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伴随着权力滥用而派生出来的一种社会毒瘤，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不会容许腐败这种社会毒瘤任意泛滥。不过，要想切除腐败这种社会毒瘤，首先需要搞清楚腐败是怎样崛起的，才有对症下药实施切除腐败这种社会毒瘤可能，反之，则没有可能，而亡党亡国的担忧绝不仅仅是随心所欲的臆测、耸人听闻的推断。

在反腐的长期斗争中，历史的经验同样值得注意。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政治体制还是那个政治体制，执政者还是那个执政者，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腐败现象迥然不同。改革开放前，中国并没有“泛滥成灾”的腐败现象，即便是有，也是稀缺现象，也是刮目新闻。那时发生的腐败案件，几乎都是以“个体腐败”为特征，腐败数量不会太多，涉案金额不会太大，社会危害不会太广。因此，不会对执政者的地位构成威胁，不会对政府的信誉构成贬损，不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危机。相反，如今的腐败却成了“泛滥成灾”的现象，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社会生活方式。如今的腐败是一种常态，已经不是新闻。“个体腐败”＋“集体腐败”是当今的腐败特征，腐败数量前所未有，涉案金额惊心动魄，社会危害无处不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腐败现象，对执政者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对政府的信誉构成了贬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危机。由此不难看出，两厢对比让人疑惑，还是那个政治体制，还是那个执政党，如今的腐败是怎样“崛起”的呢？

问题还得从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说起。过去和现在，中国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不同的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主张的是“有公无私”的完全公有制社会主义，“以公为荣”和“以私为耻”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或多或少从自律的角度上说束缚了权力者的贪念，即便是在物资匮乏的配给制年代，权力者的物质生活状况都比普通百姓要好一些，再加上几乎完全公有化经济体制的计划经济模式，让权力者在广义上最大限度地失去了以权谋私的贪腐可能。今天，由于市场经济模式取代计划经济模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经济模式，过去“有公无私”的完全公有制社会主义，已经演变成了“公私共存”的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除了保留“以公为荣”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外，“以私为耻”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已经被颠覆，只要是合理合情合法地牟取私人利益，同样被视为一种光荣。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也为权力者造就了以权谋私和以权寻租的空间，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准入门票”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以权谋私和以权寻租也就有了“贪腐通道”，权力也就有了捞取私利的“用武之处”。谁都想有好日子，谁都想过好生活，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私之常理。告别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物资短缺配给制时代，市场经济模式把中国带进了物质丰富的商品经济时代。从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亿万元户到蓝领、白领、金领、富翁、富豪的地位变化，从低级普通消费到高级奢侈消费的消费变化，从实际实在实用到时髦时尚时兴的生活变化……等等等等巨大的变化，无不冲击着每个人的思想，无不诱惑着每个人的私欲，再加上传媒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生活变化不断地进行放大式宣扬影响，在众多的权力者中，又有多少人能够抵御这些“巨大的变化”呢？又有多少权力者不会向往好日子好生活呢？然而，好日子好生活是需要金钱与物质作为基础的，而作为公务员身份的手握权力者，几乎不可能享受到富翁和富豪们一样的奢侈生活。于是，利用手中权力进行以权谋私和以权寻租的现象就开始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到大和从少到多的各种各样的贪腐行为就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大规模“泛滥成灾”的腐败现象。由此可见，“公私共存”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颠覆“以私为耻”到“以私为荣”的社会制度改革始因，金钱诱惑和物质享受是淡化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诱因。换言之，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始因和诱因，成就了腐败的快速崛起，甚至是“前腐后继”的崛起。

综上不难看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政治体制还是那个政治体制，执政者还是那个执政者，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才使得腐败现象呈现出了不同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影响。回首过去与现在腐败现象，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超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形成权力监督窟窿，不但不能适应如今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也是造成腐败崛起的根本原因。不过需要认识的是，腐败的崛起与执政者的执政地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只与执政者的执政思想、执政水平和执政手段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之与快速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确是中国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总之，防腐、反腐和肃腐的严峻局势，已经成了全社会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而“防腐是战略，反腐是战斗，肃腐是战术”的“三战”思想，才是长期的反腐斗争必不可少的指导思想。制定反腐的战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进行反腐的战斗，取决于体制内外纵横交错的监督机制的运作，应用肃腐的战术，取决于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的建立。唯有如此，中国的反腐斗争才有可能取得名副其实的成效。

2011年1月11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