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上山下乡》之：秋收

   柴拐村在寿县东南，有一百零几口人，却有700多亩土地。因为享有安丰塘水利之便，大多土地都是水田，夏季庄稼以插稻为主。1969年9月，大面积插种中稻成熟，数百亩稻田溢出浓郁的稻香，大收获的季节来临，柴拐生产队的农民厉兵秣马，进入了亢奋的劳动状态。

   然而，公社“革委会”派人来了，是来“监打监收”的。来人每天交一斤粮票2毛5，饭菜尽由生产队提供，吃在场上住在场上。场上每打一场粮食，他便叫农民称量一下，然后亲自记个数。他谁都不理谁都不看，脸上从无笑色，队长向他敬烟，递上一支“大铁桥”，他一甩胳膊挡得远远的，总是一是一、二是二地公事公办。

   年老的农民说，此人姓张，家里“成分”不好，曾在县里做过科员，后来被打了“右派”，因为检举揭发别人有功，没给“戴帽子”，只是降级到公社里来了。有的农民暗地里咒骂道：“这回日霉，遇上‘假积极’的了，打多少粮食都是白搭了！”更有一帮村里的顽童扎堆地唱起了民谣：“假积极，当干部，吊儿郎当犯错误……”

   这民谣产生于五十年代，不知是哪位“群众文学家”的杰作，所指者都是一些跟风、赶潮的孬熊角色。姓张的似乎心里明白，对农民克扣的更加厉害，每场的粮食斤两计算，绝不容情。村里的叫“傻黄子”的青年对大家提议：“弄一包老鼠药给他搞掉算了！”众人一笑置之。

   秋收进行了半个多月，那时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劳动全是手工加人力，妇女们收割，男人们挑担子，起早贪黑。半个多月下来，大家的手上、肩膀上都脱了数层皮。打下的稻子总计有七万多斤。姓张的以公社“革委会”会员的名义，强令交公粮七千斤，交“忠字粮”三万斤。公粮是不给钱的，“忠字粮”每斤七分钱，而当时的市场价是一毛五。

   堆积如山的稻子骤然减去了一半。当然，还要留下五千斤种子粮，三千斤“备战”粮。姓张的走掉以后，队长叫我和会计终结计算一下还有多少粮食，结果是还有28000斤！平均计算，人头粮食只合270斤。每100斤稻子只能打64斤米。从这个时候到下一年收获麦子共有9个月，也就是说，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生产队里每个人只有180斤大米做口粮。

   任何一个儿童或老人每天都得一、二斤大米才能吃饱。青壮年们每天得二、三斤。这一年我18岁，曾经一顿饭吃掉二斤大米。

   结算下来，村里的透支户占了百分六十，口粮明显不足。队里的老人说：“且看看还能收多少白芋吧。一冬天只好吃白芋了，大米得留到开春的时候才敢吃，那时候干活太重，不吃细粮不行。”

   于是乎，在丰收之后，大家开始过起了“糠菜半年粮”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