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讳言，中国的“住房问题”不但是“牵一发而动全社会”的“高危问题”，而且更是触动社会各种利益阶层的政治问题。然而，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不论国家出台多少所谓有关“住房问题”的“调控政策”，最终都难以真正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即便是眼下刚出台并被某些舆论称为“史上最给力”的“新国八条”，恐怕还是难以真正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究其原因来看，“房控为啥这么难”除了众所周知的“房地产铁三角”（政府、银行、开发商）并不愿意放弃或者让度房地产带来的巨大利益外，还有另外两个鲜为人知因素也是造成“住房问题”难以得到真正解决的原因。

鲜为认知的因素之一：饱汉不知饿汉饥。多年来，有关解决“住房问题”的各种“调控政策”，几乎都是由“局内人”（饱汉）制定，他们未必真正懂得“局外人”（饿汉）的痛苦，因而制定的所谓“调控政策”最终都难以起到真正解决“住房问题”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上海市长韩正本月18日在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补充报告时意味深长地指出：“现在讨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人，都是没有住房后顾之忧的人，是解决不好的。”笔者认为，韩正所言“都是没有住房后顾之忧的人”，就是笔者所言的“局内人”（饱汉）。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局内人”是指有权参与法律制定与政策制定的体制内人；“局外人”恰恰相反，是指无权参与法律制定与政策制定的体制外人，尤其是占人口总数绝对多数的普通民众。相同的观点可查看笔者1月25日《牢骚怪论：从韩正市长谈住房问题想到了……》一文。

鲜为认知的因素之二：问题宜决不宜控。多年来，有关解决“住房问题”的各种“调控政策”，给人们留下的始终是这样的印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换言之，政府就是想把“住房问题”想方设法“控制”在所谓的“消费者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而没有彻底解决“住房问题”的决心。然而遗憾的是，就是政府的这种“控制”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思维，不但让中国的“住房问题”演变成了“牵一发而动全社会”的“高危问题”，而且更是触动社会各种利益阶层的政治问题。笔者所说政府的这种“控制”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思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美国外交元老基辛格博士最近在某论坛上就“中美差异”所言中体会到的，基辛格说：“警惕美中之间深刻的‘哲学’差异，前者（美国）相信‘解决问题’，而后者（中国）目标是‘控制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由此可见，只有“控制”问题的思维而缺乏“解决”问题的思维，才是“房控为啥这么难”的深层原因。类似的观点可查看笔者1月24日《牢骚怪论：调控房地产，解铃难为系铃人！》一文。

总之，解决了的问题就不应该成为问题，重复发生而又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就是严重的问题。虽然中国的“住房问题”非常复杂，但上述两点鲜为认知的因素，希望能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房控为啥这么难？”这也是“新国八条”带给笔者的联想。

                         2011年1月28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