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ryang的《浅谈纽约房产》，我说“这两年中国的房价在飞涨。从与收入之比的相对价格看，比美国房价高很多。”

Ryang说“没错, 中国是望楼心叹”。

我说“由此我想到启动内需的问题。中国启动不了，因为中国的房子、车子、孩子（教育）、身子（医疗）、老子（养老）“五子登科”必需的资金面太大。美国的这些问题比中国要好很多，但也不能启动内需，因为美国人平时就把资金花完了，还有透支。”

Ryang说“中国特色经济：房产支撑着GPD， 这跟中华民族的储蓄习惯，土地情结有关。美国的消费型经济也是这次经济危机持续性。两者互相中和，这结果会如何？”

试想“两者互相中和，这结果会如何？”

我自然想到了中美经济的互补性，也就是“中和”。

第一方面：就国民消费风格特点与传统习惯而言，中国的储蓄型经济，美国的消费型经济，这就有了很强的互补性。

中国储蓄型经济因素主要来源于前面提及的“五子登科”。

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有很大的增长，很多人确实富了，而且比常规想象的富很多，这从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大宗交易或从国际旅游的狂欢购物可见一斑。

但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一则是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富得流油阶层与尚未摆脱贫困阶层并存；二则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贫富差距，经过最近20年新经济体制改革，财政和社会保障机制变革，住房、医疗、教育、就业、保险等等，中央财政不但完美卸下了历史包袱，大大减轻了现实负担，且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大大增加了收入净值。

贫富差距造成国民收入宝塔型结构，也就造成经济增长不能改变储蓄型经济格局，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解决后顾之忧，万事还得靠自己解决，“手中没把米，唤鸡都不来”，唯一的办法只能省吃俭用。

宏观上说，国家财政虽然充裕了，但地方经济捉襟见肘，中央不会不知道，中央财政也要“留把米”不敢轻举妄动。截至2010年12月中国外汇储备28473.38亿美元，其实早在2006年2月底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总额为8537亿美元（不包括港澳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而本月18日晚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清华大学金融高端讲坛上坦言，截至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这距离外汇储备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不到一年时间。

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元资产，其主要持有形式是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

百姓在储蓄，国家也在储蓄，中国储蓄经济之完全彻底显而易见。

美国消费型经济因素主要来源于国民经济稳定性与社会保障稳定性。

美国开放性经济构成与世界经济近乎完美的无缝链接，并长时期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多重链接的直接受益是大大降低了经济风险，尤其是突发事件引发的超常规风险。

在美国的商场超市，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优质产品在激烈竞争中，其规格、门类、档次、产地之多之高，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经济动荡很难对美国经济造成根本性威胁。

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根基，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加上美国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维护和保障，有效解除了公民对于生存和发展的后顾之忧，所以民众养成了“好好日子好好过”的情结，比起中国一些人“今朝有酒今朝醉”之即时行乐来，美国人是“今天有酒今天品，明天还有明天喝”，虽无“醉”之潇洒，却有“品”之安逸充实。周末在公路上看到不少小车后面拉着游艇，拖着单车，到湖边，到郊外，旅游观光休闲。

这就不难理解在美国爆发而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及至经济危机，很多国家元气大伤，而美国则有惊无险，失业者的生存危机并未受到致命的威胁。绝大多数人依然安居乐业，天天在过好日子。

美国人的消费应当向中国市场扩展，尤其是在美国人看来的低端消费。譬如旅游，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大，形成多种多样的自然风光美景；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特色鲜明，人文荟萃，上下2000年足够品味和收藏；譬如购物，货色齐全，价廉物美。美国人不是有钱就想花吗？好吧，中国市场很大，一边旅游，一边消费，何乐而不为？

中国人的消费应当向美国扩展，尤其是在中国人看来的高端消费。想起前些日子中国一些房地产商来美国，来时腰缠万贯，回头依然如故，没做成几笔生意，他们只听说美国房价低，却忽略了房地产的税收与管理费用与中国有很大区别，这就告诉我们，在启动消费的时候，要互相了解沟通，双方都有义务和责任。市场准入与开放，双方也都有义务和责任。

第二方面：就中美产品结构与开发档次而言，美国的高科技含量，中国的大众化风格，构成中美贸易短缺互补。

中国经济正在向中高档发展。“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时，主要考虑“有”与“无”。在自认为达到“小康”的时候，当然会有新的追求。眼下中国对于高科技可谓“求贤若渴”，中国有“落后就要挨打”的理念，只是过去重在解决有无问题无暇顾及。

中国有一首流行歌曲《我想去桂林》歌词大意是“我想去桂林，可惜没有钱，现在有了钱，就是没时间。”中国过去想发展高科技，可惜没有钱，只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跨进了核大国阵营，但整体高科技水平还很薄弱；现在有了钱，就是没时间。一项高新技术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的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一些管理者决策者习惯于急功近利，或不是急功近利也应有起码的紧迫感，眼光自然转向美国。

美国对中国似乎从来就有信任危机，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出口严密把关。一是知识产权，不让中国无偿克隆；二是不让中国超越自我；三是在意识形态及人权领域观念严重分歧；四是在一些国际争端中有合作也有严重对立。

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危机也由来已久，反对美国干涉内政，要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人权问题分开，外交上还有台海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即使经济问题本身也有出口补贴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好像美国一直在“生事”，不让人安定片刻。

美国民众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具有普遍性。在各家超市看得最清楚。我看到很多超市里，中国日用产品占有很大比重。我买过一个照相机，感觉韩国SAMSUNG性价比不错，回来仔细一看，后面写着MADE IN CHINA；买过一台日本TOSHIBA笔记本电脑，电源转换器上写着MADE IN CHINA。至于针头线脑、纺织品、玩具等就更多了。

我对于大国关系的判断，和平合作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当今世界，尤其在核大国之间，战争不可能爆发，因为谁都不可能在2小时内把对方灭了，而一旦对方还手，后果绝对不可估量。

经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与智慧，推动经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识。

中国高科技发展离不开美国支持，美国理应放宽对中国的限制，中国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应有更长足的进步，尤其应有更多可操作性的保护措施。关于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也应相互理解与沟通。

今日，我高兴地看到，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瑞德（Harry Reid）率领、10名参议员组成的庞大代表团18日抵达香港，将对中国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相互走动是相互沟通的重要环节，面对面的坦诚与沟通太有必要了。回顾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之前，中美没有建交，一个乒乓球代表团在传递信息，即使这样，也有作用，毕竟有了沟通，有了对话，有了理解。何况现在，中美关系的坚冰早已打破，中美互利合作已成为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