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炳彦  

倘若把军队比作将军手中的宝剑，那就应该经常磨砺。《尉缭子·战威·第四》中讲：“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

所谓“励”，包含有振奋、鼓舞，使其奋然向上之义。或奖励，或勉励，或鼓励，或激励，使将士有乐战之心，士卒有献身之志。这样的部队才堪称为士气高昂的战斗集体。

如果说，沉着冷静是将军的美德，那么，高昂的士气则是部队的活力所在。

如果把士气比作可以燃烧的“氢”，那么，还需要有助燃的“氧”。

战场鼓动，杀敌动员，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阶级教育等，都是励士的常用方法。

据说，古代斯巴达克人在被敌围困时向雅典求援，雅典只派了一个瞎眼跛足的教师去教唱军歌，结果勇气倍增，转败为胜。这是以歌激“气”。

明朝民族英雄戚继光平时练兵，不仅注意“操手足，号令”，而且注意“操心·性气（即士气）”。他把前一种训练科目叫“有形之操，把培养士气叫”不操而操“。这是以练养”气“。

指挥员能经常打胜仗，在士兵中享有重望，那他的名字和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助燃的氧”。

斗敌用诈，带兵靠信。行赏罚，讲究信用；严纪律，不偏私情，才十分有利于保持部队的“常盈之气”。“气盈”不同于骄兵，士勇不等于轻敌。

高昂的士气常和强烈的荣誉感连在一起。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在酣战中，人们充满着崇高的感情，然而应当承认，所以这些感情中没有一种感情比荣誉感更强有力和更持久。……战争中，这种感情是生命的真正的呼吸，它鼓舞着人们的肉体。其它一些感情，如对祖国的热爱、狂热的信仰、复仇欲以及各种精神上的振奋等，都不能排斥荣誉感的必要性。

    杀  敌  以  怒

兵之所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激者，怒也。（引自《乾坤大略四囊书》）

〔译文〕军队所以能英勇作战，靠的是士气；士气所以能激发，靠的是对敌人的仇恨心。

〔浅释〕火从心头起，怒从胆边生，无畏的力量聚然爆发，即便是懦夫也有决一死战的意志。相反，当士气低落，仇敌情绪消失的时候，就是勇士也无战斗之心。善于用兵的将领，都很注意培养士气，积蓄精神力量，等到部队“气勇怒盈”时再开旗对阵。

如果说对敌人的仇恨心是撞击出“无畏之火”的燧石，，那么指挥员适时地激发士兵的仇敌情绪，则是“助燃”的精神要素。

就指挥员的思想修养、情操锻炼、性情陶冶而言，应当经常“制怒”，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让一时冲动的感情扰乱理智的计谋。但从激励士兵的勇气来说，指挥员又应当学会“激怒”，随时点燃士兵的心头之火，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公元前二八四年，燕王以乐毅为上将军，统帅燕、秦、韩、赵、魏等国军队于济西一战，消灭齐军主力，连克七十余城，随即率燕军攻占了齐国的国都临淄。齐国在仅存有即墨和莒两座城池的紧急关头，突然听到燕昭王去世，惠王继位的消息。齐将田单知道惠王作太子时与乐毅不合，便用离间计，使燕军失去了乐毅这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官。田单坚守即墨，故意扬言：我最怕燕人把俘虏的鼻子割掉，配置在他们攻击部队的先头，那样即墨城里的人就要畏敌怯战，城池就难保了。燕军听了这话，就照着办了。即墨城中的齐国军民看到敌人割了战俘的鼻子，异常愤怒，死守不屈。接着，田单又派出间谍向燕军放风说：我最怕燕人挖掘即墨城外的坟墓，那会令人伤心沮丧。燕军闻讯，又挖开齐人的坟墓，烧骨示众。齐国军民从城头上看了这番情景，悲恸涕零，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与燕军决一死战，报仇雪恨。田单见火候到了，准备大举反攻。他先以诈降进一步懈怠燕军，又用火牛阵破敌，然后乘胜追击，收复全部失地。

古人讲：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则可以百战。不管他们所说的“义”是指民族大义，还是忠君的封建道义，这种从“义”字着手激励士气的主张，是颇有借鉴意义的。正义之师，被侵之国，广大军民满怀阶级仇，民族恨，心中埋有扑不灭的火种。侵略者的凶残和疯狂行径，常常能最充分地把被侵略民族隐在心底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开展的以“诉苦”和“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以及许多部队进行的战前诉苦会等，就是从阶级教育入手，激励士兵的有效方法。毛泽东同志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对于最后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择  人  任  势

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粗，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政也。（引自《武经总要》）

〔译文〕高级将领向下交待任务，必定首先估计部属的能力，弄清他们是勇士还是懦夫，战术技术是高还是低，使所有的人都恰如其分，这才是善于治理军队的将领。

〔浅释〕择人任势，意思指根据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选用恰当的人材。杜牧解释说：“言先战者先料兵势，然后量人之材，随短长以任之，不责成于不材者。”

人材各有长短。用人如用器，贵在用其长而避其短。虽“鸡鸣狗盗”之徒，若用得恰到好处，可收排难解危之效。否则，即便是顶天立地的盖世英豪，用之不当，也不会发挥大的作用。清人顾嗣协有一首《杂兴》诗说得好：

骏马能历险，

力田不如牛。

坚车能载重，

渡河不如舟。

舍长以就短，

智者难为谋。

生材贵适用，

慎勿多苛求。

顾先生讲的是使用人材的普遍情况，战场上选将用兵也是同理。

地雷不能当手榴弹甩，战略导弹代替不了喷火器。同样道理，派割了双脚的孙膑去阵前交锋，等于白白送死；让张飞摇着羽毛扇运筹帷幄之中，非要急出病来不可。水中格斗最宜使用“浪里白条”；陆上交锋还得派遣“黑旋风”。在战争史上，许多败北者的失利，直接原因表现为前线指挥员失误，间接原因则是统帅部（或上级指挥员）用人失策。不是吗？赵王错用赵括，方有长平之败；孔明误遣马谡，才有街亭之失。相反，正确地选用人材，则是创造奇迹的开始。赤壁大战之后，吴蜀矛盾随起，孙权能适时地起用白面书生陆逊，随获江陵之战和彝陵之战的胜利。

公元二一五年，曹操要亲自征讨张鲁，命令张辽、李典、乐进率七千余人守合肥。临行前，曹操叮咛：“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出战，乐进军守城。“当时，众将领对曹操这种预先分工很怀疑。后来，孙权果然带十万大军来犯，三将军按照既定分工去做：张辽、李典、乘东吴军立足未稳，挑选了八百名勇猛将士，突然冲入孙权所在的军营，杀得吴军措手不及。张辽等杀出重围后，并力守合肥，士气奋发。孙权出师不利，锐气大损，围城十余日不能得逞，只好撤退。后人有个叫孙盛的评论这次作战说：“夫兵，诡道也，至于合肥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众者必怀贪惰；我以致命之师，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可见，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合肥所以能固守，曹操能择人任势是个重要原因。

什么样的将领带什么样的队伍。所以择人任势，也可以引申为择伍任势。

我军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一支支英雄部队各具特点。有“攻如猛虎”的，有“守如泰山”的，有善于奇袭的，也有专长打“土围子”的，等等。上级指挥员根据任务选用部队，攻必克，守必固。否则，不了解自己的部属，事到临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多半要付出大的牺牲。

人是活的战斗力，有着很大的可变性。不同的态势下，其能量的发挥差异很大。择人任势，也应包含“造势“的意思，即指挥员力争主动地位，力避被动地位，能动的创造有力态势。在这样的态势下，士卒就信心倍增，勇猛无比，部队的战斗力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如同在千仞高山之顶，向下滚动枕木雷石一样势不可挡。

    赏  不  逾  时

赏以懋庸，名以彰行。赏乖其庸，则忠实之效废；名浮于行，则渎冒之弊兴；一足以挠国权，一足以乱风俗。授受之际，岂容易哉！（引自《陆宣公文集·卷十六》）

〔译文〕懋（音冒）：勉励。庸：功绩。名：荣誉。浮：不相称。挠：削弱，搅乱。奖赏是用来勉励立功的，荣誉是用来表扬好行为的。奖赏与功绩不相当，就丧失了激发忠勇的将士奋力报效国家的作用；荣誉与行为不相称，就会发生失职冒功的弊病；一方面将削弱国家的威信，一方面将败坏社会风气。所以，慎重处理奖励问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浅释〕奖励战功，是历代兵家重要的治军思想。奖励包括物质奖、荣誉奖和官爵奖，目的都是为了激励斗志，激发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但不论实行哪种奖赏，只有做得适时、适当，恰到好处，名副其实，才能达到其目的。否则，赏之过滥，甚至无功受禄，无劳受赏，奖赏这一手段，就要背离它原来的目的，助长不正之风，成为一种瓦解战斗集体的腐蚀剂。正所谓：赏虚施，则劳臣怨；赏无度，虽费财而无恩。

赏赐不避怨仇，因而齐桓得管仲之力，唐李得魏征之佐。这是古人从大局出发，从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虚怀若谷，正确的行赏用才的范例。

三国时的曹操，非常强调论功行赏。据说，他带兵出战，每次攻破敌方的城池，都把掠获来的贵重物品，全部拿出来赏给有功劳的将士。而对没有功劳的人，从不滥加奖赏。所以，作战中将士们都争着建功立业，表现得很英勇。特别值得注意得是，曹操赏谏，秉公无私。公元二〇七年（建安十二年），曹操打败袁绍之后，准备北伐乌桓和辽东。决策之时，有些将领认为孤军深入，作战不利，反对这次出兵，但曹操没有采用反对意见。北伐途中，先因道路有敌军卡守，加之阴雨连绵，泥泞难行，不得不改道，凿山填谷而行。接着又因断绝水源、粮食，只好杀掉几千匹军马充饥。一路之上，历尽艰险。当到了距乌桓军驻地还有二百余里的地方时，曹操与敌人主力又突然遭遇，情况十分危急。曹操亲自到阵前指挥督战，居然化险为夷，一战成功。待凯旋归来开庆功大会时，曹操问：出发前是哪些人劝我不要北伐的？当时劝谏过曹操的那些将领都很恐惧，纷纷跪下请罪。曹操哈哈大笑，非但不予治罪，反而每人赐以重赏。曹操说：这次北伐，差一点全军覆没，侥幸取胜的冒险行为只能偶一为之。其实，当初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曹操行赏确有独见，受赏者无不感叹，旁观者都非常信服。从此，部下献计献策的积极性更高了。

大凡英雄主义的荣誉感与个人主义的贪欲性，常常埋在同一个心底。恰当的奖赏，就在于引导荣誉感的雷电爆发，而不是滋润贪欲性的种子发芽。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唯有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才是旺盛士气的根基。奖励功战，应当在这个根基上去建造。在剥削阶级的军队里，统治者模糊阶级关系，不讲战争性质，单单提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点，带有很大的阶级偏见。

无产阶级军队中的奖励与以往大不相同。例如，解放战争中，我军通过阶级教育之后，首先使指战员弄清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根本道理，而后，结合宣传英模，树立榜样，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杀敌立功运动，大大振奋了全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杀敌激情。当时，许多战士把杀敌决心写在枪杆上，或面对钢枪发出豪壮的誓言：“平时我把你擦得晶亮，战斗时你给我发光，多多消灭敌人，在荣誉登记簿上，再给我增加几行。”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追求上进，是每一个士兵的共同心理。奖励，应当通过挖掘士兵的“荣誉感”，帮助他们扬起驶向理想境界的风帆。

     罚  不  迁  列

夫赏不专在金帛之惠，罚不专在斧钺中威。……有斩首于前而不畏于后者，有言语之威而畏如刀锯，罚止数人而万人知惧者。此盖有机。机何物也？情也，理也。（引自明人戚继光语）

〔译文〕奖赏不是专靠财物来示惠，惩罚不是专靠杀人来立威。……有前头刚才处决了后面仍然无所畏惧而继续犯罪的，也有只用口头警告就使人们感到比重刑还可怕，只惩罚几个人而多数人就知道畏惧的。这里存在着关键。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合乎情理。

〔浅释〕罚和赏，是将帅治军所采用的相反相成的两手。迁：移动变更。罚不迁列，指就地惩罚，目的是为了迅速执行军纪，及时教育群众。那种待问题成堆之后再抓“典型”的作法，非但不能杀一儆百，还常常会弄得众怨沸腾。

军队有铁的纪律，才能令行禁止，有战斗力。所谓“兵当先严纪律，设谋制胜在后”，就是这个意思。在我国历史上，宋代的“岳家军”，明代的“戚家军”，都是由于赏罚严明，才不畏强敌、英勇善战的。戚继光从自己的治军经验中提出赏罚要合乎情理。情理者，众人之心声也。就是说，要奖励的人必须是群众所喜爱、佩服的，要惩罚的人也必须是群众所痛恨、厌恶的；善恶分清，功过分清，才能赏罚严明；或赏或罚，都需要先把道理讲清，使大家知道受赏受罚的原因，就会使众人真正受到教育而不会产生怨恨之心。

纪律应该是无私的。罚不避亲，刑不畏贵，法才有权威性，令才有号召力。在我国战争史上，流传着许多执法严明的佳话，如田穰苴辕门立表斩庄贾，周亚夫细柳行军令，曹操割发自刑，孔明挥泪斩马谡等等，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人都是自尊心的。常打胜仗的军队，士兵有高度的荣誉感，自尊心尤其强。在必要的情况下，用语言刺激部队的自尊心，也是一种巧妙的“罚”。机智幽默而善于辞令的拿破仑就精于此术。一次作战中，他的两个屡立战功的团队，因士兵意志动摇而失守阵地。拿破仑把这些表现动摇的士兵集合起来，以悲伤和愤怒的声调斥责说，你们不应该在慌张中放弃自己的坚固阵地。拿破仑说着，命令身边的参谋长在这两个团的军旗上写一句不祥的话：“他们不再属意大利方面军了。”士兵们受到如此斥责，羞愧难当，哭着恳求这位将军对他们的勇气再考验一下，而不要马上让他们蒙受这终身耻辱。于是，拿破仑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果然，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英勇杀敌，终于把一切污点从他们的团旗上洗刷干净。

难怪英国名将魏菲尔评价说：仅仅知道拿破仑在一七九六年战役的获胜是凭着“内线作战”的要领，那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如果知道他怎么去振奋一支衣衫褴褛，忍饥挨饿，从事叛变的军队，怎样向那支军队灌输以“前进”和“作战”的精力和动力，那就学到一点东西了。

     既  胜  若  否

凡战胜易，保胜难。故大胜之后，不可骄惰。反之，必败。（引自《百战奇略·胜战》）

〔译文〕一般地说，战胜敌人比较容易，保住胜利比较困难。所以，在取得胜利之后，千万不可骄傲和懈怠，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反胜为败。

〔浅释〕既胜若否，是说打了胜仗要像没有打胜仗一样，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这是多谋深算的指挥员思想修养成熟的表现。解语中讲的“战胜易”，不是说敌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消灭，而是说如果指挥员谨慎行事，步步警惕，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那末，客观上存在的难，也就相对的转化为易了。“保胜难”，正是难在胜利之后如何防止精神防线自溃，滋长骄惰之心。

不怕虎生三只眼，只怕人有麻痹心。知败而防败者必无败；知胜而不防败者，虽胜于一时，却埋下了失败之根。历史上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都因胜利后骄傲，虑胜而不虑败，终以悲剧收场。

败不馁，胜不骄，是指挥员能够理智地判断情况、施计定策的主观条件。大凡目光短浅的指挥员，总是把成功当作粉饰虚荣的项链，在他陶醉于胜利之时也就很少有严密的防范。老练的敌手常能抓住他思想上的疏漏，突然翻手，杀一个“回马枪”，走活残局。换言之，一支军队即使处于接连失利的被动境地，也还蕴藏着转向主动的契机，问题在于你主观指导是否正确，是否有所作为。一八〇〇年六月，法军与澳军会战于马伦哥。澳军在上午击败了拿破仑的军队后，统帅梅拉斯便放松了警惕，他把军队交给参谋长指挥，自己临时离开战场。澳军的部署因此而趋于散乱。时刻都在注视着军情变化的拿破仑，立即抓住这一时机组织反攻，一举成功，转败为胜。

坚持既胜若否的谋略思想，要求指挥员在战场上时时处处都要想到：既然敌手的松懈是自己可乘的良机，那么自己的胜利也会成为招致魔鬼进行突然报复的祸端。在古代战史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军队打了胜仗之后，全军欢庆，而主帅想到的却是“敌人可能会在今晚偷营”。于是，他便根据自己的力量，或者立即撤离险境，或者表面上示出轻敌无备之形，暗中巧布伏兵陷阱，从而使伺机报复的敌军或者扑空，或者重落圈套，再遭失败。这一谋略思想，至今仍不失其借鉴价值。所不同的是，现代条件下敌人有着很高的快速反应能力，其报复行动在刹那之间即可降临。所以，战斗胜利之后，指挥员的神经更要绷得紧一点，灵敏一点。

     受  降  如  敌

凡敌人来降，须察其真伪，愈慎斥堠，昼夜隄防，不可怠忽。（引自《百战奇略·降战》）

〔译文〕堠（音后）：古代探望敌情的土堡。斥堠，也作“斥候”，指侦察。隄，堤的异体字。隄防，本指筑堤防水，这里指提防。遇到敌人前来投降，必须察明它是真降还是假降，特别要注意侦察敌情，日夜进行戒备，一点不能懈怠和忽略。

〔浅释〕据报载，我军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在广西作战方面与这样一件事：某部七连穿插到坂然，刚把控制坂然公路的任务布置完毕，突然发现越军一个八人的炮兵班，从凉山方向沿公路向坂然走过来。我众敌寡，七连准备进行政治瓦解，抓活的。

当敌人走进我火力控制圈时，同志们用越语高喊：“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越军听到这洪亮的喊声，向四周窥探了一下，便放下武器。接着，我七连的同志又下达了“离开武器”向前走二百米，举手站立“的命令。越军也照着做了。这时，七连副连长即率领第一班跃出阵地，准备去管押这八名越军。谁知刚走了几十米，越军竟然在统一口令下猛地转身向凉山方向窜逃。七连遂以火力射击敌人，八名越军应声倒下。

七连副连长满以为越军被击毙了，便带着胜利的自豪，提着手枪大摇大摆地向敌“尸”走去，想搜查一下看有没有可资利用的情报。突然，一个敌“尸”复活了，他取下暗藏的冲锋枪，翻身开火，副连长身负重伤。一班见势不妙，急忙冲上前去，击毙了正在射击的越军。当他们正要查验其余敌“尸”时，冷不防又有三个敌“尸”一跃而起，窜入水沟逃遁。

八名越军连连用诈，时而假降，时而装死，七连在指挥上因人众而自懈，以强势而失戒，麻痹轻敌，未作防范，使本来已到手的胜利折半，又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件事很值得引以鉴戒。

利用假投降麻痹对方，或达成出其不意的攻击，或混进对方的心脏里浑水摸鱼，这样的例子中外战史上皆有。

假降，特别是派谋士、将领或间谍人员向敌人实行假投诚，为了取信于对方，常常伴之以苦肉计，使对方感到降之有因，信而不疑。

战争是用诈的场所，在紧要关头采取装死或实行假投降，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甚至转败为胜，这不论对于何种军队都是机智的表现，都是和发扬军人的勇敢精神相统一的。

假降和装死，又是军人在紧急关头运用诈术时相互联系的两手。有时候，装出贪生怕死的样子，可以起到掩盖假降的作用。有时候，以刚直轻生，宁死不屈的表现也可为假死待机造成一种心理伪装。

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出现过一件奇事。

一九四四年在乌克兰方面与德军的一次战斗中，苏军一辆H C重型坦克冲到前方很远的地方，陷入水沟。发动机熄火了，坦克无法再动了。这时，一群德国兵围了上来。

“罗斯，投降吧！”德国兵一面敲着铁甲，一面叫喊。

“俄国人决不投降当俘虏”，从坦克里传出了车长的回答。紧接着又传出当当当几声枪响，随后就听见几声呻吟和惨叫，一切便陷入沉寂。

德国兵于是作出结论：苏联坦克手们自杀了。

德军打算缴获这俩苏军坦克，作为胜利品把它拖回自己的驻地。可是，他们单用一辆坦克拖不动，便又调来第二辆坦克，终于把这俩重型的苏军坦克拖出了水沟。这时，苏军坦克手乘势迅速发动起自己的坦克，拖着两辆德军坦克开回了自己的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