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币的之间的战争：铜钱VS铁钱

       在古代珍宝币中，相对于铜钱而言，收藏和研究铁钱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如果对铁钱缺乏基本的了解，就无法弄懂中国金融史和中国货币史，更无法了解到中国古代珍宝币的发展历程。

        古代珍宝币铁钱，是中国钱币史上一种特殊的金属铸币。自西汉至民国初期的两千余年中，中国铸行铁钱的时间断断续续大约有五六百年。中国并非最早以铁为货币的国家，但中国是使用铁钱时间最长的国家，而且中国铸行过种类异常繁复的铁钱，形成了重要的铁钱文化体系，这在世界货币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铁钱的流通，较铜钱和其他货币更能反映当时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商品货币的关系，更能反映行用铁钱的政权对币制的变革给社会政治、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一般来说，铁钱是以铜钱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货币与商品经济的矛盾相对尖锐化时期的产物，但具体到不同的时期，铁钱产生的原因亦有所不同，如汉代产生铁钱的直接原因是私铸谋利，而宋代大量铸造铁钱是因为铜钱无法满足商品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清代咸丰年间铸造铁钱大钱则是因为太平天国等起义使滇铜北运受阻，政府发生财政危机，筹措军费困难……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冶铸》曰：“铁质贱甚，从古无铸钱。起于唐藩镇魏博诸地，铜货不通，始冶为之，盖斯须之计也。皇家盛时，则冶银为豆，杂伯（伯即霸，杂伯指割据政权）衰时，则铸铁为钱，并志博物者感慨。”虽然该书在铁钱起源时间问题上与今有别，但其指出因藩镇割据、国力衰弱而不得不以铁铸钱，还是符合实际、颇有道理的。

       中国铁钱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虽然具有自身内在的联系及规律，但其自始至终都受到铜钱发展演变的影响，并以古代珍宝币铜钱币制的变化为其币制变化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铜钱与铁钱，仅仅是币材的更替。因为除了币材、币值和购买力不同外，二者本身的形制、币文、铸造等，总体上均无大的差别。很多钱制首先表现在铜钱上，然后才反映在铁钱上。追随铜钱的铁钱，因之有补充或调解铜钱与商品矛盾的功能。而铁钱的特殊作用，只有在币制严重影响商品贸易活动时，才能较清晰地呈现出来。近代以来的古钱收藏者都了解铜钱与铁钱的这种关系，都是在收藏铜钱的基础上再收藏铁钱。我几乎没听说过有先收藏铁钱而后收藏铜钱的，或者只收藏铁钱而不收藏铜钱的。

       两宋是中国铁钱铸行的鼎盛时期。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出现了“铜荒”和“钱荒”，铜钱和铁钱并用，四川等地则专用铁钱。因为铜贵铁贱，所以三个铁钱顶一个铜钱。当时，四川是盐、茶、丝绸的重要产地，货币流通很大，但铁钱非常笨重，大钱一千枚重25斤，中钱也有13斤，买一匹罗要中钱两万枚，需肩挑车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铁钱不便流通的弊病越来越突出，遂促成代替铁钱的纸币——“交子”在四川诞生，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对此，《中国铁钱》作者刘森先生认为：“显然，纸币产生的根源既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又与宋代币制对铁钱在一定区域内的放任、强行使用有关。封建社会小商品生产的不稳定造成了商业的不稳定，二者又共同导致了其币制的混乱与流通波动频率的难以估测，酿成了铁钱流通时间的间断现象。”

       两宋也是中国铁钱品种和版式最为丰富复杂的时期。这时期的古代珍宝币也比较多。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的阎福善等编著的《两宋铁钱》一书，收录了一千八百多幅宋代铁钱拓图，其中北宋政和铁钱版式最多，南宋嘉定铁钱宝文最多。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17年中所铸铁钱文达二十来种，居中国钱币史上以同一年号为钱文铸钱之首，开创了多种宝文并用的新制。嘉定铁钱面文有“圣宋重宝”、“嘉定元宝”、“嘉定通宝”、“嘉定重宝”、“嘉定永宝”、“嘉定安宝”、“嘉定万宝”、“嘉定全宝”、“嘉定崇宝”、“嘉定正宝”、“嘉定珍宝”、“嘉定新宝”、“嘉定洪宝”、“嘉定真宝”、“嘉定隆宝”、“嘉定泉宝”、“嘉定封宝”、“嘉定之宝”、“嘉定大宝”、“嘉定兴宝”、“嘉定至宝”等。有研究者推测，每一种钱文表示一个年份，但这种观点目前尚未在古泉学界达成共识。

       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由于铜币材短缺和财政困难，政府大量铸造铁钱和大钱，天津地区的铸局也曾参与铸造。咸丰三年(1853)，直隶恢复了停铸已久的宝蓟局（设在今天津蓟县）。咸丰四年(1854)宝直局与宝蓟局先后开铸铜铁大钱。宝蓟局于七月中旬开炉试铸当五十、当百铜质大钱及当五、当十铜质和铁质大钱。然而不到四个月，当十及当五铁大钱均因原料不足而减轻分量，投放市场时，商人及兵士不肯承领。至年末，因铜铁原料皆无，宝蓟局不得不停铸。咸丰七年(1857)，宝直局又在天津、正定、大名等处开设分炉铸造当一铁制钱。但由于商民不愿使用，铁制钱只能折值流通，且在全国积存甚多，宝直局不得不于同年十月停铸。

       咸丰铁钱似乎与天津缘分很深。近四十多年来，天津曾经多次出土宝福局咸丰通宝铁钱，而且每次出土都以数吨乃至数十吨计。1970年，在红桥区贺家楼双庙炮台遗址附近挖防空洞时，挖出数吨铁钱。由于当时正忙于“备战”，这批铁钱便全按废铁处理了。2001年11月，在红桥区贺家楼双庙炮台遗址附近的建筑工地，又出土了数吨铁钱。1985年11月，在河北区旧三岔河口望海楼教堂东侧水师营炮台遗址附近狮子林大街小学工地，挖出铁钱数十吨。据考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防务吃紧，朝廷向各地征集捐输款项，福建官员趁此机会把六万吊铁钱装船运到天津。然而此时铁钱已不在京津地区流通，充当军饷的铁钱到津已成废铁。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后，三岔河口水师营驻地军需粮饷均被焚毁，这堆“废铁”也随之遭到炮火焚埋的厄运。

       铁钱与天津的缘分，还体现在中国最后一种铁钱——“民国通宝”背“一文”就是天津铸造的。这种机制铁钱主要铸行于民国初年，现在已非常少见，但它的存在对研究钱币演化很有意义，起到了补史、证史的作用。

       南朝萧梁时的顾烜，在古代珍宝币收藏史上，被认为是最早收集铁钱的人。但直到清代中叶，见于著录的铁钱并不多。铁钱的大量收集，是从清代嘉、道、咸年间的金石学家、藏书家刘喜海（刘统勋曾孙、刘墉侄孙）开始的。道、咸、同、光年间的钱币学家、金石学家鲍康，既屡屡得到刘喜海的遗赠，自己又努力搜集，也有很多铁钱，曾作《自题两宋铁泉拓册》和《题嘉荫簃铁泉拓册》。已故天津著名钱币学家唐石父先生曾写过《铁钱三难》一文，他认为铁钱及铁钱研究有三难：第一，行用铁钱难；第二，古代铁钱保存至今，文字清晰难；第三，铁钱研究，自来论说者少，辨真伪、断年代难。这三难，至今仍是铁钱收藏和研究相对薄弱的主要原因。我与喜欢收藏古钱的朋友一提起铁钱，他们就摇头叹息，所以很难找到同好。

       寒斋存有汉代、宋代、西夏、清代等时期所铸铁钱数百枚，其中有文字比较清晰、品相比较完整的，也有钱体结有锈块或微有残缺、部分文字漫漶的。当初我购买这些铁钱，根本没考虑如何保值增值，目的只是为了研究古代珍宝币。今天能写出这点心得，自己觉得这些铁钱就算没白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