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山下乡”

         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突然飘出了“伟大领袖”新的“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接着社会上就有了“红卫兵要下放了”的风传。自“解放”那一年开始，城市里下放干部、下放市民，强制遣送“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回原籍“劳动改造”，已经弄了很多次，所以这一次大家也没有感到奇怪。

      1968年9月19日，淮南市送走首批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1000余人。从这以后开始了全社会的“动员”。宣传的内容很明确，这一次必须“响应号召”的是66年、67年、68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这便是以后历史上人人皆知的“老三届”（初中的又叫“小老三届”，高中的叫“大老三届”）。

      我当时已在煤矿做临时工。在单位里，先是“号召、动员”，要求凡是“老三届”的自己出来报名，说这是无上光荣的事，别人还想不上哩。后来，这种欺骗宣传做腻了，干脆赤裸裸地干了起来，头头们在全体临时工群众会上公然叫嚣：“这回凡是‘老三届’的，一个都跑不掉，愿下也得下，不愿下也得下！”叫大家“检举”谁是“老三届”。我被人检举，工头当天就辞退了我。

      回到家，居委会的婆娘不失时机地赶来要我登记填表，那是一张冠名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申请表”，“自愿申请”几个字简直是丧天害理，这是惯用的手段，但是我已经无路可逃，没奈何，只好给自己填写了那张卖身契。这个时候，家里有一点门路的人，大多是给自己的孩子开有病或是残疾的假证，以便逃避“上山下乡”。

 　       10月25日，淮南市各区召开了欢送大会，一共送走了4000多名知识青年，我也在其中，是年虚龄17岁。大家都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岁之间，送别时，父亲母亲全部哭成了泪人，有的瘫倒在地。

         我们下到生产队以后不久，最最伟大的“红太阳”又补充了一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此时的农村，被“大跃进”整治的满目疮痍，“三年自然灾害”留下的饥饿与极度贫困还有明显的印痕。我们插队的地方（寿县东南乡），99%以上的农民没有文化，我所在的生产队100余人无一人识字，甚至是阿拉伯数字也无人认得，只好请外面的人帮助记工分、算分配。在这样的情况下，“贫下中农”们如何对我们这些曾经参加过“文化大革命”、曾经紧跟毛主席“战天斗地”人之精灵实施“再教育”呢？

      插队后首要的问题是劳动问题。犁田、耙地、播种、育苗都无法学习。农民对农活技术的掌握一般都是来自于家族里面的父子相传、母女相传，知青们哪有这样的条件呢？大家不知如何使用牲口，牲口不听话，生产队也不可能专门派人教你。当时绝对没有任何机械条件，一切农活全靠人力，收割、转运庄稼全是肩扛手提。尚未成年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身体都很娇嫩，根本吃不消。知青锄地，分不清稗子还是秧苗，知青打粪，呕吐的一塌糊涂。

      其次的问题是生活问题。国家给我们的安置费是250元，被各个关口以各种理由层层克扣所剩无几。这里面本来包括大家一年的生活费的，被迅速扣光，大家的生活就没有了着落。大家不会劳动，挣不到足以糊口的工分，无法养活自己。1969年春天，全地区的下放知青开始普遍缺钱缺粮，进入了第一个青黄不接的年头。我们淮南市的知青比较老实、规矩，但是江苏、上海来的知青则不是这样。有人开始偷盗生产队的粮食，继而偷盗农户家里的鸡鸭、小狗、小猫。先是少数人，后来大家传授“经验”，互相鼓动，逐渐形成了恶劣、无耻的风气，让极度贫困的农村老百姓深恶痛绝。

      第三个问题是女知青的问题。女知青年龄都在十七八岁，较之当时的农村女性显得细皮嫩肉，有的农村青年开始打她们的主意。有的女知青干脆把自己嫁给了他们，到后来招工返城有一个已婚不招的条件，害的她们叫苦不迭，至今，依然有人留在下放地。正经地嫁给农村人还算是幸运的，倒霉的是碰上青皮流氓，被白白地侮辱、蹂躏。一个与我同期插队的女知青被人强奸，返城后一直生活在这个阴影里，四十多岁才得以嫁人。我们公社有一男一女两知青，本来是同学加恋人，相约下放到一个村。村里有人为占有这个女的，竟杀害了男知青。更甚者，淮南市淮丰公社一个姓周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利用权力，拿女知青当免费妓女肆意嫖宿，有案可查者达二十多人。

      仅1969年一年时间，女知青在农村遭受欺凌、被强奸的事件屡屡发生，社会大为哗然，女知青的父母们把农村看成了危途，一谈“插队”色即大变。毛泽东为了叫知青继续下放，只好部署了“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犯罪活动”的运动。从1970年开始，强奸一名女知青判7年徒刑，利用职权奸污三名女知青以上者判处死刑。淮丰公社的这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被逮捕，被游街示众，然后枪毙。

      第四个问题是压迫与歧视问题。动员大家“上山下乡”时，根本没有“家庭出身”、“社会背景”区别之说，下放到生产队以后却把“家庭成分”、“阶级斗争”这一套摆上了台面，“红”的“黑”的全部分的清清楚楚。但凡“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叛徒”、被镇压了的“坏头头”等等家庭出身的知青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歧视，都被整得不敢抬头。不许入团，不许入党，不许参军，连“学毛选积极分子”的参评权都没有。1970年夏季开始酝酿招工，第一个条件就是：凡是“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叛徒”、被镇压了的“坏头头”等等家庭出身的知青不在应招范围！

      1970年第一次招工范围30%，第二次招工范围60%（我于此间应招返城），都没有家庭出身、社会背景有“问题”的知青的份儿，这些人被抛弃在了农村，直到毛泽东死掉以后，才得以陆续返城。我的一个姓胡的同事，他的父亲是“右派”，在“拨乱反正”中被平反以后，他才得以返城，是时已经30多岁，青春不再，形容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