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上一文《牢骚怪论：转型期的困惑（上）方向混乱》中提到：“转型期的中国至今并没有找到定型期社会形态的登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舵手一旦失去了航行的方向，就只能在大海中迷失方向晕头转向、横冲直撞、原地打转甚至倒回起点”。由于转型期的中国并没有明确未来的中国究竟要转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社会，因此，失去目标的短视经济行为就成了转型期的最大特征――以钱为本。以下几个方面的经济行为可见一斑：

第一，股市，对新中国来说既陌生又不陌生，陌生是因为社会主义视股市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产物，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因而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将股市拒之于中国社会之外；说股市不陌生是因为旧中国的上海早就存在股市这种经济模式，而股市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股市又被称之为“经济发展晴雨表”。中国改革开放的诉求之初，国外资本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红色中国”的市场模式而迟迟难以大规模投资中国，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又亟须大量的资金推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股市也就应运而生了。不过，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原因，初建的股市主要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募集资金，而不是所有经济成分都能进入股市，其中的国有企业内部募股和股市募股就被政策确定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区别。虽然今天的股市已经是各种经济成分都能进入的市场，但是，成熟的国际股市模式却并未与中国接轨，中国的股市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产物，同时也难以体现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二十几年来，不间断的权力插手、制度干预、政策变幻和利益操控，使得中国的股市并没有发挥出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反而成了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的“圈钱地”和“提款机”。诸多圈钱犯罪的案件发生在股市，诸多侵害股东权益的事件发生在股市，其中不乏大型企业集团。不断的股市犯罪把中国股市搅得昏天黑地，诸多的股民悲痛欲绝怨声载道。尽管如此，权力插手下的无数政策、管理、监控和调整，都难以掩盖转型期没有明确方向的股市事实上就是“以钱为本”的“圈钱地”和“提款机”。

第二，曾经引以为豪的“中国制造”经济奇迹，今天反思过后才发现是OEM（贴牌生产）思维下的“中国加工”，且不说这种“中国加工”给中国带来了多少资源破坏和生态危机，也不说“中国加工”究竟赚取了多少可怜的“加工费”。但有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那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众多企业为什么乐此不疲地喜欢“中国加工”而不愿意走出一条自力更生的民族产业之路？道理非常简单，（1）在没有明确方向的转型期“拿来主义”非常适用，可以规避无数风险；（2）因为看不到转型期后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不愿意或者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并不确定的社会发展方向之上；（3）守着“中国加工”的低风险利润过日子，等待转型期后再作打算令图他谋。这正是不明方向的转型期造成的中国OEM思维下的产业现状，也正是这种OEM思维下的产业现状阻碍了中国民族产业的兴旺发达，削弱了中国民族品牌的国际竞争能力。不过，令人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以钱为本”对于民族复兴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第三，无数假冒伪劣的侵权产品长期充斥中国消费市场，无数的欺哄诈骗经济行为扰乱着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甚至威胁到无数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这都是难以用简单的违法犯罪行为加以阐述清楚的。只要深刻思考就不难发现，原来这些违法犯罪行为都是发展方向不明的转型期带来的恶果。换言之，对未来的定型社会形态失去了明确的预期，而又必须对未来不确定的社会形态作出应对安排，“以钱为本”的短视投机经济行为就成了不二选择，尤其是生活在并不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下的转型期，更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社会（人们）的经济行为选择，是与社会形态密不可分的，当社会发展处在方向不明的情况下，所有人都会产生困惑，不择手段地“以钱为本”聚敛财富就成了唯一选择，只有这样的选择，才能用聚敛起来的财富应对未来定型社会形态的任何变化。这就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的特有的“以钱为本”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原因。

从上述的拙见来看，之所以“以钱为本”的经济行为能够成为当今社会的特征，除去当今社会对没有明确方向的转型期的困惑外，不少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了左右权力制定政策走向已经是无需证明的证明事实，而这些事实的背后又明明白白地显现出了无数的所谓经济学家和经济精英的影子。正如美国波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社会批评家）查尔斯・彼得所言：“我认为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他们拥有非常严格的理论，非常学术化的理论。这意味着这些理论几乎与真实世界的真实人都没有联系。……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已由跨国公司们控制，而政府则为利益集团所驱使”。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发展果真是这样吗？转型期出现的“以钱为本”的经济行为选择也许可以给出解释，不过，这也是转型期的困惑。

2010年11月4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