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论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发展总是向前而不是后退，只要向前就必然遭遇改革，因此，改革就是推动社会良性向前发展的动力。由此可见，改革这个概念只是改良与变革的代名词，改革一词本身没有对错之分，没有是非之别，有的只是改什么？革什么？怎么改？怎么革？谁来改？谁来革？今天，当中国进入到“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却出现了质疑改革、反对改革和拥护改革、支持改革的观点辩论。因此笔者认为，“回眸改革很有必要”，坚定改革信念，尊重客观规律，中国才能最终实现和谐发展、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

“回眸改革很有必要”。在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指出：“如果现在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由此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三十年的改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都是改革带来的客观历史事实，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质疑。不可否认，改革走到今天，成就背后堆积如山的诸多社会矛盾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到到这些社会矛盾并不是改革本身的是非对错的问题，而是改什么？革什么？怎么改？怎么革？谁来改？谁来革？的系统性问题。

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国经历了“魅力主导型”、“政治主导型”、“利益主导型”到今天的“社会质疑型”。这一改革过程也让笔者看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先天不足”和“后天无奈”。第一：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体制，过去贫穷式的社会公平是由“无限权力”提供保障的，当“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有可能触及到每个人利益的时候，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个人魅力完全征服了中国人民，因此，邓小平时代的改革过程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几乎风平浪静的“魅力主导型”。第二：后邓小平时期继续的改革是“政治主导型”和“利益主导型”阶段，对于这一阶段改革所配套的所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几乎全都是由“封闭式权力”制定、很难说不带有唯心的权力想象意志。这一时期也是私欲膨胀、私利张扬和“以钱为本”获得社会认同的可怕阶段，也是道德急剧滑坡的阶段，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聚集阶段。这一阶段更可怕的是权力利益化、权力部门化和利益集团化的上升阶段，买官卖官、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摄取不义利益的现象无处不在；道德滑坡助推了假冒伪劣毒的消费环境，快速的浪费型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也在这一阶段尤为突出。这一阶段由于“政治主导型”和“利益主导型”的复杂特征，再加上“封闭式权力”运行原因，导致了这一阶段制定出台的众多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都显得顾此失彼，甚至进退失据，总是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阶段发生的诸多严重问题，使得不少问题反反复复发生至今仍未解决。这一阶段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好像总是为利益集团所用，而对弱势群体歧视。因国企改革原因和城市化进程原因而造成的贫富差距形成了新的阶层分化现象，而受到利益损害的几乎都是弱势群体。这一阶段最终聚集了堆积如山而异常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有的矛盾还呈现出了“公开对抗化”的特征，给社会的安定团结造成了极大地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也随之降低了不少。第三：胡、温执政虽然带有明显的亲民形象，但是，这几年的改革却变成了“社会质疑型”。质疑的背后固然有“政治主导型”和“利益主导型”阶段留下的“后遗症”，但是，点燃质疑导火索的也许是因国企改革而引发的“郎咸平风波”论战，围绕国资流失、化公为私和贪污腐败的改革论战，加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权利腐败、怨声载道的社会不公、难以健全的社会保障、虎头蛇尾的“审计风暴”、不堪重负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尖锐矛盾的论战，同时也上升到了“姓资姓社”的“主义”之争。时至今日，带着个人偏好和意志的非理性改革观点论战，并没有减缓对改革质疑的温度，反对与支持改革的观点之争已经成了当今的一道政治风景。笔者并不反对争论，而是主张言论自由的理性争论，只有通过理性争论，才能达到“回眸改革很有必要”的必要，才能真正提高全社会对改革的认同度，这对于未来的改革有益无害。不过也要看到，中国目前陷入“社会质疑型”改革的漩涡，实际上都是属于政治体制的“后天无奈”。

据此笔者认为，当前的“社会质疑型”也是“回眸改革很有必要”的机遇。要走出“社会质疑型”改革的漩涡，必须搞清楚改什么？革什么？怎么改？怎么革？谁来改？谁来革？首先：必须厘清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政党与社会团体的关系、政党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法人关系等等关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定型，继续改革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先天不足”的政治体制。换言之，缺乏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是阻碍继续深化改革的主要原因，改革政治体制已经刻不容缓，必须建立新的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纵向＋横向的全社会权力约束机制和监督体系，而不仅仅是既往的体制内的自我监督体系。其次：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必须先从控制“正确舆论导向”的传媒下手，让新闻自由和言论开放来实现全社会所有话语权的平等，因为，改革本身就涉及所有人的利益，所有人才是参与改革的主体。相似观点可搜索笔者过去发表过的《牢骚怪论：传媒的发展方向――兼谈改革“钉子户”》一文。也就是说，开放传媒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反之，人们必然再次质疑政治体制是不想改？不愿改？不能改？还是不敢改？客观地讲，今天无数的社会矛盾并不能说明三十多年的改革“完全正确”，在这个并不“完全正确”地改革过程中，国家的所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那一样又不是通过“正确舆论导向”的传媒来实现的呢？从今天“回眸改革很有必要”的反思来看，不少的“正确”其实都是唯心的权力想象“正确”，而并不是客观的社会判断正确，这也是造成民族素质低下的主要原因，也是改革的沉痛的教训。其三：改革的对象是为了民富国强和民族复兴，那就注定了改革是整个民族责无旁贷的时代责任，就必须让上述的改革形态从新走上“全民参与型”的改革之路。不过，要实现“全民参与型”的改革，还需要建立广泛的公民话语权法律保障制度和公民利益诉求法律保障机制。

总之，“回眸改革很有必要”，未来的改革必然要进入到技术层面，而不是主义之争。笔者在此也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少一些主义，多一些主意；少一些概念，多一些信念；少一些理论，多一些议论；少一些想象，多一些真相；少一些“正确”，多一些明确；少一些指示，多一些明示；少一些口号，多一些信号。因为，过去的改革教训告诉我们，概念催生浮躁，口号助长疯狂，指示压倒法律，炒作超越理性，而今天发生质疑改革的论战都与这些现象存在因果关系。改革不可逆转，“回眸改革很有必要”，改革中的问题改革中解决，相信中国将沿着不断改革的道路进步！

                          2010年1月24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