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倪方六是很关心政治的人，还是中共党员嘛。但讲政治比较麻烦，所以博客上多聊历史，少聊现实；多谈死的，少谈活的。今天就来讲点政治吧。 

 这几天，北京在开“两会”，我一直在关注。自我感觉听得应该比一些政府公务员还要认真一些，希望听出点新意来、听出点兴奋来，虽然大多数的报告在大多数的时间对普通人来说一点意思也没有，甚至听得不甚明白，远没有给老百姓送出一条鱼、端出一碗米饭那么实在，那么实惠，那么立竿见影。 
 这可能是多年记者生涯养成的一种新闻职业习惯吧。我边看边在想，而且不只一年在想：中国大陆是民主集中制，小事谈民主，大事讲集中。主席台上是摇脑袋的，主席台下管拍手掌的。这么几千人坐在一起究竟能议出什么东西来？还不是“主席台”说了算？那些代表全都有参政议政的能力？
 昨天，我在整理家中乱成一堆的旧书时，对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了一点新的理解和感悟——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情况，西方的“两院制”与中国的“两会制”，用哪一种民主好哪一种民主不好来评价，都太概念化了，不切合实际和国情。 中国特色的民主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一百年前的美国人便是这样认为的。这名美国人名叫亨特(William C.Hunter），是名商人，生于1812，卒于1891年。
1825年，13岁的亨特第一次来到广州，后到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文。再后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南中国地区活动长达40年，并开设有“亨特洋行”。因为有了这段在华经过，亨特写了两本有关旧中国（以广州为中心）的书：《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和《广州“番鬼”录》(The Fankwae at Canton)。内容波及面很广，既有对中国历史、风土人情的记述，也有对当年社会现象、政府行为的观察。此书现已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状况的较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我翻看了其中的《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章文钦/校，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12月一版）。在书中，亨特对当时中国的帝国专制，感觉特别新鲜，觉得这也是一种民主，而且是不被西方政治接受的最严格意义上的民主，也很好。 

亨特为什么这么说？为了不至于断章取义，我全文抄录如下——

 中国统治的特色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在中国人民的权利和特权由时间和“老规矩”神圣化了，保持着很大的力量。尽管照严格的西方意义的民主这个字眼，在政治上并没有被接受，因为中国人是个没有政治的民族。他们对任何与这个字眼的意义有关的问题的任何情况都漠不关心。
 对他们来说，帝国政府任命地方官或任何别的长官来统治他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使他们得以避免产生在西方国家的那些争斗、流血、敌意和仇恨；在西方，官员的任命是由公众投票的结果决定的，他们同样也避免了酗酒、斗殴、赌博这些不雅的现象，这些问题几乎总是成为选举手续中必然涉及的。
 但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民主的，即一个官员不能没有风险地滥用他的权力，去违背传统，或实施暴政；如果那样做，哪里发生了反对地方官府的起义，官府这方面也要被追究是否有不公正现象或试图施行苛政。
 我们在广州就有机会亲眼目睹过一次这样的反抗，人们甚至把地方主管官员的轿子拦截在大街上，这个官员自己不得不赶快逃走，他的轿子则让一大群被激怒的群众砸得粉碎。因为轿夫们抬着这官员疾走而过时，碰翻了一桶准备出卖的鲜鱼。这个官员命令他的轿夫继续向前走，但是却被硬拖下轿来，只好步行逃走；而他的轿夫则挨了几下揍。这样，对那个贫苦卖鱼人的无故伤害的反应就扩大开来，立即得到人群的响应。
 另一方面，当一个清廉正直的地方长官从他的职位上退休时，人民的感谢之情通过赠送纪念品来表达，同时富有的人还赠送礼品。广州的李总督（Vjceroy Le)就是这样。当他离开广州往外地赴任的时候，收到许多代表送来的高度赞扬的颂辞；许多官员和百姓，无论贫富，跟随他的轿子走出城门，送了好一段路程。
 文章并不很长，从文中看，“砸轿子”、“清官”这些在中国人眼里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在亨特眼里都成了“最民主”的符号。译者将这篇文章的小标题翻译为《民主的内涵》，我觉得颇为到位。但为什么要将第一句——“中国统治的特色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民主”中的“民主”二字加上引号，我觉得不明白，是不是觉得亨特没有看透当时中国社会的背面、对民主的理解太肤浅？在讽刺中国？我想亨特写时是没有引号的。

其实，我初看亨特对中国民主的理解当时很想笑。但笑意掠过，觉得民主嘛这东西很简单，就像家长，他呵护、疼爱你，给你饭吃，给你衣穿的同时，还可能打你的屁股，给你买你并不心宜的鞋子，给你找你并不喜欢的媳妇，你不服有时候还不行。要少说，少思考，不宜比较，不是理想，就是一种现实！ 

一百年前大清帝国的专制和家天下，美国人都认为最民主，现在都换届选举了，都是“人民当家作主”了，不是更进步么？更民主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