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经生活在一个没有财产权意识的社会来说，“原罪”概念几乎是模糊的，也没有听说过追究“原罪”的运动（即便是有过，那也是五十年代初期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私人财产的国家意志）。今天，以阶层社会“取代”阶级社会的新型社会关系，不但让财产权意识重新回到了新型社会关系中，而且追究“原罪”的呼声也成了能否成功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更为重要的是，和谐路上怎样摆平“原罪”并切割“原罪”，也成了存疑重重的《物权法》能否正常推行的智慧考量。

与《物权法》交织在一起的“原罪”，只能从时空的概念上进行追索，这个时空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原罪”，而不是以前。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富豪”不断曝光，牵涉到的权力人物、资本人物、精英人物、产业大亨、行业大亨、集团暴富、集体暴富、私人暴富……等等获取非法利益和不义之财产的现象，其背后或多或少都不同程度裹藏着不可见人的“原罪”。这种面积不小的“原罪”现象，不但让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同时也埋下了潜在的阶层对立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原罪”不平，民心不安宁，“原罪”不除，社稷不安稳，和谐社会将无法建成。

当然，要追究“原罪”，就得从“原罪”的时空成因开始检讨。谁都知道，我们的改革是一个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这个过程也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换言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诉目标的改革，因此，在没有做好政治跟进的转轨过程中，势必要产生约束人的行为的法律缺陷、制度漏洞、政策偏差、道德扭曲、文化碰撞等等不可预见的变化。而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家以GDP为考量的制度设计与民间以财富为追求的努力目标，成了转轨时期的两大风景。国家的各种法律倾斜、制度倾斜和政策倾斜，加速了无原则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道德扭曲与文化碰撞，金钱至上的意识成了至今都难以改变的社会主流意识。利用法律缺陷、制度漏洞、政策偏差、道德扭曲、文化碰撞等等机会进行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行贿受贿、资源控制、市场垄断、改制牟利、股市圈钱、金融诈骗、虚假投资、虚构项目、走私贩私、造假贩假、避税逃税、偷税漏税、司法不公、执法不严、掌黑吃黑、打压公平、剥削良善、弱化社保、扭曲公益……等等等等无所不涉的利益领域，都“培养”出了不少的富豪和超级富豪，其背后几乎都涉及到了“问题富豪”的“原罪”问题和“原罪”现象。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问题富豪”的“原罪”问题和“原罪”现象，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转轨期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不错，这是一种“必然代价”现象，但是，今天走在和谐路上回头再看这些“必然代价”的话，就不得不思考“必然代价”带来的“原罪”之害与“原罪”之痛。那就是因为过去的法律缺陷、制度漏洞、政策偏差、道德扭曲和文化碰撞本身存在的“原错”问题。换言之，过去无数的“原罪”现象，几乎都与“原错”密切相关，尽管“原罪”的背后同时也存在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功”，但是必需要认识到整个社会受到的“原罪”之害，是“原罪”背后的“原功”所不能弥补的。例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道德沦丧、价值扭曲等等等等并非危言耸听的社会问题，难道是“原功”能够弥补的吗？显然不能！也就是说，今天的社会乱象，是“原错”＋“原罪”共同作用的结果，“功”“罪”无法相抵，“错”“罪”必须追究。否则，“原罪”在身的权贵与富豪们，都有可能（或者正在）加速将大量裹挟着“原罪”的财富带出国门，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蒙受损失。

和谐路上，切割“原罪”，是还社会公道的必须之策，是确保存疑重重的《物权法》顺利推行的必然之选，是建和谐社会的必经之道。而“问计于民、问法于民、问政于民”的“三问”原则，既是科学的切割“原错”的良性互动，又是有效地切割“原罪”的群策群力。总之，面对存疑重重的《物权法》，和谐路上切割“原罪”已经刻不容缓，无论是国家出面“赎买”“原罪”，还是“大赦”“原罪”，都应该在承认和切割“原错”的同时，对全社会有一个公正合理的安排与交代。反之，“原罪”不除“本罪”不止的社会乱象，将会让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化为乌有。

2010年6月28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