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知青生活，应当实事求是

       知青“上山下乡”，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不可翻过的一页。然而，胡说成风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对这样的事情也免不了颠倒了黑白，混淆是非，乃至随意编排、胡说八道。这使得一些网友非常愤怒，自2012年以来一直不断有人参与指责。毫无疑问，表示愤怒的网友大多是“过来人”知青们，不曾经历“上山下乡”，谁会积极参与争议此事呢？当然，跟着愤怒、争议的60、70、80后的中、青年也不会都是局外人，他们或是知青的亲属，或是知青的子女，至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知情者。事情总有例外，据说某个胖子曾高度赞誉“上山下乡”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是他爷爷搞的，所以赞扬不置。孙子赞扬祖父出于私情，可以理解，但是他家里沾亲带故没有一个人“上山下乡”，他自己是70后的，更没有“上山下乡”的体验。听这样的家伙评价“上山下乡”运动，只能由他姑妄说之，不值一辩。

       老樵今生有幸，碰巧赶上了 “红太阳” 光芒万丈的时代，碰巧当了一段免费报效的“红卫兵”，最后来又碰巧也是一个“到大风浪里炼红心”的知识青年，而且，还是1968年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先锋。

       当是时也，“三年自然灾害”过去才五、六年，农村的情景，农民的生活，农民的觉悟自是很难言状。贫苦不堪的农民兄弟生存尚有疑问，在那样的政治条件下、社会环境中又能懂得什么、知道什么呢？他们同样是被耽误了的一代，他们是一帮最没有文化，最愚昧无知，最简单粗俗的人群，他们拿什么来对我们这些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战斗考验的精灵们实施“再教育”呢？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说是绝对立不住的，当时的“贫下中农”没有能力对知识青年进行任何水平的“再教育”。

       下乡以后，品质朴实的农民们感到稀奇、稀罕，欢迎知青的到来，以后与知青相处融洽，这样的情况是实际存在的。乡村阶层的流氓无赖、地方上有地位、有势力的一些人渣，排斥知青、伤害知青，勒索知青，甚至奸淫女知青，陷害、杀害知青的情况也是同样存在的。大家只有十七八岁，不会做饭、不会洗衣、不知穑稼、不知如何生活，突然远离父母，被“下”到环境陌生、经济落后、没有文化、生活艰苦的地方的地方，能有什么益处呢？实际上，当时的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生活异常艰苦，绝大多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后不知道如何挣工分养活自己。没有办法，大比例的依靠父母资助，少数人自己想办法。这算是安分的，不安分的却非常可怕。偷鸡摸狗、祸害农民是小事，大事则是对现实不满，仇视政治，铤而走险。我下放在安徽寿县，1969年寿县知青有人集会，被诬为成立了“反G救国军”，“破获”后，为首的人被枪杀在寿县窑口集大桥下面。

       还有更惨的：北京的一批知青下放云南以后，受“支援世界革命”理论的诱惑，越境到缅甸去，参加缅共的“解放运动”。 缅共没有拿他们当人，每次作战，总叫他们在前面开路做盾牌。他们不是被地雷炸死炸伤，就是被缅甸的政府军用枪炮射杀。一个亲历者回忆他的一个战友殉难时的情景说：“在敌人的机枪扫射的冲击下，他的身体像一只鸟一样飞舞了起来……”

       “援缅”的知青们一个一个惨死，缅共游击队甚至不屑掩埋，随意丢弃尸体、任其在丛林中烂掉。缅甸政府向当时的中国政府抗议，说中国介入了他们的内政，周恩来总理否认了知青援缅的事实，使得这些傻孩子捐躯异国，未落任何名分。

       知青“上山下乡”，源于“文革”的折腾。国家建设被破坏了，国民经济崩溃了，一时半会不能解决“红卫兵”乃至其他一代年轻人的就业、安置问题，当时的主权人就想出了这个点子。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前面几年折腾“大跃进”，实现了举世惊骇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后，也是这样干的：初中、高中的农民子弟哪里来的到那里去——“建设新农村”，出名的有邢燕子、董家耕等辈。应运而生的讴歌作品比现在的电视剧《知青》水平高，叫《朝阳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