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是“五・四运动”的纪念日，虽说今年的“五・四”纪念活动没有去年的“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日那么引人瞩目，但却仍然值得评说。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五・四运动”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五・四精神”是一首思想解放的赞歌。然而，对于“‘五・四’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却因某种原因无法达成广泛的认同。例如，在2009年的九十周年的“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中，海峡两岸对“五・四精神”的价值就存在认同的差异，大陆把“五・四精神”的价值确定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台湾却把“五・四”精神的价值确定为“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笔者无意去评判海峡两岸对“五・四精神”的价值认同差异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但是，就“‘五・四’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是什么”的话题，借此“五・四”之日表达自己的看法。

回首“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就不难发现，以“批判旧文化和建立新文化”为主要诉求的思想解放，才是当时的主流，也被称之为“新文化运动”。而要推动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就离不开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思想自由！换言之，“五・四”早期由思想自由而推动的“新文化运动”，才最终孕育出了轰轰烈烈伟大的“五・四运动”。由此可见，思想自由才是“‘五・四’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有关思想自由的详细话题可查看笔者2009年5月5日《牢骚怪论：纪念五四，我们切割了什么？》一文，这里不再繁述。

其实，追求思想自由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共识，这种共识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无数为人类社会追求思想自由而不惜牺牲生命的英雄，永远值得全人类崇敬。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对自由的诠释，无疑达到了完美的高度――“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由此可见，自由对于人类社会是何等的重要！在2009年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老先生曾在新加坡《联合报》撰文反思“五・四运动”时指出：“赛先生（科学，“Science”）最受欢迎，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未必深入人心，但科技带来的方便舒适，却无人拒绝。另一方面，科技后遗症的环保危机，也赋予‘杞人忧天’以新的意义。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表面上也普受欢迎。然而这位不速之客，若无费小姐（自由，“freedom”）相助，就有口难言，若无法治支持，就有足难行。而这么多年来，孔先生却被冷落了。”可见，“五・四精神”的确不能没有思想自由。

“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布莱兹・帕斯卡】。思想自由是解放思想的先决条件，思想自由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必要条件，思想自由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条件，思想自由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首要条件……，总之，思想自由是创造所有人间奇迹的原动力。君不见，当今世界最具分量的诺贝尔奖，有多少奖项背后的成就不是与思想自由息息相关呢？由此可见，今天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日子里，面对“‘五・四’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是什么”的话题时，究竟还有那些选择能比思想自由更重要呢？

　　　　　　　　　　　　2010年5月4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