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

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 1993 年1 月15 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是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毛泽东的主张则相反，先集体化

后机械化，后来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更上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的主张是基本正确的。按刘少奇的意见办，

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错误可以避免，待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自然就走上了欧美

国家家庭农场的道路，根本就用不着合作化了。

由互助组到

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三年时间就让农民与土地脱了勾，

把土地改革给农民的恩惠全收回来了

不许任何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

也不行。谁发家打击谁，谁富起来打击谁。这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也是毛泽东自己建国前的主

张）建设15 年至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农村出一批新式富农庄

园，会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等国家工业化了，有足够的农业机械设备装备农业了，

由富农庄园演变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就出现了。这才是小农经济的真正出路。

美国实现了真正的农业革命，依靠科

技进步，美国农业实现了高度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但所有制一点儿没有

变化，还是个体户，还是家庭农场。

历史的局限性和狭隘性的意识形态偏见使毛泽东不能正视一下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

做到丰衣足食的，而醉心于他那个“天下为公”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

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

间悲剧。

胡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

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争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鲁迅的思想？

但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进京以后，《二十四史》是他读书的主线，从中可以研

究他的思想走向。铸成毛泽东晚年种种大错的，诸如迫害和诛杀功臣，在党内制造派系，

坚持终身制和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等，皆属“帝王南面之术”。这帝王南面之术，就

是怎样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的学问，就是怎样坐稳皇帝，怎样驾驭群臣的学问。帝

王南面之术的思想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结合实际的运用是《二十四史》

中所记录的花样翻新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给秦始皇正名，

要给法家正名，正是他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而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理论”掩盖下对法家思想的运用，使全国人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他要利用高岗制服刘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再四两拨千斤，利用刘周除掉

高岗……毛泽东以他深不可测的权谋，纵横捭

阖，既除掉高饶，又削弱了刘周，令彼消而此弱   

毛泽东见邓子恢就任农村工作部部长之后，没有积极贯彻他的思想，却和刘少奇配

合默契，对邓子恢非常不满意。于是，趁邓子恢外出公干的时机，毛泽东直接找陈伯达、

廖鲁言两位副部长，委托他们在1953 年10 月26 日至11 月5 日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

合作会议，推翻了22 天前中共中央对全党发出的《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

为中心环节》的指示，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命令摊派下去，第一次把全国

农村搞乱。

动员农民入社的办法越来越简单有效。浙江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

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跟他们一样。”农民害怕

重划成分，与地主、富农一样挨斗，有痛哭流涕要求入社者，这被认为是“农民中蕴藏

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证明。

强迫入社，农民认为要“共产”了，引起极大的不安，生产力开始遭到破坏。其第

一个信号是大量屠宰出卖牲畜，包括生产用的耕畜

农民认为要“共产“了，不过了。春耕大忙季节，不积肥，

不添修农具，入了社的出勤率很低。再加上1953 年施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强迫农民

卖过头粮，加剧了农民与共产党的严重对立

1954 年9 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转换。虽然依然保留政协，但是它已由之前的代行“国会”变成

了咨询机构，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由宪法规定为议行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它与

政协一样，政治仪式的作用要更大一些，也可以使民主人士的安置有了更大的空间。与

此同时，原来民主人士占主要成分的政务委员会取消了，原来拥有大量民主人士的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也取消了（这个委员会曾担负讨论国家政策和重大行政举措的职责，所

以非同小可）；取而代之的是最高国务会议，参加者有严格的限制，由国家主席、副主席、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组成，也就是说，民主人士基本上

被从最高国务会议中排斥出去了；原来的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权力有所扩张，不过副

总理中却连一个民主人士也没有了，政府各部长中民主人士也大幅度减少（在36 个部委

的正职负责人中仅占12 席），这些尚保有部长位置的民主人士在此后的几年内逐渐退了

下来。此前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的政务都转移到了最高国务会议，原先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开会时政协委员得列席参加，大家七嘴八舌发言讨论的情形从此再也不可能

重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新中国政治演进和制度变迁中起

了非常关键的转折作用，通过制宪仪式，中国完成了体制的转换，确认了转换的合法性。

这一转换，民主机制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在民主制度建设上是一个倒退。

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基本上和蒋介石的独裁体制一样：党在议会之上，领袖在党

之上。理论上讲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问题是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怎么办？

是党拍板还是议会表决？最后决定权属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按照宪法程

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让人民当家作主，是可以避免这场浩劫的

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

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50 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

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

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是假民主，

真专制，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第一个五

年计划执行了两年多，从1958 年开始，毛泽东跑到第一线，他把总理和国务院晾在一边，

以执政党主席的身份亲自指挥经济建设。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睡醒一觉

一个主意，游着泳心血来潮就决定钢产量翻一番。指标天天变。他先搞乱了农业，又搞

乱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后把“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冲了个一塌糊涂，把全国的经济搞

乱。

发展100 万个社是6 月14 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定的，

毛要邓子恢加码到130 万个，邓硬是不同意，毛认为不仅是30 万个社的问题，是他能不

能左右政治局的问题，是邓子恢跟刘不跟毛的问题，是谁代表党中央的问题。毛泽东超

越于政治局之上的权威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所谓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中央政治局除他以外的多数定下来的事，要经过他点头认可才算

数，这不是政治局与主席的关系，这是军机处与皇帝的关系

作为代表

一定生产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如果不是用经济手段，即创造更高的生产率的

生产方式来代替他们，而用政治手段―政府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消灭它们，那必然

会流于荒谬。但毛泽东竟认为只要不是“太仁慈”，只要“良心少一点”就可以办到，这

里确实表现了毛泽东对经济理论的惊人无知。他的鲁莽灭烈的改造中国的计划―消灭资

本主义和小生产的计划，最后弄得一塌糊涂，一片混乱，绝不是偶然的

从开展合作化运动以来，对上级负责和

对人民负责不一致的情况，甚至截然对立的情况，越来越多。你要坚持对人民群众负责，

就要准备当“小脚女人”，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就要准备撤职丢官。你要跟上上级精神，

跟上毛泽东的路线，就要昧着良心说瞎话，报假情况，对下级，对群众，强迫命令，不

择手段，按上级要求的数字，完成发展指标；你要想有突出政绩，比别的乡、别的区、

别的县、别的地区、别的省市自治区发展得快，发展得多，就要完全不讲良心，不顾群

众死活，吹牛造假，瞒天过海，无所不用其极。反正毛主席说了，不讲仁慈，不讲良心，

才是马克思主义。各级干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抉择之后，大多数跟上来了，决

心只能顾一头，顾上头。少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要讲良心，讲党性，对群众下不了狠

手的干部，就当了“小脚女人”，被淘汰了

毛泽东要防止两极分化，要富帮穷，这在道德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经济领域是

落后的，是行不通的，是空想社会主义。

所谓贫富“两极分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坏事。如果不允许分

化，人类还处在集体渔猎、集体耕种的原始公社时代，实行共同生产、个体分配的制度。

这种制度的维系是以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没有剩余产品为前提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原

始公社解体的。奴隶社会的产生不是某个人有了邪恶的思想，是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

了剩余的结果。所以恩格斯说：“文明向前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一步。”恩格斯还辩证

地指出：“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反杜林论》）把两极分化当做

绝对的坏事，一辈子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毛泽东自己就陷入了形而上学。

有两种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

一种是把社会拉向倒退，回到野蛮人

和半野蛮人的“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状态，那当然是普遍的贫穷，在普遍贫穷的条件

下求社会平等，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

另一种办法是把社会推向前进，不怕道家义愤填膺地喧嚷，允许竞争，允许会经营的人

先富起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情况下，“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

的进步”，“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前一种办法是毛泽东的合

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办法；后一种办法是邓小平“包产到户”，也许“自发资本主

义势力”自由发展的办法。

在农村经济领域，人们追求多劳多得发财致富的努力，即所谓自发资本主义倾向，

是先进生产力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活的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掐尖减富”（即

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死穴，是毛泽东农业合作社道路失败的根源、所

以他坚持办起来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年年整顿，整顿20 年也没有整顿好

包产到户是开头不是结尾，接下来土地私有（农民可以买

卖租赁土地），兼并分化，土地向种田能手那里集中，形成种田大户，最后出现私人农场，

都是以包产到户开头的农业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到包产到户就止步当然不行。现在的

问题是邓小平破题的文章没有人敢往下做。在上层是怕承担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

责任；在下层是把土地所有权控制在政府手里，可以任意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剥夺（只

象征性地给一点补偿）本该属于农民的土地。

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虚置的。按我国现行的土地法，用地

单位如果要取得所需的农村耕地，不是直接面对他的的主人农民，而是要向政府提出申

请。由当地政府（省、市、县）出面将所需耕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政府出面买农民的土

地，农民的法人代表村长或村支部书记只能乖乖地听政府的，在村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做主将耕地卖出；再由当地政府高价卖给用地单位。当集体的成员（农民）不具有实际

的土地财产权利，而具体的法人代表在失去农民监督的情况下，行使所有者权利时，任

何外来的对集体土地权利的侵害和剥夺，在满足了个别人利益之后，不会遇到任何阻碍。

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在乡以上各级对方政府官员手里

某城市2000 年征地13 平方公里，每亩农民得补偿3 万

元，卖出挂牌价每亩135 万元（引者注；政府的暴利达45 倍），当地政府通过卖地已赚

了65 亿元，正在建四套班子的办公大楼。

中国土地杂志2001 年第九期刘田一著文说：“近二十年内，国家向

农民征用土地约1 亿亩，国家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制度和征地廉价剪刀差（土地市场价

―征地补偿费之差）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资产大2 万亿元以上（这显然是一个保守

的估计数）。”这2 万亿元以上的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政府的第二财政，主要用于城市

建设、城市扩张上，对农村则是极大的损失，有人推算，这笔资金如果大部分能用到农

村的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那么农村的发展将大为改观，城乡差距就不会像现在

这样悬殊。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在

政治体制下以国家的名义已经剥夺了4000 万农民的耕地，使他们成了赤贫。农民贡献了

土地，一座座新兴城镇闪亮登场，但城市化并没有带动农村的现代化，并没有帮助农民

脱贫致富。据多部门多渠道调查，土地补偿金分配结果一般是各级地方政府拿走50-60%，

村组拿走30-45%，农民只得到5-10%。2003 年底，我国耕地面积只有18.51 亿亩，人均

耕地仅1.43 亩，为世界耕地资源的45%。我国是13 亿人口的大国，年均需粮5000 亿公

斤左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连续四年达到这个水平，但2003 年降为4305 亿公斤，

这个底线敲响了警钟。我们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须保证全国人均有一亩基本农田。

目前全国已有8 个省低于这一水平，有666 个县已低于人均0.8 亩。地方政府靠倒买倒卖

土地搞创收，增加GDP，得实惠，出政绩，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断送了子孙后

代的生计。

必须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

通过土地向大户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监利道路为为中国“三农”问题找

到了光明前途。如果把土地产权给了农民，这条道路接近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道路，

经过20 世纪许多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

是政府放开政策，不要干预，让农民自己去搞，自发地搞；一干预，搞什么变相的合作

化（如合并农户搞农业公司之类），那些生机勃勃的现象很快就会被扼杀，回到共同贫困

的合作化老路上去。

试图通过农业合作化让农民摆脱贫困的苏联集团各国，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用镜头定格了毛泽东模式的“农

村社会主义”：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一位老人一个冬天都躺在床上，

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病人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打着解放工人阶级

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运动，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

党人。这些伟大的使徒们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

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党经济基

础。。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带给社会（包括工人阶级）的是

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 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经历。马克思

主义以暴力为后盾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世界，但最终没有

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原因就在这里。

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改造社会的经典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

宣言》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大同”理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

义模式。他的发展是马克思+秦始皇，加进了很多封建性的东西，最后蜕变为封建社会主

义。一旦掌权执政，立即把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上日

程，心急火燎地搞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凭藉以暴力为

后盾的国家政权，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更不怕农民不听话。他理智地、坚决地、持

续地干了半辈子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对先进生产力的事情。自以

为是在干一件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的事业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空前荒唐的在历史上丝毫

没有进步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凭藉国家政权的力量

劫富济贫，实现人人平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以及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有一些看是正确的语句和观点，但综合起来考察，

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根本错误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主观上

想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破坏和毁灭了大批生产力，窒息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产生

和发展，用用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不断变动生产关系（即法律上的财产关系）的办法，

对有限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虽然是越分越小，越分越少，但要在市场萎缩的

条件下寻求社会公平，消灭阶级，消灭差别。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就是怎样造成的。

有一种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多留几分成绩的说法，认为“三大

改造”至今仍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承认“改革开放”也是正确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

种二律背反的错误。“三大改造”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改革开放”是把资本主

义和小生产又请回来了。“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如果是正确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发端。改革，就是改

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经济模式；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禁锢下长期形

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满怀信心地前进；理论

上的羞羞答答，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动动摇摇，给左派留下阵地和市场。

资本主义不仅代表剥削和压迫，不仅有罪恶、陋行和血泪，而且代表现代物质文明，

代表先进生产力。

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有千条罪恶，万条罪恶，应该被推翻一百次，但是它有《共产党

宣言》中说的那一条好处―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高得多的生产力，你就不

能推翻它；除非你创造了比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生产力。

任何伟大人物在经济规律面前都是无能为

力的，只能顺应而不能违抗。就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要闹出大

笑话来

消灭了其极具经济活力、为国计民生所需要的一种生产经营

方式，并入了单一、僵化、大锅饭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其弊端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资本家拿定息后，成为一种旱涝保收的固定收入，是大锅饭的另外一种型号，

其个人收入与企业经营好坏盈亏脱钩，虽然名义上他仍然当经理、厂长、副经理、副厂

长，但实权转移到公方代表手里，资本家的经营积极性没有了，他如果太积极还有抓住

企业不放的嫌疑。公方代表多是经营上的外行，想的是如何贯彻党的政策，而不是经营

状况的好坏，所以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每况逾下

由于商业体制集中社会商品要经过一、

二、三级批发站才能转到零售点，流转时间长，费用高，消耗大；同时，国营商业对生

产厂家是包销的办法，生产什么卖什么，很少考虑市场和人民生活的各种需要，常常出

现积压和脱销。消灭了长途贩运致使许多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城乡流通渠道中断。城

市推车挑担卖菜的，组织起联营小组，由行商变成了坐商，不到胡同叫卖了。夫妻店估

产给定息，按月领二、三十元，原来半夜敲门买合烟也卖，如今叫不开门了，因为卖多

卖少跟他的收入脱钩了。游街串巷叫卖的上海莲子粥、北京的杏仁茶、天津的馄饨、豆

腐脑全都改造得没有了。

第三是国家得不偿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结果，是增加了三百万吃皇粮的人

员，资方人员变成了国家干部；私企职工变成了国企职工，也要一视同仁。工资是铁饭

碗，还有公费医疗以及各种福利。国家都得包下来。许多个体手工业者、小摊贩等等，

积极要求“改造”，要求“合营”，也是冲着铁饭碗来的。本来这些私营企业是国家的纳

税人，如今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失去了一部分财源，还要支付工资和定息。

毛泽东不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不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基本适应还是受到

了限制，发生了矛盾，不管这种生产关系是处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阶段，还是到

了生产力发展的“桎?”的阶段，莽莽撞撞，上去就打碎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中

国的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工作正处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阶段，他把这种代表先进生

产力的生产关系打碎了，以为可以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其结果是这种先

进生产力像不足月的胎儿一样，被扼杀了。从此中国就没有了先进生产力，毛泽东所建

立的制度是不允许先进生产力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代之而起的是与大锅饭的报酬相

适应的大锅饭生产力。社会进入了一个停滞缓慢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时期。

资本家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组织形式监督企业的运营

和掌控企业的发展，这就避免了那种因“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

浪费无人过问、亏损无人负责的国营企业弊病。在这种制度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限

可能性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各地缩减农民的自留地，对副业生产作出种

种限制，名之曰“割资本主义尾巴”。比例倒是变过来了，农民的收入大大地减少了，提

供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原料也越来越少了

政治家贵

在言行一致。言行不一致，他的理论就是欺世盗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理论，随着一场反右派斗争，把几十万爱国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随着文化大革命把

几十万党内同志迫害致死，随着把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打成叛徒、

内奸、工贼，而变成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欺世盗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

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甚至是欺骗口号。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

言论，著书立说，招来灭门之祸。到文化大革命中，文字狱遍全国，十亿人民读一本书

（《毛主席语录》），看八出戏（所谓“八个样板戏”），钳制言论，控制思想，超过历史上

最黑暗的封建王朝。

文革期间，他超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藐视法律的尊严，私自决定逮捕审讯国家主

席刘少奇，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这在现代国家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的。戊戌变法失败，

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那是封建社会，没有宪法，没有议会，皇

帝废立是皇族内部的事。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完全把自己置于太上皇的位置上，他的内

心世界，根本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

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是

在中国兴起新的个人崇拜的宣言。毛泽东先声夺人，说是谁要反对崇拜他，就是有让人

崇拜自己的野心。他借用列宁的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个人独裁制造理论根据。

在成都会议上，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

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由于这个不寻常的表态，两个月后，即5 月25 日召开的八

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样板一立，带坏了整个党风，紧跟和

吹捧毛泽东成了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

反右斗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摧残是毁灭性的。1957 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1500

人在反右派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

大漠了此一生。22 年后，又把这1500 人全部平反，就是说这些思想敏锐、头角峥嵘的有

为青年本来就不是右派。

中文系新闻专业 1954 级女生林昭，则是被惨杀的才俊之士的代表人物

我关押在这里，已经快八九年了。一提起我的案情，就要气愤，所谓罪名，都是强

加到我头上的，完全是毫无法律根据的荒谬绝伦之事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根据毛主

席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

向党提了一些意见，但是，真想不到这些由衷之言竟成了罪状，结果被押到劳改场所进

行劳动教养。

谈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况，表示对《南共纲领》有较大的

兴趣和赞同的看法，结果被人诬陷告密，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党活动，随

后我又被捕了，不明不白地被判了20 年，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

就凭这些事情，1968 年4 月29 日上午10 时，对林昭一案重新审判，法庭就设在提

篮桥监狱里，没有陪审员，没有律师，没有记者，更不准家属旁听，法官宣判：林昭由

二十年徒刑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林昭没有哀号、没有恐惧，她当即刺破手指，用鲜血

写下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从容就义。

来人说：“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

4 月29 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母昏厥于室内。令范交了子弹费，询问：

“尸体现存何处？”来人拒不回答，扬长而去

后来的中苏论战，不是苏联欺负了中国，不是赫鲁晓夫欺负了毛泽东，是毛泽东为

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地位蓄意挑起来的

把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搞臭，使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的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中心。他高扬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开始了与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争夺马克思

列宁主义正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霍查的女婿马利

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中说，1962 年他来中国要求粮食援助

毛泽东常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为了听霍查的一声鸡叫，几百万吨粮食就这

样撒出去了。而这时的中国，大跃进成了大跃退，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与苏联叫板，在亚洲竟没有一个支持者，这使毛泽东感到难堪。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不死，反而认为这是转移人民视线、

摆脱个人困境的出路。1961 年后1962 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13 亿7 千万元，连同前

三年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23 亿6 千万元

封建王朝留下的谚语是：吴王好剑术，百姓多疮瘢；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

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好什么呢？他好的是高速度、大跃进、一年赶上英国。下边

的各级干部在升官的巨大诱惑和保官的巨大压力下，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去

创造奇迹，实在创造不出来，也得把奇迹编造出来，既然不能说办不到，就只好不讲“良

心”说谎造假。

把讲良心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提出的农业发展计划

打成“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在5 月23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点了潘复生的名，定为“右

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的支持下，揪出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全省抓出“小潘复

生”二十万之多

稻谷324375 斤5 两。这本是436 亩的产量，

鸡公山公社党委将其认定为6 亩6 分3 厘试验田的产量(324375.5/6.63=48925)，得出亩产

48925 斤的卫星记录。迅速向县委报喜；然后，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

中央登报广播，宣布又一颗“卫星”上天

当发现“卫星产量”都是假的，粮食根本没有增产的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决

心按各省虚报的产量跟第一书记们要粮食，于是，省委书记逼地委书记，地委书记逼县

委书记，县委书记逼公社书记，公社书记逼生产队长，交不出高指标的粮食，就说他们

伙同农民瞒产私分了。这个反瞒仓私分，成为后来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这个《简章》的要害是剥夺了农民的一切：土地、房产、对农业社的投资、牲畜、

林木等等。得到的就是一个：不分男女老幼都到食堂吃饭，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

林彪带头，贬低马克思主义，说毛泽东在各方面都

超过了马克思，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叫做“洞察一切”。公平地说，毛

泽东在有些领域，例如军事领域，确实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是不懂打仗，不会打仗的；

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但他不谦虚了，也飘飘然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

所不能。在经济领域搞“领袖意识那是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全国人大决议正式通过的钢产量指标按法规来讲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共产党的政

治局无权推翻或撤销全国人大决议。要改变这个数字需经以下程序：中央政治局提出建

议，提交国务院认可，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新的议案，全国人大有接受或否决的权

力。如果全国人大有权否决1070 万吨钢的指标，不仅避免了一个劳民伤财的大折腾，也

使毛泽东悬崖勒马，避免一个大错误。

中央工业交通

部部长高扬奉命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大放“卫星”的地方了解

炼铁情况。他发现产量不实，质量不好，向中央写了封信，对所谓“小、土、群”等违

背科学的做法提出异议，据理力争，提出看法。毛泽东看后龙颜大怒，把他打成“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携儿带女，发配到贵州劳动改造。这个标杆一立，就把各级干部的嘴都

封住了。眼睁睁地看着造假，承认造假。表扬造假，这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

所谓“政治账”，就是毛泽东的面子；所谓经济账，就是人民财产的损失。

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

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矿石代替，也有因农

民不认识矿石，把黑石头当矿石送入炉中冶炼的，当然，一样算成果，一样放卫星。实

在找不到铁矿石的地方，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锤、铁锨，庙里的铁香炉、铁鼎，殷

实人家的铁门、铁栅栏等一切能够搜罗到的铁器送到炉里去，炼出来的烧结铁，铁丝直

支楞楞，半个门环镶嵌在铁疙瘩上，这些都作为产量放了卫星。

没有宣布的是，有308 万吨钢。416 万吨铁是凑数的废品，根本不能加工使用。而冶

炼这些土钢铁，国家补贴了50 亿人民币

据经济学家、当时的统

计局局长薛暮桥估算，农民吃食堂浪费的粮食有1750 万吨，相当于1958 年农村供应粮

食的11%。这种无节制的过度消费是后来导致大饥馑，饿死人的原因之一。

虽然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但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大锅饭，养懒人。农民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可以到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勤劳的农民想：

起早贪黑，深耕细作，下多大力气，多产多少粮食，也是全部归公，自己混个“肚儿圆”；

懒惰的农民原来还随大流出工，只是多歇几次，多吸几袋烟，队长看不见的时候早收工，

今见啥也不干的二流子、陌生的过路人都可以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索性工也不出了。

广东新会县吃食堂的结果出现了“四多四少”，即：“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

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如此坐吃山

空，岂能持久？

他看到一个

老太太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当地农民

告诉阎书记：“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15 里，不算远。最远的有30 里，每天骑上毛驴

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

1959 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

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

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

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么吃什么，食堂

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

1958 年，本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收获季节，全民炼钢铁正在节骨眼上，为

了保钢，保那个图虚名得实祸的“1070”，把青壮劳力都赶上了钢铁第一线。

大量的车辆和牲畜也被调用去大炼钢铁。结果，在许多地区，

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或运不出来而烂在地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最保守的

估计，“1958 年底农作物估计有10%左右未收回。”10%就是400 亿斤

对无为县解散公共食堂事件，毛泽东勃然大怒，1959 年8 月10 日他亲笔写下了《对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的批语》，说张凯帆“站在资产阶

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这个文件发到全党，全党震骇莫名

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当属有良心的干部，及时把最初农民外逃、浮肿病、饿死人的严

重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如果把人民的生死忧患摆在第一位，紧急转舵，

调整政策，不至于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饿死几千万人。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把自己

的面子、威信摆在了几亿农民的生死忧患之上，顽固地坚持要把公共食堂办下去。他把

河北省委的报告压下来，却把贵州省委的报告批转全国，

就在毛泽东决心牺牲农民、保全面子的这两年，许多拥护共产党、听毛主席话的农

民被活活地饿死了。那些贫苦农民多数人饿死不造反（小反发生不少）。，是因为他们认

为：共产党、毛主席给自己分了房屋和土地，叫办公社、叫办食堂也是为了老百姓好，

怎么能反对自己的恩人呢？他们至死也不明白，大救星毛主席为什么这几年光出馊主意

呢？

他要发明理论，组织队伍。为自

己的错误辩护。谁能为他的错误辩护，谁就是亲密战友；谁要准备纠正他的“左”倾路

线成为，谁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内的多事之秋从此开始了。

举起群众运动的盾牌，毛泽东就避开了自己的责任。“一个指头”的错误没有他的份

儿！

三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给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以指导，纠正他们“急急

忙忙向前闯”所出现的偏差。其实，违背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

主张产品调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

毛泽东又批评说：“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

别模糊了 是谁把三级所有的界限模糊了？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又是毛泽东

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

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要像海瑞那样，做到五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急急忙忙赶回北京，找到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向吴晗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两篇介绍海瑞的文章。

吴晗说：“主席号召宣传海瑞，我义不容辞而且尽快交卷。”

万万没有想到《海瑞罢官》导致他家破人亡。

毛泽东这个讲话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把刘少奇推出来当国家主席，同时也把国家的

巨大危机叫刘少奇背上。因为，知道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务的”。大跃进原来毛泽东亲自

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带领六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

他实际上是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决策核心之外。至于具体工作，

他管到了农业社发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级社升高级社，管到了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

化，管到了种庄稼要深翻七尺（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七册第506 页）；工业上他

管到了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管到了钢铁元帅升帐，管到了亲自

下达指标钢产量1070 万吨、如今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文教搞乱了，全国都

乱了套，他说他没管具体事务，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老练稳健的周恩来，严格按照毛泽东划定的框框去引导会议。各省第一书记和北京

来的部长们按摩足底定的基调发言。大讲大跃进的成绩，然后讲一点缺点（而且已经改

了），落实到明年怎样继续跃进上来。

该纠“左”时他反右，这一念之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

入了绝境，只要他活着，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从此以后，他不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在他一念之差的后面，是亿万生灵涂炭，上千万人活活饿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

灾和兵变。

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

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

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

现在刮“共产

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

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够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

一个多月就息下了这股风，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

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

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没有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

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纸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

那我就走，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

走的。

大家看到，主席不分山头，只要在路线上坚定地支持他，就有希望升入党内更高的层次。

于是各大组的批判会迅速出现一边倒的局面，批判发言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

又有许多人急于表现，站起来慷慨激昂，对彭上纲很高，同时表白对毛泽东的忠诚

制造彭德怀冤案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毛泽东，但又不仅是毛泽东，是一

种制度、一种传统、一种文化所形成的历史合力

中共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必须进

行以扩大党内和党外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保证能及时改正错误，避

免全局性、全国性的大错误，实施对国家，对人民的正确领导的先决条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

竟然说：“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

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

我们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在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一光荣道路勇往直前，

为新的伟大的胜利而奋斗。”这段话表面上看来是中共惯说的套话，实则不然，它有划分

历史阶段的意义，它以中共文告堂而皇之的名义，宣告中国共产党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决

裂。错误可以说成正确，失败可以说成胜利，六亿人民深恶痛绝的“三面红旗”硬说是

他们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

就在 1958 年8 月21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宣告“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

们要实行”以后的四年里，发生了饿死3755 万人的人间悲剧，这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为害最烈的一次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毛泽东亲自设计、亲自领导建造的共产

主义天堂，变成了人间地狱

大跃进实际分成两次。第一次是1959 年庐山会议以前，1958 年底就陆续发现了大跃

进问题严重如能及时纠“左”转弯子，也就是饿死几百万人。庐山会议后，为了证明三

面红旗正确，毛泽东在全党发动反右倾运动，然后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这二

次跃进作孽最大，时间长达一年多，就是1959 年下半年，到1960 年底。第二次跃进又

失败了，粮食产量更低了。

1958 年9 月3 日，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

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3700 亿斤，增到7000 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

到7000 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 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

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

能超过10000 亿斤。”这个牛虽然是在国内吹的，但外电纷纷报道，早已传遍世界。春种

秋收。突然各省说交不出预期的粮食来，这下毛泽东急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

情。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亲自拟稿于1959 年2 月22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全国，

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仓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问题，

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凡教育必是和

风细雨、循循善诱。毛泽东用“坚决”修饰教育运动，有深意存焉！怎么“坚决”法，

他不明说，给下级干部留下了充分地想像发挥的空间。以“坚决的教育运动”为手段“反

瞒仓私分”，把农民的口粮挖上来，是大规模死人的主要原因。

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

被查处的县委书记们不服是有道理的。他们执行的是省委的

指示，不择手段地搜刮粮食是要完成省里压下来的高指标，他们是吴芝圃的替罪羊。吴

芝圃执行的是北戴河会议精神、庐山会议精神，是毛泽东关于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从根

本上说，饿死人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秦始皇”―空想加

暴政的政治体制，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不是抚恤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不许饥民逃荒和把逃

到城镇的饥民抓起来。毛泽东建立起来至今受到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毛泽东看到报告批示定调子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

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又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责

成讲“良心”的总理周恩来起草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来称之为“十二条”）。

可见毛泽东知道信阳事件是党的农村政策出了问题，作出反革命定性的判断，是用阶级

斗争掩盖路线错误

他们造舆论说信阳

事件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漏网的地主、富农“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

革命阶级复辟”所造成的，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

权夺过来。”

路宪文领导的遂平县出了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扬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然后，

粮食产量放卫星，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瞒产，继续跃进，他们

无一不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如今被中央工作组“点金成土”，这

些“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好干部”一下子变成了“混进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

的“漏网的地主、富农”。这种做法，有深义存焉。

要害是破除认为

“信阳事件是我们党犯了错误”的观点，树立“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的复辟”的观点。

这一破一立，使毛泽东这位饿死几千万人的罪魁祸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高扬

阶级斗争的旗帜，再次成了人民的救星。

群众说：‘毛主席知道了，派干部来了。’‘真

诚地回来了，老八路回来了！’有的群众对着毛主席像说：‘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

就是说，整个领导信阳地区大跃进、公社化的是“假共产党”，现在来的这一拨工作组，

才是真共产党。毛泽东接信阳地委报告如获至宝，于1960 年12 月31 日批发全国：“这

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407

页及注3）信阳报告转发全国，就是告诉各地。用阶级斗争掩盖“左”倾路线，巧妙地转

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线。信阳的经验和这两句“御批”使毛泽东瞒天过海，由这场大

灾大难的罪魁祸首变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吴芝圃炮制信阳报告这一“功”，抵了饿死294 万人的罪，

这样，吴芝圃保住了中央委员，不久，调任中南局书记。

人吃人的案例

案例一：“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41 岁，地主成分。51 年丈夫病死，

为逃避改造，52 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3 月16 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现，

管理区具棺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

当晚夜静更深，带上锄头剖、菜刀、背篼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

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煮熟自食。。。。。为及时有力地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逮捕法办。”

案例二：“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39 岁。周对现实极为不

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3 月16 日下午竟将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

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都调查研究，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呦。”大队支书吧胸脯擂得

崩崩响：“100%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

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

新“敌情”通报派往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 82

户491 口，仅在1959 年12 月至1960 年11 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 岁以下的女童48 名，

占全队同一年龄线产生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

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三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

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小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

戳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卷裹成诱人的一

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的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

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做了倒地门板，这畜牲抓了一块好肉就塞口中，我估计是小腿

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竖条的瘦肉丝。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

口，这一窝野种就疯逑了，当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只手，揪

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

嘴壳戳进去，吱吱?骨油

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

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抄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摸把泪，与邻居约定

交换着下手，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

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死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

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

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馋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闻声赶

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

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

法警，连发三响才栽进坑中。

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紧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紧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曾希圣，四川的李井泉，贵州的周林，湖南的周小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等。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 万人。

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 万人。这不是

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的错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

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

总根源，应予彻底否定。

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是人祸。1959 年6 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

343 亿斤，折合1715 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 万吨（600

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却决定出口419 万吨粮食换取黄金

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

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

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1960 年全国缺少2400 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 市斤作为维持

生命的基线计算，和76.8 亿斤，384 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 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

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杨威世

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

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汇，以采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

是3750 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会、不敢、不可能这样决策的，

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敢这么干。不能把发展原子弹和出口粮食对立起来，推迟

三四年再出口粮食换汇，就可以出现既舒缓了民困、避免饿死人，又造出原子弹的两全

其美的结果。1961 年又动用外汇进口粮食750 万吨，就更加证明1960 年出口419 万吨粮

食是饿死人的直接原因。所以，饿死人的事情是决策错误，是人祸，是毛祸，是毛泽东

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排挤周恩来，亲自担任

“政治设计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的直接结果。这样说不是免除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和省、

地、县各级领导人的责任，而是说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的责任人是毛泽东，

就如同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正确路线、正确领导一样，大跃进饿死

人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错误路线、错误领导造成的。历史应该这样写、

在民主体制下，议会是民意机构，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其任务是对政府

决策是代表还是违背人民的利益作最后的审查把关。执政党是不能左右议会的，议会不

通过，政府的政策就不能出台。如果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具有当家作主的权力，不

通过钢铁生产翻一番的高指标，不通过公社化的体制，或有权力断然制止祸国殃民的大

跃进，是可以避免和大大减轻这场大灾大难的。令人遗憾的是在1960 年3 月30 日到4

月8 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2000 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

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

“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在我们的政治体

制下，毛泽东的决策，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人置疑，

没有一票反对。党外没有民主，党内也没有民主。这种政治体制是非改不行了。

一天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

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

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言下之意是他早就是实事求是的，有三十年代的文章为证。这几年的不实事

求是、吹牛、撒谎、弄虚造假，绝不是他煽起来的，是忘了他多年的教导。错在各级，

只有领袖最正确。他又站在一个正确的制高点上。

他在谈

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

了，刘少奇要对1958 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

“三年自然灾害”说，是宣传部门制造的“舆论导向”，是为毛泽东掩饰错误的第一

块遮羞布，在饿死人最严重的1959 年还想用强大的舆论吧“人祸”压下去

乱世奸雄林彪，制造了中共历史上两个最大的谎言：一个是饿死3700 万人，他还说

“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一个是毛泽东亲自指挥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

没有一点责任，“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罪在

全党，只有领袖是完人

滴水洞

这个别墅主体建筑3638.62 平方米。从1960 年下半年开工，

直到1962 年底才完成。耗资1.2 亿元。从此，一个连队守卫者滴水洞别墅，直到1966

年6 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

湖南饿死了248 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1969 年毛泽东如果稍一转念，用盖别墅的钱去买

粮食赈灾，可供248 万饥民吃一年（1.2 亿元均分给这些灾民，每人可得50 元。全国有

20%的农民年收入在40 元以下），三湘子民一个也不会饿死。

上海本有的是高级宾馆，柯庆施却又为毛泽东扩建了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

林占地1000 多亩，上海市委称之为额“414 工程”。1962 年毛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

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孚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100 多人常年为他守着那空别墅待

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

1962 年8 月6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进行反攻倒算的一次会议。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主

题讲话，大讲阶级斗争，严厉批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说：“现

在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起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

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为主就

是这样一个问题。他由经济上的退却转入政治上的进攻。他攻

击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领导国家渡过了困难时期，使政权免于崩溃，使毛泽东的至高

无上的王位得以保持住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位领导人。

，虚报产量、一平二调、拆房伐树、反瞒产、浮肿病、饿死人，都是阶级

敌人和四不清干部在捣乱。因此，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用这种办法把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等根本政策上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

责任，转嫁到广大农村干部和那些被管制的地主、富农身上。

反对“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这就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

为什么饿死百姓的“三面红旗”还被高举着，还被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

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成了弥天大罪，成了修正主义？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

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共产党的政权没有倒台，但没有人敢出来说“三自一

包”是正确的都得跟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死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

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为国为民做了件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

毛泽东手里丢了真理，单凭权势压人，就很难

找到政治上志同道合的知己了。政治局、书记处那么多才识超群的政治家竟然没有什么

人可用，多数跟着刘邓走了，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于是他决心培养江青，以江青为中心

在党内形成一个派系，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己站在她们背后

《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

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

（《光明日报》总编辑）、姚文元

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是江青。

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

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体核心部分，中共中央成了毛的夫妻店，江青爬上了权力

的巅峰。

文化大

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而刘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是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国家元首。绕开宪法，绕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军队支持的群

众运动废黜国家元首，这本身就是一场政变

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接班人”的说法，是个诱饵，是个烟幕，他实际要找的

是辅佐“皇后”的辅政大臣。他意中的接班人是江青，但深藏不露。要一步一步地过渡，

林彪―王洪文―华国锋―江青。

毛以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江青在文革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总书记，

后来传说的毛如何讨厌江青，如何批评江青，那都是毛作秀给外人看的

毛泽东说，从1949 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17 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

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3755 万人，

损失1200 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

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

奸、工贼，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不签字，叫周恩来代表中央签字，自己逃避了责任，

还把周恩来拉下水。这种流氓政治是毛泽东政治品德的堕落。

毛泽东可以宽容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死仗的战犯杜聿明、王耀

武、沈醉等，却一定要将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等置于死地。

毛泽东也知道他

的“三面红旗”祸国殃民，惹了大祸，但认错就得下台，与其我下台，不如你们下台，

不仅要你们下台，而且要置你们于死地，以免我死后翻这个案。

还没有那一位统治者能利用学生干坏事。只有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他利用青年学生去

搞乱整个社会，把各级党政机关摧毁，假学生之手去摧残他旧日的战友、今日的政敌

当代著名画家叶浅予获平反后，许多珍贵字画和文物无法归还给他。文管会给了他

一个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9 件），林彪（11 件），康生夫妇（8 件），江青（3 件），

汪东兴（1 件），李作鹏（1 件）

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

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不明白呢！红卫兵

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残忍。

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去使

大兴县公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 月27 日至9

月1 日，县内13 个公社。48 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 人，最大的80 岁，最小的才

38 天，有22 户人家被杀绝。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从 1966 年8 月27 日开始。有三个大

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53 人，马村死34 人，六和庄死11 人，共计98 人

他作为总指挥，1967 年7、8 月份，

带领民兵，用锄头、鸟铳、扁担等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207 人

民兵回到指挥部汇报战果，

共杀四类分子569 人。

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大家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

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

下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

人就护唐姓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姓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渡富农周玉

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

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唐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

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

要末一个不杀，要末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 个全部杀光。”

周永斌就

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5 块钱。

据湖南省两位记者披露的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证实：从1967 年8 月13 日到10 月17

日，历时66 天，道县的1 个区，36 个公社，468 个大队，1590 个生产队，2778 户，共

死亡4519 人，其中被杀4193 人，被迫自杀326 人。

毛泽东玩的

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蒋介石都不如。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

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的处

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蒋介石栽那么大的跟头，

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

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揣着崇高

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

你们要问我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

我是要保的。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他第一步是把刘少

奇拿下来，逼他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然后再慢慢收拾他，直至将其置于死地。他要扮

演“和稀泥”的角色，赢得人心。背后通过江青的文革小组鼓动红卫兵小将“造反”，对

刘不依不饶。上纲上线，步步升级。最后再“尊重群众意见”将刘少奇彻底打倒。

毛泽东演了

一出戏：保了陶铸，批了江青。然后看准陶铸的弱点，鼓励他胆壮气豪地去当保皇派，

陶铸果然上当，和红卫兵顶起牛来。机器利用红卫兵吧陶铸打倒，在全国造成既成事实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切都被扭曲了。许多违

反党纪，违反国法。甚至于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情，都是假手“群众”的名义干出

来的

他心目中的目标就是

要整个地打倒七千人大会上那一批人，以及那一批人的各级同僚，给他们安上“走资派”

的罪名，统统打倒。他要把饿死3755 万人，损失1200 亿人民币这样一笔历史孽债转嫁

到他们身上，转嫁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走资派”身上。是他们歪曲毛泽东的“三面

红旗”，把事情搞糟了。如今毛泽东要直接领导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革命造反派”，

打倒各级“走资派”，把人民群众从“资本主义复辟”的苦海中拯救出来。于是，毛泽东

更加英明，更加伟大，他又当了一次“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毛泽东发动从上而下的大

夺权的政治背景。

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代替了书记处，而且代替了政治局，成为行使党内

最高权力的执行机关。名义上周恩来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人，好像他是代表毛泽东

领导中央文革，实际上是江青代表毛泽东领导和监督周恩来。毛泽东的交班部署，明修

栈道，暗渡陈仓。林彪那个接班人，是个摆设，是震慑刘邓集团和老干部的，实际上最

高决策权在毛手中，最高执行权在江青监督下的周恩来手中，林彪什么权也没抓到。党

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悄悄地在向江青手中转移。

任命23 岁的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已经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571

工程纪要》，571 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纪要》的核心杀毛夺权。说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

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

我一仗”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邓

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

毛泽东所考虑的所谓“全面问题”，说穿了就是让周恩来“先走一步”，以便他安排

江青后党临朝，如果毛先走了，以周恩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江青后党不

是对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迷梦，毛泽东晚年心理时非常阴暗的，品德是非常卑鄙的。

他决不允许周恩来平静地疗养，接连对周进行了三次打击

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进行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

这时周恩来的膀胱癌已经转移，出现血尿。带着重病来接受批判。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

无情无义的政治动物。大跃进他搞砸了，周恩来任劳任怨地给他收拾局面；文化大革命

他搞乱了全国，周恩来几乎是独木支撑使国家没有跨；他把林彪逼反了，周恩来帮他稳

住了局面，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使他安然渡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他要争当国际共运

的领袖，与苏联彻底闹翻，差点儿招来一场核战争，美国向中国示好，他接受了美国的

核保护伞，邀请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他的“联美整苏”的方针下，出色的完成了中国

的战略转变，打开了与美国的关系。如今他又反咬一口，说周恩来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

他自己才是天不怕地不怕，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毛泽东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是希望在他百年之后，由这个造反派领袖代表

中央文革中兴起的“新生力量”，把江青捧上主席的宝座

她像口宣圣旨一样：“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

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 个儒，就是儒生啊！

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4 万6 千个反

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

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

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加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

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

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

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历史上的任何暴君，

对辅佐自己一辈子的宰相临终时都是优渥有加的毛泽东此举比暴君还要无道

毛泽东决心一意孤行到底，批准镇压在天安门前表达民意的群众。

当场逮捕38 人，“四五”前后共逮捕388 人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他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说干了两件事，

一件是打败蒋介石，赶走日本；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说，从1949 年到1965

年，17 年建国他没有插手，什么事也没管，什么事也没干。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

饿死3755 万人，损失1200 个亿，把17 年代一切错误、责任全部推给刘少奇。

实事求是地说，在 1953 年以后，毛泽东推行了一条以空想社会主义为特征的“左”

倾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比历史上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危害大得多，那只是

局部的革命失败，丢掉几个县的革命根据地，损失了几万部队，而毛的错误路线的后果

是3755 万人被饿死。一个将解放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挂在嘴边的党的领袖，犯下

如此罪行，拒不认错，拒不引咎辞职，反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他胡来，抵制过

他，对他提过不同意见，约占80%以上的正直的共产党员撤职、打倒甚至斗死、害死，

这与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比较起来，要残酷多少倍，无情多少倍！如果

没有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乃至取得主导地位，他真的退居二线，垂拱而治，

没有1953 年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判，没有1955 年批邓子恢的“小

脚女人”，没有1958 年反周恩来的右倾，没有公社化和三年大跃进，没有庐山会议反对

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决不会造成饿死3755 万人的空前绝后的大惨案。毛泽东驱

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跟着他胡折腾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 年又回到新民主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才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建设时期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应

该是坚持党的“八大”路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心中的改革开放是这条

正确路线的继承和发展

1955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

值占世界的4.7%，到1980 年跌落到2.5%。195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 倍，1960

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 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5 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

分之一，1980 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 呢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4600 亿美元，到

1980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6800 亿美元。

1979 年中国大陆人均GDP416 元（人民币），同期台湾人均GDP1895

元（美元），按当时汇率，台湾GDP 比大陆高6.8 倍。

他选择接班人首要条件，就是能忠实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

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

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

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

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

―就能涂掉了3755 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

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其实，毛泽东

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

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

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只要答应这一条，邓小平就有了和江

青混蛋合作的政治基础。

他下了决心，宁可第三次

被打倒，也不接受毛泽东的条件。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对邓小平深深地失望，乃决心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他借重叛徒江青把不是叛徒的刘少奇

打成叛徒，而把真正的叛徒保护下来，做自己的接班人，他保护叛徒张春桥，把“亲密

战友”林彪逼上绝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是受蒙蔽，不是失察，是不可原谅的。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里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之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 年）4 月至7 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

画，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江青、陈

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 年7 月15 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

政治局常委名单，有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

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中央委员会主席：江青

副主席：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中央军委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陈锡联、丁盛

江青内定的名单值得评点的有三：一是根本没有准太子毛远新的位置，连政治局委

员、候补委员中都没有毛远新，这是违背“先帝”遗嘱的；二是把华国锋架空了，只保

留一个副主席的虚名，国务院和军委，他没有任何发言权；三是张春桥担任中共中央副

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三个职务，掌控党政军实权。

当年许诺他们当革命接班人，后来才知

道这个革命接班人的当法，不是到政府去做官，而是与那些成分不好的“狗崽子”一起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60 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

“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

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

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苞谷红

苕都吃不饱。”

这样毛泽

东的老婆和侄子才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够资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就是十

年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所要达到的目的。

毛泽东晚年心地阴暗，虚伪狡诈，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把坏事做绝，又

希望万古流芳。封建王朝老皇帝要传位，废立之争往往引起流血冲突，但这局限在宫廷

范围内，与百姓无干。毛泽东要废刘少奇，立江青或毛远新，这么简单的事，他把它搞

得比春秋战国还要复杂。他要以革命的名义搞帝制，实在说不出口，说出来也名不正言

不顺。所以用一篇一篇的革命理论，一次一次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

一套一套的阴谋诡计，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把全党全军和十亿人民“运动”起

来，晕头转向地跟着他走，妄图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不能永远为尊者讳过，

时至今日，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毛泽东的卵翼下生

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江青后党，一个婆娘几个秀才，没有毛泽东在后面撑着，怎么

会有摧毁全党搞乱全国的能量？！江青在与公诉人江文对簿公堂时有惊人之论。江青说：

“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

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党

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那些让你

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

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

席！”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论100%都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只有这几句是实事求

是的，是说明了事实真相的。盘踞金字塔顶端作威作福，破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等各级领导干部，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不止是那四个人，而是“五人帮”，帮主

就是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死了 2000 万人，整了1 亿人，浪费了8000 亿人民币。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 3755

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1200 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

万人。浪费了8000 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 年12 月20 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

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 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 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 年

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者在5755 万人以上，经济损失

14200 亿元。近30 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 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

30 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

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治理国家的总成

绩单。

北京市某宣传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

一、 周恩来，获选率100%；

二、 邓小平，获选率97%；

三、 邓颖超，获选率90%；

四、 刘少奇，获选率88%；

五、 朱德，获选率84%；

六、 万里，获选率835;

七、 胡耀邦，获选率80%；

八、 杨尚昆，获选率78%；

九、 江泽民，获选率76%；

十、 彭真，获选率72%

答卷中提到毛泽东的不到2%，

人民既已觉醒，继续把毛泽东的肖像悬挂在天安门，

继续把毛泽东的遗体作为神物供奉在纪念堂，就有些落后于群众了，应作妥善处置，使

我们的国家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要把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寄托在维护毛泽东错

误的基点上，改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共产党才有执政的合法性，改正得越多，合法性越

大，全部改正了。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有了全部合法性。

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

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经济生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

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

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

秘密就在这里。

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打倒的资产阶级是把科研成果引

入生产线的推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社会财富无止境地增加，资本家或资产阶级都

是首功。

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是以生产不大发展、社会财富匮乏为基础的，它将被先进生

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

德国失业者每月的救济是2300 马克，罗马尼亚总统每月的工资是1250

马克。”德国能给失业工人发放高于罗马尼亚总统工资的救济金，是因为没有按《共产党

宣言》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人阶

级在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

人阶级解放的新的含义和新的道路。

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

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

“暴力社会主义”，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党

他们高扬“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

消灭小农经济，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

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基础。

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手段的有效性实现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目标的现实性

幻灭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

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

“工人在国营企业

干活时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

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

业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

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资本家是什

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

我们一直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偏见：说是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为了

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 年到1978 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20

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制度性的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职工工资不但没有提高反而

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 1957 年的582 元下降到1978 年的549 元。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剥夺资产阶级，保留了私有制。

从1951 年到1973 年，日本30 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

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 年的314%提高到1970 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

的结局。

暴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

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一场以消灭

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

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的误解，无

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

始共产主义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个不能消灭的阶级，消

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最根本的教训。

这种公有制是

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股份私有制来实现的，是

以全民持股制为实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化。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经

济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

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

政治上的议会道路―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关，而是通过选举进去掌握它，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

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遗教，以民主社会主义

道路为正宗，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实行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

占有生产资料的办法，体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他们凭藉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

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

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那种认为为了建立完全新的社会大厦，必须把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消灭掉的说法是再

荒谬不过的了。这种消灭旧东西的做法只意味著消灭新东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它不是

为新东西创造条件，而是强迫我们再一次重新建立旧东西。它不是使我们前进，而是使

我们后退。

社会主义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

义

欧盟15 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

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 个国家是社

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

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

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

盟大家庭，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历史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

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

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地、理性地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

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

后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具有能增不能减、能上不能下的

刚性特点，谁削减社会福利谁丢掉选票。工人和普通老百姓是能够通过投票阻止不利于

自己的政党上台的。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

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力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

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

变”的根本原因。

社会革命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

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

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

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

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

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政府财

政总收入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是多少呢？7.4%。就教育而言，

中国一年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500 亿元，而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

费达9000 亿元。2005 年12 月7 日《报刊文摘》报道：公车一年花销3000 亿元，“远远

超过我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在《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

中，中国医疗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在191 个国家中排名188 位。唯独行政管理费开支，中

国“赶超英美”：从1978 年至2003 年的25 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 倍。

应该有勇气承认，美国政府、

英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在为百姓谋福利方面，比中国政府做得好！这些国家的政府官

员在清正廉洁方面比中国官员做得好！中国离民主社会主义差得远！中国的执政党一个

向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执政党学习，民主执政、廉洁执政，扎扎实实地为全体国民谋

福利，从善如流地完成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这种和平演变将使百姓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福利，使官员丧失了越来越多的特权。以“保卫革命成果”的名义抗拒和反对这

种演变，所“保卫”的不是百姓的福利，而是官员的特权

英国是个什么国家？我们定型的认识是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1945 年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工党领袖艾德礼成为英国首相，他领导了

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

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国有成分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

收入的五分之二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

故、老年、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

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

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

然比中国队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经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的收入约

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照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

1：5.91 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591 元，电梯工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886 元。

王震那时的每月工资不到400 元，周工资不到100 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

六分之一，电梯工周工资的八分之一。

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

收入高42 倍。

2002 年瑞典人均GDP 为25400 美元。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社会福利制

度。一个瑞典公民，从出生到16 岁，一直享受政府给予的未成年补贴，生病享受医疗保

险，上学从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到高校都不用交学费，成年人就业后又纳入了社会保险体

系，直到耄耋之年进入养老院，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瑞典是个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收入最高的 10%国民与收入最低的60%国民，税前

收入差距有的高达144 倍，政府这个平衡杠杆竟做到了税收后人的绝对平均差距是三倍。

目前产业工人的月工资是2000 美元。，教授的月工资是四千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积四

十平方米，四分之三的家庭有汽车。瑞典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制，也就是收入越高，赋

税越重；收入越低，赋税越轻，远远低于穷人所享受到的福利。瑞典的高赋税是一种有

利于劳动人民的制度，它保证了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有效避免

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实现了社

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瑞典是个最廉政的国家。据一位瑞典检察官说，三十二年没有一起官员贪污受贿案

件。

瑞典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

首相绝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国家配

备的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不允许使用公车。

整个社会和谐安宁，是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1981 年6 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

的错误，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有伟大功绩，起了历史

作用的；但又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即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所遗留的“纠左“不彻底性。

2005 年4 月16 日李成瑞等七十三名“左派”上书中央总书记，提出所谓《关于加强

党的思想建设的建议》，采用拉胡捧毛贬邓批江的策略，分裂党，企图全面恢复毛泽东的

极左理论和极左路线。配合这种要求，“左派”网站发表大量文章，颠倒黑白，歪曲历史，

把那个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年代描绘成世外桃源。说改革开放把事情搞坏了，鼓吹回到

毛时代去。

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在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声名狼藉，彻底破产；

现在最重要的要把毛泽东时代的真相告诉青年。

维护

毛泽东的错误既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

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拨乱反正前夕，消灭私有制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全国人民的

绝对贫困化。这期间中国搞了20 年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每次运动都说是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哪步田地呢？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呢？从吃的方面

看，1956 年人均消费粮食408 斤（市斤，每市斤合半公斤），1976 年为380 斤，减少28

斤；食用植物油1956 年人均消费5.13 斤，1976 年为3.19 斤，减少1.94 斤。从穿的方面

看，1956 年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是29.17 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分之一米)，1976 年为

23.55 尺，减少5.62 尺。其中1968 年每人只发了9 尺布票。（《中国统计年鉴》，（1984 年）

第477 页）从1957 年到1978 年二十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

实际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作从1957 年的582 元下降到1978 年的549 元。（《奠基》，

刘仲藜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版，第176 页）据国家农林部1973 年统计，

有72 个县的粮食产量还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近一百万个生产队（约占全国生产队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每人年平均分配在40 元以下。这些队基本上没有现金分配。有的队甚

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很困难。

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 年6 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

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

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

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

原因？这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

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 万多个生产队，只有百分之十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

百分之六十七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60 元，40 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

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

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见1998 年4 月30 日《中国经济时报》）

据比较准确的统计，三年大跃进安徽73 个县饿死633 万人，是全国饿死人比例最高的省

份。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 3755

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 年12 月13 日在中共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

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 年12 月20 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

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 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

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 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

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

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

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

有人瞎起哄，罗列一些计划经济时代虚夸的国民经济发展数字为毛泽东时代粉饰。

判别制度优劣，政策好坏，一看人民生活的改善，二看发展速度。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

进正是要在速度上超英赶美。赶超的结果是：195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

到 1980 年跌落到2.5%。195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 倍，1960 年与日本相当，

到1980 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 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 年

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四千六百亿美元，到1980 年这个数

字变成了三万六千八百亿美元。掌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大跃进变成了

大跃退。历史宣告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毛泽东的空想

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彻底破产。

毛泽东想让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提出

“解放生产力”的口号，急切地想把生产搞上去，办法却是批判“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具体政策上跟一切有利

于发展生产的办法过不去，如反对“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

一包是包产到户），割资本主义“尾巴”。连给工人发奖金，八级工资制他都反对。在经

济领域中，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即人们追求多劳多得的发财致富的努力）是先进生产力

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要想富必须给这个批了多少年的“自

发资本主义倾向”正名。“掐尖灭富”（即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暴力社会主义的死穴，

是毛泽东领导经济失败的根源。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道”，决不改弦更张。可为

什么按他的一套理论去发展生产，生产就是上不去呢？按《共产党宣言》去改造国家，

越改造国家越穷，人民越苦呢？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是一个想为人类做好事的空想

社会主义者的悲剧。

20 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说清楚的“硬道理”。胡锦涛及时地提出在意识形态上正本

清源，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历史性任务

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

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