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保证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然选择，这种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并不是以少数人的情感利益意志作为动力，而是以绝大多数人的人权生存需要作为基础，改革才能取得不断进步的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国家的改革都离不开既有的政治制度约束，反之就是脱离国情的“超改革”，势必推翻现有的政治制度，其结果往往都会得不偿失。

中国的改革，始终围绕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前提下进行，这个前提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然而不幸的是，改革带来的后果却并不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绝大多数人民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相反的却是少数人成为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获得者。有资料显示，占人口总数5％的权贵＋富豪们，控制着中国财富总量的80％。这种改革现象也是直接导致中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直接原因，同时也使中国的贫富警戒线超过国际公认的0.4水平，而达到了0.53的“危险地带”。这个信号不仅仅反映一种经济指标衡量下的国民生存状况，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如今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尖锐矛盾。正因为如此，才会引发全社会对过去改革的反思和争论，进而在有形无形中悄然形成了“改革恐惧症”。

谈“改”色变，闻“革”心悸，已是一种不可回避的“改革恐惧症”，不论是绝大多数利益受损群体，还是极少数利益既得群体，都存在“改革恐惧症”的病态现象。不过。“改革恐惧症”在绝大多数利益受损群体与极少数利益既得群体之间的恐惧表现是不一样的。以下罗列几例，以示说明。

绝大多数利益受损群体：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国家权力对公共资源的控制力度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范围，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遗憾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却被资本主义的资本控制力大量地控制着中国的公共资源，进而一步步进入到控制公共产品的提供范围，这种现象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近年来表现最为“精彩”的就是事关民众生存悠关的水、电、气、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公共住房等等具有政府责无旁贷的公益领域，或明或暗把这些公益领域推向市场化，并用“价格听证会”的形式侵害公众的生存空间。如今，公益领域的“价格听证会”早已成了社会公众谈“改”色变和闻“革”心悸的一种恐惧，只要听到“价格听证会”，就会联想到利益又会遭到侵害，反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在公众承受范围之内”的谬论。这样不断的反反复复“改革”，绝大多数利益受损群体自然而然会产生厌倦和感到恐惧。在长期的市场消费中，假、冒、伪、劣、毒的侵害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多年来国家出台了数不清的遏制和打击造假的相关法律法规，但是，时至今日假、冒、伪、劣、毒的侵害却并不令社会乐观，而且这种现象从过去的小商小贩已经扩大到了所谓“信得过”的大型连锁商场。探寻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发现完全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逐利、枉法和纵假而造成的恶果，这种改革的恶果自然也就引发了民众对市场化改革的恐惧，民众只能选择小心翼翼的生活，每当政府发起“打击假冒伪劣”的改革运动战，民众的恐惧心理都会加深一次。除此之外，诸如接连不断的血腥矿难、因人祸引发的生态灾难、前腐后继的权力腐败、久禁不绝的黄、赌、毒和嫖娼卖淫、严重恶化的社会治安等等社会危机，无一不对改革提出质疑，无一不对改革产生恐惧。

极少数利益既得群体：这是一个市场化改革的最大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利益更多的是来源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因素，如今他们恐惧的是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恐惧的是既有财富的安全保证，有些原罪一直是他们谈“改”色变与闻“革”心悸的“后遗恐惧”。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无疑必将限制或剥夺他们继续进行权钱交易和左右改革的美梦。在这种改革恐惧之下，他们势必进行或明或暗的阻扰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并对改革进行恣意扭曲。例如，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波波多折、公车改革高额补贴、公务员工资大幅提高、左右个人所得税改革幅度、阻扰开征遗产税和超面积的房产税、阻扰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等举动，就不甚枚举。更幽默的是，在社会呼吁对富人征税的改革问题上，社会听到的却是“富人多征税难以操作”、“对富人征收重税会挫伤投资的积极性”等谬论。这些无不表现出极少数利益既得群体对政治体制深化改革的恐惧。除此之外，极少数利益既得群体对改革恐惧还表现在买官位、买名气、买地位、配保镖、转财产、离祖国、居外国等等现象。

总之，中国社会出现“改革恐惧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长达三十多年的改革，显性表现为全民参与的政治热情，隐形表现为权钱操盘的利益左右，改革并非是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制度主导改革，而是以少数人的资本力量控制改革，最终才形成了今天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受损的改革之痛。“改革恐惧症”是弱化和分散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动力的隐患，如何消除社会的“改革恐惧症”，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010年12月18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