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说读书

      我们“老三届”的一代人，在小学、中学时期是奉命读书，读的是苏联的高尔基、契科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外国文学”,以及中国的巴金、矛盾、郭沫若等人的“当代文学”。还有课外读本，如《红旗谱》、《红岩》、《红日》、《艳阳天》等等“革命小说”。苏联变成“苏修”以后，课堂上逐渐消褪了高尔基们的作品。“文革”来袭，中国的文学家无论活的死的大多被打成牛鬼蛇神，连同他们的“当代文学”、“革命小说”尽被扫地出门，全部扫进垃圾箱或是交付给了祝融氏。继后，只剩下《毛主席诗词》、《毛著》叫青少年们必须阅读、背诵，算作“学习成绩”，其他的东西一概是“封、资、修”，一概不许读不许看。“文革”后期，开恩配上了鲁迅的小说和“战斗杂文”，而且必须在政治指导下“正确”阅读、理解与领悟。

      “文革”中，一个以我为挚友的老师对我说：“现在的文化教育，在文学这个方面是‘填鸭子’式的，不论鸭子什么感受，养鸭子的人只管往你肚子里塞。”我们这一代人，甘心被“填鸭子”的人有的是，然而不愿被“填”的也大有人在，我老樵就是一个。

      我与文学结缘是因为我的父亲。幼年，在我能够记事的时候，也就是马路上的广播喇叭里每天都在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淮南西部市民家里还没有电灯，到了晚上，四处一片漆黑，别说电脑、电视，就连收音机都没有，一家人聚在黑暗里，真个是百无聊赖、无所排遣，每当此际，在煤油灯下，父亲就给全家人读书，有《西游记》、《封神榜》、《东周列国志》、《水浒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义妖传》等等。在老人家传统式的如吟如唱、抑扬顿挫的念诵声中，书中的孙悟空、哪吒三太子、伍子胥、鲁智深、赵子龙、白玉堂、白娘子等等鲜活的人物形象与生动的故事情节就映入了我的脑海，随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少年时节，我先是到街头的书摊上看连环画，即老师、家长贬为“小人书”的画册，年龄稍长一点便在家里读古代小说、诗词歌赋一类的东西。从“上山下乡”到返城工作这段时间里，我又开始研读古代史，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到美国作家写的《世界史》，渐次开始研读《史记》、《汉书》、《左传》、《战国策》、《国语》等书。这些书，都是几个年长于我的朋友与我“地下交流”的，其中有一位姓梁的兄长，大我18岁，是谢二矿的中医大夫，他的古籍最多。

      在“红太阳”绝世光芒的照耀下，此际读书如同做贼。20世纪70年代在工厂里，工人们工余时间侃大山、骚扯是无碍的。如果你找一本旧书阅读，一旦被正在积极表现的某一“革命群众”看到，他会直接呵斥你：“这是‘封、资、修’的东西，怎么拿到岗位上看？你想‘放毒’吗？”他一旦检举你，轻者你得写“检查”交代思想问题，重者单位里为你开批斗会，甚至因此送你去“劳教”。

      打倒“四人帮”前后，文化活动百废待兴，书店里、单位的“图书阅览室”里除了《毛选》、《鲁迅杂文》，就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再不就是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的中文画报。因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事情，出了一本《考古》杂志，成了我的最爱，对我以后的考古学识起到了启蒙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稍驰禁忌，出版社开始出版、再版古人学术著作，十三经，以及先秦诸子著作和古人笔记等等古籍。在于我，犹如一直在小河沟里趟徉的人突然扑进了大海，如痴、如醉、如狂、入迷遨游其中。当是时也，我把所有能够抽出来的生活资金都拿来买书了，只要上街，必奔书店。除了单位的工作、锻炼身体，我所有的时间就是读书。

      爱人文英始终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我总是在晚9点到12点读书或是做笔记、写作。盛夏流汗，她为我打扇，或在我的脚下放上一盆凉水。冬日寒冷，她为我加衣，换热水袋……如今，进入电脑时代、网络时代，读书再也不是费钱费事、如此辛苦的事情了。自2006年以来，利用网络下载，我已经建立起庞大的电子书库。包括古代历史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浩如烟海，一个中国人，无论你怎样地刻苦钻研，一辈子都不可能读完所有的古籍。