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资中筠与陈乐民结婚。

摘要：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与20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八十一岁资中筠的命运，也经历了社会变迁带来的反复塑造。年轻时的理想主义情怀已成无奈，但年龄并未使她淡泊，反而因看不惯纷扰社会现象，成了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编者按：共识网上周末举办的第七次线下读书会有幸邀请到了资中筠先生共读周有光。本文为对资老的最新评价文章，刊布出来，以飨读者。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与普世价值等话题。

　　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曾概括冯一生的思想轨迹—“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跟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资中筠的思想演变路径同样应和此三部曲，折射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阶层的反复塑造。

　　曾经也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独”驱使烧掉青春纪念册、下放干校饿到浮肿依然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年纪越大，资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为被“太多太不像话的事”推动着，变成了“八十后愤老”。

　　在目睹父亲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种种苦难，乃至他们对残酷近乎荒诞的承受力后，她感慨于“为国家与民族复兴油然而生的欣悦，一度遮蔽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之光”。

　　想通了父辈人的命运，才想明白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何以发生，何以解脱。满头已爬满银丝的她，说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执著。理想不曾褪色，人生际遇却让那份理想主义情怀增加了许多无奈。

理想主义者

　　资中筠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令小她一岁的袁伟时很羡慕。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天津发生水灾，读高小的资中筠随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纪，她躲在阁楼上“如痴如醉”通读巴金的《家》，为主人公受封建礼教摧残致死而义愤填膺。

　　但“封建礼教”背后也有辐射中国读书人一生的精神传统。资中筠自幼秉承古典家教，熟读《论语》、《孟子》，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训诲，早就在精神里扎根。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如今社会上再度提倡回归传统道德，大讲忠孝节义，甚至要求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对此资中筠放言：“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提倡回归传统道德，不要普世价值，这个属于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价值，应该进行公民教育，了解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社会义务和权益。”

　　对资中筠来说，古典传统教育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与独立人格的传统，与普世价值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合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义情怀。

　　柴米油盐风花雪月的牵挂，在资中筠看来是“挺没有追求的事”。供职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父亲与读过新学堂的母亲，也都敦促女儿以读书为主业，戒做纨绔子弟。

　　1948年，资中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文科尚未分离出去，资中筠有幸得钱钟书、杨绛等名师授课，后甚至指导毕业论文。

　　那时适逢国共内战酣热，校园里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而资中筠的父辈人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对共产党主政的新政权充满期待。1949年之后，一代人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沸腾的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献出衷心：有人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有人写下血书，动员同窗奔赴前线。

　　经过了那段硝烟岁月，资中筠很是瞧不上现在校园里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情绪，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电视上的一些军事节目，简直说得像就快要打仗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本来不大，但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来对抗普世价值，就不好了。现在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是虚假的，要真的一旦打仗，要他牺牲，他一定不去。”

　　1949年之前，安于书斋的资中筠本没有参加任何地下党活动，但随后校园里的波澜终于令埋首故纸堆的她，无法安于筹备毕业论文的课业。父亲资耀华衷心拥抱新政权，也劝她“在政治上求进步”。

　　作为班长，资中筠做了三件不逃避、相反还很“进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幸好碰了钉子，这竟成“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做论文的文科毕业生。

　　在一个“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资中筠发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当时与她共同起草、宣誓的，还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资中筠又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坚决服从全国统一的毕业分配。

　　受局势熏陶并沿袭父辈人理想的资中筠，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

　　反帝反封建，打倒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发展。欲从频仍战事中解脱、实现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套新颖、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资中筠决心以新的意识形态好好改造自己，却料想不到随即而来的“改造”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

　　毕业后，资中筠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被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中——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父亲资耀华由“民主人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

      资中筠在单位里被一再教育，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但她对父亲工作方面的事一无所知，家中也一向拥护共产党，“从来没说过反动话”。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与父母疏远，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历次政治运动的松紧，成为靠拢无产阶级、力求思想改造的资中筠与“资产阶级”家庭联系的晴雨表。为了实现工农化，不做“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外人，资中筠在历次改造中都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

　　“以后回头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对的。但那时候做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很坏，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后自省这一生之悔，资中筠想到了《牛虻》。牛虻信任神父，向神父坦白，却因而出卖了同志与革命。

　　在袁伟时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三纲影响，包袱很重，难以从对上服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从人民转变为公民。多年后资中筠也深刻自省“士”之“道统”与“家国情怀”。

　　资中筠中学毕业时举办钢琴独奏会的纪念册，并未成为令她受批判的把柄。但出于君子“慎独”的传统训诲，为了“早日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她毅然将纪念册及照片付之一炬。

　　资中筠庆幸自己在“思想改造”中的坦白揭发，不曾让什么人特别受罪，“但不见得那种心境下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1956年后，资中筠与丈夫陈乐民因公派驻维也纳三年。后适逢“大跃进”运动，国内大炼钢铁。“我们很遗憾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到1959年，听说国内物资匮乏，两人又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同事，一同向领导申请调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自己这个时候在国外养尊处优，吃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

　　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陈乐民一度饿到浮肿。而资中筠产假未满便再度因公出国，靠着父亲作为“糖豆干部”的特供，才让女儿喝上了牛奶。尽管如此，没有人问过“为什么”，“只觉得跟大家一块挨饿比较安心……”

　　“文革”期间，全家下放五七干校，资中筠觉得不可能回到城市，只想赶快忘掉脑袋中的资产阶级知识，转而在河南农场里认真学起科学种田。

信与疑

　　“四人帮”风雨如晦的日子，但凡保有良知和清醒的知识分子均“意有所郁结”。资中筠通读了《史记》，在失意历史人物的孤独中找到共鸣。

　　幼年熟读的《论语》遭到批判，韩非子反被推崇，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在工厂里注解着四书五经……当荒谬情境笼罩全国以后，发生思辨的时机到来了。

　　以彭德怀为首的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被上面压了下去。到“文革”时，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国家的逻辑发生了质的变化。林彪事件以及后来“批邓”的反复，终于让宁愿饿死也不失节、不肯吃“挖社会主义墙角”鸡蛋的资中筠感悟到，“它的逻辑太荒唐了。”

　　从庙堂之上到阶下囚，从“接班人”到“反革命”，不过是朝夕之间。更可怕的是，姚文元报告毛主席的读书心得里，《史记》、《天演论》、《五灯会元》等，资中筠全部看过，“不至于全国人民就有一个人替大家看看书，完了以后还要最高领袖批示说，你这几本书学得很好。当时突然有一种滑稽感，觉得很不应该，很不敬。”

　　资中筠不敢说、不敢写，只好选择“腹诽”。她曾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内心赞同却不敢表达。遇罗克被判处死刑后，资中筠内心仍有害怕—幸好没说，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资中筠调回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曾接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面对国际友人对中国的疑虑，资中筠极力帮助她认识当时的“大好形势”。当时正是一段反“极左”的喘息期，周恩来“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气氛似有缓和。然而林彪事件后，为了批判周恩来，竟搬出本不姓“周”的周公。知识匮乏与逻辑荒谬，令资中筠深感这出荒诞剧已经乱了套。

　　解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四人帮”解体，以及针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为资中筠等带来希望。

　　有感于国内的“复苏”气象，阔别钢琴廿余年，资中筠的音乐弦也被唤醒。1981年，她托人买到一架钢琴，重拾旧好。此前她申请调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读、写为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为领导人做翻译的经历，并不符合她“出世”的本性，“兴趣索然”。

　　1982年，因发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一文，得中国社科院院长李慎之欣赏，便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

　　在美国所期间，尽管曾就台湾问题，向政府决策层提过一些建议，但资中筠一直不希望社会科学完全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资中筠在国际政治与中美关系方向、陈乐民在欧洲问题方向，均旁涉中西历史文化，从人类文明的视野出发去考察、理解。

启了又蒙，蒙了又启

　　经过“反右”与“文革”期间的迷失，进入八十年代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被逐步冲破，市场经济开始不断发展起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从迷思中回归自我。

　　然而，“又以为新时代要到来了”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资中筠认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最后表现”，很快灰飞烟灭。资中筠时为美国所所长，既要交代自己的思想，又要“领导”清查运动手下所有人的动向。

　　“我那时候非常痛苦，就下决心不再说违心话了。”但她仍然没有勇气振臂一呼。只能消极抵制，不参加表态会，对所里的年轻人也采取“能保就保，能瞒就瞒”的态度，使所里无人得到处分。很快，她就辞职了。

退出体制之后，资中筠真正实现“我笔归我有”。不但出版《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等专业领域著述，还率先提出了影响学界至今的观点，如美国对外实行霸权，对内实行民主，并行不悖;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等。

　　她又与丈夫陈乐民一道，从共同的关注与旨趣出发，编撰《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书系等，致力于“传递启蒙的光”，笔耕不辍不外乎讲明一个道理：启蒙就是要回归常识，不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向民众启蒙，而是大家互相启发，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回归逻辑。

　　少女时代曾寄托于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转化为看不惯纷扰社会现象的“欲罢不能”。

　　知识分子无法达成共识，年轻人正在丧失对诚实劳动促使成功的信心，道德环境逐步受到伤害，中产阶层缺位而精英群体无力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固化……最让资中筠忧心的，除了腐败，还有从幼儿园起就“摧毁”人的糟糕教育。

　　启发明智的工作终日充斥着这位八十一岁老人的生活。报刊采访、启蒙辩会、理想国沙龙、世纪大讲堂……资中筠所到之处，人们看到一个经历过曲折时代而不断咀嚼、反省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坚守。

　　晚年资中筠居住在北京南二环芳古园，家中钢琴上堆一摞贝多芬的曲谱。时常到了傍晚，她独奏“老三篇”《月光》、《热情》与《悲怆》。门德尔松《谐谑曲》、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等那些年轻时酷爱的轻快曲子，如今已少见于老人琴下。

2015-07-05 13:21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郑文

责任编辑：林觉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