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也产生了事先也许并未预料到的诸多严重社会问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是，在这场伟大的改革事业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是少数权贵还是全体民众？但不幸的是，为诸多严重社会问题埋单的却是全体民众。这才是今天全社会对改革是是非非争论的原委。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探索模式，无疑是激动人心的原始改革动力。在没有利益阶层分化的改革时段中，一部分人以智慧和能力凭借无法可依和并不完善的改革方式和手段，迅速地成为了中国的小康或富裕阶层（群体），他们聚集了虽然不能富可敌国的大量金钱与财富，但却具有富甲一方的经济实力，这也是中国阶层分化的初始特征（至于说这部分改革利益获得群体是否具有历史原罪，不是本文探讨的要义，那是另一个历史评判问题。）毫无疑问，这部分获利群体虽然只是整个社会的极少部分，但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又被社会称之为“既得利益者”。他们是“激进的支持改革”群体，不过“坚定支持者”的结论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已，实际问题要复杂得多。

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阶层分化的利益博弈时段，物欲横流、利益至上和道德滑坡成了这个时段的最大特征，而这个时段又恰恰是公认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时段，换言之，也就是对改革方式和手段并没有从政治上形成法律法规予以制约和规范的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甘寂寞的既得利益者们（不少人还获得了政治地位和权力），为了追求永不满足私欲的更多更大的财富，不断凭借已有的经济实力，向权力进行了靠拢和进攻，以期结成控制改革进程的利益联盟。长期以来，各种改革方式与手段变化成政策对资本的倾斜和优惠，就是事实。不幸的是，在并不科学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道理下，千里走单骑的“经济中心论”正好与“先富起来”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追逐不谋而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逐渐变成了GDP冲动的理论依据。权力依靠资本，资本侵蚀权力，成了这一时段改革的独特风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平优先，共求效率”被崇高意识被淡化，最终让辉煌的经济成就并没有制造出社会的真正公平，反而铸就了问题多多的社会矛盾。

马克思说：“资本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虽然笔者并不认为资本具有完全改变社会制度的作用，但却有左右改革政策的巨大能量。因此，必须承认资本和权力一样，都有沾上血和肮脏东西的倾向和可能，一旦资本和权力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血淋淋的残酷，就必然形成崭新的权贵阶层，就必然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也就必然会践踏和侵占无权无钱的绝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利益。君不见，无数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而暴露出的腐败现象与社会丑闻吗？在血腥不断的矿难中、在怨声载道的房产中、在不堪重负的教育中、在谈虎色变的医疗中、在五花八门的招商中、在民愤厌倦的听证中、在基础建设的招标中、在看似威严的司法中、在信用至上的金融中、在满腔热情的股市中……等等等等领域中，无不出现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的改革诟病，引起这些改革诟病的直接原因难道与改革的方式和手段没有关系吗？难道与资本左右改革政策的变化没有关系吗？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争论是有关经济学家在改革中的作用和影响问题，不可否认，经济学家是市场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但却不是决定力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原本改革是一个综合学科的复杂系统工程，却在中国演变成了几乎单一的对经济学家的严重依赖，才会造成过分依赖经济学家的改革失衡和社会矛盾，这个教训非常深刻。正如凯恩斯所说：“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

由权贵阶层组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眼下已经演变成了左右中国改革方式和手段的强大力量。他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然是“激进的支持改革”的群体，其目的就是要牢牢控制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主动权。不过，当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时段来临时，他们又是坚决的反对群体。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宪政民主和法制社会，权力势必受到越来越多的体制外横向社会监督，不再仅仅是原有的体制内的纵向封闭式监督，两厢比较，资本对权力的控制将会越来越艰难，官商的勾结也会越来越困难，简言之，权贵既得利益群体获取不义之财的路将会越来越窄。所以，他们才会不断地释放“稳定压倒一切”的“不争论”论调，甚至不惜对改革提出反思和争论的大批有识之士进行意识形态打压。

综上不难看出，看似“激进的支持改革”的群体，其实就是权贵结盟的既得利益群体，为了维持他们既有的左右改革的权力和资本力量不被削弱，正在大力的反对中央政府对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他们才是改革攻坚的真正阻力。至此，谁在反对改革？谁在支持改革？谁为什么反对改革？谁为什么支持改革？结合上一文的观点，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中）

                      2010年9月21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