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再起——西方文化的吊诡

（第三篇）

自一七六五年英国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并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效率，创造了强大的经济和先进科技，然后首先是以军事、政治，接着是以文化的形式成为主导世界的霸权，至今已整整两百五十二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含日本、韩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完成了形式上的整合，在最高指挥棒的指挥下，西方世界从军事、外交、经济、贸易、文化甚至内政等各个方面，步调一致，对西方阵营以外的国家实体产生了持续而强大的压力。前苏联及其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在这种压力下解体，西方文化不可战胜的形象由此达到一个巅峰状态——人们甚至一度认为世界终将统一在“ZY、MZ”（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口号）的光辉之下“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尤其是最近的这十来年，这个老套故事剧本的结局并没有如期成为现实，西方国家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先后浮出水面并迅速影响其内政、外交，以往铁板一块的西方阵营也开始分裂——而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西方列强的“群主”美国，居然口口声声要“退群”；与此同时，多年来，在整体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自杀率一直远高于欠发达国家……凡此种种，追根溯源，乃是西方文化中两个必然的吊诡：在放任哲学的错误引导下，高度发达的经济推动“ZY、MZ”走向极端；高度发达的科技在缺乏哲学引导和伦理审查的环境下，以爆炸性的状态无节制地扩张，并反过来侵蚀西方的秩序。

一、吊诡一：极致的“ZY和MZ”导向混乱

如果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会发现一个不易察觉的原则，就是他们的“放任哲学”。在这样的方向下，他们于近代总结并提出了一套所谓的核心的价值观，那就是“ZY和MZ”。这种理想的实现，对于饱受数千年专制之苦、又经过工业革命解决了物质问题的欧洲人而言，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和可行性。此后，又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巩固经营，这便形成了西方引以为傲的黄金招牌，并用以掩盖一切不便告人的政治：以ZY和MZ之名，实施资本本位的社会控制，以“纸牌屋”的方式运作权力，还让老百姓挑不出毛病；以ZY和MZ之名，实施全球战略，发动战争，控制资源，让热点地区国家陷入战乱；以ZY和MZ之名，主宰政治正确的话语权，异化、妖魔化一切其他制度和文化。

但，他们的口号和制度设计有一个难以预见的巨大漏洞，即便是最初的创造者也未必能一开始就察觉：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在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共同的发展）和同化（文化的融合）之前，意即国家、地区和种族之间尚有未弥合的鸿沟之际，纵然是“ZY、MZ”这样高尚的口号，如果不加限制，也是充满危险的——ZY如果发展到极致会是什么？MZ如果发展到极致又会是什么？从理论上推演，ZY的极致就是排斥一切针对个人的约束，不用想，那将是法治的终结；而MZ的极致就是民粹，民粹如果从战略上审视，就是民众直截了当的情绪宣泄，是低智商的政治，反映在内政上就是不顾一切的福利社会，反映在外交上就是抛弃责任的孤立主义。

2016年11月9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从而开启了一个与过往大相径庭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因为当选者是在整个西方世界精英集团的合力围剿下，仍能最后胜出的“草根”。这位新的美国总统发誓要改变美国既往的国家政策，其实就是实施孤立主义，执行让整个西方世界精英阶层都心惊肉跳的一系列疯狂举措。同样，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离欧盟的公民投票，结果是脱欧派意外胜出，从而打开了欧盟乃至西方阵营解体的潘多拉魔盒，相信一系列欧洲分离主义的重大事件会以此为开端陆续上演……这是西方的胜利吗？抑或是MZ的胜利？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直接宣告西方作为一个曾经的、形式上的整体开始分裂，社会精英和民众的联盟已经瓦解；同时，由于推动这种巨变的动因是本质上的利己主义，从而导致了道义神主牌的摔落。然则，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基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仅仅是由于过度的MZ给了短视的民粹以背叛精英和任性妄为的机会。可以想象，假若这一切可以由一个理性的西方战略家来重新决断，他完全可能做出相反的决定，因为那将有利于他的世界和国家。从这一点来讲，一千万人集体讨论并做一个决定——它在效率、远见和逻辑上的水准，不可能与一个（群）高明的决策者相提并论。因此，ZY的极致导致MZ的极致，而MZ的极致必然就是民粹——一种在效率上低下、组织上低能、利益上短视、逻辑上混乱、决策上反复、执行上中断，并最终在战略上劣势的政治形态。奥巴马苦心经营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和TPP被美国新总统随意抛弃即是明证 。

二、吊诡二：无节制的科技追逐导致自我怀疑

我们不妨面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人过得幸福与否，与先进科技到底有多少直接关系？实话说，如果可以选择，在没有战乱和瘟疫的前提下，我宁可选择生活在1000-2000年前的时代。虽然会有很多不方便，但也没有了很多压力和烦恼；最重要的，那种整体清洁和简单的生态状态，在今天看来那是无上的享受。故此，我们可以断言，人们幸福与否，与科技实在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苦苦追寻各种突破呢？

但，我们知道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对科技的无止境追求最后陷入了几乎癫狂的状态。为科技而科技，却从不对科技突破以后是否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或意愿展开必要的伦理追问。结果，地球上这点事，没怎么费事就被探索清楚了；问题是，当我们搞清楚了地球和自身，科技的未来指向在哪里呢？根据常识和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确定地预见，如果不对科技的方向和程度进行哲学层面的引导和严格的伦理审查，人类几乎不会从科技的发展中必然得到幸福——或许恰恰相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警告说：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

近日看了一个电影，名叫《奇异博士》，大致意思是宇宙由多个“维度”组成，我们现实的世界不过是无数维度中的一个罢了。这让我想起近几年西方的几个同类影片：《异次元杀阵》（1997年）、《异次元骇客》（1999年）、《黑客帝国》（1999年）和《盗梦空间》（2010年）……这些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试图告诉观赏者，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唯一、甚至不是真实的。这种对我们所生存的、千真万确的现实世界以赤裸裸的方式直接加以否定，实际助长了精神危机的蔓延。试想，以《黑客帝国》而论，我们所接触的世界只是电脑给我们的幻象，而实际维持我们生命的是电脑机器通过试管灌输到我们嘴里的腐尸水？再说《盗梦空间》，我们现在极大可能处在梦中而不自知，我们无法区别真实和梦境？……若此说来，人的存在既然有大概率是虚假的感知，那怎样到达真正真实的世界？真正真实的世界又是如何的？人类当前的生命和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从危害性而言，这些电影的奇特“创意”，它给观众带来了短暂的刺激，给商业带来了收益，但对于抑郁患者等精神疾病群体而言，它强烈地刺激了对现实的怀疑并助长了一种极为危险的逃离情绪。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如同我们鼓吹同性恋婚姻，那只是个人自由而已？这种自由和家庭、社会责任以及道义评价毫无关联吗？抑或我们论证“克隆人”的技术价值，并无视它对人类自然繁衍伦理的破坏，这种对自古以来生存秩序的颠覆性改变，会真正的带来幸福快乐吗？技术的进步，如同人能力的成长——可以做一些常规外的尝试，但不可以包括脱离人类自然的轨道，这会导致最终的毁灭；西方必须对于某些领域保持克制，不能让科技的进步和所谓奇思妙想反过来瓦解人们对现实乃至未来的兴趣和信心。

这其实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因为他们过度迷信技术，而当科技进步到一定程度，凭借这种技术开展的探索一旦达到一个阶段，以至于现实世界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好奇的欲望时，“研究”的方向转向不存在的“虚幻世界”就是逻辑的必然——但这个方向是错误的，会导致对生存价值和意义的集体质疑，这是西方世界的信仰危机，也凸显了他们在过度追求技术的同时，精神文化的贫乏。

三、西方文化的出路

那么世界文明的出路在哪里？有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和解决当前西方的困境？我这里有几个观点，以飨读者：

   （一）承认和应对人类存在“否定有利”的普遍现象。什么意思？就是说人们常常会出现否定实际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比如一个3岁的孩子，你问他想不想吃糖，想不想多吃糖——如果你真的给他自由选择，他多半不会拒绝，而这显然有害。那么这种现象仅仅存在于未成年的孩子之中吗？一个成年人，如果他的知识、性格、思维加上他的利益考虑（尤其是个体利益考虑），使得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采取一种短视而且战略上必定错误的选项，这跟3岁孩子的错误选择有何不同呢！遗憾的是，我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一般情况下，都会犯这种错误。所以，跟未成年的孩子一样，社会民众是需要“监护”的——我们可以说这种监护需要改进和创新，以确保监护人的品质和水准；但必须肯定，监护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保护。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过度的民主（民粹）需要控制。

   （二）无论人类个体还是社会，都需要维持生命的张力。我们看动物世界，可以发现很多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比如母狼总是选择在致命的战斗中胜出且最强壮的公狼——更不用说，许许多多的弱势动物，在大自然的运行中被残酷淘汰。生存的压力，驱使动物们竭尽全力去捕猎和战斗，物种也由此得以维持强盛。人也是一样的，只有足够激烈的竞争和压力，那种强大的生命力才会被激活和维持。反观现在的西方社会，实行高福利政策，人们在各种无偿奉养之下，即便毫不用力，也可以轻易生存，甚至是优越的存在。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现在总是责怪移民或者发展中国家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那些好吃懒做的人，舒服惯了，人又娇气，做工作挑三拣四、要求高、不能吃苦且怨言多，哪是那些勤劳艰苦惯了的移民或第三世界民众能比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在整体退化的根源。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首先前面所述的两点，我们都有效的避免了。然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知足常乐、以道御术”是我们的核心哲学。我们一方面遵循“个人让位于集体”的纪律，因此避免了有害的个人主义泛滥，这种自制和必要的牺牲对个人、社会和国家在战略上保持一种持续前进的状态是极为有用的。也许前进的过程中有波折，也许还会有失误和错误，但从历史长河的层面看，国家在整体上的状态将是充满进取精神和竞争力的。另一方面，正如金庸先生《天龙八部》中扫地僧的告诫：武功越高，心魔越重；因此必须相应提高精神修为，才能克制魔道，否则被自噬……可见，我们对什么是“术”，什么是“道”；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有清晰且正确的认知。我们虽然同样追求科技的进步，但我们知道那只是“术”和手段，它也许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从未真正进入并扰乱我们的核心。中国人对生命、生活、社会、国家和世界的看法，从未因科技而有所改变。不管我们多么自然地使用电脑、手机、微信或机器人……我们最痴迷的高级爱好，永远是我们的《周易》、四大名著、太极拳以及古代那一批批震古烁今的伟大人物和其事迹、著作……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世界越是发展，中国对西方的相对优势就越加明显的原因。

宋美龄：

 “美日持续不断的贸易差距在美国掀起一阵严肃的自省，很多论者对经济弊病的根源投以极大的关切。前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二世在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基督科学箴言报》上撰文指出，美国工业的萎缩导因于自满与教育。他也直率地把经济失败归咎于美国工会对工资的过分要求，以及政府与国会为了政治权宜而屈从于他们。以简单的政治术语来说，所有决策主要是受制于选票。”（1987年6月12日，《宋美龄自述-毕业是追求知识的里程碑》）

“身为一个在美国有过快乐的童年，并在美国大学毕业的人，看到今日在美国所发生的种种，我特别感到伤心。我记得很清楚，从前的美国是有原则、有理想的泱泱大国，全世界都以她为典范。不幸的是，戴着真理面具的谎言、虚假的逻辑、傲慢与邪恶，都在以履行第一修正法案的堂皇名义之下，被大家习以为常地接受了。”（1987年6月12日，《宋美龄自述-言论自由掩盖了是非真相》）

“整个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人民生活的姿态，一向以来完全趋向于和平的，而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关系，也永远遵循着友好的途径……”（1937年11月9日，《蒋夫人言论集-复美国马萨诸塞某女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