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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真：我曾经是红卫兵（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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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管老右派
在乡下， 奶奶养活不起我，返回淮南，家中又没有我的口粮，于是只好回到了农校。
此时农校里的教职员工已经跑光，一些红卫兵们抓了地委书记罗毅，这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四十多岁，听说是个“老革命”，我们都叫他“走资派”、“罗胖子”。大家不仅绞尽脑汁折磨他，还每天把羊屎蛋子混在山芋干里煮，让他吃，不许挑出来扔掉，罗胖子有时哭丧着脸哀求大家：“吃孬吃好不要紧，不能吃的东西就不要让我吃了嘛！”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小孩蛋子却对他说：“我们红军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连这个还吃不上呢！”
弄得这个“老革命”不敢笑，也哭不得。
想着法子折磨罗胖子是大龄红卫兵的事，我们三四个年龄最小的红卫兵没有参加的份，而是被指派负责监督、管制一个“右派分子”，日夜陪着他，叫他写《交待材料》。这个“右派分子”将近三十岁，肤色特别白皙，面目清秀，眉宇间洋溢着机智聪明、刚强不屈的个人品性。他伶牙俐齿，能说会道，操一口地地道道的定远方言，常常喜欢说一些俏皮话，引大家发笑。他是本校的文化教员，平时对学生很是和蔼，我们都很敬重他，此时谁也没有把他当作“阶级敌人”，依然像以前那样叫他“白老师”。大家吃、住都在同一间宿舍里。
此际各级政府机关已经瘫痪，农校生活资金随之无人提供，食堂缺油无盐，每天只能供给一些山芋干加米煮的饭。我们吃不饱，缺乏营养，一个个面黄肌瘦，全身乏力，最后还是“白老师”想出了办法。
白天，我们带上棍子、小铲子，由“白老师”带着出去溜达，见到干涸的水沟或水塘，便在沟底、塘底掘开冰冻和泥巴找泥鳅、黑鱼，然后回来烤熟了吃。晚上，大家偎缩在各自的被窝里，听“白老师”讲《白蛇传》、《七侠五义》、《五女兴唐传》、《西游记》、《水浒传》等等故事。有时他也给我们讲些子黄色小笑话，都是乡村民间流传的男女性爱方面的猥琐之事。
“白老师”自己先打招呼：“这个笑话是很下流的噢，我是老师，不能跟你们学生讲这些的！”
我们都是将要进入青春期的半大男孩子，性的好奇已经朦胧产生，他这样一说，就更加勾起了我们的兴趣，大家一起纠缠他、央求他，要他非讲不可，还亦真亦假地威胁他：不然就开你的“批斗会”，或者把你交给年龄大的红卫兵！
在每一个人都保证绝对不向外人提起之后，“白老师”才开始讲。讲完了，他居然叫我们掀开被窝，站起来给他看看各人的小鸡鸡有没有“过敏”，有没有“反应”。谁要是缩在被窝里不肯出来，那就一定是“过敏”了，有“反应”了，于是乎大家便一起跟着“白老师”哄闹嘲笑这个人，说这人是个“骚公鸡”、“骚狗子”。
“白老师”那里也有一些旧书，其中有几册《金陵春梦》，书中把蒋介石写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我觉得热闹，很爱看。“白老师”私下里告诉我：“这类东西叫‘诽谤文学’，内容是不可相信，不能当真的。这个作者如果身在台湾，他肯定会大骂共产党，肯定会把M主席也糟蹋成这个样子。”
有一天，一个同学问他：“老师，您这么好，怎么会被打成‘右派’的？什么叫‘右派’？”
这时，“白老师”的脸上让人不易觉察地掠过一丝痛苦，以无奈的神态苦笑着说：“我这个人运气太‘好’。我的父亲以前是个说大鼓书的，拼命挣钱培养我，叫我长大要有出息。从六、七岁开始，我就‘头悬梁，锥刺股’地读书、读书、读书，挨过父亲多少鼓锤子，挨过老师多少戒尺都不记得了。好不容易读到师范毕业，分配到县中学，刚到那里就赶上了‘打右派’！操他妈的八代祖宗，‘打右派’竟然是按任务摊派的！上面给我们学校分摊了三个右派任务，必须完成。学校没办法，只好按学历最高的往下撸，第一个是副校长，第二个是个老教师，第三个是我……”
此时到了隆冬季节，“走资派”罗毅被县里的造反派抢走“巡回批斗”去了，本校的红卫兵无猴可耍，加之缺食，走的走、散的散，大约还有20多人留在学校里。因为嫌冷，留校的人又大多都是呆在各自的宿舍里，因此校园里显得空荡荡的，就象一个无人区。原先全校只有一个水井，平时用水十分紧张。后来为了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各宿舍门前都挖了一个土井，大都是四到五米深。这一年发生了冬旱，宿舍门前的土井都干涸了。有一天夜里下了大雪，早晨我们出门撒尿，发现雪地上有很多野兽的足迹，“白老师”告诉我们：这些足迹都是野狼留下来的。
“白老师”站在雪地上沉吟着，忽然目光闪闪地对我们问道：“同学们，想不想搞一条狼来吃吃？”
我们几个人炸了窝似的欢腾起来。捱到下午以后，按照“白老师”的吩咐，我们找来了一些棍子、秫秸、破芦席，并到饲养组偷了一只小猪仔来。“白老师”把那只小猪栓上一根绳子，轻轻地吊到我们宿舍门口的土井里，然后把棍子、秫秸排列在井口，盖上破芦席，再撒上一些雪。
冬天日短，干完这一切天色已晚。我们去食堂打了饭，回到宿舍里一边吃一边向外偷看。外面有点月光，加上雪色相映，一切都可看得分明。“白老师”制止道：千万不可偷看，狼是非常狡猾的，知道有人偷看就不会来了。
那小猪还没有满月，当然不习惯突然离开老母猪，而且又是把它一个丢在寒冷的土井里，连冻带饿，你看它只管嚎叫，一会儿也不肯歇停。然而，野狼却始终没有出现。大家等啊等啊，一直到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同学们，快起来，打狼了！”我们突然听到“白老师”的呼喊。
大家睁开眼睛，原来天色已经大亮，房门大开，“白老师”早已站在门外了。
陷阱那里有了一个大洞，洞口下不断传出扑通扑通的声音。我们提着裤子跑了过去，一边往雪地上撒尿一边凑到洞口往下瞧，果然有一只硕大的灰狼蹲在底下，目暴凶光，在极端仇恨地瞪着我们。它突然窜身一跃，差一点就够着了我们，我和几个同学不由惊倒在地。“白老师”慌忙把我们一个一个拉开，说：“我的亲娘妈妈呀，你们谁个要是被它拽到井里，顷刻之间就会被它撕个稀烂，可要小心！”
“白老师”手里握着一把铁锄头，每当野狼跃起，他就照准了它的脑袋猛砸一下，直到野狼结结实实地挨到了一下，就再也不往上窜了。此后，我们搬来很多土坯（每块土坯将近20斤重），由老师把土坯举过头顶，狠狠地砸向野狼，直到它再无响动。然后，“白老师”用一根长竹竿绑了铁钩，钩定了野狼，我们同心协力，终于把它弄出了土井……
“白老师”亲自用一把银柄的小刀剥了野狼的皮。他说，解放前，他们家里曾经救护、照应过一个新四军的团长，这把刀就是那位团长临走时送给他父亲的。他还说，这条狼已经很老了，“跃进年”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它肯定吃过不少死人，这种狼的肉最香，火力最大，最补人。
“白老师”把狼肉下成一块一块的，最后留下了一条狼腿。
这天晚上，我们吃到了真正的野味，但是每人吃的却很少很少。原来，狼肉借食堂的锅炖煮，奇特的香气引来了所有在校的男男女女，没等炖熟，就被他们你一块他一块地抢吃起来。“白老师”惹不起任何人，自是不敢说话。眼见着一大锅狼肉就要完结，我们几个只好找来棍棒守着那口锅，哭着骂着，叫嚷着要拼命，最终总算保下了一点点，连一个大饭盒都没能盛满。
第二天，“白老师”向我们请了假。他说，他的父亲是个文联干部，现在正在家里遭受“批斗”。他的父亲身体非常不好，恐怕撑不过去，他要把这条狼腿送回家，给父亲补补身体。
“白老师”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又回到了淮南。
农校在1967年宣布解散，于是以后我又上山下乡，又招工返城，一恍惚过去了十几年。先前我在淮南读书时，曾有一个同学名叫尹忠心，异常顽皮，他在15岁的时候，因撕毁毛Z东画像拿到公厕当手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20年。1982年，这个同学获释出狱。我们在一起喝酒，他谈到一个狱友的情况：
此人自称是定远县某所学校的老师，是个“右派”。他回家探亲，正遇上他的父亲被造反派们给打死了。他手持尖刀找那个造反派头头算账，因此被捕，以“右派份子”原来的罪名，又加上“现行反革命”、“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76年纪念周总理事件发生之后，上级给劳改农场下达了杀人的指标，此人即遭枪毙。新加的罪名是：在牢房里用俄语哼《国际歌》，在思想上勾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暗中无比仇恨M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临刑时，他真的大唱起了《国际歌》，竟被狱警用刺刀挖掉了舌头，满身是血，惨不忍睹。最后，此人身中七枪而毙命，头颅都被打碎了。
我无法知道此人是不是我们的“白老师”。冥冥中，我感觉肯定是他。又是30多年过去了，只要与旧友提起农校，我的脑海里就会反映出当年猎狼的情景，反映出“白老师”的音容笑貌，以及一个无辜的人被残酷虐杀的惨烈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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