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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与人：周二鬼子

      淮南市谢家集区今天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莫过于“西城大市场”，据说每天卖的、买的，介入这个市场的人要达到五位数。它也算是一个老街了，已经有过60多年的历史。

      1954年，谢家集地区开始建矿、建厂，先后建起了谢一矿、谢二矿、谢三矿、李一矿、李二矿五家煤矿，并建起了当时淮南最大的中央直属工厂——淮南煤矿机械厂。这六家大规模企业总计有一、两万名工人，加之每个工人的家眷，谢家集地区几年间人口暴增。

      为了解决这些工人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问题，政府在原始自然村落赵郢子、夏郢子之间开辟了一块长、宽各约300米的一块场地，先搭了几个席棚让农民过来卖菜。而后，政府又动员周边（包括寿县城里的）小商民来这里开办饭店、商店、杂货店、理发店、澡堂子、菜市场等等。就这样，建立起了一个针对厂、矿产业工人的小型商业服务区，被称做“小街孜”，行政建制就叫“小街孜村”。

      我的戎马半生、曾经参加抗日战争全程（13年）的父亲，在全面内战的第二年随部“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后来厌倦行伍，以年龄为由离开军队，想在下半生过一段安稳日子。老人家先在淮河岸边应台子附近的码头村开了一家饭店，1953年，码头村突遭大火，街面两边尽成灰烬。我家迁至土坝子村，继续开饭店。于1955年初，被动员搬到“小街孜”。时下大力推行“合作化运动”，政府将两家较小的饭店合并到我家的饭店，由我的父亲担任经理。再一步就是公私合营，纳入了更多的小商小贩和无业贫民。其中包括了一个姓孙的卖馄炖的小贩，来自寿县，是一个正直、诚实、极守本分 的好人。

      饭店从此算公家办的饮食企业了，经理算“国家干部”，拿着最高的工资待遇，发给咔叽布的制服、笔记本、派克金笔。我的父亲常常参加一些“政协”方面的会议，常常省下自己的工资去为国家买“公债”。买的多了，有时还给胸口戴上大红花，被誉为“爱国积极分子”。

       然而，好景并不长久。

      我家后院有两间草房，原来是饭店专门盛放粮食、油、酒的，饭店归公，这两间草房也归了公。饭店新调入一个姓周的，这个人没有私人房产，为了照顾他，我的父亲就叫人转走公物，让他住了进去。

      姓周的比我父亲小十几岁，中等以上块头，大嗓门，发音时极度夸张，在西街说话，东街都可以听见。他的脸皱巴巴的象橘子皮，胡须暴张，却生就的三角眼、八字眉、覆盆嘴、吹天鼻子，把人性的丑陋、残忍、冷酷、狡诈、狂妄和愚昧全部抄录在他的整个面目上。

      彼时我很幼小，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竟肯收容这样的人，并安排他住进我们家的院子。姓周的当时几乎向我父亲跪下，说了几个小时感恩的话，说这辈子从来没有遇上您这样爱民如子的好领导。他每天从外面回来，主动帮我们家挑水，有空总是要抱抱我、拍拍我的头，叫我“少爷”。

      没过多久，“打右派”运动开始了。“打右派”是针对知识分子的，饮食服务行业没有知识分子，本来可以不搞，但是姓周的显得积极亢奋，坚决不愿意。姓周的找到上级领导，举出很多例子，说哪里、哪里的相同行业都搞了；凡是识字的都算知识分子，反革命也和右派一样需要打击。负责党工的有关干部依从了他的意见，于是，一场纯粹扩大化的“反右斗争”在饮食服务行业展开了。有一个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因为给单位管管账、经常帮助别人写家信，就被打成了“右派”；一个姓蔡的年青人前几年读过初中一年级，因父亲病故而辍学，十四、五岁就作了工，也被宣布成“右派”，第三天就上吊自杀了。我的父亲被姓周的提出了“历史问题”：一个国民党军官出身的人，怎么能当我们新社会的干部？！于是，我的父亲经理一职被免掉了。

      姓周的在会上发言，按住我父亲的头，厉声呵斥道：“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国民党军官，你要杀掉我们多少共产党员？杀掉多少革命群众？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你的‘历史问题’，要向人民低头认罪 ，彻底坦白交代！”

      他还说：“象你这样的人，应该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枪毙掉。我们党内肯定有人包庇你，让你漏网了！”

      非常奇怪，父亲遭受莫名的政治打击以后十分平静，他每天依然带着笑容面对社会的一切，包括对这个恶狗似的姓周的也是依旧客客气气。更为奇怪的是，别人在运动中积极表现都升了官、给了荣誉，姓周的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有关领导连一个口头表扬都没有送给他。他还是饭店里的勤杂工（饮食服务业最低一级），每个月32块钱。他有六个孩子，家里一贫如洗，孩子们吃不上饭，天天到街上拣东西吃。他的老婆简直就象一只破麻袋，经常夜不归宿。街坊们说，这个女人，只要谁给她一口饭吃，她就在这个人家里留夜。姓周的明明知道，但是从来不过问。

      我的父亲被整的最狠的时候，姓周的非常得意。曾经有人风传他已经被定为下一任的经理，有的人甚至已经当面叫他“周经理”。姓周的说：“我在土改的时候就已经是23级国家干部。正常升级，现在应该是20级以上了，比这小街孜上任何干部地位都高。现在当个小小的饭店经理，算个熊么？”

      有一天，几个近郊的农村人来饭店喝酒吃饭，说是姓周的亲戚，找见姓周的与其亲热攀谈，意下无非是想炒菜买饭时给些便宜。不料，姓周的明白这些人的意思，居然冷冷淡淡、没作理会。这几人勃然大怒，临走时，乘着酒劲儿跑到炒菜间，跟厨师、服务员们揭了姓周的底：姓周的绰号叫“周二鬼子”，又叫“老鼠药”，专干六亲不认、坑人害人的勾当。“土改”的时候，斗地主斗的特别凶，把村里的地主一家子都弄死了，因此村民给了他一个“老鼠药”的诨号，意思是说他为人太歹毒。但是，工作队却为此把他发展成了村干部。“镇反”的时候，他把自己未出五服的堂叔弄枪毙了，然后强奸堂婶，杀了她家的牛犊子。当时政务院（国务院的前生）立法规定：私宰耕牛按“破坏农业生产”论处，“周二鬼子”没有认为牛犊子也算耕牛。堂婶告发，“周二鬼子”以 “私宰耕牛”罪被判四年徒刑。出狱后，“周二鬼子”找到他的老上司（当时的土改工作队队长），老上司照顾关系，硬给他安插在我父亲的饭店里。

      1958年，年届50整岁的父亲被驱赶上了“大炼钢铁”的工地。1960 年，“钢铁下马”，父亲被发配到东淝河畔养猪场当场长。1962年，我的乡下的姑母来到城里度春荒，给谢家集区周区长家做保姆。周区长原来就认识我的父亲，一直认为我的父亲算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开明人士。他了解了我的父亲近况以后，专门给下面的人打了招呼，说此人虽然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是并没有什么实质问题，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整治。于是，排挤、迫害我父亲的人只好让他回到饭店工作。

      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我们家无荣无辱，生活过的清贫而平静，“小街孜”也在平静中缓慢地走向繁荣。私有化被彻底消灭了，卖茶水的合作化，刻私章的合作化，看病、卖药的合作化，连卖狗肉的、卖卤菜、买瓜子的都实现了合作化，一切都在掌握控制之中，一切又都显得井然有序。饭店、商店、杂货店、理发店、澡堂子等等较大的单位因为赚到了钱，大多翻盖或扩建了房屋门面。街面上由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水泥建筑，原本狗头石铺的路面也改成了柏油路。真是越来越象个样子了。

       “小街孜”的市民，大多来自社会地层，所谓“三教九流”，都是没有文化的小商小贩。也有类如我父亲这样的人，曾在“旧社会”做过事，或有过一些身份地位、现在只好与大家同样劳动，自食其力、养家活口。总之，大家都是相对平等的，每个人每天都很辛苦，都要在自己的职责里做好工作。

      经历过“解放”初期一系列运动的小市民大多非常胆小，大家谨言慎行，不做过分的事，不说过头的话，彼此见面都很客气。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忌讳得罪别人，忌讳人与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也很少有人象“周二鬼子”那样专打别人的主意，专让别人吃自己的亏。热心的人倒是很多，谁家夫妻吵架，谁家大人毒打自己的子女，同事或街坊邻居遇上了，总要不吝絮语，为之化解。

      这样平和的社会仅仅维持到了1966年。

      扳倒了经理，却没有谋到经理职位的“周二鬼子”遭到了一些人的无情嘲笑，结结实实地猥琐了一些年。他的家境依然极度贫苦，他有两个孩子死于饥饿，他的性欲亢进的老婆却又生了三个 。人们偷偷的传说，至少有两个孩子在血缘上与“周二鬼子”没有关系。

      “文革”袭来，“周二鬼子”闻风而起，他是谢家集地区饮食服务行业第一个戴上“红色造反团”袖标的人。他再一次喋喋不休地向人们夸耀自己：“我在土改的时候就是23级国家干部了，政府要是凭良心，我现在最少应该是16级！找遍小街子，哪个领导干部都不能比我资格老，不能比我地位高！” 他还无耻地炫耀：“土改的时候，我把我们那个村的地主一家子都搞掉了 。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我的亲叔叔搞特务活动，我照样枪毙了他！”

      他一个大字不识，却弄来白纸、墨水，自己口述，托人代笔写大字报。在张贴大字报的时候，他有时分不清上下，常常引起围观者哄笑。“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几天、甚至几小时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967年1月上海夺权以后，一夜之间，“小街孜”满街垌插遍了造反组织的红旗，挂满了他们的招牌，“司令部”比比皆是。除了象我父亲这样的人，几乎所有的小市民都成了造反派。

      “周二鬼子”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司令部”，他也不愿意加入别人的“司令部”，因此， “革命群众”完全抛弃了他，就象被赵太爷“不许革命”的阿Q,他落伍了、掉队了。

      从1968年7月份起，“清理阶级队伍”的灾难又开始降临。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加“三开分子”都成了可以任意蹂躏、迫害的对象。 “周二鬼子”专门盯上了我们家。他在“批斗会”上叫嚣道：“这个国民党军官，在反动军队混了20 多年，他该杀害了多少我们共产党人？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应该判他死刑，立即枪毙，他的老婆孩子应该‘遣送原籍、强迫劳动’！”

       “工宣队”即“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派进“小街孜”的饮食服务行业，他们对所有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三开分子”握有生杀大权。“周二鬼子”天天纠缠着他们，天天强烈申明他对我们一家的“处理意见”，催促“工宣队”的队长“尽快执行”。因为他做的太迫切、太过头，“工宣队” 队长引起了警惕。队长在店员里寻找老成忠厚的人进行私访，他找到了那个做馄炖的、平时被我们呼做“孙大爷”的人。孙大爷对他讲述了过去我的父亲怎样照顾“周二鬼子”的事情。

       队长问：“那他为什么这样对待你们的老经理呢？”

       耿直的孙大爷说：“过去是为了篡老经理的位置，现在是为了占老经理家的房子。”

       心有玄机的队长又去问“周二鬼子”：“如果把那个国民党军官一家子都搞掉的话，那么他们家的房子怎么处理呢？”

        “周二鬼子”不打迟钝、毫不掩饰地说：“我请求组织上照顾我家的困难，把他家的房子让给我住。我九口人住两小间，早就没法住了。”

        “工宣队”队长呵呵一笑。

      古人云：“物极必反”。

       “周二鬼子”的行为反倒使“工宣队”队长对我的父亲产生了兴趣，也可以说是好感，于是将我父亲列为第一批“清理对象”。父亲口授，由我执笔，写了长达数万字的《交待材料》。在《交待材料》中，父亲提供了自己在戎马生涯中的大量见证者，包括解放军里面的一些高级军官，于是“外调”开始了。历时两年以后，问题已经查清： 

         一、我的父亲所在部队一直抗日，从来没有与红军、八路军交过战。

      二、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避免无谓伤亡，我的父亲促成师长下令停止战斗，率部归顺解放军。

          “工宣队”核实我的父亲曾有“荣誉军人”身份，以此将我的父亲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与年纪（已经62岁），同时将他调到商店负责文具柜台。

       “周二鬼子”暴跳如雷，拍了“工宣队”队长的桌子，说他是在“包庇最凶恶的阶级敌人”，他要上告、揭发。

       被激怒的“工宣队”队长抛出了“周二鬼子”的“材料”：

          一、在土改运动中违反党的政策，迫害致死无辜人员。

       二、利用镇反运动搞宗族斗争，犯有“道德败坏”和“私宰耕牛”罪

       三、长期冒充党员、干部，招摇撞骗、欺压群众。

        “周二鬼子”被关进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因为名声太坏，加之相貌丑陋又身体健硕，“专政队员”们特别喜欢给他上刑，有事无事便把他拉过来“修理修理”。他不堪承受，对过来送饭的女儿说：“那家子（指我们家）肯定跟工宣队有不一般的关系。我实在招呼不住了，你们到他家跪下，求求他们放过我吧！”

       “周二鬼子”的老婆把原话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他得罪的人不一定个个都象我这样。”

       “九·一三”以后，“群众专政”被取消，“周二鬼子”得以解脱。但是，他的腿被打残了，再也站不起来。人也傻了，见到熟人一概说“你、你、你是哪个？”他的房子早被公家收回，他的老婆租了房子，但是坚决不许他住进去。他经常露宿街头，没有拖上几年，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