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容置疑，中国的住房问题近几年来一直都是社会的“高危问题”，这不仅仅是与中国五花八门的房地产发展政策和住房改革有关，而且还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关、还与公民的居住权利有关、还与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关、还与中国的土地制度有关、还与中国不健全的相关法律有关、还与官场的权力腐败有关……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住房问题就是“牵一发而动全社会”的“高危问题”。正因为如此，上海市长韩正本月18日在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补充报告时说：“现在讨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人，都是没有住房后顾之忧的人，是解决不好的。”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1/23/c_121013751.htm。

其实，笔者此文并非主要是在讨论中国的住房问题，而是“从韩正谈住房问题想到了”中国在法律制定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关系所暴露出来的“社会制度缺陷”问题。换言之，上海市长韩正有关住房问题的谈话，虽然只是在谈名副其实的“住房问题”，但却无形中让笔者从其谈话中读出了有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的重要关系问题，而这一“重要关系问题”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局内人”是指有权参与法律制定与政策制定的体制内人；“局外人”恰恰相反，是指无权参与法律制定与政策制定的体制外人，尤其是占人口总数绝对多数的普通民众。

众所周知，几十年来中国的法律制定与政策制定，几乎都是由“局内人”决定和完成的，几乎都与“局外人”没有关系。即便是有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与政策的修改、修订、中止、废止等，依然还是“局内人”说了算而与“局外人”无关。由此可见，不但韩正市长所谈到的在解决“住房问题”这个“牵一发而动全社会”的“高危问题”上存在着“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利益差别”，而且也暴露出了有权参与法律制定与政策制定的“局内人”才是“牵一发而动全社会”的“住房问题”始终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障碍根源。遵循这样的逻辑思考不难发现，这么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不论怎样关注“住房问题”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与政策，但中国的住房问题始终都是“牵一发而动全社会”的“高危问题”，由此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几乎积重难返，这难道不正是只有“局内人”参与而缺乏“局外人”参与的“利益博弈失衡”的重大“社会制度缺陷”问题所致吗？

举一反三不难看出，“从韩正谈住房问题想到了”在社会发展中“局内人”与“局外人”难以“平等博弈”的“社会制度缺陷”，正是造成中国社会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例如，反腐倡廉所急需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就是典型的由“局内人”阻挡而无法出台的重要法律；又如，《发垄断法》不可或缺的“反对行政垄断”规定，恰恰成了中国《反垄断法》的最大缺失，这也是典型的由“局内人”搞出的“反垄断笑话”……。总之，笔者“从韩正谈住房问题想到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还有不少“局内人”与“局外人”难以“平等博弈”的“社会制度缺陷”，假如这种“社会制度缺陷”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的话，构建和谐社会就只能是一种梦想而不会成为真实，这绝非是在耸人听闻，但愿这些“社会制度缺陷”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解决。

                     2011年1月25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