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08年12月24日逝世的塞缪尔・亨廷顿先生，是著名的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学者，他于1993年发表在美国《外交》杂志上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文章（简称《文明冲突》），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说《文明冲突》一文至今仍在国际学术界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文明冲突》一文对今天乃至未来的人类社会，具有深远的思考意义。

《文明冲突》一文的核心观点认为，决定当今世界格局的表现因素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为此，笔者从《文明冲突》一文的核心观点中，几乎看到了“利比亚之乱”的根源问题，那就是――“文明冲突”，而统治者卡扎菲的命运最终不论怎么样，都注定了他是文明冲突中悲情英雄的历史角色。随着“推翻卡扎菲”的“利比亚之乱”即将结束，国际社会关注利比亚未来的“冲动”也在升温，不论各种“冲动”对未来的利比亚抱有何种目的，卡扎菲的命运背后隐藏的“文明冲突”都是值得评说的，只不过看是从哪种角度评说而已。卡扎菲，文明冲突的悲情英雄！就是笔者从“文明冲突”的角度对卡扎菲命运的评说。

众所周知，世界和平应当是由各种文明的和谐共处才能够真正促成的。然而遗憾的是，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快速崛起的“西方文明”就逐渐演变成了几乎主宰世界的“霸主文明”，而其他几种文明现象几乎始终都处在“西方文明”的“统治”之下。不可否认，“西方文明”创造出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种很难被其他文明所推翻的所谓“普世价值”。这不，“反对独裁统治”、“反对专制统治”、“反对君主统治”、“反对世袭统治”、“反对寡头统治”、“反对强权统治”等等与“普世价值”存在冲突的统治模式，几乎都成了“西方文明”决心“铲除”的“邪恶统治模式”。近十几年来，“西方文明”决心“铲除”所谓“邪恶统治模式”的步伐在不断加快。诸如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突尼斯、叙利亚、埃及、也门、伊朗、苏丹、古巴、朝鲜、缅甸等等已经被“铲除”和正在被“铲除”以及试图在未来要“铲除”的与“西方文明”存在冲突的“邪恶统治模式”。

不过，更值得反思的是，除了几乎主宰世界的“西方文明”外，在其他几种文明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独裁统治”、“专制统治”、“君主统治”、“世袭统治”、“寡头统治”、“强权统治”等等与“普世价值”存在冲突的统治模式，而这些统治模式又的确与人类社会所要追求的“高级文明”存在矛盾。例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叙利亚的巴沙尔、也门的萨利赫、突尼斯的本阿里……等等已经垮台的统治者、即将垮台的统治者和依然还牢牢掌握着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几乎都是上述的“邪恶统治模式”的代表性人物，而且恰恰也是“西方文明”决心“铲除”的目标性人物。而这些目标性人物不论是垮台的统治者、即将垮台的统治者和依然还牢牢掌握着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冲突”中，都将注定是文明冲突的悲情英雄，即将垮台的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也不例外。

卡扎菲，文明冲突的悲情英雄！从上所述不难看出，“文明冲突”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而“西方文明”几乎主宰世界的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人类社会在面对“文明冲突”的当今世界，的确应该认真深刻地反思反思了，既不能让单一的“西方文明”继续主宰世界，也不能让其他文明固步自封地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步伐，而各种文明应当携起手来，向着人类社会“高级文明”的方向共同奋斗！

                       2011年8月2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