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中国人真的理性起来了还是已经厌烦了对GDP的崇拜。这不，当中国2010年的GDP总量（58786亿美元）终于“如愿”超过日本（54742亿美元）而跃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了“划时代的国际大事件”的时候，中国的各种舆论反而超乎常态地“平静”，并没有像过去对GDP的崇拜那样欢呼雀跃和大势渲染，反倒是国际舆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评论。

更有趣的是，2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有关“你对中国GDP超日本而引发外界担忧有何回应”的提问时答道：“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但并不是唯一指标。中国有13亿人口。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数据，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100位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中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没有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不错，这既是一种基于客观国情的理性回答，更是抛弃过去对GDP崇拜的一种科学态度。不过，笔者虽然对中国GDP超日本并不会过多地关注，但却从这件“划时代的国际大事件”和马朝旭答记者问中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客观事实――“国富≠民富”！

“国富≠民富”。笔者的这一观点并非是对现实不满而有意批评或者讽刺什么，而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特殊时代”而出现的一种社会财富分配的“特殊现象”，并且还是一种朝着“富裕社会”转型的“过渡形式”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特殊现象”而发出的感悟。换言之，也许很多人都对中国当今“国富≠民富”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特殊现象”并不满意，但是笔者相信，只要中国成功走完了转型时期这段“过渡形式”的历史而跨入了“富裕社会”的话，回头再看今天在“特殊时代”而出现的一种“国富≠民富”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特殊现象”，就很有可能会深刻理解中国政府在“特殊国情”下的“特殊时代”治理国家的“特是智慧”了

“国富≠民富”。不错，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政府很有钱（“国富”），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政府拥有令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已经超过了2.5万亿美元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也被喻为“主权财富基金”），而且几十年来每年都保证拥有两位数增长的、多达几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财政收入（2010年达到了83080万亿元）。相反，中国普通劳动者（占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而不是富豪（占人口总数的极少数），他们的年均收入增长率就并不令人感到愉快了。换言之，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政府的财政收入速度，而“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国富≠民富”的巨大贫富差距现象，也是造成中国社会诸多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面对“国富≠民富”的这种社会财富分配的“特殊现象”时，自然就有人要问这样的问题――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又有什么意义呢？。类似观点可查看笔者昨日（2月15日）《牢骚怪论：数量≠质量（GDP超日本冷议）》一文。

实话实说，面对“国富≠民富”的客观事实，中国GDP超过日本的确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必须理性看待当今中国“国富≠民富”的这种社会财富分配的“特殊现象”，这完全是因“特殊国情”在“特殊时代”而出现的一种社会财富分配的“特殊现象”。试想，如果中国不是（政府无钱）的话，中国二十几年来大面积的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规模发展、公路、铁路（包括高铁）、机场、水电、火电、核电、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科技、文化、军事……等等等等领域的投入和发展，能有今天繁荣景象吗？而这一切变化几乎都与国家投入（“国富”）密不可分，这也正是中国政府很有钱（“国富”）的优势所在，尽管这种优势是以“特殊体制”作为保障的，但却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较的优势。所以笔者认为，不要过多埋怨当今中国“国富≠民富”的客观事实，相信这种“特殊时代”而出现的一种社会财富分配的“特殊现象”，将会从《十二五规划》开始改变，直到中国进入到“富裕社会”。到那时，也许就能理解并原谅“特殊时代”出现“国富≠民富”的历史背景了。

                       2011年2月16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