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按：

我们研究历史人物，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能够将他的书全部读过一遍。在此前提之下，我们才可能做到知人论世。20世纪上半叶有名的知识分子当中，很多人都有了全集面世，胡适也不例外。可惜，《胡适全集》或许是全集中最不全的所谓全集了。据我所知，大陆版的《胡适全集》至少还有几十万字的文章没有收入。至于原因，自然是众所周知、心照不宣。这些没有收录到全集中的文章，大陆学者很难看到。因此，这是胡适研究的盲点，也是胡适研究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这些地方，也是许多人刻意回避的地方，因为这是雷区与禁区。你研究这些，即使有了文章，发表也是一个大问题。

这封胡适写给蒋介石的信，就属于此例。很早之前，我就知道有此信，因为胡适日记曾有记载。但我一直没有看到，因为大陆所有关于胡适的书中都没有此信的详细内容。去年年底，为找寻此信，我询问了好几位师长。对胡适，他们都颇有研究，但是他们也没有看过此信。前几天，在何卓恩老师的帮助下，我终于看到了这封信。去年，我写邮件向何老师求助，恰好他有学生去台湾访学，于是，通过拍照的方式给他传来了此信。他立即转给了我。这里，我要郑重感谢何卓恩老师，谢谢他的无私分享。

此信涉及胡蒋关系，非常精彩。信中，胡适给蒋介石开了书单，建议他好好读书。他还要求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让国民党自由分化成多个政党，自由竞争，由此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华民国。信中在反思20世纪“党国体制”的建立时，胡适一直追溯到1920年代孙中山的引狼入室，自是慧眼卓识。他对蒋介石清党的高度评价，估计也会让有些人高血压，受不了。信中关于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行踪，对我们理解西安事变颇有帮助。信中他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运用克劳塞维茨“退却的策略”分析，真可谓鞭辟入里，对我们研究苏俄与毛泽东，也非常有启发性。

总之，这封信很能体现胡适的人格与胆量、学识与风度。当然，这封信也写得很有技巧，很符合他“情欲信、辞欲巧”的一贯主张。可惜，这封信在大陆已经尘封了64年。这些年，胡适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高度评价。不过，也有一些人依旧说胡适是蒋介石的专制帮凶，依旧对胡适进行人格质疑与动机质疑。“替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是胡适生前经常说的一句名言。胡适这封信，完全可以视作他的精彩辩白。摆事实就是讲道理，下面这封信就是摆事实。

总统介公赐鉴：

自前年（卅八年）一月八日辞别之后，两年零五个月不曾得见我公，时时想念，时时想写信，总不能有详细陈述意见的勇气，实在是因为时势变化太快了，今天想说的话，到后天已不值得说了！

最高兴的是时时从朋友口中——显光兄少川兄廷黻兄等的口中——得知我公身体康健，精神如旧，生活规律如旧，远道闻之，不胜欣慰！

我自从前年四月廿一日重登新大陆以来，就打定主意先教育我自己，要我自己懂得最近十年的历史，要我自己了解中国何以弄到这地步，世界何以弄到这地步。（我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八，五年之中，用全力研究《水经注疑案》，真是在象牙塔里，过最快活的学术生活，故虽参加两次国民大会，心实不在政治，又不能多看最新书报，故有重新教育自己的需要。）我为了要了解这段历史，曾收买一些关于苏俄、东欧、中欧、西欧、美国的书，并且搜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品。这研究的结果曾发表一篇三十页的长文，在美国最有学术地位的外交季刊（去年十一月号上）登出。题为《在史大林战略里的中国》，此文台北中央日报曾译出，颇多译错之处。后由自由中国社重译，登在自由中国第三卷第十期，错误较少比较可读，但也不能完全满意。但我盼望此文能得我公一读，倘蒙指示错误，使我有修正的机会我就很觉荣幸了。重要的一点，是此文用意在为世界人士叙述这廿五年的国共斗争史，所以我盼望我公能切实指摘此文的错误，并能切实给我一些向来不曾发表的史料，为我将来把此文修改扩大作为一本小书的基础本。例如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中的共产党各种阴谋，例如一九二七年二月的南昌事件，三月的上海事件，三月廿四日的南京惨案，四月的“清党”实在经过，凡此种种，国民党的文献，都不够详细，都没有可靠的原料，所以外人记述，都往往靠中共的恶意宣传资料。又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史料实在太缺乏，世人对此事最多误解。前几天，陈立夫兄重谈，他说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原在西安，是立夫把他从南京送到西安的，并非张学良送飞机去延安接来的。周恩来代表中共在南京作和谈的一段故事，不但外人知者甚少，国人知者也甚少。即此一事，可见国民党太不注意史料的收集与编印，太不注意根本的宣传资料了。

在这点上，我要向我公建一议，盼望我公多读一点中共近年出版的书报。例如：

（1）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是一九三六年写的，其中分析政府五次围剿，具有详细图说。此文约四万五千字，大部分详述斯大林的“反攻”的战略与“退却”的战略，而一字不提其来源。此册子作于红军“长征”之后，最可以看出毛泽东，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红军的战略）。

（2）斯大林《论中国革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纪念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出版的），所收斯大林诸文多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作品，最可以看出在那次国民革命，斯大林是在幕后发纵指示的阴谋家。时间不过一年，而斯大林发纵指示的文字有二百页之多，国民党人不可不知道这些史料。

（3）《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九五○年十月出版，即是前一书的扩大，前书二六一页，此书版加大，页数也加到三四○页，有许多材料，是前书没有收的。例如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四日的南京惨案之后，廿九日斯大林对此事有演说，收在后一书里。其中最主要部分仍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向中共发纵指示的文字。

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前在北平南京，竟寻不到一点中共刊物，最近二年中，我才向旧金山、纽约、香港各地搜集了一大堆的中共刊物，使我增加不少对中共党的领导人物，切实研究这种敌人的文献。例如国防部长与参谋长必须细读毛泽东的红军的了解。我盼望我公指示辞修雪艇诸兄设法搜集敌人的文献。并且指导政府与国民〈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必须读他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五日）又如张其昀兄必须细读毛泽东的〈反党八股〉（一九四二）。

以上所说“知己知彼”是我要向我公陈说的一件事，此事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重要。兹托杭立武兄带呈一文，是一个美国学者写的一篇克劳司威次（Clausewi-tz）与《苏俄的战略》，似可嘱志希兄译成中文，以便我公阅读。克氏是拿破仑时代的一个战略家，他的名著《战争论》已成为军事家必读的一部书。列宁死后，他手批校的克氏《战争论》，曾由苏俄政府印行。列宁与斯大林都很崇拜这本书。寄上此文中，有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写的一封长信，评论克氏《战争论》在今日的价值。此信里指出克氏的战略学在今日还值得研究的，凡有三点：一是克氏说的“战争只是政策的继续（用暴力的方法来继续）”；二是克氏说的“退却在战略上的重要”，三是克氏的“反攻”一论。此三点都是斯大林惯用的也都是毛泽东惯用的，苏俄革命以来，三十三年中，往往用“退却的战略”取胜。列宁所签订的对德和约，是共产党常引用的“退却战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斯大林一生往往用此取得胜利，例如一九三九年他和希特勒订协定，是最大的退却，他因此取得巴尔的克（编按：即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又分得波兰一半土地，又如在德国侵俄最吃紧的时期，他对德取退却战略，对英美也处处迁就，甚至于自动的宣布解散第三国际！毛泽东在《战略问题》一书里，一半的篇幅用在说明“战略防御与战略退却”的重要。我这一年来研究近代史实，颇感觉斯大林确是一个战略大家，而毛泽东确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好学生、好徒弟。他们都得力于克劳司威次的战略，所以我要我公略知克氏书与列宁斯大林的关系。

用这些战略书的资料，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际的形势。例如这一年的国际形势，鄙意看来，只是国际共产集团已到了不能试行“战略退却”的地步，故去年九、十月可退却而不退却，今年一月十三日以后可退却而不退却……三十三年来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往往用战略的退却，取得大胜利，自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其胜利可谓登峰造极了；但正因为登峰造极了，所以不能再退却了。不能退却即是大溃败的开始。此意不知有当否？请公指教。

向我公谈战略问题，大有“运石头上山”的嫌疑，请莫见笑。此外，我还想向先生陈说几件切要问题，因上面说的太长，现在只好简单说明如后：

一是今日宜由立法院与监察院联合妥商一个宪法上规定的总统、副总统选举方法的紧急补救条款。今日不宜有所忌讳，宜切实承认两个可能的紧急状态：

（1）总统副总统六年任期已满了一半了，一转眼就要满任了。

（2）在三年之中，总统副总统万一有意外变故，如病发死亡之类。

宪法所定总统副总统选举法在眼前无法实行，故必须有一个紧急补救的方式，备而不用。不然，将来必有大懊悔之一日，已来不及了。其方式如何，我手头无选举法规全文，不便乱说。但我想最容易的方式，似可以从研究总统副总统选举法规入手。亮明先生与雪艇兄不可不早日想想这个问题。

一是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近一年内所谈党的改革，似仍不脱“党八股”的窠臼。鄙意今日急需的改革有这些：

（1）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2）由蒋公老实承认党内的各派系的存在，并劝告各派系各就历史与人事的倾向或分或合，成立独立的政党。

（3）新成立的各政党应各自立政纲，各自选举领袖，各自筹党费。

（4）新成立的各政党此后以政纲与人选，争取人民的支持。

（5）立法院必须修改议事规则。凡议案表决，原则上均须采唱名投票制，以明责任。（今日立法院表决不记名，乃是一大错误，故国民党有百分之九十立法委员，而无力控制党员。）

我研究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深感觉中国所以弄到这步田地，其最大关键有二：（1）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虎入室，使共产国际的大阴谋，得在中国作大规模的试验，使中国共产党，自始即拥有一部分兵力为后来一九二七年八月以后独立“红军”的基础。倘使当日若非蒋公清党反共，则东亚早已成为红色地区了。（2）“清共”之后，不幸国民党仍保持“联俄容共”时期的“一党专政”的制度，抹杀事实，高谈“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是第二大错，就使清共反共都不彻底。后来领袖者虽诚心想用种种法子补救（容纳无党派分子入政府，迫致党外人才入党，办三青团，设参政会、制宪、行宪……）但根本上因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一切补救方法，都不能打破这“一党专政”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故今日要改革国民党，必须从蒋公辞去总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党的民主政治，也必须从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一事入手。今日的小党派，都不够做国民党的反对党。最有效的民治途径，是直爽的承认党内几个大派系对立“而且敌对仇视”的事实，使他们各自单独成为新政党。这些派系本是同根同源，但因为不许公开的竞争，所以都走上暗斗、倾轧的路上去。其暗斗之烈，倾轧之可怕，蒋公岂不知之。如欲免除此种倾轧的暗斗，只有让他们各自成为独立政党，使他们公开的作合法的政争（公开的政争，是免除党内暗斗的唯一途径）。但蒋公若继续作国民党总裁则各派系必皆不肯独立，必皆欲在此“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政权之下继续其倾轧暗斗的生活。在此状态之下，国民党的改革，除了多作几篇“党八股”之外，别无路子可走，别无成绩可望。

若各派系公开的独立成为新政党，则各派系必将努力于收罗新人才，提倡新政纲，在一转移之间即可以有生气，有朝气，有前途了。

数年来，我公曾屡次表示盼望我出来组织一个政党，此真是我公的大度雅量，我最敬服。但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勉强。在多党对立之中，我可以坚决的表示赞助甲党，反对乙党，正如我近年坚决的赞助我公，而反对国内国外的共产党一样。但我没有精力与勇气，出来自己组党，我也不同情于张君劢曾慕韩诸友的组党工作。

因此，我在这几年之中，曾屡次向国民党朋友大谈“国民党自由分化，成为几个独立的政党”之说。此说在今日，对内对外，都不容再缓了，故敢为我公详说如上。

匆匆不尽所欲言，敬祝

双安

胡适

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