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大学里，那是一个大变迁的年。教研室的很多青年教师在办理出国，我们是学英语的，当然往英语国家跑。首先我申请了美国大学，当然不能学英语专业，就申请了一个“东西方比较文学”。当时这是个冷门。有一个大学录取了，学费可免，但第一年没有奖学金。而且是1991年的名额。天那！我怎等得了。

  于是我自费（朋友借的钱）跑到了大洋洲。这就上了“贼船“。想继续读博，海外学生要一万多美金，因为没有身份。就我当时的经济实力来说，就是海底捞月。所以我放弃了(I have to, no choice)。我们为了省钱，女生两三个人住一间房。男生可就有六七个人share one room.轮流take shower。有时连热水都没有了。聚集在一起，一了解，有没学历的，有是工人的，有某党校的校长。还有北大的，北医大的，哈医大的，上海交大的，中山大学的，唉，应有尽有。

但大家的第一目标都一样：拿身份。

  为了生活要打工，不管你的学历多么高，你在国内是大学老师，还是盖房子的，或售货员，谁能吃苦，谁能放下架子，谁就能找到工作。不管甚么工作，只要能进钱，就是“英雄”。所以有女的有当保姆的（给台湾香港人），”对不起我要在这里声明：老妈说了无论多苦，多累，宁可回去，也不能给人家当保姆”有上缝纫厂的。男生有去摘草莓，kiwi果的，还有盖房子的。堂堂的大学生拿着油漆刷子站在房顶上，满身的油漆满脸的沧桑。在那个还环境下，心在矛盾，在激烈的斗争，只要稍示软弱，就会卷包儿回家。那些在饭馆打工的人，叫（kitchen hand)厨房帮工，更辛苦，每天干到半夜才下班。工资相当低。

好在学历高的，英文好的一年左右便能将身份解决。有了身份，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华人能吃苦耐劳，又能存钱。买房子买地是我们的长项。洋插队也随着经济的好转而结束。

  当然这些事，是我们老移民的故事。自然对那些自费留学的官二代，星二代，还有那些合法，或非法发家的后代是天方夜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