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平气和谈教育——致教育部长袁贵仁先生

文／沈敏特

   最近，教育部长袁贵仁先生就高等学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讲话，如投石入池，激起不大不小的波澜。有赞成的，有不以为然的。愚见是：一是正常，二是好事。历史告诉我们，万马齐喑的时代，都是民族倒霉的时代，可以争鸣的时代，都是民族有希望的时代。更何况当前的中国教育，忧虑的多，赞赏的少，渴望根本性的改革，已成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并已列入五为一体的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当口，叽叽喳喳，议论纷纷，无疑显示了共同的关心，这是逐渐形成大多数人的共识的前提。就此一端，倒是应该感谢袁贵仁先生的，他引起了一场有意义的争论。

   出于以往一而再、再而三的惨痛教训和这个民族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我已多次并还要再次发出呼吁，咱们这个民族能不能甩掉戴帽子、打棍子的恶习，学一点倾听不同意见，心平气和交换意见的气度和本领？资中筠先生有一篇文章，特别指出，美国的政治格局是“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对我大有啓发。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深化大业，只能是和平的、渐进的方式，能不能心平气和的“谈”，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一个从上至下，从下至上的，旁及左右前后的相应的，使大家放心大胆畅抒胸臆的法制环境。我常常困惑的是，为什么和外国人，包括曾被称为“美帝”的美国人，曾被称为“鬼子”的日本人，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谈谈，争取加深彼此的理解；而我们中国人之间，一有不同意见就要剑拔弩张呢！难道在言论领域也要奉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方针吗？

   对于袁贵仁先生，我的态度是：一、欢迎他多多讲话，他身负重任，担任14亿人口大国的教育部长，我们老百姓需要了解他的言行；二、他是公仆，我们是公民，我们有依宪监督他的义务。在四中全会作出依法治国的决策之后，这一点尤其重要。于是，我也得提几点意见。

   高校要抓意识形态工作，我同意。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要抓教育人的工作，就得抓意识形态的工作；这一点，全世界概莫能外。问题在于：抓的方针与方法是什么，它的规律是什么？坦率的说，声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袁贵仁先生的问题是，恰是在意识形态的方针、方法上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学说关于意识形态论述的精髓。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朝的独尊儒术，再到历朝历代的形形色色、程度不等的文字狱，形成了中国皇权专制主义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意识形态的方针与方法。方针是：只有一种声音，只许一种言论。方法是：对所谓“异见”，用强权和暴力直至肉体消灭予以镇压。

   马克思学说则首先强调精神世界的多元化。在著名的评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是，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当然，无论是整个世界还是一个国家，总需要一种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来维持世界和国家的正常运转。所以，世界需要联合国的宪章，国家需要各自的宪法，中国则需要执政党依法治国。为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需要探寻维持依法治国的核心价值观，并使核心价值观能深入人心，化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我想，高校的意识形态的任务，无非是核心价值的普及。而方法是遵循马克思揭示的规律；即严格区分解决物质世界问题和精神世界问题的不同的方法。前者，马克思称之为“武器的批判”，即用物质力量对待物质力量；后者称之为“批判

的武器”，即用精神力量对待精神力量，具体而言，即是摆事实，讲道理，追求论理的彻底性。在此，我想推荐一部著作，国家行政学院祁述裕教授的《文化建设九讲》，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的路径；他提出了三个方面，我以为完全符合马克思“批判的武器”的准则，而与“武器的批判”截然不同。他明确指出：“靠行政命令行不行？不行！无论中外，行政力量、军事力量从来解决不了核心价值观确立问题。”（198页）是的，意识形态工作之有无效果，不是压而不服，口服心不服，而是口服心服，心悦诚服。

   袁贵仁先生讲话中，有一句话已成为“名言”。那就是，“我们要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有意思的是，官方媒体的新版本，这段话已删除，但雁过留声，已深深印在打架的脑海中，更何况这段话的基本精神是贯串全篇的。而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要用“武器的批判”替代“批判的武器”。

“绝不能让”至少是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更何况讲话的后面还强调了人事方面的组织力量，这自然是为了强化行政力量的威慑性。而“绝不能让”的具体内容恰恰绝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效果。

   西方价值观“绝不能让”进入课堂，将成为21世纪笑林广记的名言。因为，首先是绝对做不到。且不说马克思学说，恰是西方价值观的一种，就是马克思学说以外的西方价值观也不能一概否定。我们要继承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怎么能不接触西方价值观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中，就有不少来自西方。在文艺座谈会习近平讲到他所涉猎的图书，西方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在和奥巴马的会晤中，习近平提到“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相通不等于相同，但至少可以互相参照，以达到互补与互纠的效果。现代思想教育，一定是开放的教育，它不能用一种思想来灌输，而要在多元的空间中培养学生的争论、比较、辨别、选择为基础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作为教育部的首席，力图在向党中央表忠心得时候，怎么能忘记这个党曾言之凿凿颁布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文化方针；不许接触西方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怎能贯彻党的文化方针？只有经历这样的过程，一种科学的价值观才能内化入心，外化成行。鲁迅睿智地说，吃了牛肉，人就变成牛了吗？要相信，胃能消化物质产品，脑能消化精神产品，无此不能成人。今日，国门大开，人员出出进进，尤其是我国已有6.3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微博、微信用户，每天信息发送量200亿条（这里用的是官方统计数），课堂的门窗能关闭得了吗！一切那怕是类似于“武器的批判”的手段，终难奏效。历史一定会证实，意识形态工作面对人的精神世界，只有把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执政者牢不可破的观念，转化为多种多样的工作细节，变成心悦诚服的教诲，平等相待的交流，润物无声的薰陶，才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唯一坦途。

   所以，袁贵仁先生的另一句话，也迅速成为“名言”：“绝不许再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这里，第一个关键词是“绝不许”，不仅把意识形态的工作扭曲成言论的禁令，并扩而大之，扭曲成对于喜怒哀乐的情绪的禁令。恕我发一下牢骚：这位部长也太霸道了，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我不是提倡发牢骚，也不以为发牢骚是人民的幸福。我还是说，要用“批判的武器”来对待精神领域的工作，这本来应该是教育部长最擅长的。譬如，听说有牢骚，作为人民公仆，教育部长的第一个反应是要体察民情，了解牢骚何来，然后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疏导。而不是首先大喊一声“狼来啦”，以为又是哪个拿了“境外反华势力”的“津贴”，在此“兴风作浪”。要知道，牢骚各种各样，原因也各种各样，需要分别情况不同对待。不要脑袋只有一根弦，把凡事都视作“敌情”（我已经注意到，这位部长的嗜好是战争，用战争术语讲意识形态已成习惯）。几十年来，视友为敌的恶习，我们这个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还少吗！我更要说明的是，有的牢骚还是弥足珍贵的民情，是真正的爱国之情。试想，面对如此严重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道德滑坡、环境污染，哪一个有良心、良知的爱国者能不感慨系之，痛心疾首呢！应该爱之、护之，加以引导，把它转化为改革开放的精神资源。屈原的詩题“离骚”二字，专家有所解读，“离”即“罹”，遭遇的意思，“骚”即“忧”
，心急如焚的意思。所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成了千古名句，也是“骚”之范例。一代代中国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国忧民”之情，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情。“批判的武器”面对人的精神世界，不但有理，还得有情，“合情合理”，才是它的正宗。岂能用部长先生的“绝不允许”给予横扫。

   于是我想起了另一位人物，蔡元培先生。不能说緣，只能说巧；他和袁贵仁先生不但同级——一个是部长，一个是总长，又是同行——一个是教育部长，一个是教育总长。两人的工作都得面对人的精神世界，可理念与方法大相径庭。袁部长要关门闭护，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填灌一种思想，一种观念；看家本领是“绝不能让”、“绝不允许”。蔡总长则打开门窗，扩展空间，他不但请来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领袖，也请来胡适这样的民主主义者，更请来还拖着辫子的前清遗老辜鸿铭。谁都知道，蔡总长的目标决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小辜鸿铭。他要一个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多元的空间，通过辨别、选择的独立思考，从善如流，使学生成为具有科学与民主的素养的真正的现代人。他更接近于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

   如果把两位同级同行的人物放在一起，让他们PK一下，什么结果对中国的教育事业的现代化更有好处呢?

沈敏特，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此文由沈教授特授权在我博客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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