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的成功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就必然会留下历史的笑话。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在不断的改革中前进的，不论什么制度的社会都是这样，因而，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永远话题。改革一词，原本只是一个没有是非对错的中性名词，然而，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引发的正常争论，却有被抹上意识形态色彩的危险。即便说改革一词没有是非对错，但并不证明以改革之名而使用的改革手段和改革方法没有是非对错，因此，只有对手段和方法的是非对错争论与探讨才是理智和理性的。

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对变化中的事物产生是非对错的争论和探讨，以求取得社会共识是天经地义的简单道理，尤其是来至于全社会的争论和探讨，更具普适性价值，这一观点正如古人所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不可否认，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架取得了基本成功，但是必须承认，基本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却引发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复杂社会矛盾，究其原因，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达成了基本共识――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改革处在“转型期”的“攻坚论”。那么，“转”什么“型”？“攻”什么“坚”？自然就成了全社会针对改革望眼欲穿的是非之争，有的上升到制度之争，有的上升到主义之争，有的认为是道德之争，有的认为是利益之争……，总之，对改革的是非争论和探讨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过，笔者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最终都会集中在民族文化范畴之内，那就是统治文化。

翻开上下几千年的中国统治文化，我们就会发现一种非常“有趣”的规律，截止清朝中期为止，中国的历朝历代（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无一不是世袭统治和皇权至上的帝制文化社会。在帝制文化社会中，皇权至高无上，世袭统治不容更迭，因此，决不容许朝代存在任何异党（反对派）、任何异派（社会组织），反之则视为反叛朝廷的大不敬之罪恶，必将招致灭顶之灾，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帝制统治文化决定了世袭统治的政治体制不可改革变更的性质；其次，皇权高于法权，法权高于民权，皇言就是圣旨，律法只对臣民，加上皇帝就是上天之子（天子）的信仰崇拜作祟，帝制统治文化下的政治体制不论作出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政策方针，都决不容许臣民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否则以罪论处。换言之，几千年的中国帝制文化社会，从来都没有民主概念，“莫谈国事”成了民间生活的第一准则，政治体制改革概念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即使是清朝后期从西方世界传来了具有民主萌芽的对政治体制改良的文化意识，最终也没有战胜根基坚固的中国帝制统治文化。用现代语言来说，帝制统治文化造就的政治体制，始终维护的是皇室家族和官宦阶层的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阶层决不容许政治体制改革。

没落的政治体制必然都会走向崩塌，先进的政治体制最终都会走向成功。清朝后期的政治体制改良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西方民主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却迅速来到了中国，民主思想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象摧枯拉朽一样最终推翻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皇权世袭统治。然而，不幸的是，虽然帝制文化社会的皇权世袭统治模式随着清朝垮台走入了历史记忆，但帝制统治文化下的政治体制模式却并没有走入历史记忆，决不容许任何异党（反对派）和任何异派（社会组织）反对和挑战的新兴统治阶层，仍旧死抱帝制统治文化下的政治体制模式不放。而更可怕的是，帝制文化社会的政治体制模式却演变成了党派世袭统治的政治体制模式。有史为证的是，国民党借“三民主义”的民主思想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也是一个帝制文化社会，在这个帝制文化社会的政治体制下，就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异党，把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民间组织视为异派，不论是共产党和支持拥护共产党的民间组织，还是反对国民党的有识之士都遭遇过无数次斩尽杀绝的白色恐怖。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几千年的帝制统治文化流毒并未从华夏大地清除干净，在这种统治文化下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决不容许反对和挑战的，也不容许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仍然是维护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

《易经》曰：“艰则无咎”，意即“不忘过去的痛苦，才能免于今后的祸患”。综上所述，点到为止，举一反三，恕不多言。总之，笔者认为，如今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也许就在这里――统治文化！可见，转型期需要“转”什么“型”？攻坚论需要“攻”什么“坚”？难道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一家之言，仅此而已。

                       2010年8月29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