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炳 彦  

兵贵精，将贵谋，堪为兵家至理名言。

在血与火的决斗中，智慧的花朵开放在最危险的地方；在军事将领的身上，谋与勇相映成辉。

如果说无谋之勇，是匹夫之勇，鲁莽的代称；那么，无勇之谋则是难以实现的幻影。

拿破仑曾经把指挥员的勇和谋比作一个正方形，不管怎样放置，它的底和高都是相等的。在将军的用兵思想构成中，勇和谋的比重不可偏轻偏重。这是就将帅的修养而言。

我觉得，将毕竟是将而不是兵。还是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高超的智慧兼普通的勇气，比出众的勇气兼普通的智慧有更大的作用。”可见，为将之道，谋总是第一位的，勇气是实现谋的保证。

“上兵伐谋”，是因为“兵者，诡道也”。孙子提出这个思想，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史上，从周初到春秋末期，兵法理论的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起初，由于受周礼的制约，兵家奉行的是“仁义之兵”，提倡“成列而鼓”的“正道”思想。并明确提出：两军对垒，不能进攻还未布置好阵势的敌人；不能乘敌人困难之际发起突然袭击；

不要追赶逃跑的敌人等。在“正道”思想的指导下，当然也就谈不到“谋攻”了。

战争的实践嘲笑了这个无知的理论。后来，管仲对“仁义之兵”加以修正和发展，提出了“节制之兵”强调“尊王攘夷”，严明军纪，以威严慑服敌国，也没有认清战争的特性。

春秋末期，“仁义之兵”的思想理论完全动摇了，孙子适时地提出以“诡道”取代“正道”，把“节制之兵”发展为“权诈之兵”。

《孙子兵法》十三篇，除继承了“民本主义”、“爱民严纪”的历史精华外，着重强调了战术上要灵活多变；强调了示形用诈。

孙子虽然以英雄史观过高地估计了“谋攻”的作用，但他提出的“夺其心”，“夺其气”，“以迂为直”等，确实反映了战争的一般指导规律，有着很高的军事谋略水平。

   上  兵  伐  谋

凡敌始有谋我者，从而攻之，使彼计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谋“。（引自《百战奇略“节制之兵”·谋战》）

〔译文〕当敌人开始图谋侵犯我时，要针对他的企图加以破坏，使敌人不敢对我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孙子·谋攻》中说的：“指导战争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

〔浅释〕“兵以诈立”，多谋者胜，这是军事斗争的普遍规律。

从总体上说，“伐谋”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又和战场上的军事行动紧密相连。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还得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在一定的条件下，精神力量可以改变物质力量的形态。指挥员计谋运用得当，常可以不用武力而使敌人屈服，甚至推迟或避免一次战争的爆发，这样的事例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是很多的。

公元前六二七年，秦穆公任孟明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军东进，企图对郑国发起突然袭击。郑国有个牛贩子叫弦高，他赶了三百头牛到洛阳去卖。走到黎阳津，弦高从一位由秦国来的老朋友嘴里得知，秦国要派兵进攻郑国，预定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出发，不久就要到了。弦高是个忠君爱国的志士，为替国家排难解危，他急中生智，两手准备：一面派人星夜赶回郑国向国君报信；一面假扮成国君的使臣，挑选了二十头肥牛，其余寄存旅店，自乘一车，迎着秦军而去。走到滑国的延津，与秦军相遇。弦高按照使臣的礼节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说：“我们的国君听说三位将军率领部队来，特意准备了一点薄礼，派我前来迎接和慰劳你们。因为我国处于几个强国之间，不断遭受外来侵略，所以厉兵秣马，边防将士常备不懈，枕戈待旦，你们见了这些情况不要介意。”孟明听罢，大吃一惊。他觉得自己的军队劳师袭远，是为着攻其无备。既然郑国已经知道了这一行动，又作了很好的战争准备，若再去打有准备的对手，就很难取胜了。于是秦军改变计划，顺手在滑国抓了一把，便撤军回国，向秦穆公交差去了。

“伐谋”的目的，在于求得无形和有形的胜利。它包含有广阔的内容，如运筹、计划、政略、政策、经济和外交手段的配合，以及适情、适势、适事、适机、适时的用兵等。这就要求军事指挥机构中，必须分工有专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的“智囊”人物。我国古代军队中就设有军师、参军等职，参预筹划军务大事。

《六韬》中讲，领兵挂帅的主将周围，要组建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帮助主将运筹计划。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包括有司、政、后各类专业人才的谋略班子。到了十九世纪，西方军队中出现了由各类参谋人员组成的参谋机关，逐步发展成现代军队中的参谋部或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组织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军事谋划工作，他们把一门新兴的数学分支——运筹学运用于战争，使一批新武器与新战术相结合，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个由各类科技专家组成的“智囊团”，颇受美国朝野的称赞。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用于军事，“伐谋”也将比过去更加复杂。

    谋  深  计  远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引自《寤言二迁都建藩议》）

〔译文〕自古以来不考虑长远利益的，就不能够策划好当前的问题；不考虑全局利益的，就不能策划好局部的问题。

〔浅释〕远谋方有深韬略。军事家应具有战略头脑，能置身于泰山极顶观察局势，不能一叶障目，不计一时得失。

楚汉相争中，项羽身经七十余战，战战皆捷，但因战略上失误，最后还是自刎乌江。相反，刘邦几经受挫，有时甚至弄得一败涂地，但因战略决策正确，最后终于夺得天下。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刘备虽被称为盖世英雄，但他在三顾茅庐之前，竟无立足之地。后来，诸葛亮纵观全局，为刘备“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促成三国鼎立之势。

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确的军事决策，固然与数学分不开，但指挥员运筹帷幄之中，若不能全局在胸，就会被一些表面数字所迷惑，就无法从本质上把握战局的发展。

《三国演义》写赤壁大战前吴主孙权的决策确定过程，对我们研究问题颇有借鉴价值。当时，雄心勃勃的曹操率军南下，势如破竹，直达长江。曹操得意地下书孙权，宣称以百万大军和吴兵“会猎”江东。东吴朝野，很多人被这个表面上的“百万”数字吓坏了，主降之声甚高，弄得一向有主见的孙权也恐慌不安。正在这时，诸葛亮受命出使东吴，联吴抗曹。主战派鲁肃暗劝诸葛亮不要对孙权实说曹军有百万之数，以免影响他的抗曹信心。诸葛亮只是点头微笑。待他见了孙权，却劈头就讲曹操百万大军如何如何。孙权始听，如冷水浇头，鲁子敬急得心里直骂孔明无信。然而，诸葛亮轻摇羽扇，徐徐解释说：曹操号称百万大军，其实他的老底子只不过四五十万，一路收编了些残兵败将，统计在内也不过六七十万。且这些投降的兵将是迫于形势而易帐，军心不稳，没有什么战斗力。曹操攻城略地，战线拉长，不得不分出许多人马去把守。曹军皆北方人，不服吴楚的气候水土，中暑病倒者甚多，现在实际能直接参战的只有一二十万人。曹军要攻占江东，必需水战，但他们都是些旱鸭子，连战船尚且坐不稳，哪里抵得上江东谙习水性的强兵。这样一算，孙权顿开茅塞，频频点头称是，抗战之心遂决。谋深计远，需要研究实际，看发展，从发展变化的趋势中，发现或预见敌人之隙，把握战争的航船。解放战争时期，敌有正规军二百多万，我只有三十多万野战军。但是敌人的二百多万军队总不能抱成一团，他要分散开来，才能遂行其战略任务，这就为我军实行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防御中的进攻作战提供了条件。这样，当敌人向我分路进攻时，就开始从战略上的优势向战役战斗上的劣势转化了。比如我军在苏中作战时，劲敌汤恩伯指挥有十个军，听起来很吓人，其实一进行具体计算，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汤恩伯兵多地盘广，就要分兵使用，当时，他以四个军守江防，六个军分六路向我进攻，每一路只有一个军，行动起来又只是一个旅在前面。名义上汤有十个军，实际上在前线与我直接交锋的只有两个团。在华中，我实行内线中的外线的速决战，集中三万人，打他两个团，就造成了战役上的绝对优势。

     因  形  用  权

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引自《吴子兵法·论将第四》）

〔译文〕因形：表现于外部的形貌，这里指部队的状况态势。权：因情措法的谋略权术。一般作战的要诀，在于一定先弄清敌方将领，观察他的才能如何。通过由表及里地分析判断来确定相应的对策，就会不十分费力而大功告成。

〔浅释〕权诈之术，只有迎合了敌方决策者的情绪特点才能生效。聪明的指挥员，头脑里应当装有敌方将领的活档案。

有一则军事趣闻说：相传在宋朝时，有一年，北辽政权的八个侯王带领十万番兵进犯中原。辽兵在距边关十里之外安营扎寨，随后派了两名番兵到宋营下战书。这份别具一格的战书，只是一副对联的上联，说宋朝如果有人能对出下联，自愿收兵，决不食言。

宋营接到战书，拆开一看，只见那上联写到：

张长弓，骑奇马，琴瑟琵琶八大王，王均在上，单戈独战。

宋营里三军将领互相传阅，无人能对。地方上一个私塾先生听到消息后星夜赶到宋营解围，立刻写出了下联：

伪为人，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都站旁，合手便拿。

番兵取回战书，主将一看，恼羞成怒，不但没有收兵，竟连夜出兵偷袭宋营。不料宋营因形用权，预先设好了埋伏；并乘番兵偷袭之际，分兵攻打空虚的番营。这一来，番兵偷袭遭暗算，自己营盘又被偷袭，进退无路，不战自溃，八大王有的阵亡，有的被擒……据说自此一战，辽政权三十余年不敢斜视中原。这是针对敌手目空一切的骄傲情绪，把政治斗争和军事打击巧妙结合的一例。

军事谋略的很大成分是夺敌将心，而夺心先得知心。所以，敌手性格和精神上的缺陷，正是我谋攻的突破口。例如古代兵法中讲的：敌将若是孤陋寡闻、暗昧无知而轻于信赖别人的人，就可以用各种诈术引诱欺骗他；若敌将是个贪财好利而轻视名节之徒，就可以宝马良车、财货美女来收买他；若敌军中上层指挥官富足而骄奢，下级士官兵卒贫穷而怨恨，就可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分化瓦解；若敌军的精神防线已崩溃，部队对上级指挥官丧失信心而无所依从，就可以用突然猛烈的震撼性打击使其彻底溃败；若敌军中下级军官鄙视他们的上级将领而存在异志，就可以打入其内部，争取我的内应力量；若敌久驻一地，惰气充塞，将士懈怠而放松警惕，就可以乘机秘密行动，进行偷袭，等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形用权，在于深入研究敌军。研究敌军的装备，研究敌军的战术，更要研究敌军思想组织领域里的裂缝和敌将用兵的习惯及才能。

    胜  于  无  形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引自《孙子兵法·形篇》）

〔译文〕预见胜利超不过一般人的洞察力，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经过力战取胜而名扬天下的，也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就象能举起秋毫算不得力大，能看见日月算不得眼明，能听到雷声算不得耳灵一样。古时所谓善于打仗的人，他取得胜利，既显不出智谋的名声，也看不出勇武的功劳。

〔浅释〕自古道：“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譬如治病与防病，待大病缠身，再作调治，即使痊愈，身体毕竟遭受了病痛的折磨和摧残。尚若防患未然，则可免除许多病痛。所以应该说，预防工作做得好的，才是最高明的医生。然而，正由于患消于未生，天下不知，无人称智；胜于无形，兵不血刃，无人言勇。

春秋末期，公输盘替楚国造出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墨子知道后，由鲁国来到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对公输盘说：“听说你制造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楚国有余的是土地，缺少的是人口，牺牲人员去夺取土地，这不是聪明的办法。”

公输盘为墨子的言语所折服，但考虑到进攻宋国的计划已经为楚王批准，一时不便中止。

墨子乃进见楚王说到：“一个有钱的人，不吃自己的米和肉，反而去偷窃邻居的酒渣和粗米糠，这是什么原因呢？”

楚王说：“这种人必定有偷东西的不良习惯。”

墨子说：“楚国的领土五千里，宋国仅有五百里；楚国的物产富饶，宋国物资贫乏。两相比较，就像一方有米肉，另一方只有酒渣和米糠一样。现在大王进攻宋国，不是和我说的那个有钱人一样吗？我看道理上说不过去，事实上也达不到目的。”

楚王说：“你的话虽然很对，但公输盘已经替我制造了云梯，一定可以征服宋国。”

墨子为了打消楚王攻宋的念头，便和公输盘在楚王面前进行“沙盘”对抗演习。墨子将衣带解下当作城墙，取些木片当作守城的器械。公输盘示用云梯先后九次改变攻城的方法，墨子设法防御九次。当公输盘的攻城器械已经用尽，而墨子的防守方法仍旧有余。公输盘到了没有办法时说：“我知道如何攻破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你将怎样攻击我，但是我也不说。”

楚王问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墨子说：“公输盘的意思是，只要杀死我，宋国就无人守御了，但是他估计错了。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使用我的防守器材和方法，在宋国的城头上等着楚兵，即使是杀死我，也不能攻陷宋国的都城。”

在这种情况下，楚王不得已放弃了进攻宋国的打算。墨子挽救了宋国，本应当受上赏。可是，当他回鲁国时经过宋国，适逢天雨，到一家村民的门前避雨时，宋国人还以为他是楚国的间谍，不许他进去避雨。这是一个排难解危而“无智名，无勇功”的典型例证。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从总体上说，只要有阶级存在，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家没有被消灭之前，完全制止战争的爆发是不实际的。然而，就一个时期、一个局部地区来说，设法避免或推迟一场战争的爆发，则是有可能的。

从墨子说服楚王放弃攻宋的计划看，制止和推迟一场战争的爆发，不只是靠“嘴皮子” 所能办到的事，而必须以实力做后盾。敢战方能言和，言和更需备战。墨子若不是在“沙盘”演习中战胜对方，并明确告诉对方自己的弟子已经帮助宋国做好了一切防御准备，指明楚国攻宋毫无取胜的希望，楚王是不会放弃攻宋的军事计划的。由此可见，胜于无形的高深谋略，必须建立在有把握取胜敌手的有形的基础之上。

    以  迂  为  直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引自《孙子兵法·军争篇》）

〔译文〕迂：曲折。故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诱迟滞敌人，就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双方必争的军事要地。这就叫懂得了“以迂为直”的计谋。

〔浅释〕直径近，曲路远，这是普通常识。但是，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上，远和近即是一定的空间概念，又和具体的时间概念相连。部队运动距离远，花费时间长；运动距离近，花费时间短。然而，兵无地不强，地无兵不险。远和近一旦与对方兵力部署的虚和实相结合，矛盾的双方就会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远而虚者，易进易行，机动快，费时少，成了实际上的近；近而实者，难进难行，机动慢，费时多，成了实际上的远。

军事对抗的双方，都在设法阻碍和破坏对方的计划和行动。因此，任何军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必须作迂回运动。在敌人的思维判断中造成“折射”幻觉，而不能直来直去地行动，使对方一眼看清你的虚实企图。

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他著的《间接路线战略》一书中指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所谓间接路线，即避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进攻路线或目标，在攻击发起之前，首先使敌人丧失平衡。这个论点，可以说是从广义上对以迂为直所作的注脚。

目标在东而先向西，欲要进而先退，这是以迂为直在空间方式上的表现。

为了尽快击败来攻的强敌而采取持久战略，这是以迂为直在时间方式上的表现。

一般来说，敌方的“腰部”和“屁股”，是最敏感的。无论进攻或防御，用威胁敌人的侧翼和后方的办法迫敌退却，比用正面冲击的办法把敌人赶出已占领的阵地要容易得多。迂回其侧后，也就成了军事统帅选择目标和路线的着眼点。在三国末期的魏灭蜀之战中，钟会从正面发起的强大攻势，没有使蜀国立即投降，而邓艾的一支轻兵阴平渡险，背后袭人，置姜维大军于无用武之地，使蜀国亡于一旦。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主力的正面抵抗没有使埃军集团处于困境，而出奇于埃军集团后方的一旅兵力，使得数十万埃军集团陷入被动。

从孙子提出以迂为直，到利德尔?哈特优选出的间接路线战略，有一些作战指导上的基本点，是值得汲取的。比如：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后运用权变；手段和目的有时相反，不断改换手段，心里则要永远记着你的目的；调整你的当前目标，用以配合手段；选择一条期待性最小（敌人最不注意）的路线；扩张一条抵抗力最弱的路线；采取一条可以同时指向几个目标的作战线，置敌人于左右为难的窘境；计划和部署要有弹性，对下一个步骤要有预见，兵力部署要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一切变化；当敌人有准备时，决不要把力量投掷到一个打击之中；当你的力量还不足时，不要企图一举破敌，但要时时注意寻求能破坏敌方稳定的空隙；不要把第一次成功的经验、方法，照搬到下次战争之中，等等。

总之，战争机器的链条是互相协同而又互相制约的，聪明的指挥员都善于从广泛的联系中寻求致胜之策。换句话说，指挥员要在战场上创造奇迹，他的决策思维切忌“直线运动”和“惯性运动”，不能只从当面或当前的威胁考虑对策，而要善于从相反中求相成。

    以  患  为  利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引自《孙子兵法?九变篇》）

〔译文〕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与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想到不利的一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想到有利的一面，祸患就可以解除。

〔浅释〕趋利避害，是决策者选择手段时所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然而，战争中各种矛盾环环相扣，敌我力量在犬牙交错的态势中互相制约，致使利害相杂，利害相连。例如进攻战斗中，凡便于我展开兵力的方向，也往往是敌人的重点把守之处；凡便于我接敌运动都路线，也常常是敌人设伏布障区；凡便于我观察和发扬火力的地形，也是敌人注意防范之所在。相反，凡自然条件不利于我运动、冲击、发扬火力，则敌人也可能疏于戒备。所以，在局势未明之时，我应有从害中求利的设想，有应付两种可能的打算。

军事上的被动形式，也会包含着主动因素。有计划地让出部分土地，以换取行动上的主动权；故意付出某些牺牲，以麻痹敌人；放弃眼前的局部利益，以争得全局的大利益，等等，都是以患为利之举。

公元二〇〇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曹操因兵少粮缺，士卒疲惫，后方不稳，处境困难，打算退保许昌。谋士荀彧认为：我以“十分居一之众”的劣势兵力，阻击袁军达半年之久，眼下袁绍的力量已经衰竭，局面必将发生变化，这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曹操采纳了荀彧的意见，决心坚持危局，加强防守，乘隙破敌。不久，曹操乌巢劫粮，一举打乱袁绍的阵脚。随后又乘胜反击，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这是从己患认识敌患，持重待机，转患为利。

许多情况下，患所以能转化为利，除了主观上的努力之外，客观上也必须具备这种转化的可能性。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里所谓的“亡地”、“死地”，不是绝对的。按孙子的解释，就是“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陷之死地”乃是大患，然而“陷之死地”却能因“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客观形势，唤起万众奋力死战的决心，因而转败为胜，转死为生，转患为利。项羽鏖战巨鹿，破釜沉舟，灭秦主力；韩信背水列阵，大破赵军。此类成功的佳作，都是以“投之亡地”之法激励了全军的士气。然而，马谡守街亭，扎营于山顶，以为被敌人包围后可收“陷之死地然后生”的效果，结果却相反，待魏将张郃断其水道，将其围困在山顶之后，蜀军非但没有激励出士兵的战斗勇气，反而士气被逐渐瓦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尚有苟且的余地，却无取胜的信心。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这是趋利避害，转患为利的重要原则。所谓，“兵不顿，而利可全”，应视为运用谋略的最高要求和标准。辩证地看待得与失，是指指挥员所需要经常把握的。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七时零五分，英国的考文垂市警报齐鸣。五分钟后，德国的“海因克尔”飞机在月光皎洁的城市上空发出嗡嗡的响声，接着开始了长达十小时的空袭……考文垂市遭受惨重破坏，人员伤亡不计其数。

德国空军对考文垂这次大规模轰炸的作战命令，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发出的，代号叫“月光奏鸣曲”。其实，在考文垂市遭受轰炸四十八小时之前，英国的“超级机密”密码机﹝注﹞就破译了德国人要轰炸考文垂大教堂及工业区的情报，以及空袭时将用的战术和飞行路线。丘吉尔接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对策。当时，英国政府如果马上对考文垂采取特殊的防御措施，德国人就会知道他们的密码可能已被破译，从而要更换一种新的密码系统。于是，丘吉尔决定不对考文垂发出预告，甚至不事先撤退老弱病残。丘吉尔忍痛这样做，是为了保卫“超级机密”密码机。因为在以后保卫英伦三岛的长期作战中，密码情报对战争全局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个考文垂。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名叫理查德·莱温斯基的波兰籍工程师，曾在纳粹德国一个工厂参与制作德国总参谋部使用的“哑谜”密码机。几经曲折，莱温斯基被英国情报局收买到手，并为英国研制成功仿造德国“哑谜”密码机的“超级机密”密码机。由于“超级机密”密码机能破译德国总参谋部的密码，英国情报局因而掌握了纳粹军队的部分作战计划和命令。

    三  军  可  夺  气

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引自《尉缭子·战威·第四》）

〔译文〕讲究军事，分析敌情，设法造成敌人士气低落，部队涣散，使它的军队虽然形式上保持原建制，但实际上已不能用来作战，这就是用政治策略取胜。

〔浅释〕富有实战经验的拿破仑说过：一支军队的实力，四分之三是士气构成的。这个比例不一定科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气是构成部队战斗力的精神要素，一支军队的士气高低，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所以，古今中外的名将，都把挫伤敌人的锐气，激励自己部队的士气，作为用谋定策的重要内容。

夺其气，意在竭其力。这里就有一个疲惫敌人、适时用兵的问题，也就是孙子讲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军队战于长勺，曹刿采取后发制人以待其衰的策略，等齐军击鼓三次、进攻受挫后再行反击，结果使齐军的士气“三鼓而衰”，鲁军则一鼓作气，挫败齐军。在这里，善于调动敌人，持重待机，乃是打击其士气的关键。我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造的适应当时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以及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初期采用的“蘑菇战术”，都是为了把敌人磨得锐气消尽、士气沮丧再予歼灭。

士气，属于政治思想的范畴，自然和战争的性质分不开，和爱国心、民族感分不开，和士兵的思想情绪分不开。所以，“夺气”的谋略也就包含着政治上瓦解敌军的工作。楚汉相争末期的垓下一战，韩信用“四面楚歌”，使陷于困境的楚军丧失斗志，加速了项羽的灭亡。晋朝时，大将军刘琨戍边守防，被胡兵围困城中，危在旦夕。刘琨在万般无奈之际，突然心生一计，他乘星月当空，旷野寂静，三次登城吹奏胡笳。这深沉哀怨的思乡曲，勾起了胡人的怀乡盼归之情，他们凄然洒泪，散兵而去。刘琨不战而解围，这和韩信“四面楚歌”的用法相同，但情况各异。韩信“四面楚歌”，是处在优势主动地位时夺敌士气，以配合军事打击；刘琨“月夜吹笳”，则是处在劣势被动地位，夺敌士气，不战而屈人之兵。由此联想到，毛泽东同志把瓦解敌军工作列为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是很有远见的。

在作战中，夺敌士气和鼓己士气，是指挥员需要相互关照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人激励部队士气的法术好多，有些仍可为今日借鉴，但对于无产阶级军队来说，从根本上启发战士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才是产生士气的精神源泉。建立在阶级觉悟之上的士气，才能不为敌所夺，经得起持久战争的考验。

    将  军  可  夺  心

心者，将之所主也。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卑之令骄，则彼之心可夺也。（引自《十一家注孙子·军争》）

〔译文〕作战决心，是指挥员用兵的思想主导。用气恼敌将的方法使他忿激，用疑兵扰乱敌将的情绪，用离间手段使敌营上下互不信任，用示弱使敌将骄傲麻痹，这样他的正确决心就会动摇改变了。

〔浅释〕记得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心思中的猜疑犹如鸟之的蝙蝠，它永远是在黄昏里飞的……这种心理使精神迷惘，疏远朋友，而且也扰乱事物，使之不能顺利有恒。假如我们的指挥员能针对敌将心中的“蝙蝠”，广施欺敌假象，使他沉溺于犹豫狐疑的烦恼中而遇事不决，这就是“夺心”之一法。

夺心，也叫攻心。“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清人赵藩写在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前的一副对联。据历史记载，孔明用兵作战，非常注重攻心。他提出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可以说是对孙武“上兵伐谋”思想的发展。他用兵南中，推行“和抚”政策，七纵七擒，收服孟获，可谓攻心的范例。

战争中，指挥员思想、意志和品德上的缺陷，常成为对方“夺心”的缺口。如勇多谋少骄横轻敌，就容易轻举妄动，上对方“能而使之不能”的圈套；性情暴躁，一触即跳，就容易感情冲动，经不住对方的“激将法”；好大图功，刚愎自用，就容易贪图小利，中敌人的诱兵之计；廉洁好名，过于自尊，就容易产生强烈的虚荣心，经不起敌方的污辱而失去理智；贪财好色，性惰意怠，就容易斗志松懈，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头脑简单，轻敌多疑，就容易被敌人的诳骗所迷惑，等等。因此，古今军事家都非常强调指挥员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性格陶冶。有的将领为了克服脾气暴躁的弱点，甚至专门把“制怒”的匾幅悬于厅堂，挂于卧室，时时慎思省悟，慎防由于忿怒而迸发出的肝火烧昏头脑。

夺其心，意在乱其谋。指挥员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而指挥员的判断，又常常受到心理活动和认识习惯的制约，如先入为主、常见不疑、循规见常等。认识习惯，也往往是对方“夺心”的攻击点。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发起了反攻作战。战役第一阶段，担任穿插突击任务的西南方面军第二十六坦克军，突进到必烈拉佐夫斯基附近后，发现德军开始向顿河撤退。为了争取时间迅速切断敌退路和防止德军龟缩，军长罗金少将决定利用夜暗，秘密地派一支坦克先遣队，穿插到位于敌防御纵深的卡拉奇城附近，抢占顿河上唯一剩下的一座桥梁。按说，夜间秘密穿插，应当严格控制灯火，进行严密伪装，随时准备展开战斗队形。罗金少将却一反常规，命令先遣部队成行军纵队，全部打开车灯，沿着奥斯特罗夫到卡拉奇的公路，穿越德军防御阵地，安然向渡河处开进。车灯照得大地雪亮，坦克一辆紧接着一辆在德军的眼皮底下行驶，如果这时德军设施两翼夹击，苏军这些坦克将全部成为德军反坦克火器的活靶子。然而，德军指挥官看见这些坦克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竟然连起码的侦察手段都没有采取，就断定是自己撤退的部队，于是乎大开绿灯，让这支苏联坦克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就大摇大摆地突入防御纵深数十公里，抢先夺占了顿河通道。苏军这一似乎是冒险的穿插行动，可以说是灵活运用“夺心”计谋的成功。即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