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

    我叫黄弟禧，男，现年54岁，广州市人，大学毕业，某企业一普通职员。有户口本和身份证，是缔约国的正式公民。

二十多年前，有这么一个单位，他们制造了这么一台机器。这台机器的电波与我的脑电波无线连接上了。挪用纳税人缴交的血汗钱喂养的一帮流氓歹徒使用这台机器，每天24小时在那台机器那里值班。他们客观动机所能顾及地非法跟踪监视我的思想和行动，窃取我的弱点和隐私，痛苦和不幸。并以此通过我的听觉神经非法地搞不堪忍受的人格凌辱和精神折磨，对我进行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身心迫害和非人道主义的法西斯式的精神迫害。当我生病的时候，他们更是加紧折磨摧残，说是查什么记忆（应是查找摧毁一个公民的种种隐私，真是令人类毛骨悚然）。当我极度痛苦的时候，我就拼命地用拳头打自已的脑袋，但我感觉到的是那群法西斯匪徒的得意忘形。他们建筑在他人的痛苦和不幸之上获得精神快感的同时，道德和良知丧尽。我曾经买来大量的安眠药，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个邻居劝我：好死不如赖活。二十多年来，我就这样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活到现在。一个人承受着那么大的精神苦痛还得活，上帝也未免太残忍。如果任其以卑鄙残忍手段强迫他人放弃权利放弃生命又不知道是那家的王法。（被告单位的原话是：个人生死算得了什么。我能听到他们放狗屁，在反迫害中知道他们的罪行。）

被告单位犯有非法侵害、妨碍他人人身基本权利罪；犯有侵害、妨碍他人民主权利罪；犯有变相非法绑架罪和虐待罪；犯有男男女女共同偷窥他人隐私的流氓罪和私设公堂罪；犯有公然侮辱他人人格罪和长期精神迫害罪、反人类罪。手段残忍、狼毒。多项罪名并罚，主犯从犯应判十年八年有期徒刑。二十多年期间能成功地妨碍本案进入法律程序者，都应以严重妨碍司法公正罪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麻将桌上三元五元是平民老百姓，押司法制度作赌注者是大赌徒。这样的大权势者，全世界人民有必要知道他们姓甚名谁。这样的大权势者，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有极其虚弱的一面，他们害怕人民，甚至害怕人民不敢言而敢怒。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是一种政治承诺、而绝不应是欺世的鬼话。司法诚信是政治诚信的重要标志。

   即使我是已判的死刑犯，他们拿我这样搞，我也会起诉要求判他们有期徒刑的，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更何况我是有法定公民权的。他们这样搞我三两天，甚至三两小时，我也会上诉要求判他们有期徒刑的，更何况是几十年。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是非法的。

联合国宪章“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权受法治的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被告单位涉案人员的所作所为犯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危害人类罪。侵犯和防碍他人人身基本权利和民主权利，“ 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历时之长，情节之严重，给受害人造成的痛苦和不幸是终生的。 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犯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认可的所在国“不得违反本规约、国际法和国际承认的规范和标准”的有关法律。

自1979年我知道被侵权以来，我向本人所在国的司法部门写了大量的控诉，一场官司打了二十多年。本人所在国的司法制度不愿对本案提起公诉。或许因权势压制本案不能提起公诉。但绝对不是因为司法弱智侦查不到被告单位涉案人员而不提起公诉。权势下的事情往往是黑暗的，太黑了，人民就不买帐。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一案不二审的原则，本案是所在国不提起公诉的案件，管辖权在国际刑事法院并不可质疑。此案是2002年7月罗马规约生效后至现在仍然发生和进行着的，属时管辖权也属国际刑事法院。

不使用军事制裁和经济制裁，由国际刑事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被告单位涉案人员所在国的司法部门固然有向国际刑事法院报告案件真相，协助查清涉案人员名单及犯罪事实，协助通缉、拘捕、移送案犯的国际义务。权者弄权，如果不赞成罗马条约可以退出缔约国，如果不赞成联合国宪章还可以退出联合国。就是不知道人民答应不答应。但考虑到其所在国司法制度的不可信任。我以受害人的名义，请求国际刑事法院授权联邦调查局侦查此案。请求国际刑事法院尽快发出通缉令，以防被告单位的涉案人员象拉丹那样被匿藏起来。

根据罗马规约第三十三条规定，危害人类罪是要受刑事处罚的。侵犯人权有理是强盗逻辑；谋害他人却以辛苦为由脱罪是刽子手逻辑。对被告单位涉案人员起诉和判刑是体现法律的公平。害人害已是他们应得的下场。一切反人类势力都应符合这个逻辑。

我请求国际刑事法院依法律程序审理本案，还法律一个公道。

受害人：黄弟禧

2004年1月14日

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