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津地铁公司书记总经理互相举报双双落马”成为近日来的一大新闻时，它给人带来更多的解读的无外乎是腐败的普遍化和反腐败的形式化在现有的制度下已经使腐败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逐步变成社会难以承受之重。当贪腐成为权斗的砝码时，证明我们的制度已经病得不轻了，如果再不从制度角度着手，反腐败只能沦为一个光鲜的口号。而在这个口号的掩护下，腐败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这样下去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它的唯一走向就是溃败。

　　这是一个令人捧腹的案件，业内人士称此案为天津地铁系统“一号腐败大案”。地铁公司党委书记向中纪委举报了“老搭档”地铁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则在双规期间检举了党委书记。最终，天津地铁党、政两个一把手双双落马，原党委书记王春清获刑13年，原总经理高怀志获刑20年。(《重庆晚报》)但办案的检察官的评述则让人匪夷所思，他说： “作为大型国企的党、政一把手，王、高二人本应互相合作、监督，可两人却热衷窝里斗，且同时深陷腐败泥潭，落马是早晚的事。”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在东莞作的反腐报告，他在点评中山市原市长腐败事发时说：“李启红，可惜了，眼看着都快可以安全着陆了……”可以看出，办案检察官把他们的事发更多的归因为“权斗”的结果，这与丘海的“叹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做为反腐败的实践者，他们的言语之外流露出的惋惜之情，我们只能解读为腐败已经成为了一种惯常现象，而东窗事发则成为偶然了。能够佐证这一观点的是，大凡贪官的落马都有一定的戏剧性：骗子骗出贪官，小偷偷出贪官，，大火烧出贪官，嫖妓牵出贪官，二奶咬出贪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因“不团结”和“内讧”让贪官落马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中国的文化基因是“家国一体”，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文化的“罪恶”。众所周知，现代政治强调制衡，在一个权力没有制衡而又排斥社会监督的社会，权力往往会异化为个人的私器，腐败如水银泻地般无孔而不入。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长期依靠腐败来进行内部治理的部门，掌握了对手的“把柄”无异于取得了权斗的“利器”，但在一个普遍腐败的机构这种制衡更多的是表现出“流氓化”的趋势，最后以两败俱伤而结束，达到了“帕累托最劣”的结果。因此，这种违背常态的事情出现后，人们却往往没有意识到，它不可能让腐败有丝毫的震慑，相反，它会更加强化官员们的“团结意识”，让腐败更多地以集体腐败的形式隐没在公众的视线中。

　　值得警惕的是，当今的腐败多以集团化的方式出现，其原因自然是在社会监督缺失的条件下，内部监督演变为相互合作，集体腐败成为愈来愈突出的现象。如湖南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这个正科级事业单位，因每年收取税费达4个亿，掌控着耒阳市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所以也成为了腐败的重灾区。2009年11月，征收办主任、党组书记罗煦龙被衡阳市纪委“双规”，期间交代了他上任以来的部分犯罪事实，并供述了该班子成员文某、王某、张某等9人共同私分公款的事实。该案涉案时间长达5年，涉案人员多，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达55人;涉案金额巨大。由此可见，集体腐败已经成为目前腐败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腐败也出现了跨部门的动向。8月中旬，监察部外事局副局长孔祥仁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现在调查很多案件时发现，往往存在牵涉多个部门的窝案。以商务部郭京毅案为例，在调查的时候，发现包括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内的多个部门的官员牵涉其中。多部门官员联手腐败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集团式的腐败层出不穷，证明中国社会的腐败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而当一个社会的腐败无所不在时，反腐败自然就成为“治官”的工具，贪腐也就充当了权斗的砝码。当然，这种不改变制度而开展的反腐败不过是一场场“割韭菜”的游戏。

　　极权能够生产出两种产品，那就是暴君和腐败。暴君涂毒生命，腐败贻害民生。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任何一种权力都会受到另一种权力的制衡。而我们要改变越反越腐的现状，就要着眼于制度变革，逐步走上民主宪政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