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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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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说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同时又大说特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紧紧拉住林彪不肯撒手。实质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在枪杆子的指挥下进行的。妖妇江青及其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帮凶、走狗，则是在这样的保护下，充作了这场特大闹剧的前台表演者而已。
“文革”最为重要的口号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个时候的“党”已经全面瘫痪，几乎所有的党官都在这场“运动”中被剥夺了领导权，甚至与“牛、鬼、蛇、神”同列，成了遭受攻击、侮辱、摧残的主要对象。这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枪指挥党”、糟蹋党、颠复党的范例，是毛Z东全面反党。在中共的历史中，所有被冠以“反党”罪名的人，谁都不敢、不曾这样胆大包天的伤害过中国共产党。
196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11月份，老樵我作为一个年龄差小的“红卫兵”参加了“大串联”，火车里有当兵的维持秩序，住到北京顺义的接待站里，又有军人对我们进行军训。“红太阳”检阅红卫兵那天，军人们在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摆成紧密衔接的网格，我们这些“红卫兵”只能在网格中间按命令活动。
这以后，“斗、批、改”是在军人的控制下发起的，“大联合” 是在军人的控制下进行的，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军代表”为主官，“清理阶级队伍”由军队全面掌握。大武斗达到高潮、杀得眼红的时候，“解放牌”军车一辆辆、一趟趟送来了全副武装的、一色绿军装的“钢铁长城”，马克西姆重机枪架起来，60炮架起来。那阵势，连看热闹的老百姓都吓得要尿裤子，于是乎誓决生死的两大派乖乖地缴械投降了。最后，枪毙那些杀了人的“坏头头”，也是“军代表”审定的，由“解放军”战士执行的。
1970年，我们这些“大风浪里练红心”的时代之傻鸟从农村招工进厂，投入“抓革命、促生产”。是时也，国家企业的绝对领导权全在“军代表”的手里。淮南煤矿机械厂是地、市级单位，统揽一切的“军代表”韩庆昌只是一个副团干部，而代替他发号施令的则是一个参谋、排级干部。该参谋20来岁，平时趾高气扬，对企业干部不论地位高低、年齿长幼，一概动辄呵斥，颐指气使。
“军代表”在所在的地方权力不受限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可以胡作非为。
大通区有个千年古银杏树，三四人围不过来，甚为壮观，堪称地方上一个极其难得的胜景。对于这样一个古物，方圆百里的群众认为它有神灵，多少年、多少代以来总是祭拜它，焚香叩头，求子祈福。这个区的“军代表”不高兴了，认为这是迷信、搞“封资修”，竟然安排人弄了很多炸药把这棵千年古木炸掉了。古木被毁以后，当地群众为之落泪！那时候，普通的、善良的老百姓只有落泪的权力。
谢二矿的军代表叫“王营长”。谢二矿有个不幸的两性人，既有完整的女性特征及女性生殖器，又长了两个睾丸。在单位十几年了，她平时照常到公共女浴池洗澡，因此大家都清楚她，当面叫她“×大姐”，背后叫她“二姨子”。她有丈夫，还有两个女儿。 “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王营长”把“二姨子”弄成了“特务嫌疑”，强逼她承认是个化了妆的男人，强逼她承认奉了蒋介石的密令来潜伏的。“二姨子”害怕、恐怖极了，在“棒子队”押她到批斗会场的时候，途径一段铁路，恰巧火车过来，“二姨子”卧了轨。“王营长”得知消息以后，先是大骂押解者，声称要枪毙他们，而后到达现场，命令群众过来参观，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并且还命令“二姨子”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必须过来，两个可怜的小姑娘见到母亲被轧成两半、血肉模糊，忍不住大声哭喊“妈妈”。“王营长”不许她们哭，亲自用一根木棍扒拉“二姨子”的睾丸命令两个小姑娘看，嘴里还骂着：“看看这是什么？你们还他妈地叫她‘妈妈’！有长着蛋的妈么？操你妈的！”
刘少奇及其所有的“追随者”都被打倒以后，毛Z东由抛弃“红卫兵”渐而开始冷淡“枪杆子”。“枪杆子”终于出了问题：“9·13事件”的发生，英明、伟大的“领袖”又有了新的“战略部署”。“军代表”们终于失势，1972年以后全部从企事业单位撤走，回部队或者转业，属于“林彪死党”的则下狱了。他们在地方上折腾了几年，捞了不少油水，群众有口皆碑，说他们：“背着一个小背包来，拉着一卡车家具走。”
1974年，毛Z东又亲自发动领导了“反潮流”、“批林批孔”运动，淮南的李庆云、于文章、袁炳礼、李兵等一批造反派蜂拥而起，闹红了华东地区的半个天。他们有人提出要把那些曾经祸害了淮南的、“混进军内的资产阶级分子”揪回来批斗、清算，结果未能得逞，据说是有关方面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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