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上山下乡》之：乡村杂记第一辑  

     社员们

  这是一个杂姓村落，全村103口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数代人耕种一处，相濡以沫。但是他们也常常会为半分工、一分钱而发生纠纷。这都是极度穷困的原因。村民们告诉我们，全村原来有170多口，1960年“刮五风”（当地人指“三年自然灾害”）死了30多，1961年打“响洪甸”水库坝子，又累死了30多。减到90多口，最近两三年出生了十来个小孩，总算增加到了100零3口人。全村50岁以上2人，60岁以上2人，没有更年长的人，没有59年到62年出生的人。王西山告诉我们，他家损失最大，原来是9口人，饿死了6口，老婆跑掉了，现在只剩下他和他的儿子王文宝。
         全村没有片瓦，所有房屋尽由土墙草顶结构而成，而且全是“解放”前建筑的老屋。唯一一处“解放”后建造的屋子在村的边缘，也是土墙草顶，但是此时只剩下了土墙，草顶已经朽坏。村民们说，这是“跃进年”大办食堂特地建造的。那一年断了粮，门口有几个老人死在那里，最后做饭的也死在了屋里。没有人给他们收尸，直到第二年，“工作组”要下来，才有人清理尸骨。
         王西山和村民们把这所尚有手指头、脚趾头骨骸的屋子加上了顶，然后让我和小王住了进去。小王胆子忒小，晚上要和我睡在一起。出卖我的事情被我知道以后，我再也不肯照顾他。他一个人睡一间屋，经常夜里哭，颤声地叫“妈妈……”


         工分
         在生产队里，社员的劳动报酬就是工分。工分是10分制，评定绝对民主，并且极其严格。全能、全力的青壮年必须在无一样农活不会的前提下方可拿10分工。13岁以上小孩初上工给3分，以后逐年评定、增加。青壮年妇女给8分，特别强悍的给8分半。45岁以上逐年减分，年满60岁不许再上工，不给工分。有子女由子女赡养，没子女算“五保户”，这个村里没有“五保户”。
         我与小王初到，先给定了8分半。第二年，除了播种之外，我学会了所有的农活，而小王什么都干不下来。全队公议，给我的工分升到9分8厘（不会播种扣2厘），小王则被降到7分。
         1969年岁末结算，我累计得分2200，一个劳动日（10分）是2毛5分钱人民币，全年总收入折合55元人民币，除去我的午、秋二季口粮钱，我还获得了20 块钱。小王挣了800分，全年总收入折合20元。当然，小王是透支户，他必须向生产队交钱才能拿到当年的口粮。
         2毛5分钱一个劳动日算是中等。在当时的堰口地区，好的有3毛多的，最差的有1毛多的。


         老地主
         全柴拐生产队的700亩土地原来都是老地主的，全村农民住的土墙草顶的房屋原来也都是他家的。他是全村男子年逾花甲的2人之一，也是全村辈份最长者之一，本村的人原来都是他家的佃户，也都是他家的亲戚。在“万恶的旧社会”，他经常在灾年，或者青黄不接的时候周济佃户们，连大队书记刘道胜家原来都接受过他的周济。正因如此，他躲过了“土改运动”的死劫。
         按规定，年满60岁就不许挣工分了。但是，老地主依然在上工。他的任务是当猪倌，每天，他把生产队的猪和社员各家的猪带到湾里去放养。生产队每天给他记6分工。
         老地主为人风趣、乐观，喜欢开玩笑、说骚话。
         生产队的牛是轮流放的，有一天轮到了我和本村的小青年磨子、黄子。在大湾里，我们把牛放开，老地主也把猪放开。大家聚在一起，瞎说胡扯一通，打发时间。黄子十八九岁，是个智障，仰面朝天躺在那里任由鸡鸡翘得高高的。老地主用鞭竿子使劲扒拉一下，疼得黄子号叫着嗵地一下跳了起来。
         老地主哈哈大笑：“我的亲乖乖，你这‘旗杆’是栎树的还是檀木的？怎么这么硬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