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上山下乡》之：从“下放”到“接受再教育”



        “下放”一词因“反右”而起。幼年的时候，曾记得有的街坊家门突然被打上了封条，一家人背起了铺盖卷，带着子女，提溜着做饭的铁锅，㧟着盛了家什杂物的篮子一路哭着走了。大人们说，他们家被“打右派”了，城市里不许他们呆下去，被“下放”了，严格一点说，这叫“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什么叫“下放”？ 小孩子没法弄懂；什么叫“遣送原籍”？小孩子也没法弄懂，只是从被“下放”、被“遣送”的人哭哭啼啼、戚戚哀哀的情景看，心里感觉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大跃进”，大刮“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以后，导致了长达三年的“自然灾害”。城市边缘经常可以看到饿毙灾民的尸骸，国家经济崩溃，城市建设停滞，工业破败不堪，无法解决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的就业问题。1962年，“人民的大救星”M主席以“以党叫干啥就干啥”、“建设新农村”、“建设边疆”的名义发动了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大城市的年轻人去新疆建设兵团、北大荒、海南岛，叫“扎根边疆”；农村户口的高中毕业生不让考大学，规定他们哪里来的必须回到那里去，“扎根农村”。当时，“扎根”扎得最好的有邢燕子、董加耕等人，被推作初中、高中学生的榜样。

        那时老樵正在读小学，年龄太小没赶上，不过这并不是怎样的憾事，因为没过几年，第二次“上山下乡”又接踵而至了。第二次“上山下乡”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接相关。从1966年夏天到1968年夏天，造反、武斗闹了整整两年，“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城市里的一切建设又一次破坏殆尽，又一次导致了工业的严重萧条，又一次无法安排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就业，于是“伟大领袖”又一次用“上山下乡”来解决问题。
         这一年老樵虚龄17岁，可可地赶上了“好机会”。

         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9月，一个“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发布以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成员由执行军管的军人、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有公职的造反派头目组成，谓之“三结合”。就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忽然飘出了“红卫兵要下放了”的风传。到了10月份，“伟大领袖”果然发布了新的“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为此我的一个“红卫兵”战友找到我家，愤愤地对我说：“当初称我们‘红卫兵小将’，下死命令叫我们‘停课闹革命’，打黑帮，打走资派，打刘S奇，这喒子我们怎么成了‘再教育’对象了？”

         我曾经为了被无辜伤害的仇恨而参加武斗组织，我的老父亲怕我被人打死或是打死别人，就把我安排在谢三矿当了临时工。有一天刚刚到班，单位的头头过来传达文件，要义是：有六十三个最革命、最优秀的“红卫兵”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并发出倡导：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他们要到那里经历大风大浪，到那里炼红心、继续革命，以便更加热爱M主席、更加忠于M主席。当然，出于革命友情，他们希望所有的战友们都去一起炼。接下来就是全社会发动动员，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说所有的城市娃儿们都应该到“广阔天地炼红心”！一时间，整个社会都在宣传“上山下乡”是听M主席的话，是一条光荣极至的道路。这“上山下乡”不是所有的人都可去，有一个范围，即是66年、67年、68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这便是以后历史上人人皆知的“老三届”（初中的又叫“小老三届”，高中的叫“大老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