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过去不愉快的事有时是烦心的，但又是必要的，在期待《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回忆过去，同样也是烦心的，但又是必要的。

1978年12月18日～22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在这次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指出：“如果现在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这就是后来被解读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亮点有二，第一：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第二：把工作重点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中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分水岭，是中国发展方向的重大转折，尽管这突如其来的转折让人民长期的单纯思想、坚定信仰、生活态度、利益无争和“干净”社会并没有做好准备，但是，邓小平“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的魄力和胆识征服了朴素的中国人民，加上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怀疑的政府威信，带着对改革开放画出的美好蓝图，一个几乎没有分歧的全社会改革开放共识铸就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推动力。

人民长期的单纯思想、坚定信仰、生活态度、利益无争和“干净”社会，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头十年的主要特征。在这一时期内，当第一个“万元户”在中国掀起“致富风暴”的事实成立时，人们最终相信了满足私欲私利才是真实的生活，同时也相信了政府的政策可信度。随后几年中发生的“十万元户”到“百万元户”的社会急速变化，都被社会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而影响社会稳定。究其原因，这一时期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权力始终集中在中央政府，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全都围绕市场经济发展而努力，权力暂时没有演变成部门化和利益化，整个社会几乎没有形成阶层概念和利益集团，国家形态还保存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流特征，社会还没有明显形成各种利益相互争斗的局面。

时间来到90年代，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国家原来的由沿海到内地、由东部到西部的不同开放政策显然不能适应各省市各地区需要，并且有厚此薄彼之嫌。因此，政治体制由此开始了向地方放权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异常频繁，中国政府为了加速外资引入助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在政策制定上从此明显形成了“国民待遇”与“超国民待”遇的二元利益区别；中国民间的私营企业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外企利益、国企利益、民企利益、私企利益出现了利益博弈的局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区与地区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也显现出来了；权力主导经济、权力影响经济、权力左右经济、权力干预经济的权力威力开始无处不在，各种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走向的现象也显现出来了。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是否并没有主动积极地审视自己的权力体制是否还适应利益博弈的经济发展。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尝到权力与经济互为“寻租”好处的手握权力者开始了权力腐败犯罪的冒险旅程。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虽然对各种利益博弈现象作出过不少的政策调整，也对权力的约束作出了反复的规范，但是，进入利益博弈的市场经济，不论怎样的政策调整，都是会伤及到一些利益的顾此失彼的政策。对尝到权力腐败甜头的权力者来说，法律政策约束和自我心无戒律已经天壤之别，要么对法律政策打折执行，要么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由抵制执行，权力控制司法和司法无法独立的现实使权力失范、失监和失控，导致了权力滥用的有恃无恐。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社会特征：私欲膨胀和私利张扬注定了以钱为本的社会认同，注定了伦理道德的急速滑坡，假冒伪劣和欺哄讹诈的市场消费环境就是证明，嫖娼卖淫吸贩毒品和黄色文化泛滥也是证明，虽然政府长期进行宣传教育和遏制打击，但无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至今都无法改变这一社会的丑恶现象；国企的改革导致大批失业人员流入社会苦苦挣扎成了这一时期的苦涩风景；城市化进程加剧了三农问题的恶化，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和贫富差距的显现加剧了社会矛盾形成……等等矛盾最终造成了社会不公的种种恶果。也是在这一时期，种种恶果直接产生了社会对改革开放的质疑、对公共权力的质疑、对政府威信的质疑、对社会道德的质疑……。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是无数矛盾反反复复得不到解决，有的变得更加尖锐，无数质疑的背后都把原因指向了政治体制的弊端。但恰恰在这样矛盾重生的时期，中国却进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并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改革的转型期。

改革还得继续，矛盾必须解决。带着矛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2000年3月2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带来了解决社会矛盾的希望，这也是国家对为改革开放作出最大牺牲和贡献的三农问题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国家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力度更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调整，尤其是2003年2月24～26日的十六届中央二次全会认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正是这次会议，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称为“攻坚阶段”。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全社会并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也不知道“转型期”要转到哪里去？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仍然象进退维谷的“体内循环”，经济结构调整也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起色，我行我素的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依然照旧，人们依然看不到上述种种社会矛盾获得解决的办法和信心……。时至今日，社会对改革开放的怀疑、质疑、反对和赞扬、肯定、拥护的争论还在继续，全社会都把目光聚集在了十字路口的《十二五规划》的希望上。

计划经济需要政治体制作为保障，这种保障是以权力的无处不在保证社会公正和利益平衡，这种政治体制不会受到利益左右和扭曲；市场经济同样需要政治体制作为保障，这种保障是以法律约束规范权力并保证社会公正和利益平衡，因为这种政治体制容易受到利益左右和扭曲。被寄予厚望又站在十字路口的《十二五规划》，笔者既不会刻意描红，也决不会昧心抹黑，而是带着拳拳赤子之心关注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的拐点愿景，“十二五规划”能否给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答案，将是注定中国能否转型成功的关键。不过，笔者更担心《十二五规划》仅仅是为了巩固成果、调整思路和修正错误的例行公事，而看不到大踏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毫无疑问，十字路口的《十二五规划》将会载入中共的改革史册，但愿能够取得成功，而不是N年以后回忆起来还有一些不愉快的烦心事。

                     2010年10月18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