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里逃生


      1967年1月，由毛Z东认可，江青、张春桥等人操作而成的“上海夺权”事件发生，“上海公社”宣告成立。此一事件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乃至偏僻县城蜂拥而起，兴起了“夺权”狂潮。在淮南市，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人员都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红工兵”、“红农兵”、“红商兵”等等应运而生，连剃头的、修脚的、摆小摊的都有了“司令部”、“战斗队”。百人千人一级的造反派组织更是纷纷鼎立，较大的有“红总”、“红司”、“红工兵”、“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市贫司”）等等、等等。
      这便是全民大造反的最高阶段，为“文化大革命”领头军的红卫兵在其中黯然失色。

      “夺权”就是摘桃子，“桃子”该谁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造反派组织开始因此而争执、对抗，渐而从相互攻击、辱骂到大打出手。妖妇江青抛出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懿旨以后，很快，棍棒用上了，大刀长矛用上了。突然有一天，对立的双方手里有了冲锋枪、重机枪、小钢炮、“解放”牌军用卡车。
      是年入夏，淮南的造反组织分化出“支持派”、“炮轰派”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系武斗专业队伍。最厉害的武斗队伍是由矿工组成，其次是当地农民，最为著名的武斗组织有“淮南市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十四兵团”、“115司令部”、“猴子兵”、“飞虎队”等等。机关、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人食堂、影剧院、街市要道口尽被武斗组织占据，拉上铁丝网，筑上沙包，架上机关枪，放上武装岗哨。
      大家开始随意杀人。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一家食堂吃饭，淮南煤矿机械厂“猴子兵”司令张殿生也在那里，被敌对一方认出，几个家伙进了大厅就开枪，子弹从我耳边飞过，打得张某血肉飞溅。
      整个武斗的季节，淮南市发生了“火烧猴子兵”、“血战九龙岗”、“火烧高皇寺”、“炮击八公山影剧院”等等大型武斗，伤者众多，死者惨烈。除“火烧高皇寺”之外，其他武斗我都去了。我没有杀人的欲望，只是手拄长枪充个数，站的远远的看热闹，看年龄稍大一些的同伙们怎样地冲锋陷阵，怎样地杀掉对方，或是怎样地被“敌方”打死。

       这一年我虚岁16岁。 “党的生日”那天，父亲的一位老友病了。此人姓栾，住在一个叫“土坝孜”的地方，较我父年长一点，平时我叫他“栾大爷”。栾大爷为人憨厚忠诚，与我父交情笃深。听说他有点不适，父亲就匆匆忙忙赶去看他。
      父亲是上午八、九点钟走的，下午六点以后还没有回来。母亲对我说：“马上天快黑了，你爸还没有回来，你去栾大爷家看看怎么回事。”此际，淮南的武斗正在如火如荼，重要工业“十矿三厂”的生产全部瘫痪。很多人把家里的门窗钉死或用砖头砌起来，然后全家人逃到乡下去。市面上更是百业俱废，店铺家家关门。过去热闹繁华的的大街如今冷冷清清，用淮南话说，“撂棍都打不着人”，只有一些小孩子在玩耍。我们家住在谢家集街上（现在的西城大市场），到土坝子大约六、七华里，其间只有一条马路。这时候，公交车早就停工了，家里的自行车被父亲骑去了，我只好徒步。
       刚刚出街，一个30多岁的男子大步地赶了过来，对我说，他是苏北来的，到北矿来找哥哥的，他家里的老母亲病重了，过来请哥哥回家看望——现在邮电局都被“红卫兵”砸了，连个发电报的地方都没有。 他说，他没有来过淮南，不知道北矿在哪里，请我告诉他。北矿指的是新庄孜煤矿，在土坝子西北方向二三里处。我对他说，到北矿还有将近十里路，我正巧也是朝那个方向走的。于是，我们成了同路。一路上，苏北男子说他是个农村教师，对全中国，乃至淮南的形势惊诧不已，总是说太可怕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世道。他说，他小时候记得很清楚，就是日本鬼子进中国，都没有闹到这种程度。他还说，十八年了，都是M主席的江山，M主席的天下，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跟兵荒马乱一个样！

      朗朗乾坤，市区的马路却像刚刚遭过悍匪劫掠似地一片萧条，没有任何车辆行驶，也几乎看不见别的走路人。我们走经淮南煤矿机械厂门口的时候，只见那里被人截断了马路，在路面上用沙包垒起了的武斗工事，拉了铁丝网，埋了地雷，还有几个持枪站岗的武斗人员在那里晃悠。但是其中一个是我同学的哥哥，我们认识，打了一个招呼就放行了。再走一段，到了瓷器厂门口。这里也被人截断了马路，在路面上用沙包垒起了的武斗工事，拉了铁丝网，但是没有看见武斗人员。苏北来的男子见此际无人，说了一句“这时没有人，俺们还不凑机会赶快跑过去！”急忙扯住我跑了起来。
      不料，一个武斗人员正在沙包后面藏着，我们刚跑过去不到五米远，他突然冒了出来，喊了一声“给我站住！”便把枪口对准了我们。我俩只好站住了，正在转过身来的时候，枪声响了，苏北男子的头颅应声爆裂开来，血液、脑浆溅了我一脸、一身，也溅到了我的嘴里；咸咸的，腥腥的，那滋味让人恶心。近在眼前的开枪人有20 来岁，是一个瘦得像剥皮猴似的家伙，却有着一双鬣狗一般凶残的眼睛。他平端着手中的长枪，退掉弹壳，又压上一颗子弹，一面骂着：“妈的×，我叫你们跑，你怎么不跑了？”
       我木立着，脑海里一片泛白，心里象被人插了一根竹棍，撑得没办法喘气。眼看着被打碎了头颅的苏北男子的身体在地上抽搐、伸直、静止，眼看着剥皮猴把子弹推上膛，把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我。我突然连自己都感到意外地大喊道：“你凭什么随便杀人？！”
       剥皮猴垂下枪口，龇开满嘴的黄牙，拍拍枪托，对我狞笑道：“凭什么随便杀人？凭老子的这支三八大盖，想杀谁就杀谁！老子现在就是要崩掉你，谁来咬老子的J 巴？”说着话，又把枪口指向了我。
       我觉得心颤欲裂，身如置冰，整个脸部都麻木了。剥皮猴突然又狞笑了起来：“你狗日的胆子怪大哩，前天我在山跟前打死那孩子，还没开枪，连屎带尿一起下了。哈哈哈！老子当时也是装的达姆弹，给那小子砂罐打的稀八烂！”这时，有一个背着短枪的武斗人员蹬着自行车从瓷器厂大门里面出来，驻了车在那里看热闹。趁剥皮猴扭头看他，我对此人哭叫道：“大叔，救救我！”那人显然也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狗杂种，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没说一个字。
       “老J 巴能救你，去你妈的吧！”剥皮猴一边嘴里骂着，一边把枪口指向我的眉心。

       “吧嗒！！！”剥皮猴扣响了扳机，但是子弹没有炸响。这时，那个背短枪的狗杂种呵呵大笑起来：“你他妈的，卡壳了吧？‘炸子儿’都是老子弹，臭的多！”然后，这背着短枪的杂种最后又说了一句“这孩子命真大！”就蹬车远去了。
剥皮猴拉开枪膛往外退子弹。子弹卡得很死，他退不出来，嘴里烦躁地咒骂着。

       厂门对面三十米外是防空洞，那里有人一直在看，突然冲我喊道：“那孩子，你还不快跑！”
       剥皮猴立即停止了退子弹，从屁股后面摸出一把一尺长短的日本军用刺刀来，翻出沙包，一手提枪，一手握刀向我扑来。我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不假思索，本能地转身狼奔而去。猛跑了一截，只觉得两腿发软、力不能支，回头一瞥，却见剥皮猴已经与我拉开了一点距离，于是信心大增，顿感恢复了体力。剥皮猴一边穷追不舍，一边恶毒地咒骂着，那意思，他今天不能用枪打死我，也一定要用刺刀捅死我。
       我只能继续飞跑。前面的路是一段陡下坡，一根跨路的电话线搭拉下来，这是一根铁丝，离路面有二尺多高，我一纵身跃了过去。剥皮猴离我大概有五、六步远，也紧跟着像我一样跃了一下。不料，他跃起的高度不够，铁丝绊着了他的脚尖，他一个狗吃屎的姿势狠狠地扑倒在地，手中的枪和刺刀都甩飞出去，直落到他和我之间的柏油路面上。他摔得太重了，痛叫着挣扎站起，欲去拣回武器。我突然感觉到：这机会绝然不能留给他！于是我迅速地转回身，飞跨数步，先于对方一指之差把枪和刀都抢到了手里。
       剥皮猴抢了空，威胁、叫骂着，伸出鬼爪子一样的瘦手扑向我。我一声狂吼，奋臂把刺刀在空中甩出一个圆弧，对他的一只手狠狠劈去。刀锋直透他的中指与食指之间，几乎把他的手掌分成了两瓣。他鬼一样地惨嚎着，抱住污血飞溅的伤手，转身逃去。我激愤地大骂着，想再劈他几刀，追了几步，忽而想起瓷器厂那边万一有人赶过来救援他怎么办？于是赶紧回身向土坝子跑去。拐弯的时候，路边有一坐水泥桥，我把那支破枪在桥墩上摔弯以后扔到了桥下的臭泥里。
       这时，天就要黑下来了，我不敢走马路，提着刀钻进居民区，七绕八拐之后才走进了栾大爷家，推开门，一头扎到在地，失去了知觉。父亲把一杯烈酒倒进我的嘴里，将我呛醒。原来，栾大爷已经无恙，我的父亲正在与他摆开晚上的酒桌。看到我一身血迹、脑浆的情景，老人们都吓了一跳。我丢下刺刀，扑倒父亲怀里失声痛哭，把刚才的情况诉说了一遍。栾妈妈心疼地把我楼在怀里，一个劲地“乖呀、儿呀”地叫，抚慰着我。栾大爷说：“都怪我生了病，惹得兄弟过来看望我，要不然侄儿不会有今天一灾。侄儿今天要是出了事，我就别活了。”
       父亲两眼噙泪，摇摇头，把泪滴甩下，摸摸我的头，揪住我的头发狠命地摇了又摇，说：“儿啊，你真是命大！”

       这天夜里，我绕道谢三矿，又经谢一矿将父亲送回家以后，自己去三王公社找了朋友孙哥。孙哥是我家的近邻，二十多岁，是“支持派”一个专业武斗组织的小头头。孙哥听了我的诉说，同意我住在他们那里避难，并同意一定为我报仇。只是遗憾地说，那支枪留住就好了，不然，我就可以成为他们之中的正式成员了。
       7月14日，我随孙哥的队伍参加了毕家岗的武斗，这一仗，打死了五、六个人。第二天，我又随孙哥的队伍参加了新庄孜的武斗。这次武斗用上了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仅电影院一处，就一炮打死了十几个人。这次武斗是淮南市最为惨烈的一场，总计打死了20多人。我没有杀人，孙哥也没有杀人，我们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些“够种”的家伙手端冲锋枪不断地向对方扫射，看着有人被枪弹打得血肉横飞。
       此战之后，孙哥私下跟我说：大家彼此之间素不相识、无冤无仇，谁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没有必要非把对方弄死不可，所以，每次武斗他都不杀人。这使我想起了瓷器厂门口遭遇的一切。我、那位苏北的男子，与那个剥皮猴何冤何仇，他为什么这样做？仇恨之火又在我的心里升腾而起。
       7月16日这一天，我曾带着孙哥他们到瓷器厂。瓷器厂门前空空如也，武斗工事、铁丝网都没有了。自然，我的仇人剥皮猴也没有了踪迹。
       大约又过了一年多，我才意外地与他“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