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贪官告诉人们什么叫做小官巨贪。在官本位横行的中国官场，潜规则暗潮汹涌的无法无天！很难想象，一个小小地级市的副市长竟敢贪赃10.4亿是周永康的8倍。中国落马的贪官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充分利用自己分管的一亩三分地。将私欲扩张到极致，尽量地捞够，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演绎得是那样的“完美”。中共十八大后清查出上亿元的贪官，张中生不是第一人。联想到那些前腐后继的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尤其是直辖市四位书记无一例外的落马，就表明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已经恶化。特别是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红色保险箱的人民军队也未能幸免，前后也揪出近六十名将星闪耀的军中老虎。这样大面积，牵涉各领域的打虎灭蝇，还不去计那些断崖式的腐败、那些团伙窝案。毋庸讳言，肯定是吏治，也就是制度方面出了问题。习李执政团队走向前台的一大亮点，就是打虎灭蝇的反贪腐。这倒不是中国官场习惯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而是情势严峻演化的必然，再不大张旗鼓地反贪腐，共和国的根基有动摇之忧。搞得不好，就会进入黄炎培老先生的“历史周期律”。

回顾浩瀚中国史，那些改朝换代无不都是两大因素促成，一个是贫富差距到了极致，另一个官场贪腐成风，朝纲崩乱无可救药。想当年，执政党举事也是以均贫富，反压迫剥削，追求平等、自由，反贪官污吏为初心进行的革命。熟读史书的毛泽东深知贪腐祸国，在他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贪污500元便可问罪。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被处以极刑，就证明了执政党对贪腐的零容忍。但不要忘了中国史上还有一位皇帝对贪腐也是深恶痛绝，明朝开国之君朱重八为整饬吏治的防贪腐，不得不祭出“剥皮充草”让人心惊胆战、惨不忍睹的酷刑。可是仍难阻止朝令夕犯，贪腐难绝，这真可谓是“任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不过，明朝还是出了大清官海瑞流芳百世。中国历朝历代为防、反贪腐是很感头痛，大多都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一整套立竿见影的章程及措施。应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前二十七年，历经了五十六次大大小小的自残相残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祸国殃民的文革，国家沦于破产的边缘。中国人才大梦初醒，始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挂帅”的改革开放就形成了全党全民的共识。

应该说中国持改革开放没有错，不知是操之过急或其它什么原因？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迈进了“问题如山、烂事如麻”的尴尬境地。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何以至此？一个较为客观的解释，那就是很有可能一开始改革开放，具体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严重地错了位。无论什么特色，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不是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放眼世界，发达国家他们的成功无一不归功于有一部既好又实用的宪法，也就是政治体制的先进是经济体制创新发展的保证。再说直白点，就是市场经济游戏开始之前，先拟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严加约束政府官员，如有违法严惩不贷！反观中国，时至今日，就缺少这极其重要的一环，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出了纰漏才忙于补救。毛泽东早就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过去叫干部，现在叫官员，在中国这个特色的国度，其重要性便可见一斑！但问题是中共对自己的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教育是费尽了心思，严加约束，可为何还有那么多的贪腐发生？愚以为，关键的关键是缺乏全方位、全民参与的有效监督，特别是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几乎成为了摆设。一个最明显的喊了二十多年的阳光法案，官员家财登记公示，这原本是执政党自证清白，提振自己公信力的大好机会。不知何故？难以实施！这就让一些别有用心之人，难免会有持无恐。“公生明、廉生威”这是中华民族有益的官场训示，万万不可忘记。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已四十年了，中国官员自身的公开透明就犹显不足。张中生虽系个案，却也显现出冰冻三尺，这不得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