的局面。

　　要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建新的统一局面，就必须先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才有可能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结束分裂，重建统一。只要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政治上的离心力并未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就会继续存在，统一局面的重建便很困难。

　　历史上，那些率先起来反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的人往往不能够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新统一天下。

　　秦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秦的是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遂有风起云涌的响应，四方豪杰起而亡秦。秦亡之后，更广泛范围内的争夺才刚刚开始。王莽统治暴虐，天下怨之久矣，率先起来反王莽的是绿林、赤眉起义，四方豪杰继之而起。王莽灭亡，更广泛范围内的争夺又才刚刚开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向汉王朝的腐朽统治发起挑战，黄巾起义未能覆灭东汉王朝。黄巾刚平，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才刚刚开始。西晋以“八王之乱”而衰，率先起来反晋的是匈奴刘渊，刘渊所建立的刘汉政权消灭了西晋。西晋灭亡，五胡十六国的序幕才刚刚拉开。隋末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隋的是王薄等农民起义和杨玄感起兵，各地豪杰也纷纷起而反隋。隋朝灭亡，群雄逐鹿的局面才刚刚开始。唐后期社会矛盾积累深重，黄巢起义向唐的统治发起挑战，这次起义未能灭掉唐朝，还加剧了“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唐不亡于起义，而亡于尾大不掉的藩镇。元统治暴虐，率先起来反元的是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大起义。红巾大起义确曾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但灭掉元朝并统一天下的却是从起义军中蜕变出来的朱元璋。明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起来反抗明的腐朽统治，明朝亡于李自成起义——但统一天下的不是李自成，而是自关外进来的满清。

　　治乱交替之际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现象，是因为旧的统治秩序的解体通常是矛盾激化的产物，而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则必须以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为前提。整合各种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却通常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旧的统治秩序、旧的统一局面解体，到新的统治秩序、新的统一局面建立这一段时间内，天下的纷乱和争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激化，后一阶段矛盾趋向于消弭。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问题的重心是绝然不同的。

　　旧王朝最终灭亡之前，它往往是各种矛盾汇聚的焦点，这时，它还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维系各种离心力的工具，也就是说，此时的离心力主要是针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而呈现的，这时候，斗争虽然尖锐，但形式和范围倒还简单，矛头所指也比较集中。首先起事者为了推翻旧王朝的统治秩序，必须凭借、利用普遍存在的矛盾，甚至采取一定的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来扩大其影响，获得广泛的支持。

　　一旦旧的王朝最终灭亡，矛盾失去一个可以汇集的焦点，依旧存在的矛盾遂离散为比较广泛范围内的矛盾，离心力也显现为一种普遍的离心力。这样，在旧的王朝灭亡之后，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新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已变为：在旧的统治秩序完全破坏之后，再凭什么资源来重新整合天下，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以便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这才是第二阶段问题的症结。

　　广泛的矛盾是首先起事反对旧秩序者们的凭资，却不是重建新秩序和新统一局面的凭资。在第一阶段的斗争中，为了达到推翻旧的统治秩序的目的，可以也应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但是到了第二阶段，这种做法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因为这与第二阶段重新整合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在第二阶段，需要的是消弭矛盾进而整合各种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天下纷乱之际，形势错综复杂。在纷乱的旋涡中，有多少人能够认清形势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运动的方向?有时，即使个人有这种清醒的认识，但要纠正实际上是由历史所酝酿出的力量在推动着的整个运动的方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晋时，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刘渊本欲效法汉高祖，灭司马氏政权后一统天下，所以他很注意处理胡汉关系。他建立政权都是打着汉家的旗号。刘渊遣大将刘景率军攻洛阳，刘景驱杀汉族百姓三万余人沉于黄河，刘渊闻讯大怒，曰：“景何面目见朕!且天道岂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晋纪九 ] 显示出他的确有一种包容天下的胸怀，很想化解胡、汉矛盾，而不是激化胡汉矛盾。然而，数百年积累下的矛盾，又岂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在他的末年，他也不得不妥协于现实，设立单于台，实行胡汉分治。让历史积淀下的矛盾在历史中去化解。

　　历史的运动错综复杂，它要求运动的参与者要有多方面的素质。最关键的是要有一种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以天下的黎民百姓、苍生疾苦为念，在旧的秩序被破坏之后，以重新澄清天下、安定天下、重建统一为己任，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念，称王称霸，贪欲恣肆，嗜于杀戮。

　　可通常的情况却是，旧的社会秩序一经解体，社会中潜藏的各种能量都被释放出来，参加运动的人素质参差不齐。有多少人能够抱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呢?如凭借绿林起义而崛起的更始诸将，在他们建立政权之后，天下尚未平定、百姓疮痍未复，便耽于个人享乐，贪欲恣肆，全不以苍生疾苦为念。如果连这点基本的情怀都没有，那就更谈不上会有兼济天下、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了。

　　推翻旧的统治秩序，需要凭借一定的政治资源，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同样需要凭借一定的政治资源，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缓和、消弭矛盾，消除各种离心力，重新整合天下。做到这两者都需要雄才大略。

　　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同，可以凭借的政治资源可能不同。我们以秦汉之际的分合变化为例，来看从旧的统一局面的解体到新的统一局面重建这段时间内社会问题重心的变化。

　　当历史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纷争之后，统一确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种趋势也可能走一些曲折。

　　秦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这个统一的帝国却是跟它的暴虐统治、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等联系在一起的。尽管秦始皇采取了许多巩固统一的措施，但天下之人欲反秦、裂秦者仍不在少数。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陨石坠于东方，有人就在那陨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 [ 注：《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秦始皇三十六年 ] 足见反秦、亡秦、裂秦的暗火已在地下燃烧。这些人中既有像张良、项梁那样的前六国贵族残余势力，也有像陈胜、吴广那样对秦暴虐统治不满的下层民众。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能有风起云涌的响应，即是当时广泛矛盾的显现。陈胜、吴广遂利用了这种潜在的力量，迅速扩大其影响。

　　陈胜占据了陈之后，打算自己称王。张耳、陈馀曾劝其不要急于称王，而应利用六国后裔渴望报仇、复国的愿望，派人复立六国之后，以便增强反秦阵营的力量。张耳、陈馀对陈胜说：“秦为无道，灭人社稷，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勿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则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懈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二世元年 ] 陈胜不听，依旧率先称王。但他并未能够阻止别人自立为王的趋势。他遣武臣略地河北，武臣羽翼已丰后，便脱离陈胜自称赵王；武臣再遣韩广略地，韩广羽翼丰满后，又脱离武臣自立为燕王。

　　陈胜败亡后，在江东起兵的项梁脱颖而出。范增怀着同样的认识建议项梁说：“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 秦纪三 二世二年 ] 项梁遂为楚国拥立怀王，又采张良之议扶立韩王，后又立魏豹为魏王。这样，项梁所拥立的楚国成了反秦的中坚，在陈胜败亡之后，掀起了反秦斗争的又一个高潮。

　　对秦的仇恨乃是东方诸侯反秦的一大动力，张耳、陈馀、范增等人建议的策略都是旨在推动当时矛盾的普遍激化，扩大反秦阵营，从而达到迅速灭亡秦朝的目的。

　　秦亡之后，东方人与秦人之间的矛盾、东方人对秦人的仇怨却并未马上消失。这种仇怨影响了秦亡之后的天下形势。项羽在新安坑杀秦降卒二十万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这种仇怨的产物。那些在秦强盛时受尽秦人欺凌的东方人现在终于可以反过来报复秦人了。项羽入关后，诛秦王子婴、火烧阿房宫，拍手称快的绝非项羽一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连同它暴虐的统治一起被埋葬了。反秦之时，天下之人亡秦、裂秦的呼声构成反秦的主要动力，主导人心者实际上是一种分裂的趋势。可是，当秦亡之后，要重新统一天下，又凭什么来整合天下?这是秦亡之后产生的新的问题的症结。

　　秦亡之后的天下局面以项羽主持下的分封诸侯而收场。项羽凭在反秦战争中的功绩而被尊为诸侯霸主。项羽行分封制在后来受到不少指责，被认为是开历史的倒车；他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也受到后世的不少批评。

　　实际上，项羽行分封制在当时恐怕是不得不行之的一条办法。他分封的原则，有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意图，如徙刘邦王汉中、将战国时的东西二强齐国和秦国都分割为三部分等等；另外，还力图以在反秦战争中的功劳大小为原则。尽管如此，他在当时就遭到韩信、田荣、陈馀等人的不满。韩信说项羽“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田荣、陈馀等人更是以未获封王而首先举兵反项羽。这些人反项羽的直接原因是自己未获分封。

　　至于项羽不都关中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项羽所率领的军队是反秦战争中的主力。战争往往会使仇恨加剧，使矛盾更加尖锐。项羽在新安坑杀秦卒更是加剧而不是消弭了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所以，即令项羽立都关中，关中也不会是他的天府之国，而只会是他的肘腋之患。

　　以这层认识为背景，我们才好理解刘邦入关后与秦人约法三章的积极意义。刘邦入关后，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这三条约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战乱之后的社会秩序，保境安民，更重要的是防止东方人与秦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因为，以当时形势，最有可能出现的恰好是那些怀着复仇心理入关后的东方人趁机烧杀掳掠，报复秦人。刘邦此举深得秦人之心，为他以后还定三秦打下了基础。

　　在暴秦已经灭亡之后，当项羽还在加剧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时，刘邦却已在注意化解秦人与东方人之间的矛盾了。

　　刘邦在后来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还有几处大手笔，都可谓切中当时问题的症结。首先是他还定三秦的时机。刘邦被徙封汉中时，萧何建议他接受这一现实，然后，“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以当时形势，刘邦势单力薄，兵逃将亡，一般人都会觉得首先应该蓄精养锐，整军经武，积累力量，然后再出争天下。但是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后，并没有像萧何当初所建议的那样，而是迅速出兵还定三秦。仅凭这一点，刘邦就收到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是时机上的好处。所谓人心动则难静，静则难动。设使项羽咸阳罢兵之后，天下能有数年之安，则数年之后，诸侯各安其地，百姓各安其业，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将成定局。再过几年，冒顿统一下的匈奴南下，有资格率中原诸侯反击冒顿的惟有项羽。那时，不管项羽个人是否有意，都会产生进一步整合中原社会的需要；何况“攘夷”历来就是中原霸业的一面有力旗帜。项羽若只做诸侯霸主，凭他在反秦战争中的功绩就够了，若要进一步整合天下，则须凭借新的政治资本，而领导中原诸侯反击匈奴正好提供了这种政治资本，藉以进一步整合天下。若是如此，则天下之势必将重归项羽，那时刘邦再出争天下，形势就很不利了；即令能争，以当时岳峙之群雄十数辈，逐一扫平，事亦难矣。其次起到了以患了打回东方去的动力。这就是韩信所说的“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元年 ]

　　刘邦的大手笔之二是在洛阳为义帝发丧。刘邦东出到洛阳后，有三老董公建议刘邦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师出无名，事故无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于是，刘邦为义帝发丧，并发使遍告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高帝二年 ]

　　义帝即项梁拥立的怀王，本是复立的楚国之后，在秦亡后被尊为义帝，已可算是当时名义上的、比较松散意义上的天下诸侯的“共主”。项羽本可以挟此“共主”作为招牌以号令天下，但他连这块招牌也扔掉了。刘邦捡起了这块招牌。尽管义帝已死，他已不能利用一个活着的“共主”来’号令天下，却借这个死掉的“共主”而为天下人树起了一个“共敌”。为义帝发丧旨在为自己“正名”，同时树项羽为天下人之“共敌”，“明其为贼”，再借此“共敌”以抟聚人心，重新整合天下。

　　若非如此，刘邦凭什么名义东出?他还定三秦，项羽及其他诸侯还可接受张良的解释，相信他只是想取得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也要出关，“东向以争天下”，那么不光是项羽会视他为敌，其他诸侯王也会视他为一大威胁，那样的话，形势就会复杂得多，他统一天下的阻力也会大得多。而为义帝发丧这一策略则把自己统一天下的行动变成了一个其他诸侯王可以接受的、为天下人除残去暴的义举。

　　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项羽就由天下诸侯尊奉的霸主变成了天下人的“共敌”，刘邦却因此而联合起诸侯联军共五十六万人，把原本复杂的形势、矛盾和问题都变得简单化了。

　　后来，楚汉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刘邦与郦食其谋挠楚权，郦食其建议刘邦派人复立六国之后，为楚国增加敌人。张良听说这事后，大叫“陛下事去矣!”，连论此议之八不可。乍看之下，郦食其的建议很像当初张耳、陈馀对陈胜的建议。实际上，二者所面临的形势和最终的目的都是完全不同的。

　　陈胜起兵，志在灭秦。陈胜初起时，秦国还很强大，派人复立六国之后，可以利用前六国对秦的仇恨和复国的愿望，迅速扩大反秦的队伍，从而达到灭秦的目的；而此时，刘邦已经联合了大部分的诸侯，造成了重新整合天下的有利形势，此时复立六国之后只会造成潜在的分裂势力，这跟重新统一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刘邦还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到了项羽阵营的内部，先是策反英布，后又反间钟离昧、亚父，项羽更加孤立。

　　后来，郦食其又建议：“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高帝三年 ]

　　这却是一个建立在地理大势基础上的恰当的战略策划。在基本上以善和恶为标准把自己跟项羽在天下人面前区分开来之后，再造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确实可以起到使“天下知所归”的效果。后来刘邦又布项羽十大罪，更强化了项羽作为天下“共敌”的形象。通过树项羽这一“共敌”而使天下之视线聚于一，灭一项羽而天下顿成席卷之势。

　　秦与西汉交替之际的纷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反秦战争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灭秦是主要目的，矛盾趋向于激化，所以，张耳、陈馀对陈胜的建议、范增对项梁的建议是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都是旨在推动矛盾的激化，扩大反秦的队伍，从而达到灭秦的目的。楚汉战争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重新统一天下是目的，为这一目的，应该缓和、消弭各种矛盾，消除各种离心力，所以，郦食其复立六国之后的建议与当时形势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而为义帝发丧、布项羽十大罪等策略则把本应非常复杂、分散的矛盾加以简化，使问题变得简单，从而加快了重新整合天下、统一天下的进程。

第三节 分裂的类型

　　王夫之曾论及王朝衰亡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土崩，一种是瓦解。他说：“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势以异。瓦解者，无以施其补葺，而坐视其尽；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蜂起，不数年而社稷夷、宗枝斩，亡不以渐，盖瓦解也。栋本不固，榱本不安，东西南北分裂以坠，俄顷分溃而更无余瓦，天下视其亡而无有为之救者；盖当其瓦合之时，已无有相浃而相维之势矣。隋、元亦犹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于秦；汉之屡危，而后受篡于魏；唐之京师三陷，天子四出，而后见夺于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闽、四广，而后终沉于海。此则土崩也。或支庶犹起于遐方，或孤臣犹守其邱陇，城陷而野有可避之宁宇，社移而下有逃禄之遗忠；盖所以立固结之基者虽极深厚，而啮蚀亦历日月而深，无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数百年而继以瓦解，瓦解已尽而天下始宁。” [ 注：《读通鉴论》卷三 武帝之八 ]

　　王夫之描述了两种王朝衰亡形式所表现出的特征。大体说来，瓦解意味着全面的混乱和无序，持续的时间通常比较短，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通常也比较快；土崩则意味着在整体的秩序崩溃之后尚有局部的秩序保存，其衰亡往往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也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秦、新、隋和元的灭亡便属于瓦解，东汉、西晋、唐和宋的衰亡则属于土崩。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下面，我试着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提供一种解释。

　　一般说来，那种专制程度比较高的朝代在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瓦解的局面。这种朝代高度专制的统治往往制造了一个权力结构单一的社会，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缺少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其暴虐的统治遂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造成了最直接的矛盾。徐乐在上汉武帝书中说：“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 [ 注：《资治通鉴)卷十八 汉纪十 ] 说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最高层与最下层之间最直接的矛盾。因为缺少与皇权分享利益的社会阶层，也就缺少可以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中间力量，一旦它的统治因某种原因而削弱，稍有导火线，即可导致矛盾的普遍爆发，结果其皇权遭到的是普遍的反对。所以，它在整体的秩序解体之后，连局部的秩序也没法维持，因而出现王夫之称之为瓦解的那种普遍的动荡和混乱。

　　秦、新、隋和元在这方面比较典型。这些朝代大多统治暴虐，高度专制，横征暴敛，轻用民力。这样的王朝在皇权削弱后，逐鹿的群雄往往大大小小数以十计。但在经历了时间并不长的一段动荡和混乱后，大多灰飞烟灭，天下重归一统。

　　而那种专制程度不高、或是其专制因某种原因受到削弱的王朝，在其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土崩的局面。这种朝代的统治秩序中存在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削弱皇权的力量，也是维系皇权的力量。在皇权受到挑战时，这种中间势力可以起到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作用。这样的朝代，即令整体的秩序解体了，但那些中间势力尚可维持或建立局部的秩序。这种势力作为政治上的离心力，若与地理上的离心力结合起来，往往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

　　东汉、西晋和唐的衰亡就属于这种情况。东汉的皇权本已受到宦官和外戚的削弱，在经历黄巾大起义的冲击之后，权移州牧、刺史。后来割据四方的军阀大多便是这些州牧、刺史。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最终演变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晋惩曹魏之亡而重用宗室，重行分封制。“八王之乱”中，导致西晋衰乱的是这些宗室藩王，“永嘉之乱”中，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的也是这些藩王，重建司马氏社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的司马睿也是藩王出身。在西晋的统一“土崩”之后，出现的是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

　　唐经“安史之乱”后，权移藩镇，渐渐演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导致唐室衰弱的是这些藩镇，最终取唐而代之的是藩镇；但在唐最终灭亡之前，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使唐的统治在“安史之乱”后衰而不亡又得以维系了百余年的也是这些藩镇。唐亡之后，五代十国的建立者们实际上也是这种势力的演变。

　　作为王朝衰亡的两种形式，瓦解是全面的混乱和无序，无迹可寻；而土崩尚存局部的秩序，有迹可寻。

　　政治上的离心力与地理上的离心力通常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政治上的离心力与地理上的离心力结合在一起，遂使土崩型的局面易于趋向分裂的局面。从地理的角度考察，分裂的局面又表现出以下几种类型：有南北对峙或东西对抗(二分型)、有三足鼎立(三分型)、有四分五裂(四分型乃至更广泛的分裂)。

一 南北对峙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有密切的关系。淮河至秦岭一线为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南、北方的主要区域。南、北方内部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南北之间跨度很大，南北气候、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乃至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也较大。这是南北对峙的地理基础。

　　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除了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一度出现的短暂对峙为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外，其它的南北对峙均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西晋衰亡后的十六国北朝与东晋南朝之间的对峙和北宋衰亡后的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的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骑射为业，男子都是天生的战士，长于骑兵野战，这使他们在军事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但他们久居北方，性习温凉，而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宜于秋冬时节。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以秩序和纪律见长，经过严格训练；其作战讲究部伍阵法，长于水战和守城战，多能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故其对北方的作战宜于春夏时节。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南北之间、黄淮一带地形和气候上的特点，又使得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半参。这一带既有旷阔的平原，又有纵横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季节变化明显。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这种天时和地利上的特点，也使得南北双方在黄淮一带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南北军事对抗一般以黄淮平原为主战场，而以淮河至秦岭一线为对抗线，这条对抗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有一定幅度的摆动。

　　淮河以南，有较长的雨季，江河水道纵横，形成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也削弱了北方铁骑的冲力。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但是在淮河以北，情况就不一样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相对较短，气候干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冻现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挡北方的铁骑。南方势力若是越过淮河向北深入，则会面临补给线过长的困难。这样，作为中国地理上南北分界线的淮河不期而然间也成了南北对抗的一个分界线。

　　北方游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权的衰弱，凭借军事上的优势，透入中原，控制北方地区；而南方汉人政权在失去对北方的控制之后，多能凭借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整合南方社会，并发挥南方汉人社会的特长，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从而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二 东西之争

　　二分型的大型对抗除了南北对峙外，还有东西之争。东西之争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典型。秦的兼并及统一战争、楚汉战争、西汉时东方诸侯对西汉中央政权的挑战、东汉末关东州郡讨董卓之战，都是一种东西之争的态势。不过，东西之争作为一种二分型的分裂，通常只是一种临时状态，既不持久，也不稳定。

　　东西之争一般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之间进行，而以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为对抗前沿：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

　　在这一线山脉上有一些山地隘口，为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孔道。在燕山山脉有居庸关，沿太行山一线，自北向南，依次有飞狐口、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天井关等关隘，在嵩山山脉周围又有成皋、太谷、轘辕、广成、鲁阳等关隘，扼守东、西方往来通道；在洛阳附近还有孟津，为黄河重要渡口。因此，上述一线为双方争夺的急所，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在东西对抗线的中轴线上。

　　从中国地势的大体形势上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控制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控制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故历史上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三 三足鼎立

　　三足鼎立，一般人自然都会想到魏、蜀、吴三国鼎立。实际上，这只是三足鼎立的一种类型，但不是最典型的一种类型。

　　魏、蜀、吴三足鼎立是整个北方与四川、东南这三地之间的鼎立。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实际上是南方的蜀、吴二国结成联盟，合力对抗北方的曹魏；若真是这三地构成单纯的三足鼎立，那么，这种鼎立是不均衡的，北方在实力和地利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魏晋南北朝时期，(统一北方时的)后赵、成汉与东晋三者之间的鼎立也是这种类型，也是整个北方与四川、东南三地之间的鼎立。

　　在中国地理格局中，最典型的三足鼎立应是关中、河北与江南这三者之间的鼎立，也是最经常出现的三足鼎立。

　　若以秦岭至淮河一线划分南北，那么，北方在地利和实力上占有优势。南方的政权只有在北方分裂的情况下才能长期保存。北方的分裂和对峙要能稳定并持续长久，则北方的分裂和对峙又必须是势均力敌的。北方经常出现的分裂和对峙是关中与河北之间的对峙。这种对峙大体上是势均力敌的。关中地利上较优，而河北实力稍胜。综合起来看，关中、河北与江南这三者之间基本上构成一种大体的均衡。

　　关中、河北与江南这三者之间的鼎立也是历史上出现得最多的三足鼎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过六次三足鼎立，除去上面说到的那两次是北方、四川与东南三者之间的鼎立外，其它四次都是关中、河北与江南之间的鼎立。他们是：前秦、前燕与东晋，后秦、后燕与东晋，东、西魏与梁，北周、北齐与陈。

四 四分五裂

　　天下四分是三足鼎立的延伸。在关中、河北与江南三地鼎足而立的基础上，若是四川出现了单独的割据政权，便成了天下四分。这也正是中国地理上棋盘型格局中的四角之间的分峙：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

　　如十六国东晋初期，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东晋据东南，成汉据四川。又如南北朝时期，北朝因尔朱氏之乱而分裂成东、西魏，南朝也因萧绎、萧纪内讧而分裂，遂出现西魏据关中、东魏据河北、萧绎据东南、萧纪据四川的局面。

　　不过，这种天下四分的局面一般并不稳定，维持时间也不长。十六国时期的四分很快就因后赵兼并前赵、东晋消灭成汉而演变成南北对峙，南北朝时期的四分也因西魏趁利南进兼并萧纪而演变成三足鼎立。

　　在三足鼎立或天下四分的基础上，若是周边外围地区也建立起了其它割据政权，那就变成了五分乃至更广泛的分裂。通常陇西地区、河西走廊和辽西地区容易脱离中原而建立起割据政权，如后赵、成汉与东晋三足鼎立时，河西存在前凉政权，辽东的鲜卑慕容部就脱离东晋建立起了前燕政权。

　　战国时，七雄并列，这也是一种比较广泛的分裂。战国七雄从春秋时期众多的诸侯国中脱颖而出，并立时间也较长久，这是有其地理上的基础的。战国七雄中，秦据关中“百二之地”，齐据山东“十二之地”，楚据方城、汉水，并有着辽阔的疆域，燕据河北北部，南阻易水。四雄分峙东、西、南、北四方，背靠边角，有着稳固的后方，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韩、赵、魏三晋诸侯国处于中央，分隔四雄，他们的强大来自他们之间的团结，合则强，分则弱。等到秦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东方六国感到其威胁，这才出现合纵。不过，这已经是一种东西对抗的态势了。

第四节 统一的轨迹

　　历史由治趋乱、由合趋分有其自身的逻辑；同样，由乱趋治、由分趋合也有其自身的逻辑。若从地理的角度看，地理形势在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过程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由乱趋治、由分趋合的过程实际上是由分裂到重建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地理上依稀呈现出这样的轨迹：在普遍的动荡和混乱中往往先澄淀出局部的秩序，再经由这些局部的秩序而趋向全面秩序的建立和统一局面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长时期的分裂基本上都是土崩型局面的结果。在三次大一统期间，又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从秦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换代的过程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在这短暂的震荡中呈现出的基本上是一种瓦解的局面，即社会秩序的全面解体。

　　分裂与统一交替变迁。分裂的类型不同，统一的类型也随之而有所不同。

一 土崩型局面的统一轨迹

　　在土崩型的分裂中，比较复杂的分裂局面往往先趋向比较简单的分裂格局。

　　三足鼎立是土崩型分裂中经常出现的局面。上面说到，关中、河北与江南三者之间的鼎立，是最经常出现的三足鼎立，这种三足鼎立通常是结束四分五裂乃至更广泛的分裂局面的结果。关中的政权强盛时，往往能控制陇西、河西；河北的势力则往往控制华北大平原，并常常延伸至辽西；四川则通常并于东南。

　　每一次三足鼎立的局面最终都演变成了南北对峙。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过六次三足鼎立的局面，六次三足鼎立最终都归结于南北对峙。魏、蜀、吴三足鼎立最终以曹魏灭蜀、西晋代曹魏而演变成了西晋与孙吴之间的南北对峙。十六国时期后赵、成汉与东晋的三足鼎立以东晋灭成汉而演变成南北对峙。前秦、前燕与东晋的三足鼎立也以前秦灭前燕统一北方而演变成南北对峙。后秦、后燕与东晋的三足鼎立则因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刘宋取代东晋而演变成了北魏与刘宋之间的南北对峙，并一直持续到北魏分裂的前夕。东、西魏与梁，北周、北齐与陈这两次三足鼎立，在经历了各自内部的演变之后最终以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隋代北周而演变成了隋与陈之间的南北对峙。北宋、夏、辽并存，就其政治、军事上的关系而言，也算是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当时在西南还有大理政权，但由于地理的原因，它与中原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利害关系远无上述三国紧密。三国鼎立的时间比较长，最终也因蒙古入主中原统一北方而演变成了蒙古与南宋之间的南北对峙。

　　二分型的对抗乃是新的统一完成前夕最基本的格局，即东西对抗或南北对峙。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秦汉、隋唐和元明清——都是结束长期的分裂而完成的。在每次大一统完成的前夕基本上都是一种二分型对抗的格局。

　　秦以兼并六国而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分裂，在秦统一天下的前夕，基本上是一种东西对抗的态势。在秦汉与隋唐之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以隋与陈的对峙而走到尽头。在隋唐与元明清之间，经历了五代十国和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分裂又以南宋与蒙古(元)的对峙而走到尽头。

　　在东西对抗和南北对峙这样的大型对抗中，论地理上的优势，是东不如西，南不如北。在秦统一的前夕，秦居西方，占有地势上的优势，秦以此而兼并东方六国。每次南北对峙则都是以北方兼并南方而统一天下。西晋与孙吴的对峙以北方的西晋消灭南方的孙吴而归于统一。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以北方的隋消灭南方的陈而归于统一。蒙古(元)与南宋的对峙以元灭南宋而归于统一。

　　上述几次北方兼并南方的统一战争在布势上又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东西齐举，上、下游并进；但局面的打开则都是从上游着手的。西晋灭吴，以王濬下益州，杜预等下荆襄；隋灭陈，以杨素下益州，杨俊等下汉水；蒙古则以攻克襄阳而取得上游之势。这是由南北对峙的基本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南方赖以对抗北方的依托和联络内部的交通线主要是长江，长江上下游之势在战略上表现出的利弊非常鲜明，北方夺上游之势即足以控制长江形势，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二 瓦解型局面的统一轨迹

　　至于瓦解型的局面，虽因形势的复杂而难寻其迹，却也看得出地理条件在重建统一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中国棋盘型地理格局中，几大战略要地都有其独特的山河形势、经济条件和社会基础。一种政治势力若能植根于这些因素之中，以之为基础，往往能建立起局部的秩序，进而形成力量中心。像关中、河北、东南、四川这样的地区就因其优越的地理形势而容易首先建立起局部的秩序，进而形成力量中心。这种力量中心对周围地区辐射出一定的控制力。陇西、河西地区大都因其割据政权被关中的政权所灭而纳入关中的控制范围，如十六国时期的前凉被前秦所灭，后凉被后秦所灭，南凉亡于西秦，而西秦则被赫连夏所灭，唐初陇西的西秦政权和河西的凉政权也都被唐所灭。河北的政权则往往能控制整个华北平原，有时还延伸至辽西。东南政权则通常能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则通常跟汉中连成一体。

　　在天下纷乱之初的混乱局面中，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往往能建立起局部的秩序，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秦亡之后，群雄逐鹿，刘邦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王莽败亡之后，逐鹿的群雄数以十计，刘秀以河北为基础统一天下；隋亡之后，逐鹿的群雄也是数以十计，李渊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元亡之后，逐鹿的群雄又是数以十计，朱元璋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

　　上述几代重建统一的进程，虽都以四角之地为基础，但还有所区别。秦、西汉和隋、唐都是既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作为统治天下的基础。东汉虽以河北为墓础统一天下，但统一完成之后政治重心却不在河北，而在河南；明朝虽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但明的政治重心不久即移至河北。他们统一天下的基础与统治天下的基础并不是重合的；而秦、西汉和隋、唐朝统一天下和统治天下的基础是重合的，其基础都是在关中。因此，在众多的统一形式中，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的统一有其独特的特点，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以关中为基础进取天下之时，关中四塞之地的地理条件确为进取的凭资。关中的山河形势使其具备相当的势能，它犹如一只巨鹰，舒展两翼，左翼席卷山西，右翼席卷汉中、巴蜀，两翼展开，即足以包卷中原，进取天下。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诚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北起燕山山脉，向南循太行山脉、经嵩山、方城山、接桐柏山、大别山——呈南北向横亘。这一线即用来“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基本上位于这一线上，如太行山一线的居庸、紫荆、倒马、井陉、滏口、天井诸关塞，嵩山一带的虎牢、伊阙(今洛阳龙门)、广成(今临汝西)、轘辕(今巩义西南)诸关隘，大别山上的武胜、平靖、黄岘等义阳三关。隋唐时期，“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防御线已向东有所推进，如隋炀帝掘长堑，已圈至河南东部，这是因为这时的政治重心也已向东有所推进，而不仅仅是关中。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呈东西向纵贯。这一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当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对于这条交通线都曾着力加以经营，作为漕运动脉，转输东部地区的财赋以供给关中。

　　河北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三个全国性政权的政治重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一统局面的统治重心。明虽不起自河北，但其政权建立后不久即迁至河北，元和清两代都起自塞外，他们入据中原都是从河北打开局面的。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我将其称之为河北模式。

　　河北模式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对于像元、清这样的由塞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对于明朝这样的由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来说，所呈现的格局是不一样的。

　　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也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两条长线在北京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一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明代迁都北京，在长城一线特设“九边”重镇，“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方。这一线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接触带。塞外游牧民族往往以越过这一线而扰掠中原，历代中原政权都曾经营这一线，建为军事防御线。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西行逆黄河——渭水而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京杭大运河还算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转输线路。明代因袭元代，经营运河，连通南北，从而形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

　　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来说，作为全国性的政权，他们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他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对中原汉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长城一线的意义就不大了。这样，运河一线画到河北北部后，不是垂直折成东西向，而是以其它方式继续向北延伸，以使河北作为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一个衔接地带，能够确保中原与塞外之间联系的稳固。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元、清两代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出塞北；清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可说是满人固有心态的一种流露。

入门读史，便一直膺服司马迁关于治史宗旨的那段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自己的资质，“究天人之际”的事大概做不了，“通古今之变”或可勉力一为。因此，十余年读史，我便一直带着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认为读史至少须通两个方面作为基本功：天下大势和历代兴亡。历代兴亡更替之际，往往群雄辈出。他们兴衰起落，或成或败，看似风云变幻，又似有迹可寻。探寻决定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的那点“踪迹”，对我构成一种持久的牵引。这也正是历史学不衰的魅力所在。

　　我选择军事地理作为楔入点，是因为军事战略、军事地理与我所认为的治史基本功的那两个方面实有相通之处。战略运筹不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审时，一为度势。审时而知历史发展阶段，度势而知天下大势。对天下大势的洞察是制定正确的政治、军事决策的前提。当然，对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的考察，也是考察历史兴衰大势的一个方面。因此，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历代兴衰交替之际的攻取大略颇为留意，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兴起的种种势力所采取的战略及其与他们所处时势之间的关系，多所揣摩。些许心得，便是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

　　我确信这个课题是非常有价值的。英国地理学家霍尔迪奇曾说过，“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

　　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历史上的一幕幕兴衰成败的大剧都是跟这个舞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纵现历代战争，虽曰时势不同，但地理形势所蕴含着的攻守要点作为最基本的形势却是发挥着一以贯之的作用。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因不懂天下大势，虽称雄一时，而终归于失败。

　　这个课题在当代的更积极的意义应体现在如何巩固统一方面。洞察中国地理大势，通过加强国土整治，克服地理上的天然限隔，加强区域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整个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消弭潜在的离心因素，弭患于未萌，从而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

　　本书的探讨主要是建立在历史考察之上的。我相信，历史学的研究旨趣和方法能为战略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便都是建立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理论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况且，中国传统史学历来就重视对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的总结。

　　历史学给人最大的收益莫过于历史感的养成。历史感就像下围棋者的棋感，与其说是一种学问，不如说是一种修养。它是基于对历史这一凝重、雄浑而又巨大的动态过程力求作一种动态的把握而磨砺出的一种眼光。它直观、深厚而又犀利，能透过纷纭的表象把握历史大势，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运动中把握转瞬即逝的时机。而战略运筹的核心，实无出于此。

　　不过，这里面还须有一种至深的用世情怀。有用世的情怀，有用世的抱负，视史事若时事，视人之事若己之事，身在宁静的书房，心系历史的风云；与古人同历其难，共谋其事，才能与古人斟酌成败得失，商议治乱兴衰。如此反复揣摩，沉吟把玩，才能达于历史之智慧，然后才可以谈谋略；含此而谈谋略，必落下乘。

　　当然，这只是我努力的方向。本书的写作也只是在把握某种势的东西方面作一次尝试。现在，这本书就要出来了，我心中却不免有些惶恐。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学养来谈这个话题肯定是不够格的。我只有拿两点理由来鼓励自己，这也是我写此书的两个主要的动机：一是就算它招致全面的非议，我也将视为对三年劳动的肯定。因为写此书本来就是想引起这方面的专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从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写作本书的动因是我觉得这本应是中国古代军事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而当代对这一遗产的整理和总结似嫌不足，在这方面尚未见专门的和系统的论著面世。所以才撇开自身水平的顾虑，将自己未尽成熟的想法公诸同好。二是我相信前贤的一句话：“如果你想把某个问题搞透，最好是为此写一本书。”三年来，埋首于卷帙浩繁的史籍之中，神游于广袤的神州大地，思越千年，神驰万里，让沉寂的史籍说话，让大地的意义凸显，对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的认识，比当初构想时的确有所深入。写作过程本身达到了我练历史学基本功的目的。

　　本书得以完成并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陈琳国先生。跟随先生读书数年，情同家人，日受熏陶，获益良多。那些对谈移时、纵论古今的日子，亦良足追忆。其次要感谢北师大史学所的瞿林东先生。先生对历史学的执著、对后辈不遗余力的奖掖和缘自深厚的治史功底而表现出的自信对我都是一种巨大的激励。还要感谢解放军出版社的陈济康先生。当初，我以一个在校学生的身份与陈先生谈我对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先生当即从学术上充分肯定本书的价值，亦成为写作本书的直接契机。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教益和激励，我才敢以一种“小子何敢让焉”的勇气，在上研期间即开始本书的写作。

饶胜文

2001年7月于军都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