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的感动：我的几位小学老师

       我上小学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初期的事。先在谢一小，后来分校，到了谢二小。谢二小这个学校是市属小学，现在依然办的很红火，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

       （以下提到的几位老师和校长全部是真实人物和他们的真实姓名，所述事件也均无虚构。我写文章，原则是不真实不如不写，如果哪位老师为这篇纪念文章感到不安或不快，您的学生请求您的海涵和谅解。）

       一·王保博

       我的先前的班主任老师叫王保博，一个典型的势利眼小人。班里的同学，家境好的，学习差他就下功夫辅导、开小灶，太顽皮他就假装生气，从不认真责罚。如果是家境差的（尤其是地、富、反、坏、右子女），学习不好他就羞辱你，说你不会有出息，赶你回家叫家长，稍微顽皮他就大打出手，抓你的头发用你的后脑勺撞水泥黑板，下手要多狠就有多狠，打过以后罚你到教室外面站着。校长方振亚（有时是教导处吴主任，名字已经淡忘了。方校长已去世。）一发现有学生站在教室外面，就亲自把该生送回课堂，每每当着学生的面要求王保博不要这样做，王保博总是以这个同学“万恶滔天”、“十恶不赦”做理由，继续把他不喜欢的同学赶到教室外面，或是撕毁你的书本，干脆赶回家。

       我那时因为父亲遭受政治打击，家境当然算是最差的。有一次课堂提问“老师为什么这么辛苦？”我回答是“为了挣钱。”他竟然一巴掌把我煽得七窍流血。有一次春游回来写作文，写到中午的时候山中农民家里冒炊烟的情节。山里人用松柏枝叶做燃柴，散发出的炊烟是芳香的，我如实地写了“芳香的炊烟从农民家的烟囱里袅袅升起……”。被他当做“反面教材”在课堂上读给同学们听，满脸讥讽的表情问大家：“你们说炊烟是熏人的、难闻的、呛人的，还是芳香的，你们谁闻到过‘芳香’的炊烟？还‘袅袅升起’呢！”几个惯常拍马屁的同学明明跟我一起闻到过那个烟味，此时却昧着良心起哄，夸张地大叫“没有听说过”、“他胡扯！”

       王保博当众撕了我的作文簿。一本作文簿8 分钱，回家向母亲要钱重买，没有文化的母亲只是认为我肯定又在学校淘气来，惹怒了老师，不但把我痛打了一顿，还罚我一天不给饭吃。

       1967年我从农校回来，特意赶到学校揍了他，也给他打了个七窍流血。2005年我从深圳归来，打听到王保博生活很清苦，在街上摆了一个香烟摊子，便去找他。我现在找他当然不是还要揍他，而是向他道歉，特意看望他，想资助他。可惜几次都未曾谋面。

        二·孟庆毯

       上高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换成了孟庆毯。他是师范出身，典型的科班，个人素质、工作能力明显高出王保博。他把班里的差生都当作重点，虽然对同学也爱发火，但是没有恶意，不像王保博那样叫人感觉毒辣辣的。孟庆毯批评某个同学，说完了也就过去了，转过脸来依然和蔼可亲。对于家境太穷的同学，衣服穿的脏一些、破一些，王保博总是表现出极端的厌恶的表情，孟庆毯则不，他会说：“回家叫你妈妈给你好好洗洗、补补，不然的话，我到你家找她去。”

       对于那些在校表现比较差的同学们，他总是用一种把你抽得高高的办法，叫你不好意思再那么做。一些平时调皮捣蛋的同学被委任为学习小组长、宣传员、运动员；只要谁做了一件好事，或是学习有了一点点进步，马上就予以表扬。王保博的时候，总是特定一个他所喜欢的同学帮他抱作业本，同学们将此视为可望不可及的荣誉，孟庆毯则专门叫平时最吃不开的同学轮流干这件事，有意让这样的同学多和老师接触。在孟庆毯的细致入微的努力下，很多差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连一贯调皮捣蛋的同学都大大改变了。

       孟庆毯说我将来一定在文科上大有前途，给我的作文总是打出高分，经常在课堂上当做范文亲自朗读给大家听。对于我的学习和其他方面的表现，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我的学习进入年级前几名时，他用班级的黑板报全版对我做出表扬。

       孟庆毯23岁尚未婚娶，因此很爱漂亮，总是吹、烫头发，弄的一丝不乱，油光瓦亮。有的不对劲的老师背地里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孟光蛋”，有的同学背地里也跟着叫。在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他结婚了，我们的师母竟是我们的班长夏云先，她上学较晚，是大龄女生，当时至少要比我大3、4岁。

       我从深圳归来也找过他，想看望他，先听说他住在龙湖公园，后来其他老师说他在合肥，与子女住在一起。

       三·刘化文

       有一个音乐老师叫刘化文，白净面皮，清瘦身段，走路极快，脾气暴烈。他上课，用细细的小竹竿抽人脑袋，刀劈似地疼痛，调皮捣蛋的同学见了他，一概偃旗息鼓。

       他是一个才子，给学校排了很多歌舞节目。有《美丽的哈瓦那》、《越南一个小姑娘》、《黑非洲》、《生产队里开大会》、《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等等，我也出演过《黑非洲》里的黑孩子。最为突出的是，他编排了大型歌剧《刘文学》，词、曲、导演都是他一人承担。《刘文学》一剧曾在全市轮回上演。

       先前在学生时代，他创作过小说《古城碑》，当时与某个文化名人有联系。这个名人被打成了右派，他也受到了牵连，《古城碑》胎死腹中。“文革”袭来，有人重提此事，说他是右派分子，《古城碑》草稿成了罪状。校园里贴满了他的大字报，他的名字也被谐音成了“刘发瘟”。1967年，全面造反、全面动乱时期到来，他曾奋身反抗这些压迫，自己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一度十分活跃。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抓了起来，后来被整急了，乘暑假的机会跑到上海码头，因为活动区域内停泊着一艘苏联货船，他被抓住以后便被指为“企图叛国投敌”，被判了重刑。

       2007年，市宣传部召开我的《淮南上古史事探微》一书评稿会，招集了淮南市的一些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参评，刘化文恰巧坐在我的对面，用激烈的炮火把我的这部著作轰了一遍，但是最后依然给了极高的评价。他是淮南名人，这以后，我们经常在市里的一些文化活动、会议活动里碰面，知道自己的一个学生是搞文史研究的，老先生倒也是非常高兴。

       原来，“拨乱反正”使刘化文老师重见天日。退休前，他是市文化局负责文艺研究工作的研究员、领导人，曾主持编导十几届“中国豆腐文化节”的文艺会演活动。心脏不好，已经做了搭桥手术。酒喝的不多，但嗜烟如命。每次见他，我总是劝他戒烟，他总是干脆地回答：“好，马上就戒！”下次遇见，叼烟如故。

       四·邵长康

       高年级时的数学老师叫邵长康，当时因为是新学校，我们的老师们大多都是没有结婚的小青年（王保博、孟庆毯、刘化文都是），唯邵长康过了25岁，已经有了妻室、子女，她（她）们都住在老家寿县瓦埠镇。邵长康为人善良、温和，没有脾气，从不对学生发火。同学过分恶作剧，他只会说：“你看这个小孩子，可像话了？！”

       邵长康有一只门牙翘出唇外，大家一向背地里叫他“邵大牙”。有一年寒假前特别冷，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同学上厕所，一着急把裤带拉成了死结，急得跳着脚大哭，跑出厕所找人帮忙，却碰见邵长康从男厕所出来。小女同学大叫：“邵老师，我的裤带解不开了。”邵长康赶忙蹲下给她解开了裤带，叫她快去吧。当时，天太冷，小女同学嘴巴发硬，吐字不清，把“老”说成了“la”把“师”说成“xi”。当时有人在场听到，就当作笑话说给别人听，于是邵长康的外号又被改成了“邵拉稀”。

       邵长康也教图画课，他的功底特别好，花鸟鱼虫、走兽飞禽随意勾勒。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受过一位高手画家的熏陶（此人姓韩，街坊都叫他“韩画匠”，被打成“右派”，1959年自杀，我为之写过《犟驴、画家、仙人掌》一文），对图画特别感兴趣。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已经可以素描、写生。因此邵长康特别喜欢我，把我吸收到学校黑板报创作组，经常私下里给我一些绘画纸和绘图铅笔。那时候，普通铅笔两分、三分钱一根，绘图铅笔1毛多，一般学生是买不起的。

       有一次放学后我留下画黑板报，到了吃饭的时候，邵长康把我带到了食堂里，买了两份饭菜，请我吃一份。说是天晚了，就凑合在这里先吃一点吧。那时小学老师的定量是每月32斤，我一顿吃掉他半斤饭，他今后一天要少吃一两，五天后才能拉平。他身材高大，一天一斤粮食本来就吃不饱。我几乎是不断地流着眼泪吃完了这顿饭，留下了永世不能磨灭的记忆。

       打这以后，无论是上农校，还是“上山下乡”，只要回到淮南我就一定去看望邵长康。“滴涓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招工返城后我曾郑重地请邵长康来我家做客。可是，当丰盛的酒宴摆上来的时候，邵长康却说：“你不知道吗？我是‘天戒’。”

       天戒就是天生不能吃荤菜。这遗憾，也永远留存在了我的心底里。

       这两年，我一直在寻找邵长康。一个叫刘献如（在谢二小教体育）的老师说，邵长康目前住在本市东部龙湖公园附近。邵老师的儿子在园林处，我找到他的电话，已经与邵老师取得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