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炳彦  

指挥员的创造力，很大程度上是个应变力。而应变，则是主观思维的一种“快速反应能力”。

若循成法而应战，无异于按谱而弈。然而，谱不能尽弈之变，法不可尽战之奇。

无论多么有预见力的军事家，都不可能把未来战争的细节描绘清楚。所以，制胜之法，“不可先传”；庙算之策，不是包打胜仗的“天书”。置身于战场，能临机应变，方是用谋取术之本。

战术方法是一定的，而应变是无穷的。术为法，变为谋。无谋的将军，只能机械地按战术条令行事，是没有什么变可谈的。

多变才能出奇，多变才能使敌不意。然而，变法出自常法，无常难以应变。不知一般的战术原则、用兵原则，又何谈奇谋方略？

变，有因地而变，因时而变，因任务不同而变……然而，更可贵的是“敌变我变”。

不过，简单地提出“敌变我变”，还只讲了问题的一半，应当同时看到“我变敌变”。这是因为我们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研究我们。知道“我变敌变”的道理，以己度敌，反观以求，才能变在敌先，时时立于主动地位。

讲应变，尤其需要正确处理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协同作战与独立作战，统一计划与机动灵活的辩证关系。制定战略战役计划，固然可以“运筹帷幄之中”，但“决胜千里之外”还要靠一线指挥员能动性的发挥。这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反对机械照搬，敢于机断行事。无论“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还是“军有所不击”等，诸如此类的一切应变之策，都和“君命有所不受”有关。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临机处置、随机应变的问题。那种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机械执行上级指示的做法，无异于对抗上级的命令。

孙子的“权诈之兵”，很大部分是讲机动灵活，讲知变善变之道。孙子讲“九变”，就是多变之意。

有人认为，《孙子兵法·军争篇》中的尾句：“高陵勿向……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应归为“九变”的内容，很可能是兵书在传抄中因错简而分开。这些说法根据虽然不足，但从灵活运用原则的角度看，把“围师必阙”等作为应变之策，把“必”与“勿”也理解为“有所要”和“有所不”，是比较符合辩证法的。

    围  师  必  阙

大抵围师必阙，阙之前面多有险伏，兵厚处必敌根本之地也，观其不治而冲之者，不但欲出，更乱其营，所谓一击而百万破。此又在用者审势相机，亦未可执其“围师必阙”一语，反为所陷。（引自《阵纪·卷二·众寡》）

〔译文〕一般来说，实行包围的军队要故意留下一个缺口，而缺口的前面常常设有伏兵；兵力密集的地方一定是敌人的重点所在，看到它有懈怠散乱的征兆就冲击，不仅突围要这样做，更重要的是能打乱敌人的部署，就是说一举突破重围。这又在于指挥员善于观察形势判断战机，也不要固执于“围师必阙”一句话，反而上敌人的当。

〔浅释〕围师必阙和穷寇勿迫，是一个有联系的完整的谋略思想，实质都是强调欲擒故纵，欲歼故放，先从精神上给敌人造成败势，以便避免困兽之斗的局面发生。

但从形式上看，围师必阙似乎是消极的；就其本意来讲，它包含着积极歼敌，以求全胜的思想因为这样部署兵力，不仅能使守者失地利，攻者得地利，而且可以使敌人抱侥幸逃脱、不战而求生的幻想，难打的“困兽”就成了好打的“惊弓之鸟”。公元二〇六年，曹操把袁绍的残部高干包围在壶关，四面围攻，很久没有攻下。后来，曹操采纳曹仁的建议，网开一面，让固守之敌逃出城外，脱离良好的城防工事，然后进行攻歼，很快破敌夺关。

围师必阙，不仅适用于攻城夺关的攻坚战，也适用于运动伏击战，杜佑在《通典·兵十二》中记载的吴王孙武问对写道：“……吴王又问孙武曰：‘我若围敌，则如之何？’孙武曰‘山谷腹险，难以逾越，谓之穷寇。击之之法，伏卒隐庐，开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适出，必无斗志，诱而击之，虽众必破。’”孙武讲的这段话，就是指利用良好地形伏击敌人时运用围师必阙的具体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越军在小分队运动伏击战术中，和盘托出了我国古代这一军事思想。

不过，“围师必阙”作为一种用兵原则被兵家普遍认识后，其中所含的权诈之术，在实际运用时也就很容易被对方识破。网开一面必有诡诈，阙之前面多有险伏，凡有经验的指挥员都懂得这一点。所以，真正高明者，从不机械地搬用这一原则。例如，刘伯承同志在革命战争实践中，把围师必阙这一古代军事思想，发展为“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新战法。我军运用这个战法曾经创造过光辉的战绩，但并不是处处套用。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对敌实行紧缩包围时，开始我军也曾考虑过敞开一个缺口，让敌人先突入我预设的口袋形阵地，再割裂、钳制和歼灭它。但又估计到敌人会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战法，因此，前委断然决定采用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之内困饿而歼之的对策，也就是围师不阙，取得了预期的战果。

      归  师  勿  遏

凡与敌相拒，若敌无故退归，须详加审察。果力疲粮竭，乃可袭追，否则必中其计。（引自《百战奇略·归战》）

〔译文〕和敌人对峙时，如果发现敌人无故撤退，必须认真细致地分析研究敌情。敌人果真是兵力疲惫和粮草不继，那就可以进兵追击；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而盲目追击，必然中敌诡计。

〔浅释〕遏：阻止，拦阻。从解语可以看出，归师勿遏是有条件的，并不是说凡是撤退的敌人都不能进行拦阻或追击。

归师，有真正的败归，也有为诱我上钩的有计划撤退。如果不分情况盲目行动，势必上敌圈套或错失战机。

公元一九八年（建安三年），曹操留荀彧守许都，亲自率兵第二次征伐南阳张绣。张绣联合荆州刘表共同抗曹。曹攻南阳受挫，退兵到安众（今河南镇平东南），两军相持于安众隘口。曹操分析张绣和刘表军凭险拒守，不易攻破，便采取诱敌的战法，假意撤退，同时在险要的地方设置埋伏。张绣轻率地引军追击，被曹操打得大败。

对于这段历史，《三国演义》在第十八回“贾文和料敌决胜”里进行了一番文学加工，虽与真实的历史记载不同，但颇能帮助我们理解“归师勿遏”这一谋略思想，不妨引来供大家研究

“且说荀彧探知袁绍欲兴兵犯许都，星夜驰书报曹操。操得书心慌，即日回兵。细作报知张绣，绣欲追之。贾诩曰：‘不可追也，追之必败。’刘表曰：‘今日不追，坐失机会矣。’力劝绣引军万余同往追之。约行十余里，赶上曹军后队。曹军奋力接战，绣、表两军大败而还。绣谓诩曰：‘不用公言，果有此败。’诩曰：‘今可整兵再往之。’绣与表具曰：‘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今番追去，必获大胜；如其不然，请斩我首’绣信之。刘表疑惑，不肯同往。绣乃自引一军往追。曹兵果然大败，军马辎重，连路散弃而走……刘表问贾诩曰：‘前以精兵追退敌，而公曰必败；后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验也？愿公明教我’。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操敌手。曹军虽败，必有劲将为后殿，以防追兵；我兵虽锐，不能敌之也：故知必败。夫操之急于退兵者，必因许都有事；既破我追军之后，必轻车速回，不复为备；我乘其不备而更追之：故能胜也。’刘表、张绣俱服其高见。”

文中讲的贾诩，字文和，初随董卓，卓死后作了张绣的谋士，后来又同张绣投降曹操，成了曹营中的重要谋士之一。《三国演义》中记述他料敌决胜这一筹，颇有点辩证法。一般来说即使是打败仗而撤退的部队，也会有防后之策，我实行追击时，不可不察。然而，在追击中吃敌手的“回马枪”之后，又不可因此再次错误的判断敌情，犹豫不前，丢失战机。

    饵  兵  勿  食

凡所谓饵者，……乃饵兵也。或散牛羊于野，或弃辎重于途，诱敌争取，而反兵击之。（引自《百战奇略·饵战》）

〔译文〕战法上所说的饵兵，……是指用小的利益引诱敌人。或者把牛羊散于原野，或者把军用物资遗弃在道路上，以引诱敌人来抢夺，然后回师袭击。

〔浅释〕解语中说的饵兵，只是本谋略包含的一种形式，在古代战争中也比较常见。除此，饵兵还有另外几种情况：用小部队或假情报向敌人卖出破绽，引蛇出洞，诱敌就范；为掩护大部队作战，随时派出小部队示机于敌，进而达到纠缠和牵制敌人主力的目的，使敌人为眼前的小利而失掉大的战机。

香饵之下，必有悬鱼。军战为利而争，也就容易为利所惑。所以，孙子断言：“予之（向敌人示利），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公元前二〇〇年（建安五年），袁绍派大将文丑追击曹操。曹军驻在南坂（今河南延津南），当发现文丑即将赶来时，曹操令骑兵解下马鞍，到敌人来的方向放马休息，并把军用物资放在道路上。这时，诸将见敌人骑兵很多，请求回去保守营垒。曹操的谋士荀攸说：“这是引诱敌人上钩的计谋”。待袁绍的军队赶到，果然争着去抢夺道路上的军用物资，队伍混乱不堪。曹军乘机突然发起反击，击败袁军，斩杀了文丑。

在战争的大棋盘上，子走局开，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之后敌我双方互相掣肘，目光短浅的鲁莽家，只知见利皆争，不知螳螂扑蝉，黄雀在后。结果则会为争一卒而失掉一车。而聪明的指挥员，全局在胸无论情况多么复杂，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目标；各种矛盾接踵而来，始终都能把握着指挥重心。他们见利思害，就不会为饵兵所诱。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一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战争论》第68页）在情况复杂而紧急多变的战场上，指挥员思维机器里所输入的材料，常常带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利益，还是诱饵？是可乘之机，还是敌人设下的圈套？是敌人行动中的漏洞，还是有意安排？是因天时地利造成的偶然机会，还是敌人跳开一般的逻辑法则而造出的一种用奇之举？在矛盾着的思维中，头脑简单固然容易上当，犹豫迟疑也会导致棋失一着。比较妥当的处置是：动于后而谋于先。

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过的六十多次反空降战例，凡因受敌方饵兵所诱而失利者，多在于行动盲目。比如：敌在同一地区连连实施假空降，使反空降的一方屡屡扑空而麻痹，随之敌改为真空降。反空降一方则常见不疑，以真为假，终于被敌所乘。再如，敌先在此处进行小股空降，待把被袭者的反空降兵力、火力吸引向此处后，突然在彼处实施大规模空降；敌先以假空降诱使被袭者的反空降部队出动，待被袭者的兵力火器达到反空降地域之后，实施空降的一方突然对其进行火力袭击，然后再乘其还未反应过来，迅速进行真空降……。

一九五六年英法军队在塞得港登陆作战中，使埃及军队所触及的霉头令人难以忘怀。这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两国出动八万军队，伙同以色列进行武装干涉，于十一月五日在塞得港实施空降。然而，英法第一批空降兵只是大批木头人和橡皮人，埃军不知这是“钓鱼上钩”的诱饵，先命令地面炮兵猛烈射击，接着军民出动进行围歼。当埃及的火力、人员暴露之后，英法航空兵一个回马枪杀来，使埃军遭到重大伤亡。接着，英法部队又在塞得港以东空降了三个真伞兵营……。

    佯  北  勿  从

敌人奔北，必审真伪。若旗鼓齐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去，非败也，必有奇也，不可从之。（引自《十一家注孙子·军争篇》）

〔译文〕敌人败逃，必须认真分析判断是真败还是假败。如果敌军的旗帜整齐、鼓声响应，保持着严格的纪律，浩浩荡荡，虽像是败退，但并不是真被打败，其中必有奇谋，不可盲从追击。

〔浅释〕香饵的下面布有陷阱，用佯的背后设有圈套。敌人的有生力量没有经过大量减杀而败退，应当警惕其败中有诈。

我们在古典小说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

二将刀来剑往，马走盘环，战不过数合，甲方拨马便逃，乙方不知是计，紧追不舍，看看追得切近，甲方突然从怀中取出暗器，回手一击，乙方应声落马。这是在将对将的单骑搏斗中，以假败诱敌，达到出奇制胜的一种情况。许多英雄好汉的“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都是这种用法。

还有一种情况：甲方实行有目的、有计划的退却，诱敌深入：乙方在追击中就敌所范，误入陷阱。

佯北勿从，关键在于正确地判断敌情。在公元前六八四年发生的齐鲁长勺之战中，曹刿一鼓作气，得胜一局。当敌军溃逃时，他不是马上追击，而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先辨真假虚实，而后再决定追与不追之策，表现了指挥上的慎重态度。

然而，自步骑兵逐渐取代了古老的战车之后，“诡道”盛行，战争多是在“云雾中”进行。辨别真伪虚实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齐魏马陵之战中，孙膑用减灶法示弱，庞涓死抱着“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的传统经验，把齐军的佯北看成了真败，误入迷谷。在三国时的吴蜀彝陵之战中，陆逊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主动实行战略退却，急于为关羽报仇的刘备长驱直追，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常以大踏步的后退牵着敌人在广阔的战场上大游行，创造了一个个有利战机；而在抗美援朝的五次战役中，也曾为追佯北之敌吃过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敌人的有生力量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就突然放弃进攻或坚守而改为退却时，对敌人的举动很值得问个为什么；当我只取得了初战的胜利（但还不是决战的胜利）就发现敌人退却时，切记不应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轻易低估敌人的力量。

拿破仑从战争实践中体会到：对于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计更为重要，更为有用。拿破仑这里讲的眼力，就是指预见力和识别力。指挥员要能够从顺利中看到隐藏的危机，从困难中看到战局转化的希望，从复杂的现象中认清敌人行动的本质，以便把战争的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孙子兵法》在“三十三相敌”中讲到：敌人依仗（如枪戟之类）而立，是饿极了；士卒争先取饮汲来的水，是一路奔波，渴极了；见到有利的机会而不进兵，是军队过于疲劳；飞鸟群集敌营之上，说明敌兵退去，营中空虚；夜里士卒高呼，是军队恐惧不安；军中纷乱没有秩序，是将帅失去了指挥的权威；旌旗动乱，是队伍不整，士气不振；军官怒骂，是士兵疲倦，不听号令等，这些情况都可以作为判断敌军败北或日子难过的迹象。与此相反，敌军半进半退，态度暧昧，是引诱我军；敌人无约而请和，是为了暂时休战，以图再举等，这些情形则可以作为判断敌军假败的根据。

但是，“相敌”之法不可死用，要估计到敌人在一定情况下也可能不按逻辑行事，治而示之乱，饱而示之饥，驻而示之走，此时此刻，真败的迹象就成了假败的伪装，这是需要认真体察的。

    见  可  而  进

凡与敌战，若审知敌人也可胜之理，宜速进兵以攻之。（引自《百战奇略·进战》）

〔译文〕和敌人作战时，如果判明有可以战胜敌人的条件，就应当迅速进攻敌人。

〔浅释〕见可而进，通俗地说就是：见机而行，打得赢就打。这里所说的“可”，不是指力量，而是指机会。士把逢时不用，兵不遇机不动。如果把军事力量比作杠杆，那么战机则是这根杠杆的支点。优势军队不遇战机，虽优无用；劣势军队遇有良机，则可以小制大，以弱胜强。

“机”与“隙”常常反映着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战场上，敌人出现的失误，合乎我利用的就叫“机”，表现于敌方自身则为“隙”，因此，见可而进，扑捉战机，重在乘敌之隙。

见可而进，反言之就是无机勿行。事未发之前，需待机，要有极大的耐心；事发之时，需乘机，要有果敢的决断力。

“一切部队的行动都完全照着既定的计划进行，丝毫不许有所变化，这种对于计划的控制和狂热，否定了机会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因此，见可而进，就要敢于改变既定的计划。

十七世纪，在英国爆发的第二次国内战争中，克伦威尔将军率军进攻勒王军。当他的军队快接近目标时，补给品缺乏了。按常规，克伦威尔应该马上发起攻击，速战速决，以防止陷入旷日持久的困境。但他因为没有找到可以破坏敌人阵地稳定性的良机，便断然放弃进攻，实行撤退，诱使敌人走出阵地追击，以便在运动中寻找歼敌的机会。可是，由于追击的敌人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使克伦威尔难以找到可打的机会。他便拖着敌人辗转，中途几经敌人前堵后追的风险，部下急于求战，他却以极大的自制力驾驭着感情的骏马，决不轻易交锋。这样，一直拖了二十天之久，终于在一个雷雨天，克伦威尔发现疲惫忙乱的敌人左翼部队，挤入一个狭窄的谷底，且戒备松懈。于是他集中全力及时发起猛烈攻击，一举使敌人阵脚大乱，进而导致其全军溃败。

战机，有指挥员主动创造的，有战场上偶然出现的。当“幸运之神”飘然降临时，只有永远保持着进取心的指挥员才与她有缘。

一九四四年冬天，欧洲战场上的雨雪下个没完没了，直接阻碍着盟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圣诞节这天，“血胆将军”巴顿祈祷：“主啊！请赐给我们晴天吧，这样我们才好打仗。”第二天，“上帝”真的开恩了，战场上空雨雪骤停。时刻处于引而待发状态的美第十六空军联队马上全部出动，打的那些在雨雪中没有作好应战准备的德军装甲集团狼狈不堪，有力地掩护了巴顿挥师北上的行动。

凡事业是，失败容易成功难；时机是，丧失容易获得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充满迷雾的战场上，偶然的机遇随时都会出现，但并不是每个指挥员都能借此创造出奇迹。这里用得着拿破仑在临终前不久说过的一段话：欧洲一些著名人物之所以成为伟人，不是因为他们得到幸运的机会。不是的，幸运降临到他们头上，是因为他们是伟大的人物，善于控制幸运。

    退 知  难  而  

凡与敌战，若敌众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争，当急退以避之，可以全军。（引自《百战奇略·退战》）

〔译文〕在和敌人作战时，如果敌方兵力多，我方兵力少，地形又很不利，力量难以和敌人抗衡，应当赶快撤退，避免与敌决战，这就能保全自己的军队

〔浅释〕知难而退，相对于“见可而进”，语出吴子。本意指：察看出情形有利于我，当然要向敌进击，如果明知道前途多艰，就不可贸然行动，以免后患。

敌情条件不同，对付方法各异。“打不赢就走”，在退却和转移的被动形式中保存实力，创造“可进”的战机，这是实行运动战和游击战时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瑞士军事理论家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讲到：一支军队能在失败的环境中挺立不动，其价值远高于在胜利环境中勇敢争先。因为向敌人进攻只有血气之勇就够了，而在胜利的强大的敌人面前实行困难的退却，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一次良好的撤退，要和一次伟大的胜利一样应该受上赏。

打鱼不在急滩上，后退一步自然宽。正如攻与防不可分割一样，退和进也是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的。古往今来，很多军事家采取以退求进的策略，创造过许多辉煌的战绩。

战争中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本质地认识它。特别在初战发展顺利或取得了某些局部胜利时，若非胆略超群的指挥员，决不会从顺利中看清潜伏的危机，预见到战局将会出现的逆转，从而果断地改变自己的行动。

一九三一年七月，鄂豫皖红军军委给红四军规定了攻英山，出潜山，相机夺取安庆，以威胁南京的作战方向和作战任务。八月初，红四军攻占英山，歼敌一个团。初战的胜利，使当时任鄂豫皖红军军委主席张国焘头脑更加发热起来。他急令红四军“乘英山之胜抵安庆”。这时，徐向前等红四军首长全面分析情况，认为马上出击潜山，夺占安庆，将会遇到许多不利条件下。比如：要通过近四百里的非红区；远离根据地，后勤保障困难；兵力不足一个师的红四军，沿途要同两倍以上的敌正规军和大量的“清匪团”作战等，因此，夺占安庆毫无胜利的希望。相反，如果红四军改变原来的计划，及时南下到被敌人疏忽的蕲春、黄梅、广济地区作战，不但制胜的条件很多，且能调动和牵制江南部分敌人，以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基于这一正确的情况分析，红四军首长当机立断，放弃夺取安庆的计划，实行南下作战，果然连战皆捷，达到了预想的作战目的。

知难而退，是进攻中的“退”，运动中的“退”，是为了重新选择作战方向和作战目标的“退”。倘若在坚守防御作战中也照搬此谋，那是要挨板子的。

     围  地  则  谋

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围地，吾将塞其阙。（引自《孙子兵法·九地篇》）

〔译文〕进入的道路狭隘，退出的道路迂远，敌人以少数兵力能击败我众多兵力的地区，叫做“围地”。在“围地”作战，就要堵塞缺口。

〔浅释〕孙子在其兵法“九变篇”中讲的“圮（音匹）地无舍”、“围地则谋”，从广义上讲可以理解为在山地作战应注意的战术谋略。总的说，山地作战宜奇不宜正，宜轻不宜重，宜速不宜久，防者多用伏，攻者多施变，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引一段史学界对诸葛亮“六出祁山”经验教训的分析：

诸葛亮是位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战争史上，百战百胜的军事天才，实际上是很难找到的。诸葛亮这位智慧的化身，六出祁山，“星陨”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军事策略上是有教训可找的。

从公元二二七年到公元二三三年，六、七年的“祁山之战”，蜀军队伍严谨，兵精将锐，诸葛亮以“鞠躬尽瘁”的精神，运筹帷幄，并亲自发明“木牛流马”，解决山地运输的困难，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祁山之战，魏蜀两军都为险峻叠起的秦岭山脉所阻，都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击。而要取得出击作战的胜利，非得实行出奇制胜的战术不可。但孔明办事用策过于“谨慎”，限制了他智慧能量的发挥。他只专注于研究“八阵图”等阵地战术，而对于出奇用兵则想得很少。

本来，一出祁山之前，颇有实践经验的魏延曾向他建议：“闻夏侯懋，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掩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帷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建议，是在对敌情、道路、后勤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出奇之谋。孔明若接受这个建议，采用隐蔽迂回，轻兵奇袭，直捣长安，再以斜谷大军作正面配合，很可能一举而定秦川。但孔明以“轻躁冒进”为由，否定了这个计策。随让马谡为先锋主将，绕道阳平关，经武都、天水，到祁山，让十万蜀军在崇山峻岭中，进行笨拙而迟缓的“武装大游行”，弄得自己疲惫不堪，而使魏军赢得了时间，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直到马谡失守街亭，孔明仍未从军事上吸取教训，以至他在后来的北伐作战中，还是搞老一套，只打阵地攻坚战，而不敢“循秦岭而东”，深入敌后作战。这与孔明死后的邓艾阴平渡险，突然插入蜀国腹地，迫使刘蜀政权顷刻瓦解的作战相比，显得非常逊色。难怪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可见，在山区围地作战。若只会用正而不善施奇，只循常法而不精于谋，很容易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途  有  所  不  由

途虽近，知有险阻、奇伏之变而不由。（引自《十一家注孙子·卷中·九变篇》）

〔译文〕由：通过。道路虽然捷近，但侦知在险谷绝隘处敌人设有伏兵，就应当立即改变决心，不要再从这条道路通过了。

〔浅释〕选择进攻或退却路线，是一个关系到能制敌还是被敌所制的问题。若选在敌“不虞”之道，攻能出其不意，退能乘隙而蹓，则可不受制于敌。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远与近、险与夷的问题。路有险阻近是远，畅通无阻远为近。自然条件虽险，但敌人无所防备，实际上是夷；路途虽然平坦，但敌人设防严密，实际上是险。

公元四七年（汉光武二十三年），汉光武帝刘秀派马援、马武、耿舒带领四万兵马攻打五溪（今湖南贵州交界处）。他们到了临乡（在武陵县古城山上），正碰到五溪兵马。经过仓促交战，五溪兵大败逃回。马援要乘胜去抄五溪人的老窝，有两条路可走：一条通过壶头山，路近但难走；一条通过充县，路平坦易行，但远得多。副将耿舒主张走充县那条路，马援认为这会耽误时间，消耗粮草多。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见奏请汉光武帝刘秀之后便带领部队由壶头山向敌纵深穿插。汉军到了壶头山，误入敌人的伏击圈。五溪兵居高守隘，忽而敲着鼓冲向汉军，忽而一声呼哨都蹓之大吉，弄得汉军战不能，走不脱，只好找地方驻扎下来。时逢炎炎盛暑，汉军不服这里的气候、水土，好些士兵中暑死去。马援把部队分为两队，一队守营，一队在山崖上凿挖窑洞，准备先让部队进洞避暑，然后设法冲出敌军的围困，到便于发挥自己优势的平地击败五溪军。两军一连对峙了几个月，这期间，汉军屡遭五溪人的袭扰，疲惫不堪，马援中病而死。

马援是屡立战功的名将，这次进攻五溪，因路线选错，使自己的优势之军困于劣势敌人之手，“出师未捷身先死”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在军事斗争中，险和夷是同虚和实相联系的。但地形中的险，并不都是布防上的虚。所以，许多军事家都把行动路线选于险绝的山地，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

途有所不由，属临机应变之策，目的是要求指挥员在情况发生变化之后，能够及时果断地改变行动方向和路线，并善于从战场的“裂缝”中求生存，这种“裂缝”多发生在结合部、防御薄弱地带、未设防地带，以及一般认为不利于穿插行动的地形上，或对方的预备队与前线部队之间尚未衔接上的那段间隙地等。但在变化着的战场上，这种“裂缝”可以随时被对方“缝合”起来。因此，只有从空间和时间两重意义上利用敌人的不意，才能把战场上这种稍纵即逝的“裂缝”，变成通向胜利的“走廊”。

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千里回师，避实击虚，就是一个灵活指挥、乘敌之虚的范例。当敌军发现红军已转向兴国地区时，判断我有西渡赣江的可能，遂以九个师向兴国、雩都急进，妄图歼灭红军于赣江东岸。毛泽东同志深谋远虑，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伪装主力，向赣江移动，吸引敌人继续西进，自己率领三万红军，乘夜暗转头向东疾进，穿过敌人两军之间只有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转到莲塘，楔入敌后。当蒋介石发觉上当而急令各部调头东进，并以密集大包围之势寻找我主力决战时，毛泽东同志又将计就计，以部分兵力向大金竹方向佯攻，引敌人主力直向东北，他自己则率主力红军，迎着由西而东的敌人相对行军，从敌人包围网中一个二十华里的间隙秘密穿过，回到兴国境内休整。待敌人发觉我主力行动时，红军已休整半个月了。

    军  有  所  不  击

敌劲而居死势，必死战，我切毋与战。彼怠则进，彼前则却，久之自毙。（引自《武备集要》）

〔译文〕顽强的敌人处在危险状态时，必定会拼命抵抗。我们切不可与它打硬仗。敌人懈怠时我就进攻它，敌人前进时我就稍稍退让一下，这样拖久了敌人就会自毙。

〔浅释〕军有所不击，是说有的敌人不要马上攻击它，应因情、因势、因全局需要，灵活确定攻击的时间和方法。

穷寇据险，为防止它“陷于死地而后生”暂时不击，待其心惰再击。

我正向敌纵深穿插，途遇小股敌人纠缠，我为实现主要任务、主要目标，就需要绕过眼前的“绊脚石”，甩开小股敌人的纠缠，切不可因小利而乱大谋。

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目前尚不能击，则需要采取拖的办法，或实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之法；或采用“蘑菇”战法；或凭险扼守，迫敌分兵持久。总之，都是为了待机而击。

还有这样的情况：

秦赵长平之战中，当白起把赵括所率的部队全部诱入“口袋”后，并不马上攻击，而是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在保障自己不受损失的前提下，坑杀四十万赵军。从而避免了冷兵器时代那种即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歼敌三千”也要“自损八百”的结局。

我军在平均战役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对新保安之敌两星期内围而不打，对太原之敌暂时不攻，对淮海之敌暂不作最后歼灭，都是从战略全局考虑的，目的是稳住“惊弓之鸟”，待敌内变、瓦解。

智力和勇力角斗的战场，并不是消极无为之地。然而，有所为之中要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无所不为，也就无所有为。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敌人要一股一股地歼灭。要有所击，就需要有所不击，否则，处处攻击，处处分兵、树敌，必然使自己陷入被动。

在犬牙交错的态势中，在包围与反包围的“围棋”对弈中，甚至在处于敌人的钳形攻势、四路合围之下，怎样确定击哪，不击哪？先击哪，后击哪？不深入研究敌情不行，没有全局在胸不行，丢失指挥重心也不行。

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主张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而不是先打蒋光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也不是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

辽沈战役中，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先打锦州，而不是长春？

智高一筹，棋胜一着。妙在知变善变，从全局中找到“庖丁解牛”的下刀之处。

军有所不击，还包括要善于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情况，果断地改变既定方针和实行着的计划。例如，原来认为当面之敌是可以击的，且决心已下，计划已作。可是，在实现决心和计划的过程中，发现情况有变（或因原来的侦察、判断错误，或因敌人察觉我企图改变了部署，设下了圈套），就应该敌变我变，或暂时停止攻击。

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因情况变化而果断改变计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冷静的头脑，不能驾驭感情的骏马，也就难以收回出鞘的刀，上弦的箭。

     地  有  所  不  争

小利之地，方争得而失之，则不争也。（引自《十一家注孙子》）

〔译文〕对胜负安危影响不大的地方，刚刚夺占又将要丢失，就不要争夺它。

〔浅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都是强调指挥员应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灵活确定或改换进攻目标。

歼敌与掠地，是进攻作战的直接目的。然而，军事家的锋芒所向，首先在震撼敌方全局的要害处和最敏感部位。最终目的是要攻、要争，但目前条件不成熟，就坚决不攻、不争。

假设桌子上摆有两盘菜，既然第二盘刚刚出锅，烫得难以下口，你何不先吃第一盘。如果你是要登泰山极顶，去看看那壮观的日出，又何必去留恋沿途的小景。

这些生活中的寻常道理，一说就明。然而，将此理移植于激烈的战场，就不是人人都能一下子看得透的。

公元六一七年，李渊兴兵伐隋，在接连攻占霍邑（今山西霍县）、龙门（山西河津）之后，集中主力围攻河东。河东隋军守将屈突通凭坚固守，李渊屡攻不下。这时，李渊想绕过河东，直趋长安。部将裴寂则认为：屈突通兵力不小，若舍之而去，一旦不能攻取长安，退时必为河东所乘，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所以应该先打下河东再前进。与裴寂的意见相反，李世民着眼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的战略方针，高屋建瓴地提出：若乘势迅速入关，则长安震惊，“智不及谋，勇不及断”，攻取容易得手。否则，顿兵坚城，空耗日月，对方可以从容备战，成功就难了。

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意见，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攻河东，亲率主力渡河入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迫使隋朝官吏纷纷投降。李渊很快攻克长安，取得关中。河东守将屈突通见大势已去，被迫投降。

是争，还是不争？是攻，还是不攻？在决策的十字路口，如果放弃总的战略目标；如果为眼前的困难或小利所惑；如果只凭主观估计办事，而不进行定量分析，统筹计算；如果前怕狼后怕虎，犹豫徘徊，就会一步失足，陷入被动，甚至留得千古遗恨。

河东决策对李渊集团能否贯彻乘虚入关的战略计划起着重要作用。在当时隋朝将亡，群虎争食的形势下，谁赢得了时间，谁就争取了主动。倘若李渊军久持河东，不仅使长安有备，也有可能让其他反隋的武装势力捷足先登，占据关中。这样，李渊集团要号令天下就非常困难了。

在攻城夺地与消灭敌人的关系上，消灭敌人是重要的。这一点，古人没有讲清楚，毛泽东同志一语道破了。他提出：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争夺一城一地的得失。从而把古人“地有所不争”这个一般的应变思想，发展到了战争指导规律的高度。地有所不争，当然也不是完全放弃地盘。有所不争，是为了有所争。

在现代战争中，随着部队机动能力的空前提高，战术上的“蛙跳式”攻击，逐渐取代以往的逐点争夺；战略上的纵深穿插、一则迂回和空降兵的“中心开花”作战相配合，常常使对方的战略防御一举失去平衡。战争的实践证明，固若金汤的要塞防御，直接被攻克夺取者甚少，而被间接的军事行动所瓦解者甚多。因此，进攻者的“箭头”常常都是指向对方防御者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